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中设升平公所以安良善，建议勇祠以励民气，皆本真之谋也。[1]
19世纪的广东社会，是各种互相关联的组织的复杂混合体：团练、公行、秘密社会、绅士委员会、海盗帮、“公所”以及更重要的血统集团。最后这一组织表现为“族”[2]，它使得华南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有所区别。这并非因为别处不存在宗族组织，而是因为这些庞大的、实行族外婚的血统集团，在广东是基本的、普遍的群众组织形式。首先，它们是省里最大的地主。[3]它们的“族地”（祭田或长田）[4]提供的收入，由族中长者掌管，用于资助生童学习、有功名者的津贴、考试费用、救济贫苦者或残废者以及病人等。[5]有时，族田的收入干脆分给族内各家；与此相应的，这些家庭在族中买入更多土地时也要分担支出。族田的收入是惊人的。在一个有5千户的广州三角洲镇上，有130个祠堂，年收入租金达90万元。[6]
这样的富裕而有影响的家族，就是广东省一个个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中心。[7]从有声望的绅士领袖的荣光中受惠的族人，或者在地方争斗中乐意其宗族成为联合体一分子的族人，当然不愿离开它的保护伞。[8]土地象征着这个统一体，象征着这个集体力量和声望的源泉。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力量——也是以族田为表征的——却驱使这种血缘组织分裂。宗族并不代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或静止的关系。用于津贴的租谷经常是从较穷苦的族人和本族的佃户那里征收来的。这些农民可能、而且确实对族长们强收高额地租或高利贷怀着强烈的不满。[9]认识到这一点，有的宗族的族规禁止向族人收取祭田田租。[10]但是，在那些宗族与村庄合二而一的地方，这种族规就难以实行。于是，经常有各种势力相互推拉，有时分裂、有时团聚着宗族。这些力量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是，一边表现为阶级关系，另一边表现为亲属关系，二者共存于宗族之内。地主与佃农[11]各自与别的宗族内的伙伴们有着即使不是现存的，也是潜在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但与此同时，这种横向的联合又由于纵向的亲属关系而有所减弱。这样，由于缓和了阶级冲突，宗族有助于农村的稳定。不幸的是，宗族斗争即是使血缘组织团结的最为有力的手段之一，同时它又分裂了广东的乡村。
图二 宗族组织中的亲属阶级关系
1766年时，乾隆皇帝对当时广东发生大量的宗族斗争十分关心。
粤东随祠堂租每滋械斗顶凶之弊……建祠置产以供祭祀瞻族之资，果能安分敦睦，……何尝不善？若倚恃族蕃赀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牟利顶凶，染成恶习，其渐自不可长。此等刁风，闽广两省为尤甚。[12]
皇帝命令进行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有些宗族控制着大量的“祭田”。族内各家轮流收取每年的地租；同时由这一家支付有关的土地税并把剩余部分放债取息。富者日富，很快农村就分为极富的族与极穷的族。前者无疑地压迫后者。但是，两个势力、财力相当的宗族由于土地、水权等问题如果发生争执，就只有兵戎相见，一决胜负。于是就筹划一场战斗。族人集合在祠堂中，他们得到保证，受伤者会有奖赏，死者会有奉入祠堂的荣誉，残废者则给予终身的津贴。如果杀死敌方一人而杀人者受到官府的注意的话，那么，族内另外一个由于其他罪名而被追捕的人将自愿做为“顶凶”。他的自首满足了官府，而他的家属则可以从宗族的基金中得到一份固定的收入。[13]
江西的宗族斗争则与此截然相反，绅士们从不卷入。农民自己秘密决定开仗日期，在自己中间选举领袖。只是在战斗之后，他们才向族内名人寻求法律保护。当然，族内的富户不赞成这些，而且常常试图由他们自己来审断为首的人。但是，当长老们在祠堂里会集时，却往往发现面对他们的族人是一群暴民，这些人要阻止这种审断。[14]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血亲的冲突就分裂了宗族。
另一方面，在广东，宗族斗争却是由族长们公开决定和组织的。因为对于族长们来说，这是增强他们的势力及加强对祠田的宗族控制的重要方法。反过来，祠田为斗争提供了费用。归根结蒂，宗族斗争所祈求的价值和所允诺的奖赏，加强着宗族的团结和较富裕支派的控制力。[15]
19世纪时，宗族械斗成了广东的地方病。省里不少地方处于“长期混乱”的状态中，其特点就是设防的村庄、高高的围墙、土坝、碉堡和半职业性的战士。[16]例如，黄埔周围的两个族，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互相仇视，用血写复仇檄文，毁坏对方的坟墓，并且如同18世纪时曾描述的那样雇用“敢死队”或者“顶凶者”[17]。大多数这样的争斗都起因于水利或土地。各族宁愿兵戎相见，而不愿到地方官的大堂上去申诉，因为在那里，他们会遭到勒索，或是接受不可捉摸的审理。交战双方在事先很了解他的宗族在军事上会有什么损失，这是一场经过计算的冒险。不幸的是，暴乱的地区趋于扩大。雇佣兵出现了。有的宗族联合其他无亲属关系但同姓的族来扩大他们的同盟网。[18]甚至团练也成了扩张的工具。“为了共同防卫之目的，同族人集中起来结成保甲，而保甲则招募地方团练，巡逻放哨。所有这些事务，都是在祠堂里分派的，所以祠堂必须变成军事指挥部和团练集合的地方”[19]。广东的宗族与团练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已合为一体，一个单一族的村的团练，不多不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伤者或死者被赏以祠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到列入宗祠的荣耀。
“祖先堂”这个词，在广东就是指祠堂。由于十分强调风水，吉祥的地段是人们最希望的，所以很难得到，只有富裕的血缘组织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圣地。[20]“祠”同血缘分裂和宗族形成的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代子孙在室内神龛里保存的祖先牌位，四代以上的就得移走，“比大家庭更远的宗支就不能从中找到共同的祖先”[21]。但可代以另一种牌位，把它放置于特别的祖先堂即祠堂中，而不是放在家中。这种方式会导致形成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集团：比一般大家庭高一级的中间血缘体。[22]围绕一个祠堂所形成的血族以及其他中间血缘体的并入，需要更多的经济来源，于是一个宗族出现了，并且整齐而有系统地成长起来。这样，在只有一个或两个姓的某一乡村地区，可能有一个超过1000人的族，但却有20或更多的祠堂，其中一个主要宗族的祠堂称为大宗祠。[23]
宗祠与宗族土地一样，既团聚血缘体又分割血缘体。[24]因为，当有钱的家庭建立起自己的祠堂并维持着大家庭时，贫穷的同血族的家庭，没有祠堂，仍是分散的，单独的。简而言之，祠堂联合了扩展中的、活动的血缘体，使之与那些较弱小的家庭分开。
放在祠堂中的祖宗牌位没有放在家里神龛中的真正祖先牌位那样有一种内在的神圣感；它们代表的只是一种社会价值，而不是个人的宗教感情。这些牌位，确实给奉祀它们在那里的人及前去膜拜的子孙带来社会地位。对于地方团练的成员说来，能够列入这样的祖先堂，无疑是巨大的刺激。事实上，在广州府的各地方志中，关于团练活动最详细的记载并不见于列传，而见于有关礼典、礼仪这一类。[25]官方对于这类团练的赞许，在为祠堂作的褒奖牌碑中也能发现。团练有可能吸引或煽动破坏秩序的造反势力或异端势力，但他们所祈求的基本价值却是保守的、家族主义的、正统的。
在绅士鼓励下的超越村庄和宗族的乡勇联盟中，血缘组织又怎么样呢？即使在这里，血缘组织仍旧一样重要。东平公社的24名领袖中有大约60%的人是同姓。这当然并不肯定表明亲属关系，但是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谢王两家的明显关系——同辈的人名有一字相同[26]，表明广东省乡勇联盟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是聚集在早已存在的宗族的“旗帜”之下。特殊的团练组织是否曾以多族联盟这种早期形式存在过呢？那是可能的。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团练联盟，比如升平社学，是超越了宗族联盟的。绅士们使许多纵向的血缘体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宗族内的绅士与佃户，同另一族的绅士与佃户之间的潜在的横向纽带，突然间联系起来或者是加强了。某一村的某一农民发现，他与另一个镇上的穷苦农民有着共同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团练运动，各个村子间互相的仇恨阻碍人们觉察这一点，这有利于领袖们控制一个宗族。[27]
表2 东平团练的领袖[28]
这种横向的移动，不可避免地使阶级—宗族的平衡以不断增长的力量互相反对。在外部的敌人——英国人威胁广州的时候，血缘关系维持着。可是，当这种威胁在1849年后明显消失时，阶级就开始居于宗族之上了。团练运动也增强了绅士们在每一血缘体中的统治。族人中的礼仪领导权不是必定掌握在本地著名人物的手中。族长可能是一个相当没有势力的人，仅因为他辈份高而被选，由于他不可能用自己的有力地位去谋私利而得到认可。[29]但是由于团练活动，选择一个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绅士掌管祠堂和“公所”就变得必要了。在地方官与地方名人之间，控制的平衡被打破，终于影响了宗族。随着绅士担任的经济、政治、军事工作的增加，宗族村的作用也加强了。血缘体的领袖们参加了“公所”或“社学”这些紧密的政治和礼仪组织。[30]这个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进程，在20世纪以礼仪与政治的几乎完全一致而达于顶点。1930年时，“（广东）现时的乡村自治政府体系中，区的领导人、村长以及他们的下属，大部分是由有力宗族的有力人士推荐的”[31]。
所有这些变化破坏了宗族维持的社会平衡。到1845年时，社会开始分化为富裕者、贫穷者两部分，血缘关系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利益了。这种在中国社会中常常呈现的阶级利益，在团练运动中明显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它们并没有创造团练运动，像今屈诚二等史学家曾论证的那样。他们说，绅士们发起团练运动就是为了使怀有敌意的佃户在经济上继续处于受统治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时期的绅士团练被明确地看作是镇压造反农民的“反革命”力量。然而，团练在最初是团结了地主与农民的。在部分地由于鸦片战争引起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排外主义与宗族使广州的乡村联合起来。但上述势力终于使社会两极化，于是团练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民众自卫和使公众一致的手段，而成为其巨大的权力掌握在有钱的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的机构。随着这一进程，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32]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南欧，尤其是西西里地区也发生过同样的分化。
近代经济的到来（不论其是否与外国征服相结合），都可能，而且肯定会使亲族中一些家庭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从而瓦解亲族社会的平衡，或者破坏亲族关系本身。传统的血族复仇制度可能而且确实会“失去控制”，并产生罕有的仇杀和残酷的恶棍；阶级斗争的因素也就开始进入其间。[33]
产生黑手党的原因，也创造了三合会。
孔圣人传给我们笔墨，我已连续三年应考；迟早上天会赐惠于我，洪家的儿子们将榜上有名。
三合会入会仪式[34]
历史密谋论的学者易于认为秘密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密谋论还强调：人毕竟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而不是环境的工具，也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于是，非人格化的历史很方便地被赋予了人性。此外，这类秘密有其自己的魔力：神秘的暗语、夜晚用头巾遮住的人形、辨认时的微妙的握手、遍布各地并伸入了高层的兄弟。它们诱使人们相信，历史的枢纽是由18世纪的启蒙主义、意大利的烧炭党或者第三共和国的互助会的图谋而旋转的。
19世纪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秘密社会，也陷入了同样的罗曼蒂克的观点之中。毕竟，中国的秘密社会比起他们的欧洲同伴来显得更神秘，而且无可否认，他们是普遍存在的。尤其在广东，似乎到处都是“三合会”。三合会是一个总称，其中包括三个相似但各别的社团：天地会，在福建最为流行；三点会；三合会，在广东很发达，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也有。一次次孤立的叛乱撩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使欧洲人得以对这个神奇的下层社会瞥上好奇的一眼。19世纪早期，一个叫陈礼南的福建人，曾带着他的天地会众威胁东莞县。南海、香山两县也常受到三合会地方支派的搅扰。三合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为“脑”、“房长”、“柳枝”或者“铁板”。1838年时，三点会甚至在三角洲地区公开吸收成员。[35]
名称无关紧要。对华南的百姓来说，每个社团的行为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注意是分支还是分会，广东人将所有这些团体统称为“洪门”。它们是各别的、独立的，没有中央领导，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名称行动。这种散漫既是团体的弱点，也是它的力量所在。由于没有一个终极的指挥相关，社团很难长久地维持一次大规模的起事。许多年来，三合会的历史只是一些分散的不成气候的造反故事，没有任何团聚一致的痕迹。另一方面，由于其机体是由许多小细胞所组成，除非能够扫除所有在中国东南部集镇入会的那些“危险人物”，要破坏这些社团几乎是不可能的。[36]
