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后，这两封奏章被认为是庆历年间最伟大的疯子欧阳修的开山之作，是他成为顶级君子，又同时把新政玩死的证据之一。
要真正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尤其重要的是，他怎么就敢这样做。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宋朝当时的政府名单。
宰相：章得象、晏殊；
枢密使：杜衍；
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
枢密副使：韩琦、富弼；
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份名单里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都是自己人；晏殊是富弼的老丈人；章得象认为新党很可爱，时刻都笑得跟朵花似的；杜衍，更不用说，此人以后倒霉都是因为与新党结盟。
外人只有贾昌朝一个。
这是多么好的，好得空前的形势啊。在清洗了吕夷简的余党之后，加在清洗时表现积极的余靖、蔡襄等知谏院同僚，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对此，欧阳修强烈要求抓住形势，把新政里的第一条要旨“择人”上纲上线，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程度。
即“进贤退不肖”。
把君子们都提上来，把小人们都赶下去，只有这样，宋朝才能焕然一新，重新做人！
奏章送上去了，欧阳修坐等好消息。他坚信8人内阁必将全票通过他的提议，就算唯一的那一票贾昌朝会反对，也没什么大不了。单只平级的范仲淹就足以压死他，更何况很可能贾昌朝只会沉默，毕竟官场大忌就是枪打出头鸟，在这样的形势下，实力对比下，除非贾昌朝疯头了，不然铁定装死人。
哪怕这两封信骂的就是贾昌朝本人。
很不幸，这成了现实。稍微知道些内情的人，都明白欧阳修弹劾的这两个部门具体到个人头上，会砸到谁。一个是现任御史台长官王拱辰，一个就是前任御史台长官、现参知政事贾昌朝，尤其是贾大人还负责着两制官员的日常工作。
于是对号入座，贾大人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两封奏章。不用深思，欧阳大才子写得清楚明白，“近年台官，”你是前任首脑，说得就是你。
这时要介绍一下贾昌朝这个人。按他的出身和资历来说，欧阳修还真的没法把他放在眼里。此人出生在公元998年，真定获鹿（今河北获鹿）人，现年45岁，是一个中青年干部。出身比较矬，只是一个同进士。所谓同，真是让普天下读书生不如死的一件羞耻事。
同，其实就是不同。科考中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这是最荣耀的；二甲大家一样，都是进士了，身份很正规；三甲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您和进士很像，但……自己捉摸去吧。但凡有点自尊心的文人，都决不肯忍受这种污辱一样的恩惠。
大不了我重考就是了！
但贾昌朝忍了，他的官场生涯起步超级低，是一个小县城的主簿，第二步才做到了知县。他后来之所以飞黄腾达，是因为机缘巧合作了崇政殿说书。这是给皇帝讲课的职务，他零距离地接触了仁宗赵祯。领导的印象分大于一切，他开始统领御史台，再进入中书省，成为顶级文官。这样的资历，你让欧阳修拿哪只眼睛看得上呢？
典型的小人，出身卑贱，学识低微，不走正路，混得越高，危害越大。“退不肖”，这就是当时天下最大的不肖，一定要把他搞倒！
就这样，欧阳修犯错了。一个没有出身的人，能混到这一步，对官场的理解，对手段的使用，都不是正常思维、普通人生所能了解的。贾昌朝的确人单势孤，在政府里没什么发言权。可是很幸运，他的老部下们都被欧阳修踢到了他这一边。
整个御史台，以及从御史台出来高升，或者退休的人，都是他的盟友。这些人在搞事，在弹劾别人的时候，欧阳修还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呢。这就决定了此次斗争的主调。
欧阳修的武器只有道义和文字，可这些人能无孔不入直达要害，从“君子”们立身扬名的最根本处挖出毛病来，他们很容易就让人身、败、名、裂。
搞人是一种艺术，所谓指南打北，指桑骂槐，指鹿为马……反正就是让人摸不透。贾昌朝们出手，先没理会京城里气势汹汹的欧阳修，而是悄悄地派人潜入了陕西四路。
那里是战场，是新政各位君子的发祥之地。砍掉这里的荣耀，才能击碎君子们高大形象的泡沫。具体的出手人选是御史台里的监察御史梁坚，这真是位行家里手，他选中的目标，和动手的部位，都是最准确最尖锐的。
目标：滕宗谅；部位：钱。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同年，两人一起考中的进士，最初的工作地点也在一起，范仲淹的第一份业绩，修建捍海长堤时两人就在一起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老朋友。到了西北战场上，两人也一起为国出力。问题也就出现在了这里。
和最近的这次定川砦之战有关，葛怀敏战败之后，泾原路彻底被打穿了，范仲淹不顾一切地只带了6000人马出战。平心而论，没人敢说他有必胜的把握，弄不好他再败了，宋朝就真的一败涂地，再没底牌。幸运的是李元昊主动撤退，他要的不是决战。
滕宗谅当时是泾州城的知州，战火烧到他的城下时，他比泾原路上的大老板王沿还要惨，没有兵，只好征集了几千个农民穿上军装在城墙上站岗。这跟等死差不多，连他在内，泾州城里一片惊慌，全体发抖。
幸好来的是范仲淹。滕宗谅的“罪行”就在这里犯下。他大摆酒宴欢迎老朋友，款待增援的部队，还到寺院里为定川砦之战阵亡的将士们做法事，一系列举动做完之后，宋史官方也承认，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大大地缓解了。
我军威武，增援迅速，还怕什么？但是问题也出现，做事是要花钱的，滕宗谅没法点石成金，他动用了官银。
梁坚查得很仔细，前后一共是16万贯，他当场就要滕宗谅交出使用明细，把所有的帐目都交出来。结果滕宗谅只能列出10万贯的去向，其它的就实在没法说清了。
梁坚很满意，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交不出来最好。他没给滕宗谅再解释的机会，立即就消失了。不过没回开封，而是跑到了河北路麟州方向。
他又去找张亢的毛病。
张亢是临危受命，解救宋朝河北整路百姓的人。没有他，宋朝已经丢掉了丰州城一带的广大国土。更不用说他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李元昊，为宋朝争得了巨大的荣耀。
可是在御史台来看，不管你有多大的功，也要查一下你是不是很“贪”。是不是手脚和滕宗谅一样的不干净呢？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就不绕弯子了，直接切入这件事的重点。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贪污”一查一个准，宋朝边关的守将们，都有大笔的超巨额款项去向不明，如果再查，还能查到他们有超多的灰色收入。
