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调停一举消灭国军
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
曾 振
所谓「整编」，就是「缩编」，美其名为「整编」而已。实际上是「自杀政策」。在别的国家，大战结束之后，战胜的国家几百万军人退伍还乡，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有了固定习之已久的退伍制度，政府安排了他们退伍军人的工作，并给以退伍金等等，使其安居乐业，大家高高兴兴，这时候已经没有与敌人再行作战的必要了，不需要维持部队的士气。战败国家，由于整个国家垮了，大家在强敌战胜国的压迫之下，解除了武装，军人乖乖的回家乡，退伍金等的待遇也取消了，只有各人找工作过活，政府也无法照顾他们了，他们当然心情很坏，士气沮丧，但亦无可奈何。
不过，他们无再作战的必要与可能，士气人心颓丧，无人去管他们了。当时我国情形则不然，多少年来，由于内战混乱，退伍制度没有建立，更没有退伍的习惯；在北伐成功以后，曾经为部队「编遣」问题，内战重起，扰攘了三年以上，情形已如所说。抗战胜利匆匆的来临，马歇尔匆匆来「调处」，退伍制度也还是没有建立，军人退伍后之安排工作，根本没有準备，退伍显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况且有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共），还在处处以政府为敌，到处渗透进行颠覆工作，凡是社会上有点漏洞毛病，它都要利用加速的扩大破坏，「整军」这个漏洞它当然要利用。更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国、共两军还在作战，国军经过这一缩编，士气低落，实力大减，战场上的兵力不够了。所以这种「整编」（缩编）既严重的打击了民心士气，又严重地削减了作战的兵力。而中共则始终没有「整编」、「缩编」，更进一步的大加扩编，并有苏俄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及内外蒙古支援、接应、维护、配合，美共操纵的美国政府又对中共鼓励支援并儘量打击蒋和国民政府，且在财政经济方面扼住国民政府的咽喉，这就等于把多把斧头来砍国民政府这棵孤树，岂有不被砍倒之理？
兹将国军的「整编」情形说明如下：
国军在抗战完毕时，计有正规军（作战部队；后方部队如师管区、补充兵训练处、地方部队等尚不在内。）三百五十四个师，每师兵力以一万名计算，则共计全国国军兵力为三百五十余万人。依马歇尔所提的方案（以下简称「马案」）规定国军第一期十二个月内将三百五十四个师缩编为九十个师，这一缩编实际上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其内容如下：
在整编时国军陆续开住东北接收的部队，计有二十七个师，因有任务，在行动中，没有整编。
其余在关内全国国军各部队都参加整编的，整编办法如下：
（甲）军改为「整编师」；（乙）师改为「整编旅」；（丙）「整编师」之下辖三个「整编旅」；（丁）「整编旅」之下辖两个步兵团；（戊）取消了「整编旅」的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连、野战医院，各团的输送连。
依上述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的办法，九十个「整编师」容纳了二百七十个师（编成了二百七十个「整编旅」），那么三百五十四个师减去了二百七十个师，剩下八十四个师要撤销，要解散。
还有，「整编旅」每旅编制是两个步兵团，原来师的编制每师是三个步兵团，这样，二百七十个「整编旅」又多出了二百七十个步兵团，须要撤销、解散。以三个步兵团编为一师计算，则又有九十个师要解散。前面八十四个师要撤销，八十四加九十，则国军要撤销、要解散一百七十四个师，如此，在马歇尔压力之下，国军活生生的被撤销，被解散了一百七十四个师（连特种兵和其他独立部队计算，实际上损失之兵力更超过此数甚多），为可谓惊人之至！（美国众议员周以德说是撤销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那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实际上还超过此数。）
国军整编后军中士气及社会上所受之不利影响
