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意的因素，是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沉寂，是在150万人口方面没有任何活动。他们的脉搏似乎由于前晚的恐惧而停止；如果他们还能够想，他们的唯一希望，似乎是让征服者忘掉他们的存在。[1]
由于著名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爆发了中英间第二次战争。[2]随之而来的是英国海军3个月的断续的攻击。然后，包令与海军上将西摩尔停止了进攻，等待伦敦的最后决定：英法远征军联合行动，向中华帝国进攻。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业已贫困的广东又加上了一层经济重压[3]：即使是在平静时期，保卫费用已达每天1200两（约等于1700美元）。[4]叶名琛宣称：“我一心期望全体绅民捐款以敷需用。”顺德派捐20万两，新会12万两，香山10万两。叶一面向捐献者保证将为他们向皇上请赏，一面又警告说绝不能少捐，这笔钱是必须的。[5]
这不是募捐，而是勒索。例如1857年10月，行商之一，爽官之子[6]因捐不足数遭到拷打，财产充公。[7]通常，捐款册发给当地的名人或族长，同时官方向他们保证，“如果有人不服从，该村委员会的绅士得秘密将其拘捕并送交审判”[8]。这也许使地方名人有了许多压榨农民的机会，但却保证了广州得以在财政困难之中维持它的行政职能。
但是，就是那些“忠义的”绅士最终也感到厌烦了。随着白银一两一两地流入广州的钱库，他们开始要求计算他们捐献的巨款：仅番禺、南海、新会、顺德和香山县就达150万两（相当于210万美元）。有些人，如“九十六村”骄傲的名人们，拒绝再交纳任何捐款，但向总督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每个16岁以上的男子都可以集合成为训练有素的武装团练。另外一些地方，尤其是番禺的东部，干脆解散了他们的乡勇。广州城内，像1849年一样作了准备，组织了自卫委员会，允许各区居民决定是否维持团练，大多数选择了“否”[9]。
看起来，英国人似乎永远不会进攻。夷人一直继续着零星的海上攻击[10]，但是广州人开始相信，英国人已经放弃了真正占领广州城的一切打算，因为印度爆发了士兵暴乱。[11]
当中国人自信地拆除了设在城门外的防御工事时，额尔金爵士[12]却决定在北上白河以前先攻打广州城，惩罚一下叶名琛。[13]“亚罗”号事件过去15个月后，英法联军开始炮击广州城。那时，战争的迟来削弱了官方的团练运动。只有千总邓安邦统领的1000东莞乡勇进行了真正的抵抗，其他的乡勇都在致命的炮火下逃出了北门。[14]
1857年12月29日下午两点，广州城已完全处于联军的掌握之下。整整一个星期，战胜者俯视这座城市，想像着欧洲军队首次进入街道上拥挤的住宅时，广州人将做何反应。他们也在等待总督最后投降。[15]
但总督没有投降。叶名琛似乎试图用意志力驱除夷人。[16]他的同事、下属，甚至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对于他在西摩尔将军的大炮已摧垮了城墙时仍不肯理会英国人的作法，都十分困惑。在某些人眼中，他是极端自信的人的典型：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督，镇压红巾军的功绩尽人皆知，死不承认英国人有多么危险。对另外一些人，他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好像他内心的平静与狂妄可以抵补军事上的软弱。从这方面来看，他似乎是广州暴民的工具，是耆英最后的化身。[17]另外，关于他的性格还有一些模糊的传说：认为他由于清洗而变得残暴了；或者说他是道教专家，在他官吏生涯中最后一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转向了巫术。[18]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把让步、妥协、和解看作是软弱。他一次次地拒绝同事们与夷人交涉的建议，似乎外交就是纸牌游戏，必须威吓对手以使他屈服。[19]于是，在那警惕地等待的一个星期中，他仍旧不理会英国人的存在。终于，1858年1月5日，联军进入了广州城。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城北的观音山，省里的官员已从那里撤走以进行最后的对抗。稍后，他们捕获了叶名琛，当时他正想乔装翻越朋友家的后墙逃跑。[20]
当英国人行将占领城市的局势已很明显时，广州当局就开始同联军进行秘密谈判。早在12月29日，巡抚柏贵就派浩官和经官去请求和解。12月31日，满族将军穆克德讷和柏贵都公开安抚民众——他们最害怕的是不法暴民会趁英国人入侵之机烧杀抢掠。[21]所以，在叶名琛被捕后，其他的中国文武大员都没有抵抗，一般说来，他们还帮助联军维持治安。
英、法主要关心的就是秩序。联军只有5000士兵，两名中国翻译，如果他们希望统治100万怀有敌意的、狂热的民众，就必须得到现政府的合作。[22]考虑过两个计划。其一，柏贵和穆克德讷可以返回各自的衙门，而联军只是把军队留在城里。其二，柏贵作为战俘到一艘英舰上，但仍可“巡抚”广州。最后，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柏贵将“以一种适于增加而非损害当局威望的方式”在他的衙门中就职；“在那个重要关头，城市的安宁甚至城市的生存，都有赖于这个当局”[23]。当然，私下会告诉他，所有他的行政决定都要得到联军的准许。
柏贵对此建议考虑了24小时。这期间，城里的许多绅士都请求他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社会秩序接受这一建议。[24]柏贵谨慎、保守，不是那种“豪侠”人物，不可能领导一场反英的民众团练运动。1月8日，他接受了联军的条件。[25]第二天，英法联军在柏贵的衙门里为他举行了铺张的就职典礼，因为他的威望及行政“气氛”将是联合政府真正的工具。事实上，他是英法统治的傀儡，他被限制在衙门的最深处，有英国士兵看守，而外面都交给了联军的委员：汤玛斯·贺罗威上校、马蒂内·德·舍内上尉和巴夏礼。[26]巴夏礼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权力，单独处理省里的日常行政事务。[27]满族将军自动解散了他的卫戍部队并交出了所有武器，从巡抚衙门发出所有文件都由巴夏礼草拟或批准。[28]
