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本书一开始提到的，十九世纪的新教改革者只要一想到，改信基督教的或霍屯督人会多么讨厌“不得体”的嘉年华活动，就觉得那些热爱嘉年华的欧洲人一定会备受打击。新教徒幻想着，这些改信基督的“野人”若发现文明的基督徒居然戴面具跳舞，像家乡那些未改宗的同胞一样在公开场合嬉闹，一定会很厌恶。不过，想象未改宗的“野人”噗通掉进现代都市，那才有趣吧。如果我们把十八世纪大洋洲土著、北美印第安人或新几内亚的居民送到曼哈顿午餐尖峰时刻的街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一定会被红绿灯、汽车和大片取代树和草的建筑物吓得目瞪口呆。先不论未来科技带来的惊吓（如同所有的喜剧情节），最令他们惊奇的是身在人群中的感觉：一个路口就聚集了这么多人，他们生活中唯一有机会看到这种场面，是部落每年一度的聚会，几百个人在同一时间齐聚，跳舞、饮食、狂欢个几天。
依他们的经验来看，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应该是为了举办庆典，既然城市街上有这么多人，显然是为了参加更热闹、更有创意的活动，场面一定超过自己家乡几十个人的庆典。片刻间，在这些“野人”的眼中，纽约客脸上的妆、身上穿的制式“服装”，会让他们误以为闯入一个庆典，但这些人脸上的表情很快就会推翻他们的猜测。这些人表情紧绷，没有一丝笑容，回避眼神交流，只顾着要去办事。不管这些人要去做什么，显然都不是在玩乐。原住民朋友大为震惊，这么多人聚在街上，居然没打算（或没能力）来办个嘉年华？
彭透斯王和狄俄尼索斯、教宗和跳舞的农夫、清教徒和嘉年华爱好者、传教士和跳狂热舞蹈的原住民，在这长达三千年的对峙过程中，彭透斯王和他的盟友似乎获胜了。集体欢愉的场合被严重边缘化，穷人们只能在教堂外的街道聚集，年轻人只好去阴暗的酒吧鬼混。更重要的是，欢愉的源头——“他人”，包括陌生人，也不再引人入胜。在今日的世界，“他人”成为我们个人成就的阻碍。“他人”在市区街上和高速公路上妨碍我们行进，抢了我们的停车位和工作。“他人”这么多，房价才会高居不下。“他人”粗鲁又吵闹，毁了我们喜爱的度假地点。“他人”更可能是杀人魔或恐怖分子。人类演化成为社会性动物，社会程度远比任何灵长类高，还能和非亲非故的人一起玩乐。但现在超过六十亿的地球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竞争石油、水这些资源，我们内化的社会性便显得幼稚、落伍、不管用了。
在这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宗教派别倾力推崇飨宴和舞会，宣传这些活动的美好之处。美国的基本教义派基督徒、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对狂欢活动充满敌意。激进教派崛起后，便开始打压狂热的苏菲教派，禁止后者的音乐、舞蹈表演，更不允许异性同时出席公开场合。美国福音派清教徒的“重生运动”让许多个人得到宗教上的启示，但大体上而言，他们还是一脉相承冷酷的加尔文精神，敦促信徒努力工作，保持清醒，也不特别强调慈善工作。至于西方一般知识分子与学者，这些人所持的观点我们在书中都提过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讨厌“原始的”狂欢活动。
好几世纪以来，反对者一直强调，庆典活动、狂热仪式与文明相冲突，特别是现代文明。学者比较能理解传统庆典的重要性，但还是把它们当成过时的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沃说：“当社会越来越复杂，阶级与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显，传统庆典便难以存活。”[1]法国社会学家让·迪维尼奥（Jean Duvignaud）也提到：“随着市场经济与工业化的发展，社会条件成熟后，自然就会排除掉庆典活动。”[2]工业化、市场经济以及复杂的劳力分工，这三者与庆典活动不兼容。这种看法跟弗洛伊德的说法大同小异（也一样可疑），照他们的想法，无拘束的性行为也是与文明相冲突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抗生素、室内空调和搭飞机旅行这些文明产物，就不该再牵着陌生人的手在街上跳舞。