马歇尔来华对蒋对国民政府这一击非同小可，他这一剂毒药——「国军整编」——整垮国民政府的军事优势的毒药，硬要国民政府吞下去，造成国民政府「致命伤」和「併发癥」一齐来，其「併发癥」如下：
（一）由于制度未立，裁撤与保留之标準难期公平：就部队言，就军官个人言，大家都经过了八年抗战，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个部队先撤销，哪个部队保留，哪个人先裁掉，哪个人留任，很难定一个準则，退伍制度既未确立，退伍习惯既未养成，币值不稳定，工作难找，政府事前对于军人退伍后之生活没有安排好，退伍军人的生活就没有保障；每一个部队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荣誉感，大家认为哪个部队先被撤销，是哪个部队的不幸，哪一个军官先被编掉，他就倒楣。有的部队和个人，靠历史关係，有的部队靠长官的认识；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有妥当的标準，所以怨当局、骂政府，不平之声，到处闻之。
（二）军中降职级的不公与不平：当时规定军长降为「整编师长」；师长降为「整编旅长」；团长多了则编余或调为增设副旅长或其他职务，连排长因人数多，如果一齐编掉，以后补充困难而且可惜，因此，连长多余的就编余或降为副连长，排长多余的降为副排长，这种安排，本是「削足适履」，实在是不得已之处置，高级军官应该识大体，自然遵从，下级军官则颇不谅解，被降职的心有不平。同时国防部规定军官只准降级降职任用，不准升级，等于升迁的冻结。这样被降调与冻结的军官见军队萎缩没有前途，顿生「兔死狐悲」之感，这自然影响士气。
（三）造成国军内部派系观念复萌：国军本来是从各个派系而结合的，例如有中央派系（即蒋在北伐时的第一集团军，内中有以黄埔学生为基干的与非黄埔学生为基干的。）冯玉祥旧部所谓冯系，阎锡山旧部所谓山西部队，李宗仁部所谓桂系，还有四川部队（其中分几个派系），湘、滇、粤、黔、陕各省军队及北伐前后收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旧部，及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西北回教宁夏、青海的军队，还有共产党的共军，全国合计约四百万人，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蒋确实是费了一番苦心，把他们团结融洽起来，在他一人指挥之下努力和日军作殊死战，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在抗战期间，蒋对这些纷歧、複杂，并有一些屡次反蒋的将领和部队都不咎既往，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升迁发展，各予机会，其中除共党军队别有野心异志、另有图谋外，其余各军均能服从蒋的领导指挥，所以在八年长期抗日战争中，经过多少牺牲、危险、艰苦，都能矢勤、矢勇、必信、必忠而不动摇。但到了这时要实施「马案」而实行「整编」时，这些被撤销的部队和被编掉的个人便疑神疑鬼——疑心中央政府不公平，疑心长官不公平，怀疑中央政府藉机排除异己，排除非中央嫡系的部队，排除「杂色部队」，以致造成了军人的离心离德。
（四）「和谈」影响军心：由于和谈天天在报纸上鼓吹宣传，使人认为真正可以和平了，真正要和平了，军队和共党敌对的意识模糊了，减低了「敌忾心」。
（五）编余军官的愤怒引起了社会不安：编余的军官，可以说不是垂头丧气便是气愤不平而去的。发布一纸命令，将他们编余调为附员，依照规定给以旅费，他们校官以下到军官总队去报到（各战区都有军官总队，係国防部设的），各军官总队都收容有几千个编余军官，他们情绪很坏，在各地天天闹事，打宪兵，捣毁车站、娱乐场所，殴打交通管理人员，不守秩序等等。编余的将官则在南京孝陵卫设一个军官教育团收容之。他们也多半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的。
（六）编余军官投共：由于在抗战时期大家生活艰苦，军官大都没有积蓄，所发的资遣费，天天货币贬值，不足以维持生活与仰事俯畜，中共又加以诱惑，于是他们有许多人投奔中共那边去了。
（七）逼使伪军投共：在伪组织汪兆铭之统治区域，关内有伪军六十八万人，大部份投共；其在东北之伪军五十个团，林彪收编了。此时共军又在东北强徵当地壮丁，关内的共军又大批的开往东北，复将韩共收编，又将河北、山东、热河、察哈尔、山西等地的民众壮丁及民团强迫押往东北，将日军缴下之武器装备训练之，林彪本人初入东北，只带干部二万余人，经过上述收编扩充，陆续增至四十余万人。
