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西康建省后，出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二刘之战失败的结果，让他更加工于心计，遂有多宝道人之称。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时任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彭焕章：生于四川省永川县。在川军中仅属三线将领，一直留守四川。时任第一六四师师长。
邓锡侯：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时任川康绥靖主任。
潘文华：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刘湘死后，他被推为武德励进会会长，基本继承了刘湘的衣钵。时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康绥靖副主任。
张群：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杨永泰死后，他成为政学系首脑和蒋介石的首席幕僚，在整个抗战中，他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最终，通过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和技巧，成功出任四川省主席，为四川政局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前方战火连天，后方也正沸沸扬扬，不过全是闹事的。
刘湘病死之后，川中群龙无首，众人皆跃跃欲试。原来蜗居西康的刘文辉因此被一些人拥护，所谓川中之位，“非自公莫属”，他由退出四川转为插手四川。
蒋介石知道刘文辉的分量，为了安定后方，在武汉时期就把他召去汉口，又是一起吃饭，又是一起照相，对之“慰勉有加”。刘文辉在四川军政首脑中以擅长政治著称，他立即牢牢抓住这一机遇，回雅安之后，便把他和蒋介石的合影放大，一个连队发一张，以扩大影响，树立形象。
随后拖延了好些年的西康建省也有了着落，刘文辉被正式任命为西康省政府主席，当然这些都并不妨碍他和邓锡侯等人抱团抵制蒋介石。
后来蒋介石得知了他们和龙云缔结秘密协定的内幕，来了个敲山震虎，把几个人都吓得不轻，包括刘文辉在内，还得暗中通过张群求情，以免蒋介石暴怒起来，真开动“虎头铡”。
风头一过，得知是王缵绪告的密，众人都愤怒地跳了起来。而刘文辉除了怒，还有取而代之的心。
王缵绪主川后，上上下下全部换了一批人，位置一共就那么多，这批人坐上去，另一批屁股没着落的人就会跑来喊冤叫屈。王缵绪不胜其烦，瞪着眼说：“现在天都亮了，不要乱想，你们这是到皇城里抓锅盔吃，当心挨柁子！”
后面一句是四川当地话，意思是别想入非非了，当心挨揍。这帮跑官要官的一听可急了：“咦，我们也抬过轿子呀，轿钱不给，还要给我们吃手板呀？”
王缵绪理都不理。
王某现在是四川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好似那泥巴里刚挖出的萝卜，一咬倍儿甜倍儿脆，我怕你们干什么？
王缵绪认为自己能够成功上位，托的是复兴社的福，蒋介石的福，跟四川这些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用不着有所倚靠，非但如此，他还要划清界限。
在大会作报告时，王缵绪公开说刘湘对不起他：我忠心耿耿，甫公还不信任我，派人监视我，忒不地道了。
接着又批评甫系刘、周两个师长，言辞之间毫不客气。
有人劝王缵绪：“刘湘把你提升到军长，又让你做过四川盐运使，官位提了，肥缺给了，也算不薄，他有啥子对不起你？人都死了，何必恶语相加？你批评的那两个师长都手握兵权，你又无力消灭他们，又何必多惹反感？”
这哪里是好意规劝，分明是恶毒攻击啊。王缵绪反感透顶，抗战了，什么都在涨价，就是人越来越贱
，你就不能给我闭嘴消停一会儿？
他一句话把那人踹得老远：“你清楚，还是我明白？你既然这么清楚，为什么不当省主席呢？”