最早的例子就是青涧城里的种世衡，他在战争期间就被调查过，如果没有庞籍保他，他早就被撤职查办了。当时他非常感动，对庞籍说。“世衡心如铁石，今为相公落泪。”都被逼到了这个份上。
他的钱是哪儿来的？青涧城自主经商，不向开封上税，这不是挖宋朝的墙角是什么？那么钱又哪儿去了？要人上战场卖命，你得给钱！宋朝官方给的那点银子，七折八扣的到士兵手里，都不够买碗酒喝的，凭什么让人把命交给你？！
所以滕宗谅、张亢都手脚不干净，他们得用各种手段弄到钱，再把钱给部下们发下去。这样才能调动起只认钱，没太多觉悟的宋朝禁军。实例请参考张亢是怎样成功的，以及刘平是怎样失败的。
战场上的宋军都能挤到主将身边要赏钱！
话说到了这里，应该知道御史台的人，贾昌朝们是怎样的卑劣了，这完全是瞒心昧己，揣着明白说糊涂，还没卸磨就想杀驴。战争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呢，就想着怎样祸害自己人！
梁坚在河北路转了一圈，把张亢的“罪证”也收集好了，这才回开封。任务圆满完成，欧阳修你这个后生小子，就等着哭吧。先放过你，小帮兵没工功夫理会，要第一步就搞臭你们的党魁，让皇帝陛下看清楚，所谓的君子都做了些什么。
官方记录里仁宗皇帝大怒，关键是他心疼。西北打仗，根据他的性格我们可以知道，死的人越多，他就越难过。其实这都是他的大机遇啊，多可惜，他楞是给错过了。
不是冗兵吗？把禁军源源不断地派上去，多死几批，什么麻烦都没有了！老天原谅我，这并不是我人品恶劣，顺口胡说。现代战争学家早就总结过了，战争之所以爆发，就是战备物资太多，必须得消耗。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在宋朝也是这样，李元昊不就是消耗够了，才回心转意的吗？
现在抛开死人谈金钱。前面说过，宋朝的国库都空了，皇帝的私房钱，内库也被掏出来当军费，勒紧裤腰带供养你们这些大兵，可是竟然拿俺的钱中饱私囊！愤怒中仁宗的脑子急速运转，好多年前的事突然间变得清晰。
滕宗谅，很熟嘛，当年俺只是和宫里的妹妹们多亲近几次，这人就曾经上书说：“陛下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整个一个纵欲过度，头脑发晕的小色鬼！
越想越怒，来人，派人继续去西北清查，把滕宗谅的问题仔细研究，当作典型来推广。不过真是悲哀，他的命令刚下，御史台里也意气勃发，正想大干一场，结果梁坚先生突然间挂了。
这位把贪污分子滕宗谅、张亢挖出来的大检查官不知怎么搞的，是兴奋过度？劳累过度？还是自知有愧，办了缺德事，就不知道了，反正迅速病倒，迅速病死，彻底重新做人去了。
御史台里的人不管这个，个个都是意志坚强的好同志，死个把人算什么？马上就有人站了出来，代替梁坚办公。他们扑向了泾州城，向滕宗谅要自上任以来所有花销的账本，老实交出来！
滕宗谅的反应很绝，账本……嗯，这个东西应该有，好像有，最近放哪儿来着？好，找到了，各位御史请看，这堆灰里都是。
他一把火都给烧了。
当场毁灭证据，还有比这更嚣张的挑衅吗？您至少给个面子，说丢了甚至某天写日记没纸借用了也成，可就是明白地告诉你，我烧了。
要说御史台的人素质真的高，没生气，很安静地收拾纸灰，返回京城，向皇帝报案才是最重要的。这回的成绩真是更大啊！
现在稍停，来分析一下滕宗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真的是疯了？不，从这件事上就更能看出来御史台的人是不是“人”。滕宗谅悲愤到了极点，老子玩命打仗，你们在后方享清福，现在平安了，居然为几个小钱来给我穿小鞋。
你们的工资和恩荫，哪点不比我这几万贯多！
一怒之下，烧了账本，我是没法说清，那就不说了，随你们怎么办。双方都心知肚明，御史台无动于衷，就是要黑你，你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这种快乐在宋朝一直都存在着，百年之后杀岳飞时达到过顶点，历史证明，从来就没停过。
案子回到开封，摆在皇帝的办公桌上。范仲淹坐不住了，他站了出来，给自己的同年加战友说话。他以身家性命担保，滕宗谅和张亢从来没有贪污过公款，他们花钱时，边关的每一个士兵都看着，都花在阳光底下，没揣进自己的腰包。
仁宗静静地听着，他想着什么，没人看得出来。
另一边御史台中丞大人王拱辰冷笑，滕、张二犯证据确凿，国家的钱不知去向，不是贪是什么？尤其是态度恶劣，账本都敢烧。长此以往，国家法律何在？人人效仿，我们御史台还怎么工作？陛下，您要让不依法办事，我从今天起就不上班了！
仁宗还在考虑，钱，在宋朝君主眼睛里的地位，一般跟粪土差不多。从赵匡胤开始就随便往外扔，主动往外扔，唯恐臣子们不要。这区区几万贯算根毛？但他一直在沉思，这个过程在史书中查阅，他坚持了近两个月，直到庆历三年的年底。
这期间范仲淹和王拱辰掐得你死我活，带动着君子党和御史台两大系统也水深火热。但是很奇妙，掐得正热闹，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突然间王拱辰率领御史台迅速后退。大家撤，马上闪，小心崩上一身血。
君子党内部突然火并，其凶狠程度，让御史台这边的人自愧不如。看人家，就是在边疆混出来的，直接操家伙上，是军队出动耶——
这次君子党的内讧很复杂，就像君子们的精神内核让人捉摸不透一样，这事儿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事情，起源于修一座城，名叫水洛城。
以最简单的条理说明，就是有人要修，是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具体的修城人是刘沪和董士廉。反对的人是泾州知府尹洙。
前面说过，宋朝对西夏人的一大武器，就是寨堡政策。不断地修城，不断地建堡，把防线逐渐前移，直到把西夏人的国土缩水，一点点地吃掉。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非常管用的，西夏人的横山山脉等屏障就都被宋朝给吞掉了。
那么修城，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会让在西北精诚合作，回到开封也结成一党的君子们内讧呢？里面大有文章。先从历史上的一些很煽情的桥段说起。
主角是刘沪。
他是河北保定人，生于军人世家。祖父死在了赵匡胤平定李重进的战斗中，父亲一直驻军西北，是代州、秦州的钤辖。他最初隶属于开封禁军，和李元昊开战之后，像狄青一样被调到西北。某些资料指出，他第一次出头露脸，是在任福兵败好水川时，那时他率兵出击，深入敌区200里，击破党项诸族，开拓了水洛地区，稳定了局面。
这功劳可真是太大了，尤其是说他打通了渭州和秦州之间的通道，对整个战局都有了重大影响。于是，他就请示了后来的四路都部署郑戬，请求修建水洛城。
看这份资料，修建完全是好上加好，在最重要的地点建出一个固定的堡垒，无论对哪方面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尹洙为什么要反对呢？
