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一个深夜，马占山离开黑河驻地，带着他的卫队在齐市车站下车。
黑河这个地方，我瞪大眼睛在黑龙江省地图的边缘角落上才找到，就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上。
不用说，此地交通非常不便，而且由于任命通电已发，路上安全也成了问题。马占山实际上是沿江（黑龙江）绕了一大圈，最后通过哈尔滨，才坐火车秘密到达齐齐哈尔的。
迎接他的只有副总指挥谢珂和少数几个军政要员。
因为其他人早已逃往了哈尔滨。
作为一个原生态东北人，马占山却生得个子瘦小，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东北大汉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校园里遇到东北同学，发现他与“大汉”横竖搭不上什么界，那你就可以查查他的家谱了，看看此君百年前的祖先是不是闯关东的。
因为我们已经屡试不爽。
前面张作霖如此，后面马占山亦如是。
马占山的祖父就是从河北逃难来到东北落户的。
闯关东的是好汉，他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到哪里。
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同样有过上山落草为寇的经历，他小时候给蒙古人放牧，练过马术，以后加练枪法，史载“精骑击”。
奉军将领“精骑击”的第一人，应该是大帅张作霖。但如果抛去名望地位和成就，单论功夫，第一人的桂冠应该属于这个小个子马占山。
“骑击”到了马某人这里，已经成了一种艺术。
《火烧圆明园》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忘的镜头，那就是僧格林沁的马队冲击洋枪队的场面。
马占山具有高超的马术和射术
眼看骑在马上的兄弟被秋风扫落叶一样从马上干下来，心里那个着急和郁闷。
突然，有个看上去已经“死逑”了的骑兵迎着洋兵们冲过去，但见他脚挽马镫，脑袋垂于马首之下，身体则挂在马肚侧面，一下子令洋兵失去了射击目标和角度。
说时迟那时快，战马已飞奔到位，骑兵一跃而起，手起刀落，骄横的洋兵应声栽倒。
全场观众一片叫好。痛快啊。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马术中的“镫里藏身”。别说普通人，就是骑兵中会这一手的也是凤毛麟角。
马占山比这个还牛，他能藏在高速奔跑的马肚子下面给敌人点名，用枪，且百发百中。
其人不仅艺高胆大，而且为人极重义气，有“侠肝义胆”之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助的手，那就不叫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老贼头”张海鹏曾同为吴大舌头所赏识和提携。
每念及此，都会让人不由得感慨，怎么着也算是师兄弟，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不能为降将军
此时，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正沉入一片夜色的迷茫。
它或许还在疑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北“小汉”是否真的能力挽狂澜，解东北于倒悬？
马占山一到齐市，面临的首要困难还不是备战，而是人心惶惶。
原来的一把手都带头逃跑了，每个人便都有了逃跑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证明，有魄力和没魄力就是不一样。
马占山即刻拿起万老爸的鸡毛，给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儿子发去了一支令箭。
江省指挥部致万国宾电：“万福麟长官有令，擅离省城者以弃职潜逃论罪。”
看到这个电令，公子哥只好灰溜溜地从哈市返回齐齐哈尔。
万国宾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已逃的纷纷返回，想逃未逃的则赶紧收住了脚。
接着，马占山又重新任命了省府秘书长。三拳两脚，总算把齐市乱纷纷的社会秩序给稳定下来。
最酷的是他以黑龙江省代主席身份发表的《抵抗宣言》。
全文如下：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而后凡侵入我（黑龙）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儿。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一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两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辩称：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到省城去躲一躲的。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枪支弹药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失去了信心，看来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
谢珂破坏三孔桥梁正好给他找到了借口，师出有名了！
其实谢珂就算不这么做，关东军只要想进齐齐哈尔，理由仍然遍地都是。实在不行，就像皇姑屯、柳条湖那样，自己炸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还不一样可以赖人。
多门下面的文章全是围绕着江桥做的：桥不好，我有理由出兵；桥好了，我更有理由运兵。
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奉命来见马占山，要求由“满铁”负责修复江桥。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江桥不能使用，导致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象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被破坏的江桥桥面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碴儿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儿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没有谁能欺负土匪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齐齐哈尔的借口。
10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满铁”工人和武装日军气势汹汹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滨本第16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在他眼里，自己的对手东北军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军队，只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而已。
东北的征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连那些所谓的“士官系”军官听到关东军杀来，也是抱头鼠窜，老早就撒丫子跑没影了。看上去，他们似乎不是比谁更像勇士，而是比谁更像逃跑冠军。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依我看，这种狂劲，都是让形同幼稚园一样的北大营给惯出来的。
