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三个月前。
1937年8月9日傍晚，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跟一名士兵（斋藤要藏）驾摩托欲闯军事禁地虹桥机场，中国保安队员只打了两枪，一枪毙倒一个。
上海局势一下子山雨欲来。
其实，从“西安事变”爆发到七七事变前，由于中国对日态度日渐强硬，在上海的日本人反而收敛不少，甚至连平时喜欢滋事的日本浪人也老实了不少。
所以，北平出事后，上海这边觉得战争离这个城市很远，七七事变也就是个局部事件。于是在庐山谈话会上，一些来自上海的老先生们对北平的中日冲突不太关注，而更在意国民教育问题。
南京那边当然不会迂腐如此。在北平发生大事变前的7月5日下午4点，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两江讲武学堂，安徽宁国人）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内容是：时局外弛内张，注意发生事变，暗中加强防范，适时报告。
1932年上海事变后，蒋介石就琢磨在上海、杭州、南京间搞国防线。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杰搞了个三角地区防御方案，报蒋一看，发现这个工程的正面太广阔，并不利于防守，打起来会出现很多空当，而且具体到南京防御，杨杰的主意：以封闭式堡垒为依托，进行层层防守。
蒋介石否决了这个方案。随后德国军事顾问法肯毫森又拿了个方案，这个方案“很德国”，脱离国民政府的财政实际，蒋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后参谋部拿出个折中方案，在上海到南京间的太湖北岸，筑建两条防线，第一道是吴（苏州）福（福山）线，第二道是锡（无锡）澄（江阴）线。从杭州湾的乍浦经嘉善到苏州（乍嘉线），从海盐经嘉兴到吴江（海嘉线），再搞两条国防线，使之跟吴福线和锡澄线相连。在这个连线上，修建指挥所、观察哨、重机枪碉堡、战车防御炮和迫击炮工事，搞成全部的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战斗工事。开战后，只要挖掘步兵壕将各工事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国防线。这个工程干了3年，到1936年基本完成。
北平发生大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四川匆忙返回南京。当时的总参谋长是程潜。但蒋介石之下，军中一号人物，实际上仍是何应钦。他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往上海运了3万个麻袋，叫上海市长俞鸿钧构筑战斗工事，以防不测。
俞鸿钧，广东新会人，学者型官员，当过老师和记者，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好，一度进入外交部工作，出任上海市长时还不到40岁。
俞接令后马上布置。
按1932年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上海不许进驻中国正规军。
但别急，北平出事后，在庐山的蒋介石连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叫在青岛养病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巢湖人）马上到岗；二是告诉何应钦，上海保安总团和上海警察总队的一切弹药供给，由南京军政部统一发放。
张治中到南京后，向蒋介石建议：危局之下，应该尽快把军队派往上海。
怎么派呢？把从河南调到苏州的钟松（黄埔军校2期，浙江松阳人）独立第20旅一部换上保安队队服，于7月底秘密开进虹桥机场。
运到上海的麻袋，装上沙子后，被上海保安队在深夜运到各个路口两侧的建筑物里，就等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在路口搭建战斗工事。在虹桥机场等重要地段，则开始正大光明地修建战斗工事。
日本人的鼻子比他们的狗还灵，俞市长叫保安队搞战斗工事这事儿刚一有动静，他们就闻过来了。
日本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一个叫大川内传七（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37期，佐贺县人）的，派出多路人马，化装成市民，对上海保安队的行动进行侦察。其中，一个小队长和一个军曹摸到中兴路的一个公所，侦察到这里不仅堆有大量沙袋，还是保安队第2团第2大队重机枪中队的驻地。
