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过，七七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一是搞军官训练团，二是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三是筹备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训练团前身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是个短期轮训机构。1933年成立时，目的是对付红军。跟红军打时，国军老吃亏，动不动就被反围剿成功，蒋介石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他发现，除了士兵军事素养差以外，军官的战术指挥能力也很成问题，就这个水平，围剿红军先不说，即使想跟日军打，怎么打？问题怎么解决呢？让他们到军校回炉？来不及。
有人给蒋介石出主意：不如办班。
办班？出主意的是蒋介石的智囊、“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黄埔军校1期，湖南岳阳人），也有人说是当时的首席军师杨永泰。不管是谁，总之军官训练班办起来了。搞政训起家的贺衷寒说了句叫蒋很中意的话：要是办班的话，不仅可以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还能凝聚他们的精神。
军人的政治信念和精神意志一直都是蒋介石很在乎的。
这个训练团，主要训练团以下军官，对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真起了不小作用。红军向陕北转移后，训练团改了名，参加人员变成了团以上高级军官，训练针对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日军。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训练团，亲自当团长，副团长包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要人，陈诚又兼了教育长。
北平事变爆发时，训练团第1期刚开班。
蒋介石在庐山抓的另一件事是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进入1937年，中日开打已不可避免，原因极简单：日本没满足，中国又没法叫它满足。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跟中共的谈判也进行着，但如果真要面对一场不知道多少年能打完的战争，他蒋介石也真得掂量掂量。
全国各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蒋介石搞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为的就是探一下大家的口风，好让自己心里有底。
蒋介石叫此时已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代表政府，向全国各党派领袖（不包括共产党，跟中共的谈判将单独进行）和学界名流发帖子，召集大家上庐山开谈话会，并定了个调子：开诚布公，别玩虚的，都这时候了，得掏心窝子了！
虽然此会有关国家生死存亡，但张群亲自拟订的请柬却冲淡轻盈，倒有兰亭之风：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两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如何。汪蒋二公，另具请柬，尚祈惠察，谨此笺启。中政会秘书长张群谨启，六月二十三日。
6月23日，全国各界名流陆续上山。到7月中旬，云集庐山牯岭的军政要人、党派领袖、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已达到两百多人。
还记得事变爆发那天秦德纯为胡适等人在北平送行吗？
本来胡适一行要走平汉线的，但没想到当天就爆发了事变，转天平汉线交通中断，于是只好到天津走津浦线，转道南京后，坐船顺流到九江，从那里登上庐山。
本来呢，谈话会是个非正式会议，但由于开会前北平突发重大事变，所以谈话会的性质一下子也变了，从一个时局恳谈会，变成了应对事变的官方会议。
7月16日，全国都在注视的各界人士谈话会在牯岭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群、陈立夫、蒋百里、居正、李烈钧、戴季陶、于右任、张君劢、张伯苓、蒋梦麟、竺可桢、梅贻琦、傅斯年、王云五、胡适、梁实秋、马寅初、邵力子等158人到会。
大会由张群主持。
先由汪精卫致辞。当年意气风发的刺客，走上主席台。
汪精卫先向台下的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作了个解释：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制订的《建国大纲》[2]规定，国家政治分三步走：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但现在国难当头，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结束的日子还早着呢，颁布宪法的事还需等待。
台下一阵议论。
随后汪精卫谈到北平发生的事变，说了三点：一、形势危急；二、政府困难；三、精诚团结。日后的巨奸，谈起国难，说到动情处，倒也像那么回事。
何止是像那么回事。
历史往往复杂到令人苦笑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下野，紧接着上海又发生事变，汪精卫接替无力应对的孙科，当上行政院长，当时他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叫张学良出关收复失地，但张不买他的账，汪指挥不动张，只能干瞪眼。没多久，汪又兼着做了外交部长。在那个年头，这个活可不好干。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冲进办公室的青年学生砸得头破血流；《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又被袭击。汪家人说别做这个官，汪也唯有摇头而已。果不其然，1935年底他就被激进青年差点打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一天，召开了四次六中全会。这天大早，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去拜谒中山陵，回来后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大厅开会（湖南路）。经过短暂的开幕式，大家出来在门口合影。一百多名委员分五排站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他身边是林森、孙科、张学良、孔祥熙等要人。记者们见大员站好，就开始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闪烁不断。9点半过后，拍完了。委员们往回走。在汪精卫转身时，记者群里跳出一人，一边往前跑，一边说：汪先生！汪先生！