除了以上所述种种及建立了一个联合法庭外，巴夏礼还监督城市的治安。最初，由100名英国人和30名法国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单独巡逻。但是对番鬼的害怕造成了恐慌，巡逻队一出现，商人、房主们都赶快躲起来，而盗贼则跟在巡逻队后面偷东西。最后，改为每一巡逻队包括一列外国水兵与一列中国警察。[29]
随着城市缓慢地复苏，联军开始考虑中国政府对这一新的方针会作出何种反应。皇帝会同意柏贵继续留任吗？
1858年1月26日，灾难的消息传到北京，叶名琛因“刚愎自用”过迟地被解职。他的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由黄宗汉接替。在黄未到任之前，柏贵暂署这两项职务——尽管皇帝十分明白联军对他的委任。[30]
但是，柏贵在地方事务方面的地位已受到了妨碍。当联军在广州委任柏贵时，省里的臬司、知府、粮道在佛山建立了一个影子政府，为乡村的绅士们提供了一个忠于朝廷的代替者。[31]而且，高级团练大臣们也在制订一个协调的抵抗运动计划，以把英法军队赶出广东。
著柏贵与绅士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如……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惟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咸丰皇帝上谕[32]
乡村的团练过于松散，过于缺少训练，难于对入侵力量进行真正的对抗。但是，英法军队现在是占领者，他们受到了任何抵抗运动都能够筹划出来的骚扰。乡村中的团练可能并不愿意反对一个官方任命的巡抚，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省里的三个高级绅士已得到皇帝的密许，要赶走敌人。这些由于红巾叛乱而回家乡来的爱国者们，决定试办与别处绅士正在创办的同样的地区性团练。
这些人士中的第一人就是龙元僖，顺德团练总局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龙的同学、同乡罗惇衍。罗与龙一样，出身于大良世家。他的父亲罗家正，1813年中举，是著名的越秀书院山长。由于在入城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升为五品，并领导了重修顺德历史的修志局。当他的儿子惇衍出生时“满室红光”，预示了这个孩子将来光辉显赫的一生：翰林院编修，四川、安徽两省学政，侍读学士，通政副使，然后是通政使。咸丰皇帝即位，罗在财政、政治上的保守观点与皇帝的看法相吻合，他青云直上了。那一年，他呈上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提出了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官吏的腐败和乱政所破坏的警告。皇帝同意他的看法。次年，罗惇衍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然后是左副都御史。1853年下半年时，他是刑部侍郎，也是地方团练的著名支持者。[33]
苏廷魁，三位领袖中的第三位，与罗一样，是道德主义者。但与罗不同，他性情急躁，多次卷入了政策争论。他也是广东人，是龙、罗的同年。1835年入翰林院，与罗、龙共事。鸦片战争结束时，他激烈批评温和派的“抚夷”政策。1843年，他大胆地指责穆彰阿失职，在咸丰皇帝继位后，他弹劾赛尚阿破坏旧制。1854年，他丁忧在籍，红巾军起，他反对借外兵。与罗、龙一样，苏也是地方团练的热心鼓吹者。朝廷决定支持团练活动后，苏返回广东主持地方防务。1854—1855年期间，他与大良总局密切合作，在向江西派遗勇营以对抗太平军方面，几乎是个专家。[34]所以，在反英抵抗运动之前四年，三位领袖中的两位就已经发展起一套地方防卫的协作体系。
三人中品级最高的罗，在联军进城时，刚好三年服丧期满。他与龙、苏二人联名上疏皇上，请求准予协调团练活动以抵抗英国人。1858年2月8日，皇帝密谕批准。[35]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即在广州城以北25英里的花县开设了广东团练总局。他们受命“督办夷务”，刊刻了“钦差办理广东夷务关防”[36]。
广东团练总局把它的势力从县发展到广州城南：从东莞、新安得到兵源，从顺德得到财源。[37]东莞以它勇猛的战士、卓越的射手闻名，一直是招募兵勇的传统地区。不如东莞出名的新安，在1856年由于苏廷魁的命令也成立了团练。当地最有势力的族长陈桂籍是苏的一个学生的兄弟。陈本人是进士，曾在北京户部任职；红巾叛乱期间，他反回广东照料家产。[38]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苏廷魁要求陈氏兄弟建立团练并组织对英国的抵制，因为新安是向香港提供农产品和劳力的主要基地。[39]苏是他们与叶名琛的衙门之间的联系人。但是总督发现，这个由广州的团练总局每年资助24000两白银的团练，实际上是一个宗族的工具，陈家利用它来解决与新安沿海各村的旧矛盾。当梧州发生骚乱时，陈氏兄弟说服柏贵，说只要他们有更多的钱，就能够组织三千多兵勇阻挡叛军，但被叶名琛驳回了。自然，陈氏兄弟收回了他们的建议，但他们仍保持着对县里团练的控制。当苏廷魁1858年被任命为“钦差”时，他们立即把全部人马交给了广东团练总局。[40]
基金和给养都由顺德的团练总局提供。花县的总局一建立，龙元僖就把大良公局的一些工作交给绅士委员会中一些可靠的人去处理。[41]龙元僖的族人龙葆成，负责管理一个筹集资金、担任联络的特别机构，称为“新青坛文社”，向广东团练总局输送了大量的借款、沙田租、厘金和捐款。[42]这笔钱交给总局的粮饷委员、来自顺德的前知县何大璋，由他去购买船只、武器，雇用兵勇。[43]