正当两个鬼子记门牌号时，门口的便衣岗哨发现了他们，问他们干什么的，鬼子咬着嘴唇，有点打死也不说的意思。
重机枪中队长叫杨俊，叫手下把这两个鬼子带进公所，在他们身上搜出一个小本，上面用日文记着：“此处为上海保安队重机枪中队驻扎，估计有重机枪十挺以上，队员约二百人。”杨俊一看就惊了，再审，两个鬼子还是不说话。杨队长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不是不说话么？好，他叫人把他们的鞋脱下来，一眼就发现：这两个人的大脚趾和二脚趾分得很开。杨俊笑，说：日本人？！
两个鬼子站在那，活动着大脚趾，显得有些惭愧，记得“兔斯基”擦汗的那个表情么？对，就是那个表情。
杨俊说：带下去！
小队长和军曹被关进后院小黑屋。保安队员们听说抓了两个日本间谍，都过来观看，你一拳我一脚的。虽然很快就把俩鬼子放了，但日本人还是向俞鸿钧提出抗议。
当然，两个鬼子向他们的大川内司令官报告了侦察到的情况，随后日本海军驻华武官本田辅一个电话打到南京外交部：你们为什么秘密地搞战斗工事？有什么企图？这违反了《淞沪停战协定》，我们抗议！
下面就看看《淞沪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简单地说有四条：一、中日停战；二、中国正规军撤出上海；三、日军撤至事变前驻地；四、设立委员会监管上述三条内容。
抠字眼的话，协定里并没规定不许中国人在上海筑建战斗工事。所以南京外交部说：我们违反哪条了，请列举！
本田说：你们秘密运送沙袋，很挑衅啊！
南京外交部：即使我们想修战斗工事，在上海这块中国的领土上，挑衅谁了？
本田吭哧半天说：你们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本田放下电话，把手下一个少佐喊来，叫他去上海保安总团提抗议，那名叫冲野亦男的少佐带了两个小兵就去了。
到了上海保安总团团部，冲野声称要见团长吉章简（黄埔军校2期，海南崖县人）。北平发生事变后，吉团长向部下提了四条：一是所有干部的家眷立即离开上海，返回原籍；二是队员不许擅离驻地；三是加紧实弹训练，尤其是巷战训练；四是每名干部必须写好遗嘱，作好牺牲之准备。
吉团长问冲野什么事，后者抗议完了之后，笑着说：吉团长，我们想参观一下你们的工事。
吉团长一愣。
这是个新说法。
冲野给出的理由很无厘头：我们想学习学习！
吉团长差点笑了，随后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不太好吧，为什么？都是军人，你懂的。
本田和冲野碰了一鼻子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出马了，他不找保安队谈，而是直接找市长俞鸿钧。
冈本说来说去，围着一个中心在那转悠：上海保安队为什么突然搞起战斗工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俞鸿钧的口径跟南京一样：当年签署的停战协定中没有对此进行限定。俞鸿钧说：如果贵国在东京筑工事，我们是不会过问的。
冈本说：上海不是东京。
俞鸿钧说：这里也不是被你们侵占6年的满洲！
冈本马上低调说：华北已发生不愉快的事，阁下现在的态度会影响上海的气氛啊。
俞鸿钧笑：上海的气氛岂是我俞某可以影响的？总领事难道没觉得全中国的气氛都已经被你们影响了吗？
冈本于是换话题：你们为什么向上海派正规军？
俞鸿钧说：捕风捉影，断无此事！
冈本说：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准确哦。
俞鸿钧说：消息怎么来的？
冈本脑子一热，差点想说是通过南京的情报人员搞到的，但马上又咽了下去：这个您无权知道。
俞鸿钧说：那么好，我只能告诉您，您的消息渠道不可靠。据我所知，你们的陆战队已多次越过1932年划定的虹口八字桥停战线，您回去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再犯！
冈本很郁闷地回到总领事馆，发现除了本田辅外，大川内传七等人也在。
日本租界地主要在虹口，所以虹口及杨树浦驻有海军特别陆战队士兵2000多人，海军联合舰队第3舰队的30来艘军舰，则在长江、黄浦江和东南沿海一带转悠。第3舰队又称中国方面舰队，是专门为中国“准备”的，如果拿笔画出来，你会看到，一排飘着太阳旗的小军舰整整齐齐地堵在中国的海岸线上。
这画面一点都不卡通，而是看上两眼就令人心痛！
第3舰队司令官是长谷川清（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1期，福井县人），一个长得跟年画似的人物。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东京人）给长谷川发了电报，叫他带舰队主力迅速返回上海，这时此人正带着舰队在台湾海峡搞演习。
一帮大小鬼子呜里哇啦地研究对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派人去侦察一下中国搞的工事，尤其是虹桥机场附近的，按他们接到的情报，这里至少秘密驻扎了一个团的中国正规军！
