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
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
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
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
“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
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
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
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
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
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
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
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
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
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
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
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此满族人需要进一步学习文物之邦的基本义理。
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
遂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上15岁以下，皆就学读书，声称二三年内，“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
占领永平的直接后果，是皇太极更加羡慕汉族的统治方式，更加依赖汉族合作者在政治上对他的启迪。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里，他经常求教于参将宁完我。这是一个为满洲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辽东边民。1633年，在皇太极欲将金朝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之时，正是宁完我向他提出，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应求助于《资治通鉴》。也是这个宁完我，主张依仿明朝六部之制，草拟六部章程，以管理后金政府。六部（建于1631年8月5日）分别由一名贝勒主管，但大部分实权掌握在承政、参政等官员手中，并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总管。汉人在六部中的作用虽相当有限，但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同皇太极任命的监察官一道，实际已取代了贝勒的作用。几年之后，徒有其名的贝勒分主六部之制便废止了。
占领永平的另一后果，是由愿意为满族效力的汉族士兵组成了独立的汉军。其实，自1626年以来，就已经有汉族军队同满族人并肩作战了，那时他们主要是隶属各旗的使用中国火炮的炮兵。在皇太极看来，这些“乌真超哈”（满语，意为重兵）不如他的满族武士凶猛、勇敢，但在攻坚战中他们确实是有效的突击力量。永平守军投降后，后金统治者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将他们编入各旗作“乌真超哈”呢，还是组建一支由忠诚可靠的汉官统领的独立部队？最后他们选定了后一方案，3000名汉族士兵（其中可能有从后金占领的东北地区征募来的汉人）组成了“尼堪超哈”（汉军），由一名虽非境外居民、但已忠心耿耿地为后金效力了14年的明朝降官统领。此人名叫佟养性，和许多辽东籍明军将领关系密切。1616年，他与努尔哈赤暗通书信，密谋叛明降金。后来，明朝查获了这些书信，将佟养性逮捕入狱。但他越狱逃走，投奔了后金。努尔哈赤封他为男爵，并妻以宗女，以示褒奖。从此，佟养性便成了后金的额驸（满语，意为驸马）。1621年，他协助努尔哈赤攻破了辽阳。现在，他奉皇太极之命统领新建的“尼堪超哈”，并准备投入战争。
与此同时，佟养性还奉命督率从永平俘虏来的一队汉族铸炮工匠。他们通晓铸造葡萄牙大炮即“红夷”炮和“大将军”炮的新技术。其中包括出身于翻沙匠和铁匠的游击丁启明。1631年2月8日，这些铸炮工匠完成了任务，40门崭新的欧式大炮宣告铸成了。13天后，皇太极下令：自今以后金国所属汉人皆归额驸佟养性总理；他的命令就是法律，所属汉官皆须服从。
佟养性训练的这支军队及其大炮，使满族在争夺亚洲东北霸权的斗争中，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支装备了欧式大炮，并由葡萄牙炮手直接或间接训练的士兵进行操作的汉族突击部队，将使皇太极有可能恢复其父1626年在宁远明军的大炮前所失去的军事优势。为此，皇太极已花了五年时间，并对中原发动了俘获这些炮手和工匠的那次关键性的袭击；而今，由于后金已将突然、凶猛的骑兵战术同持续、猛烈的炮兵技术结合起来，东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佟养性还没能使这一新的军事技术臻于完善，汉族降人今后还会为后金带来更丰富的军事经验。但目前，作为初次尝试，这种新式武器将用来摧毁大凌河城的明军工事，并成为金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关键因素；而这次胜利在后金寻求扩张的进程中又将是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对大凌河的长期围攻，是值得详细考察的事件。它既可以证实皇太极对旧的汉族同盟者的深切倚重，也可以说明他在招纳新的汉族同盟者时所使用的高明手段。
大凌河城是明朝在东北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有着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该城四周有厚实的城墙，城外险要之处又设有台堡百余座，在金军的传统战术面前，简直坚不可摧。所谓“台”，都是一个个小城堡，各由一名将领统辖。他们多是明朝的军官，偶尔也有科举出身者。最小的台只有约70人；最大的台，即鱼子嶂台，则有男女老少600余人，及牲畜70头。这些可用大门紧紧封闭起来的城堡，还有充足的物资贮备；一旦遭到围困，可能出现短缺的是火药，而不是粮草和水。但1631年秋，大凌河城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当时，总兵祖大寿（镇锦州）正在巡视大凌河防务，其部下统计城内居民，竟多达3万人。由于人口太多，城中粮草最多只够食用一个月了。
总兵祖大寿是城中最高将领，也是著名的沙场老将。三年前，他作为一个辽东武人家族的族长，受命统辖锦州驻军。在所有现任的明军主要将领中，他的功绩最为卓著。只有他能够声称曾经令人难忘地打败过金军：首先，他曾在北京城下击退过皇太极；其次，他曾将阿敏的军队赶出滦州。他所统领的大凌河守军，两年来历经战火，其1.4万将士（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全都顽强善战。
1631年9月1日凌晨，即后金铸成葡萄牙大炮仅七个月之后、沈阳设置六部仅四个星期之后，皇太极便率领满、蒙、汉大军共2万人，分两路集结于大凌河城下。这时，皇太极尚未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座不易攻克的堡垒。但就在当天，金军哨探抓获了一名当地汉人，经讯问，皇太极立刻知道了祖大寿的实力，并得知大凌河城刚刚修缮完毕。显然，直接攻城势必使金军遭受重大伤亡。当晚，皇太极对大凌河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察，次日，便召集贝勒大臣们商议对策。最后决定，由满洲军对大凌河城进行长期严密的包围，由佟养性率汉军携“红夷”大炮扼守大凌河通往泉州的要道。同时沿城四周修建栅栏，并掘出一条宽5尺（1.8公尺）深7尺（2.5公尺）的壕沟，以防城内明军逃走。
在此后的几天中，明军派出小股部队出击，后金骑兵则随时阻击。双方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皇太极则在城南山坡上观战。这几次交手多数是后金军队获胜，但皇太极很快就意识到，要攻下大凌河城，必须首先扫平其周围的台堡。于是，皇太极一面派遣使者致书祖大寿劝其归顺，一面令部下尽力争取大凌河周围台堡的投降。离大凌河城最远的几座台堡，最易为金军中汉人的劝降所动摇。台中明朝军民全都知道一年前发生的永平惨案。因此，一个为后金效力的汉人，比一个可能在阿敏命令之下亲身参加了永平大屠杀的满族人，更能使他们相信投降后不会遭到屠杀。一年前在永平降金的明朝将领马光远，设法使城南一座山台的守军向他打开了大门；1618年抚顺陷落时降金的范文程，也于9月5日说服城西一台的90名军民（包括一名和他一样的生员）停止了抵抗，并归附于他。
离城较近的各台不易劝降，但经不住金军新式大炮的攻击。佟养性的炮兵从9月7日开始轰击大凌河城及城东、城北各台。数百间房屋中炮起火，其中一台的守军因无处藏身企图深夜弃台而逃，但遭到金军拦截而未能成功。9月10日，金军已攻下城外四台，突然哨探来报，明朝援军正从松山赶来，于是，对大凌河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明朝援军的前锋只有2000人马。9月11日，他们被300名满洲士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援军的主力则有6000之众。皇太极早有准备，事先已派其弟英亲王阿济格率500名满洲骑兵和500名蒙古兵中途拦击。但明军乘雾而来并扎下营寨，使阿济格大吃一惊。幸亏大雾一度散开，及时将明军暴露出来，既而又弥漫开来，及时将阿济格的部队掩盖起来。金兵虽在数量上处于1∶6的劣势，但他们悄悄溜到明军背后，将其一举击溃。明军仓皇逃向锦州，金兵又尾随其后一路追杀。
事后，一员被俘的明军游击被带至大凌河城下，告知城中守军，援军已大败而还，以此来打击他们的士气。但明朝又派出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前来援救祖大寿。大学士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的姻亲、总兵吴襄等步骑4万人，自山海关奔赴锦州。10月7日，金军获悉其前锋已至锦州城外，扎营于小凌河对岸。皇太极立即将帐下护军分出一半，令其前去迎击。四天后，他又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包括佟养性的500名旧汉兵，赶往锦州。与先行出发的护军汇合后，皇太极便甩下大军，唯与多铎（豫亲王，努尔哈赤第十五子）率领200名亲随护军快速前进。这支精锐的小分队缘山潜行，赶到小凌河。对岸驻扎着7000明军。皇太极毫不犹豫，披挂上马，令部下准备战斗。随后，他一马当先，全速渡河，冲入明军营寨。明军顿时大乱，其兵力虽相当皇太极所率护军的35倍，却急忙向城中退却，金兵则尾随其后，尽情砍杀。