由于依靠顺德县，1859年初“大臣们”决定将总部迁往该处。[44]虽然北部各县也是抗英的，他们却没有供给广东团练总局在当地的各种需求。南海县尤其是这样。那里，“九十六村”与旧的升平社学一致，从1841年起就有自负的团练。在每次危机中，他们从来都拒绝向任何团练总局提供人员或资金，现在仍然如此。他们战斗得勇敢、凶猛，甚至也使自己的行动与“大臣们”发出的指示相协调，但他们完全受自己设在石井的总部所控制。他们的总部以梁起鹏为首，他只有低级功名，是有名的梁姓族人。[45]如果说他们还承认任何合法的政治机构，那就是臬司在佛山的影子政府所建立的团练组织。
罗惇衍很快就使佛山的忠义者归顺了团练总局。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仍旧保留着它的防御总部：丝墟联防局——其总部设在佛山，并在南海、番禺的每一个丝市上都设有招募处[46]。1859年，联防局的各机构最终并入了广东团练总局。
红巾叛乱时期的政治崩溃使得建立广东团练总局成为可能。但是，权力分散化又使得罗、龙、苏不能创立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大臣们”似乎形成了省里的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但是，即使是朝廷的谕旨、驱赶外国人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消释20年积累起来的地方主义。
虽附省之郡邑团练尚属整齐，而自四年间股匪滋扰以后，民力迥非昔比，集众易，而不能令义愤之人襄粮以从。兵端开，而更虞致不逞之徒乘间而发。
穆克德讷和柏贵奏[47]
1858年上半年，乡村的团练使广州城为之恐慌。警察、士兵，只要在城门附近走动就会被抓走。对所有外国人的人头都悬了赏格。设置了陷阱。每晚都有建筑物被火箭或纵火者烧毁。有钱人都逃出了城。郊区荒无人烟，为抢劫集团提供了隐蔽所。[48]住在广州或是香港的外国人发现，很难买到粮食，也很难雇到帮工的人。地方官们已命令小店主离开广州，两万名劳工离开香港回家[49]。
巴夏礼徒劳地企图利用柏贵来安抚乡绅和忠于朝廷的官员。巡抚同意了，他写信给佛山的影子政府，请求他们停止无用的反抗。[50]但他的调停毫无用处。“大臣们”拥有的朝廷谕旨，似乎抵消了柏贵的权力。[51]此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柏贵只是巴夏礼的傀儡，甚至咸丰帝也感到“柏贵禁止义兵之语，可见受其挟制”，皇帝要求“该督（黄宗汉）到粤后，仍当借绅民之力”[52]。柏贵认识到，三大臣一定会继续以省的名义说话，直到拥有更大权力的黄宗汉来代替他们。[53]但是，他仍然企图让北京知道，罗惇衍所描绘的关于一个强大的团练运动的乐观景象，是歪曲了事实的。百姓实际上很穷，全省各地盗匪活动再次兴起，大多数广州人根本不关心占领问题。[54]
柏贵在皇帝心中引起的疑虑，由于收到正在前往南方途中的黄宗汉的报告而加重。[55]新总督试图在江西、江南、福建招集援军，但没有一个省可以向南方分出兵力。广东团练总局似乎是收复广州的唯一希望。[56]但是，已有迹象表明，群众的热情并不像罗、龙、苏说的那样高涨：“各乡团练并无剿夷之心。”[57]
难道不能再信任罗惇衍了吗？根据他向皇帝的报告，全省都已准备好把夷人赶下海。枪炮已装好火药，兵勇已训练，给养已准备，间谍及恐怖分子已秘密进城，只等皇上一声令下，就可武力攻城。[58]
皇帝犹豫了。很显然，只有等黄宗汉到达广州，送回一份没有偏见的、可靠的报告以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59]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据当时正在白河进行的中国同额尔金和葛罗[60]的外交交涉情况来做决定。如果能够利用俄、美说服英、法，就没有必要进攻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那么仍可用广州人向联军进行拦腰一击。这与天津谈判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咸丰帝命令“该侍郎等惟当密筹防备，候旨遵行”[61]。到1858年5月9日，即额尔金和葛罗强行通过大沽炮台的前一天，皇帝对俄国或者美国的调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罗的团练也许不像广东团练总局所假装的那样热情高涨，但他们至少是存在的。[62]黄宗汉到达广州之后，必须立即筹划控制团练运动，并警告英法联军，如果他们在（阴历）四月份之内不撤出城去，将以武力强迫他们撤出。[63]
联军攻打了大沽炮台。皇帝谕令黄宗汉与罗惇衍必须协同进攻：首先夺回广州，然后进攻香港。但事情要做得机密。黄不能公开介入团练的活动，因为一旦夷人以激烈的手段来保护他们在这两个城市中存放的货物时，黄也许还要干预，进行调停。当时总督尚未得到北京的明确命令发起进攻，因为仍有可能依靠外交解决结束这场战争[64]。
1858年6月11日，黄宗汉终于到达广东，并在远离广州的惠州设立了总督衙门。英国人马上警告他不要鼓励团练的活动。但总督没有理会他们，他会见了三大臣以执行皇上的命令。[65]他公开表示赞赏广州人民“忠义之忱”，同时张贴布告，警告联军必须撤走，并答应奖赏忠勇的团练。[66]
抵抗运动的活动速度立即加快了。看起来，乡村里的团练最终将被允许去攻打广州。到处都出现匿名的反洋人告示。成队的恐怖分子，乔装成苦力混入城中。中国警察渐渐害怕在街上被人看见与外国人在一起。广州籍的仆人们都离开了外国雇主的家。[67]
联军尽力维持广州的治安：增加巡逻队、管制交通、关闭一些城门。可疑的恐怖分子被剪去辫子做为标志，并被赶出城去。[68]但是，敌人太难捉摸了。而且，额尔金爵士担心不必要地刺激乡绅，禁止英国人到距城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巡逻。[69]联军只有一次打破了这个规定。6月1日，一个巡逻兵发现一大队乡勇（包括由陈桂籍领导的1000名新安人），在城外6英里处的白云山麓集结。6月3日，800名联军士兵攻击并打破了他们的营地，取得了小小的、但却鼓舞人心的胜利。[70]