汪精卫下意识地一回头。
那人已手枪在握，大叫一声：杀卖国贼！
冲着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都打在汪精卫头上和身上。大厅里一时炸了营。后面的记者和前面的政要四散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别看上了岁数，竟一下子冲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刺客，不管刺客怎么挣扎，这老先生就是抱着不放。张学良正站在旁边的台阶上，也惊了。很多时候，在政令上，小张是不听汪精卫的，但这时候不知哪来的劲儿，小张冲回来，一个扫堂腿把刺客放倒在地，手枪也摔了出去，在他要起来时，赶过来的侍卫对着刺客连发两枪。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激进青年孙凤鸣。
孙凤鸣一枪打进汪精卫的左颧骨，一枪打穿左头骨，一枪打在肋骨。打在肋骨的弹片最终没取出来，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死亡。
当时蒋介石在哪？大家到外面合影，汪精卫已上楼叫过一次蒋了。据说，蒋突然灵异地有种“不祥之兆”，所以没下楼。这有点八卦了。实际上，近一段时间，蒋介石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这个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对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妥协，从对日策略的角度说，他蒋介石可以有千万条理由，但民众不管那些，尤其是青年学生，都有一腔怒火。九一八事变当年，蒋介石就在庐山山道上遭枪手袭击。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这个会上留了个心眼。汪精卫没请动蒋，只好自己下去，没想到真挨了子弹。
事件发生后，一生视汪精卫为宝贝的汪妻陈璧君，大吵大闹拿脑袋撞蒋介石。可怜的蒋委员长还真就说不清了。大家都出来照相，你为嘛不出来？再加上蒋汪两个人争斗了十来年……当然，如果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没办法怀疑，因为即使是个傻瓜也不会作那样愚蠢的安排。但当时很多人不管这些，抓住风就是雨，后来的第二号和第三号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都肯定地说：这必定是蒋先生干的啊！就连李宗仁也从广西发电报过来问：委员长，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说说吧。
当时的蒋介石十分郁闷。他立即把陈立夫叫来，叫他限期破案。陈立夫、陈果夫是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对蒋介石又有知遇之恩。陈立夫召集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安顺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黄埔军校6期，浙江江山人）等人侦破此案。
虽然孙凤鸣死了，但由于几位高手同时出动，最后还是搞清楚了：孙凤鸣，1905年生，安徽滁州人，曾在第19路军干过，参加了1932年上海之战，刺杀与党内人士无关。拿到结果，蒋介石长出一口气。
孙凤鸣身中两弹，因临近心脏部位，转天就死了。即使不中弹，孙也活不久了。因为在出发前，他已服下两颗大烟泡。也就是说，他没想活着回来。
那个年代，各有各的悲壮。
汪精卫虽脑袋上、身上中了三弹，却侥幸活了过来，你说这跟谁讲理去？
汪精卫一生跟刺杀有缘。年少时，他作为刺客，赴京刺杀清朝摄政王，虽没成功，但却一举名满华夏，尤其是入狱的那两句名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让他一下子拥有了众多热血沸腾的“粉丝”。但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就从刺客变为被刺对象。不过，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的汪精卫，命还真是大。除这次外，抗战爆发后广为人知的军统越南河内刺汪时，他又躲过一劫。当然，从那以后，他彻底走上不归路。
现在，望着主席台上的汪精卫，谁又能想到几百天后，他就成了汉奸的首席！“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的洒脱背影，最终化作一缕历史的黑烟！
扯远了，但也不远。
接着说谈话会。
紧接着，张群告诉大家，谈话会分四个组，围绕着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进行恳谈，南京的政府官员分散到各个小组，跟大家沟通有无。
分组讨论时，虽然很多人谈到七七事变，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还照样谈怎么进行国民教育、扩大新闻自由，乃至于制订宪法等问题。比如，上海来的代表就对北平的事不怎么关心，似乎习惯了中日间发生点冲突。
对于谈到北平局势的人来说，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是当局部事件解决，二是准备即将到来的大战。
在谈到事变的人里，国家社会党总秘书张君劢第一个表了态。他对大家说：国社党在当年是秘密成立的，与国民党政见不同，对政府更是多有责难，但如今平案爆发，党派之争已退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民族之危亡。
上庐山的大学校长有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等人，大家认为危局之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纷争都可在这个原则下和解。
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提出问题：国难之际，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劳工大众，都会拥护政府抗日，但怎么把这种拥护组织成强大的力量，需要政府拿出具体的办法。
文的表态了，武的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两个副委员长，一是冯玉祥，二是阎锡山。阎没来，冯作为军界仅次于蒋介石的人，打开话匣子。