于是一个叫大山勇夫的家伙就喊了“到”。这个大山，不是那个大山。看过他的一张照片，人长得不难看，甚至可以说很清秀，放在几十年后说不定还能演个日剧什么的。
接到去虹桥机场附近侦察的任务后，拉了小兵斋藤要藏就上路了。
还真是上路了。
斋藤开摩托，大山带了个相机，坐在跨斗上，时间是8月9日傍晚5点。由于是晚夏，实际上天还很亮。
虹桥机场当然是军事重地。大山他们到机场附近后，朝着远处的军事工事一阵拍照。天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照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大山照了十来张后，发现离得太远了，于是叫斋藤再往前开。他们穿着军装，配着枪和相机，还开着军用摩托，在机场重地一阵转悠，就真以为不会有事情发生么？
停！
大山和斋藤不下摩托，一踩油门，竟朝机场大门撞了过去。
这保安队员可不是保安队员，而是化装成保安队员的钟松旅的士兵。两年前，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中央军，蒋介石开了第一批十支部队的名单，其中就有钟松的独立旅。或者这样说，这个旅的士兵，都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精锐了，怎么讲，因为甩手一枪，就打到斋藤的脑袋上了，斋藤歪了脖，没气了。
显然这是大山没想到的，他本来是很自信的，但瞬间的恐惧取代了自信，下意识地说了句：我们是日本海军！然后下车逃跑。
跑得了么？
打的就是擅闯禁地的日本海军！第二枪打过来，同样非常之准地在脑袋上打了个窟窿。大山也把脑袋一歪。
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兰溪人）派参谋处长朱侠（金陵军官学校，浙江瑞安人）带着参谋科长钟桓、参谋刘劲持二人赶到现场，对死尸一搜身，从其中一个人的兜里找出张名片，上写：日本帝国海军大山勇夫。
朱侠立即通知上海各地段的保安队和警察部队对日本人进行警戒，随后向三个上级打了报告：龙华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上海市长俞鸿钧。朱侠叫虹桥机场的队员们保护现场，不准收尸，最后他带人回到警备司令部。然后，才叫钟桓把电话打到日本使馆，但没有直接提大山的名字，也没说他擅闯虹桥机场被打死了，而是问：你们的海军人员有没有擅自外出的？！
戏剧性场面出现：那边的本田辅一口否认，我们的海军每个人都坚守岗位，呵呵，你们一定搞错了。
钟桓看了看朱侠：这个……
日本人不承认，因为他们也需要查一下。半个多小时后，本田把电话打了过来，说他们正在查，但还没查清，问出了什么事。
朱侠接过电话，问：你们的海军里没有一个叫大山勇夫的？
本田一听，慌了，放下电话，大川内传七那边来了消息，说大山跟小兵出去后，到现在仍没回来，本田确定：这小子可能出事了。
本田带着冲野等几个日本人直接来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日本人多了个心眼，见面就说：我们这边有个大山，此人一向爱喝酒，至今未归队，也许昨天晚上在外面喝多了……
钟桓说：大山闯下了大祸！
本田问怎么了，钟桓不说，只告诉本田：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大山肇事的地点和因由，等明天我们一起去现场调查解决！
本田也没办法，只好带人回去。日本人嘀咕了一夜，觉得大山凶多吉少。中国这边，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参谋长童元亮、上海市长俞鸿钧、参谋处长朱侠等人更是一夜没睡。俞鸿钧在接报“日海军擅闯虹桥机场被击毙”后，没太吃惊，只说了句：山雨欲来。
像当年东北军处理“中村事件”那样处理“大山事件”肯定不行，直接告诉日本人大山和斋藤因擅闯军事禁地被打死了也不周全。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处决一个监狱里的死刑犯，让他穿上中国保安队的衣服，台词是：看，你们的海军人员不仅擅闯军事禁地，还打死我们的队员，我们最后只是还击而已。
所以，第二天，被通知到虹桥机场的本田辅等人一下车，就看到了三具死尸。看到大山和那个小兵后，本田还没说话，他身边的冲野怪叫一声：你们敢袭击帝国海军的人？！
双方在现场的人员剑拔弩张，就差动手了。