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里进行了一场对外政策的辩论。鹰派，主要是都察院或翰林院中的汉人，吵嚷着结束谈判，回到同夷人武力抗争的路上来。[71]6月23日，御史们在辩论中失败。三天以后，桂良签订了《天津条约》。[72]不到24小时，皇帝收到了罗、龙、苏的奏报，他们将白云山的战斗描绘成团练的辉煌胜利。[73]这一密奏的消息，不知怎么泄漏给了政府中少数几位更主战的人物：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沈兆霖。这三名官员试图利用“胜利”的消息重新进行关于夷务政策的辩论，要求咸丰皇帝鼓励罗的夺回广州的尝试。“且粤民业经开仗，仇隙已成，势不两立，则朝廷即不听攻，百姓岂能歇手？如……阻止进兵，则民与官仇，深防激变。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74]。这与叶名琛曾提出的论点相同。皇帝也认为人民是必须安抚的；但是现在，条约已经签订了，英、法自然要结束他们的占领。事情已经办妥。[75]
但是皇帝错了，英法联军并不打算撤出广州。总督报告说，英国人正在修建永久性的兵营，巴夏礼正在组织一个有100多本地人做幕友的班子，以管理这座城市；罗惇衍也反复强调了夷人还呆在原处。[76]皇帝听到这些当然很关心。但是，中国眼下欠了英、法一笔巨额赔款，这些钱的一部分将出自广州的关税收入。即使英国人确实统治着城市，朝廷也不能采取会危及这笔收入的行动。咸丰帝知道黄宗汉所带兵勇的力量，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补充，如果团练能够成功，他是乐于批准进攻的。但如果胜负未可预卜，黄宗汉就不应贸然行动。[77]
1858年7月21日，在皇帝迟缓的决定到达罗惇衍手中以前，等待了很久的对广州城的进攻终于开始了。7千兵勇满怀信心地攻城，攀爬城墙。但是他们忘记了英国人架在观音山上的大炮。炮火赶走了受到重创的团练，他们垂头丧气地撤退了。[78]
更糟的是，北京的新指示于7月21日的失败后到达，这意味着团练总局不能再进行努力来同城里的外国人对抗。三位团练大臣请求将他们的任务从办理“夷务”改为镇压匪徒。皇帝意在维持现状，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毋庸与闻。”[79]
7月的失利破坏了这场忠义运动的支柱。皇上否决进攻的流言四处传播，忽然间富户们对广东团练总局的命令也心存疑虑。资金来源开始枯竭。甚至仍在抗英的三元里团局，也短给一月口粮。[80]没有粮食和薪饷，雇来的乡勇就蜕化成了土匪。[81]混乱的循环重又开始。官吏们逃进城，甚至衙门中的职员也星散了。
幕友亦多星散回家。各属州县，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复。省垣为首善之区，刑政荡然，盗贼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热之中。[82]
协调的团练活动暂时停止了。但是与此同时，反洋人主义却没有减弱，没有集中领导的地方小股武装，仍不断地袭击联军。额尔金甚至在1858年9月同桂良在上海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情况，但是没有结果。[83]英国人要亲自使农村感到他们的存在，亲自扫除反抗的中心或使他们丧胆。到12月，日常的巡逻已不限于城门，而扩展到广州四周的村、镇。这些巡逻队在1859年1月4日以前都没有受到袭击。可是1月4日那天，700名水兵在靠近设在石井的南海团练总部时，受到了袭击。那里的有些乡勇勇敢地向正在后撤等待联军官员命令的英国人开火。巴夏礼认为，如果石井总部不受到惩罚，那么别的地区就难以管理了。1月8日，在六艘炮艇支持下，1300名士兵向团练总部进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乡勇被打败，总部被占领，村庄被夷为平地。
这以后，接着又进行了三次远征。1月20日，一支炮艇小分队向佛山进发，打算同那里的影子政府交战。但出人意外的是，他们受到了那里的官员的和平接待。1859年2月8日，1000多名英、法士兵在一队苦力的支援下，向设在花县的广东团练总局进攻，把大臣们赶到顺德县。最后，2月19日，一大队远征军溯西江而上，沿途穿过生丝产地到达肇庆，苏廷魁一直在此地组织团练。[84]
这些侵扰的结果是戏剧性的。从石井总部缴获的文件中，巴夏礼发现了皇帝给罗惇衍的一道密谕，皇帝那时正鼓励团练。这份可以用来指控皇帝的文件立即送到了额尔金处。额尔金拿给桂良与花沙纳看，并假意表示不相信皇帝竟会不讲信用地认可抵抗运动。[85]额尔金同时还提出要求：解散广东团练总局，并撤销由于把自己卷进去而失败的黄宗汉的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大臣的职务。事情的内幕泄露了，朝廷很快采取了行动。1月29日，何桂清接替黄宗汉出任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务大臣。他是包括桂良在内的主和派的著名首领之一。与此同时，朝廷否认密谕：“著黄宗汉严拿伪造之人，尽法惩办”[86]。
现在，从理论上说，“忠诚者”变成不忠诚了：皇帝已经接受了广州的双重体系政府。最重要的是，对广州的侵掠，在广东全省都投下了外国人的政治阴影。例如，在石井团练总部被毁时，九十六村地区的反洋人主义即开始销声匿迹。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中长者就在村边排列成行，极为有礼地欢迎他们。[87]绅士现在把联军视为政治的和社会的真正对手，而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却接受外国人做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在郊区，游民们仍放纵地像过去一样辱骂外国人，但总的说来，即使在那里，情况也有了向好的方面的决定性变化。在我看来，对敢于面对最近的动乱的外国人，存在着一种信任，了解外国情况，尤其是熟悉英语的愿望，也在增长。
代理中文秘书威妥玛语[88]