「整编」确实把国民政府的国军人事「整」得一团糟，兹举一个可悲的实例如下：
武汉警备总司令部新任的参谋长吴光朝和我说：蔡甸军官总队，收容有三千余个编余军官——校尉官，该军官总队的副总队长到武汉和他说：盼望你们高级长官不要到蔡甸去，那裏的编余军官的情绪很坏，如果你们高级长官到那儿去，被他们打死了我们不负责任。后来那三千余个编余军官都不见了，投共去了。
站在写历史的立场，我们无意把国民政府和蒋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马歇尔身上，但是这把火是马歇尔放的，这是事实，我们一点也不冤枉他。当时我们国军军官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对于「整编」的动机不了解，不知道为什么「整编」，更不知道是受了马歇尔的压力而整编的，只是怨政府、怨当局。由于陈诚在重庆是军政部长，在南京是参谋总长，负责实施整编的，在实施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整」，毫无顾虑的「整」，因此怨他的人多。大家认为共党既是在各地与政府为敌，积极扩军备战，何以政府要在此时「整编」？自己把部队「整」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弄得军心瓦解，怨声载道，怒气沖天，岂不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吗？
「马歇尔方案」整垮国军是国民政府失败致命伤
政府方面的资料显示，政府不管共军的整编情形如何，国军决定仍照「马案」去整编：也许政府当局认为，就是在整编以后，国军较共军还是佔优势，即使共军叛变作战，政府军还是可以击垮共军，甚至消灭共军。但是局势演变的经过与结果，适得其反。兹将作战情形列下：
由于「马案」撤销解散了国军兵力之一半，计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等于共党不动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就凭马歇尔来「调停」替共党执行一套骗术，国民政府完全受骗，消灭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这是多么骇人听闻、多么严重的事！
兹将和谈不成国、共两军作战区域範围列下：
东北方面为东北各省加上热河；
关内北自绥远、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陕北、河南及豫、鄂、皖三省边区、苏北地区，地方辽阔，纵横数千里。东北及华北、华中各铁路交通线，绵亘万里以上。
中共的战略及作战计划与战术如下：
（1）利用马歇尔之调停，从事和平谈判，压低拉垮国民政府的全面优势，尤其要儘量削弱国军之军事力量，使其由优势转变为平衡，由平衡转变为劣势；
（2）和平谈判在政治方面：除非能组成中共能控制的联合政府，否则，中共不参加政府；和谈只是拖延时间，使中共力量壮大，绝不与国民党真正言和；和谈只是打击国民政府的手段，俾有利于共党夺取政权。
（3）军事方面：
A、与苏俄配合并在俄军支援掩护下，迅速夺取东北为第一优先，由林彪率领所属各部及关内增援之吕正操、张学诗、李运昌、万毅等部与壮丁以及韩共部队从水陆两方面向东北急进，并收编当地伪军，接收俄军所缴获日军之武器，夺取东北。
B、萧克部由山西北进，进攻绥远包头，控制平绥铁路西段。
C、聂荣臻部由察、热进佔张家口，并进攻平津，并与外蒙古军队配合作战，控制内蒙及绥、察、热地区。
D、贺龙部由晋西攻太原，佔领正太、同蒲沿线及汾河流域，并配合外蒙军进入内蒙古及绥、察、热地区作战。
E、刘伯诚佔据太行山、平汉路、豫北，并进至黄河以南、河南、鲁西、大别山区与陈毅及李先念部配合作战。
F、陈毅部从河北进入山东，控制胶济、津浦、陇海东段，两淮各地区，并以一部向、苏、浙、皖边区发展。
G、李先念部控制大别山、豫、鄂、皖边区、江汉地区，津浦、平汉南段。
H、王震部佔据湘北、赣北一带。
I、彭德怀部控制陕北地区，并向山西配合作战。
以上各部共军作战，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採取攻势作战，相机以大吃小击破国军，消耗国军兵力，破坏交通，控制广大地区，围困据点内之国军；如遇强大之国军则避免决战，而行退却战，然后绕击国军之侧方及后方。在华中及华北则牵制国军于广大地区使其不能向东北移动增援，俾东北共军作战容易。以民兵放大地域，作面的控制，围点，断线，围点打援、长距离奔袭，夜袭、埋伏，对坚固据点实施「一点两面」战术，实施「人海战术」的波状突击，重视夜间行动与情报，发动破坏战，使国军补给困难，经济陷于不利，⋯⋯尽量扩军，收编伪军，运动国军譁变投共等等。