这就要从内、外两方面来剖析。其中的内，指的是郑戬和范仲淹的关系，尹洙和韩琦的关系，韩琦和范仲淹的关系。一大串的关系里就隐藏着水洛城事件的真正底蕴。
那个外部方面，就非常简单，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水洛城是那么的那么的那么的险要，几乎不容不重视。谁要是忽略了它，简直就是投敌卖国！但真的是这样吗？无图无真相，只要翻开地理图册，它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再没有半点神秘。
水洛城在泾原路，与西夏的三战，后两战都在这里发生，这些地名，相信我们都很熟了。比如说笼竿城、瓦亭寨、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请注意，我是按照地图的标准方位，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来依次排列这些地名的。
即笼竿城与瓦亭寨平行，在好水川一线。向上是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那么水洛城在哪儿呢？按上面的资料解读，它应该再向西夏方向延伸200公里，那真的是深入敌后，孤胆作战了。
可让人无语的是，水洛城是今天的庄浪县城，那是在笼竿城的大后方快200里了！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哪有的什么危险和困难，或者什么必要性，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尤其是和西夏议和议得两情相悦的时候。
为了这么个可修可不修的东西，君子党内部就掐得要死要活，甚至都出动了军队，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内”部的原因说起了。即君子大佬们的关系。
郑戬要修，因为他是范仲淹的真正嫡系。他们是连襟，都娶了宋朝老进士、大名士李昌龄的女儿为妻。在脾气上也很像，都是与小人不共戴天的信仰。说起修城，这是范仲淹的终极战略，他就是要用这招把李元昊拖死。格言是宁可把汗水滴到建筑工地上，也绝不流在和西夏人野外打群架上。
尹洙反对，因为他是韩琦的嫡系。在好水川之战发生前，他还曾为韩琦去游说范仲淹，那段历史前面都说过，现在不赘述了。他和韩琦的共同理想，就是消灭西夏人的有生力量，多杀几个，自然没了威胁，何必修那么多的小寨子？
何况修一处，就要守一处，兵力越来越分散，党项人再来个个击破，注定了我们会死得更难看。
综上所述，各有各的理。真的要分出对错，似乎也能。因为好水川，主战的韩琦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也有话说，直到这时议和，范仲淹都没有李元昊正对碰过，怎么就能肯定他那一套是对的？三战之中，李元昊时刻都保持着优势兵力，完全可以印证我的说法才是对的！
永不服输的韩琦，真正要解读这个人，就要从这个时刻开始，把他的人生划一条线。战时、和平时各有不同，仔细分析，就会找出那个关键点。
比如说，修城分兵的疑问，在战争中都可以理智交谈，为何在和平到来时，却要剑拔弩张，绝不相让？为什么呢？
简单，就一个字。“权”。君子党内部，就像后来的太平天国一样，一直都没能分出来谁到底是老大，谁是老二。
杨秀清始终功高盖主，强过洪秀全，自然没法臣服。韩琦无论在官位还是自信上，都不在范仲淹之下，他为什么要服低做小？
只因为您道德高深，一把胡子？开玩笑！
按说这也是范仲淹自做孽，不可活。你好好的领袖不当，前不久定川砦大败之后，皇帝都让你总领西北了，你非得要拉着韩琦一起升官，平空生出一个平级干部来，你不知道有时谦虚能害死人啊？
现在懂也晚了，韩琦这位君子，嗯，他也是新政人物，也算个君子吧，在内部斗争刚开始时就用上了小人手段。
他不用上书讲理这样的老套子，而是给皇帝提了个醒。陛下，眼下西北不再打仗了，战时的一些措施还有必要留着吗？比如四路都部署，要撤赶快撤，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那可真成了超级节度使了。仁宗立即明白过来，爱卿说得好，这是根本国策，撤。
于是四路都部署撤消，郑戬被派往永兴军。水洛城的事他再管不上了。决策权到了尹洙的手里。
这些小动作瞒不了范仲淹，他也在积极想办法。但是办法注定了不多。谁让他是光明正大的呢，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最后达到终极目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正孟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所以就只剩下了上书说事一条路。经过他几次努力，皇帝终于同意，派人到西北实地考查，看这座城到底该不该筑。
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往西北跑，还在半路上，水洛城工地现场就出事了。尹洙接到自己握有否决权的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派人通知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立即收拾东西走人。可是无效，刘沪理都没理，反而加紧了进度。
尹洙大怒，下了第二条命令，你们俩马上到泾州城来，向我述职。结果再次无效，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得更欢了。
尹洙暴怒，点名叫来了一个在整个西北通杀的大人物。狄青，你带人马上到水洛城去，把那两个目无法纪，蔑视上级的混帐东西抓来！
这就是狄青的悲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标牌。尽管韩琦不给他好脸，尽管范仲淹对他是那样的器重，可是最初赏识他的人是尹洙。为人要厚道，不能忘了恩情。
于是他只好带人杀向大后方，把刘沪和董士廉抓了回来。要说尹洙真是狠，可能是战场上一直输，一肚子的邪火没出发，他把两位同党派的同僚扔进了监狱，罪名是违抗军令，选个日子就要斩首示众！
事真的闹大了，中央调查团到了之后，很幸运，刘、董两人的脑袋还没掉，但是已经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监狱里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黑得一塌糊涂。勉强还可以写字，由董士廉主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里边不仅把水洛城的修筑过程详细说明一遍，还把尹洙、韩琦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水川大败，陛下您不知道吧，韩琦一直在强调自己给出的命令是多么的正确，全是任福自作主张不执行，才败得那么惨，其实里边另有文章，我有证据，在开战之前，韩琦和尹洙就派人勘察过好水川，那本就是他们选中的主战场！