文明与集体狂热传统两者不兼容，这种预设本身有点矛盾。文明是好的，是吧？它建立在许多良好的人类特质上，如智力、自我牺牲还有科技创造。但狂热庆典也是好的，它表达了我们的艺术情怀、灵性追求，以及我们的团结。如果我们将庆典、狂热仪式、集体愉悦排除在文明之外，那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进步呢？毕竟那是人类最与众不同的特质，是我们最深的渴望。保罗·哈尔莫斯（Paul Halmos）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知名的文章《合唱舞蹈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Choral Dance）。哈尔莫斯表示，合唱舞蹈是一种团体舞蹈，非常古老，分布地区也很普遍。它与近代欧洲发展出的双人舞蹈大不相同，团体舞蹈表达出人类“集结成群的冲动”和“生物层次的社会需求”。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因此，团体舞蹈在复杂的社会中消失（特别是工业化的文明），也代表我们生活中某个层面正在消失。这是令人非常不快的结论。[3]
文明的标准为何？也许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狂热仪式和庆典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同时间吸引几百人前来参加，在这样大小的团体中，每个人都听得见现场的音乐（未经扩音器），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其他的参加者。然而所谓的文明社会，似乎就是好几千人（我们的时代则是好几百万人）被绑在一起，经济上相互依存，军事上面对同样的敌人，以及遵守同一套法律。无论是过去或现代的大型社会，要创造休戚与共的感觉，通常都要通过能让上千人观赏的大型集会；电视则可以让数百万人凝聚在一起。
法国理论家居伊·德博（Guy Debord）称呼现代社会为“以大型集会为中心的社会”，依据他的描述，它出现在“没有庆典的时代”。[4]人们不会自行创造集体的愉悦，而是从大型集会中吸收、取用快乐，当中包括商业性的娱乐活动、国家庆典以及其他消费文化等。同时，媒体则不断宣传个人独享的快乐经验。德博感慨地说：“长期下来，观众的角色越来越被动。不得不说，大型集会是被禁锢的现代社会的梦魇，它最终没有传达任何意义，只有让人累得想睡觉。”[5]
我们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理由解释，为何庆典与狂热仪式不能在大型社会中存活下来。1790年，法国所有城市都在庆祝大革命周年纪念，跳舞的人成行成列从街上延伸到郊外。摇滚演唱会则能吸引上万人前来，几天下来，人人都平和地一起跳舞、相互认识。巴西现在仍然会举办嘉年华，特立尼达也还保留着自己的节庆活动。今日的非暴力革命，例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参加者一定会播放摇滚乐和饶舌乐，穿着革命颜色的服装，在大街上唱唱跳跳。不管人数有多少，都能创造欢庆的气氛。
随着时间发展，社会规模不断变大，但这不能解释为何精英阶级长久以来对平民庆典与狂热仪式有敌意。这种敌意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当时每个城邦也只有几万人而已。彭透斯王对付酒神的伴侣，罗马人查禁狄俄尼索斯祭典，都不是因为担心信徒的人数有多少。几世纪以来，当局打压庆典和狂热仪式都是有意识进行的，他们（男女都有）感受到实在且迫切的威胁。所有构成文明的元素当中，对庆典最有敌意的，不是晚近才出现的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而是更过去的社会阶级。当某个阶级、族群或性别统治一定数量的人口时，便会害怕地位低下者充满力量的仪式将威胁既有的社会结构。
以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为例，首先，精英分子退出庆典活动，可能是因为害怕，也或许是想要维持尊严，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没有他们的参与，庆典仍维持其传统的功能，让参加者产生团结一致的感觉。这么一来，参加者就只剩下被统治的那群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一团结起来，更是会挑战统治阶级，例如在嘉年华活动中嘲讽国王和教会。欧洲殖民者四处征战，全世界都有这些精英的足迹。他们用自己的观念看待各地文化，视原住民为“野蛮人”，一到当地就威吓他们。这就是文明与集体狂欢的矛盾症结所在：狂欢仪式能营造团体向心力，但若团结起来的是被统治者——农夫、奴隶、女人、被殖民者，精英分子便会呼叫军队来帮忙。