在此之前，冯玉祥（行伍出身，祖籍安徽巢湖，在河北保定长大）造了蒋介石好几次反，蒋冯大战、蒋冯阎大战等等，最后都被一一化解。1935年，冯、阎一起做了蒋介石的“副手”，实际上蒋从没把冯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冯最大的特点是嗓门高，别看是老粗出身，但擅长演讲，鼓动性还挺强；说到政治手段，就平平了，也很难说会打仗；在军中呢，喜欢搞家长制，虽然北方的将领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但最后对冯都不太信任了。但他资格老，在各方较量中往往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棋子。
冯玉祥说了不少，总结起来是这么个意思：日本人不是东西，这话我早就说过，看见没有？果然又在北平闹事，亡我之心不死啊！有人说不能跟日本人打，因为打不过人家，我说一定得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不能当投降派。
但慢着，文的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说话。他就是胡适。胡的态度很微妙。在谈话会上，他对大家的力量凝聚到一起“深感欣慰”，并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支持政府积极地对抗日本，但又反对全面开战。认为一旦全面开战，中国此后的局势将不堪设想，多年来支撑起的“国体”将毁于一旦。胡适要求政府拿出最大的努力与耐心，跟日本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
在会后，胡适还专门拜访了蒋介石。
随着日本调遣国内师团入侵中国，蒋介石的想法是：已不是中国想不想打的问题了。事变爆发后，从四川紧急返回南京的何应钦向庐山上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江苏吴县人）得到蒋的口风后电复何应钦：委员长的方针已经决定了。
1937年7月17日，谈话会继续在庐山进行。在这一天，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在这个声明里，他把很多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我们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这个声明一出，庐山谈话会的调子就给定住了。
因为事态危急，所以蒋介石7月20日就下山返回南京应对局势去了，没参加接下来继续进行的谈话会。这一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也下了山。
国共谈判中，一度因改编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领导权问题陷入僵局。最终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不再坚持向中共军队派出政训主任和师参谋长的要求，也就是说同意这支军队由中共独立领导和指挥。根据国共所达成的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两党合作，一致抗日。
在北平南苑遭受日军最猛烈攻击时，庐山谈话会第二期开幕，参加第二期谈话会的主要是一些学界名流。第一期谈话会的人，有的下山了，有的还留在庐山。汪精卫、胡适、张伯苓、蒋梦麟等人还没走，继续参加第二期谈话会（按计划，举行三次谈话会，但因形势紧迫，第三次没举行）。
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浙江海宁人）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现在，说起抗战，很多人都在谈蒋百里，因为他最先提到“持久战”。喜欢锦上添花是我们的毛病，所以在推崇蒋的文章里，不惜凭空杜撰，最有代表性的是，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时，成绩优秀，跟其他中国留学生力压同期的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等人，夺了天皇所赐军刀，后来日本人觉得没面子，于是作弊把真崎等人往前塞，就这样越说越没边。
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本庄繁是第几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毕业年份是1897年。这一年蒋百里多大岁数呢？15岁（1882年出生），还在中国待着呢。至于夺天皇所赐军刀什么的，更不靠谱，因为天皇只赐给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军刀（前6名，所谓军刀组）。锦上添花不是这样添的。蒋百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的说，但远不是野史疯传的第9期，而是第17期，这一期日本那边最有名的是东条英机。
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到欧洲第一强国德国学习军事，有了这样的经历，回国后当了中国陆军最高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后来又代理陆军大学的校长，从此子弟遍天下。
蒋百里属于职业军人，有着极其敏锐的判断力。举个例子：“一·二八”事变时，蒋百里正在上海，后来曹聚仁在《蒋百里评传》中这样回忆：
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4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
1933年，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转了一圈后，他就预言：未来几年内，中日间必有大战！回国后，他多次提醒蒋介石应该开始备战，随后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参与国防计划的制订。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百里提出“持久抵抗”的战略（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拖垮），认为中国肯定是有办法的。蒋百里又依据在日本的见闻以及多年来对日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的观察，写成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章结尾处，将军这样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庐山，蒋百里在为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训话时，叫大家作好跟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
