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干海落，竭泽而渔，眼看着全国都在吃亏空，最后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这日子还能再过吗？赵祯想来想去，刀已经砍在了脖骾上，必须得想出改变的办法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一个经典时刻。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前列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声，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四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四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52岁；章得象、杜衍，各65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40岁，富弼39岁，欧阳修、王素36岁，韩琦35岁，王拱辰、蔡襄31岁。都是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年纪。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堪称年青才俊，国之精英。
登阁之后，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上面已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
以振兴国家！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把问题的所在，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十个方面。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这十个方面、30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粟。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逐条细分一下，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是些什么事。
第一，“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这是指宋朝的官员，只要不犯错，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京城考课院审查。可以官升一级。
毛病显而易见，考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想升官，就别犯错。可做事难免会出错，于是就别去做好了……宋朝的官场就变成了佛教《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第一条就要改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5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要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二，“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从伟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开始。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30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20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20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阁馆要职，也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三，“精贡举”。
范仲淹作为过来人，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改。
不过具体详细起来，就采取了模糊观念。“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怎样实施，根本找不到依据。
如果非要说细节，倒真是有一个，堪称魄力非凡。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斜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七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六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六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六项里。
“择长官”——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10人，大州的知州10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选出来的人应该能靠点谱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有好有坏，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也很正常吧？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很让人无语。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已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5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新政就要铺开，问题还要先讲。还有些别的事没有交代清楚，因为每当看到这里时，我的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个问号。
如果范仲淹等人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宋仁宗时代，还能被称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里“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时代吗？难道都是乱讲的？
这是个问题，涉及到了阶级。其本质就像这本书开篇时所写的那句话一样，“快乐就像金钱，世上只有那么多，你多得了，必有别人少得。”
对某些人来说，这时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应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后一种人，是武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奴隶，像奴隶一样的佃农等等等等。前一种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们必须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会清楚穷的有多穷，怒的有多怒，范仲淹等人的所谓新政，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暂且认为所有条款都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说富裕，先说文官。这要找出一个合适的个案来，他不仅要说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衬托出大商人们有多嚣张。这样一些极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准、吕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们的圈子还是太窄，并且事迹也太人所周知了，总拿他们说事，让人烦得慌。
我举出的这个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并不太大，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实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东、陕西练了几十万民兵，防备西夏和辽国。他出名的地方，在于他的诗词非常美，画也很高雅，但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为世人所传颂的，是酒量。
宋朝官员喝酒享乐，花样真是太多了。寇准包起大幕，喝到烛泪流满地，跘人跟头，一场酒局下来，赏给舞女们的钱，是普通人家几年的积蓄；吕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欢独饮，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欢鸡舌。
吕府后巷里天天遍地鸡毛，鸡尸成片……宋祁、晏殊两人很风雅，富得不露痕迹，没几个人看过他们喝酒的样子。石曼卿则不同，他的喝法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
披头散法，赤脚戴枷喝，叫囚饮；爬大树上蹲在树杈上喝，叫巢饮；全身脱光光，跳进一大捆稻草里，在里面躲好了，伸出头来喝，喝完了再把头缩回去，叫鳖饮。各种动物喝法都玩腻了之后，他也能像神仙那样飘逸潇洒。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坛大将刘潜去酒店，脱落痕迹，举杯即干，喝了一整天。天晚后，两人站起，一揖相别，终局没交谈一句话。第二天，开封全城轰动，该酒店昨日有二仙对饮。