其他师长见王缵绪架势不对，便由彭焕章领着，想去找王缵绪疏通一下。众人在省府等了一个多小时，王缵绪才姗姗而出，开口便说：“现在不来这一套了，你们别想朝我说情！刘、周驻军的地方乃四川富庶之地，如果他们不让开，我的政治就推不动。他们不去前方抗战，老躲在后方干啥？”
彭焕章等人没想到王缵绪竟如此六亲不认，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与王缵绪结下了梁子。
外界因此议论纷纷，不是说王缵绪“老乱”，就是评价他“望之不似人君”。靠着王缵绪得志的那些人觉得不对劲，开始帮他多方设法，以挽回人气。
王缵绪的一位友人是张澜的同乡兼学生，便提出应把张澜请到省府来议事，实际是想造成一种礼贤下士的印象，借此抬高王缵绪的个人声望。
王缵绪同意了，友人提出，是否派车去接，王缵绪沉默半晌，说了一番话，差点让友人石化。
王缵绪说：“我为啥要约他谈？我谈的他听不懂，他谈的我不愿听。我不派车，你就跟他说，让他爬过来吧！”
王缵绪要与四川军政甚至是民间耆老们划清界限，指天打地，一会儿要抓“大烟贩”（指刘文辉，暗指其吸鸦片），一会儿要抓“登
徒子”（指潘文华，暗指其好色），一会儿要打“躺在烟盘子上烧鹅毛扇子的诸葛亮”（指张斯可，同样讽刺他吸鸦片），可谓是四面树敌。
此举乐坏了一个人：“大烟贩”刘文辉。
被刘湘赶到西康后，刘文辉在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进行反思，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衰弱得这么快。
成都武侯祠的一副对联进入了刘文辉的视线：“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自古以来，单靠武力都是不行的。领悟这个道理之后，刘文辉逐渐改变策略，向水晶猴邓锡侯学习，广交朋友，遂得名“多宝道人”。
醒悟过来的刘文辉一眼就看出，王缵绪是在走他的老路，掉坑是必然的，那他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
刘文辉主动参加纪念刘湘的集会，会上发表演说时，首先引用了一句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要追思他同刘湘的感情，见引起了听众的共鸣，他又不失时机地讲到和刘湘曾经的不和，再三说“君子之过如日之蚀”。
这个世上谁没有过错呢，我们叔侄不和，也许双方都有过错，关键是活着的人要知错就改，那他还是个君子。
都与刘湘有过节，可你看看人家多宝道人这张嘴，马上就借着刘湘把自己的形象给树了起来，这就叫做同是一把剑，耍得不一样。
刘文辉“怆然而涕下”，哭
了，王缵绪痛骂加嘲弄，笑了。一哭一笑，得到的反应完全不同。
在甫系军人看来，刘幺爸的哭，表示很成熟，王缵绪的笑，表示不牢靠，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刘文辉有了好感。
甫系将领各有归属，有的属邓锡侯旗下，有的归潘文华掌握，刘文辉趁热打铁，与邓、潘彻夜密谋，商议如何逐王。
邓锡侯恨王缵绪对老蒋告密，险些害他马失前蹄，潘文华除了这些，还有另外的仇隙。比如王缵绪本来说三个月之后就会将省主席还给他，眼瞅着一年多过去了，也没见“老乱”吭个气，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又比如，王缵绪任用人员，很多是复兴社成员或黄埔学生，潘文华亲信及甫系军人因此便被撤换，这也等于是踩到了老虎尾巴。
1939年8月5日，川军留在后方的七名师长，由彭焕章领衔，发出了反对王缵绪的联名通电，公布王缵绪十大罪状，要求蒋介石予以撤换。
所谓十大罪状，其实并无多少能抬到桌面上来讲的理由，大部分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真正有点人证物证的竟然是“侮辱出征军人家属”。
怎么回事呢，是省府举行出征军人家属座谈会。王缵绪出席讲话，兴之所至，对家属们说：“军人出征打仗，这是光荣的，你们在家应恪守妇道。”