在到达江桥之前，他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滨本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比北大营的东北军更烂更没用的“支那”部队而已，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显然，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北大营时期”。
他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并不是北大营的将领。
他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有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琢磨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儿“镫里藏身”，不过他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马占山和张作霖都是土匪出身的将军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铁路为基线，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全部人马都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
打仗不是过家家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这时候中国已向国联递交诉状，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打赢国际官司颇具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你思维的绝不应该是单纯的长官意志，而必须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马占山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可不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扛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做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此前，东北军步兵精锐，超过一半都在关内，关外的那一半，有的当场被关东军给灭了，大部分则早已撤往锦州至山海关一线。
省城能打一打的，主要是徐宝珍的卫队团。除此之外，还能从边境临时调集到一些部队，但能不能上阵杀敌还很难说。这中间又有一部分是骑兵。这些骑兵部队威风倒是威风，但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两千万，也不是两百万，连二十万都不是。
只有两万。
当家当到这个分儿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作了准备，态度强硬，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见。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副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在“满铁”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部队全部撤到大兴站。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十五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十八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时空错位
东北军已经在撤了，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在大兴站前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不过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就在东北军撤往大兴的前一天晚上，滨本曾派出侦察分队，坐着小船潜入对岸。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作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滨本联队一个中队率先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偷袭北大营的也是一个中队，不过那是铁路守备队，现在则是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什么理由搞不定呢？
看起来，对方果然未作任何防备。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也许“支那人”还在营地里睡大觉呢。这使进攻的日军大大降低了戒备心理。
一直以来，仙台师团在东北的作战经验都可以简单归结为：打仗跟玩儿似的。
日军过桥时轻松得有如散步
可惜，这次他们要把自己的性命也一起玩儿完了。
担任正面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未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他们。
没有动静，只是日军还在十五里范围之内，马占山传下的命令是：超出一里就开火。
在中国，东北大汉那是跟山东大汉齐名的，说起来都是有点腱子肉的高大威猛汉子。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便差点把这个招牌砸得稀巴烂。
人家打你左脸，你伸右脸，要那一身腱子肉有甚用？
屈辱、悲愤、苦闷，无时无刻不包围和困扰着东北军中真正的热血男儿。
史上只有降将军，无降典吏，更无降士兵。
这次，黑龙江的东北军终于决定雄起一次，他们要挺起腰杆来走路。
说好退出十五里的范围，可是日军脑子里显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十五里，十六里，开火！
“偷袭者”毫无防备，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地上就血肉模糊地倒下一片。
滨本联队被打蒙了，他们好像进入了时空错位。
不能够啊，“支那”部队竟然会主动朝我们开枪，不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吗？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只得停下来，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点忙，以减少地面损失。
没想到的是，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东北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捷克式机枪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滨本，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么巨大。他认为，先头部队的失败，仅仅是个意外。
怎么回事，离大兴站明明只有两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一个中队不够，派大队吧。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大队长终于明白了中队长的苦恼。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大队长权衡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中队做不成的事，换了大队，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后，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马占山说我退十五里，那是有讲的。