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正在上海市政府跟俞鸿钧谈判，说这事儿已在日本引起震惊，然后递交了日文书面要求。但翻译时出了个问题，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御工事”，而上海市政府的人翻译的是“撤退各街道上的一切防守部队”。实际上，无论哪种翻译，撤防御工事也好，撤防守部队也好，都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华东大战已经临近！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不如先发制人。这是蒋介石的想法。实际上，七七事变一爆发，蒋介石就有歼灭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想法。为此，他叫当时的副总参谋长杨杰（白崇禧还没接任）拟订扫荡计划，但杨有点漫不经心，只找了张上海的军用地图，用铅笔画了画，写上点说明，就给蒋介石报了上去。蒋看完后气得够呛，从此再也不重用杨杰了，后来专门叫他跟苏联人打交道。随后，蒋又把板子拍到何应钦那里，何跟总参谋长程潜商量后，叫得力参谋罗泽闿（黄埔军校6期，湖南常德人）起草新的扫荡计划，这回报上去后，蒋十分满意，后来让他担任总统府参军。
罗泽闿制订的作战计划被秘密送到杨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部设在龙华，部下主要是上海保安团和警察部队，在参谋处长朱侠的主导下，开始作战前准备：
比如，策划黄浦江封锁行动；派参谋人员秘密侦察绘制上海日军据点详图；在浦东秘密设置观测哨，监视日本舰船，每天进行报告；在上海外郊的岔路口、渡口、火车站等交通要地秘密修建重机枪和小炮战斗掩体。这些掩体从外面看是民房，一旦战争爆发，拆去活动砖块，即可露出射击口。这期间一度受到黑帮大佬杜月笙鼎力帮助。警备司令部一度还搞了个袭击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的方案，想把烈性炸药装在伪装成的日本医院救护车里，冲进日军司令部进行自杀性袭击。但因操作难度过大（搞不到烈性炸药）而作罢。
1937年8月9日，“虹桥事件”爆发。蒋介石两天后就下达了扫荡上海日军的命令，同时叫人用沉船和水雷封锁长江江阴水面，阻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进攻南京。
蒋介石对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说的原话是：“把上海的日军给我赶下黄浦江！”
张治中接令后，立即调集正在南京与上海间集结的中央军王敬久（黄埔军校1期，江苏徐州人）第87师、孙元良（黄埔军校1期，四川华阳人）第88师和钟松独立第20旅余部向上海急进！“西安事变”后被调去陕西的宋希濂（黄埔军校1期，湖南湘乡人）接到蒋介石亲自打的电话，叫他率第36师火速从陕西赶回上海。此外，蒋介石把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德式100毫米口径加农炮和150毫米口径榴弹炮的独立炮兵第8、第10团也派了过去。
前期往上海投入的这三个师是一准儿的中央军德式师。
当时中国跟德国的关系好得出乎我们的想象，希特勒觉得蒋介石是他的同路人？这还不是原因所在，两国关系之所以好，是互有所需：中国的稀有金属产量居世界第一，比如钨，熔点最高，武器工业中必备，这正是德国所需要的；而蒋介石呢，又急于引进德国先进的陆军训练和军火装备，所以两个国家有过一段奇异的蜜月期。
蒋介石计划借助德国军事顾问帮中国训练60个德式步兵师，到开战时已经训练20个师，但这些师的德式程度不同，第87师（原中央警卫第1师）、第88师（原中央警卫第2师）、第36师（在第87师和第88师补充旅的基础上编建）这三支姊妹部队的德国化最浓。
以第88师为例，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以下营、连、排、班为三建制，每排有3挺轻机枪（每个班1挺），30支步枪。团一级有直属部队：1个迫击炮连（6门迫击炮）、1个小炮连（6门机关炮）、1个通信连、1个特务连、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师直属部队则有：1个炮兵营（辖3个榴弹炮连，12门山炮；1个战防炮连，4门战车防御炮；1个高射炮连，4门高射炮）、1个工兵营、1个通信营（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1个辎重营、1个特务营、1个卫生队，全师总兵力定额在14,000人左右（第87、第88师出征时均不到这个数字，而在9000多人）。
士兵们用的是国产“中正式”或进口的纯德式毛瑟步枪，戴的是德式钢盔。轻机枪用的是捷克式ZB26，重机枪是24式仿马克沁水冷机枪，每个步兵营都有1个重机枪连，尉官以上的手枪用的是C96式，俗称“盒子炮”。
就这样，一时间，从苏州、无锡到上海的公路上，都是装满士兵的卡车。此时所有往上海的火车都停止了客运，而被辟为军用专列。
可以想象，看到这样的场景，沿途民众有多高兴。在铁路站点停车时，士兵们把手伸出车窗外，冲人们挥动着；民众们呢，则不停地往车窗里扔香烟、罐头、水果和饼干。