尤其是惨败之后，尹洙还作了两篇文章，《闵忠》、《辨诬》，都刻成了石碑，立在当地，以一个臣子的身份，为这次失败定性。其实多明显，字面上就显得他心虚。为国而死，本就是尽忠，用得着你来“闵”？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词，如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回国之后，建“闵忠寺”纪念征东将士，你一个边境小臣哪来的资格？
“辨诬”……哼，没有心病你辨个什么劲？朝廷都没有申斥你们，分明是自己心里有鬼。最后董士廉让特派员们验伤。他自己身上就不说了，终究他是文官，受虐程度有限。刘沪就惨了，就逮捕时起，就戴上了40多斤的重枷，进牢之后惨遭暗算，浑身是伤！
这些尹洙都不承认，他只是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他作为行政长官，有权决定防区内所有政令。至于逮捕的事，他两次发出命令，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难道还能听之任之吗？犯罪就是要抓的。但是他保证，绝对没给这两人上刑，浑身是伤，纯属谎言。
千年之后，谁对谁错，我们是看不清了，因为当时宋朝的主事人就不想让人看清。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尹洙在伤情上是说谎的，刘沪在不久之后就死于头部溃疡，那绝对是受伤之后不得医治的症状。
事情在这一年的新年时有了结果。两件事，滕宗谅、张亢贪污案，水洛城修建打闹流血案，都有了个说法。滕宗谅被降职，调进内地，到虢州做知府；张亢从并代两州的副都部署降为钤辖，原地留任。
另一边，水洛城停工。
两件事，都以范仲淹失败结束。新年伊始，迎头一棒，这就是万象更新的好兆头？这事儿没完，必须得争得清楚明白。可是没等范仲淹有行动，御史台方面有了新招。王拱辰更加愤怒了。大好时机，趁火打劫，他从新年开始就给自己放了大假，不来上班了。
“滕宗谅贪污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只降一级，不能服众。必须再降，不然我就辞职！”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御史台重新沸腾，人人跟着长官走，那形势比当年郭皇后被废时的都热烈，吕夷简都没享受到整个御史台的弹劾。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滕宗谅被再次降职，贬到了岳州。
那是个好地方，濒临洞庭湖，有一座历史名楼在等着他重修。
对此范仲淹无能为力，他非常想帮他的老朋友，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有两点，一是他得罪的人很不妙，皇帝对他早年的印象就太糟；二来他本人的工作重心必须得转移了。水洛城事件是他必须得赢下来的砝码。
和御史台是正面对抗，水洛城是他后院起火，自己的团队内部关系一定得先捋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但是结果……算是有那么一点用吧。
硬的，他坚定地站在刘沪的一面。他对仁宗说，当初修的时候，是原四路都部署的指令，刘沪没有违规。尹洙要他停的时候，朝廷里正在争辩，他不奉令也算不是有错。何况刘沪是沿边名将，国家应该爱惜，这样就处死，小心冷了边关将士的心！
软的，范仲淹选择了安抚和妥协。他给了尹洙一个大面子，甚至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建议皇帝把尹洙调进京城，直接从馆阁人员进入两制，成为仅次于两府宰执的高官。
这样，边关方面就应该平静了吧。
他想得很美。可惜同一片阳光，在不同人的心里会映出不同的阴影。尹洙拒绝他的“好”意。范夫子，真想不到你也会耍手段。
把我调进京城，成了两府的下属，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我了。尤其是把我提升，只比韩琦差半级，让我们内部分化，像韩琦和你那样分大小。是不是这种用心？
范仲淹摇头叹息，要取信于人，竟然是这样的难。同一时间，仁宗也在叹息。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皮球又踢回给了他，怎么办，只好再派人去实地调查，希望这回能有些转机吧。
转机却出在内部。关键时刻，新政君子们内部有人看不下去了，是知谏院方面的孙甫、余靖、欧阳修三位大佬，他们给皇帝上书，出了个主意。首先强调，他们一致拥护范仲淹，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城一定得修，但是事己至此，边将失和也是要不得的。各打50大板吧，两边都疼，或许就都不疼了。
他们连具体的办法都替皇帝想了出来。可以派人先对狄青说，刘沪修城是有命令的，你抓人太莽撞了。可是现在放了他，就会降低你的威信，这也是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就由你出面，去放他吧，以后他再犯军令，可以军法从事。
另一方面对刘沪讲，你不听大将军令，这就是罪。念你修城有功，边防劳苦，所以让狄青放了你，你去把水洛城修完吧，算是将功赎罪。
至于尹洙，半点都没有再提他。这是变相的照顾，您就置身事外吧，谁让您上面有人，脾气又大呢？虽然说给狄青的话，句句都是给他听的。
水洛城事件就是这样结束，这座建在边境内部的“要塞”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份建成，然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它本来就没什么实际用处！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为新政工作。那句历史中关于庆历新政的极其有名的对话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他挥起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旁边的富弼看不下去了。说“您可知道，您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
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省长一级的高官，是容易的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的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
范仲淹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话在历史中流传很广，用来美化范仲淹的高大形象。可惜是见小不见大了。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一边对抗御史台，一边对抗韩琦，一边与普天下的官员们掐架。三方面硬磕，来给宋朝动手术。