说起军官训练团，1937年夏天只办了2期，到8月底，学员们就提前毕业了，因为他们必须从庐山直接奔赴抗日战场。
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联想着那一个个下山的身影，总有一种令人难以说清楚的悲怆。那些影像重重叠叠，军、师一级的，有第26军军长孙连仲、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11师师长彭善、第36师师长宋希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2师师长郑洞国、装甲兵团司令杜聿明；旅、团一级的，有独立第20旅旅长钟松、第11师第66团团长胡琏、第51师第306团团长邱维达、第51师第153旅旅长李天霞、第98师第294旅旅长方靖、第29军219团团长吉星文……
上面这些人中的少壮派，中日开战之年都在三十多岁，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1期到6期不等），最低的已经干到了团级，最高的干到了师级，是抗战八年中蒋介石依赖的一线将官。那么，在老一阀儿人中，嫡系之外，蒋介石最看重谁呢？
白崇禧，桂系第二号，跟那个年代很多老资格的将领一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停办于1923年，黄埔军校开办于1924年，后来从保定军校毕业的不少人都去黄埔当教官了。保定军校出来多少人呢？顾祝同、陈诚、薛岳、张治中、罗卓英、刘峙、上官云相、傅作义、周至柔、唐生智、余汉谋、商震、熊式辉、黄绍竑、李品仙、杨杰……
白崇禧人聪明，毕业后回到广西，从见习官干起，一直干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在北伐中军功赫赫，从两广打到平津。后来一直跟着李宗仁反蒋，但搞了三次败了三次。说起来，桂系有三首领，李、白外，还有一个黄绍竑。李宗仁排老大没得说，谁排老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白，有人认为是黄。其实，早年黄压白一头，前者属于少年才俊类型的，而且同样精通兵法（中日开战时第一任军令部部长），但后来被白反超。加上黄不久后脱离军队，搞政治又不成，再提起桂系时，大家基本上就把他忘了。
蒋介石在庐山时，就发电报邀请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山。回京后，7月下旬，又派刘斐（广东西江讲武堂，湖南醴陵人）去广西走了一趟。
刘斐跟白崇禧有颇深的渊源。想当年，刘斐从军就是从桂军干起，在当上小军官后，一个偶然机会被白发现。他见刘斐办事沉稳，颇有头脑，就叫到身边有意培养，当自己的参谋，后来又把刘斐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在一所步兵预科学校进修，然后在陆军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服役满2年且不到三十岁的中尉、大尉才有报考日本陆大的资格，因为外国人没法在日军中取得两年以上军籍，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说拿到了日本陆大文凭，实际上都只是“旁听文凭”。但无论如何，在日本镀过金后，刘斐一下子成了桂军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在中日开战前，刘斐出任军令部作战组（后升为作战厅）组长，工作内容就是拟订对日作战计划。
刘斐到桂林后，拜见了李、白，说明来意，请两位大佬出山，赴南京商对时局。
把刘斐安顿好后，桂系众人开会：南京，去得去不得？
白崇禧说：应该去。
对白来说，理由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就力主抗日，并在广西搞新面貌建设，几年下来，已成为全国抗日决心最坚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为什么那么牢，除了几个首领清正廉洁外，靠的就是抗日的号召力。况且前一年闹“两广事变”，两个人打出的也是抗日旗号。现在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要全面抗日，拿不出一点理由不去。
但还真有人不叫他们去。
四川的刘湘（四川陆军讲武堂，四川大邑人）和云南的龙云（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昭通人）来电，说：如果你们去南京，被软禁了怎么办？抗日不成，又添新乱，所以等等再说吧。他们担心李、白，实际上是担心自己。
桂系诸人中，李品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广西苍梧人）、廖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西陆川人）等人都心存顾虑，他们跟李宗仁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老蒋真要全面抗日么？要是去了南京，还回得来么？
搞得白崇禧也有些皱眉。
白崇禧决定回家问问夫人（马佩珠），让她作个决断。他心想，这没啥不好意思，司马懿和朱温这样的枭雄在关键事上不还是听老婆的？
白夫人的话一落地，白崇禧就决定去南京了。
她说什么了？
其实也没说什么，一句话：这事你自可做主。也就是说，你听你自己的。这已是鼓励丈夫北飞了。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白崇禧之所以决定要去南京，是因为他判断：北平事变与以前不同，即使他蒋委员长不想抗日也不行了。抗，则蒋能继续统治；和，则南京政权崩溃。从这个角度，蒋抗日，既为华夏民族之生存，亦为国民政府之统治，也为他自己的地位。最关键的是，白认为：蒋介石虽有权谋，但还不至于在这个关口上张网捕鱼，这跟当年软禁胡汉民完全是两回事，刘湘、龙云，鼠目寸光，不足为谋！
李宗仁也琢磨了很久，对白说：你去吧，我留在广西，编训民团，为出桂抗战作准备。我们一个留下，一个出去，退一万步说，即使蒋真有谋诈，也不敢轻易动手。
就这样，8月4日，在刘斐陪同下，白崇禧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一架水陆两用飞机。派水陆两用飞机是蒋介石定的，白崇禧大为感动。南方8月，雨水很多，不少机场都因积水过深而无法降落，拿水陆两用飞机接白崇禧，实在是出于安全考虑。一路北飞，当日下午3点多，到了南京上空，但机场风雨交加，积水还真成了问题，最后只能在下关水上机场着陆。当飞机停稳，看到舷窗外前来迎接的张群、何应钦等人后，白崇禧突然有一种惭愧的感觉。