滨本联队使用的是“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十六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
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掉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急得直跺脚，可就是帮不着步兵一点忙。
大队长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代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大队长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铁路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可是他想到的，马占山也早就想到了，后者在烟草地里埋伏了一个连。
一个连能有多大威力？
这可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一个火力超猛的机枪连。
绕袭的日军大队中也有一个机枪中队（相当于中方的机枪连），可仍然跟它没法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个连一百多号人，几乎是人手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黑夜中，忽然从烟草地里飞出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却首先报应到了自己头上。
步兵干不过机枪，自己的机枪连又不是对手，只得狼狈退回南岸。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枪支弹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高官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前线官兵发枪发饷。
不过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照葫芦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作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得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克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捷克式机枪的性能和杀伤力都要超过日军的歪把子机枪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关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只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既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一百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一百挺捷克式机枪就是一百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又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老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一百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九十九挺。
这九十九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以退为进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的传言，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背后有苏联人撑腰。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仙台师团的报告后，认为还是仙台师团打得太过保守，光出一个大队，你怎么干得过“苏联武装”呢？
于是他脑袋一拍，也不跟多门商量，便自顾自地抽调了一个大队到江桥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力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会输给马占山。
仗之所以没打好，主要还是炮兵的掩护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滨本亲自赶到前线。
正好这时候，铁桥已能部分使用，马匹可以拉着炮过江了。
滨本大为兴奋，命令联队副参谋长田畑新一率队过江。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田畑君。
炮要过江，人要过江，再加上其他武器辎重，连铁桥一时都不够用，只好另外在江面上搭设了两座浮桥。
就这样还是不行，滨本索性把橡皮舟都翻出来，以缓解拥挤不堪的“交通状况”。
先前是一个大队，现在是一个联队。人数多了，火力强了，攻势自然也比前一日更猛，守军压力陡然增加，伤亡不小。
形势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直接观察，作出相对最准确的判断，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车，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袭击。
马占山座驾后跟着一辆卡车，车上有一个机枪组，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挡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在机枪组的掩护下，他冒着飞机的枪林弹雨冲了过去。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二十九个弹孔，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决定放弃一线阵地，退后八百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招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在马占山放弃一线阵地后，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现在得抓紧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二百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
滨本没有想到，这“白捡”的八百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钓大鱼的口袋。
在退至二线阵地后，马占山一直在观察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因为后者的战线拉得过长。
日军向大兴阵地发动进攻
这有什么弊端呢，就像面团，堆一块儿的时候怎么揉都还在一起，等到变成长长一条，随便选哪一处，轻轻一掐就能掐断。