这才是他的难处，和成就。但是很可惜，他还是没抓住重点。这期间，他不是三方面对抗，而是有四个敌人，最重要的那个，不是他摆不平，而是他根本没想到。
这个人，才是决定他一生成败，新政成败的关键点。
皇帝。
请问您把皇帝放在了什么位置？这句话实在是应该把新政君子们集合起来，排好队，挨个问过去。因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他们都没想过这事。
截止到这里，往前看，有件事可以稍微地证明这个观点，可惜只是个苗头，各位大君子当时根本没留神。就是贬谪滕宗谅事件。历代史书，包括现代宋史研究者，都说是因为滕宗谅早年得罪过仁宗，还有为了节约边关开支，所以才动了他。
不对，我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
得罪仁宗的人多得是，滕宗谅那个奏章算什么，比他更尖锐的多得是，赵祯都原谅了，为何单单只难为他？至于边关问题，钱永远都是小问题，只是要千万注意，要看是谁把钱掏给大兵们的！
还记得宋初第一军人曹彬当年被降职的原因吗？他拿自己的钱，给边关将士打赏。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死罪。你想让边关将士只记得你的好吗？！滕宗谅、张亢、种世衡等人犯的都是这个毛病。区区几万贯钱，开封城里随便指个人家，都能拿得出来，根本就不可能对堂堂大宋国库的损耗产生影响。
处置他，完全是对君子们的一次警告，可惜范仲淹等人半点都没察觉，这样才有了当年四月七日的那次著名的谈话。
那一天，仁宗把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各路高官都召集在一起，说了一句话。“各位爱卿，从来都是小人才结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
请注意，正规场合，全体大臣，这句话是什么味道？对谁说的？说时是发自怎样的心情，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问策咨询。它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皇帝给结党的人定了性——小人才结党；第二，君子们，在场的“君子们”，你们也结党了。那么你们算是什么？
这是当众抽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一个耳光，给过你们脸，你们不要。非得等我把话挑明了。
这才是当年这次金殿谈话的真实气氛，这不是含蓄的暗示，更不是和蔼的规劝，这是当众的警告和斥责。按理说，这时范仲淹等人无论是多么的道德高深，声誉隆重，或者一万个正确理由在心里，都必须低头认罪，老实承认错误了。
因为这是皇帝说的话，并且还引用了孔夫子的至高名言——君子不结党！
这两个高度，是封建社会里谁也没法逾越的。可是范仲淹等人就不。他们当场就把皇帝给掀翻了。由范仲淹亲自出面，回答说。臣在边关时，看到勇敢的人结为一党，懦弱的人也结为一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的。一心为善的人结为一党，怎么会对国家有害处呢？
注意他的开头。“臣在边关时，”文学大家范仲淹完全可以引经据典来说事，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小朋友，我在边关打仗时才认识到的这些，你在深宫里，还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没有发言权。君子和小人，先分出来谁是干实事的吧。
甚至这句话里还有些怨愤和威胁。我在前线打仗，你们这帮在后方享清福的，帮不上忙，至少先闭嘴。
当天就这样散了，贾昌朝和御史台的人一定很满意，皇帝和新政君子们生气了，这是天大的利好消息。紧接着就有更大的惊喜。能想像吗？皇帝和臣子有了分歧，被教训的居然是皇帝！
知谏院长官欧阳修大人回到家越想问题越严重，皇帝的脑筋秀逗了，我得教教他。于是就发挥特长，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好文章，把自己和各位君子兄弟们扔上悬崖，变得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呜乎矣哉。
文章是这样写的——“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余下的不赘述，就是那篇大名鼎鼎的《朋党论》。
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有一定江湖地位的，尤其是出自君子之手，被历代君子们奉为生活宝典，更是意义非凡。这些我们都不管，要看的是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从本质上看，这是篇翻案的文章，陛下您的中心点是“君子不党”，但我就是要和你掰掰手腕。议论风发，旁征博引，证明君子有朋，而且朋党有用。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除了我们之外都赶走。
那样，天下就太平了。
联系到滕宗谅事件，就会清晰地知道赵祯的感觉。你们拉帮结派都是对的，而治理国家，我只要把其他人都赶走，只使用你们，就万事OK了。是吧？
那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天下到底是谁的？！是不是君子有德，有德者居天下，你们想的就是这个吧。
史书为证他想对了，《朋党论》没交上去几天，欧阳修又接连写了几个奏章，他是当时全宋朝最亢奋的人，一天好几遍地催皇上，真是忧国忧民。
——范仲淹、富弼给您出的主意，您都照办了吗？得赶快啊，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伸着脖子等，非得让他们把脖子伸到您屋里，才能实行吗？还有您要注意，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人跳出来刁难挑刺的，您要坚定立场，团结在范、富两位君子身边，千万别动摇，时间长了，自然就会看到成果的。
事无巨细，都为皇帝想到了，您只要照办就可以了。至于您不照办，您想干什么，想和小人为伍，当个昏君庸人吗？
赵祯的心进一步低落，“进贤退不肖”，贤人，原来是这样的……同一时间里，宋朝全国臣子都在手捧语录照镜子。按照欧阳大才子的新作《朋党论》来对照，我们都是什么呢？君子？脸皮别太厚，人家不带你玩，别靠得太近！小人……凭什么说我们是小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凭着十年寒窗，考中的进士，再一步步熬资格，从小到大做到的官，你一个后生晚辈，只是笔杆子硬点，就这么糟蹋我们？！
别说是他们，就算同在两府的其它宰执高官，如章得象、杜衍、晏殊、贾昌朝甚至韩琦也都在咬牙，君子里面再细分，他们也没份儿。这样局面就形成了，经过欧阳修充满了激情的不泄努力，范仲淹和富弼终于被孤立起来。
而他们两人正是新政的实际推行者。
随着每一天的过去，新政的敌人都在增加。后来连皇宫里的太监们都加入了，他们在史书中留下了一句很实惠的话，相信谁听了都会发愁。