随即他指着一个穿高跟鞋的军属说：“你这个打扮就不对，穿
着高跟鞋在马路上摇摇摆摆，是不是想不守妇道呢？”
这个军属立即哭了起来。
王缵绪言辞固然不当，可也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要撤他的职。逐王的这些人全然不管这些，反正左右是要个名义，只要目标锁定，就是躺地窖里也得让你中枪。
电文是七师长发的，根子却出在主席台，而且就在前三排——七师长分属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他们不过是在前台唱戏，后台导演的是前三排的那三个政客。
王缵绪下台，就有一个省主席让谁继任的问题，三人之中，刘文辉和潘文华都觊觎此位，但这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得靠实力说话。
比大比小，潘文华最大，七师长中数他的亲信最多，里面只有一个师长是刘文辉的部下，于是便内部拟定由潘文华出任省主席。
刘文辉起了个头，结果花却没能落到他家，心里当然不爽，可是也无话可说。
在发出七师长通电的同时，潘、邓、刘三部也做了军事上的准备。七师长听命行动，不在成都的往成都集结，在成都的作战时戒备，有的师长连出门会客都改乘大卡车，车上架设机关枪，如临大敌。
四川当地顿时谣言四起，这个传某川军师长要杀进成都，那个传陈诚将派两百架飞机轰炸成都。整个大后方人心浮动，乱成一团。
蒋介石一接到七师长电文，脸色就沉了下来，说：“这几个烂师长又闹
乱子了。”
王缵绪急不可待地要与四川地方“划清界限”，是以为只要有老蒋罩着，便会万事大吉，他不知道老蒋也有很多摆不平的事。
武汉失陷之后，四川已完全成为指挥抗战的中心，以及兵源、粮源的主要供给基地，前方军事又如此紧张，哪里还吃得消再来个“七师长兵变”。
蒋介石急忙指定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出马，由他负责找邓锡侯、潘文华，以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川局。
1939年8月12日，贺国光从重庆飞抵成都。
在七师长电文发出之前，四川的三大政客早就借故分别溜出了成都，刘文辉返回西康，潘文华去阆中绥署，邓锡侯到川东阅军。
贺国光给邓锡侯和潘文华连番发电，潘文华以防务要紧为借口没有回来，只有邓锡侯飞回了成都。
闹事不是目的，仅是手段。既然已惊动老蒋，戏也就没必要演过头，邓锡侯在成都约集众将，要他们维持地方治安，静候“中央”处理，潘文华也向彭焕章等人发出指示，告之前方正在抗战，后方不可“打响”。
七师长于是会集成都听候消息，其中属刘文辉麾下的是刘元塘。刘元塘自会理一战晋升中将后，便被调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三年，从陆大出来，眼界也跟着扩大了一圈，他向刘文辉提出，要求升为军长。
刘文辉把侄子视为中了蒋介石“毒”的人，
刘元塘这么一说，更有“逼宫”之嫌，因此他回答：“你要当军长，只有我让位了，可是你别想错了，军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刘文辉没让刘元塘当军长，只在师长之上多给了一个团。
刘元塘很是沮丧，便把升职的理想放到了出川抗战上，整天闹着要出去打仗，到成都后就不肯再加入七师长团体：我收的不过是白菜钱，干嘛替你们去操那卖白粉的心？
倒是他的弟弟、副师长刘元琮热衷此道，替了哥哥的位置。
有人要退出，还有人要加入。王陵基出川抗战后，其四川保安处长一职由刘兆藜接任，刘兆藜已投于潘文华帐下，但他胆子小，起初不怎么敢闹事。后来一看，七师长发出了这么一个几乎相当于造反一样的电文，不仅没因此得到任何处分，还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这下再也忍不住了。
肉熟了没味，再不插上一腿可就晚了。刘兆藜也跑去跟七师长混在了一起，大家杀雄鸡，吃血酒，结成“七加一”式的联盟。有人前来劝解，就硬邦邦地甩下一句：“一切要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先下台再说。”