广州的政治上的统治者——联军，同中国当局之间逐渐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工作关系。[89]一名清朝官员请求英国人给以帮助或借助其权威，很快成为自然而然的事。[90]此外，联军指挥部还在三角洲地区建立了一种社会保护制度。巴夏礼与阿礼国停止了苦力买卖中罪恶的“猎仔贸易”和城市官吏对广州小店主3%的“抽厘”税，这一举动赢得了成千上万农民和商人对他们的不尽感激。[91]很快，三角洲地区的居民转向联军指挥部寻求革除地方上的腐败和不公正，而过去他们是向中国传统的政府当局提出请求的。事实上，当英法联军不干涉地方事务时，人们反而忿忿不平。
去年上半年，联军的衙门表现出革除弊端的意愿，可是到了下半年，自从宣布敌对状态结束之日起，联军在大多数事情上不再接受中国人的请愿。这样，可怜的百姓就失去了伸告冤屈的手段。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联军不注意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彻底了解有关中国的所有情况。[92]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被看作与盗匪、海盗、“汉奸”等破坏秩序的势力是一路货色。可是现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政治的力量。1859年，当肇庆、嘉应以及梅岭通道地区再次发生叛乱时，这一力量是使广州得到极大安慰的源泉。似乎只有联军才能阻挡匪徒进入广州。[93]“确实曾有报告表明，当地匪徒打算同外省叛匪联合起来，伺机采取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94]。西方的蛮夷对中国来说，不再是陌生人；在控制的问题上，他们是政治上的对手。广东的现状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的缩影。
当1859、1860年北方再次爆发战事时，三大臣仍幻想恢复抵抗运动[95]，但已为时太晚。广东团练总局的财源已枯竭，绅士们似乎不再关心大沽事件。罗惇衍催逼各地方官，苦苦抱怨显贵们拒绝交付他们的份额，甚至列出拖欠者的名单，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各宗族和各乡村不再合作了。人们以愤恨、轻蔑的口吻谈论三大臣；而当团练总局的收税人出现时，各村均武装自卫。[96]
当然，绅士中仍有一些人反对夷人，希望把英法联军赶出广东。但是，咸丰皇帝已告诫三大臣，“目前天津的乱局已不可收拾，但广州的事务仍可依前令处理，汝等必不可惹起事端”[97]。罗惇衍明知无所作为会失去所有尚存的地方排外者的支持，但仍不得不告诉绅士们取消对广州的进攻[98]。团练萎缩了，消亡了。在老的反洋人中心地区巡逻的英国士兵看到的是友好的农民，他们拒绝向绅士的团练局交纳保卫费用。一队英国兵甚至在罗、龙、苏曾作为团练总部的公局中过夜。在这里，一名县丞“深感邻村绅士力量的增长。据他说，他们曾使他的地位下降到几乎不起作用的地步”。现在，只有在风中飘动的撕破了的反洋人告示，才能使英国人记起广东的抵抗运动。[99]
1860年新年，两广总督穿起朝服庆贺，这是三年来的第一次，表明旧秩序已经恢复。[100]英国人继续检举绑架者，在乡村巡逻，阻止在边界的叛匪，使他们不得逼近三角洲地区。[101]甚至南海、番禺的绅士们也开始接受联军存在的现实。一次他们向联军委员们提出，请求“发给一份以他们崇高的民族文字书写的文件”，允许在石井建立团练以防盗匪。[102]他们怎么能对外国人统治的事实视而不见呢？他们自己的一名地方官审问两名罪犯时施用刑罚，巴夏礼断然把他投进了监狱。[103]
英国人并没有感觉到所有这些事情的讽刺意味。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25年来他们走了多远。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60年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同曾与之战斗、并给予约束的官僚阶级等同起来；他们也不可能预见到，他们英国人将被新的中国视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这个新中国恰恰是他们无意中帮助建立起来的。
这么容易统治是太美满了。巴夏礼本人感到了这一点。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初所持的目的。现在，越早脱身越好，最好在引起新的纠葛之前。”[104]于是，1861年10月21日，就在20年前炎热的5月里卧乌古曾占领过的高地上，联军的指挥官们最后一次集合他们的队伍。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厚厚的城墙破裂崩坏了，河南华丽的别墅毁坏了，池塘里飘满了浮萍。[105]现在，礼炮燃响，换上了中国当局的旗帜。联军在最后一次胜利的夸耀中撤出了广州。[106]残破、卑微、经历了不能消除的变化的广州城，最后被留给了她自己。没有欣慰，没有愤怒，没有抗议，甚至也没有希望，广州城看着英法联军离去。
[1]《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
[2]1856年10月8日，广州一位绅士向地方官报告说，他认出了停在黄埔的一艘快速帆船（用中国索具的西式船）的水手中，混有1名海盗。4名官员和60名士兵登上船，它是中国人所有的，但在英国的航海册上以“亚罗”之名非法注册。当中国人扯下桅杆上的旗并逮捕12名中国水手时，好斗的领事巴夏礼声称英国国旗受到了污辱，他在包令和西摩尔海军上将全力支持下，要求总督叶名琛公开道歉。叶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最后通牒，于是导致了战争。
[3]1857年夏，因大米缺乏，米价涨为正常价格的3倍。广州的大米都得从暹罗进口。见FO17/271，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5，附件1, 1857年8月20日。
[4]告示日期是1856年12月4日。见FO17/263，快件6，附件2, 1851年1月3日。
