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帝王的悲惨命运
一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朱祐樘览奏后，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育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六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朱钟镒并非明代的“生育冠军”，这一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个，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1508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1603年）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仿，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二
人口如此急剧地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的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各地王爷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的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互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的土地中，有两万顷本来规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权。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所。
权贵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四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已经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1526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1568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五
虽然民怨重重，但是各地皇族丝毫不予理会，他们理直气壮：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们确实是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太原总兵姜瓖据其亲见亲闻，向皇帝汇报说，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㸄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居六日，屠戮将尽。兼过天星、张天琳，百计搜查，几无噍类。而素居州县潜匿乡村与逸出者，所存无几……”总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
山西一省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所过之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宁，万安王朱采轻被捕捉，在西关被公开处死。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南阳，杀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杀，“其支属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于难”。镇国将军朱翊至向皇帝汇报此事说：“阖府宗仪，屠戮大半。此受祸之极惨者也。”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宁，崇王朱由樻及其世子诸王被杀于泌阳。十二月，李自成军入荆州，湘阴王朱俨尹全家皆被诛。崇祯十六年（1643年）抵兰州，执肃王朱识锗，“宗人皆死”……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过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以便舆笼王沉西湖，遮其金数百车尽”。宫殿楼阁近千间，“壮丽近于皇宫”的楚王府也被付之一炬……