官不在大，有权则灵，或者换句话说，有军权则灵，王缵绪贵为四川省主席，可在这帮人眼里，也不过就是个即将下台的小丑罢了。
这八个带头的，再加上其他起哄的，看热闹的，总共有二三十个，每天聚集在彭焕章的师部，或吞云吐雾，或推推麻将，或酒肉征逐，或谈古论今，那个放松与惬意。
幸福是什么，猫吃鱼，狗吃肉。“七加一”里面，除了刘兆藜，其他人原先在四川军政界都谈不上什么地位，现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四川到国内局势都得跟着他们转，看他们脸色行事，夫复何求？
王缵绪众叛亲离，落到了比当年王陵基还要不堪的地步。邓锡侯明确宣称：“王老幺一定下台，就看下文如何分解了。”
曾被王缵绪赐以“爬”待
遇的张澜也说：“王缵绪以为反对我，压迫四川军人，就可以博得蒋介石的欢心，在四川便可长命富贵。可是他不知道，只要大家不同他合作，蒋介石就必然只能牺牲他，王缵绪真愚蠢啊！”
贺国光在成都无力回天，一再悲叹：“四川情况复杂，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如何搞得好哟。我的行辕尚在成都，他们都不理会，以后只能看委员长如何决定了。”
蒋介石如何决定，还得看王缵绪如何处置，看他能不能稳得住川局。
答案是否定的。王缵绪的嫡系人马已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他在四川等于是光杆司令，只有整军会议时编为保安队的一些老部队可为依赖，就是这些部队，还在刘兆藜名下。
当周围的川军各部陆续开拔，向成都逼近之际，王缵绪根本无力应战。与此同时，第二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许绍宗向重庆军委会发出电文，称他当代总司令已当了一年多，而按照相关规定，代理六个月就可以补升总司令。
许绍宗说，要么给他转正，要么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脱离第二十九集团军。
听到这一消息，王缵绪有种一篮子鸡蛋全要碎光的感觉，便情愿舍省主席不当，自己出川抗战，以保住集团军总司令一职。
1939年9月7日，蒋介石电召王缵绪飞重庆。事前，他已知道王缵绪愿意出川抗战，便安慰王缵绪说：“你到
前方把你的部队整训一下，我让人代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
对蒋介石来说，现在棘手的已不是让王缵绪下台，而是新的省主席人选。
潘文华、刘文辉都想要这个位置，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两人都不称职：潘文华诚如王缵绪所说，已由昔日勇将变成了好色的登徒子，精力很差，难以应付川省繁重的公务；刘文辉则是心怀叵测，犹如刘湘第二，变着法都想在后面搞点事出来，蒋介石对他最不放心。
蒋介石的方案是让张群主川，这一意图甫一流露，邓、潘、刘就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他人直接告诉张群：“你现在主川的时机还未成熟。”
蒋介石闻悉后，电召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来渝。见面之后，他先好言安抚，说王缵绪不称职，我一定予以撤换，但时局艰难，还希望大家风雨同舟、共挽危局。
接着个别沟通，其实主要是跟潘文华和刘文辉沟通。
蒋介石问潘文华：“四川人为什么不满张岳军（张群的字）？”潘文华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所以无感情。”
在召见刘文辉时，蒋介石便问他：“你们主张川人治川，张岳军川人也，你们反对，说彼此没有感情。王缵绪也是川人，你们在一起多年，为何又反对？那么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才适合？”
刘文辉倒想说他自己最适合，但又不便直接讲出来，灵机
一动，施展出他的演说功力，洋洋洒洒地讲了一段典故。