国军逐年之军事进行概况：
（1）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抗日作战胜利，日军投降以后，整个国军人员、马匹、武器、装备、车辆补充足额，三百五十四个师，军容之盛，空前未有，士气之高昂，亦空前未有。国军所到之处，共军披靡。
兵力不敷分配，戡乱初期捕捉不到共军主力
（2）民国卅五年
是年初，马歇尔来华强行调停国共冲突，实施停战和谈，便使人心理不不免憧憬着和平即将到来，国军战志上不免受其影响；「马案」复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部队撤销解散，把在营国军「整」得支离破碎，军心士气、战力，一落千丈。然而在那「谈谈打打」、「打打停停」的局面下，剿共各战场，仍赖各级指挥官奋勇努力，犹能追奔逐北，局部的击破共军，将共军逐出某些地区，收复若干要地，控制交通线；但因受「马案」整编的影响，兵力不敷分配，国军攻击地区兵力不能形成「重点」，在广大地区，追击共军，追来追去，如推磨打圈，往往捕捉不到共军主力；有时，国军孤立的部队，反遭共军反噬而局部受到损失。例如：华中之苏北、山东、河南、豫鄂皖边区；华北之晋南、平汉北段，皆係如此，晋北国军虽曾击破集宁之共军，解大同之围，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歼灭共军之主力；张家口于十一月十日收复，陕北之榆林虽已解围，但国军因兵力不够，共军主力溜走。
是年六月第二次停战，共军兵力已扩充至八十余万人，十一月第三次停战时，共军兵力已扩增至百万人以上。
本年八月马歇尔实施对国民政府禁运，使国军美式装备的部队，不能获得补给。
（3）民国卅六年
华中方面：是年初，共军活动渐强，在苏北宿迁、鲁中峄县、向城、枣庄、莱芜吐丝口、孟良崮等地，国军局部受挫；五六月间，国军调动十五个整编师约卅六万人之兵力会攻沂蒙山区，直捣胶东共军根据地，共军退出其根据地，乘国军分途进击，兵力稍形分散之际，共军猛犯南麻之整编第十一师胡琏部，继又犯临朐之整编第八师，由于各该师兵强能战，同时国军赴援向共军之侧背攻击，共军受挫而退，国军继续进击，旋克胶东，惟以地方辽阔，兵力虽云三十余万，但仍嫌不够充份，未能形成该方面所需要之优势而包围共军主力，各整编师中间之空隙仍大，又缺乏有力之第二线跟进之兵团，以致共军主力分途乘夜色从空隙中溜走，仍然回到鲁中，因之此次攻击，未能收到歼灭共军新四军主力之效果。
国军继又将在山东之范汉杰兵团调往东北，增援锦州，以后鲁西国军亦有局部损失。旋共军刘伯承回窜大别山区，虽经国军围剿，亦因兵力不足，刘部复行北窜。
在陕西之国军胡宗南部于是年三月下旬攻克延安，但共军主力避免决战，钻隙流窜，避实击虚，此役未能歼灭共军之主力，亦以国军兵力不充足之故。
在华北之平汉北段及平绥、正太、同蒲、津浦北段、北宁各铁路上，国军在各铁路沿线控制交通及各要点，共军屡来攻击，经国军击退，但以兵力不够，未能主动深入歼灭共军主力。
在山西南部之运城、乡甯等地曾发生局部之攻防战，国军由于兵力不够，局部失利。陕北榆林国军第二次解围，但以兵力不足，仅能自保，共军退走，未能歼灭。
本年以上各地作战，无论攻防，皆因兵力不足，不能形成重点，胜不能扩张战果歼灭共军主力，兵力较弱或兵力分散之处，反遭共军各个击破。
（4）民国卅七年
戡乱后期，兵力不足国军被迫採取守势
是年，共军野战军之兵力，已经扩增到两百多万人。国军则损耗日多，受损之部队，新补充的兵，训练不够即上战场，造成士气不振，部队中之官兵连年征战，日形疲惫，轻重武器损失，补充来源困难；国军部队原来有三十九个师是美式装备，枪炮及弹药皆美国製造，这些部队连年作战弹药告罄，须要美国赶运弹药补给，否则此项武器等于废铁；可是马歇尔唯恐致国民政府于死地不能达到目的，于卅五年八月开始实施对国民政府禁运军用物资（禁运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实施，延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约十个月。柯克上将说：「于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马歇尔亲自告诉他说：『由于实施禁运，我们实际上是先为中国国民政府提供武器，然后又解除他们的武装。』抗日胜利后，中国财政经济尚能维持，但由于戡乱军事开支浩繁，同时中共又暗中破坏政府经济，在上海、天津各地，屯积物资，散布谣言，使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寻求贷款，又被美国左倾的国务院及财政部扼杀，毫无结果，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日益加剧。