十八里的长度，足以把一个联队拉成一根油条。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在江桥，马占山总共集结了五个步兵团。可是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必须留有后招，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得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是为了示敌以弱。
在卫队团后面，他储备了足够多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滨本以为他人多势众，但当马占山把二线阵地的部队增加到两个团之后，兵力优势立刻不见了。
再用炮。马占山也把自家一直舍不得用的炮兵搬了出来，东北军的装备并不亚于关东军，野炮、山炮、迫击炮一起上，双方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有人有炮，二线阵地又相当坚固，日军攻得十分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的伤亡代价。
担任前线指挥的田畑急得疯劲大发作，身为联队副参谋长，竟然亲自绑上炸药，指挥敢死队不要命地往守军阵地上撞。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他自己是不会真的第一个上前“玉碎”的。
这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不是在伊拉克阿富汗街头，因此这些浑身绑着炸药包的肉弹往往被守军提前击中，提前报销。
其实日本人主要看重的也就是这种肉弹精神，至于效果如何，则另当别论，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便有了那个拿脑袋撞石头的神风突击队。
日本人有肉弹，中国人有血肉。
阵地刚刚被打开一条缝，马上就有人舍生忘死地上前填补，又重新把缺口缝合上了。
不过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二百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发作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就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短兵相接，二杆子们赶快亮绝活。那就是拼刺刀。
拼刺刀，俗称肉搏，通常属于战斗中最刺激的一幕。建议有心脏病、高血压病史者免看。
其实，要放在冷兵器时代，这类枪刺刀砍的，还都算是小儿科。只是到了近现代，喜欢并热衷于此道的不多了。
日本军人是个例外。他们平时接受的教育，就是精神万能，有进无退。
拼刺刀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玩意儿，显然很符合这种胃口和虚荣心。
连日本的三八大盖，也是专门为此量身打造的。枪身和枪刺加一块儿特别长，拼刺时很能占点便宜。
可他们这回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对方比他们想象得还要火暴：你不是要玩儿刺刀吗，老子奉陪。
失地之辱，守土之责，早就让这些东北军人憋屈得不行，个个眼睛仿佛都要喷出火来。
勇士们挺起刺刀，呐喊厮杀。
管你是什么宝贝货色，脑袋一样会掉，身子也照样可以扎得通透。
自称不怕死的遇到真正不要命的了。
风向突变，马占山一个反攻把滨本打得连连后退。
马大帅的饺子
岂止是“退”，接下来还要“断”。
在双方步炮互搏的同时，借助夜色掩护，萨力布团从两侧悄悄迂回过来。
北岸前线的日军被其一刀斩断，“头”“尾”分割两处。
“头”是指田畑亲率的一个步兵大队，被马占山的两个步兵团紧紧缠住。
“尾”，指的是北岸桥头的留守部队。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信兵，他们并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地弄了个工事掩体，紧急情况下无人进行组织，成了一堆乱哄哄的苍蝇。
迂回过来的萨力布团俨然就是打苍蝇的拍子。
这个团是个骑兵团，原本以为骑兵要当步兵用，自己也觉得人才浪费。
好在马上就要真神归位了。
骑兵团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儿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账了。
骑兵们驱马挥刀，在岸边对着日军一顿乱砍，咔嚓咔嚓，杀了一个过瘾。
辎重兵们哪里经得住如此凶悍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骑兵控制住北岸后，炮兵也跟了过来。
江上所有的运输工具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炮火打击，铁桥被炸坏，浮桥被炸断，连江面上的橡皮舟也被炸得没了影。
这时候舟桥上尚有三三两两的零星日本兵，见炮弹突然飞过来，躲都没地方躲。当场被炸死的倒也算了，最倒霉的其实是那些反应快的家伙。
他们跳进了江里，以为可以活命，却不知道受的是活罪：江水冰冷刺骨，别说想抓块破船板漂一漂了，就算会游泳的，多半也得被冻成木乃伊。
等到田畑拼死拼活地退到江边，他才发现，自己的后路已被马占山给完全切断了。
事到如今，田畑只剩下两个选择。
一个是跳入江中，其结果，不是冻死，就是给东北军的枪手当靶子。虽是殊途，实为同归。
另一个，就是返身寻找其他突围途径。
田畑过江时尚是雄心万丈，颇有步他的联队长之后尘，成为“全日本最优秀副参谋长”之势。可是经过整整一天的折腾，这哥们儿被苦水泡了又泡，胆子已经变得比兔子还小。
跟在田畑身后的，早已不是大队，而是小队，其他人马都不知道被围在什么地方，反正四面八方都有枪炮声。
田畑想来想去，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他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到前面探路。
但如果你因此小看了他，那就错了。
田畑还是有点血性的，尤其在得知他派出的这支侦察小分队竟然被马占山给歼灭以后，更是暴跳如雷。
歼灭就歼灭吧，那么多人都被歼了，还在乎这么一点儿？
问题是这些侦察兵不是好好被歼的。马占山的部队消灭他们以后，又把脑袋割下来，装进麻袋扔在了路边。
是可忍孰不可忍。田畑被彻底激怒了，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呆呆望着他的部下面前被激怒了。
犹犹豫豫，迟迟疑疑，自己不敢上，上的人又被莫名其妙地装进了麻袋，这就是周围大多数人的观感。
田畑再不发作一下，感觉连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那还带什么兵。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率部追了上去，准备把中国兵的脑袋也割下来放进麻袋。
他没仔细想一想，打仗这么忙，马占山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搞这种人头麻袋的恐怖艺术。
为了诱你嘛！
扑通一声，他掉进了马占山特地准备的另外一个口袋。
太不幸了。田畑慌忙寻机突围，谁料越陷越深，渐渐地连北在哪儿都找不着了。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用上最后一招，呼叫滨本联队长救急。
隔着大江，滨本收到了电报，可是在一个联队用尽之后，他已无兵可派。
“全日本最优秀指挥官”急得差点也去跳江自杀。
自杀不如吃药，有人送药来了。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大队及时赶到。
滨本诚惶诚恐，恨不得跪下给关东军司令官烧炷高香。
赶快再架浮桥，放橡皮舟，大炮支援，送援兵过河救人。
眼见得江面又热闹起来，马占山从岸边撤出部队，放开门户。
这在兵法上有一讲，叫做：诱敌深入。
新来的大队登岸很轻松，可是登了岸之后却四顾茫茫，无所适从。
北岸日军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知道被围的主力部队究竟在哪里，你怎么救？
东北的夜太长，飞机没法现身，自然也提供不了地面情报。
幸好有骑兵，让他们前去找找。