南京能来的军政大腕，在那一天来了一半。
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因为各地派阀都看着广西。白崇禧一到南京，就把杨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云南大理人）顶了下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参谋总长程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湖南醴陵人）主持开战之初的作战规划。
果不其然，白崇禧到京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们也一个个地都来了。
在全国高级将领会议上，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等人都来了，南京这边何应钦、程潜、陈诚、顾祝同、冯玉祥等人悉数到场。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在座中。
从来没有这样齐过！
冯玉祥照样喊打，他也只能喊打，别的也拿不出什么。
龙云就不同了，他说：云南可出兵20万人。
话音刚落，刘湘站起身，说：战端一开，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粮食千万石！
也有人提出疑问：今年开战，于我多有不利。若有希望，当在保证华北主权的情况下力争和平，等2年后军备初成再战不迟。
在一边列席会议的戴笠站起身，他先对蒋介石说：委员长——
蒋介石一摆手：雨农（戴笠的字）可以讲。
戴笠说：猪肥了，等的是过年挨刀。所以，等，是等不来和平的！
打仗光靠决心是不行的，还得靠另外两点：物和人。
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北京军需学校，浙江奉化人）向蒋介石报告：现在，步枪和机枪子弹5亿发，各种炮弹102万发，汽油300万加仑，弹药可支持半年，除了兵工部门自己建造的，主要是从德国、捷克、比利时三国进口。开战之初，国民政府陆军兵力有182个师、56个独立旅，包括步兵、骑兵、炮兵，180万人左右，但没预备役和后备役部队，陆军的战炮不多，空军的飞机更少，海军战力基本为零。
武器装备重要，军队数量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有句话说得好，路线定好了，人的因素就成了第一。到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培养和拢住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前面我们说了，有一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这只是一类。下面还有四类：
一是军队这边的，扳着手指头，我们数一数：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程潜、刘峙、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徐永昌、张治中、薛岳、杨杰、周至柔、桂永清、熊式辉、汤恩伯、范汉杰、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肖毅肃、王耀武、张灵甫、周志道、邱维达、李天霞、胡琏、孙立人、关麟征、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邱清泉、廖耀湘、黄维、黄杰、彭善、方靖、方天、罗广文、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从王耀武开始，基本上都是用在一线的，这就是冈村宁次口中所说的“黄埔系骨干”。
二是钱大钧、林蔚、陈布雷、戴笠、康泽、郑介民、贺衷寒这批人，这些人有个特点，不是来自蒋介石身边的委员长侍从室，就是来自军统什么的，大多数官职不高，但权力极大。
三是倚重的幕僚：早期有杨永泰，后来有戴季陶、张群、吴铁城。如果不把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实业家官员中，那么他们和党内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也可以归到这一类。
四是地方色彩浓厚或有反蒋前科但最后被蒋收过来的人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余汉谋、卢汉、傅作义、孙连仲等人。冯玉祥当然也在其中。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有一半多已被网罗进来。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行使统帅权，确定了与日作战的战略原则，也就是蒋百里的“持久消耗战”——“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并划分了5个战区。
第1战区在河北、山东北部，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着，辖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峙第2集团军、卫立煌第14集团军；第2战区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司令长官当然是阎锡山，辖杨爱源第6集团军、傅作义第7集团军；第3战区在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辖张发奎第8集团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后来又有刘建绪第10集团军、陈诚第15集团军、薛岳第19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第4战区在福建、广东，司令长官由何应钦兼着，辖蒋鼎文第4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第5战区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时为蒋兼任），辖韩复榘第3集团军、顾祝同（兼着第3战区副司令）第5集团军。
关于中国各战区，在抗战八年中是屡有变化。
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面对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倭寇，决定以武力解决之……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汉奸论罪，必杀无赦。”在结尾，蒋说道：“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