在战场上，由于共军增加，国军损耗，国军兵力愈感不敷，孤立据点，愈难支援：胶济路上之周村、昌乐、潍县四月陷落；开封六月陷落；七月初，鲁西及黄泛区国军作战局部失利；三月中旬，洛阳失陷；七月三日，襄阳失陷；同月，兖州失陷；九月廿四日，济南失陷；是年冬，乃有徐蚌会战。
华北方面：本年初，保定绥署（傅作义）与张垣绥署（孙连仲）合併，成立华北剿总，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华北作战，由于兵力不够，不能大规模地主动包围共军主力而行歼灭战；国军的战略也如在华中一样，集结主力于战略要点及交通线上，有时主动攻击共军，但共军见国军优势时即避免决战，国军追之，即分途逃窜，推磨打圈，东边追到西边，西边追到东边，不能捕捉共军主力而行歼灭战。因此，国军往往採取攻势防御态势，等待共军接近时，即转取攻势。是年，平汉路北段平保间，屡有激战，年初，共军来犯，国军将其击退，共军主力退往西方山地。察南、晋北，三月至五月，国军曾击退共军对张家口及大同之进犯，但国军因兵力不足，未能予以击破。
热西方面，六月下旬，国军曾击退承德外围共军，解承德之围，亦以兵力不够，共军主力溜走。
六月中旬，共军攻北宁线关内段，当经击退。七月中旬，平保线战事复起，国军在涞水、定兴、徐水失利，三地失陷，经国军合力反攻，共军退走。
七月间，国军曾扫蕩冀东，颇有成效，但因兵力不充足，共军溜走。
以上华北各地之作战，皆因「马案」之整编将国军削减一半以上，兵力不足，不能予共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又以兵力不断消耗，共军日形壮大，国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此时东北国军崩溃，华北感受压力愈重。十月，平绥线作战复起，国军作战不利，包头作战虽互有进退，但十二月中旬，张北失陷，下旬，新保安、张家口相继失陷。
平津方面：在东北战事失利之时，国防部曾电傅作义，以一部守北平，主力防守天津、塘沽、大沽，保持海口与海运之畅通；以便不得已时，从海上撤退，移师南方；但傅作义不从，不愿放弃平绥路东段、张垣、宣化，居庸关等地，俟林彪部共军入关，遮断平绥路，该地国军遂告崩溃。
迨林彪部共军攻陷天津时，傅作义遂投共。
山西方面：临汾五月中旬失陷，太原共军徐向前、贺龙会合围攻太原，自七月初起，战斗月余，太原城由孙楚总司令指挥力战，共军死伤重大不支，但仍继续围攻，至卅八年四月，共军大举增援，调集林彪部三个军，聂荣臻五个军，傅作义部四个师，炮兵五个团（合大小炮三千余门）约廿三万人，又由各地调来民兵五十万，连同原有攻城共军，约计七十余万人，由彭德怀指挥，并使用毒气，至四月下旬，城内外工事尽毁，国军官兵多于战斗中阵亡；最后，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厚以下五百人集体自杀，太原遂告陷落。梁敦厚果然「敦厚」！不负阎锡山及国民政府付託之重；其所属五百人皆死焉，在人慾横流，人怀苟且之心的今世，实属罕见，与古时田横五百人自杀之故事相同，有足多者！台北圆山现有太原五百完人祠及象徵的冢墓。
综观上述三年余之作战情形，便知自卅四年秋季，国军抗战胜利以后，兵力强大，士气高昂，装备训练均优，军势之盛，空前未有；共军力量不过是国军力量十份之一（按实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在内计算）。国军所向披靡；但自卅五年春季马歇尔来华以后，藉调处和谈为名，实行俄共、美共、中共阴谋横施压力，硬迫使国民政府，将国军优势拉倒，编掉解散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之兵力，而共军不但不减少，反而扩充壮大；并由于这一「整编」，将国军在营之军心士气整垮，战力大减，又在当初，国军对共军作战胜利追击、可以大规模的歼灭共军主力之际，马歇尔却一手挡住，国军不得前进，让共军逃去，等他们扩编準备好了以后再战。同时要求将长城要隘之张家口交由共军控制，以便共军向东北进出，使共军在东北壮大，并便于与内外蒙古联係作战。（还有马歇尔最奇妙的说要替共党在张家口设立一所小型的「西点军校」训练共军）。（见柯贝博士书）