陛下，一个人结党，最多不过十几人，五六个人结党，就是七八十人。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余靖、蔡襄、尹洙这是多少人了？何况他们的新政里，关于选官的办法，就是“推荐责任制”，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去选人结党了。不出二三年，朝廷内外就全是他们的人了。
局势恶劣，人心险恶……赵祯不禁在心里暗叹，人人都说新政好，唯有王权忘不了；人人都说君子好，唯有朋党戒不了！怎么办？这伙人快危及到江山社稷，还能由着他们折腾吗？立即法办他们。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
可赵祯不这样。他仍然沉住了气，记得自己当初是为什么才选这些人当官的。时间进入了六月份，夏天开始了，他给两府大臣，更给这些君子们提出了5个问题。
1.合用何人，镇守西北？
2.民力困弊，财赋未强；
3.军马尚多，何得精当？
4.将臣不和，如何制置？
5.躁进之徒，宜塞奔竞。
看着这5个提问，我们当自己是赵祯，想想是什么心情。新政已经实施半年多了，几乎半点作用都没起！请问你们这些君子都是干什么吃的？
两府大臣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回答，至于回答了什么嘛。篇幅太长了，我们只节选一条，来看看君子们的能力到底怎样。为了真切感受，我们看原文。
第2条，民力困弊，财赋未强；回答——“臣等议之，国家革五代诸侯之暴，夺其威权，以度支财用，自赡天下之兵。岁月既深，赋敛日重，边事一耸，调率百端，民力愈穷。农功愈削，水旱无备，税赋不登，减放之数，动逾百万。”
这一共是83个字了，说了什么呢？总结，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也就是说，皇帝向他们提问题，他们再细化一下，让皇帝再看一遍。
接下来终于到解决办法了，大家摒住呼吸，压住兴奋，小心瞧着——“今访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严著勉农之令，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又减省兵，量入以出，则富强之期，庶有望矣。”
138个字，看到什么具体办法了吗？看到“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这样的言、之、有、物的具体法令了吗？“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都是空话，套话，没有半点用处的废话！
其它4条，基本和这个一样，让仁宗皇帝进一步地看清楚了新政“君子”们的成色。
宋庆历四年的六月份，是这一年里最精彩的时段。上旬，皇帝看清了君子们的实力本象，中旬时老天也来凑热闹，六月十五日，开封城里天雷击顶，灵宝塔被打中了，整体坍塌。
这事儿比春天时的干旱还吓人，全体国民一致把目光射向了皇宫。皇帝，你一定又犯事了，老实交代！注意，这只是国民们在心底里的呐喊，新政的君子们却说出了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嘛，我不出口谁出口？
知谏院的主力余靖上殿，大热儿的天挥汗如雨，他穿戴齐全，正颜厉色跟皇帝说事。中心思想只有8个字，“勤俭修德，感动人心。”可他整整聊了两个多时辰！
仁宗静静地听着，一言未发。直到余靖走了，他才说出一句话：“被一汗臭汉熏杀！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没办法，谁让儒术唯我独尊，君子无所不能呢？
接下来是下旬，最精彩的桥段到了，以前种种与之相比都太平和，太中庸，根本就算不上斗争。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的愤怒有关，夏竦，他回京城了。
夏竦，前面提过，他是宋朝与西夏开战时第一位西北总负责人，三川口败后他被弹劾丢官，到内地生活去了。至于身世，他是个被捡来的弃婴，以养父的恩荫才当上的官。其实这里小有出入，现在就细说一下。
夏竦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史书记载他经史百家、阴阳律历、佛老释道，无所不晓。当年科考时，开封城的省试，即礼部试，共取100名，他名列第4。而且考官特意注明，他的诗赋水平要高于后来的状元陈尧佐，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所以才压制他一下。
那年他17岁。
刚好就在那时，他养父死了，得回家守丧。科考部门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在他的履历表里添了一句话。该生下次科考免省试。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入围最后一轮，殿试。
夏竦当官之后，幸运迅速临头，那时赵祯年纪很小，由名相王旦推荐，他被选入资善堂讲书，给未来的皇帝上课。从这时起，就注定了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赵祯是太念旧了。仁宗一朝，他的老师们颠簸不倒，荣宠始终。
夏竦很自强，没等到赵祯亲政，他就火箭一般的升了上去。在刘娥主政年间，他当了两次枢密副使，和一届参知政事。年纪轻轻，就把两府高官都当了个遍。至于怎么当的，他一边与宫里的太监张怀德结交，一边和宰相王钦若联系，内外结合，面面俱到。
赵祯亲政之后，他却一下栽倒了。原因是后院起火，夫人实在过于强悍。话说才子配佳人，该佳人却美而有才，夏夫人写得一笔好字，史书里记载比男士们还要遒劲有力。字由心生，她的性格也霸道了些。具体表现就是嫉妒。
她要独占夏竦，彻底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就有点早熟了，女权运动过早地出现，其结果只能是被拒绝。拒绝女士是件风险很高的事，夏夫人尤其出格，她一怒之下，决定把事搞大。
她叫来了自己的弟弟，把夏竦做过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报告给了开封府，一时间闹得满风雨。夏竦惨了，他万没想到自己的老婆居然玩起了大家一起死的游戏。这还了得，但更刺激的在后边。他的老娘怒了，大骂儿媳混帐愚蠢，不是人养的。
却不料虎女焉能有犬娘？夏竦的丈母娘瞬间抓狂，跳出来替女儿出头，两位老亲家打得不可开交，热火朝天……夏竦只好既丢人又丢官，带着这一大家子你死我活的“亲”人，出京到外地混。直到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他才返回京城，以户部尚书的职位当上了三司使，负责全国的钱粮。
好日子开始了，夏竦的精品生活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要说有知识的人就是有品味，夏竦无论在哪方面，都比晏殊、欧阳修享受，至于其他的蠢物们，更是不值一提。
请看衣、食、住、行。