各个社团之间共同的东西就是入会仪式和通常只以口授方式传下去的历史。由于明显的原因，关于三合会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某些重要的细节却多一致。在入会的仪式上，大师长总要向新教徒讲述：1674年，福建少林寺的和尚们——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如何响应康熙皇帝的召唤，自愿出征，驱赶厄鲁特噶尔丹。由于神助，打败了蛮夷。皇帝奖给方丈一枚特别的印章。60年后，邪恶的福州知府渴望得到那枚仍由附近的和尚们保存着的珍贵印章。于是，他首先设法使雍正皇帝相信，少林寺的和尚要造反。然后，在一个名叫亚七的叛变的和尚帮助下，他烧了庙宇，杀死了几乎全部和尚，只有五人带着那枚印逃到省里一座高山的另一庙宇中。在那里，他们发现一个瓷香炉漂浮在小溪上，上有“反清复明”字样。香炉闪着红光[37]，显示出一把神奇的剑。发现这些以后，突然有五个生人神秘地加入到五个和尚中。这五个人就是“虎将军”和——按某些说法坚持认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十四岁孙子。他们歃血盟誓，举起造反的义旗。在首次与清军的遭遇中，他们被击溃。在被追逐之中，弟兄们分为五大房，散布在南方和中原，发誓要继续同万恶的清朝作斗争。[38]
这个杂凑的传说与真正的社团历史毫无关系。确实有一座少林寺，以中国拳术的发源地而著称，但它是在唐朝的河南。有十三名武功和尚帮助了皇帝的传说，那是指唐太宗，他的敌人是王世充，事情发生在7世纪。1674年也确曾有过一场叛乱，但其首领是在台湾的忠于明朝的朱一贵。当然，历史上的一些社团确实是从宗教礼仪神话中产生的。既然首次可信的历史把他们同1786年发生在台湾的林爽文起义联系在一起，看来很清楚，三合会起源于台湾，他们从那里迁移到大陆的福建，传说中的庙宇就在这里。18世纪末的白莲教叛乱之后，他们散布于整个华南，同其他一些元朝佛教组织传下来的分支——青莲、无为、八卦等教派一起，周期性地搅乱社会的外表。1800年以后，每一次小叛乱通常都要引起三合会的活动——常常以复明为名，如1813年八卦教叛乱， 1814年朱毛里叛乱，1832年赵福才的瑶乱等等。[39]
传说中对这些晚些时候的历史只字未提。但是，在某一方面，严密警戒的仪式，比那些关于三合会活动的枯燥的历史记载更富有启示。它的秘密性与中国家村生活的公开性形成鲜明的对照。[40]像围以高墙的衙门或是紫禁城，秘密社会也围着一层使人敬畏的礼仪外壳。在那个农业帝国的乡村范围内，三合会作为一个反对派，作为社会之中的一个政治机体存在着。不仅如此，秘密社会代表着一种人为的但却完整的又一社会制度。入会就是新生，就是进入一种新的永恒的关系。社会差别就会被废除，一个伟大的统一就会出现。
“我等谨遵天意，结为一体，立志推翻清朝，恢复明朝，以使天地之意志再次合一……今晚我等对天起誓，天下所有兄弟皆为同胞，如一父所生，一母所养，同祖同宗。”[41]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的纽带。盟誓之后，每人饮血酒，然后学习辨认的特殊记号。[42]“如果我像亚七那样成为叛徒，就让我的头像这只白鸡的头一样被割下”[43]。这是真正的血缘的手足之情，一种人为的亲属关系，其作用与家庭相似。[44]
大家庭是中国理想的社会单位。通常，只有主干家庭在财政上是合适的。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必须组织自己的夫妻家庭，或者成为流动人口，这些人在孔子的社会理论中被视为“危险阶级”[45]。这些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不自觉地有助于使任何微小的社会或经济危机变成一场灾难。[46]但是，他们的家庭主义理想是如此深厚，以至于在那些造反组织中也刻意地复制了亲缘关系，并以精心设计的认可仪式来保证这种人为的关系。申请入会的人必须先净身，然后穿上白衣服。白衣服象征着新人的纯洁，象征着反对黑暗势力的纯洁的明朝。[47]新生是全面的。入会者洗去旧世的尘埃，进入一个新时期。“用三江水洗去你们脸上清朝的污垢，将显出你们的真实面目，闭上你们的嘴。放弃你们清朝的服饰，那是奴役的象征，代之以穿明朝的衣衫”[48]。这是复兴主义，不是革命党，但却是革命者。[49]毕竟，三合会不仅要恢复明朝，他们还从康熙皇帝的那枚印得到了神赐的合法性。他们的叛乱总是有理由的。在特殊方面，地方官贪婪，滥用儒者的职权；在一般方面，则是因为朝廷违反了以君主制的典范明朝为代表的正统秩序。在秘密社会的思想与官方认可的儒家反对思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反满主义。但即使是这一点，也是传统的。南宋以降，民族优越论就一直是秘密社会的理论要素之一。南宋时，统治者坚持中原统治外夷的权力。[50]不论是女真、契丹、蒙古还是满族人，蛮夷都是纯正的汉人憎恨的目标。在广东尤其是这样。人们怎能忘记1650年对广州11个月的围城？怎能忘记当鞑靼军队终于用大炮攻破城门，他们狂怒的血腥野蛮报复杀死了10万余人？[51]这些普遍的记忆并未消逝。事实上，孙中山等反满的革命者认为，三合会思想的要素就是对清朝的仇恨。
迨至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迨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52]
但是，很难使人相信这种民族优越感代表了某种形式的“早期民族主义”。甚至在海外，秘密社团也分成敌对的方言集团，这就纵向地破坏了华人社会，并阻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推翻满清后很长时间内还毫无意义地保持明朝的礼仪，说明民族优越主义和复兴主义是适应于另外的目标的。[53]
首先，赶走满族人可以使他们为自己人种的纯洁而骄傲、自尊。其次，复兴主义与“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是一致的，它使人回顾旧日的好时光，那时官吏公正，粮食充裕，社会良好。[54]第三，使社会对本地上层阶级的愤恨转向了满族人。第四，在真正叛乱的年代里，复兴主义使三合会的首领们自称不同于一般的土匪，它赋予他们某种政治色彩。因为在华南，存在着三种水平的“叛乱”：盗、贼、真正的造反者。[55]
“盗”，特指乡村中集为小股随意抢掠的一伙，其人员是变动的。一个农民也许参加一次抢掠，下次就不参加了。偶然也为了一次临时抢掠而形成较大的联盟。干这种事的很少能认定是秘密社会的成员，因为在土匪与危险的、反叛的会匪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在理论上他们有任何共同点，那就是这些都是处在社会压迫之下的力量。[56]
“贼”有长久的相互关系，他们住在村外的山林地区，很少同农民合作。事实上，各村经常不得不筹集保护费，以防“贼”进寨。“贼”总是生活在长期的社会动乱状态中。他们收取过路钱，绑架行人，索要收割税，有时甚至袭击小的行政中心。广东的许多贼帮都是来自鸦片战争时期的非正规的乡勇。当时的一位中国学者写道，“义勇聚则仰食于练饷，散则结党窜踞山谷间，肆其劫掠侵夺，至于拒捕戕官，绅民家受其害，……大府亦养痈无及始以上闻。”[57]同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中国的“贼”也依赖于秘密社会的纽带而聚集起来。与黑手党不同的是，他们的首领不是农村地主。只有在潮州附近地区，那里的名人很少做官或是做械斗宗族的首领，所以秘密社团才能以首领的显赫豪富而自夸。在较富饶、人口较稠密的广州三角洲地区，农民则一贯反对“贼”[58]。
最后是造反的秘密社团。当地方经济状况渐渐令人难以忍受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本分农民被迫靠偷窃为生，“盗”、“贼”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隐晦的传说暗示着朝廷的气数已尽。打着明朝旗号的某一贼伙会联合许多伙匪帮，而且公开在当地的农民中招兵。官府、公道都不行了。“天道”就要出现。政治上的改变，而不是结伙抢掠致富，成为明确的目标。[59]
这种政治倾向，使中国的秘密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教派有所不同。在欧洲，教会是普遍的。各教派追求直接的个人的关系，否认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从“人间”（City of Man）逃脱出来。[60]他们不是取而代之者，而是逃避者或被弃者。秘密社会则与此相反，他们并不否认一种普遍世界的观点，并不拒绝与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较大的社会和谐共处。确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曾有过“纯正”的派别，他们的追随者代表了思想上的或社会的一端，如唐代的素食者，或12世纪某种白莲教的教徒。但是通常，不论最初的教义多么奇怪，它的要求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政治的。2世纪后期的五斗米道首领张陵，只是开创了道教中符治病的支派，但他的儿子张衡却很快地利用教派在四川为自己造成了一块地盘。[61]即使是中国秘密社会中最可能的革命派——南宋的抗粮运动，也不搞乌托邦。当慷慨的圣芳济会士和公有的修道院在道义上激烈反对当时那种财产制度时，中国的秘密组织却简单地寻求财产的重新分配。[62]
上述乌托邦式的逃避与不断的政治活动间的区别，说明了中国的秘密社团为什么持续地卷入改朝换代之中，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从来未能提供任何儒家体系的替代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思想——不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的部分——是完整的。相反，欧洲基督教只是在表面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却包括两种大的社会思潮。其一是保守主义的，以托马斯派为其杰出代表。他们用自然法则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方式来解释“天国”以外的社会制度。第二种则是激进的，以“千禧年说”、“普遍的爱”和原始共产主义倾向为特征。罗马建立了僧侣的秩序，宽容上述第二种即反制度的派别。9世纪到16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企图封锁、驱除或消灭阿尔比派、圣芳济会或塔波尔派等教派和异端的潜在革命信仰，但却不断地失败了。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最终被击败。无论是教派还是脱离者，都“纯粹”是抗议当时的教皇制度和僧侣政治以及它所强调的规则、律令和抑制。教派本身的历史是向教会——当时被公认的价值和信仰的特殊表现——挑战，但并不是对教阶制度提出一系列的替代要求。毋宁说，教派只是代表了一系列的离心力量。鼓舞着他们的信仰，是教会不可能有的情感支持着的，而托马斯学派的社会理论则缺乏必要的“神秘性”，不可能有共同的信仰。
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此不同。经过大融合的汉代儒学以及它的“五行”说、它的宇宙统一论、它的“神授皇僧”、它的天人感应说，使得它可以包容很多潜在的主张废除道德律的和反叛的思想倾向。同时，也由于孟子主张反抗的权利和后来公羊学派思想家的神秘的“君子”，使得有足够的余地含纳任何思想——除了从这个文明以外输入的新思想外。中国秘密社会和派别的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因素，是从佛教传入的千年至福说。
在发生饥荒或灾害的年月里，佛教三世说给那些受难者带来希望和安慰。由于这种理论认为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以灾难为先兆，它就与实际历史中的灌溉破坏或入侵的循环完全吻合了。正直的人可获救、免除苦刑和灭绝；简而言之，精神力量可以战胜世俗的权威。[63]但是，儒家政治制度的安排使得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自称独具了那种精神力量。一旦某一个皇帝龙袍加身，他就被赋予了统治天下的神权，直到新的灾难再度出现为止。所以，历史上这种关于神灵干涉的佛教信仰，最终还是允许统治者转向儒教来平定混乱。世界是没有穷尽的。不满、离心、反叛，都被纳入儒家历史的永远重新的无穷轮回之中。即使是佛教，也只是预言万物皆空：这不是世界的结局，而是它的产物。阿弥陀佛的佛教乐园从不是现世的。历史只是一个过程，但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进步。[64]这是中国与西方思想最根本的不同点。圣西门、傅立叶和马克思把历史联结起来看作是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进步，由此诞生了现代社会主义。这种历史观，直到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才传入中国。[65]那以后，康有为才有可能把公羊学派的“大同”学说从世外桃源变为乌托邦，从恬静的过去变为光辉的未来。但那时，中国需要一个西方的而非本土的天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儒家学说奄奄一息。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堕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一位中国知府的谈话，1846年[66]