六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朝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万历皇帝以与民争利闻名史册，他派出大量矿使税监，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然而小儿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三十万两巨款；给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祖制规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时，万历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和如此众多的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在“稳定”时期，福王的权势看起来如泰山，谁都不敢触动。然而，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并清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这一事实说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愤怒。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末期一样。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着“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
末代帝王的命运曲线
如果把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命运做成一张图表，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明显的下滑曲线，虽然偶有波动，但基本上是越来越惨。
秦代以前，亡国之君虽然失去了国家，但不会失去尊严。商汤俘获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夏桀之后，将他流放于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边还有几个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贵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来，商纣王性格比较刚烈，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场和夏桀应该一样，止于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叹息之余，将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们分邦建国。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虽战乱重重，不断有诸侯被灭国，但是胜利者对亡国之君一般都是以礼相待的。就拿著名的吴越恩仇来说，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之后，并没有想杀掉夫差。他的计划是迁夫差于越国东部边陲，封他一百户以养老。倒是夫差自己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之所以如此优待，是贵族政治的风度使然。在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贵族社会，“礼”是政治的最高原则。对贵族来说，胜利是重要的，风度更为重要。考察世界历史，欧洲人也是这样做的。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拉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
虽然秦始皇的后代基本上都被杀光了，但秦代之后，善待亡国之君的政治传统又一度恢复。比如汉朝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下场就比较有面子。曹丕称帝之时，识时务的刘协亲自“劝进”，明智地配合曹丕完成所谓“禅让”仪式，让曹丕避免了篡位的恶名，顺利当了皇帝。过后，刘协被封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甚至行汉正朔。刘协太太平平地当了十四年山阳公后，得以善终，终年五十四岁。死后，他不但被谥“孝献皇帝”，还被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在他身后，他的儿孙刘康等人相继继位，山阳国存在八十九年，直到永嘉年间被少数民族所灭。对一位亡国之君来说，刘协可谓功德圆满，幸运得空前绝后。蜀国末主刘禅和吴国末代君主孙皓的命运也与此大致相类。
曹丕导演“禅让”大戏之时，肯定不会想到，四十五年之后，另一位权臣司马炎以几乎同样的手段，从他侄孙曹奂手中夺取了皇冠。曹丕代汉的成功演出，为后世树立了范本。在这之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的梁朝及大宋王朝，都照葫芦画瓢，将“禅让”剧本搬演了十次。