衣是官服，这没的选择；住是官宅，大同小异。说说他的行与食。吃的方面，夏竦天赋异禀，每天清晨醒来时全身冷如寒冰，得由美丽的姑娘偎抱良久，才会渐渐地复苏。后来证实，这与他吃的有关。他每天都要喝两碗石钟乳粥，这东西是有毒的。其毒性就像魏晋南北朝时的士大夫所吃的“五石散”差不多，身上忽冷忽热，得用各种措施，才能恢复正常生活能力。
至于好处嘛，据说是快乐似神仙，跟吸鸦片、扎海洛因差不多。
行。这是夏竦最有特色的方面。他出门，要把两辆豪华马车联起来，中间用价值数千两白银的锦帐遮蔽，组成一辆超奢侈加长型房车。夏竦就躺在里边招摇过市，就算在行路其间，也跟在家里的温香软玉、罗绮丛中一样。
现代的劳斯莱斯汽车能有这个气派吗？
可惜好日子不太长，只两年之后宋、夏战争就暴发了。他被派往前线。怎一个痛苦了得，我那可爱的、美丽的京都生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你的怀抱呢？
这个愿望从此贯穿了夏竦的心灵，成了他最大的追求目标。可惜非常遗憾，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阻碍他实现。
其中就有御史台和知谏院罕见的一次联手。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本来新政开始时，范仲淹是完全可以把御史台划归到自己的的势力名下的，因为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和欧阳修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首先两人都是天圣八年时科考中的举，是亲爱的同年，并且渊源不比旁人。
那时欧阳修顺利地拿下了省元，放眼一看，当届的考生水平、声望都没人能与他相比。很高兴，他给自己做了身新衣服，就等着殿试成功，穿新衣当状元，人生焕然一新。不过高兴得太早了，王拱辰就是他这辈子的克星。这位同学不知从哪里突然间蹿了出来，二话没说穿上他的新衣服就走了。
欧阳修有点懵，但那时就有了君子的苗头，区区一件衣服嘛，拿走就拿走吧。随着这件新衣被抢走的，还有他的状元。最后一关殿试，他只得到了14名的成绩。
除了同年，两人还是连襟。他们都被当时的一位大佬选中，参知政事薛奎，就是那位薛出油。出油参政家里有五朵金花，欧阳修娶的是四小姐，王拱辰是姐夫，娶了三小姐。这只是开始，就算在娶妻这方面，拱辰兄都压了他一头。薛家三小姐去世很早，他又把五小姐迎过了门。当时京城盛传“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做小姨夫。”
拱辰兄艳福无边耶——
这是多么理想的工作生活关系，眼看着御史台和知谏院这两大谏官系统就合并成了一家，弹劾力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宋朝文武百官最恐惧的噩梦就要开始了。完全正确，夏竦就首当其冲，成了唯一的受害者。
那是庆历三年，赵祯开始调整内阁成员时。我们记得，一共是调整三次，最后才定下了新政内阁，而第一次时，夏竦就被提名为枢密使，掌管西府兵权。
顶级高官，开封京城，多年的美梦终于成真了！夏竦快马加鞭往回赶，但进了京城，就冷水浇头气得目瞪口呆。他不知道，在他赶路途中，御史台和知谏院都快把皇帝给闹死了。
两大谏官系统倾巢出动，一共上了11道弹劾奏章，把夏竦从出身到现在，从军营到皇宫，所有的污点都统统放大。皇帝陛下，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还要他当两府宰执吗？
仁宗不听邪，他是真正的尊师重道，不止是夏竦，后面还有贾昌朝、陈执中，好多好多，一直都在尊、重啊。
于是夏竦离京城越来越近，谏官们的危机感和愤怒也越来越深，终于集体暴发了。某天，先是知谏院的余靖出马。这时注意，这种场合你永远都别期望着欧阳修怎样，他当普通官员时抽知谏院和御史台的耳光，在知谏院时狠抽御史台的耳朵，在任何时候都不抽皇帝的耳光。
余靖上殿，发挥他的聊天特长。一座石塔被雷击了他都能聊两个多时辰，这种弹劾大事你猜他能聊多久？于是聊天在继续，仍然继续，持续继续，直到赵祯体力不支，决定退朝。这时御史台长官亲自出马，来了个决定性打击。
王拱辰疾步扑了上去，这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寇准在这一刻灵魂附体，伟大的宋朝暴戾型官员，王拱辰继承了光荣的传统！他把皇帝的袍子给拉住了，死不撒手。老大，您还是改主意吧！
没办法了，赵祯非常抱歉，老师，您别进城了，直接去亳州报到，再做几年地方官。这就是夏竦被贬掉枢密使高官的经过。他创造了纪录，最快的贬官速度产生，还没报到，就被赶走。
最后他还是进了京城，理由很私人化，年纪大了，赶那么远的道，我歇会不成吗？在休息中，他把所有的弹劾材料都拿到手，一一细读，心潮在翻滚，愤怒在升腾，夏竦是珍惜名誉，尤其是心里敏感的人。他的身世，一个弃婴，就注定了他心细如发，受不得刺激。
何况是这种污辱！
他连夜写了1万多字的奏章，来反驳这些弹劾。但是交上去之后，得到的是污辱的加倍。新政君子们的回复是——“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
您少说废话，办点实事才能洗掉骂名！
夏竦被气晕了，他不懂，这就是君子？君子讲的是忠恕之道，这样的凶狠刻薄，拿同朝官员当敌人砍，这是哪门子的君子啊……他有心忍了，但就在这时，另一位宋史里超级著名的学者爆发了，非常非常的有才，此人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把夏竦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石介，和他的《庆历圣德诗》。
石介，字守道，生于公元1005年，宋京东西路奉符县西旺村（今岱区徂徕镇西旺村）人。这是位非同小可的大人物，无论是他的学问，还是他的脾气。
说起学问和文人，在宋朝选代表，相信大家都会第一时间选苏轼苏东坡。没办法，坡仙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实际怎样，另有说法，等到他走上官场时，自有公论。要强调的是，学问二字，绝不是指诗词歌赋，《大江东去·念奴娇》再好，它只是抒情小调，不是士大夫的本职工作和精神内涵。
学问者，博古通今，定国安邦，包罗万象，神化难明。在这方面，石介只在东坡之上，绝不在其下。
看履历，他是天圣年间中的进士，之后当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官，之所以在历史上留名，尤其是文化史上有地位，是因为他在山东徂徕山下创办的“徂徕书院”，世称徂徕先生。
在孔圣人故乡讲学，你得有怎样的水平！这水平就让他在庆历四年，新政刚开始实施的三月时，由韩琦推荐，进入开封国子监任直讲。《庆历圣德诗》就是在这时写下的。