这一天，中国人等得太久了！
张治中作为京沪警备司令，成了上海大战前期当仁不让的主角。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抗战爆发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2月，身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黄埔军校改名）教育长的张治中，就开始奉命组织对日备战机构了。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对日备战，在全国秘密搞了几个国防区，张治中为京沪区司令，为防止被日本人摸到情报，这个组织是秘密组建的，对外称“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张从军校选拔了一批精英当他的参谋，这批人包括徐权、童元亮、龙矫、方传进、沈蕴存、史说，基本上都是陆军大学第10期的精英，都是主张跟日本开战的少壮校官。张给了他们两大任务：一是督建上海南京间的国防工程；二是秘密组织训练这一地区的抗日民众。后来，这个机构被转移到苏州，改了个特休闲的名字：“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进军上海的命令下达时，蒋介石问张治中：我将先发制人，扫荡上海之敌，你有没有把握？
张治中答：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若空军能将敌人据点毁灭，我步兵则甚有把握。
蒋介石又问：我们空军的力量，你是知道的。如扫荡不克，能否站得住？
张治中答：如空军不能奏效，我步兵以主力固守阵地，掩护有力部队突击，稳扎稳打，也可站得住。
8月12日天不亮，张治中带着京沪警备司令部部员，悄悄地离开苏州，向上海秘密转进，清晨达到上海外郊的南翔。就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司令，负责围攻上海市区的日军。他抓在手里的第87师、第88师和即将赶到的宋希濂第36师，都是参加过1932年上海之战的老部队，当时这几个部队属于第5军，而军长就是张治中。与此同时，张发奎（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广东始兴人）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负责浦东到杭州湾北岸的警备。
第87师主力乘300多辆军用卡车，推进到了杨树浦正面阵地，余部开进吴淞；第88师则乘火车到达上海。按张治中的命令，该师在南翔附近的真如待命；钟松旅开进了南市。两个炮兵团则进入真如、大场阵地。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总队在虬江码头至张华浜一线警戒。第88师师长孙元良到真如后，发现这里的地形无论是攻还是守，都不利于中国军队，于是叫先头部队一个旅冒险推进到闸北，在北站、宝山路、八字桥、江湾一线占领阵地。
上海市民在8月12日一出门，发现大街上都是中央军。这两个师的士兵，每人身带200发子弹，腰挂8枚手榴弹，可以说是全副武装。自从1932年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已经有整整5年没看到自己国家的军队了。一时间，上海市民百感交集。
张治中到南翔后，很多人以为是8月12日夜向日本人发起的进攻。因为按总参谋部参谋罗泽闿制订的扫荡上海日军计划，特别强调了夜袭，以出奇制胜。张治中手里当然有这个计划，但他只是借鉴了个别的地方，最后自己又拟订了一个新方案；在确定攻击时间时，他并没考虑8月12日夜，认为太仓促了，对部下说要等南京的命令，他本人倾向于8月13日发起攻击。
为了掌握情况，王敬久、孙元良把营、连一级的部队长都派出去了，利用8月12日一天，化装成便衣潜入日军据点附近摸查敌情。怎么个化装法？部队长们一律穿西服，由于都剃着军人的光头，所以看起来酷极了。
从侦察的情况看，日本人没进行什么防范。就在这一天，位于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前还很热闹，允许市民自由穿行，路过的、遛弯的、做买卖的，除了司令部门前的岗哨外，没采取任何警戒措施。潜入日军据点周围的营长、连长们，从光头造型上看，是很容易被怀疑军人身份的，所以他们怀里都揣着手枪。奇怪的是，在侦察时，这一路上，没遭到任何盘查，部队长们全部安全地满载而归。
大战开始前的上海竟突然平静下来！
但这仅仅是暴风旋涡中心的那种平静而已，也是蒋介石说的那种外弛内紧。实际上，“虹桥事件”发生后，东京炸了窝，喜欢留分头的、以老实巴交著称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9期，岩手县人）虽然很保守，但这时候也有点慌，跑去陆军大臣杉山元那里说：上海形势危急，陆军是不是应该考虑把部队派过去？