[5]FO17/263，威妥玛的报告，快件6，附件1, 1857年1月3日。
[6]爽官（Samqua），通常指吴健章。他在外贸中交了好运以后，1851年在上海负责对外关系，见《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5页。
[7]FO17/272，华特的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21日。
[8]FO17/272，华特的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21日。
[9]FO17/271，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62，附件1, 1857年8月24日；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19，附件1, 1857年7月10日。FO228/240，“巴夏礼—额尔金”，1857年7月25日。FO17/272，中文秘书的备忘录，快件370，附件1, 1857年9月2日；快件385, 9月21日；快件390, 10月5日；快件399, 10月13日；威妥玛的报告，快件407, 10月21日。
[10]《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特别记者在中国》，第16—42页。
[11]FO17/271，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19，附件1, 1857年7月10日。FO228/240，“巴夏礼—额尔金”，1857年7月25日。
[12]额尔金爵士是英国最显赫的贵族之一。曾任女王陛下的牙买加总督、加拿大总督，业绩辉煌。1857年，巴麦尊首先挑选他担任远征中国的司令官。
[13]FO17/276，“额尔金—克拉兰登”，快件46, 1857年9月24日。
[14]民国《东莞县志》，卷72, 18下。FO17/27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6，附件1, 1857年7月25日；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36，附件2, 7月25日。FO17/277，“威妥玛—包令”，快件75，附件1, 1857年12月9日。
[15]Stanley Lane-Poole：《巴夏礼爵士的生涯》，伦敦，1894，1: 12—13章。
[16]夏定域：《英吉利占据广州之役史料》，载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0.110: 45—48页，1929年12月18日。
[17]《英吉利占据广州之役史料》。
[18]《清代中国名人传》，第904—905页。
[19] 《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1、74页引薛福成。
[20]《广东十三行考》，第198页。
[21] 《广东十三行考》，第170页。《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5—82页。
[22]《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第287页。
[23]Laurence Oliphant：《额尔金伯爵1857、1858、1869年使华使日纪实》（以下简称《额尔金使华》，伦敦，1859，1: 151页。
[24]《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第287页。
[25]柏贵的许多同胞认为他是被迫作出这一决定的。“胁巡抚柏贵以制粤民”。见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35下。
[26]《额尔金使华》，1∶151页。
[27]FO228/252，“广州的中国大臣们应遵守的规则”，快件11，附件3, 1858年1月12日。
[28]FO228/252，“广州的中国大臣们应遵守的规则”，快件11，附件3, 1858年1月12日。
[29]《额尔金使华》，1∶169页。
[30]《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82页，注142。
[31] 《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77—78页。
[3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 44下。
[33]《清史》，台北，1961，第4818—4819页。
[34]《清史》，第4589—4590页。
[3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 44下。
[36]民国《顺德县志》，卷23。《中西纪事》卷13, 8上。
[37]民国《东莞县志》，卷72, 18下。民国《顺德县志》卷23, 9上。
[3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 33下—34上。
[39]FO17/263, 1856年12月24日告示，快件6，附件2, 1857年1月3日。FO17/263，威妥玛的报告，快件6，附件1, 1857年1月3日。
[40]FO17/267，快件181各附件，1857年4月14日。这个文件附有陈氏兄弟和苏廷魁之间往来的50封信，Elliot海军代将俘获了一艘“团练”的船，缴获了这些信。
[41]特别是潘念祖，他是冲鹤有势力的潘姓族人；赖子猷，进士，曾在内阁供职。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8, 4上；卷19, 3上。
[42]民国《顺德县志》，卷18, 14下；卷23, 9上；卷2, 34下。
[43]民国《顺德县志》，卷18, 4下。