从某方面来说，比起政治上的威胁，被统治者那些唱歌跳舞的庆祝活动对精英分子的威胁更为严重。毕竟国王与统治者都是人，都能感受到音乐吸引人的魅力。彭透斯王难以抗拒诱惑，于是穿上女人的衣服，加入女祭司，最后被母亲肢解，死状凄惨。为何十九世纪欧洲的殖民者经常以“失控”描述原住民的舞蹈？参加仪式的人并没有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因为这些仪式是细心排练过的。害怕“失去控制”的，其实是殖民者自己。在某些情况下，旁观者也会接受到同样的诱惑，尤其是年轻人。罗马人就害怕酒神祭典会影响到年轻人。在童话故事里，魔笛手用他的风笛引诱德国小镇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外地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摇滚乐若只在黑人圈子中流传，不对外渗透到白人青年的生活圈，想必白人家长们应该就没那么反感。
不过，精英分子对狄俄尼索斯庆典的敌意不只是出于实际的考量，担心年轻人变得叛逆、爱上狂欢。就哲学上来说，精英分子是想逃离混乱的公众娱乐生活。阶级的本质便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界线，谁可以去哪些地方，谁可以接近谁，这里欢迎谁、不欢迎谁，但庆典划破了这些界线。古典学家查尔斯·塞格尔（Charles Segal）这么说：“阿波罗设立限制，强化界线。他的对手狄俄尼索斯个性相反，化解了区隔。”[6]（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象征和谐、理性与秩序，不同于狄俄尼索斯代表的享乐精神。）
阶级将人排除在外，节庆则是海纳百川。音乐让每个人翩然起舞；分享食物就是在破坏阶级与特权。面具在仪式中有象征意义，此外，它隐藏了参加者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分不出谁是陌生人，谁是熟人：熟人暂时成为陌生人，陌生人也不用再担心跟大家不熟。嘉年华打破一切，不管你我之间有哪种差别，就算是身份不同，当下都不重要了。跨性别装扮是在贬低男女之分，如同变装为牧师和国王是在嘲讽权力与阶级。节庆活动进入高潮时，每个人都离开了自己既定的角色和地位——性别、种族、部落和阶级，短暂地进入充满平等精神、创意与爱的乌托邦。史前时代的人通过舞蹈和节庆形成群体，至今我们仍有那样的渴望。
综观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基本进程。越文明的社会，阶级化越明显，总是会有些阶级或团体拥有掌控多数人的权力，而且他们厌恶节庆与传统的狂热活动。［这是否为文明的内在特征，目前并不清楚，当然，时下民主的拥护者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则有别的看法，他们提出一些复杂的草根民主方案，希望废除各种阶级，同时也能保持现代的生产工具。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在其著作《参与型经济》（Parecon,London:Verso,2003）中便提出了这样的社会方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约翰·哲忍（John Zerzan）有更激进的看法，他认为，若不消除工业化，甚至整个劳力分工体系，就无法达到真正的民主。］
没有了节庆，阶级社会就没有媒介可以凝聚人民，除了大型集会，或者干脆强迫他们聚在一起。在民主的表象下，当代文明世界实则极度阶级化，身份、种族与性别依旧分化着我们的社会。虽然人们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但这样的结合完全没有情感上的连接。美国人住在世界上较富裕的地区，也知道自己大量依赖中国工人、印度信息工程师以及移民美国的清洁工，但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大部分时候也不感兴趣。我们几乎不认识邻居，还常把同事视为竞争对手。文明世界中，没有几样元素可以连接集体的情感，战争新闻和名人丧礼偶尔能凝聚众人的同情心，但除此之外，文明只是个空洞的成就。
我们为了这种情感上的空洞付出很高的代价。就个人的层面，我们在社会上各自孤立，还得了忧郁症，这些症况虽不致死，但却是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温床。就整体而言，我们要面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世界上半数的人因贫穷越来越衰弱，传染病击垮整个国家。冰山融化、自然灾害剧增。但我们多数时候麻木不仁，缺乏方法或意愿来有效改善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整体”、“共善”这些概念已经被自私的掌权阶级消耗光了，他们贪婪，渴望更多权力。整个世界数十年来保守的社会政策没有让全体一起承担责任，而是让个人或家庭自己去承担风险。
