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讽刺的是，勒庞并未注意到，二十世纪法西斯大会的原型是法国大革命。他着迷于群众自发性的行为，还加上许多想象，但无视于许多大型爱国集会背后其实有组织良好的派系。这些人大多数都很冷静，为了夺权或维护权力而规划集会活动。就法国大革命来看，我们应该小心区别官方的组织集会和自发性的庆祝活动。大型的爱国集会主办者宣称举办的是“革命庆典”，但这类活动不是延续自传统的嘉年华庆典，当中也没有兴奋的街坊民众。事实上，主事者不打算深化传统，爱国集会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反对和取代生动的节庆。
就法国大革命来看，它本身包含很多节庆式的群众行为。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至少都同意，这场革命带有“酒神节”或“农神节”的特色。1789年到1794年间，欧洲下阶层的传统嘉年华达到历史高点：人民规划庆典，设立象征符号（例如五月花柱），成为革命的温床。他们用政治起义作为庆祝的场合，穿着象征工人的翻领短夹克（carmagnole）在街上跳舞、唱革命歌曲、大吃大喝。就连变装这项嘉年华传统也出现了，市民戴着三色的革命徽章，穿着低下阶级的服装。1789年，为数众多的女性抗议者在凡尔赛宫前游行，据说，队伍回程时，由一个小女孩打鼓领头，让这次游行变成游街庆祝活动：“渔妇坐在大炮上，其他人戴着士兵的帽子；酒桶放在火药桶旁；枝丫插在枪托上；欢笑、叫嚣、喧闹声此起彼落。这趟旅程的热闹景象，只有古代农神节可以比拟。”[18]
法国大革命那几年，权力是个棘手的东西，取得或短暂拥有它的团体都很烦恼，该怎样调和民众的能量，不让这力量反过来和自己作对。平民自发的行动推翻了国王，促成国民议会上台掌权，但并非就此长坐江山，特别在饥荒时期，人民也可能再次发起行动反对国民议会，或对付里面的派系。早在几十年前，卢梭就建议以公开庆典作为团结民众的方法，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也充分意识到，需要找其他活动来取代名声败坏的王室与天主教庆典。众人都同意，与其让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不如让他们站在路边，看着官方挑选过的游行队伍行进，当中包括老人和男孩、精心绘制的旗帜和成列的军队。这就是“革命庆典”背后的动机。不让民众跳舞、喝酒、送秋波，让他们听演说，有时齐读人权宣言，当中没有狂野和自发性，取而代之的是严肃与秩序。
规划官方革命庆典的人，对传统庆典、嘉年华总是抱持敌意，显然这些人有其他考量。某方面来说，组成国民议会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也是被“传统”和许多旧式体制排挤的人。他们废除传统的教会历法，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发明的月份，例如牧月（Prairial）、热月（Thermidor）；十天为一周，星期日称作十日（décadis）。对革命政权而言，嘉年华时节“纯粹出于古代王室的偏好，只为了搞些吵吵闹闹的活动”，活动中充满迷信，是“神棍”的温床。[19]这些都要扫荡一空，革命中理性与不可动摇的价值才能存活下来。
他们对传统庆典产生敌意，不只是急着要推动现代化，或者惧怕另一次政治动乱。革命领袖是另一个社会阶级，不同于老百姓，他们带有知识分子的骄傲，轻视一般人的娱乐。这些雅各宾党人后来掌握权力，把革命推向恐怖的血腥高峰，当中不乏受过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包括律师与记者，这群人和在大革命中流血流汗的农夫与工人很不同：“中产阶级的雅各宾党赞扬一夫一妻制，谴责行为放荡、饮酒、赌博、嫖妓的人。不过，老百姓都在廉价酒吧找乐子，用赌博消遣时间，在单调的工作后获得一点点放松。”[20]如同宗教改革时的清教徒，雅各宾党将传统庆典视为“野蛮行为”，浪费了原本能够用来工作的时间。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说：“对他们来说，最棒的传统庆典就是拿着挖矿的铲子盆子敲敲打打，群众塞满广场和街道，从事野人的‘运动’，例如猎鸟、肢解鹅。有人戴上恐怖的面具，更多人狰狞地抢食面包和香肠。总而言之，庶民的娱乐令人困惑，说难听一点，简直是冒犯了理性原则。”[21]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夫·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描述雅各宾党的领袖圣茹斯特是“刚硬、面色凝重、冷酷、令人讨厌、聪明的年轻人”。[22]圣茹斯特认为庆典活动“肮脏下流又无用”，干脆禁止人民举办。[23]
不过这次雅各宾党人没机会使用断头台（他们一向用这个方式解决问题），只好尽可能铲除一切他们认为浪费、不庄重、老旧的庆典活动。他们丢掉圣人历，忘了圣诞节跟复活节，禁止跨性别变装（这可是嘉年华最古老的传统），反对人们立五月花柱，即使是为了革命也不行。他们派遣专人到各省去调查传统庆典，并负责在当地举办官方的庆典活动，但这些努力都没能获得大众的青睐。奥祖夫引用当时一位目击者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官方庆典活动的主办单位总是在寻找民众参加，但每年若以圣约翰、圣马丁、圣本笃的名义举办，像以前那样允许跳舞、饮酒和变装，民众不需召集就会踊跃参加。”[24]官员解释说，他们的任务当然会失败，毕竟过去就连教会都无法限制传统庆典：“即使是神父惊人的口才也无法动摇嘉年华的地位。”[25]