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像杨格与詹姆斯一样，秘密社会的组织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扩展。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失业的增长，那些外出冒险者、亡命之徒觉得能够到手的东西太少，地方官的管制又太严，于是沿广州向西移往山区。[67]1841年春，湖南巡抚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山区通道上的苦力们已卷入鸦片行业，并加入起源于广东的秘密社团。[68]1846年以后，原先活动于珠江三角洲河道地区的海盗转移到高山区，加入了苦力的活动。[69]19世纪40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力量在活动：任文炳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活动于平南附近；梧州有田芳帮；湖南边界的棒棒会；广西陶八的林匪及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70]这些团伙在三省交界的地区内来回活动，在这里抢劫，在那里索取过路钱。他们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太平叛乱的发生。当后者兴起时，他们先是同太平军作战，继而又与清军打仗，像变换据点那样频繁地变换立场。为了生存下去，盗贼们很明智地只在农村地区活动，不去搅扰城市，以获得地方官的容忍。[71]政府衰弱时，他们的人数就大增，并从山上下来。而当政府强大时，他们又收缩——他们是帝国军事运气的晴雨表。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整个华南提供了暴乱的背景。他们加之于广州的经常的财政上和人力上的紧张，给那一时期广东的历史打上了印记。而他们在广西边界的存在，使得周围的农村变成了兵营。
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西。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会及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1848、1849、1850年连续干旱，桂平发生了米骚动以及可怕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蔓延过来的土匪交织在一起，秩序混乱到极严重的地步，使团练得于1850、1851年应运而生。[72]团练一成立，本地的地主就利用它来镇压客家佃户——他们已开始加入一个隐藏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73]社会很快分为两极：本地的地主团练为一方，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为一方。于是秘密的、破坏偶像的公社弟兄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
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省相似的形势。但是，为什么广西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兴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的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和逼近的革命素质？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千禧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74]但是，只有在现存的制度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时，乌托邦思想才能处于超凡的地位。一个神奇的领袖，如果想使他内心的幻想与外部的现实统一起来，他就必须能够协调他周围的各种共同希望和恐惧。事实上，他的幻想只有似乎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他自己才会清楚地接受自己的幻想。这对未来的太平王洪秀全是十分适用的。他的“启蒙”时刻早于他对基督教的发现。在他神经崩溃时期所做的奇怪的梦中，他象征性地再生了：有一名老妇人给他清洗，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外科手术一样被重新安排。[75]然后，作为一个选民，一位神奇的老人送给他一把神剑，并传给他真正的教义。[76]受震动和被改变的洪秀全仍然忘记了这段经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梁阿发的基督教小册子；那时，梦的含义才突然清楚了。那老人就是上帝，是“天父”。洪秀全则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他将要改变世界。
这些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无前时之病，则虽得此书也不敢相信它们而独自来反对天下的习俗；如我只生了病而没有得到这些书，则无以进一步证明我所见的真确性，而可能认为那只是病中的幻想。[77]
在洪接受基督教千年王国说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78]其他人也一定以类似的方式体验了某种心灵上的压力，才可能接受洪传播的教义。最容易相信这种狂想的是那些“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徘徊于绅士世界的边缘，又没有真正的地位和财富。他们是小镇上的教师、乡村大家的西席或者无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试图在这个儒教体制的国家中赢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就像洪本人，他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愤怒，甚至内心的狂想，使许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这样与人疏远的人，一般会使人转向秘密社会：神秘的道教、民间迷信、复明的梦想。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的力量源泉：西方。
密迪乐指出，每一次英国人在华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洪秀全就学习外国的基督教义。比如，在广州，在达格拉刚刚钉塞虎门的大炮之后，他正开始在广州罗孝全的浸会教堂里阅读圣经。[79]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文化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如同那些排外的人们面对英国人的猛攻所产生的感觉一样。但是，即使是排外主义者，也充满着矛盾感，就像广州人既仇恨外国人，又暗自崇拜他们的军事技能。洪的思想体系显示了这种吸引力的两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维持自尊，不能简单地成为外国信条的“奴隶”。所以，他把基督教据为己有，并声称那个外国人于其中的作用大于中国人的作为普遍价值标准的新世界教义的本源，是属于他的。中国由于把自己的千年王国后的理论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将至的教义混合起来，因而打开了进入那个新世界之门。
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立了他的，也是中国的独创的乌托邦。“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天地、陆海、人类及万物于六日之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人与人之间，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80]在这个所有人都平等的时代，中国曾接受过天父的最初教义。所以，中国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只是历史上的坏人败坏了真正的教义。汉朝亡后，那些恶魔般的进攻中国的中亚夷人拒绝和败坏了中国在大同时代有过的真正教义。“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81]。鞑靼人是使中国走向邪路和不纯的原因，给历史打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太平天国如同所有千年王国说的信从者一样，要来扫除这个腐败的、使人类日益远离纯洁的原始教义的媒介物。
这个理论并非仅是洪秀全的发明。清朝初年，忠于明朝的顾炎武等人就认为，圣贤之道被宋代的“新儒家”败坏了。对这些生于蛮夷占领时期的经验主义者说来，周朝是一个社会典范。但是他们已没有早期儒家的相当“天真”的观点，后者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道德重生，周朝的理想制度就可以恢复。换句话说，历史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这一派的另一位学者黄宗羲认为，好的“法律”是“自然的”，而且必须从“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样的法律会是不适当的或不能引用的。这样，历史主义诞生了。其中一些人如王夫之，还开始为发现“民族的”传统而进行了最初的谨慎的探索。他不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自然而然地是中国人。他在《黄书》中介绍了为什么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理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这当然不合逻辑。不论王怎么说，满族人确是很不错的儒家。于是，需要创立一种汉人固有的、新的传统。这是洪秀全的贡献。它对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幻想，是愚蠢而令人讨厌的，但对那些反满的南方人却颇有吸引力，他们在儒家的社会秩序中没有紧要的利益。“上帝划分了世界的各个王国，并以海洋做为各自的界限。这就好像父亲将财产分给儿子们，每个儿子都应当尊重父亲的意愿，平静地经营自己的一份家业。为什么满族人现在强行进入中国，并掠夺其兄弟的财产呢？”[82]
洪对满族人的仇恨相对说来是沉默的。而杨秀清，一个烧炭挖煤工人的领袖，则在其中引进了狂热情绪。杨加进了“实际”的种族情绪成分，这对于发动一场革命运动说来是必须的。[83]满族鞑靼人成了所有罪恶的化身，吸干了中国的生命要素。“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84]，一旦这些鞑靼魔鬼被消灭，中国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就会建立。这就是千年王国，就是天堂——而得救的办法就是杀死满族人。这样，后退性的“拜上帝会”兄弟变成了激进性的太平天国革命者。过去突然变为未来。中国只有摧毁儒家的历史，才能成为自己。
鸦片战争后广州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太平运动的兴起。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以及太平天国扩充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湘南与广西；还有长江流域，这里有贫苦的农民及“流氓无产者”[85]。因为这些，也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但是，其他的秘密社会却像猎狗盯着猎物一样，注视着似乎就要改变的天命，并从内地转向巨大的广州城，向往在那里的享受。
周围所有的村子都处于一种长期的无政府状态中。村庄、市镇甚至小村都有围墙，似乎各自都准备好与邻居作战。相距不足英里的村庄，都环有16到20英尺高的围墙，人们仅可者到里面的房顶。围墙一般是方形的，没有扶墙，也没有可以沿墙进行射击的地方，不过是最原始的防御工事。[86]
1850年夏，广西的造反者首次侵掠广东。5万名叛匪打着明朝的旗帜。从山上的村庄横扫而下，占领了清远县城。这里距广西边界90英里，从广州溯北江而上，到此100英里。到1851年1月，他们已经巩固了对县城的统治，开始缓慢地顺流而下。他们的进展使其他秘密社会团伙受到鼓励，在广州东北40英里的从化发动了起义。然而还不止这些。夏天，叛乱蔓延于沿着广西边界的西江各县，多支新的队伍在太平天国的追随者凌十八的号召下兴起。他们不抢掠乡村，不糟踏农田，而是开征轻税，试图赢得农民的支持以扩充人员，进攻三角洲地区的城市。这是造反，而不是盗贼。官方开始警惕起来。总督徐广缙在北京的朋友、同僚向他送来了警告说，新即位的咸丰皇帝已经听说了叛乱的事，并对此越来越不安，如果不能很快地平定这个地区，那么总督本人将要对此负责。于是，徐在广州周围县份招募壮勇，把他们派到广西边界。不幸的是，这些“志愿者”不仅开小差，还逃到叛军一方，增加了他们的力量。总督愈加担忧。他决定亲率一支经过挑选的旗军前往省城以西300英里的高州。到那儿以后，他立即开始在广西边界与罗定州之间清理出一条安全警戒线，希望能阻止叛军沿西江而下并与清远的复明叛乱者联络。但他的力量不可能吃掉叛军。1851年9月，凌十八冲破了防线，占领了罗定。徐广缙很快从顺德调来两万“志愿者”，并退到距罗定50英里远的信宜。在那里，他度过了1851年的冬天。他希望在春季重建防线，可是到了那个时候，田芳的军队袭击了正在广西边界上的梧州。[87]
总督不能平定这两个地区。于是，他调来更多的乡勇，要求巡抚叶名琛接替他在罗定的事，以使他可以前往广西。1852年6月1日，叶将他的办理夷务大臣的关防交给了暂署巡抚柏贵，向山区进发。三个星期后，他的军队到达罗定并立即与凌十八交上了火，结果旗军、团练败绩。叶名琛认识到，只要罗定四周的大多数秘密社团继续帮助广西的造反者，他就不可能指望打败凌十八。于是他开始以金钱、官职为诱饵，收买当地的土匪，换得他们的支持，以此破坏造反活动。这个政策成功了。1852年8月2日，当他再次向凌十八挑战时，造反军大败。据说凌十八自杀以免被俘。延续了整整12个月的暴乱被镇压了。[88]
但是梧州的反叛仍在继续。皇帝说话算数，他终于让获得成功的叶名琛接替徐广缙的总督职位，并命令徐戴罪立功，继续平定广西地区的运动。叶决定在1852年秋季以同样的策略去对付其他叛乱地区。可是到了11月，广州也日益不安定，于是叶匆匆返回，发现省城周围正酝酿着叛乱。[89]