这样他喝酒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常在河边走，终究要湿鞋，一个非常特殊的酒局在等着他。
事情最先从住宅说起。这就要先说说宋朝的城市规划特点，它和以前所有的朝代都不一样。从前，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城市特点，就两个字。
封闭。
以伟大的唐朝为例，长安、洛阳这两大最著名的大都会，其实就是两座超大型的集中营。它们由最外围的高大坚实的城墙围起，最里面又是更加坚固且豪华的围墙——皇宫。在外城与皇宫之间的，就是100多个居民区，叫“坊”。外加两三个商业区，叫“市”。
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交织的大街，看着可以通行，但是有严格的限制。首先，坊和市都要由围墙隔断，各自成为独立的分离体。在唯一可以走动的大街上，道旁没有任何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有资格临街开门。
很苛刻吗？不，这已经非常进步了。在汉朝，想临街开门，您至少得是万户侯。至于买东西，您可得趁早，尤其是腿脚得快些。市，每个商业区都只营业小半天，黄昏就是命令，全城居民必须立即回家，好孩子早早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了。冷漠。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而商业，更谈不到发展。精神和物质都被一道道高墙所禁锢，这才能体现出那些“五陵少年”们的倜傥，只有这么一伙人，是疯疯癫癫，玩得尽性的。
宋朝不是这样，她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她是之前的汉、唐、五代等没法比似的，更是之后的元、明、清所没能达到的。我们随便举出个例子，就以开封城里御街北段，自州桥向北，直到皇城宣德门这段路为例，就会知道宋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这段路上衙门林立，有超级大衙门，比如枢密院、秘书省、门下省，也有次一等的，如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再向前还有神圣无比的景灵东宫、景灵西宫，这是皇家的家庙，里面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就在这样的地方，百姓们就见逢插针地开着各种店铺，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到半夜，不停地迎来送往，吆喝叫卖，就是这么的闹。
但是官府不赶跑店铺，店铺不避让高官，双方和平共处，就是个和谐。更不用说离他们不远的附近街区，就有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那里随时都保持着至少2000名学生，朗朗的读书声简直就是大合唱。更绝的是，太学的附近，就是个红灯区，他们的大合唱里总是会掺进去些莺歌燕语，打情骂俏，生动……活泼。
石延年的事就是这么发生的，他身为朝廷大官，可是邻居没法挑选，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话说他那时住在蔡河下曲，旁边是座大宅院，高墙大门，看着那叫个森严，里边天天传出来钟鸣鼎食之声，轻歌曼舞之乐。
石大人听得心里很痒。
但是不敢随便登门，就算经常喝醉了，也没敢借着酒胆放肆。因为对方的架子真是超大，每天几十个锦衣奴仆出出进进，那派头在当时就是阶层的象征。直到有一天，好奇心终于要害死猫了，他拦住一个锦衣奴仆问，“你家主人何许人呢？”
回答：“敝主人姓李，方20岁，无兄弟，家里侍妾曳罗绮者数十人。”
竟然如此奢华！敢情外边几十个男仆，里面还有更多的佳丽……石延年把N多的问号都扔开，不顾身份，向一个下人提出了要求。“我想见见你们主人。”
那个仆人微笑了，“敝家郎君素来不结交士大夫。不过，他喜欢饮酒。早就听说石大人海量，郎君似乎也有意见您，请大人稍候听信。”
不多一会儿，仆人回来，有请您过府饮宴。
石延年很高兴，为了郑重，第一次登门嘛，他全套冠带打扮，虽然不是官服，已经靴帽俱全。终于进了这座大宅，里边厅堂高大，设施豪华，石延年更是不敢大意。他坐等了好一会儿，主人才出来。却见这位姓李的20岁青年没戴帽子，只系了块头巾，腰间是一条勒帛，脚下是一双拖鞋。见面之后，更没有行礼作揖那一套，拱了拱手，就把他带到了另一间馆舍里。
这间馆舍丝帷锦帐重重叠叠，不见其深处怎样，陈设珠光宝气，极尽纷华富丽。两人坐了好一会儿，像是要石延年熟悉环境，放松心情。之后，才有两位俏丽佳人走了进来，看装扮，她们是侍女，手上也托着些什么，可不是酒菜。不是要喝酒吗？石延年开始奇怪，喝遍开封全城，还没见过这样待客的场面。
走近之后，石延年才看清她们手上托着两个小木盘，上面码放着许多块红色象牙牌，牌上有字，那些字他都非常熟。
宋朝当时知名的美酒，以及汴梁城里的经典美味。侍女提示，他可以各选5种。
片刻之后，香气袭来，10多位歌妓侍妾托着果品酒菜，丝竹乐器进来了，可是没有桌子，她们就站在主客之间。歌声响起，笙管鸣奏，罗绮丛中，香艳袭人，这些美女向石延年缓缓走近，他不知道是要做什么，难道宴席就是这样开始了？
的确开始了，这在当时叫“软盘酒”。不用桌椅摆设，侍女们轻移款步，游行于主客之间，纤手奉送，难道还不如无知的木头？当天石延年就在这样的温香软玉丛中饮酒，侍女们忽聚忽散，共有5次，他饮酒举杯5次。之后侍女们鱼贯而出，主人也翩然而去。
酒宴竟然结束了。
石延年好长时间没返过劲来，与这位翩翩少年相比，自己算是什么呢？所谓海量，所谓囚饮、巢饮、鳖饮，都不过是怪癖之饮、牛饮！只供解渴，哪来的雅致？尤其是想起，以前和众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惭愧，惭愧！
由此萌发出爱慕亲近的感觉，他事后郑重写帖，派人送去，要与李郎君结交。却不料人家闭门不纳，根本就不再来往。石延年很受伤，对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问，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是权贵子弟，而是富商大贾，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没把读书、当官、光宗耀祖，挣国家工资那套事放在眼里。宋朝的有钱人就是这么的牛。至于要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牛，难道在古代经商，就不用与权贵阶级打好关系吗？
要知道在清朝时，经商的不世天才胡学岩也要挣到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才能让自己的银行商行风行全国。那么在宋朝为什么就这么的反常呢？这个事以后再说，因为在范仲淹新政的时代，并没有对商业、商人的限制在里面。
现在提到这些，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即范仲淹的新政，还是彻底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是用于改善宋朝当时的政府职能，就算触犯了官场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轻微。他没法像30年之后的那场真正改革性质的变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达到的激烈对抗程度。
顺便说一下，那个人就在此时的一年前，考中了进士，名次蛮高的，是一甲第4名。现在正在南方的一个小地方当个芝麻小官，教携诸弟，奉养母亲，日子过得很清苦。
他叫王安石。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出发点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决心也很大，一个月之后，新政就开始在全国实行。这个形势是多么的喜人啊，那么请问，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
问题就出在新政推行的头一条，“择官长”上。
首先，这是个历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级别是“路”，官职叫转运使，名义是可以管钱、管粮、管军队。这就很要命，因为跟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赵匡胤和赵普玩了个小花样，就是让后代子孙一片哀号的“冗官”。
他们给官职来了个叠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转运使的权力暗地里分散了，最起码没有了监督管理权，这份权力派给了一个叫“按察使”的官。于是就造成了转动使名义上最大，可没人怕的现象。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不过最振奋的人不是各路的转运使大哥，而是开封城里的当时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这时他升官了，是知谏院的院长，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弹劾权。而掌握这份权力的过程，就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
给宋朝官场洗澡。
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例年来安插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20多年的污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他爱干净就成了习性。庆历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开天章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信，一个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
一个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掌管着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弹劾权的同级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