米内不急也不行，因为海军军令部先急了。
海军军令部总长为伏见宫博恭亲王，跟陆军参谋本部的载仁亲王不同，他还是比较喜欢掺和，于是立即把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和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江田岛海军兵学校28期，高知县人）叫来，后者吹胡子瞪眼，说这事可不小，中国人居然敢挑战我们大日本帝国所向无敌的海军？！
杉山开始还真有点看笑话的意思，说：海军出事啦！那好，我们陆军研究一下。
就这样，陆军大臣杉山元带着他的副手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去了陆军参谋本部，进楼后转了一圈，没看到总长载仁亲王，这没什么奇怪的，本来他也不怎么上班，但也没看到负责平时业务的次长今井清。虽然人们喜欢说杉山脑子僵硬，没什么谋略，但他还没傻到认为这没啥的地步。
杉山找到石原莞尔等人，得知今井清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杉山说，你们参谋本部在人事上不能这样啊，会耽误事儿的。他问石原对局势的看法，后者照样是反对派：陆军的作战区域不能超出华北，否则就会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他甚至主张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跟蒋介石进行谈判，华北的日军撤至山海关一线，只保有满洲就行了。他觉得，跟中国打一点必要都没有。
有人听他的吗？
还真有：接替今井清出任参谋本部次长的多田骏。原来，杉山回到陆军省后，马上把负责人事的军务局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喊来，叫他立即物色人选接替今井。随后，电联了载仁亲王，说今井清起不来床了，参谋次长得换人，这一年载仁已经七十多岁了，问了几次才听清楚杉山说什么。换谁呢？后宫淳报上来的是多田骏。这位前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此时的职务是第11师团长。于是一个调令，多田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同时兼任陆军大学校长，炮兵总监山室宗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转任第11师团长（很快开赴上海）。
但多田骏一到任，却站在了石原一边（此时脑子还算清醒）。按理说，多田和石原这两个位子够硬了，但看后来事态的发展，这两个人最终还是没主事儿。那个年代，日本有一种惯性下的失控。
海军那边继续闹，被认为是继秋山真之（日俄战争）以后又一个海军天才参谋的海军作战课课长福留繁（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海大24期首席）也认为：这个事件“关系日本及日本海军的尊严”。海军省次官山本五十六（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2期，新潟县人）没急于表态，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3期，大分县人）很激动，猪头丰田态度极为蛮横：陆军不出兵，我们自己干！
大山出事后，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龙骧”号[1]和“凤翔”号[2]航空母舰，把对苏联警备的“加贺”号[3]航空母舰也调过来了，共有舰载飞机150架左右，列于离上海130多公里处的马鞍群岛水域；长谷川清也把在佐世保待命的第3舰队机动部队拉了过来（这波陆战队有2400人），但他们仍不敢大打出手。因为加上在沪原有兵力，日本在上海总兵力也不过4000多人，中国军队至少是他们的7倍。
他们想以静制动，在平静的外表下，焦急地等待着国内陆军的增援。所以8月12日中央军到上海后，日本人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又紧急约见俞鸿钧。但不是俩人谈，而是叫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在上海的代表一起谈，因为1932年的时候这些外国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督中日双方对停战协定的执行。
冈本说：大家评评理，中国人明目张胆地把正规军拉到上海，违反了当年的协定，诸位可是协定的监督人啊！