不过，美国福音派教会告诉我们，家庭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它就像个完美的容器，它是整个社会效忠的对象，是所有希望的源头。如果要找出一件事说明人类的演化正在倒退，肯定就是强调家庭价值了。我们将自己的社会需求压缩在家庭的界限中，生活的方式跟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完全不同。我们成为人类前，还是灵长类的时候就懂得跳舞了，只是还不知道舞蹈仪式是一种“生物科技”，可以用来集结更大的群体。人类拥有智慧和慷慨心，能够去认识非亲非故的人，不像原始人只能与同类依偎在一起。
当然，文明也创造一些欢愉来弥补损失，不过多半都在消费文化中。消费文化鼓励我们改变欲望的对象，想办法获得“物品”去向他人展示：新车、新鞋、新面孔，这些都能加强我们的身份地位，让自己觉得不孤单、有影响力。比起中世纪英国的市集，现代人的购物广场应该沉闷得多了，不过它能提供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迷人商品（来自全球各地）以及贴心、便利的服务。现代人还有各种“娱乐”，除了电影、影集，只要有台iPod，你就可以独自享受源源不绝的音乐。解闷的玩意儿还有电玩游戏，甚至连虚拟实境游戏都快出现了。药物也很流行，不管是合法或不合法的，都可以让我们摆脱忧郁、抚平焦虑、恢复自信心。它最能说明现代人普遍的空虚感。今日我们谈到“狂喜”时，不是指一种体验，而是一种药，它叫作摇头丸，给人瞬间的愉快感以及同乐心情。
但这种补偿性的欢愉并不能满足我们深处的渴望。一旦你拒绝消费文化、商业娱乐、药物的诱惑，很快就会发现人类生活中有些事“消失了”。我们很难确切指出那是什么，若用比较不精确的字眼表达，则是“灵性”或“社群”。知识分子常常发表一堆冗长的文章，谈论我们社会丧失了黏着剂，再也没有强力的工具能把我们和家人以外的陌生人联系在一起。1985年，历史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等人出版《心的习惯：美式生活中的个人及其归属》（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他们发现，美国人沉迷于个人的野心中，无法想象自身外有更大的社群。2000年，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出版《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群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他在书中指出，美国人不只减少参与公民活动，对其他团体活动也都不热衷。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提倡“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目的在恢复小型、团结社会中才有的那种凝聚力，这股思潮的拥护者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
对多数人而言，“消失”的那些事情很快就可以用宗教取代。如同马克思预测的，宗教不会凋谢，甚至正大举地复苏，在美国为主流的基督教与全球各地的伊斯兰教仍然欣欣向荣。人们在宗教中找到许多寄托，例如活着的目的、受苦受难的形而上学解释等。在宗教里也能找到社群，不管是伊斯兰的“乌玛”（umma，编按：来自同一地区、祖先相同的社群）或临近的小镇教堂，都让人有归属感。基督教拟人化的上帝更是成为人类团结的象征，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他能陪伴我们、安慰我们、给予各种建议。据说他能治疗忧郁、疏离感、寂寞，甚至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像是酒精与药物成瘾，他发挥的力量就像有爱的社群一样。
但比起过去热爱跳舞的宗教，今日的“信仰”比较呆板、没有活力。不过既然是“信仰”，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信念组成，而不是直接的认知。不过史前时代祭典上的舞者、酒神的伴侣或伏都教的信徒并非如此，他们不“相信”神存在，而是“感知”到神，因为集体狂热活动到达高潮时，神明便附身在他们身上。现代基督徒也许有类似的经验，但基督教的基本要求是“信念”，得通过努力想象才知神意。相反地，狄俄尼索斯不会要求追随者相信他，而是呼唤他们前来与他接触，让他进入他们的身体与心灵，感受他的狂野与光芒。