由于「马案」实施，撤销解散了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华中、华北、西北各战场，都因兵力不足追奔驰逐，守点守线，没有一处集结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彻底对共军主力施行包围攻击与扫蕩，在战略战术上说，这是违反了「重点原则」和「集中原则」。在卅五年由于共军滋长不及，国军尚能主动攻击、追逐，但是追来追去，共军往往避开国军，隐匿失去蹤迹，以致未能歼灭共军主力。但到了卅六年共军兵力大增，战场上，孤立的或分散的国军，往往遭受共军伏击，袭击，受到损失，迨国军有力强大部队赶到，共军又远飏。本年国军在华中虽曾集中兵力行重点攻击，但所谓「集中」、「重点」，仍然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是不彻底之行动，不是绝对的优势，所以不能击破共军，战场上形成了一种僵持状态。至卅七年国军损失消耗愈多，补充、补给不断，财政状况恶劣，共军兵力大增，自始至终，美国又力加鼓励共党抢夺政权，断绝对国民政府的支援并施行禁运及多方面的打击，于是国军渐佔下风，迄至是年冬，形势愈为不利。此无他，国军开始时之优势即被「马案」摧毁，颓势造成，「形势比人强」，无法挽救，因此每下愈况也。
马歇尔是大陆陷共的罪魁祸首
在东北方面：开始的「引狼入室」，是美国出卖中国缔结雅尔达协定种下祸根，罗斯福开其端，马歇尔促其成，这当然还是要「感谢」日本侵略中国造成其局势于先。
在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接收东北，至卅五年（一九四六）十月十一日，国军已掌握辽宁、辽北、吉林、热河、安东诸省；只以受马歇尔之「调处」影响及共军受俄军之庇护卵翼支援、关内共军及壮丁（民兵）不断增援补充、韩共之参加共军、与乎东北伪军之被中共收编，于是东北共军力量很快壮大；同时国军作战之消耗未及补充，美式装备因马歇尔的禁运而补给困难而中断，只有临时部份改换日式武器及本国武器，种种原因，战力士气，因之锐减。
至卅六年以还，共军先后发动六次攻势。第一次至第四次，仅使用一部份兵力，对长春及通化等要点，行有限目标之攻击；第五次及第六次均为全面之总攻，企图一举攻略瀋阳；共军历次之攻击，虽经国军先后予以痛击，确保战略要点；但在整个战略上，则形势日促，已由主动转变为被动，自四平战后，国军放弃安东、热东、辽东、演成吉长、四平之形势孤立。
至卅七年一月下旬，共军发动第七次攻势，二月七日，辽阳失陷，十六日鞍山陷落，下旬营口陷落，廿八日开原陷落，三月十二日四平失陷。
三月九日，在吉林之第六十军撤回长春，自五月以后，共军即包围长春，守军新七军及第六十军与共军力战，至八月初，城内军民粮尽，饥疲万状，共军乃发动政治攻势，挑拨第六十军与新七军（后改为一0二军）之感情，十月十九日，第六十军倒戈，新七军被缴械，副总司令郑洞国率两个特务营，坚守银行大楼，最后郑洞国投降。
在卅七年七月，国军曾以新一、新三、第五十二军对辽南扫蕩，但以兵力有限，收效甚微。
是年九、十月间，共军以二十余万之兵力，围攻锦州，范汉杰兵团力战，由于国军自瀋阳及锦西两方面前往增援之部队被截击不得前进，十月中旬，锦州失陷。
当锦州战起，瀋阳东北剿总以四九、七一、八0、八三、八五共计五个军组织西进兵团归廖耀湘指挥，十月五日西进，至廿六日，以锦州既陷，乃向东折回瀋阳，但被共军邀击，败彰武、黑山地区；同时，共军围攻瀋阳，并展开政治攻势，国军新卅、暂五十三师及瀋阳第一守备纵队被共军诱降，十一月二日，瀋阳沦陷。杜聿明在葫芦岛之军队十三万余人及义民三千，军品二千吨从海上撤出。
东北情形。既如上述，瀋阳陷后，林彪部共军四十余万人稍加整顿，匆匆入关；华北局势，已如前述，骤遭共军林彪部加在华北之重大压力，平绥路战况恶化，天津亦失陷，北平之傅作义，经共方之政治攻势劝诱，遂即投降。
东北及平津既失，共军大部份可南下，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国军在指挥方面固有若干错误与乎作战次长刘斐等人大量出卖军事机密因而陷于不利，但徐蚌会战并不是国、共两军成败之决定因素；很显然的，东北作战乃是决定性之因素，因东北失败，东北共军入关，对华北国军予以决定性之打击，华北傅作义部既已投降，共军大部南下，徐蚌国军全部不过四十余万人，岂能长久支撑挽回既倒之狂澜乎？因此，徐蚌会战之失败，乃迟早之问题耳！而自整个局势观之，国军之失败，乃由于马歇尔来华执行共党阴谋整垮国军之优势，乃其基本原因也。
假如马歇尔不来中国，中共不致有恃无恐，态度决不致如此蛮横，一切要听他的。
