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惟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树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狄仁杰传》）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辅进入豫州后，大肆屠杀降众，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遭狄仁杰严词拒绝。张光辅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狄仁杰也愤然而起，对张光辅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如今一个李贞死了，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张光辅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张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你放纵邀功之人，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冤声沸腾，上彻于天。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我虽死如归！”张光辅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言以对。
过后，豫州百姓被株连者又达六七百人，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狄仁杰有心拯救他们，所以一再推迟刑期。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可要是不奏，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体恤百姓之旨。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撕了又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狄仁杰这道奏书有两点非常聪明：一、以密奏的形式呈上，不会让武曌难堪；二、给武曌戴了一顶“体恤百姓”的高帽，让她不做好事都不行。后来，武曌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些人经过宁州时，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啊！”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到达流放地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很不以为然，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对前任说：“贼人还很远，何必这么紧张？就算贼人来了，我自能应付，没百姓什么事。”及至叛军退却后，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
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然而古往今来，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实在是太稀有了。老百姓碰上这种官，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形同中了福利彩票；碰不上，实属正常现象，没什么好委屈的。几千年来，老百姓碰上贪官、恶官、昏官的概率，绝对要比碰上好官和清官的概率高得多。在这一点上，今天和古代似乎也差别不大。所以时至今日，“清官情结”才会依然盘桓在老百姓的心里，千百年来挥之不去。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下，政声卓著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担任鸾台（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一年，狄仁杰六十八岁。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第一次拜相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可短短三个月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旋即贬为彭泽县令。此刻狄仁杰再度以宰相身份重返帝国朝堂，两鬓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但是匡复社稷，重振朝纲之志，却依然在他的胸中翻涌沸腾。
当然，身为武周宰相，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武周的朝纲；但是作为李唐旧臣，狄仁杰真正要匡复的却必将是李唐的社稷。
这将是狄仁杰余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称“金轮圣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励，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二万六千余人为武皇再献尊号，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帽子一顶比一顶更大，媚态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让武承嗣极度郁闷的是，武皇把这些高帽都笑纳了，却绝口不提立储之事。这情形就像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款，却一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
眼见武皇春秋已高，而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武承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他终于卯足了劲儿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武承嗣收买了许多武皇身边的人，天天跟武皇吹风：“自古以来的天子，从没有立异姓人为储君的。”言下之意，只有武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武皇听完后只是笑笑，始终不肯表态。
对武曌来说，“立储悖论”始终是她无法突破的困境。又或许在她看来，引而不发，悬而不决才是人君掌控权力的最高境界。换言之，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饽饽始终捂在手心里，她才能永远握有主动权。
可无论如何，这香饽饽迟早有一天是要给出去的。
这件事可以拖延，可以逃避，却不能当它不存在。
所以，一天不确立储君，武曌的心里其实和别人一样——一天也不得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上场了。他对武曌说：“文皇帝（太宗李世民）栉风沐雨，亲冒锋矢，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李治）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如今却想把江山传给外族，这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况且，姑侄和母子哪一样更亲呢？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倘若立侄，则从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后，把姑母供奉在太庙里的。”
其实，狄仁杰的这套说辞和当初的李昭德如出一辙，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有些时候，把同样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却不见得是多余的。再者说，狄仁杰的人格魅力也和李昭德不同。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经常会碰见这种事情，同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甲说的我们听不进去，偏偏乙一说我们就觉得十分顺耳。眼下的女皇武曌也是，狄仁杰在她心目中的份量非他人可比，他的话自然也更有力量。所以狄仁杰一开口，武曌事实上已经听进了大半，可她嘴上还是不愿示弱：“此乃朕之家事，贤卿不必操心。”
狄仁杰寸步不让：“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哪一样不是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本来一体，况且臣备位宰相，岂能不操这份心？”话说到这，狄仁杰索性亮出底牌，请求武皇召回流放房州的庐陵王李哲，以安天下人心。
随后，老臣王及善等人也都和狄仁杰统一口径，屡屡对武皇发出劝谏。武曌更是心烦意乱，内心的天平开始朝儿子这边倾斜。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某一天晚上，武曌忽然做了一个怪梦，次日便召见狄仁杰，非常困惑地说：“朕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在空中飞翔，后来却两翅皆折，再也飞不起来，这是何故？”
狄仁杰一听，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答道：“武（鹉）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
武曌脸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若有所悟。
人老了就容易迷信，容易受神秘事物影响。对于这个怪诞的梦境，除了狄仁杰的解释，武曌自己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所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武曌彻底打消了立武家子弟为储君的念头。（《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然而，不立侄子是一回事，什么时候立子，要立哪个儿子又是另一回事。武皇时年已经七十四岁，万一没来得及立储就驾鹤西去，那帝国的政局可就危险了。
其实，担心武皇身后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狄仁杰这样的正直朝臣，就连武曌的枕边新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极为忧虑。当然，他们担心的不是政局，而是他们自身的命运——万一老太婆哪天两腿一蹬，咱哥俩要靠什么混饭吃呢？
二张的这层恐惧被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当初一举把来俊臣送上断头台的酷吏吉顼。
这几年，吉顼已经成功转型，不再当那种没前途的酷吏了。他一方面和张氏兄弟打得火热，所以总能通过他们及时摸清武皇的心态，另一方面，他又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和演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观察，吉顼得出结论——未来的天下必定复归李唐。所以，要想确保日后的荣华富贵，就必须拥立庐陵王复位，籍此捞取政治资本。
兹事体大，吉顼当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因此便把目光锁定二张，决定通过他们向武皇施加影响。某日，吉顼用一种闲话家常的口吻对二张说：“你们兄弟享有如此的富贵和恩宠，一不靠功业，二不靠品德，天下对你们侧目切齿的多了去了。如果不立大功于天下，何以自保呢？在下真是替二位担忧啊！”
吉顼一番话，准确命中二张的伤心处。二张哭丧着脸求他指一条明路。吉顼不慌不忙地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主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岂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二张一听，顿如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盏明灯，旋即依计而行，天天在武皇耳边吹风。武曌料定这两个绣花枕头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这主意一定是吉顼教他们的，随即召见吉顼。吉顼好不容易得到了表态的机会，立刻施展他的滔滔辩才，反复为武皇分析利害，终于彻底打消了武曌残存的疑虑。
至此，女皇武曌总算打破了困扰她许久的“立储悖论”，决定把储君之位传给儿子。
帝国的未来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走向。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在这件事上，转型酷吏吉顼和一代名相狄仁杰居然同样立下了赫赫功勋。
当然，二者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狄仁杰纯粹出于公心，吉顼仅仅是出于私利。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驾长途跋涉的马车悄悄驶进了洛阳，然后穿过人潮拥挤的天门大街，径直驶进了皇宫。
车上坐着庐陵王李哲的一家人。
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被赶下皇位贬出东都算起，到这一天归来为止，李哲与洛阳已经阔别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人生有多少个十四年？
李哲不知道。
他只知道，被流放的那一年他还是个血气方刚英俊挺拔的年轻人，而现在已经是一个满面风霜身体发胖的中年男了。在历尽沧桑的十四年后，重返洛阳的李哲真是充满了一种劫后余生，恍如隔世之感。看着洛阳城内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望着太初宫华丽而森严的九重宫阙，李哲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淌下了两行清泪。
然而在感慨之余，李哲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困惑。
因为母亲武曌是以“庐陵王有疾，应回洛阳疗疾”为由把他暗中召回来的。
母亲这么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扇缓缓打开的宫门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李哲的内心一片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