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日世界上多数人而言，较容易体验到集体狂热的场合，不是在教会，也不会在音乐会，而是运动赛事——美国的橄榄球、棒球、篮球和曲棍球，以及世界各地的足球赛。运动社会学家艾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认为：“运动赛事创造如农神节一样的场合，让我们能无拘无束地抒发日常生活中被严格压抑的情绪。”[1]这几十年来，在各地的运动场或体育馆，你都可以看到观众从椅子上跳起来，随着比赛的跌荡起伏尖叫、挥手、跳上跳下。看台上挤满了观众，人人都可以做些肢体动作，这两个元素让某位运动学者想起涂尔干对宗教狂热仪式的描述：“团体内的沸腾情绪能产生团结感。”[2]一位墨西哥足球迷提到自己在群众中忘我的经验：“在某个时间点会出现一种感觉，你不在乎周围发生什么事……就算是展开暴动，我会想加入……每个人都只是一分子，不用负任何责任。”[3]在一个韩国旅游网站上，当地球迷的疯狂景象成为观光卖点：
韩国街头球迷展现的团结气氛让人肃然起敬。球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韩国人告诉我们，融入比自己更大的团体是什么感觉。在运动场的大屏幕前，大家一起尖叫、哭泣，那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即使你无法明确说出这有什么伟大的意义。[4]
观众的情绪随着足球赛、冰上曲棍球赛跌荡起伏，我们应该不需要去探究这有什么“意义”。运动赛事能产生如此大的集体兴奋感，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些场合，用肢体表达兴奋感——叫嚣、跳上跳下等，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体育活动和竞赛可以当成集体欢腾的媒介，当然不是每次都有效，毕竟有些比赛很无聊，而且一定有一队会输，但就某一方面来看，至少比任何摇滚演唱会都有效。在戏院里举办的演唱会，每个人都面对着舞台，看不到其他人的脸，只看得见他们的后脑勺。但是，运动场是圆的，“观众看到彼此的脸，便能互相感染情绪”。[5]人们说要去球场看克利夫兰布朗队、奥克兰运动家队、曼彻斯特联队比赛，但事实上也是去看其他观众，跟大家一起喊加油，一起感受在运动场上互相传递、不断累积的兴奋感。
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还没有什么运动赛事可以创造出集体的热情，除了少数被边缘化的宗教狂热仪式可比拟。当年没什么公开的节庆活动可以比得上一颗移动的球所创造的惊喜。随着时间推移，运动赛事大肆盛行，紧紧抓住观众的想象。英国、南美洲的球迷组织成精致的社团。此外，运动赛事还入侵传统节日，且改变了人们的庆祝方式，例如美国的感恩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记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描述美国运动时，说全国像“着了魔”一样，确实有理。[6]
二十世纪后期，不断商业化的运动赛事也加速了另一个趋势成长，那应该是美国境内最戏剧性的一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运动节目移到电视的黄金时段，全国几十个电视频道，二十四小时都在播放比赛和相关评论。运动场座位也增加了，亲临现场看比赛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80年到2003年之间，美国兴建了一百零一座运动场，每一座都能容纳七千人。[7]古罗马人的公民生活围绕着竞技场，每征服一个城市就在当地兴建一座，美国人的决心也不容小觑，兴建运动场的经费优先于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或学校体育经费。[8]
大型运动集会给我们机会适当地吵吵闹闹，但不是全无缺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评论员常常惋惜，人们不在自家社区打棒球，都去看比赛了。观众比较像去看“巨星”，而不是运动员。但我们不太确定，球迷最后会不会因为一直处在被动位置而厌倦比赛。我们很少有来自球迷的第一手报道，多半都是来自记者，记者的专业身份让他们位居运动产业的中心。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与美国的观众先后发展出又新又有创意的参与方式——就像摇滚乐迷拒绝安静坐在座位上一样，观众开始把体育“嘉年华化”。他们穿着精心设计的衣服去看球，加油的时候不只是反复喊口号，而是全体跟着节奏一起动，并加入自己的音乐、舞蹈，还一边看球一边大吃大喝。运动赛事和摇滚乐的相似之处绝非偶然，二十世纪后期的球迷变得更有活力，摇滚乐是一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