夜色之中，骑兵队找人同样不易。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他们突然收到了田畑发来的急电。
内容我们也并不陌生，无非就是：向我靠拢，向我靠拢。
另加一句更经典的语录：看在一起为天皇效忠的分儿上，请拉兄弟一把。
身为牛哄哄的前线指挥官，现在竟然说出了这种丢脸的话，看来实在是急糊涂了。
田畑这么一叫不要紧，可把人家无辜的骑兵队给害了。按照一般规律，指挥官在哪里，主力就在哪里，这是没错的，而如果能跟主力在一起，小小骑兵队自然也不会遇到太大危险。
获悉田畑就在附近，骑兵队即刻打马赶去。
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方向的战场已经合围。令人诧异的是，里面的枪炮声却渐渐稀落下来，从声音判断，竟然全是中国士兵的武器。
骑兵队队长也是个老兵油子，隐隐约约感到不妙：莫不是田畑已经完蛋了？
他想得实在太过悲观了。因为田畑还没死，而且又给他发来了电报。
在电报中，田畑奇怪而又急切地催问他：“兄弟，你怎么还不来？”
下面他还通报了自己的处境：“被围着出不来，只剩下几个兵和一部电台，速来救我。”
骑兵队队长鼻子都气歪了，以为你那里有多少部队需要救，原来就你自个儿。
打到这个鸟样还好意思喊救命，亏你喊得出来，面朝东方剖腹吧你。
骑兵队队长把电报一扔，打马就撤。
不关俺的事，俺是来打酱油的。
可是他已经跑不脱了。
堵住他后路的也是骑兵，不过不是骑兵团，而是骑兵旅。
骑兵团团长萨力布的凶神恶煞，我们早已领教过了。现在该萨力布的主管领导、骑兵旅旅长吴松林亲自出马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但反过来说，强兵之上却未必有拿得住的领导。
幸好，这位吴领导是属于能拿得住的。在他的训练和统率下，吴旅向被称为黑龙江省铁骑。
到了省城后，马占山索性把骑兵都交给他，这就又编了一个团，帮吴旅扩充成一个拥有三个骑兵团的整编旅。
做勤王之师，就是准备来出力打仗的，从没奢望过扩充人马之类的好事。马占山此举，使吴松林很受感动，发誓自己一定不给代省主席丢脸。
日军在黑夜之中搞不清状况，东北骑兵日日夜夜在这里出没，却能摸得清清楚楚。
骑兵队一移动，吴松林就知道机会来了，骑兵旅一拥而上，把他们一块儿给包了起来。
只可怜了骑兵队，这个陪葬品做得着实没有半点价值。
天终于亮了，眼睛熬到通红的滨本放眼望去，看到了让他这辈子恐怕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对岸的一个半联队全部被马占山包了饺子。被包围的，想解围的，一时之间同陷苦海，不知道谁该救谁了。
天亮后仗应该好打些，毕竟日军最依赖的特种部队能够重新逞凶了。可是由于双方缠斗在十几里地的狭小区域，阵营也变得犬牙交错，无论飞机还是大炮，都难以找到一点空隙。
令滨本沮丧的事还没完，不久之后接到的一份电报令他再也把持不住。
不能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要紧。
在求援报告上，滨本转述了电报中那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战死。
田畑挂了，还搭上一个骑兵队。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就愣住了。
一个半联队，相当于半个旅团，这又不是普通部队，是关东军主力，谁轻轻松松就能把他们给包围起来？
不仅被围，前线指挥官都让人给干了，这怎么可能。
如此重大的情况，不可能不上报给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吃惊不小。这马占山既有实力与关东军抗衡，说明后面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苏联插手，进攻黑龙江的事就有些麻烦了。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随即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关东军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就算后面打胜，也不能再往前走了，以免踩到苏联人的尾巴上去。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
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被围部队救出来要紧。
他下令，再派一个大队，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
因为缺少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因祸得福了，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
伪军终于得到了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滨本又羞又愧，咬着牙发着狠要与马占山决一雌雄。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场，现在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五个步兵团，六个骑兵团，一线二线，尽数上阵。
在东北军里，团的编制很大，一个团就相当于普通一个旅，五个团就能达到师的规模，两个回合之后，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自己也被马占山一股脑儿给包了起来。
马占山可称得上是位称职的厨艺大师，特别在包饺子方面。
东北的饺子我吃过。依南方人的口味来说，实在算不上好吃。皮太厚了，馅也不是很多。
但我想马大帅的饺子肯定风味独特，特别好吃。
因为滨本掐指一算，三天不到，已连着吃了三次，平均每天一次，而且越吃越上瘾，越吃劲越大，他的搭档兼部下田畑就是这样给撑死的。
随马占山征战左右的参谋长谢珂后来证实，江桥一战，数11月6日的这一场最为激烈，是日军到东北以来遭到空前损失的一次。
才不过两个回合，滨本“决一雌雄”的想法已经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快发求救电，再不发就来不及了。
接到滨本的电报，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彻底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充分显示了东北厨艺大师的本色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多门叫了过来：还是由你指挥。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既然已经被套住了，就算满盘飘绿，也只能继续追加投资，否则解套就没有指望。
师团主力全部跟随多门来到江桥。
为了运兵，“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丢了脸的多门赶到江桥前线，对自己的部下滨本大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滨本已经毫无脾气，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现在就是上司说他是头猪，他也认了。
做猪也得打仗，多门让滨本亲自率兵过江，并要他这次务必拿下大兴车站。
场子是在你手上丢掉的，当然还得由你自己再把它给找回来。
说实话，滨本真被打蒙了。
每次兴致勃勃，最后换来的都是狼狈不堪，无论是对人的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是极大的伤害。
失去信心的滨本只好把希望放在钢炮上面。
师团的所有火炮都运到前沿，朝大兴阵地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地毯式轰炸。
可也不能总这么无休无止地轰下去，最后还是得上人。
滨本硬着头皮摸进了大兴车站。
阵地上已经是一片焦土，该炸的都炸到了。
滨本还是担心，左看看，右看看，生怕中国军队又从哪个旮旯忽然跳将出来，让自己变成“田畑第二”。
最后的结论是：阵地上真没人了。
眼前的情景让滨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这个已经被失败折磨得快要疯掉的可怜人，立刻像被打了针强心剂一样，又精神抖擞起来。