从以上种种论点看来，我们想象中那些“未改信基督的野人”看到文明的成果，应该会感到失望。他们会感慨神明不见了，现代人要请神降临的话，就得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以及内在的信念，而不是跟众人一起参加祭典。他们也会被现代人繁衍的成果吓到，地球上居然有这么多人口，快超出环境负荷了。虽然人口这么多，但个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丰富，人与人之间反倒充满敌意与挫败感。周边环境的惨况令他们害怕，科技进步了，但对于贫穷与疾病仍然无能为力。最令他们难过的是，这些同种人已经濒临灭亡的边缘了——流行病、全球暖化、核武威胁、自然资源耗尽，这些危机终将毁灭人类。现代人又太过疏离，无法团结起来面对问题，像远古的智人那样肩并肩站在一起抵抗掠食者。
当然，我们已经开始尝试解决问题了。世界上数百万的人参与各种运动，关心经济公平、和平、平等、环保等议题，这些运动孕育出我们日常被动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团结和欢庆精神。不过，今日我们已经找不到人要创造单纯的集体欢愉活动了。大多数人已不太熟悉“集体欢愉”这个概念，还以为是一种异国情调。
我们得好好解释一下为何集体欢愉的声音消失了。我们先还给庆典的敌人一些公道，比如罗伯斯庇尔。假如他们有些幽默感，愿意讨论一下的话，大概会想说服我们，那些失去的东西其实不重要。说真的，只有傻瓜或是嗑太多药的嬉皮才会以为，恢复庆典和狂热仪式可以拯救人类以及解决目前的危机。就算我们现在复兴了过去的庆典活动，还能找回它原来的热度和意义吗？手牵手、一起唱歌跳舞并不能带来世界和平，也不能修复被污染的大地。事实上，庆典有时候只是用来安抚或麻痹参加者的情绪。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嘉年华与暴政并行不悖，因此学者才用“安全阀”来解释嘉年华的社会功能。美洲原住民无法靠狂热仪式“神鬼之舞”改变他们种族被灭绝的命运，同样地，被殖民的非洲人跳舞跳到出神也不会变得刀枪不入。在群体存亡的关键时刻，举办狂热仪式可能只是浪费体力。不只如此，像海地的独裁者“爸爸医生”杜瓦利埃（'Papa Doc'Duvalier)就极力支持伏都教，好用它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我身上也流着加尔文教徒的血液，毕竟我的祖先可是货真价实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他们孜孜不倦地告诉我，做好工作、拯救世界，有时间再庆祝一下。在贫穷、困境和生存危机下，没时间、也没正当理由去想寻欢作乐的事。我们心里的声音如是说：“别听那些微弱的鼓声和笛声，狂野的嘉年华和跳舞仪式都是古老的事情了。酒神的女祭司早就死了，古典学家出于好奇心作祟才研究她们。地球上也没有多少‘原住民”了。忘了过去吧，反正多半都是想象出来的，去工作吧！”
但是……狂热的因子并没有远离。官方镇压了几百年，还打算用大型集会取代庆典，但它还是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冒出新芽。摇滚革命在战后美国突破重围，解除社会常规下的焦虑感，反文化运动因此诞生。在文化光谱的另一端，大型运动赛事结合民族主义，吸引人们参加运动嘉年华，个人的创造力和集体愉悦都被召唤回来。宗教领域的狂热活动也还在进行，例如每年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Hasidic）会去乌克兰小镇乌曼（Uman）朝圣。苏联解体后，犹太教哈西德派就发起这项朝圣活动，男众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在街上唱歌跳舞，以纪念死去的拉比。参加大众庆典的冲动一直都还在，一有机会我们绝不会放过。伊朗绝对是世界上最压抑的国家之一，它在1997年晋级世界杯足球赛，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庆祝活动瘫痪了整个德黑兰，女人脱下了政府规定要戴的面纱，男人纸杯里倒的是平常禁止饮用的伏特加，青少年则在街上跳舞。”[7]
有时候，没有演唱会或运动赛事，人们还是会无来由地聚在一起办派对。每年夏天有好几千名女性朋友参加密歇根的女人音乐节（Michigan Women's Music Festival），官网上描述说：“那是地球上最棒的派对。”男同性恋圈则盛行“圈内人派对”（Circuit Party），他们跳舞、扮装，在化学药物的刺激下，可以嗨个好几天。同样地，我们要感谢同性恋们将万圣节变成大人的节日，现在每逢万圣节，各种性倾向的人都可以扮装上街参加游行。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简述近年来在这个节日观察到的景象：