自从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入华中，事情变得很明显，湖南、江西将不得不依靠相对说来未受搅扰的广东在军事上及财政上的支援。至于对北京来说，叶名琛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对广东的控制，使广州的税收能用于平定叛乱。[90]但是，广西战役最初的费用，已使广州负担过重。到1852年9月，仅两广地区就已经花费了400万两军费。这一笔巨款（大致相当于525万美元）中的一部分出自广州藩库卖官所得的银票[91]，50万两是预定应送交北京的海关关税收入。一年以后，当政府甚至考虑向旗军付期票时，藩台还不得不命令省里的地方官各认捐一万两，上交藩库。但这只是应急的办法，还是要寻找其他的财源。1851年秋，皇帝记起了在广州进城危机中广东绅士及商人的慷慨大方，于是要求徐与叶探查由绅士支付两广军费的可能性。16个月以后，1853年3月，地方名流被要求向藩库捐献一个月的财产税。绅士们愠怒地同意了。这样收来的钱渐渐成了官方收入中的一项差不多被认可的来源。从1852年到1855年，顺德一县的地主就捐献了35万2千两，另外还交税20万两。[92]
不可避免的，三角洲地区绅士日益不安。两省的全部费用要完全依仗他们，这负担是难以承受的。[93]官府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又能怎么办？要保卫全省，就得向团练、军队付钱。可另一方面，如果广东人被压榨得太厉害，他们自己就会造反！1850年底，皇帝下令蠲免两广次年的田赋，更加剧了进退两难的矛盾。因为皇帝也希望既获得民众的支持，又能有收入。为了保证收入，并继续“榨取”百姓，广东的地方官隐匿了上谕，继续收税。但这消息迟早一定要泄露。
1851年3月底，南海、番禺的绅士发现了这个骗局，他们立即给省内的朋友们写信，宣称藩台应对没有公布蠲免上谕之事负责。因此而发生的丑闻震动了全省。新会县令公开道歉并保证加倍退还所征收的钱。有人建议所有文童拒绝参加当年的府试。抗议最厉害的是东莞县，绅士暴民包围了县衙门，要求就地退还他们交的税款。[94]县令幸运地从后门逃脱，带着钱财和官印跑到广州。在广州，他立即提出了对东莞绅士的反控诉。徐广缙决定支持县令，给绅士们来一个杀一儆百。首先，他上奏北京，要求禁止东莞的士子参加地方各级考试。然后，他把骚动首领之一，一个姓李的军功秀才以暴动的罪名投入监狱。李在狱中割断自己的喉咙以示抗议。于是东莞的绅士们发誓不再交一两税金，直到得到赔偿为止。1852年秋，徐离开广州，绅士们转而向柏贵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死者的家属予以赔偿，柏贵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0月，武科士子集于广州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李的老同年求见署巡抚，柏贵再次拒绝了他们。这一次，他们宣称将联合抵制考试，使事件引起皇上的注意。柏贵害怕，勉强让步，希望东莞县最终能平静下来。[95]
但是，抗税运动已经蔓延开了，新安及广州周围地区的绅士拒绝交纳任何田赋。1852年是个坏年景：夏天的大水毁坏了花县与广州间的许多村庄，水稻几乎颗粒无收。可是官府还要征更多的田赋、更多的税、更多的捐献。混乱开始蔓延。番禺发生了激烈的宗族械斗，秘密社团得到参战宗族的奖赏，也卷了进去。[96]所有这些——抗税运动、财政枯竭、强行收捐等等——对已经受苦的广东只是新增的负担而已。流行的团练运动、城市的混乱、乡村的贫困、社会的两极化——所有这些都堆在一起，而这时，除了山区的叛匪和沉思中的绅士，又加上了复活的秘密社会的活动。
早在1843年，三合会就再一次在广州周围公开活动。首先是为了收取非法的过路钱和抢劫，其次是为了同对手卧龙会进行帮战。[97]虽然据说他们存在于全府，但他们最有力的活动是在靠近澳门的香山县东部沿海。[98]1843年冬，来自较穷些的新会、新宁县的会匪开始在那里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集会。几百人聚集于一个乡村集市，岗哨拿着枪，鼓励当地农民加入他们的组织：三合会。一些农民相信入会就可以避免沉重的压榨，宣誓为会员，交付300文制钱为会费。偶尔也有整个村子为自保而入会，因为三合会靠袭击那些未受保护的村庄而维持自己。结果，低级办事员、衙门的差役、地方官府的警察都成了会员，并帮助使三合会的活动不被发现。整个1844年，局势不断恶化。看起来，什么也不能阻止三合会接管全县了。1844年冬，首领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到足以自行攻打县城了。但他们在那里犯了大错误。当会匪进城后挨户搜讨保护钱时，一个名叫郑逵鸿的当地名流与一名服丧在家的地方官招集绅士，组织团练，把三合会赶出了县城，平定了全县。[99]
1845年后，三合会销声匿迹了。他们或者被轰轰烈烈的团练运动镇压了下去，或者从广州被赶到了广西。偶尔有孤立的地方性活动，直到1853年，广州城周围潜伏的社团活动才再次公开出现。
如果说1852年是农业的坏年头，1853年则是城市商业的坏年头。从1848年开始，广州就处于最严重的金融紧缩之中[100]。更多的脚夫、苦力和洋行买办失业；与此同时，农村那些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农民也感到租税压榨甚于以往。城市中的失业者与农村中的佃农开始加入三合会。他们注视和等待着某种未确定的东西。在厦门、上海及广州周围地区，三合会慢慢地确认时机到了，政治世界将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改朝换代。
由于感觉到了这些，叶名琛的官府在1853年初春试图散布英国人打算重提进城问题的无稽谣言。当局显然企图用对洋鬼子入侵的忧惧，作为春节期间采取治安预防措施的理由，并促使农村中的各阶级团结起来。但是已经太晚了。1853年4月26日，广州大街上出现了首批反官府的传单。到6月时，三合会已经在三角洲周围的村庄发动几次小的起义，而且发展到开征税课的程度。光天化日下的抢劫、绑票成了家常便饭。随着混乱的扩展，几乎天天都发生官民冲突。成群结伙的盗贼搅扰着东莞、新会、顺德、香山等县的大部分地区，日益逼近城市。广州城内恐慌蔓延。大米奇缺，囤积盛行，以致省政府不得不禁止米商再提高米价。到了10月，数以百计的三合会员出没于城郊，抢劫掳掠。省城似乎没有任何防卫力量。因为叶名琛一直害怕太平军会突然折回江西或福建而进入广东，所以他把广州一大部分驻军调到陈岭与梅岭的通道上。但是，感谢城市“管理”与团练组织的重建，大部分帮会已被赶走了。城郊变成了武装营地，到处是结实的路障、雇佣的治安巡逻兵、武装的房主。[101]
同月，广州城附近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虎门的职业赌徒和赌场老板与警察发生纠纷，因为后者要索取高于常例的贿赂。于是赌棍与老板同那时已占领了上海、厦门的小刀会的一个分支结盟。在同警察进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斗争之后，会员们终于进行公开的对抗。他们越过乡村，指向坐落在东江上的距广州75英里的惠州。[102]
叶名琛还没有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同惠州的联系就被切断了。粉碎叛军的尝试遭到惨败。不过，至少到11月份时，叛军似乎被遏制在惠州地区。如果不是东莞附近小刀会造反者的出现激励了好斗的宗族恢复抗税运动，秩序也许就重建了。这一次，那些比较贫穷的宗族与秘密社会结盟。叶决定杀一儆百，以免全省效法东莞县抗税的违法行动。1854年1月，他派广州知府前往东莞作一次特别旅行，就那里日趋危险的局势提出报告。知府建议采取严厉措施并着手逮捕和处死那些背离国教的宗族的成员。像以往一样，局势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管束的旗兵扫荡了整个的村庄：男人、妇女、儿童被杀，房屋被毁。痛苦、不满，民众的愤怒增长起来。[103]
一个名叫何六的走私者、秘密社会会员，点燃了导火线。他的兄弟在知府对石龙——坐落在惠州与省城之间——的清洗中被杀害。何六悲痛万分，他称自己是“悲伤的复仇者”，并开始招集一支由其他不满者和复仇者组成的队伍。1854年6月，何六在一个名叫刘英才的朋友协助下，集结他的人马攻打东莞县城。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三角洲地区其他秘密社团的首领都打出了造反的旗帜。红巾起义爆发了。[104]
古书昭示我等，五百年必有贤者兴，彼超乎侪辈，为国家希望之所寄。明朝灭亡之后，数百年于兹。现正是出现一位拯救民族的英雄之时。
红巾军告示[105]
对当局说来，同时发生起义说明叛乱是事先筹划的——一个反对秩序势力的巨大密谋。[106]
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4月27日—5月26日）红巾贼起。先是粤省莠民聚众拜会，其党分布各州县，约期皆反……其余啸聚党羽，私相部署者，不可胜纪。从逆者，裹红巾，服梨园衣冠，设将军、元帅、先锋、军师等伪号。官军麾帜用白，贼遂名之曰白兵。[107]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密谋，也没有合作计划。相反，在何六叛乱之后，造反引起造反，起义明显地处于日益无秩序状态中。先是黄埔周围械斗的宗族同6千名秘密社会的抢掠之徒联合起来，把河南抛进混乱之中。[108]然后，三合会的7千名会员，在一个名叫陈开的人的带领下，出人意料地进攻佛山，并于1854年7月4日占领了这座大城市，引起全省的惊恐。[109]在佛山，陈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大宁。他与同伙们改变服饰，蓄起长发，并象征性地称他们的军队为“洪兵”。这些复明主义者最初温和得惊人，只对极富有的人征税。这使得一些人受到鼓舞，也使总督、巡抚感到恐慌。他们不仅害怕陈会获得民众的支持，更怕他学会利用佛山著名的铸造厂和军械厂。大批的军队立即被派往城外，乘战船随潮汐的涨落而进退，只要可能就炮击叛军的工事。但是，佛山仅是开始。远在梧州，山林中的土匪见时机适宜，都开始走出山区，向广州疾进。7月12日，甘先在省城正北25英里的花县发起了叛乱。三天之后，一位名叫区球的秘密社会首领，在城西25英里的三水打出明朝的旗帜。南海也发生了战争。县太爷的衙门被全毁。一队旗军中了埋伏，被消灭。[110]广州城很快陷入包围。[111]
7月13日，甘先部向北门发起了首次攻击。如果所有在省城北面的造反者能够配合进攻的话，城门也许会被攻陷。一个星期之后，官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三支叛军都集中于甘先领导之下。从这时起到围城结束的新年这段时间里，广州处于不断的进攻之下。现在，由于白云山北麓驻扎着上万名叛军，叶名琛不得不撤回一直在围困佛山的政府军。他只能指望三件事：广州能够自卫；佛山陈开的部队不能同广州城北的叛军连接；各县乡村的主要宗族及团练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忠诚。
首先是城市自卫问题。城墙边每天都要发生小冲突。旗军烧了北郊，毁坏了造反者的隐蔽处所。[112]在城里，官军得到民间团练的补充[113]，组织了由护城委员会指挥的自卫团。委员会确保使各家捐献一定数量的金钱。商人们比以往更积极：伍崇曜和梁纶枢搜集和捐献了50万两白银。护城委员会由四个董事会轮流主持，一个董事会代表城市的一个区。董事会由有声望的居民组成，由藩司、臬司、粮道和巡道管理。[114]
与此同时，佛山的叛军得到广西盗匪的一支大部队增援，准备会合广州城北的甘先。旗军绝无可能阻挡他们前进。但是在广州与佛山之间，有升平社学的旧团练区。那里的团练已不存在，他们的司令部——设在恩洲附近牛栏岗的升平公所，也已被叛军占领作为指挥所。但是如果能鼓励南海的绅士与农民，使他们的团练恢复活动，那么叶名琛还可以指望抑制住佛山的叛军，并保持广州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总督尽一切努力以争取那个地区农民的忠诚。他一面保证赦免所有放下武器的人，同时，他还求助于入城危机中的“忠义”之心，那时，农民与官员是一致反对英国人的。这些求援似乎起了作用。1854年7月29日，一股企图强行通过这一地区与甘先会合的叛军被旗军和小队团练打退。但是，在力量对比似乎有利于红巾军时，绅士领袖能够保持住乡村群众的忠诚吗？[115]
无疑，叛军的胜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5日，顺德县城被陈吉部占领；清远、肇庆完全在叛军控制之下；香山县的大部分也为李洪英部占领；而城北的炮台，为大水所淹，天天都受到攻击。在以后两星期中，局势更坏：陈松年进攻新会县城；一个名叫徐兆表的三合会员，在广州西南60英里的开平县附近发起叛乱；河南也出现了首批造反组织；“悲伤的复仇者”何六占领了增城，向前推进以会合驻在白云山的甘先。
广州城周围的钳子正在收紧。现在北门外集结着3万人马。人们开始逃向甚至更加危险的农村。一个英国人描述了笼罩着城市的恐慌气氛。
这些城市什么样的苦难没有经受过！占领，收复，大火，抢夺，毁坏……广州的百姓被恐怖所控制，根本就没有公正可言。谎话不仅说说而已，还付诸行动。如果战事中抓不到俘虏，那就抓无辜的百姓充数处死……几个月来，城门都关闭着，只在某几处开放，还有着许多预防措施。人们必须佩带标记，写上姓名、年龄及住址……恐慌情绪极大——商店关门，贸易停顿；同邻近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116]
红巾军从惠州、穿过番禺县，驻在位于广州城东门外的校阅场。如果拥有30门大炮、110条船的2万名佛山叛军会合了甘先，那么广州城必定陷落。升平地区的团练能否阻挡这一会合呢？
8月的最后几天里，形势突然开始改变。一连串小的地方性胜利似乎证实了叶名琛关于南海团练敢于同叛军对抗的希望。8月11日，在对牛栏岗“公所”的叛军司令部的攻击中，三元里的团练支持了旗军。这时，陈开方认识到，横在他与广州之间的主要障碍，是乡村团练的联盟，这是一位名叫欧阳泉的当地名人在佛山以北5英里处的大沥组织的。8月19日与24日，陈的红巾军两次试图粉碎团练，都被击退。暴怒的叛军最后终于占领了大沥附近坚持抗击的村子之一，并将它夷为平地。[117]但是广州当局已经向那里的团练司令部送来了武器、给养和一小股官军援兵。
白云山的叛军无望地等待陈开的到来，开始不安定起来。首先有一个中心领导的问题。红巾军明确宣称要恢复明朝：
总理政务除奸诛邪灭清神威大将军总督兵马罗、总理国务内阁大臣加三级纪录五次杨为晓谕事：缘中国户口众多，难分良莠。惟我大明太祖洪武在位时，万国通商，尊卑有序，干戈不起，于邻邦均无欺诈。[118]