[44]民国《顺德县志》，卷3, 4下；卷23, 9下。FO228/284，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60年5月21日。
[45]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35上—35下。
[46]民国《顺德县志》，卷23, 9下。
[4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 45下。
[48]《中西纪事》，卷13, 7下—11上、20上。FO228/259，“阿礼国—额尔金”，快件9, 1858年7月9日；“巴夏礼—额尔金”，快件37, 6月4日；“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0, 6月6日；快件43, 6月18日；快件45, 1858年7月20日。
[49]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54，附件1、2, 1858年7月20日。
[50]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38, 1858年6月6日，参阅同件中的附件。
[51]FO228/259，告示副本，快件54，附件2, 1858年7月20日；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4，附件4。
[5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9上—20上。
[53]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3, 1858年6月18日。
[5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 45上—47下。
[5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 47下—48上。
[5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3上—19上。
[5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5下。
[5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37上—41上。
[5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0, 25上—26上。
[60]葛罗男爵，法国远征军领导人，与额尔金勋爵相似的角色。
[6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0, 26上—27下。
[6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17下—19下。
[63]同上。
[6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 41上—42下。
[65]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0, 1858年6月6日；“黄宗汉—联军委员”，快件47，附件9。
[66]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5, 1858年6月19日；快件46, 6月21日。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280页。
[67]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7, 1858年7月3日。
[68]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43，附件3, 1858年6月18日。
[69]《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283—284页。
[70]FO228/259，“巴夏礼—额尔金”，快件37, 1858年6月4日；消息报告，快件38，附件1, 6月6日。《中西纪事》，卷13, 18下—19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 33下—34下。
[71]《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缘起》，第2章。
[72]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外交阶段，1858—1880》，马萨诸塞，剑桥，1960，第23—79页。
[7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 33下—34下，37上—37下。
[7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 31下。
[7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 32上—32下。
[7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 33上—41下。
[7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 41下—42下。
[78]《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82—283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 3下—6上。
[7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 37下—38上。
[8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 34下—37下。
[81]夏燮：《中西纪事》，卷13, 11下—12上。