这首诗很有古风，四字一句，共954个字，以“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开始，到“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候畏焉，四夷服焉。”结束，石介以皇帝的口吻对新政时所任命的宰执、谏官，一一称颂表彰。说这真是个开天辟地以来最好的时候啊，不仅是人类，就连天地人神、昆虫草木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您把两位大贤人升职，就是范仲淹和富弼，他们俩是“一夔一契”。都是古代的大圣人；同时又把卑劣的小人赶走，就是夏竦。这个局面太好了，诗中说道，是“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这首诗一问世，达到的效果让石介很郁闷。在他想来，这样热情讴歌新世界，是件多么及时又多么合适的事啊。这会大幅度地提高新政普及的势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新政君子的行列里来。
可是除了夏竦和众多的“小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之外，就连新政君子系统内部，也对他一片茫然。石哥，你在搞什么？
第一个对他摇头是与他齐名的人物，“泰山书院”的先生孙复。孙复和石介的关系是同学，俩人都是范仲淹早年守母丧时，管理应天府书院时的学生。他叹了口气，说石介，你的噩运就从这首诗开始。
第二个痛苦的是范仲淹，范公所担心的不止是石介个人的安危，更是新政的全盘大局。他根本就不愿意让石介在这种时刻到京城里来。
难道还嫌不够乱的吗？
他早就给石介下过定义，此人不可大用，死就会死在这张嘴上。他说，石介刚正，天下知闻。但是性格有些缺陷，他走极端。要是让他当上谏官，肯定会拿超高的标准去要求皇帝，要是皇帝没做到，他就会“引裾拆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
这样的言官，谁敢用？用了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亲爱的同事，年少有为的韩琦就把石介推荐上来了。事情迅速恶化，《朋党论》、《庆历圣德诗》，外加言官系统共11封的弹劾奏章，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表面上在加强着君子们高大伟岸的形象，真是春风得意，激扬岁月。
但同时，也在积累着可怕的戾气。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庆历君子们并不真的知道小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就比如说是夏竦。真的要形象地比喻他的话，在历史中就有一个显赫的名字，跟他有点像——苏秦。那位战国时纵横捭阖，翻复乾坤的人。不说苏秦的一生，只说他的死亡。苏秦死于暗杀，凶手逃掉了，没法去找。可他临死时对当地的国王说。请车裂我，悬我之头于国门，说杀我的人有赏，就会抓到凶手。
果然如愿。这真的是个死后都可以杀人的人。
夏竦比他还要强些，得罪了这个人，你死后都别想安宁！
夏竦的手段，以文字对文字，简简单单的一封信，就让新政彻底瓦解，并且让君子们变成了叛贼。这是个大命题，请大家也想想，要怎样做，才能圆满的完成呢？
夏竦沉思了很久，转身进了内宅。先要说明，他一定是和自己的书法夫人重归于好了，因为这件事做得真是大显家风。他找到了一个使女，拿出了一封信。来，看这上面的笔迹，模仿它，给我改一个字。
只是一个字，就把通篇内容都改变了。
这封信，是石介写给富弼的，虽然是私人信件，可涉及到了政治。为什么会落在夏竦的手里呢？因为名人效应。比如后来的《曾国藩家书》之类。名人怎样生活，怎样处理生活，都是凡夫俗子的楷模嘛。在这封信里，石介明显是《庆历圣德诗》没写过瘾，除了痛骂小人之外，还要再激励一下新政的首脑。他勉励富弼等人，要“行伊、周之事。”
这是个典故，涉及到了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伊，指伊尹；周，乃周公旦。这两个人都是定国安邦的贤臣。其中伊尹，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宰相加军师的超级人物。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死得太早，周公全力辅佐幼小的皇帝，一面饱受馋言，一面东征西讨，把商朝余孽和内部反叛平息。
可以说，周公才是实际上建立周王朝的人。
综上所述，石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富弼和范仲淹像古代贤人那样为宋朝扭转乾坤，再造天地，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愿望很美好，但夏竦经过沉思后，决定给这封信改一个字。就是周公的周字，改为“霍”字。
“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就变成了可以诛灭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霍，指的是西汉时的权臣霍光。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在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是汉武帝托孤时的四大重臣之首，辅佐国家安定度过达20年之久；另一方面，他在汉昭帝死后，把新立的皇帝刘贺废掉，独自把持朝政近半个月。
这样人物，是宋朝历代君主最大的噩梦，最惧怕的妖孽。
尤其可怕的是，夏竦的历史知识非常到位，他改的这个“霍”字大有学问。伊尹这个人，几乎就是霍光的翻版，一方面像周公那样有功，一方面同样在商汤死后，把不懂事的太子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接回来重当皇帝。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改后的信里，石介是要富弼等人效法伊尹、霍光，把现在的宋仁宗赵祯废掉，换一个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人当皇帝！再加上这封信广为流传，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不止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谋反。不管成不成功，都把现任皇帝蔑视到了极点。
这封信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在这之前更迅速地传进了皇宫，交到了赵祯的手里。赵祯反应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推向了一个极端。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见利不争，谦退之道。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清者自清。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