开始几次，大家都是搬演旧本，规规矩矩，亡国之君都得到了善终。对亡国之君首开杀戒的是南朝宋主刘裕，本来东晋末帝司马德文也很懂事，十分识相地在禅位诏书上签字，又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刘裕也按历代规矩，封了司马德文一个爵位。然而，中国历史的内核在此时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皇位的争夺者由平民阶层转向了流氓。刘裕是市井无赖出身，根基太浅，士族并不真心拥戴。何况称帝之时，刘裕已经年近七十，司马德文正是年富力强的三十六岁。司马德文的存在，让刘裕不能安枕。即位不久，他派兵将司马德文杀死。接着，又对司马一族痛下杀手，几乎夷杀了司马全族，开后世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之先河。
从那之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模式发生变化：新皇帝逼旧王朝末帝禅让后，先封前末帝为王，然后再找机会暗杀并灭族。南朝的齐王萧道成逼刘裕重孙子刘凖逊位，萧道成的后代萧宝融禅位于梁王萧衍，萧衍的后代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都是这个做法，一丝不差。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全食一郡。一年之后，陈霸先派亲信前去诛杀萧方智。十六岁的萧方智绕床而跑，边跑边哭喊：“我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入帝座不可，现在又要杀我！”士兵追了好几圈，才抓住萧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
这种先封后杀的把戏一直足足玩了八次，到了五代时期，那些末代皇帝才算回过神来。五代时期的末代皇帝中有两位是自杀而死，免得受二茬罪。后梁末帝李友贞是国破后自刎而死，后唐末帝李从珂是国亡后自焚而死，都算是比较明智的。
不过，被直接杀死，还算不上末代皇帝中最惨的，最惨的是像北宋徽、钦二帝那样在无比屈辱的流放中受尽折磨后死去。被流放到北方边地后，赵氏父子倒是“经得住打击”，选择了顽强地活着。他们被关押在一座小院里，在朔风沙尘中吃着不堪下咽的食物，靠回忆往事过活。徽宗在恶劣的环境中患了重病，双目失明，忍受了九年俘虏生涯后凄惨去世。而赵桓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足足受了三十五年的罪，才在绝望中死去。
长平公主的最后结局
“汝何故生我家！”这句中国历史上惨痛的名言，是崇祯皇帝说给长平公主的。
1644年，本来应该是长平公主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年公主十五岁，正值豆蔻华年。史载她“喜诗文，善针饪”，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子。皇帝已经为她选定了翩翩佳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驸马，可惜天翻地覆的局势让婚礼一推再推。
农民军攻占北京城的速度远超出崇祯皇帝的预料，更让深宫中整理嫁妆的公主毫无思想准备。《明史》载：“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当时，崇祯命周皇后自缢，长平公主闻讯前来，看到皇后的尸体，痛哭失声，跪在地上，爬上前想抱住崇祯皇帝的膝。崇祯一脚把公主踢翻，说道：“汝何故生我家？”举起剑来，劈头砍下。公主下意识地抬起左臂一搪，剑锋从左颊扫过，左小臂从肘部下面被齐齐斩断。公主哼了一声，昏倒在地。皇帝上前一步，想砍下公主的头，手却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什么也握不住剑，“手栗而止”，转身出了寿宁宫。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幕。而在这之后的史实，则大都被史书所省略了。
断臂之后，不光崇祯，连所有的宫女从人都以为公主必因流血过多而死。尚衣监何新和宫女费氏怕公主尸体受辱，将昏迷中的长平公主抬出了宫，送到她的外祖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府中。周家将她安置在一间空屋，只等着她死去。不料公主生命力非常顽强，五天之后，居然转醒，并且度过了伤后感染等重重危机，活了下来。
活下来当然更不幸。
清朝高层的政治策略十分精巧：他们公开悬赏寻找崇祯帝的男性后代，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实际上是打算骗到手后斩草除根。而崇祯的女眷们，因为不可能被人拥立，所以倒真是受到了清政府的“优待”。清朝拨给公主很高的生活费用，命周奎善待公主，作为宣传清朝“恩仁”和拉拢反清势力的工具。国已破，家已亡，身又残，长平公主早无活下去的意趣，时时说：“父皇赐我死，何敢偷生？”无奈身为弱女子，除了听任命运摆布，又有什么办法？唯日日以泪洗面，靠读读佛经来平衡自己的内心，心中还燃烧着的唯一希望，是自己的两个兄弟能逃到南方，有朝一日光复大明。这就是吴伟业所说的“死早随诸妹，生犹望二王”。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顺治二年（1645年），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没能南下到南明地界，而是从乱军之中逃回，一路乞讨回到北京，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周奎府门口。周奎和公主闻讯出见，“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离难中的兄妹没想到这样见了面，悲喜交加。