[8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1, 7上—7下。
[8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85—287页。《额尔金使华》，2∶469—472页。
[84]FO228/266，“阿礼国—包令”，快件7, 1859年1月13日；快件13, 1月23日。《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14章。
[85]《额尔金使华》，2∶469页。
[86]《额尔金使华》，2∶473—474页引。《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缘起》，第14章。
[87]FO228/266，“阿礼国—包令”，快件7, 1859年1月13日。
[88]见FO17/224，快件23，附件1, 1856年1月。
[89]FO228/268，柏贵给委员们的公文，快件1，附件1, 1859年3月29日；惠州府告示，快件1，附件5, 3月29日。
[90]FO228/266，“阿礼国—包令”，1859年4月19 日。FO228/268，“巴夏礼—卜鲁斯”，快件16, 1859年5月16日。
[91]FO228/266，保证商给阿礼国的请愿书，快件31，附件1, 1859年4月。FO228/370，巡抚劳崇光致联军委员会：处决18名绑架者的证言，快件42，附件2, 1859年11月10日。FO228/266，“阿礼国—包令”快件31, 1859年4月。FO228/26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附件3, 1859年3月29日。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7，附件2, 1859年10月6日。FO228/267，“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36, 1859年10月8日。FO228/270，“巴夏礼—包令”，快件45, 1859年11月12日。《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139页。
[92]FO228/263，广州绅士的告示，英译文，快件11，附件1, 1859年5月3日。
[93]FO228/268，巴夏礼的备忘录，快件1，附件3, 1859年3月29日；快件6，附件1, 4月21日。FO17/216，“罗伯逊—汉蒙特”，快件17, 1854年10月10日。《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82—83页。《额尔金使华》，1∶95—96页。William Lockhart：《医药传教士在中国：二十年经历记》，伦敦，1861，第185—186页。
[94]FO228/263，广州绅士的告示，英译文，快件11，附件1, 1859年5月3日。
[95]FO228/284，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16，附件1, 1860年7月6日，又见同件之附件2。FO228/287，“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73, 1860年8月4日；快件83, 9月20日；彼特的报告，快件99，附件1, 11月12日；“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101, 11月26日。FO228/268，“巴夏礼—卜鲁斯”，快件23, 1859年7月9日。FO228/266，“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19, 1859年7月20日。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8，附件1, 1859年8月6日。FO228/266，“文恰斯特—卜鲁斯”，快件22, 1859年8月2日；劳崇光告示，快件23，附件1, 1859年8月6日；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8，附件1, 1859年8月6日；快件29，附件4, 8月22日；“巴夏礼—卜鲁斯，”快件32, 9月18日。
[96]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9，附件1, 1859年8月22日；劳崇光给番禺知县的指示，快件32，附件5, 1859年9月18日；巴夏礼的报告，快件37，附件1, 9月25日。
[97]FO228/269，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8，附件1, 1859年8月6日。
[98]FO228/266，“罗伯逊—卜鲁斯”，快件27, 1859年8月31日。
[99]FO228/270，巴夏礼的报告，快件62，附件1, 1859年12月13日。
[100]FO228/283，“巴夏礼—卜鲁斯”，快件82, 1860年1月27日。
[101]FO228/306，梅辉立的报告，快件46，附件1, 1861年7月5日；“罗伯逊—卜鲁斯”，6月7日。FO228/284，“巴夏礼—卜鲁斯”，快件103, 1860年3月12日；快件106, 3月25日；快件115, 6月20日；快件116, 7月6日；巴夏礼的备忘录，快件112，附件1, 5月21日。
[102]FO228/284，番禺绅士给联军委员会的请愿书，快件106，附件8, 1861年3月25日。
[103]《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444页。
[104]《巴夏礼爵士的生涯》，1∶451页。
[105]Peter G.Laurie: 《广州的回忆，1859年6月》，伦敦，1866，第43页。
[106]FO228/306，“罗伯逊—卜鲁斯”，快件71, 1861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