惟一的问题是，找不出一个冒牌皇帝让他们扶保。当一个秘密社团的首领以明朝的名义自称为总司令时，其余的人就拒绝服从他，于是他气愤地带着他的6千人马投降了官府。有些首领争执于战利品的分配和收税权等问题，各派甚至刀枪相向。随着时间的消逝，会集在城北的大群部队，耗尽了南海、番禺两县的物资。那里的大部分村庄已被烧毁或已荒芜。许多人向富裕些的地区迁移。到了9月5日，甚至何六也决定退出联合部队。[119]
广州的军事当局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是他们受到团练胜利的鼓舞，决定发起一次冒险的突袭，以减轻城东的压力。1854年9月7日，由卫佐邦[120]率领的部队冲出城门，攻击驻在校阅场的大股叛军。红巾军惊慌逃跑。在绕城向牛栏岗甘先的司令部撤退时，丢下了明朝印信、武器和辎重。这是官军首次在野战中打败大股的叛军。现在，广州城有了一定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围城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商人简直不相信政府能够坚持住，他们自己也被不断的捐输搞得人穷财尽。反政府的公开街谈巷议越来越多，许多商人秘密地把私人巨款转移到香港。常规的运茶船只开往福州，广州的国际贸易陷于停顿。小店主们甚至开始相互廉价出售货物，以便在城市陷落之前结清账目。另一方面，随着城里食品渐渐耗尽，米价飞涨。[121]为了生存下去，政府必须恢复行政管理和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重获税源。这样，内战进入了新的恢复乡村的延长期。不论广州能提供何种支援，绅士领导的团练将一个村镇一个村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重建秩序并剿灭秘密社团。团练中心成立起来。在南海县，大沥联盟和“大沥局”负责佛山的叛军；在番禺县，“北路平定会”负责攻击驻在佛岭市社学的一个主要的叛军司令部；吴姓宗族的团练网则同新造周围的黄埔红巾军作战。东莞县令华廷杰领导了本县的抵抗，终于在1854年12月26日打败了何六。在顺德县，由东莞的团练局训练当地团练并给予财政援助，以便收复县城。
许多团练局是由那些领导了19世纪40年代反英运动的人掌管的。[122]而这一次，防卫的方法有所不同。大面积的乡村需要平定，而不是被保护。这不是一个像保甲制度那样的静态控制问题，而是在某一特定地区赶走叛军的问题。平定的方法逐渐有所发展。20个或更多的村子组成一个“围”。然后在这一地区清除所有的不安定因素：武装土匪、秘密社会成员或者那些被族长们认为是惹麻烦的人。一旦建立了这样一个安全区，它就与另一个“围”联合起来。这是通过“约”来安排的。“约”区能够集中队伍较大的武装团练，在“围”之间的地区就可以被肃清。与此同时，“约”还采取如控制食品价格、分发救济粮、分配族田的收入等措施，以确保不再发生混乱现象。这种作法对日后地方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所有这些事情，都由作为团练局的辅助机构“公局”办理，使得政治、审判、财政等大权，落入重要乡绅的手中。
1854年秋冬季节，秩序的势力缓慢地、逐渐地恢复了对乡村的控制。9月，增城被收复。10月，团练重新占领了香山、新会县城，并且荡平了甘先司令部所在的牛栏岗旧升平公所。次月，收复龙门县，并摧毁了佛岭市红巾军的中心。12月，花县重新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新宁与新会的叛军被打散。到1855年1月，三元里周围的地区也已肃清。
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广州城，乡村的平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1854年9月7日校阅场胜利之后，当局关心的主要有三件事：城北地区、佛山的叛军以及在黄埔附近新造的日渐活跃的三合会帮。
9月，北门围城的部队后撤了六英里，但仍在城外，威胁着城市。10月，发现衙门里的一些杂役雇员密谋放秘密社团的弟兄们进城，叶名琛决定，这个威胁必须铲除。旗军若能肃清城北的叛军，将得到3万块钱。在11月3日、4日两天的一系列战斗中，守城部队从命击退了造反者。许多个月来，北城门第一次开放。[123]
现在，当局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佛山了。11月10日，官军从船上登岸，会合一大股大沥团练向佛山进发。这次进攻没有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决定再试一次。这一次，红巾军从上次官军的进攻中吸取了经验。当旗军从船上登岸开始向城市进发时，一些红巾军悄悄跟在后面，迅速缴获了3艘快速帆船、7艘护卫船、16艘战船。然后，他们把战船上大炮的炮口转向在他们与佛山镇之间的人。交叉火力的硝烟散去后，1500名官军失踪或死亡。[124]
对佛山的进攻是一场惨败。放弃进攻之时正当广州城的南方又受到了来自新造的红巾军船队的威胁。这支造反者的部队是一批城市居民，一些流氓无产者，包括小店伙计、水手、苦力和曾为行商工作的经纪人。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与盗匪一起干，主要是美国与荷兰的水手。他们受雇于红巾军，帮他们制造军火、子弹。为了保持这一团体的特征，使用的各种头衔不是采自中国，而是来自西方：社团的首领们被称为“领事”[125]。
推举出来的首领名叫陈显良。他曾接管地区长官助手的衙门。在那里，作为“广东省爱国志愿军总司令”，他的公开目标是“消灭压榨百姓的官吏和他们的狗腿子，重建旧日的大明统治”[126]。陈曾是河南的一个小店主。甘先造反时，他加入了佛岭市的红巾军，然后又到黄埔，同一些来自顺德的红巾军联合。[127]他的队伍依靠向行驶于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商船征收过路钱并攫取占领区内农民的粮食以维持所需费用。虽然陈主张恢复明朝，但他唯一的、一贯的目标却是占领、抢掠广州。[128]
新造的叛匪迫使英国人思考他们在这场内战中应当扮演的角色问题。1854年7月叛乱刚刚爆发时，罗伯逊领事写信给英国公使包令爵士说：“我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绝对中立的政策，呆在商馆内，等待未见分晓的结局，不同任何一方接触。”[129]公使本人不很清楚该如何看待这件事。一方面，英国的商业利益实际上倾向于广州城的秩序势力。但另一方面，包令看到傲慢的中国当局处于这样严重的困难中，又不禁有些高兴。同时，作为英国功利主义者詹姆斯·米勒的密友，他倾向于把叛军视为真正的反抗者，是为着争取自由人的权利而造反的。陈显良在10月1日恭敬地邀请英国公使访问造反者在黄埔的营地，引起了这样的观感。[130]但是，邀请书在以后许多个星期才到包令手中，那时，叛军的战船同英国商船已有过多次冲突，英国人已失去了对陈和叛军的一切天然的同情。红巾军确信英国商人私下向广州当局出售武器，于是陈在2月10日愤怒地谴责偷运火药进城的外国人，并专横地命令所有夷人立即离开广州[131]。包令为通牒所激怒（“我认为这是一件真正无礼的事”），开始对造反者失去耐心。[132]此外，由于陈已无处抢掠，没有商人可供绑票，他唯一维持供给的办法就是在封锁的名义下抢掠沿河的商船。在2月下旬，几乎每天都有英国或美国船只遭到登船抢掠。造反者变成了海盗。这时，包令认定新造的“造反者”只不过是一群盗贼。“使他们获得些微敬意和信任的微小的爱国和造反的因素，都淹没在使富足的广州城遭受一群无赖抢劫这一大目标之中。”[133]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将积极支持省当局呢？
1854年12月初，黄埔的叛军船队把帝国船队从澳门通道赶了出去，并开始向广州城开火，从那时起，叶名琛一直在寻求英国人的帮助。英国的商业界对船只事件十分愤怒，11月以来一直设法消灭新造的叛军。一个名叫屈林克的美国人聚集了一伙外国人，打算夺回新造；事成后，总督应给25000元现金奖赏。但是，在出发前，罗伯逊劝阻了屈林克，因为他怕叛军会报复。虽然“屈林克征伐队”没有起作用，但它却代表了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新现象：包括商人、绅士在内的秩序势力，正把英国人视为天然盟友，而不是种族敌人。早在1853年5月，浩官（伍崇曜）曾请求当时在领事馆做译员的巴夏礼想办法使英国人干涉，反对太平造反者。[134]现在，在12月2日叛军船队发起进攻后，广州驻军指挥官沈棣辉亲自劝说叶，利用保证商去请求英国人的海军支援。[135]包令对这一非正式的接触的答复是：英国将严守中立。只有在叛军获胜时，英国才会介入以防止大屠杀。但是他又说，如果叶名琛确实希望英国的帮助，他应当亲自提出请求。[136]最后这一点十分恶毒。因为12月7日，当叶终于忍气吞声绝望地要求英国进行海军干涉时，包令欣喜地回答说，他的国家的政策是不介入另一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137]
当拥有200条战船的叛军舰队任意地在佛山与黄埔间来回行驶时，看起来广州城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是无力自卫的。为保卫水滨地带而从潮州调来的强悍的雇佣兵，不受管束，四处抢掠，只是更增加了混乱。英国领事罗伯逊确信，广州城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攻击。[138]但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造反者什么也没有做。罗伯逊只看到叛军在河上的优势。当船队随心所欲地轰击广州时，新造周围地区的乡绅在声望卓著的吴姓宗族领导下，组织了“公所”和“约”，结果派出了35000名乡兵抵抗陈显良的叛军。红巾军虽然控制了河流，却失去了陆上基地。1855年3月7日，在帝国船队尽可能提供的援助下，黄埔的乡勇彻底摧毁了新造的司令部，把红巾军打得四处逃散。[139]
在此以前很久，陈开的相当温和的政权就已丧失了佛山人的好感。1月初，造反军向城中一闭塞地区索取捐献。当一个叛军军官只身一人去收税时，被市民们抓了起来，直到他答应降低征收数额才放了他。这位军官被释放后，立即回到司令部，带了一大队人马，放火烧了那一带，杀死了所有在这场灾难中露面的人。大火烧了两天。随着大火的熄灭，佛山居民的心也坚定地移到了前政府一边。所以，当1855年1月18日大沥的团练与旗军（从福建得到2000援兵）发动进攻时，很容易就拿下了城池。官军进城后，见到的只是荒凉的、仍冒着缕缕青烟的废墟。2万红巾军已经四散。现在，广州获得了彻底的安全。[140]内战中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
在去年杀了那么多人之后，警方对执行总督关于抓捕乡村中更多的叛匪嫌疑犯的命令，感到为难（命令可能是基于良好的情报的）。在很多情况下，围捕叛匪的任务，是强加在居民头上的；因为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毁掉他们的村子。
马礼逊的报告[141]
政治反动、白色恐怖开始了。曾经存在过三种造反者。现在，大股的叛军已回到多山的交界地区，恢复了原来那种非法存在的状态。海盗与河匪则驶入海中；在海上，他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使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同样受到困扰。秘密社会的小股不满者仍留在原地。叶名琛下决心不再让这些“危险阶级”对三角洲构成任何威胁。于是，开始了一场抓捕。首先是已知的秘密社会成员，然后是“流氓无产者”，最后则是曾与叛匪“合作”过的人们：穷苦的宗族，甚至向红巾军交过税的倒霉的村庄。旧的仇恨解决了。投机分子、告密者得到了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土地、水权、坟山。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按规定，北京要复审每一件死刑判决。可是叶名琛已获得总的授权来消灭谋叛者。[142]于是从一开始，他就坚持大规模的死刑。例如，在东莞叛乱初期，他的军队长官就呈送给他用来代替人头的三大箱人的右耳。到1855年夏季，他的士兵执行了他的不要俘虏的命令，仅广州城就斩杀了7万人以上。死尸堵塞了河流。[143]虽然官方承认的处决数字只有47000起，但据说全省有100万人被杀。[144]叶名琛自夸说亲自下令杀了10万“叛匪”。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将“这个阶级斩尽杀绝”[145]。但他的所作所为与此也相差不远了。1855年的清洗，使广东的绅士及富裕宗族完全地、无可争辩地掌握了农村的统治权。1839年开始倾斜的地方统治天平，现在已完全倒向了乡村名流一边。甚至政治活动的中心也移向乡村的“县”，因为城市已经被毁或破产。[146]但这并不是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地方化”。那些主要的地方名流不再只是生员或族长。乡村事务现在由一代新的得到皇帝亲自批准和同意的专家掌管。北京改变了对地方自卫的态度。
1849年，当徐广缙利用团练阻止英国人进城时，团练得到了有力的鼓励。事实上，危机时期的广东学政许乃钊根据这一经验，还为乡勇写了一本操典。但是，尽管1850年夏天乡勇被成功地用来对抗湖南的三合会，朝廷对承认无约束的团练仍然心存疑虑。最后，旗军在与早期太平军作战中失败，迫使政府做出决定：如果要制止造反者，使用一批文职领袖比准许一个贝利沙鲁斯伯爵崛起要好。[147]所以，1853年初，朝廷挑选了一批前高级官员，委任他们作为团练大臣返回家乡。[148]
由于打破了“回避制”，朝廷冒着很大的风险。同年、同乡的关系网能够动员地方抵抗造反者，但是获胜了的绅士还会自愿地交回权力吗？或者，帝国会分裂为许多采邑或古波斯的省吗？满族人把赌注压在以下的看法上：高级官员有着显赫的官僚生涯，对官僚制度较之对宗族或乡土会有更多的忠诚。这是十分正确的，并使同治“中兴”成为可能。但是最终，由这些人建立的地区军事和政治机器，分散了帝国的权力，促进了清王朝的垮台。
另一方面，这些高级专家又促进了地方政治的集中化。由于像曾国藩、李鸿章等半独立的封疆大吏联结了绅士、团练武力，并且以一种个人联系的、有着紧密的忠诚和义务关系的方式向他们供应经费，纯粹的地方主义（localism）让位给了地域主义（regional-ism）。不过，广东的情形并不都是如此。湖南、浙江等省必须创办完整的军队，以便有足够的机动性去对付太平军。而广州与此相反，保卫完全是各地的事。虽有地域化的倾向，但权力仍以地方为中心。尽管如此，1855年的团练与1841年的团练确实有所不同。1841年的团练代表了从“群众”活动向“社区”活动的转变，而1855年的团练则代表向“阶级”活动的转变。[149]红巾叛乱不仅使团练成为社会秩序的工具，同时还间接地提高了它的政治地位。一个地方官会忽然发现他面对着地位、威望都远在他之上的绅士。[150]这些地方名人不单是一点一滴攫取他的职权，而且实际上组织了一个与地方政府平行的机构，建立了对等的县级政治体系，它代替了衙门本身的职能，而且难免偏向于绅士的经济、社会利益。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顺德县。