没等几个西洋人说话，俞鸿钧先站起来了，他用的是英语，一如其名，字字千钧：各位先生，你们面前的这个日本人说我们破坏了停战协定，但我要说的是，在我国正规军开进上海前，他们早已视那个协定为废纸一张了，因为他们的陆战队多次破坏协定冲过八字桥，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别人呢？况且，据我所知，他们又有两千多陆战队在昨晚登陆，这无疑把上海推向了战争边缘。至于说我们派军队进入上海，也是在日本破坏协议在先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总之，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任何调动，断无解释之必要！
意大利代表站起来，说：尊敬的俞鸿钧市长，上海可不可以开辟为不设防的自由港？这样就可以避免战火啦。
身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应和。
俞鸿钧本来想解释：华夏民族已至危亡时刻……但想了想，没废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境地，你们永远也不会理解。
俞鸿钧起身出了议事厅，望着繁华的夜上海，想起昨天张治中在电话里对他说的一句话：“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
按张治中跟南京碰的计划，在8月13日对日军展开围攻，但由于上面那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把“上海开辟不设防的自由港”的建议书发到了外交部，所以蒋介石要求张治中推迟一天发动进攻。
8月13日上午9点，日本内阁开会。前一天，陆军、海军大臣经过“恳谈”，达成了联手出兵上海的协议。内阁会议上，首相近卫一脸衰相，军部怎么定，他就怎么点头。
陆军参谋本部决定以藤田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石川县人）的名古屋第3师团和山室宗武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并确定了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正受肺病缠绕的已退出现役的松井石根大将。
松井早年参加过日俄战争，当时是个中队长，指挥一百来人，虽然其本人身材矮小，但作战勇猛，成为当时的明星。后来曾长期担任驻上海武官，1935年退役前在军中干到了驻台湾军司令官。松井是皇道派领袖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同学，但松井本人对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兴趣不大。在这个关口，选择松井为派遣军司令官，当然不是没有原因。
日本出兵上海，不是单师团作战，而是由多个师团组成派遣军，所以必须选择一名军司令官。按日军惯例，这个军司令官可以是大将，也可以是中将。提议松井出任司令官的，是当上新官的多田骏，多田认为：出兵上海，不能跟中国人纠缠，需要速战速决，必须找个有威望的大将出任军司令官，保证一战而胜，而不能像1932年上海战那样，连换了4个司令官。
当时日本军中适合这次出征的大将并不多。
从昭和时代开始到1937年8月前，日本军内共有26人拜大将军衔，其中健在且有威望可统领全军的有9人：
南次郎、林铣十郎、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寺内寿一、杉山元、植田谦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大阪人）。
后来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岛县人），1937年8月还是中将，三个月后就晋升大将，另外两个老资格的中将梅津美治郎和西尾寿造的情况类似。后来当过几个月首相的阿部信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期，石川县人）虽是大将，但没任何实战经验，甚至连日俄战争也没参加过，只蹲在长崎要塞作防备。
上面的9名大将中，在中下级军官里最有威望的是荒木和真崎，但统制派怎么会叫他们东山再起？本庄繁在“二二六兵变”后就被天皇轰走了。南次郎正当着朝鲜总督，而且属于被排斥的“宇垣派[4]”，所以就不能考虑了。植田谦吉本来很合适，1932年就带着日军在上海打过，但他现在是关东军司令官，得提防着苏联，动不了。林铣十郎资历可以，但是前首相，一般情况下，可以因军功回去当首相，但前首相又上火线，没这个先例。杉山元是现任陆军大臣，也不能动。如此下来，只有两个人选比较合适：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和已退役的松井石根。