然而，太子的出现，给周奎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他早已投降了清朝，收留前朝太子岂不是大罪？所以过了两天，他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
清廷没想到这么快太子就自投罗网。由于太子的号召力太强，清廷决定迅速将他杀掉，以绝后患。然而刚刚颁布优待前明的诏令，怎好马上自食其言？多尔衮脑筋一转，导演了一出认真为伪的闹剧。他私下派人，要求周奎和长平公主声明太子是假冒的。
长平公主当然不干，但被周奎痛打一耳光之后，便不敢再开口了。于是，先是周奎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清廷又先后命数十名太监和大臣去辩论。十几名坚持认为太子为真的太监和大臣都被处死，太子身份就这样被确定，“假”太子被迅速处斩。
这一事件给了十六岁的长平公主以极大刺激。她万念俱灰，实在承受不了人生之悲苦，绝望之余，上书朝廷，请求出家：“九死臣妾，局蹐高天，愿髡缁空王，稍申罔极。”
朝廷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她的请求，因为他们还要用公主这块金字招牌将安抚工作进行到底。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施恩”于公主，并且大张旗鼓地宣传，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四处访查驸马周世显，找到之后，拨出巨款，给他们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其规格等同于清室公主——“土田邸第，金钱牛车，赐予有加，称备物焉”。那些投降了清朝的大臣立刻上表，颂扬朝廷的“深仁厚德”。
命运就是这样弄人。两年前，公主日夜梦想着这场婚礼的幸福，却被世事变故阻隔。两年后，婚礼虽然仍然盛大，然而除了屈辱和痛苦，她还能感受到什么？大清王朝这样深厚的“恩仁”，她实在无力承受了。结婚几个月后，清军攻陷了南京，弘光小朝廷灭亡了，被俘到北京的南明皇帝和王公都在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被同时处死，公主受到最后一次精神打击。顺治三年八月十八，还不满十八岁的她带着沉重的伤痛猝然病逝，这时她结婚才刚刚一年，死时尚有五个月的身孕。
直到此时，清廷还不放过利用她来笼络人心的机会，为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厚葬于广宁门外。
多尔衮费尽心机处理崇祯太子
清军入关之初，多尔衮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一个人的下落——崇祯太子朱慈烺。因为崇祯皇帝既死，太子是残明势力最名正言顺的旗帜，有着巨大的号召力。
明朝灭亡这一年，十六岁的太子逃出宫中，被农民军俘获。李自成封他为宋王。后来李自成败走，带他出城南下，遂不知所终。
多尔衮深知，崇祯的皇子或者其他男性至亲，都有可能为反清势力所拥立。所以，尽早把他们掌握到自己手中，方为上策。为了招抚这些人，他制定了高明的统战策略。进入北京之次日，多尔衮即发布命令：
“至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
多尔衮的统战策略十分成功。不久之后，大鱼果然上钩了——崇祯太子出现在京城。
原来，李自成败亡之后，崇祯太子从乱军中逃出。他没有去投奔南明，反而一路乞讨返回北京，投奔了外祖父周奎家。
自幼生养在深宫、不识世事的太子，一遇困境，本能地想到投奔熟悉的亲人。另外，清朝的“招抚政策”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天真的太子认为，李自成还封他为宋王，相信清人对他不会比李自成更差。
太子的出现，在周奎府引起了巨大震动。“（长平）公主与太子抱头而哭，哭罢，奎饭之，举家行君臣礼。”周奎的第一反应是惊喜，然而，镇定下来之后，他马上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麻烦——周奎在明末政治高层生存多年，深知清朝绝不会容许拥有巨大政治号召力的故明太子活下去。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暗暗地把太子收留下来；另一种是向清朝汇报太子的出现，将太子交给清人。
暗暗收留，风险太大，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被清廷得知，他定是死罪。明朝既亡，他只能出卖自己的灵魂，思来想去，周奎最后下了决心，他写了一封奏折，向清廷汇报了太子的出现，请示如何处理。
得到这个消息，多尔衮又喜又忧。喜的是，头号政治隐患终于落入手心了。忧的是，他刚刚宣布要优遇前朝，怎么来处理这个对清朝统治具有重大威胁的太子？真的封他为王，养在身边，那岂不是鼓励那些反清势力前来进攻北京吗？
脑筋一转，计上心来。他密授周奎：指认此太子为假冒者，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杀掉他。对早已出卖了灵魂的周奎来说，这当然不难做到。然而，对于广大官民来说，太子出现，公主与太子抱头痛哭的消息早已经不胫而走，让他们相信周奎的说法很难。