顺德县受到红巾军严厉的打击。那里，不仅一村接一村地受到本地叛军徐兆表部的蹂躏，还受到来自开平的盗贼陈吉的毁灭性抢掠。1854年8月1日，陈吉在广州城南15英里位于大良的县城周围开始了长达三天的抢掠。实际上，当地军官全部被杀，城外住宅被抢，城内的商店和住房大部分被烧。县城陷落时，县令马映阶逃跑。[151]县政府瓦解，乡村的地位突出起来。这不是由于设防的村庄，而是由于在这片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上散布着难以防守的地方大族。只有绅士们一致的、进取的自卫努力，才能恢复和平与秩序。
当然，还存在一些由地位低一些的绅士组织的常见的团练[152]，通过社学、书院而起作用。但是真正的大规模的自卫行动，是由职位较高的“同乡”领导的；在1855年5月大良县城收复以前，他们一直呆在广州。陈松、陈元楷等人协调团练，筹集大笔款子，争得了动摇不定的宗族和乡村领袖的忠诚。[153]在这些有声望的文人中，最有名的是龙元僖，后来他成为全县的实际统治者，在英国人占领期间，又是反洋人运动的关键人物。他出身于大良一个古老而富裕的家庭，是当地最优秀的学者之一。1835年殿试中前三名。以后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充会试同考官后，1853年加二品衔，被任命为家乡顺德县团练大臣。回到广东后，他一直协助指导团练事务，直到收复大良，凯旋还乡。那里的人民“欣喜若狂”。向他献上礼物，向他的团练局提供捐赠。[154]
龙并没有撇开叶名琛总督而独立行动。相反，叶认为像龙元僖、陈松这样的人可以帮助广州同到处散布在农村的独立的团练组织建立某种正式关系。政府如果打算恢复与广州乡村的联系，它就必须利用这些高级绅士去组织环绕广州的团练局，它们在理论上应听命于广州并由广州任命长官。于是，1855年5月7日，叶命令龙元僖在大良南边的一所当地祠堂中开设顺德团练总局。在这里，18名乡绅在龙的指挥下，负责重建乡村和防卫。[155]
团练总局确实重新统一并重建了这个县。这部分地是由于龙元僖这样的人的威望，另一方面则由于绅士们吸收、利用了早先存在的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就是“团练”本身，有的稍有不同，即“沙所”或“沙局”。
沙局或沙所，最初是为大良东南部三角洲地区的冲积土地（人称“东海十六沙”）地权问题而成立的。若干世纪以来，大宗族一直在争夺这些由于河流淤积而成的土地。一旦在沙田周围筑上堤坝把水放干后，就必须防备邻近的宗族把这些异常肥沃的土地抢走。所以，每一族的“沙所”都用族田的租金来雇佣“沙夫”。单个的沙所偶尔也联合成较大的局，进行保护边界的战斗或是防范散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共同体”。它成立于康熙年间，以各种名称一直延续到19世纪，那时，1809年，龙元僖的叔叔龙廷桂利用它抵御了张保的海盗。在那种情况下，它是一个绅士的组织，而作为边界战争的工具，它代表着宗族联盟。[156]
当然，地方官总是力图控制各地“沙所”和“共同体”要求地权和保卫地权两方面的活动。所有的地权要求都必须在垦成后一个月以内申报，而“沙所”总是处于官方指定的“地保”的监督之下。如果“沙所”或是绅士联盟打算集资雇用“沙夫”，他们也必须从地方官那里得到批准书。
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新的顺德团练总局——当地人称之为大良公局——吸收了团练，并把“沙所”改变为单纯的财政组织，它把宗族沙田的地租输集到总局。[157]绅士就这样控制了宗族的财源。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新的敛财方法，使他们得以部分地独立于低级的“沙所”。这一新的税源就是“厘金”：对商品征收的过往税。大良公局下属的每一个局都担负经管资金以雇用练勇、赈济、重建乡学等等职责。每一个局都有一个相应的“公约”，它向“局”提供所需费用，而各“约”则在县城周围和主要的商业市镇设立税卡以获得这些资金。[158]未使用的收入重新投资于沙田。富有的绅士把越来越多的肥沃的淤积土地加入本族的族产中，它们在名义上为当地公局所有。总局每年的租金收入达2万两。无疑，这些钱表面上用于公共事业，实际上则被掌管总局的绅士占有。1889年，一个官员私下告诉当时的总督张之洞，设于东莞县孔庙的一个类似的公局是如何处理它的财产的：“我已调查了东莞县孔庙的土地和财产。虽然（这些财产）属于县里的绅士公所，但并没有完全用于乡学。许多（财产）都被地方大族的绅士和官员暗地里侵吞了”[159]。但是，要制止这种过分的行为已为时太晚。17世纪时地方官曾直接控制“沙所”，而现在总督仅仅指定团练局的领袖；由于过分地依靠他们的社会支持，已不能约束他们的侵吞行为。虽然富有者对权力的传统渴望已由于对农民叛乱的恐惧而抵消；但现在，“危险的阶级”实际上已被叶名琛的清洗扫除了，广州的绅士在社会上已没有什么对手。再说，一个地方官怎么敢对像龙元僖这样的人逃避土地税或非法地审问罪犯及土匪的行为提出异议呢？
图三 17、18世纪顺德的沙所
实际上，官府甚至把征税的权力转让给了绅士，只要承担他们应尽的责任，就乐于让他们去压榨农民。于是，租和税就这样搅乱了。
图四 大良的团练
到1900年时，原来作为附加税付给胥吏的杂税，已经变成了谷物租的一部分。自耕小农渐渐消失，因为过分的商业资本也影响了广州周围土地所有权的传统体制。地主们有着如此高的社会威望，土地似乎是如此稳固的投资场所，以致城市的商人们愿为一块土地付出高于它所能带来的正常农业收益的价钱。有时，他们甚至从农村宗族租入三角洲土地，然后再转租给第三者，后者雇工或用佃农种植用于出售的作物。到20世纪30年代，广东已形成了一个毁灭性的地租体制，地租高达收获量的71%。[160]在地方名流控制下的社区的与宗族的富源已完全耗竭了。“包商”拿出一笔数目固定的钱贿赂地方官，以换取收管全县学田的特权，然后再转租给更小些的“包商”，一直到佃农。其间经历五层，每一层都增加一笔租金。[161]既然没有地方官府的力量去平衡绅士的统治，对于地方上的上流人士说来，保护农民和调解纷争的公共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绅士，抛开其名分与职能，变成了寄生阶级。所有这些不公正都是19世纪中叶平衡破坏的直接结果。团练、反洋人主义以及造反破坏了政治，分裂了社会。革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9, 9上。
[2]人类学者通常把中国的血缘制度，按其大小，依次分为四种：婚姻家庭、主干家庭、祖先集团（宗支）和宗族。《华南的农村生活》，第121页。Olga Lang：《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纽黑文，第19—21页。
[3]R.H.Tawney: 《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伦敦，1964，第32页。
[4]省内其他的公田还有：“学田”，用于资助社学，但只占可耕地的2%；“庙田”只占3%；商人组织的田（会田）。所有这些，同广东的族田相比都徽不足道。这与长江流域省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是由于宗族要担负维持社会礼仪和福利所需的大部分费用之故。
[5]这些情况大部分据陈翰笙：《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上海，1936，第2章。陈的意识形态偏见，可能使他对宗族所有权估计过高。Eberhard教授向我指出，日本学者牧野巽认为广东的族田只占全部土地的33%。台湾新田中央省立图书馆的档案中，有大批关于1926年以后的广东官田的文件。这些材料数量很多（未经分类），关于它们就可以写一本书。
[6]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清朝，佛山这样的大镇，只有420个祠堂，其祭田名义上由各家家长共管，出售时须得到他们的同意。20世纪30年代，三角洲地区族田所占百分比如下：花县50%；东莞20%；香山20%；南海40%；顺德60%；新会60%；恩平40%；番禺50%。见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东京，1944，第573页。《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2章。《华南的农村生活》，第101—104页。
[7]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伦敦，1958，第17、27—30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329页。费孝通：《农民与绅士，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一个说明》，载于R.Bendix和S.Z pset合编的《阶级、地位与力量：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639—640页。
[8] 《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54页。Myron Cohen《客家：中国东南部作为社会与文化可变因素的语言差异》（以下简称《客家》），硕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1963，第57—59页。《社会变化的理论》，第68页。
[9]Hsien-chin Hu：《中国的共同血缘集团及其作用》，纽约，1948，第90页。
[10]《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224页。
[11]这一时期，在广东省，穷困的佃农代表着农民阶级中的下层。1852年，有些佃农仅在收获季节作短工，其他无地农民则是全年长工。短工每天的工钱2.5—5分钱。长工每天有三顿饭，还有米酒，年底可得十石粮食，当时价值约20个银元。这可能会使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农业工薪工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阶层，同那些他们为之工作的农户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实，他们同法国或德国南部的乡村工薪工人差不多，他们“四处分散在一个以众多的小产业为基础的社会的缝隙中”。见《中国的土地与劳工》，第34页。关于农村劳动的材料，主要据自巴夏礼关于移民的报告。FO17/192，快件132，附件1, 1852年9月。
[12]《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354—355页译引。又见第362—363页。（此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64原文——译者）
[13]《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附录60。Eberhart教授指出，宗族间的械斗亦经常由在当地关帝庙中举行的公共会议决定。
[14] 《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附录10。
[15]《华南的农村生活》，1∶114—115页。刘兴唐：《福建的血族组织》，载于《食货》，4.8: 43页，1936年9月16日。
[16] 《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8页。J.Scarth: 《在华十二年：人民、造反者和满大人》（以下简称《在华十二年》），爱丁堡，1860，第66页。
[17]《中国丛报》，4∶412—415页，1835年5月—1836年4月。T.T.Meadows（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伦敦，1852，第47页注。
[18]《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364—365页。《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5、105—113页。《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第94页。
[19] 《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65页。
[20]同上书，第78页。
[21]同上书，第47页。
[22]同上书，第48页。
[23]《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附录59。
[24]《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91页。
[25]《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5章。
[26] 《中国的血缘集团及其作用》，第17—18页。
[27]要准确认识每一个宗族村是多么封闭和它们相互间的敌意，是困难的。例如在近代汕头的周围地区，男人入赘本村（而非女子嫁出）的婚姻几乎是社会所不承认的；寡妇同外村男子结婚也是禁止的。这两种婚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在本村男子中引进外姓人，这就威胁了宗族的统一。这种严酷的社会习俗，甚至是有的宗族在道德上感到自豪的根源。见《华南的农村生活》，第81—82页。
[28]资料来源：《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293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29]关于族长的叙述，见《华南的农村生活》，第110—117页；《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第175页。
[30]有关对福建后来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描述，见《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68页。
[31]《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40页。