刘文辉说，自古治蜀有名的，公推二人，一为西汉时的文翁，一为三国时的诸葛亮，如今四川各地的很多庙用于纪念文翁，川康农民头包白布，则沿袭于当年民间为诸葛亮挂孝。
刘文辉越说越得意：“文翁是安徽人，诸葛亮是山东人，都不是川人，可见无论是谁，只要爱川民如子，川民便敬之如父，与出身籍贯何关？”
多宝道人如此引经据典，是为了回应他为什么要反对王缵绪，孰不料话一多就有了破绽。
蒋介石听后沉思片刻，过了一会忽然开口：“既然这么说，只好由我来兼任省主席了，以贺国光任秘书长，代行职务。”
你不是说了吗，只要“爱川民如子”，可以不管出身籍贯，蒋介石是浙江人，你敢说不符合条件？
刘文辉没想到蒋介石还有这一手，顿时呆住了。
作出这一决定后，蒋介石又单独召见潘文华，对他说：“省主席一职，本来要借重你来担任，但是大巴山防务很重要，关系国家安危，恐怕你难以兼顾。因此由我来兼任省主席，一俟时局稍缓，这个位置仍然留着给你。”
潘文华的反应也跟刘文辉一样，哭笑不得。冠冕堂皇的理由原本都是他们用来对付蒋介石的武器，不料老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来堵住了他们的嘴。
再复杂的表情，也难以掩盖
毫无准备的智商，潘文华手足无措，脑子里有如一团乱麻。蒋介石那里则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国防部已经敲定，要向大巴山工程增拨十万元工程款，你回去后要认真把工程搞好……”
川局再度得以恢复平静。王缵绪卸任离乡，临行时他向蒋介石提出，想把保安处的那些老部队收回，随其一道出征。
蒋介石抱着多少有些亏欠王缵绪的心情，当即照准，一下子拿出四个旅的番号，并指示四旅编成后，军官的选任可由王缵绪全权做主。
各人有各人的算盘，王缵绪能保住集团军总司令，已觉得庆幸不已，蒋介石还能如此额外“开恩”，让他几乎感激涕零。
真的猛士，要敢于面对扯淡的人生。1939年9月16日，王缵绪在成都发表谈话，自动辞去省主席，随后启程赶往前线。
蒋介石担任川省主席，只是在无法可想之下的权宜之计，纯属过渡性质。有人曾对他说：“你现在已兼任行政院长，不适合再兼四川省主席啊。”
蒋介石的回答是：“行政院长我可以不做，四川省主席不能不兼。”
事实上，蒋介石一共到省府才三次，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实际主持川政的是秘书长贺国光。
贺国光是个老好人，正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典型，到任之后到处有人给他捣乱。
1940年10月，四川省参议会开幕，贺国光与会作报告，议员们当众进行严词质询，有理没理都挑出来讲，让贺国光大感窘迫。
蒋介石过渡，是要为一个人做阶梯，他当然不是贺国光。
自从杨永泰去世后，张群便成为了新政学系的核心。他是那种远看青山绿水，近看呲牙咧嘴的人，不深交的话，你也许会把他和贺国光等人混淆，熟悉了才能领教其厉害之处：只要他认准目标，便会一点点去尝试接近，时机一旦成熟，就会像瞬间脱离枪管的子弹，没有任何弧度地直击靶心！
张群，正是蒋介石要扶上去的唯一人选。
张群自认与邓汉祥私交很好，以前也给过邓汉祥许多方便，但想不到抵制他主川的，正是这位仁兄。
是个人，都会感觉很受伤害，张群曾对别人说：“鸣阶（邓汉祥的字）与甫澄和我同是朋友，何以竟厚于彼而薄于此？”
邓汉祥听人转告后说：“这只能怪他们手艺太瘟，刘湘尸骨未寒，猫儿哭死鼠，也要假装一下慈悲。他们不思如何吊死慰生，便迫不及待地发布新命，为所欲为，以致群情惶急，不可终日，乃是咎由自取，跟我搭什么界！”
邓汉祥尽管振振有词，但他后来的一系列举动都表明，他始终站在地方利益的角度处理问题，并没有脱离大部分川康实力派的思维模式。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刘湘去世后，职业幕僚出身的邓汉祥已把川康团体当成了刘湘的影子，他的使命就是继续为这一团体服务，当然也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
后期的邓汉祥被人称为是四川政坛的“滑猴”，几可与邓锡侯水晶猴子的外号相媲美。邓汉祥，原本智者也，然而世人不管智者愚者，说穿了都是井底之蛙，不过是有的井口大，有的井口小，邓汉祥站在他那口井下，就只能看到那么点天空，这实在也怪不得他。