假如马歇尔不来，国军一百八十个师不致被撤销解散，部队必然是士气高昂，战力完整充实。即令和平谈判不成，必须武力解决时，以这一百八十个师，无论使用到哪一方面，哪一方面便形成重点，保持绝对优势，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再具体的说：假如在抗战胜利以后，没有美国来干涉内政，马歇尔——这个刽子手不来破坏拉垮中国国民政府的全面优势的话，中国政府所有三百五十四个师，以三十个师进入东北，接收到瀋阳为止，收编全部伪军及东北义勇军，稳定东北局势；以八十个师控制黄河以北至长城一带各要地，相机扑灭当地共军，并支援东北国军作战；其余二百四十四个师以四十个师为总预备队机动使用，以两百个师编为二十个兵团，分由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先保持重点于陕北，豫西方面，肃清各该地区之共军；以一部监视黄河以北共军，不使南渡，主力扑灭豫、鄂、皖边区及豫东、鄂东共军，再东进而歼灭苏北山东之共军。随即北渡黄河，与华北国军协力消灭黄河以北之共军；再后，挥军出长城，饮马辽河、松花江，解决东北问题，完成独立、自由、民主、大统一之新中国，只要此项军事进展成功，即使美国停止财政支援及对华禁运，或竟支援中共，亦不致动摇国民政府；只须国人束紧腰带，自力更生，自立自强，不靠别人，必能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苏俄赤化征服中国的野心便无由达成，共产政治又岂能推行于大陆，中国大陆人民亦不致遭受空前未有之灾祸，日后韩战、越战亦不致发生。
附录：国家财政、难以负担720万官兵的虚额粮饷
〔编按：这是陈诚覆林蔚函件有关「整军」（指裁撤国军180多个师）问题的自辩词〕
整军：此问题之政策与原则，均在弟未到中央以前所决定。弟到中央仅负执行之责。而当时实际负责执行者，尚在陆军总部。此事就政策言，绝对正确；就执行言，亦无多大错误。然今日反对整军者，亦即当时反对中央不整军之人。出尔反尔，所谓伪君子最难处，其指此辈之谓乎？弟尚记得，当时大家均认为整军绝对需要，但绝对困难，而不整军，则绝对危险。一直至敌人打到贵阳，大家才下决心，与其坐而待亡，何如克服整军之困难？但当时又谁肯任此劳怨？再检讨整军，究竟裁了多少兵？实际上只是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而已。换一句话讲，如不裁併机关与空头单位，如何充实国军？同时国家财政，如此困难，人民生活，如此痛苦，能否负担七百二十万人的虚额粮饷？
修路者的血汗与泪
——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中共破坏铁路交通见闻
凌鸿勋[1]
在日本侵华的期间，日方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在华北，而抗战后期傀儡组织则在南京。后来侵华的军事指挥总部也在南京。在北平与南京两个重心之间，原有一条津浦铁路大干线，又北平与长江重镇武汉之间又有一条平汉铁路大干线。抗战末期日本的力量已是强弩之末，这两条铁路交通已不甚灵活，平汉铁路曾遭受破坏，元氏至临洺关之间一百十多公里一段已遭拆毁。津浦铁路也没有经常的维护保养，但仍照常通车。到了日本降，中国陆军总司令在南京受降之后，最急切的问题莫过于使国军迅速开赴华北与东北受降和接防。特别是东北方面，自九一八以来即给敌伪盘踞十几年，日本投降后又给苏俄捷足先登，派兵入踞，我国急待派军至东北，以免夜长梦多。因此恢复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的确是当时最为迫切之事。
日本係三十四年八月十日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请降。当时交通部深知交通问题必定是一件受降后的主要课题，即于八月二十日派由技监韦以黻率领的一队人员随同中国陆军何总司令应钦飞赴芷江，转往南京。又于廿六日续备民航机三架，载运接收人员数十人，及法币八吨（价值数目若干不记忆），飞芷江转南京。何总司令是九月九日在南京受降。经过八年之艰苦抗战，受降后的善后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关于铁路交通问题，那时知道平汉铁路中间一段断了许久，不是短时间所能修复。至另外一条更关重要的津浦铁路虽然失于维护，而且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即已停止行车，但在物质上却较易于修复。因此交通部的俞部长（飞鹏）决定由他和我（时作者任交通部次长）分头出发。他亲自出马去督促平汉铁路的修复，而把那时所认为较容易的恢复津浦铁路工作交给我去督促。