雅各宾党人这么痛恨教会，居然会做出这番表白。在庆典这个问题上，革命党的官员承认他们与拘谨、反动的天主教站在同一阵线。雅各宾党在一般政治意义上是“革命分子”，但谈到感官层次和容易失控的集体欢愉，他们又变回高压政权。历史学家玛德琳·格特沃思（Madelyn Gutwirth）认为，他们就像欧里庇得斯戏剧中打击酒神的伴侣的底比斯王：“革命分子……在他们道德外衣底下，却和苛刻的彭透斯如此相像。”[26]
虽然官方革命庆典的根本目的是打压传统，但这些主事者并非一丘之貉。事实上，这类活动变化非常多，除了强调爱国和团结外，他们的政治或哲学立场并不相同，各自代表不同的派系阵营。保守派的庆典强调法律与秩序，无神论者进行的是“理性的庆典”，雅各宾的节庆充满教诲意义，旨在鼓励公民美德。就大众娱乐的角度来看，这些庆典有的冗长乏味，有的欢欣鼓舞。在群众要求下，官方于1790年举行庆典，以纪念一年前7月14日众人攻占巴士底监狱。此次活动盛况空前，被誉为首次“联合庆典”。
虽然如此，这次巴士底之役纪念活动，革命政权是在不情愿下举办的，因为他们害怕群众聚集会导致突发的暴力冲突。“经营革命事业，”法国大革命其中一名领袖米拉波（Mirabeau）警告他的伙伴，“困难的不是如何发起，而是随时保持战果。”[27]因此，官方规划联合庆典的目的是要“封存”革命，终止这项混乱的群众行为。在巴黎的主要庆祝活动中，主办单位拒绝自认为不合宜、可能会造成动乱的提案，不让女性参加，还试图限制庆典的多样性，只剩下冗长乏味的阅兵仪式。
但参加者还是冲破官方的限制，好几千人跑到巴黎朝圣，当中包括各阶层的人，不管是穿着丝绸的中产阶级淑女还是普通的工人，大家都在战神广场（Champs de Mars）同心协力准备庆典。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这才是手足之情，众人融合在一起，人我之分都消弭了。”[28]和谐、热情的精神遍及整个国家。革命派领袖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非常惊讶，7月14日巴黎的官方游行活动持续了两小时之久。不只如此，游行之后的数日，民众自发办起嘉年华派对，一起跳舞，演起讽刺剧。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描述了在圣昂戴奥（Saint-Andéol）的庆典：
人们奔向彼此的怀中，手拉着手跳着法兰多拉舞（farandole）。每个人都热情投入，没有例外。这股风潮传遍了镇上，深入田野，穿过阿尔代什省（Ardèche），通往罗讷河畔（Rhône）的草原。风吹拂过街上，桌子一张张就位，食物也准备好了，所有人在晚上都聚集在一起，参加这场爱的盛宴，赞美上帝。[29]
有些人批评米什莱美化了革命，至少有一点他是对的，1790年夏季这几天的庆典中，“没有人只是站在旁边看，人人都参与了”。[30]食物和酒取之不尽，大城小巷都有人在跳舞，连田野间都有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刻，展现了无穷的生命力。
在庆典的光谱上，最无趣的那一头是1794年的“至高无上者庆典”（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主办人是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目的是要对抗无神论者的“理性庆典”（Festival of Reason）。这场游行过程冗长，由衣裳华丽的罗伯斯庇尔带头，游行队伍中有孩童、抱着婴儿的母亲，参加者绝不能穿上象征无产阶级的无套裤。在其他城市的游行队伍中，各行各业的人带着工具出现。游行花车上有真人演员（tableaux vivants）进行政令倡导，比如何谓理想的法国家庭。有人唱着爱国歌曲，还有人发射礼炮。罗伯斯庇尔发表了三场冗长的演说，引起群众抱怨和讪笑。奥祖夫强调，整个活动完全没机会让个人发挥创意：“活动中，各式各样的规定都有，巨细靡遗……小女孩的头发怎么整理，给她们的花束样式，花纹勋章要别在哪里，都有规范……”[31]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多彩多姿，有时政治立场还互相冲突，它们不只是政治派系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是传播各样讯息的媒体。十八世纪末没有电视、收音机，只有尚未成熟的报纸（刊出的演讲稿倒是很受欢迎），要大量地传达讯息，就要在户外聚集人群，对着他们演说，现场还要有象征性的符号（例如代表自由和理性的女神），居间穿插振奋人心的音乐。法国大革命期间各种活动的元素，像是游行、列队、音乐、演说，都继续沿用到后来的爱国集会跟庆典，即使在强大的电子媒体时代，它们依旧是应景的内容。无论是罗马或纽伦堡的法西斯大会，或是2002年英国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甚至某个美国小镇民众庆祝国庆节，都是取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官方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