[32]今屈诚二：《清代农村组织的近代化》，第191—192页。佐佐木正哉在《顺德县绅士与东海十六沙》一文中讨论并反驳了这篇文章，见《近代中国研究》，3∶163—232页。关于秘密社会与宗族间关系的讨论，见《客家》，第6页。
[33]《原始的叛乱》，第4页。
[34]英译文见J.S.M.Ward和W.G.Stirling: 《洪门》，伦敦，1925，1: 49页。
[35]民国《东莞县志》，卷33, 22上—22下。民国《顺德县志》，卷23, 3下。光绪《广州府志》，卷81, 30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13下—17上。《中国丛报》1∶80页，1832年5月—1833年4月。Henri Cordier：《中国的秘密社会》，巴黎，1888，第4页。
[36]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北平，1935，卷2, 6上—10上。
[37]红与洪是同音字。
[38]《中国的秘密社会》，第13页。B.Favre: 《秘密社会在中国》，巴黎，1933，第5章。《中国丛报》，14∶59—69页，1845年1—12月。《洪门》，第5章。《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 1下—2上。
[39]《清代通史》，第3卷，第1—4页。杨庆堃：《宗教与中国社会：宗教的现代社会职能及其若干历史因素的研究》（以下简称《宗教与中国社会》），伯克利和洛杉矶，1961，第220页。魏源：《圣武记》，1842，台北影印本，1963，卷7, 41上—45上。《中国丛报》，1: 29—31、207页。郭士立：《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地形等的展示》，伦敦，1838，1: 157—158页。J.J.M.de Groot: 《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之一页》，阿姆斯特丹，1903，2: 485—550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291—293页。《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Paul Pelliot：《对“洪门”一书的评论》，载于《通报》，25∶444—448页，1928。
[40]这一看法系根据齐马尔关于“秘密”问题之研究，见Kurt H.Wolff译《齐马尔之社会学》，第330—376页。
[41]《洪门》，1∶61—63页英译。
[42]《洪门》，1∶72页。又见Gustave Schlegel：《天地会：洪门》，巴达维亚，1866，第6篇。
[43]《洪门》，1∶73页英译。
[44]杨庆堃：《中国的思想与宗教间的功能关系》，载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286页。Morton H.Fried: 《中国社会的结构》，纽约，1953，第230页。
[45]Lucien Bianco：《十九世纪中华帝国的劳动阶级和危险阶层》，载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年鉴》，17.6: 1175—1182页，1962年12月。
[46]Marion Levy：《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马萨诸塞，剑桥，1949，第58—59页。
[47]这又是一个文字游戏。明朝的明字，是光明的象征。满清王朝的清字，常用来表示“清洁”，但略去偏旁，就成了同音异义表示暗绿的“青”字。于是，口头仪式产生了反清斗争的热烈情感：明亮对黑暗，好对坏，明对清。光明，善良和救世的燃烧的火焰，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隐喻仪式中。
[48]《洪门》，1∶58页英译，又见1：第4章、3：第10章。
[49]“革命党”（Revolutionary）和“革命者”（Revolutionalist）之区别，见Byran A.Wil-son：《比较前景中的千禧年说》，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6.1: 95页，1963年10月。
[50]村松祐次：《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载于《儒家信仰》，第241—267页。
[51]《广州城的描述，附录包括关于中华帝国人口、中国度量衡和广州进出口的报告》，广州，1839，第10—13页。
[52]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3上。
[53]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泰国的华人社会》，第4章，又，《泰国华人社区的领导与权力》，伊萨卡，1958，第5页。Maurice Freedman：《移民和团体：中国人在十九世纪的新加坡》，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3.1: 33页，1950年10月。
[54]对“合理的永恒的土著保护主义”的分析，见Ralph Linton：《土著保护主义运动》，载于Lessa和Vogt编：《比较宗教读物：人类学入门》，伊凡司顿，1958，第469页。
[55]Wolfram Eberhar对中国早些时候的情况，提出几个略有不同的阶段：不成熟的帮、山区帮、交战帮、单一的地区帮、攻击城市、获得绅士的支持。他认为这些帮的成员，不是被家庭或社会驱逐、抛弃的分子，而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与当地农民共生，直到被绅士逐出或是他们联合成了一个大帮而破坏那种共生关系。见所著《征服者和统治者：中世纪中国的社会力量》，莱登，1965，第二版，第100—106页。
[56]《中国人及其叛乱》，第117页。《原始的叛乱》，第二章。
[57]夏燮：《粤氛纪事》，卷1, 2上。
[58]《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8—19页。
[59]《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1∶8页。《宗教与中国社会》，第176页。
[60]Ernst Troeltsch：《基督教会的社会教育》，纽约，1960，1: 331页。
[61]《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
[62] 《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又，Norman Cohn：《中世纪的千禧年说，并和千禧年运动比较研究》，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增刊2，第37页。
[63]《宗教与中国社会》，第176、223、235页。
[64]必须补充说明，Eberhard教授对我在此提出的情况指出了一些例外。4、5世纪弥勒以及宋代王则的救世运动，激进而具体地允诺在尘世有一个较好的“新”社会。
[65]与傅立叶一样，洪秀全把天堂搬到了地上。他对马太福音作批注，说：“一大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
[66]R.P.Huc: 《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纽约，1856，1: 372页引用。
[67]波多野善夫：《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见《历史学研究》，150∶32—42页，1951年3月。
[6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5, 32上—33上。《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78页。
[69]《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62页。
[70]谢兴尧：《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第1—13页。《清代中国名人传》，第136—137页。《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07—128页。
[71]《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106页。Jean Chesneaux：《近来某些论著对太平天国的讨论》，见《历史杂志》，209∶33—57页，1953年1—3月。
[72]《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第3章。《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第14—15页。
[73]《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第34—35页。
[74]George Shepperson：《千禧年运动的比较研究》，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增刊2, 1962年。
[75]这一再生与多数神奇的经验一样，使人想起三合会的入会仪式。这种仪式与洪秀全的幻觉有一共同的主题——净化精神。如天母对洪秀全说：“我子，尔下凡身秽，待为母洁尔于河，然后可去见尔爷爷。”见王重民等编：《太平天国》，上海，1952，第2册，第632页。
[76]Theodore Hamberg（韩山文）：《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和中国叛乱之起源》（以下简称《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伦敦，1855，第14—23页。
[77]《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第34页。
[78]后来，太平天国的作家对梦幻作了宗教上的解释，让上帝告诉洪秀全：“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后有一部书畀尔，对明此情。既对明此情，尔即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郑喆希：《太平叛乱之中文资料》，香港，1963，第9—10页。（现据《太平天日》原文——译者）
[79]《中国人及其叛乱》，第6、7章。
[80]致文翰的信，引自Lindesay Brine：《中国的太平叛乱》，伦敦，1862，第171页。
[81]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台北，1956，第1册，第92页。
[82]《中国造反者首领洪秀全》，第46页。
[83]《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第38页。种族优越感和乌托邦主义间的关联的另一例，见Justus M.Van der Kroef：《种族的解救者》，载于Thompson和Hugh编：《种族：单独的和集体的行为》，1958，第357—364页。
[84]《太平天国》，第2册，第624页。
[85]《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第38—40页。
[86]《在华十二年》。
[87]FO228/113，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7，附件1, 1850年8月6日；快件112, 1850年9月3日。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之附件，1851年1月7日。FO228/127，密迪乐的报告，快件114，附件1, 1851年7月12日；快件97, 6月14日；快件117, 7月14日；快件143, 8月26日；快件152, 9月26日；快件174, 10月25日；快件192, 11月27日。
[88]FO17/18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42，附件1, 1852年3月29日。FO228/143，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11，附件1, 1852年7月21日；快件116, 1852年8月10日。
[89]FO228/143，快件124, 1852年8月21日；快件130, 8月27日；快件134, 9月1日；快件140, 9月11日；快件146, 9月23日。FO228/156，巴夏礼的报告，快件29，附件1, 1853年2月21日。
[90]薛福成的记述，引自《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1页。（此据《庸庵文续编》，卷下——译者）
[91]到1852年8月，官衔已几乎一钱不值。见FO17/192，“包令—马墨士勃雷”，快件106, 1852年8月23日。
[92]FO17/190，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2，附件2, 1852年6月19日。FO17/191，麦都思的报告，快件84，附件1, 1852年7月22日。FO17/199，“包令—马墨士勃雷”，快件16, 1853年1月27日。FO228/156，“巴夏礼—文翰”，快件44, 1853年4月14日。FO682/288/2，“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书：1854—1857年与太平军作战的收入与经费”（原文是中文，标题是收藏单位所加）。Edwin George Beal Jr.：《厘金的起源，1853—1864》，马萨诸塞，剑桥，1958，第14页。
[93]1854—1857年，顺德一县的居民就向省政府交纳了668682两，这是全部军税的14%。参见本书附录五。
[94]1851、1852年宁波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绅士因赋税骚乱的事件，见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