久早逢甘雨，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心情吧。
滨本立刻向多门师团长汇报：我部已成功占领大兴车站，“支那”军队仓皇逃窜。
此刻，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帝国军人的操守了，反正挽回面子最重要。至于中国军队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要消失，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多门一听，以为是滨本小宇宙爆发，依靠实力打垮了马占山。当下就激动起来：还等什么，继续追击，把“支那”军队一口吞掉。
正要继续前进，却意外地接到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
由于此前多次被围，多门自己也觉得有些心虚，怕上了马占山的当，于是只好依言撤回。
英雄出世
事实上，仙台师团大兵压境的情报已被马占山提前掌握，他放弃大兴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自己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个当然是关东军的骄傲轻敌；另一个则是江桥北岸之险和潜伏守军的突然出击（此处特指那个捷克式机枪连）。
但现在这些优势都已不存在了。
关东军连多门都亲自带师团主力来了，哪里还敢再轻敌？
北岸的高地被炸成了平地，南岸比北岸还要高，不需过江，往那里一站，就可以收到居高临下的效果。
至于什么芦苇丛、烟草地，日军吃了亏以后，早就派飞机和大炮把这里炸得光秃秃的了，别说藏人，藏只鸟都难。
加上日军兵力成倍增加，如果再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六十里路，可把间隔扩大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在滨本到来之前，马占山早就撤到了昂昂溪。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仙台第二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二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十七个常备师团中，第二师团绝对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二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马占山牌”香烟曾是风靡一时的爱国烟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瞩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儿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世事的出家人也掺和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账，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暴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此消彼长
江桥之战，让日本军部的金谷参谋长很无语。
是啊，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在东北的那位，还是九一八后那个逢谁灭谁的关东军吗？
在一种沮丧心情的支配下，金谷参谋长对关东军发布了最新指示，要求暂缓进攻，理由就是害怕马占山真的有苏联背景，从而导致苏军的直接干涉。
为了不致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众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连我们本庄司令都搞不定的事，你在后面操什么心！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既然小的们都是如此讲法，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把金谷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苏联正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自己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他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坎里去了。
根据参谋们的讨论结果，本庄繁决定把江桥之战的指挥权集中于多门一人。
要不是大家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一分钱军费不拨也就算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赖全国的父老乡亲帮忙，捐的钱物还是够黑龙江省守军支撑一阵子的。
最实际的是派兵支援。
有人说了，当时吉、辽都被日军占领，有兵也过不来啊。
条件还是有的，只要你想做。
比如中央军和东北军联手，从关内直接杀向吉、辽，对关东军形成军事压力，可与黑龙江省守军形成里应外合之效。
这样有一个风险，就是要冒与日本全面宣战的可能（当时南京政府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
但这个风险，你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因为此时虽然吉、辽都宣布“独立”了，但出面“独立”的都是像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一类人，根本上不了台面，属于除了关东军，谁也不承认的主（要不然土肥原也用不着处心积虑搞什么“满洲国”）。
中央既未任命，这就是公然反叛朝廷。在自己国家内整治这类奸佞小贼，有什么不可以。
再者说，就算中央军不能或不愿直接参战，东北军自个也得干。
打回老家去，名正而言顺。
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多所谓的“东北军精锐”，在江桥打得翻天覆地时，怎么还能隔岸观火，心平气和地安然蜗居于锦州、山海关、北平而动都不动。
蒋介石闭着眼睛装傻充愣，别人都能理解，也就当东北没易帜，或晚一点易帜吧，反正黑龙江省部队也不是他的嫡系。
东北军你不能够啊，地是你的地，人是你的人，竟然无动于衷，坐等其被歼灭？
其时正是东北军大举反攻，夺回家园的最佳时机。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后悔一辈子，将会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凉曲调折磨一生。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其实眼巴巴指望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国联的干预。
国联就是现在联合国的雏形，这样的一个国际协调机构，你要认为它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如果以为它能包治百病，则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成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人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自身的致命缺陷。联合国尚有联合国部队，它却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11月12日，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威信落到了谷底，成了典型的反面人物。会上凡是能开口讲讲的，都要找机会尽情数落一下这位沮丧的老兄。