几小时后，皇太极又指挥满汉大军同明军主力进行了一次交锋，并再次获胜。虽然这次交战俘获了一员明军副将，但前一次奇袭的成功才是最辉煌的胜利。当天，皇太极率军返回大凌河，代善等众贝勒出营三里相迎，对皇太极的大胆和果敢倍加赞贺。的确，大凌河及锦州城下的胜利，使皇太极和他的兄弟们拉开了距离。
此时，大凌河城内被困的军民渐渐粮绝薪尽。皇太极通过对俘虏的巧妙讯问，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0月13日，他刚刚凯旋而归，便决定再次致书祖大寿，告诉他后金已经知道城中的困境，并以保证其财产、荣誉和地位为条件劝其投诚。
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祖大将军。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未有不愿太平，而愿战争者。即战而获胜，岂若安居之乐乎。我屡遣使议和，尔君臣自视如在天上，而卑视我，竟无一言相报，我是以忿而兴师。自古以来，两国构兵，不出战与和二者。今和议既绝，朕故留兵居守，亲率大军深入。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意者天欲我两人相见，以为后图乎。
但祖大寿并无回音。
几周前，皇太极离开大凌河时，祖大寿曾遣军出城，企图夺回被金兵占领的城外西南各台。那次行动虽未成功，但当时颇令皇太极担忧。为此他还专门召集群臣，商议防止祖大寿主力大举突围的对策。而现在，皇太极在大败孙承宗后，变得信心十足，遂决定引诱祖大寿军再次出城。10月14日，他派遣部分士卒和炮兵悄悄朝锦州方向运动。走出10里后，鸣放数炮，便返回大凌河，并故意扬起灰尘，装作一支大规模援军。同时，皇太极率其护军佯装退却，伏于山内。祖大寿见金军弃营而走，果然中计，遂再次出兵攻打城外西南各台。明军刚刚架起云梯，皇太极的护军便掩杀过来，杀死杀伤明军数百人。在这场战斗中，祖大寿损失不大，但心理上似乎受到了沉重打击。从此，大凌河守军便将自己封闭起来：紧关城门，不敢复出。
但城外的明军对突围仍抱有希望。因为皇太极在小凌河的胜利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战斗。在那次战役中，他显示了自己的胆略，但孙承宗援军的主力并未真正与其护军交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进行过真正的较量。当然，金军曾以迅速、隐蔽和突然的行动，打败过前来援救大凌河的明军；但如果遇到严阵以待的明军主力，他们怎么办？那时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
1631年10月19日，张春率百余名战将和四万步骑，渡过小凌河向大凌河城进逼。这支大军的行进缓慢而谨慎，一过小凌河便掘壕筑寨，排开车盾枪炮。后金的哨探很快发现了这支明军的位置，报告了皇太极。皇太极遂留下一半人马继续围困大凌河，亲自率领另一半人马前往迎击。但他看到明军兵多将广、壁垒严整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为了避免遭受太大伤亡，他下令撤回大凌河。
张春停了三天才率军继续前进。10月22日凌晨四更时分，明军起营出发。由于天色昏暗，明军进至离大凌河城15里处，才被金军哨探发觉。皇太极迅速集合人马，率满、蒙、汉军2万人迎战两倍于己之敌。
后金军来到明军阵前，见张春已将4万大军摆成防御阵形，大炮鸟枪四面排列。皇太极令骑兵分两翼从正面突阵。右翼直扑张春大营，冒着猛烈炮火冲破了明军阵地。左翼在明军炮火下伤亡惨重，未能破阵，遂拨转马头随右翼之后冲入阵中，并在张春营外重整旗鼓。然而，明军也重新部署了兵力；而且，要不是因为另外两项因素，即佟养性的大炮和明军的一次导致相反后果的行动，明军的武器优势本来会使之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正当后金骑兵在张春营外无能为力地乱转时，皇太极令佟养性率众来到明军阵地东侧，用大炮和火箭发起进攻。明军在佟养性的轰击下伤亡甚多。为了对付金军的大炮，他们乘风点燃了地上的干草。大火迅速逼向金军。但命运之神站在金军一边。当燎原大火刚要烧及佟养性的炮队之时，风力突然加大，向相反方向刮了回来，于是，大火浓烟反扑向了明军。这时，皇太极再次发起正面攻击，满洲、蒙古步骑虽然遭到明军炮火重创，但仍然奋力冲击，有的砍杀明军步卒，有的策马追杀或生擒明军骑兵。
被俘的明军将领共34人，包括张春本人。战斗结束后，他们被带至皇太极面前，依次叩拜。但轮到张春时，他坚决不跪。皇太极大怒，从身边的护军手中夺过弓箭，欲当场将其射死。代善挺身谏曰：“我前此阵获之人，何尝不收养？此人既欲以死成名，奈何杀之以遂其志乎？”其他官员也纷纷上前为其说情，众贝勒甚至跪在皇太极面前，请求看在他们的面子上饶恕这位明朝将领。最后，皇太极怒气渐消，放下弓箭，草率打发了张春。当晚，皇太极派达海以珍馔赐张春，但他拒绝说：
我死志已决，不食上之所赐。蒙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此语非我所创，乃古之定理也。
他还为崇祯皇帝辩护，说他是公正、贤明之君，只是为执政大臣所蒙骗；既而又感叹自己在朝中受大臣冷遇，并重申了为主捐躯之志。此后三天，张春绝食求死。但第三天，皇太极亲来探访，并亲手赐与酒食。张春大为感动，遂接受了“恩养”，饮食如故，以示愿为新主效忠。
皇太极成功地压抑了心中怒气，并再次施展了他那曾经征服了目前正为他攻打大凌河的孟乔芳等永平降将的个人魅力。现在，由于张春这位明朝援军统帅也已归降，皇太极手中便有了一份用来劝降祖大寿的颇有分量的名单。1631年10月31日，他令23名文武降官，各以己意写招降书，然后派遣其中一人来到大凌河城，将其交给祖大寿及另外两名守城将领何可刚和张存仁。此人到达大凌河后，被拒绝入城，遂跪于城外，向祖大寿说明了这些书信都是何人所写，以及张春全军覆没的经过。祖大寿听罢，赐之饭食，令其返回金营，并说：“尔不必再来，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
此人回到金营后，向皇太极报告了祖大寿的决心，并补充说，祖、何、张都不信任满洲人，认为投降后必死无疑，就像七八年前辽东百姓惨遭屠杀那样。于是，皇太极又一次致书城中，以消除祖大寿和其他守城将领的疑虑：
夫我国用兵，宜诛者诛之，宜宥者宥之，酌用恩威，岂能悉以告尔？至辽东人被杀，是诚有之，然心亦甚悔。其宽宥者，悉加恩养，想尔等亦已闻之矣。现在恩养之人，逃回尔国者亦少。且辽东、广宁各官，在我国者，感我收养之恩，不待命令，自整汉兵，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谅尔等亦必知之。至于永平攻克之后，不戮一人，父子夫妇，不令离散，家属财物，不令侵夺，加恩抚辑，此彼地人民所共见者。
皇太极还在书中举出许多对违反金汗禁令擅杀汉族俘虏的满、蒙贵族施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
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
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
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
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
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
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
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
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
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
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
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
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
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
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
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
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
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
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
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
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
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
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
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
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
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
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
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
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
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
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
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
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
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