在旧金山，许多同性恋漫步在卡斯特罗（Castro）、波克街（Polk）。特罗卡德罗俱乐部（Trocadero Transfer Club）则举办三天的主题派对，所有人扮成电影《冲锋飞车队》里的角色。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Salem），万圣节的活动多达四十场，吸引五万多名游客前来参加。盐湖城的私人俱乐部也开心地在举办派对，虽然当地的摩门教徒不喜欢亵渎和逾矩的行为。有位游客记得很清楚，他看见怀孕的修女和不正经的神父在舞池里打情骂俏，还有人在现场复制了三个摩门教教会屋顶上摆放的金色天使。[8]
最近发起的庆典活动也很引人注目，例如柏林“爱的游行”（Love Parade），这个户外跳舞派对每年吸引超过一百人万参加。还有每年在内华达州黑岩沙漠（Black Rock Desert）举办的“火人活动”（Burning Man），数千人不分老幼每年齐聚一堂从事艺术创作、跳舞、彩绘、扮装。
抗议活动是社会改革的手段，虽然它本身有些问题，但通过它我们可以创造许多嘉年华。我参加过各种示威活动，诉求包括反战、两性平等或经济正义，它们都具有嘉年华的特色：扮装、音乐、随性起舞、分享食物和饮料。媒体经常嘲笑抗议现场的嘉年华精神，说我们偏离严肃的政治主题，沉溺在娱乐当中。但经验丰富的组织者都知道，人们可不能等到“革命成功”之后才享乐。得州民粹主义者吉姆·海托（Jim Hightower）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美国各地发起“滚雷”（Rolling Thunder）活动，提供音乐、食物，让许多人可以相互交流；他的诉求是“让政党回归政治”。在这些运动中，每个人都能立即感受到团结带来的喜悦。面对国家与企业的强大权力，团结是人民唯一的力量来源。
事实上，从过去几年的趋势看来，抗议示威活动确实越来越像嘉年华，尤其是欧洲、拉丁美洲、加拿大和美国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运动人士都是年轻人，会针对游行特别设计服装，最有名的是1999年西雅图环保运动中出现的乌龟服。他们脸上戴面具或彩绘，示威的时候带着鼓，有时也在街上跳舞，还在街头表演行动剧嘲弄当权者。西雅图的报纸报道了1999年的示威：“那个场景……和纽约跨年派对很像。有人砰砰砰地打鼓，有人吹喇叭，往空中丢飞盘，其中一个掉到警察的脚边，警察把飞盘捡起来，又丢回欢呼的群众里。”[9]扮装、在大街上跳舞、嘲笑权贵、拥抱陌生人，这些冲动是很难压抑的。
说到底，为什么人们会想做这些事？集体欢愉的能力建在我们体内，那是非常深沉的渴望，就如同我们能跟另一个人从事性爱活动。当然没有这些活动，大多数的人还是可以生存，但风险是陷入忧郁、孤单的梦魇中。为什么不找回我们人类特有的天赋呢？身为万物之灵，只有人类能够在音乐、色彩、飨宴与舞蹈中创造狂热欢愉啊！
两年前，在里约热内卢美丽的科帕卡瓦纳海滩（Copacabana）海天一线的美景中，我和同伴被一阵鼓声给吸引。沿着沙滩往北走，我们遇到了一群桑巴舞者，约每十人一排，塞满整个街道。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是桑巴舞蹈学校的学生，在为嘉年华排练。舞者分布在各个年龄层，从四五岁的孩子到八旬老人都有，有些穿着华美的服装，有些穿着里约街头常见的背心和短裤。对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甚至二十世纪的保守教徒来说，他们的舞步很淫荡，又充满性暗示。再说，街上被棕色皮肤的人占满，看起来就让人很苦恼。
但桑巴学校的学生表现出高贵与自信，专注在他们的节奏中，跳着舞往沙滩移动。他们的脸色略显疲态，却同时闪耀着宗教般的高昂精神。一个清瘦、皮肤棕色的年轻男子在乐手的后面带头跳舞。他现实生活中的职业是什么？银行职员？公交车司机？无论如何，在他光彩的羽毛装衬托下，现在他是一位王子，一个神话人物，甚至是个神明。此时此刻，人们之间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嘉年华创造的爱玩客。
当他们踏上沙滩的栈道，不需要邀请，也不需要吆喝，旁观的人便自动随着节奏摆动。没有人会尴尬，也不需要酒精来解除都市生活的规范。桑巴舞者跳到哪群人身边，那里瞬间就变成庆典会场，当中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宗教寓意、意识形态，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跳舞。在这个拥挤的星球，我们需要更多没意义的活动，去体会我们存在当下的奇迹，并且好好庆祝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