同志会开成了对自己的批斗会，这是蒋介石事前挠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本来这种会议应该你好我好大家好，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无奈江桥守军太耀眼了，显得政府极不作为。这种情况下，你要再想以走过场的心态走过场，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搞形式，那就是典型的不识时务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本庄繁已把攻击马占山作为关东军的头等大事，像刮脂油一样，把东北能抽的部队都抽到了江桥。
纵使是一代名将，此时亦唯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退有退的奇迹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定决心，作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而后是黑龙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
不过打仗归打仗，答复照答复，不仅要答，而且要答好，答精妙：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很可能国联会有不同意见。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黑龙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则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强。
他不得不再次用部下的鲜血和生命，去铺设那条通往齐市的道路。
此时江桥前线中日双方军队的数量比例为二比一，日方二，中方一。
11月16日，嫩江已结出厚冰，再也不需要浮桥或渡船。日军不光是人，所有辎重，包括大炮都能越冰而过。
就在这时，马占山久无援军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
马占山闻报，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杀敌不含糊，督战也不手软。前线的两个连长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偷偷溜走，被他发现后，一枪一个，全给崩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马占山的示范下，守军官兵虽伤痕累累，但个个心坚如铁，死战不退（“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关键时刻，多门这个曾担任过陆大校长的日本资深将官开始显示出他老辣的一面。
就在对手已明显疲于招架之时，他把作为预备队的朝鲜龙山第20师团调了上来，后者成为压倒守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马占山此时就在战场之上。
他看到，日军在战场上完全占据了主动，正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
胜负已定，不可避免。
江桥，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蛮干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出昂昂溪。
但是撤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这是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也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事实证明，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完全合格的。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面对日军全面开花式的进攻，马占山仍然退得有条不紊。各部队交替掩护，逐次撤出昂昂溪，且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不仅如此，马占山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那就是在撤退的同时，派出轻骑兵迂回袭击了多门的临时指挥部！
敌方大举进攻，己方大踏步撤退，这往往正是敌方大本营兵力最空虚、防卫最松懈的时刻。
走都走了，还要回头咬你一口。厉害吧。
和马占山的预料差不多，大兴站的日军能派上场的，都到昂昂溪前线去捞战功了，剩下来的兵少得可怜，且对中国守军反戈一击毫无心理准备。
这支小型骑兵部队杀入日军临时指挥部，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守敌消灭精光，临走时还捎带走了十几万日元做军费。
多门幸亏是到前线督战去了，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但得知消息，也已经够他惊出一身冷汗了。
不过多门并非善茬，这个人的谋略和智商丝毫不低于他的死敌。在某种程度上，两人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几乎就在马占山派骑兵偷袭他的老巢的同时，一队日本骑兵也进行了精心伪装，然后悄悄出发，扮成东北守军的模样，一路快马加鞭奔来。
一路上，面对近在咫尺的中国士兵，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忍耐和刻意低调，像一群忍者神龟，只顾低着头装熊，埋着头赶路，而周围的守军因为都处于紧张撤退之中，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危险就在身边。
这伙骑兵跑得飞快，他们超越了所有能超越的掩护和后撤部队。
终于，让他们追上了马占山本人！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不声不响靠过去，然后掏刀，杀人。但是日军骑兵没有这个心理素质，见好不容易追到了目标，一个个原形毕露，争着抢着往前冲。
此时，载着马占山的吉普车正在路上急驰。负责沿途保卫的少校副官忽然发现后面烟尘滚滚，扭头一看，一队骑兵正飞奔而来。
这是一个异常的举动。副官感到情况不妙，命令停车，并立刻率领卫队保护着马占山冲上高地。
只要仔细观察，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那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怎么扮都不像中国人。
既然已识破真相，狭路相逢，先下手者为强。马占山的卫队都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神枪手，居高临下，一顿排子枪打过去，顿时把这支兴冲冲的敌骑兵打得人仰马翻。
自己偷袭变成了被人家伏击。日军傻了眼，又听见周围枪声大作，害怕被撤退部队围拢过来遭到歼灭，仗着座下马比较快，赶紧抽个冷子溜之大吉。
以牙还牙
马占山撤出了所有防线，退入省城。
他并不打算坚守这座城池。齐市并无高大城垣可以让他凭险据守，马占山准备率部向海伦一带转移，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可以让他东山再起。
在撤退前，他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手上还有日伪军俘虏。
马占山考虑了一下，决定将俘虏全部释放，并留给即将进城的日军将领一份声明，言明自己遵守国际公法，未杀战俘一人，请对方也照此办理，宽待俘虏及城内未及撤出的伤病员。
显然他大大高估了日军的文明程度。
日军对自己的士兵尚且苛刻无比，哪里肯掏粮食来给你养战俘，更何况江桥一战，他们刚刚吃过大亏，报复还来不及。