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
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
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
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
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
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
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
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
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
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
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
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
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
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
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
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
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
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
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
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
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
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
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
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
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
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
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
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
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
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
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
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
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
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
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
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
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
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
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
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
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
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
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
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
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
《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
《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
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
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
《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
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
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
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
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
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
“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
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
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
同上。
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
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
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
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
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
《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
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
佟养性是开元的富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
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
《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
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
《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
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
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
同上书，第27—28页。
同上书，第32页。
同上书，第32页。
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
同上书，第36页。
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
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
同上书，第38页。
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
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
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
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
同上书，第39—40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
同上书，第43—44页。
同上书，第44页。
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
同上书，第2—3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
同上书。
同上书，第5页。
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
“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
同上书，第4页。
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
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
同上书，第8—9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
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
同上书，第10—11页。
同上书，第13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
同上书，第12—13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
同上书，第14页。
同上书，第14页。
同上书，第14—15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
《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
第十卷，第15—16、20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
同上书，第18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
同上书，第19页。
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
同上书，第20页。
同上书，第20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
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
《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
同上书，第23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
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
《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
同上书，第15—19页。
《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
《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
《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
《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
《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
《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
“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
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
登州即今山东蓬莱。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
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
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
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
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
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
《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
《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
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
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
“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
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
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
《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
《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
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
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
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
《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
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
“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
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
同上书，第154—155页。
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
《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
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
《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
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
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
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
《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
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
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
《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
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
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
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
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
《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
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
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
《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
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
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
《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
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
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
《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
《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
《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
同上书，第8页。
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
《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
《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
《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
《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
《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
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
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
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
《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
《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
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
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
《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
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
《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
同上书，第12页。
《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
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
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
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
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
《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
《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
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