但军部已有意调任寺内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帽子最后落在松井脑袋上。
按照日本军中的惯例，司令官确定后，参谋将由司令官挑选。松井选他的老乡饭沼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爱知县人）为参谋长，随后又选了几个参谋，其中两个人我们认识：一个是“樱会”二号人物长勇，一个是曾来中国“旅行”的公平匡武。离开日本前，松井去拜访陆军大臣杉山元。松井说两个师团兵力过于单薄，希望统领一支至少由5个师团组成的派遣军。
杉山说：那么多？
松井问：陆军大臣认为需要多少军队？
杉山想了想，说：当初永津课长说，我们的军舰一在大沽口露面，中国就会屈服，但现在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你先把两个师团带过去，如果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派。
后来，日军在上海被中国军队拖了3个月，坏就坏在逐步增兵上了。如果当初日本军部一次性地把5个以上的师团派过去，淞沪会战很难说会打3个月，那样的话留给南京政府往大后方转移的时间也就没那么多了。但你要明白：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有庸人坐高位，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日本那边有庸人，中国这边则出了汉奸。
前面说了，上海一出事，蒋介石就下达了长江封锁计划。作出这个决定，除了阻挡下游日舰威胁南京外，更主要的是截断停在武汉的5艘日舰和多艘商船的退路。没想到情报竟被日本人搞到了。
计划是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决定的，参加这个会议的，除蒋介石外，就是汪精卫，以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各战区的一把手。负责会议记录的，是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大家都看出来了，事情就坏在黄的身上。
后来，因为汪精卫投敌，就把黄浚说成汪的秘书，其实这时候行政院院长的职务由蒋兼着的，而汪早就不担任此职了。
黄浚是福建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在北洋政府干事，北洋垮了后，又跑到南京混官场，一来二去，做到行政院机要秘书的高位。当时日本在南京铺了情报网，情报网直接由驻华大使馆领导，日本情报人员在南京政府各部门撒网，最后把黄浚捞了上来。跟黄浚一起被捞上来的，还有他儿子黄晟（在外交部工作）。亲手捞黄浚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所谓色诱黄家父子的美女间谍南造云子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人物）。
须磨10年前就来华了，在上海任公使馆一等秘书时，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开战前，他已在南京当了整整4年的总领事（回国后还曾担任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得到黄浚提供的情报后，立即把消息发给东京，东京又立即发给武汉的分遣舰队司令官谷本马太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5期，广岛县人），就这样，谷本带着大小舰船，从长江中游载着侨民连夜逃跑，除了两艘商船跑得慢被扣外，其他舰船一口气到了上海。
所谓功败垂成或功亏一篑，说的就是这件事。这就是汉奸的力量（后黄家父子双双落网，南京陷落前，二人以汉奸罪被枪决）。
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气得鼻子都歪了。
8月13日午夜，正在扬州机场值班的空军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一口宁波话，开始的时候，值班人员还没听清，最后才搞明白，打电话的人要他们立即出动飞机，带上炸弹，把正沿长江往上海逃的日本舰船全给炸了。
值班人员最后问了一句：您是哪位啊？
对方说：蒋中正！
就这样，空军随后出动18架“霍克式”驱逐机，各带500磅炸弹一枚，飞越江阴要塞，沿江寻觅日本舰船，但还是晚了，最后只在吴淞口以东白龙港找到一艘日舰。这艘日舰也就倒了霉，18架飞机轮番轰炸，没几分钟将其炸沉。
事已至此，一切就看张治中那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