马占山前脚刚走，日军进城部队就把伤病员搜出来杀了个精光。
这是一支骑兵部队。领头的马占山称他“小多门”，还说是多门师团长的亲弟弟。
我后来翻阅史料才发现，传说中的“小多门”其实并非叫“小多门”，也不是多门的弟弟，他只是属于骑兵队队长一样的角色。
由于是骑兵，所以“小多门”的部队一马当先，跑得最快。在齐齐哈尔城里找不到马占山，就砍了那些来不及撤走的伤病员。
杀完了人，他又要率骑兵继续出城追赶马占山，想把这颗最值钱的脑袋也收入自己囊中。
可是要追的话，总得有个目标，在城里搞杀人比赛耽误了时间，一出城都不知道马占山跑哪个方向去了。
不用急。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很善解人意的。
你不是不认道吗，来来来，我给你指，连服务费都不用付。
日军前哨在路上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既然是可疑物品，那就是与普通军人平常所用之物不一样。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个“小多门”看得眼花缭乱。
随队汉奸认得，说这可能就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沿着这条路追嘛。
不幸的是——上当了。
我说过，马占山的撤军是有很多道道的。
除了爱掏人老窝外，他还喜欢布疑阵，留伏兵。
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而且早已撒下大网。
可惜“小多门”并不清楚这一点。他倒是知道临时指挥所被马占山端掉的事，不过他机械地认为，这应该与他毫不相干。
我是兵强马壮的前锋，不是兵力空虚的大本营，怕什么呀。
考虑到马占山的脑袋只有一颗，且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他甚至拒绝了其他部队的配合，自己带着骑兵就撵了上去。
话说“小多门”带着骑兵紧赶慢赶，总算追上了，不过不是马占山本人，而是他麾下的骑兵团。
骑兵团走得很慢，而且似乎还带着辎重，怎么看都不像一支担任断后任务的轻装部队。
“小多门”感到很意外。
都说马占山的部队厉害，我看也就这样吧。要是师团长早点重用我，小小江桥哪用得着打到现在。
“小多门”的参谋长显然要更机警一些，立即提醒他，路边有很多芦苇丛——听说马占山极善用兵，要是在这里藏一支伏兵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小多门”深以为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指挥机枪手对芦苇丛进行扫射。
打了一会儿，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真是多虑了。此时“小多门”倒真有些瞧不起那个把整个师团弄得一筹莫展的马占山了。
他的心情仿佛当年华容道上的曹丞相——吾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
这个既无谋又少智的马占山，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
“小多门”挥队继续向骑兵团追去。这个刚刚在省城里过足瘾的杀人狂，准备再次完成对中国军队的屠杀。
在日军骑兵的先头部队过去后，芦苇丛忽然响起冲锋号，并且一下子冒出许多人，一个个赤膊上阵，怒目而视。
不是已经火力侦察过了吗？
关东军的骑兵部队没有在黑龙江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路边的芦苇丛又深又密，仅仅近距离地搜索或是扫射一下，犹如隔靴搔痒，根本奈何不了真正的伏兵。
芦苇丛的伏兵并不是黑龙江省正规部队，这是两支地方武装，你要说他们以前是土匪也可以。不过，在马占山刚刚来到省城就任时，他们就来报到了，而且打鬼子的积极性很高。
对于马占山来说，只要你跟着我抗日，不管以前出身如何，是贵是贱，都是好同志。
当天便发给他们成捆成箱的步枪和子弹。
寸功未立，就给了这么多好东西，两兄弟顿时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表示一定听从马主席的调遣，到江桥第一线去打鬼子。
马占山却另有考虑：你们回去加紧操练，日后自有可用之处。
现在这两颗棋子果然都给用上了。
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打法不一样，主要用具也不同。他们手里大刀长矛一样不缺，虽然不如枪炮威风，对付起骑兵来却是正好。
劈脑门！削眼仁！砍马腿！掏耳朵！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日军骑兵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遇上了克星。遇上这种不讲道理的打法，马第一个遭殃，兵第二个完蛋。
正面马占山的骑兵也多了起来，不是骑兵团，而是骑兵旅。
这里离省城有六十里路，而且旁边没有任何援兵。
“小多门”终于体会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什么意思。
骑兵被围，对日军前敌总指挥多门来说，是一个很意外也很沉重的打击。
“小多门”及其所统率的骑兵一个不少，全挂了！
这些杀人狂最终为自己在省城的禽兽作为付出了代价。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敢杀我伤兵，我就敢灭你“弟弟”。马占山做人的准则一向如此，丝毫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老多门则对挂了的“小多门”痛惜不已：让你找马占山，你却和阎罗王唠嗑套近乎去了。
“小多门”临死前捡到的那些物品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
日军又把它们交上来，多门召集熟悉马占山的特务汉奸一鉴定，这些“专家”一致确认，这些都是马占山日常必备用具。
和“小多门”比起来，老多门的思维能力无疑要缜密得多。一想，明白了。
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他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这让多门闹了个大红脸。
随着马占山率部撤出齐齐哈尔，江桥抗战落下帷幕。此战，中国军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日军却遭遇到了九一八以来最惨重的伤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相当比例。
关东军在江桥之战中被大量冻死冻伤
原因在于日军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仙台师团在东北基本上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也同样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会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黑龙江省过冬。
没想到此东北军非彼东北军。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秋天打到冬天，援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愣是没能把马占山怎么样。
这样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在精神原子弹的刺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两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到进入齐齐哈尔之前，当地已是冰天雪地，气温降到零下二十摄氏度，这种气候下的野外作战，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东北的气候，竟然比马占山的部队还要凶猛，这也是多门不敢继续穷追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