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扑作为日本的国技流传千年，从比赛的规则到选手的服装，处处都带有鲜明的日本特色，体现出日本的特色。但是，真正让日本人从心底里认同相扑的国技地位的，却在相扑的特点中。
相扑的排名表，是从中间分开成东、西两个阵营。如果只有一个横纲，就排在右边的东阵营；如果有两个横纲，就根据他们的对战成绩，把胜场多的排在东边。这样看起来，其实相扑争的并不仅仅是个人成绩，而是作为东、西两个阵营的总体较量。横纲之下的大关更是这样，一般会同时存在好几个大关，其中谁强谁弱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这就是很多欧美人看不懂日本相扑，甚至认为相扑根本不是体育运动的原因。在欧美人看来，运动是一定要分出胜负、决出绝对的强者的。看看奥运会和各种国际比赛，哪个不是有清晰明确的从上到下的排名？除了极个别情况，不会有并列的现象存在。而这种暧昧的并列，在相扑的世界里却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相扑比赛中不会安排来自同一个相扑部屋的相扑力士之间角逐，这在追求个人荣誉和排名的西方人的观念中也是很难想象的。
这种排名规则本身就很日本，可以映射出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日本人从古代就强调“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不是要相互竞争而是要相互协作，以力求稳定。政治上，日本曾经流行但目前也没有本质改变的，就是密室政治现象。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遇到大的事情需要做决断时，并不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全体投票，而是由几个政治大佬通过幕后协商就做了决定。日本的最高行政官员总理大臣也从来没有一人独大，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语，无不是经过党内几个强力派系大佬协商的结果。所以日本政治从来没有绝对的强人，只有相对强大的派系。任你个人再出类拔萃、再能力超群，没有派系在背后支持，你想要出头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日本政坛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或者说这样的游戏就是日本政治本身。
日本的企业界也是一样。在公司里社长是个摆设，几个实力派碰下头就决定公司政策的情况非常多。公司内部也像个政党，会有不同的派系。下面的人为上司卖命，遇到手下解决不了的困难上司就出头，手下犯了错误也要由上司顶着。这个上司如果升职，他手下的小弟就跟着“鸡犬升天”，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个人升迁，而是集团的整体变动。
虽然棒球是日本最流行的运动，但体操、游泳、足球也都很有人气，日本人还发明了柔道。相扑脱颖而出又被奉为国技，原因可能就在于，相扑的排名表并不是真正的实力排名，到底谁是绝对的第一没人说得清。分出东、西两个阵营，详细规定了从上到下的10个等级，都是为了既能保持竞争性又能一团和气。重视对传统的遵循和保护，同时也在现在的世界中尽力生存。日本人对秩序和竞争的理解，日本这个从古代走到今天的社会，其特点在相扑的世界里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黑化的霓虹娘》
我觉得日本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所谓的被害妄想症，老觉得自己很小很弱，不愿意让别人离它太近。觉得离得太近，你打我怎么办？我是一个小国啊，我一共就十个城市，万一你占一个，那十分之一就没了。这是日本被害妄想症的一个开始。
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他们觉得像日本这么弱的国，得带着旁边的弱国一块玩儿。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近邻朝鲜，觉得两个弱国在一起，就不怕人欺负了。
“征韩论”的“征”字一直有很多争议，“征”其实就是日语的“行く”。“行く”有“走”这个意思，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征韩论”中“征”的意思是日本去朝鲜，让它开国。其实日本派过好几次这种“友好使节”，和朝鲜的统治者说，希望他们开国。后来，日本看见中国也成了一个弱国了，就想那咱兄弟仨一块对抗洋人入侵吧。
中国其实从一开始，第一是不相信，第二是不屑于跟日本合作。这又形成了后来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近代叫作“兴亚论”，也就是复兴亚洲。“兴亚论”跟人们熟知的“脱亚论”完全不一样，“脱亚论”是说要谢绝亚洲的“恶友”，要交一些西洋人这样的“文明人”。“脱亚入欧”的源头是一篇于1885年3月1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作“脱亚论”。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在当时影响力也非常小，而且是沉寂了几十年才被日本史学家挖出来。然后日本左翼的史学家一看，觉得可以借此批判日本当年的军国主义，说原来日本的军国主义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把“脱亚论”当作那个时代的一个主流。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主流反而是“兴亚论”。当时日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兴亚会”，而福泽谕吉正好是“兴亚会”的顾问，而且事实上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正是中方的顾问。所以这种思想在日本其实受到了很多的关注。而福泽谕吉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说他支持了朝鲜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帮助他们派遣了一些人，帮他们办报纸，改革朝鲜的文字等等。
什么事让日本的欲望爆棚了呢？我一直认为是琉球这边的事。1874年，琉球有艘船一下子漂到台湾海域，船员还和台湾当地的原住民产生了一些冲突，这时日本就出兵，说这是我的人，你们台湾这是欺负人，得赔钱。而1874年的中国，洋务运动刚开始不久，海防做得不是特别好，就做了一个妥协，觉得可以赔钱来维护安全。但是这样一来，等于把琉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开了这么一个不好的头儿。
后来到了1879年，清朝开始扩军，就出现了海防派的论调。北洋水师也在1888年建立起来了，而日本就觉得，必须得和清朝对抗，于是朝鲜政局出现了一些变化，1882年发生的壬午兵变就出现了一些对立，然后1886年的长崎水兵事件中，占了优势的清朝让日本赔了钱，日本由此又开始扩军。中日朝三国联合、朝鲜中立化等观点就又出来了。山县有朋写过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外交政略论》，里边提到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日本有一个主权线，而在主权线之外有一些利益所在的地方，这些地方叫作利益线。日本利益线的交点就在朝鲜，所以他认为如果把朝鲜变成一个中立化的国家，就能在国境外面形成一个屏障，这样就能抵挡别国的入侵。后来伊藤博文也提出了这么一个提案，甚至在中日开战之前还提出要中日两国联手改造朝鲜内政。而实际上，1890年刚刚提出提案时，当时的陆军大臣大山岩和海军大臣桦山资纪提出了反对，而这两个人又全部出生于萨摩藩。
日本的明治政府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就是旧幕府的长州藩和萨摩藩。后来它们演变成两个藩阀，夹杂了一些派阀争斗。甲午战争之前存在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比如当时日本正在寻求不平等条约的改正，一直在跟英国谈判，然而在条约完成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1889年日本外相提出了相对缓和的提案，但却遭到了刺杀。
到了1894年左右，伊藤博文不想马上跟英国改正条约，提出了一个相对妥协的方案，也遭到了议会的弹劾，甚至到最后出现了众议院解散的情况。所以其实当时日本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受到了很多来自极端民族主义或是国家主义者的反击，面对这种情况，他们被迫选择顺应民意开战。
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时期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陆奥宗光其实也做了主战派，这也象征着到后来日本人思想的转变，就好像心里有两个小人，这边一个小人是一个粉色的小姑娘，那边一个小人是黑色的小姑娘。粉色的小姑娘老是想一些很健康很向上的东西，黑色的小姑娘老是想一些反向的东西。如果粉色的小姑娘压得住黑色小姑娘的话，那么国家会向一个理想的善良的方向走；如果压不住，那就只能任由“霓虹娘”去黑化了。
其实在近代日本有很多理性的声音，也有很多恐惧的声音，当然也少不了欲望横行。现代人在回过头看这场战争，有什么东西能够借鉴呢？我觉得不能把日本当作一个特别简单的国家，而要把它当作一个复杂的国家，明白它每个细节是怎么做的，我们才能了解日本，才能从甲午战争中吸取教训。
——萧西之水
新锐日本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