于是多尔衮又不得不导演了一场“辨认真假”的大戏。多尔衮亲自主持，命太子坐于室中，令前明官员及一些内侍前来辨认。结果，那些“聪明”之人，比如晋王朱求桂及大学士谢升、冯铨、洪承畴等，都供称太子为假。然而也有不识好歹的内监以及曾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校尉十人等，称太子为真。而长平公主的反应最引人注目：“复令宫主认之。宫主见太子泪下，周奎掌其颊，宫主惊走，亦言不是。”
消息传出后，轰动京城，北京市民很激动，“正阳门各具疏请释太子”，还有人要求让太子与长平公主“赴部面质，滴血对认”。更有许多大臣上书，要求慎重确认，不可误杀。这其中，有两道奏折最有杀伤力。一道是钱凤览的，他透露了周奎私下所说的隐秘内容：“昨周奎言，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此语真情已露。”周奎以真为伪的真相于是大白。另一道是朱徽的奏折，朱徽强调：“周奎既以太子为假，何留宿两日乃始奏闻？见时公主抱持痛哭，岂陌路能动至情如此？奎初与之衣食，后忽加以棰楚，情事诪张，何其变幻？”这份奏折确实逻辑有力，难以辩驳。
这种局面确实大出多尔衮意料，由此他认识到，前明官民仍然认太子朱慈烺代表明朝正统，他们恋明之心依然不死，这让他坚定了杀掉太子的决心。局面看起来似乎难以处理，但是对于暴力机器在手的人，一点儿也不难：他决定快刀斩乱麻，以免越拖越乱。
多尔衮召集大臣会议，毅然宣布，经过认真辨认，此太子确为假冒。随后派人在狱中将十七岁的太子活活勒死。然后，为了压下汹汹议论，他又采取强硬手段，将那些上书要求慎重确认的大臣及百姓都抓起来，将坚持太子为真的钱凤览绞死，另外指认太子为真的十余人一律斩决。这一招非常奏效，整个北京城马上就风平浪静下来。
当然，对那些“配合工作”的“聪明人”，多尔衮也不会忘了“表示表示”。《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他赏给“大学士冯铨、谢升、洪承畴等各黄金二十两，白金一千两，嵌宝金钟盘二副，螺钿盒二架，玉壶一执”。
形形色色的朱三太子
清朝初年的一个吊诡现象是：一方面，由于清王朝的全力追杀，真正的明朝皇室成员无不隐姓埋名；另一方面，假冒的朱氏后代层出不穷，有假冒王妃的，有假冒亲王的，当然最多的是假冒太子，特别是“朱三太子”。这些人不甘寂寞，刀头舐血，铤而走险，希望以此浑水摸鱼，捞些好处。
最典型的案子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朱三太子”案。一伙江湖无赖组成一个骗子集团，其中一个号称是朱三太子朱慈英。他们说朱三太子因为地位特殊，可以和顺治皇帝直接搭上线，只要交钱，他们就有办法让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立刻成为现职清朝官员，而且还都是盐道、粮道、工部、吏部等肥缺。凭着这样荒诞不经的谎言，他们半年间居然骗到了七万余两银子，案发之后，一时朝野轰动。
另一个与此类似的案子发生在稍早的顺治十三年（1656年），真定的一个商人破产之后，突发奇想，自称“朱三太子”朱慈煷，搞了一个庙会，招揽香火钱。他承诺，香客可以按照未来“光复明朝”后的官职高低来捐献香火钱，一年后原价退回。按现在的说法，是一起典型的招摇撞骗兼非法集资案。事发的原因也很可笑：有两个人都花了几两银子，预购了“未来”的七品“县令”。拿到收据之后，他们马上自认为已经是有身份的人，在大街上争抢道路，互不相让，直至大打出手，闹成治安案件。到县衙一审，最终自然是骗子落网。
这类骗子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当是“南太子”王之明。此人乃万历朝驸马王蘂的侄孙，小时候他经常听老人们聊起宫中的奇闻异事，对帝王生活艳羡不已。正巧天地大变，他和太子相仿，又颇知“宫中故事”，遂自称东宫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来找自己的“伯伯”弘光帝。
弘光皇帝虽然以昏庸闻名，但是在这一突发事件上，处理却相当理智。他被权臣拥立，是一个弱势皇帝，所以必须妥善处理此案，以示“公心”。他宣布，关键是要鉴定太子真假，自己壮年无子，太子如果为真，将来正好继位，“若果系真东宫……迎入宫中，仍为太子”。为了让鉴定结果有说服力，弘光拍板，一、审问过程中不得刑讯逼供；二、鉴定过程全程公开，“集百官廷讯，在京士民俱得入（内旁听）”。
在公开鉴定这一天，大殿里人山人海。骗子王之明被迎入殿内，他人小鬼大，故意大摇大摆，径直“踞上座，南面”。那些大学士、尚书只好位居其下。
王铎曾经当过三年太子的老师，一见面马上断定此“太子”为假。为了让大家信服，他问“太子”：“汝识我不？”“太子”说：“不也。”王铎又问：“讲书在何殿？”王之明只知道宫中有文华、武英等殿，随口答“文华”，其实是在端敬殿。刘宗政、李景琏两个翰林曾见过太子，也都认定这个少年比太子朱慈烺要矮，太子“眉长于目”，而此人眉毛很短。朝臣们考问其他宫中内情，他回答也大多不着四六。不过小骗子王之明心理素质不错，遇到这类质问，他态度傲慢，动辄答以“尔等宵小懂得什么”。
虽然审讯结果最终证明太子是假冒的，但是中国民众的判断，从来都是更多地基于情绪而非理智。南明政府的公信力，早已破产，何况中国人几千年前就都变成了“阴谋论者”。百姓认为王铎等人都是弘光指使，因此纷传太子为真。连外地的领兵大臣，也相信这种传言，纷纷上书要求弘光善待“太子”。弘光为了不担上“故杀”的罪名，就决定把王之明先关起来再说。王之明就这样在监狱里待了好几个月。
直到五月初十，清军南下，朱由崧弃城而逃，王之明终于翻了身。五月十一，天将亮时，南京百姓在两三个士绅的率领下，跑到监狱，放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真太子”，拥着他在武英殿“即位登基”。有些没有逃跑的南明官员也跟着上殿行礼如仪。