[95]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57，附件1, 1851年3月17日；快件64, 4月19日。FO17/193，“包令—马墨士勃雷”，快件157, 1852年11月11日。
[96]FO17/187，麦都思的报告，快件31，附件1, 1852年2月27日。FO17/18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0，附件3, 1852年4月22日。FO17/191，密迪乐的报告，快件84，附件1, 1852年7月22日。FO228/158，“巴夏礼—文翰”，快件141, 1853年10月8日。
[97]George W.Coke: 《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伦敦，1858，第435—436页。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2上—42下。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2上。《中国丛报》，12∶323页。又见FO17/234，威妥玛对曾望颜奏的英译文，快件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
[98]光绪《香山县志》，卷15, 33上。
[99]FO17/234，威妥玛对曾望颜奏的英译文，快年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光绪《香山县志》，卷15, 33上。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2下。光绪《广州府志》，卷81, 42下。
[100]FO17/203，“文翰—克拉兰登”，快件63, 1853年7月6日。FO228/156，“艾姆斯莱—包令”，快件118, 1853年1月27日。
[101]FO228/156，“巴夏礼—文翰”，快件44, 1853年4月4日；快件54, 4月26日。FO17/202，麦都思的报告，快件47，附件1, 1853年6月5日。FO17/204，“文翰—克拉兰登”，快件111, 1853年9月27日。FO228/15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24，附件1, 1853年9月5日。FO17/203，“文翰—克拉兰登”，快件72, 1853年7月28日。FO17/205，“文翰—克拉兰登”，快件116, 1853年10月10日。
[102]FO17/204，快件111, 1853年9月27日。FO228/158，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24，附件1, 1853年9月5日。
[103]FO17/205，“文翰—克拉兰登”，快件124, 1853年10月26日。FO228/158，“巴夏礼—文翰”，快件141, 10月8日；153, 10月25日；162, 11月9日；170, 11月25日。“艾姆斯莱—文翰”，快件180, 1853年12月24日。FO228/172，巴夏礼的报告，快件5，附件1, 1854年1月9日；快件16, 1月25日。
[104]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注36。
[105]英译文见FO17/226，快件18，附件1, 1855年1月9日。
[106]这一叙述主要依据光绪《广州府志》，卷82, 3下—24上；对其他地方志的比较分析，见本书附录。除另有注解，府志是本章材料的基本来源。很遗憾，我没有能看到陈坤的《粤东剿匪记略》（广州，1871）。
[107]民国《顺德县志》，卷23, 5下。
[108]FO228/172，“艾姆斯莱—文翰”，快件73, 1854年6月14日。
[109]佛山位于广州西南15英里，有二、三十万人从事纺织、制藤、铜器、铁器、桂皮、粮食、油料的生产。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1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0]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20日。
[111]参见附录六。
[112]FO228/172，“罗伯逊—文翰”，快件86, 1854年7月24日。
[113]当时，属于广州守卫部队的有5千名旗兵，4千名绿营兵，2千名潮勇，4千名三角洲地区的乡勇。乡勇被认为是守城力量中的精华。朝廷的士兵每月只有5元钱，而雇佣兵可得7到10元。大部分三角洲乡勇来自东莞县，由一个名叫朱国雄的武举人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内战中大部分主要战役：校阅场之战、夺回佛岭市和进攻石井。后来，朱带领他的团练队伍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抵抗英国人。见民国《东莞县志》，卷72, 4上。《在华十二年》，第229页。
[114]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8上。《清代中国名人传》，第501—502页。
[115]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7月31日。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北，1963，第326—328页。
[116]《在华十二年》，第227页。
[117]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14下。
[118]FO17/215，Caldwell的英译文，快件123，附件1, 1854年8月26日。
[119]FO17/21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12，附件1, 1854年8月5日。FO17/21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35，附件1, 1854年8月31日；领事备忘录，快件142，附件1, 1854年9月8日。
[120]卫是东莞人，曾任顺德县绿营军官。在红巾叛乱时期，他以一名剿匪勇士而闻名。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6, 5下。
[121]FO17/216，“罗伯逊—汉蒙特”，快件17, 1854年10月17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54年9月25日。
[122]无疑，广州自保的传统、大族的存在以及省城的巨大影响，终于团结了乡村并最终使秩序的势力占了上风。
[123]FO17/21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
[124]FO17/127，马礼逊的报告，快件59，附件2, 1854年11月10日；“罗伯逊—汉蒙特”，快件75, 1854年11月25日；马礼逊的另一报告在上述同一文件中，但无附件号。
[125]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6, 7月24日；快件91, 1854年8月17日。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FO228/189，伯特的报告，快件3，附件1, 1855年1月4日。
[126]FO17/218，陈显良—包令的便笺，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27]陈可能于1854年4月在广西领导了一次叛乱。英国人的报告中谈到，“红肚带造反者”是由一个“广州的小店主领导的”。见FO17/21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4, 1854年4月20日。
[128]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8，附件12, 1855年1月4日。
[129]FO228/172，“罗伯逊—包令”，快件84, 1854年7月18日。
[130]FO17/218，“陈显良—文翰”，快件235，附件2, 1854年12月23日。
[131]FO17/227，“陈显良—文翰”，快件86，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32]FO17/227，“包令—克拉兰登”，快件86, 1855年2月14日。
[133]FO17/22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108, 1855年2月28日。
[134]FO17/202，“巴夏礼—文翰”，快件45，附件2, 1853年5月27日。
[135]薛福成的记述，引自《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3页注37。
[136]FO17/218，快件226，附件1—4, 1854年12月6日。
[137]FO17/218，“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30, 1854年12月11日。叶名琛与包令间的信件，见同件之附件1、2。
[138]FO17/226，“罗伯逊—包令”，快件8，附件1, 1855年1月4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1, 1月15日；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月15日。
[139]FO17/218，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31，附件1, 1854年12月11日。FO228/189，“罗伯逊—包令”。快件130，附件1, 1855年3月9日。FO228/190，彼特的备忘录，无编号文件之附件1, 1855年3月13日。
[140]FO17/226，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3，附件1, 1855年1月15日；“包令—克拉兰登”，快件36, 1月19日；快件39, 1月20日。FO17/227，彼特的报告，快件87，附件1, 1855年2月14日。
[141]FO17/245，快件62，附件1, 1856年2月12日。
[142]叶名琛并不急于让朝廷了解他对自己的司法权不满的程度，也不急于让朝廷知道他对绅士领导的团练欠了巨大的人情。他的军事副手沈棣辉呈送给他一份忠诚者和乡勇的荣誉名单，但他把它搁置起来。他不是没有奖给那些忠诚的绅士以通常的匾额，但只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皇帝的名义。而且，在向北京报告新造会战这样重要的胜利时，他甚至没有提到任何乡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见《大清历朝实录》，咸丰朝，卷167, 1下—2下。同治《续个南海县志》，卷5。《叶名琛总督与广州事件》，第52页注4。
[143]《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6—407页。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3，“包令—克拉兰登”，快件297, 1855年9月13日。《在华十二年》，第235—240页。
[144]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9, 16上。
[145]《中国：1857—1858作为泰晤士报在中国的特别记者》，第407页。
[146]FO17/234，威妥玛的报告，快件331，附件1, 1855年10月13日。FO17/229，马礼逊的报告，快件15，附件1, 1855年4月15日。FO17/231，马礼逊的报告，快件208，附件1, 1855年6月9日。FO17/235，马礼逊的报告，快件368，附件1, 1855年11月14日。
[147]贝利沙鲁斯（Belisarius 505？—565）东罗马帝国大将。——译者
[148]《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5—20页，126—140页。《清代通史》，第3卷，第115—119页。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2: 235—250页，1937年6月。
[149]H.H.Gerth和C.W.Mills编：《马克斯威伯的社会学论文集》，伦敦，1948，第183—184页。
[150]FO228/157，巴夏礼的报告，快件101，附件1, 1853年7月21日。
[151]民国《顺德县志》，卷20, 14上—14下；卷23, 6上。
[152]这类团练中最著名的有冲鹤的潘家、龙山的左梦衡、小湾堡的程选、大沥附近的杨康。见民国《顺德县志》，卷18，19。
[153]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下。
[154]民国《顺德县志》，卷18, 2上—2下。
[155]民国《顺德县志》，卷3, 1上；卷23, 7上—7下。
[156]这一叙述依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又见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第575页。
[157]民国《顺德县志》，卷18, 6上；卷23, 9下。以下的论述，除另注明者外，均据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一文提供的情况。
[158]民国《顺德县志》卷3, 5上—6上；卷23, 14下—15下。
[159] 《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第175页引。
[160]《中国东南地区的氏族组织》，第76页。《中国的土地与劳工》，第37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08页。《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47页，第63页。
[161]T'ai-ch'u Liao：《学田：教育经费的一个问题》，载于《燕京社会研究杂志》，2.2: 212—233页，194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