张群要做的，不是跟邓汉祥怄气，而是要探寻一下，双方有无化敌为友、进行合作的可能。
探寻的结果是：有！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可以驱走王缵绪，可是如果他们要与蒋介石在官场上单挑，谁也不是对手，特别是王缵绪揭发密约一事后，这三人整天忧心忡忡、惴惴不安，不知道蒋介石下一步会走什么棋。
张群及时抓住这一机会，以邓汉祥牵线，
发电邀请三大政客飞赴重庆。
这是张群与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第一次见面，张群首先表态：“我愿意同大家合作，在中央地方兼顾的原则下效力桑梓。”
场面话的背后，就是说他愿意利用其特殊身份，为邓、潘、刘提供保护。参与签订密约的四个人都放下了心，回成都后，邓、潘、刘发表联合谈话，说：“张岳军（张群）到渝未久，对川康军政已然明了，然而虚怀若谷，每天必要和我们见面，见面必谈数小时……”
自此以后，邓、潘、刘对张群的态度大为改变，由坚决拒绝转向加以利用。
蒋介石获悉密约一事后，只对邓汉祥略有惩戒，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与张群一拍一档，给张群制造机会。
经过密商，蒋介石发起组织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包括邓、潘、刘在内，两省九十多人被列为委员，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长，邓汉祥为秘书长，实际由张群负责主持。
张群借开会之机，游走于幕后，与川康实力派打交道，大家一回生两回熟，关系益见融洽，慢慢地从“无感情”进入“有感情”。
蒋介石见张群已经打开局面，认定瓜熟蒂落，于是致电邓、潘、刘，说他要务繁忙，难以再兼顾川政，拟由张群继任川省主席。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再加一个邓汉祥，聚在一起讨论，对张群究竟是“迎”还是“拒”。
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上，邓、潘、刘已知其掌控川局的决心，反正哥仨谁也当不成省主席，与其让给与自己没有交情的人，倒不如选张群，因此一致表示欢迎。
1940年11月15日，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贺国光此时早已疲惫不堪，正好借机会请辞，由邓汉祥接任秘书长。
尽管川康实力派中的首脑已经点头，一些闲着没事做的小喽啰仍不免要跳出来搅局。对他们而言，有时候吃不是饿，只是嘴巴寂寞而已，他们的爱好就是唱唱歌、吓吓人。
张群就职的当天深夜，成都满城张贴标语传单，全是反对张群主川的，而且出语龌龊，竟然辱骂张群为龟儿子。张群看后脸色严峻，但他在公开场合不露声色，只安排警察局明察暗访。
事后得知，幕后主使为前成都市长杨全宇。杨全宇先前被贺国光给撤了职，唯恐天下不乱，属于一个十足的无聊政客。杨全宇自己的屁股也并不干净，他在四川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仍大肆囤积谷物，以图谋利，被重庆军委会给逮个正着。
张群毫不手软，他致电蒋介石，认为“不杀杨全宇则物价殊难稳定”，杨全宇遂被处以枪决。
有人说张群“外宽内忌”，然而要都像贺国光那么老实温厚，又如何治得住周围这么多鬼精的各式人物。在省议会的茶会上，张群公开表示，他追随蒋介石数十年，已然决心以身殉葬。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就是要告诉诸位：哥生下来就没想过能活着回去，肉搏还是血拼，你们自己选！
张群主川期间，正值抗战进入极其艰难时期，前方要征集兵员，供应军粮，后方政治环境复杂，派系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川局混乱，影响抗战，所以他肩上的责任非常之重。