王之明终于苦尽甘来，一偿夙愿。南京百姓拥立他，是希望他率领南京军民抵挡住清军。不过王之明志不在此，他登基后第一件事居然要选秀女。秀女还没选好，南京城就被攻破了。王之明被清军抓获。一开始，清人想利用他来安抚江南百姓，所以对他很礼貌。多铎“离席迎之”，与之并坐，还“衣以金紫”，问王之明最想要什么，王之明表示最想要“秀女”。多铎“旋以弘光所选淑女配之”。王之明于是怀抱着弘光没能享受到的“秀女”，一心做起清王朝的封王梦来。
不过小骗子好运不长。江南地方很快“内外俱定”，王之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清人遂将他和弘光帝等人一起送到北京。不久之后，找了个借口，把他和弘光帝等一起处死了。
躲藏一生未逃一死的崇祯之子
各地明朝皇室上层人物被诛杀得只有崇祯之子朱慈焕侥幸活了下来，并且活到了七十多岁。
朱慈焕幼时被封为永王，在长大成人的皇子中排行第三。明朝灭亡那年，他刚刚十二岁，和两个哥哥一起被李自成军俘获，又一起被李自成挟裹出北京城南下。
李自成兵败后，朱慈焕开始了乱世飘零。他乞讨到了一户王姓乡绅家。乡绅见他气质特别，“细询根由”。没有城府的朱慈焕透露了自己的身份。王乡绅是故明官员，见皇子沦落到如此地步，不禁“执手悲泣”，冒着风险收留了他，给他改名王士元，与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五年之后，王乡绅病故，王家不愿意继续收留他，他只好流浪到江南当了和尚。后来浙江余姚一位胡乡绅到庙里游玩，见二十出头的朱慈焕容貌清秀，气质不俗，又满腹诗书，十分健谈（几十年后，蓬莱人李力远遇到朱慈焕，称其“丰标秀整，议论风生……学识渊博，且工手谈，精音律”，可见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胡乡绅极为欣赏，劝他还俗，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朱慈焕落户浙江，也算是成家立业了。
结婚后，朱慈焕以教书为业。岳父去世后，随着生儿育女，家累日重，他不得不四处寻找教席，还经常向一些地方绅士打秋风，勉强维持生活。他一生小心翼翼，安分守法，哪里风声紧，他就赶紧带着一大家子逃亡，几十年间流动于大江南北，历尽艰辛。虽然一辈子受尽委屈劳累，不过毕竟活过了古稀之年，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又有了孙子，也总算儿孙满堂。到了晚年，赶上康熙盛世，政治局面日益安定。康熙为了争取民心，六次拜谒明皇陵，行三跪九叩之礼。特别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拜了明孝陵后，还向大臣表示要查访一个明朝皇室后裔，来管理明孝陵：
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宋……尔等与九卿会议俱奏。
虽然朱慈焕不敢出头去接受康熙皇帝的这个好意，但是皇帝对故明的态度如此“亲善”，他认为自己这辈子可以善终了。
不料，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大祸发生。这一年四月，他正和东家在书房下棋，突然闯入一队官兵，将他锁拿。
回忆起来，事发的根由是自己几年前的一次口风不严。按理说，环境如此险恶，朱慈焕应该守口如瓶才对。但是，人总是有倾诉的欲望，特别是一个前朝皇子，如今却沦落为打秋风讨饭吃的可怜教书先生，自己的身份如此巨大的落差，让他心里难免产生巨大的不平衡感。到了晚年，朱慈焕觉得自己可以松一口气了，所以有一次酒后向一位交往很久的老友透露了一点自己的“秘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有爆炸力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浙江东部有一位志在反清复明的念一和尚，听说这个消息，就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打起了朱慈焕的旗号，在大岚山起事。朱慈焕闻讯大惊，立刻带着一个儿子由浙江逃到山东，没想到两年之后还是被抓了。在抓他之前，官员曾到余姚，到他的家中搜查。他家中还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闻听官兵来捕，气势汹汹，知道大事不好，除了一个儿子外，其他六个人“皆投缳，六命俱尽”。
审讯结果证明他是清白的。虽然念一和尚打着他的旗号，但其实从来没有直接联系上他。官员们当庭让念一和尚来与朱慈焕对质，“及提先生对质，又云不相识”，证明两个人根本不认识。
朱慈焕为自己的辩护也是极为有力的。他说：“吾数十年来改易姓名，冀避祸耳……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乃不反于三晋变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军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
审问官员也觉得朱慈焕所供有理，将审问结果上报给康熙。几年前，皇帝还说过要访查一位明朝后代来当官，这个朱慈焕看起来是最佳人选，所以官员对他很礼貌，给他好吃好喝，就等着皇帝下处理决定。
不料，事实证明，康熙皇帝所说的“查访明朝后裔”，其实是叶公好龙。如今，真的“朱三太子”落网，他大喜过望。虽然康熙一生都以“宽大仁慈”闻名，对手又是一个七十五岁的手无寸铁的可怜老人，他却绝不放过。皇帝发下谕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
逃亡一生，须发皆白的朱慈焕，被押上了刑场，眼看着两个儿子被斩首后，自己又被一刀刀凌迟。至此，崇祯的子孙被彻底消灭，真正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最后一个延恩侯
很少有人知道，朱元璋的一个后代在清代被封为“延恩侯”，并且一直世袭到清朝灭亡。
清朝入关之初，在如何对待明朝皇室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得十分聪明。李自成军曾将崇祯帝暴尸三日，引起北京士民的极大反感。而清军一入北京，多尔衮立刻为崇祯帝隆重发丧，谕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这一举动令百姓大为感动，纷纷称颂多尔衮“仁慈”，这对争取北方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亡国之主举行盛大葬礼，已属旷世之盛典，康熙皇帝又前后六次趋谒明太祖陵，并且行三跪九叩大礼，把在场的南京数万父老感动得流泪不止。江南的民心也因此得到安抚。
面子工程做得如此漂亮，但是内里，清王朝对朱元璋的子孙却毫不放过。为了防止人们拥戴朱氏后人造反，从清朝入关到康熙晚年，清政权把各地明朝数百名宗室藩王的后代诛戮殆尽，宁可错杀千人，也绝不放过一个。
到了雍正年间，天下已经彻底太平，朱元璋子孙的存在已经不构成什么威胁。雍正皇帝又想起“受命之君”应该“礼遇”前朝子孙，这样才能显示“兴灭继绝”之盛意。所以他命人在天下访一个“合格”的朱氏后代，封以高官，来显示清王朝的宽宏大量。经过几年寻找，礼部发现了一个合格人选——直隶正定知府朱之琏。朱之琏的祖父被清军俘虏，编入汉军，至他已经做了三代旗人，因为一直对大清恭顺忠诚，没有二心，所以前些年没有被杀掉。雍正大喜，遂封朱之琏为“一等延恩侯”，世袭罔替，负责祭祀明朝皇陵。天下臣民皆认为此举超越前朝，有“上古遗风”，纷纷称赞圣朝之殊仁盛德。
从朱之琏开始，直到最后一个延恩侯，总共传了十二代。这个侯爵与其他贵族不同，专靠朝廷赐给的几十顷祭田过活。他们没有根基，没有势力，为了防止人们借他的名头对清朝统治构成任何威胁，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严格控制，除了春秋两季去祭扫十三陵外，不许进行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大清王朝的一个摆设，纯粹是社会生活圈子之外的人物，过了几代之后，整个大清社会几乎都忘了他们的存在。虽然是朱元璋的后代，但是他们对保护祖陵并没有什么热情。因为所有的生活来源都是剩下的祭祀经费，所以历代延恩侯们总是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祭扫活动进行得潦草不堪。1907年，著名教育家张相文游十三陵，发现陵园十分残破，无人管理。樵夫告诉他，说有一个延恩侯负责祭扫，但这个人很不负责任，“草草将事，若儿戏然，疑非朱氏血胤也”。
清朝灭亡之后，最后一个延恩侯朱煜勋仍然靠从溥仪小朝廷领取微薄的津贴过活。张相文有一次在查阅北京市户口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延恩侯的住址，于1919年时曾和两位好友一起专门慕名去拜访他。他在《南园丛稿》的《记朱侯》中曾回忆这次拜访的经过。
他们来到东直门北小街羊管胡同延恩侯的“宅邸”，发现其实就是普通民居，没有任何侯府气派，“邸无门额，类寻常百姓”。可见清政府对这个“侯爷”的重视程度。进了他家门，发现一家上下是旗人装束。书房桌子上摆着的几本书，“皆市井所传《玉匣记》《七侠五义》等也”，显示着这位侯爷的文化水平和精神追求。
这位侯爷“年可三十余，状貌粗肥，面带酒肉气”，长得和朱元璋一点儿也不像。见礼寒暄之后，侯爷以为他们是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立刻和他们探讨能不能把十三陵土地出租，让政府开辟成公园，他好用这个钱养家致富。三人一听，觉得这个人粗俗不堪，没什么共同语言，遂告辞而出。从这则记载来看，延恩侯的生活远谈不上养尊处优，仅能保持在小康市民的水平。
延恩侯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1924年。原来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偶然在故纸堆中发现清代还有过一个这样的侯爵，遂起了好奇心，建议溥仪召见一次，看看这个朱元璋的子孙长得什么样。1924年9月7日，大明王朝的最后子孙与大清王朝的最后继承人在紫禁城见面了。这一年延恩侯已经四十多岁了，庄士敦记载他圆脸膛，身材魁梧，看上去憨厚老实，但显然文化程度不高。侯爷告诉庄士敦，他有两个小儿子，一个九岁，一个四岁。因为溥仪小朝廷津贴发放不及时，延恩侯已经彻底失掉“侯爷”的架子，现在生活已经十分困窘，甚至连官服也早就卖了。他说：“我外面穿戴的这套官服，是为这次谒见特地借来的。”他掀起长袍，让庄士敦看他里面的破烂衣服，说：“我这套衣服今晚就得还给人家。”几日后，庄士敦派仆人给延恩侯送了些礼物，仆人回来汇报，说延恩侯家确实已经非常穷困，几间房子已经东倒西歪了。
在这次召见之后不久，溥仪就被赶出了故宫，惶惶逃往天津，“陷入隐姓埋名和贫困潦倒的境地”，无力再顾及这个大清王朝的旧摆设，最后一个延恩侯从此也就在历史上消失，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