张群身材不高，然而本人很注重仪表，平时不苟言笑，一看就知道是一位饱阅时事的朝廷大员，他能成为蒋家的御用宠臣，除了严格遵循蒋介石对下属“不用私人，不许贪污”的教条外，其政治活动的能力和手腕，亦不在杨永泰、邓汉祥等诸人之下。
到职之后，张群在省府组成人员上进行了精心安排，给邓汉祥以施展的空间，同时利用自身特殊地位，尽力拉拢以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为首的川康实力派，以稳定地方。
为与潘文华交好，除由孔祥熙出面与之换帖结为兄弟外，张群也注重加强与潘文华的私交。有一次私下交谈，张群从怀中取出一个烟盒，外表十分精美，潘文华大加称赞，张群立即举以相赠。
三大政客之中，唯一没有出川抗战的只有刘文辉。刘文辉精明得很，他自己不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出来。他的侄子刘元塘闹着要出川抗战，蒋介石已给以军长名义，刘文辉以防备藏军为由拦着不放，仅让刘元塘带走了一个团。
知道刘文辉在意的就是他那一亩三分地，张群便尽量不去触碰刘文辉，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而且很给刘文辉面子。
某天，刘文辉告诉张群，说他的部将陈光藻想进来谒见，请张群预约一个见面时间。张群马上说，不用预约，今天就好。随即邀请陈光藻共进午餐。
久而久之，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都把张群视为自己在蒋介石跟前的保护伞，为免遭到蒋介石的整治，不仅不同张群捣乱，还为征兵征粮出力不少。
张群兼顾各方，对四川遗老们也不敢怠慢。某日，张群送客人去机场，客人去后，他才闻知张澜将来成都。
当时客机很少，重庆至成都只有一架客机往返，来回需耗时两小时，张群日理万机，但为了不失礼于张澜，仍执意站立等候，一直等到张澜下机，两人握手言欢。
张澜感慨系之，说：“四川的事，要张群来才有办法。”
张澜的话并非过誉，仅就个人操守而言，张群就有人所不及之处。他为官清廉，入主川政之前，在成都没有私宅，到任之后，借住的还是郭勋祺的房子，直到省府出资购置一院作为其官邸。卸任了，张群又把官邸交还省府。
像张群这样级别的官员，除薪俸外，都有“特别办公费”，机关越大，经费越多，编制外人员的薪金和某些特殊支出皆从这里开支。张群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抠门”，“
特别办公费”每月都有节余，身边人员能得到的额外油水很少，他的秘书和副官拿到的都是最低生活费，以致市场物价飞涨时，常有生活无法维持之感。
在政务上，张群很是勤恳。他告诫下属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大家要以国事为重，力求做到当日事当日毕。”
张群一方面注意倾听和吸收下属的意见，能够做到从谏如流，但遇到看不惯的，也常常压制不住火气。
有一次开行政会议，某征收局长叼着长烟杆吸烟，正好被张群看见。他在主席台上厉声发问：“那是谁在会场上抽烟？”
征收局长还不知道说的是自己，尚东张西望，张群见状更为愤怒，立即用手指着说：“就是你！”
一面呵斥，一面让此君站起来，全场为之肃然。
张群认为行政会并非务虚会，必须议事决断，因此他无法容忍与会者的漫不经心。某县长出席会议时，在座位上微闭双目，张群直接给出评语：“朽木不可雕也！”
另有一次，也是在行政会议上，一县长忽然离席朝张群耳语，张群听完连连摇头，此人只得退归原位。
张群在会议结束时道出了缘由，原来这位县长是想向他请假，以便参加同乡会的宴席。
张群拍案而起，指名道姓地加以怒斥：“这真是太荒唐了！你来开行政会议，精神就该集中于此，今天反舍此而顾他，本末倒置，像你这样糊
涂，这样不识大体，还配做一县之长吗？”
张群在与邓汉祥闲聊时，也承认自己易动肝火，这是他的短处。张群的补救之法是，在怒气未平之前，对任何问题都绝不轻作处理，所以他因感情用事而造成的失误较少。
张群入主川政后，四川政务趋于正轨，人心渐安，为抗战提供了稳固而有力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