共军开始破坏铁路
三十四年的十月十日，正当首都庆祝胜利后第一次的国庆，我就从重庆带了些人员和準备为修路用的一亿元钞票飞到南京。当日谒见何总司令。那知早已潜伏在苏北的中共新四军，正于十月八日起发动对津浦铁路南段施以破坏。起先破坏是在离浦口不远的沙河集，张八岭一带，其后渐到了蚌埠的南北各段，徐州且被共军围困。我方出动修路的员工日间把路修好，但共匪则于天黑后出来破坏。其始是拆钢轨，烧枕木，掘路基，偶尔炸坏几孔小桥，后来则破坏的规模愈来愈兇，较大的铁桥也被炸毁。我方修路员工没有军队的保护，祇有随带几名没有实力的路警，以致入夜之后，共匪即出没于路上，十足土匪的行为。共匪的目的自然是破坏南北交通孔道，阻碍国军的接防华北。因为苏俄其时正陆续在我东北扩张其势力，并掠夺大量物资，阻我接防军队在天津秦皇岛以及大连营口等地登陆。在苏共配合工作之下，国军遂无法由陆路或水路至华北接防。至于战时难民之还乡，与民生日用货物之运转，更不是中共心中的事。
由这个时候起，一直几个月，不要说通车济南或徐州，即在徐州以南以至浦口的一段已是修修坏坏，坏坏修修，迄无宁日。人力不必问，修路的钢轨枕木大量消耗，一时已无法补充。当初对此路修复尚抱乐观，至是情形乃愈演愈严重。不但交通难以恢复，且国共双方之军事冲突日益尖锐。十月廿二日共产党宣言退出长江以南，惟苏北鲁南则更紧。九月间政府原已邀请中共头目到重庆商谈。十月十一日政府且公布与中共会议纪录十二项，决定由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方将交通频遭破坏事在重庆向中共质询。中共虽遁辞知穷，但亦不得要领。而华北交通除津浦外，如胶济，如陇海，如平汉，如正太，亦时遭破坏。甚至拔去轨道或道钉，使列车出轨，伤毙旅客，在所不顾。至于东北各路则另由苏军盘踞，不允由国军接管，中央更感鞭长莫及。此为马帅到华以前三个月间的局面。
马歇尔来华调处
十一月廿七日美国宣布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特派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元帅为杜鲁门总统特使，出任国共调人。十二月十六日马帅由美国飞抵上海，廿二日飞抵重庆。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头目周恩来叶剑英陆定一等则已先于十二月十六日由延安来到重庆。过了民国三十五年的元旦未几日，三方在重庆决定，由政府代表一人，中共代表一人，及马帅本人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为最高的调处机关。一月七日首次正式会谈，政治协商会议则于一月十日在重庆开幕，其主题为有关国民政府改组事。是日政府下第一次停止冲突命令。除第一项规定一切战斗调动须立即停止外，第三项则规定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国共军队均须撤离路线，而以路警代之。所有妨碍交通之一切障碍物应即拆除。共方所谓障碍物乃指日据时代沿路所建之护路碉堡而言，此项碉堡后为我方修路时用以资防卫，共方乃坚持必须拆除，以便利其破坏工作之进展。我方为勉从美方之意，同意下此命令，在文字上看来，修复交通自应将所有障碍物除去。其时我方準备集中力量修复津浦、平汉、胶济、陇海、平绥五大路，期于三十五年二月底通车。
希望儘管如此，事实上则停战命令方生效，协商会议正进行，而共军攻势并不已。连日正太铁路列车触雷，共军复攻陷津浦铁路之连镇东光等站，修路人员到工地后不能工作。一月十九日共军复攻陷泊头，津浦铁路员工退集沧州，修路事益陷于停顿。一月廿三日我由南京乘坐津浦车至蚌埠及徐州两地，商询修路各事，复回南京改乘一架飞机过徐州，后沿津浦铁路低飞视察沿线给共军破坏情况，顺道到北平。其时军事调处执行部係以北平为中心，我就趁此和执行部我方的代表接洽一下有关修路之事。
三十五年一月卅一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通过了一项和平建国纲领，对国府委员名额分配未得协议，共方要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控制权。对于交通则坚持参加护路，所有修复之路段须归其管理。于是双方距离益远，修路之事更不是就地所能解决。
文字上协议的达成
二月九日，张治中周恩来及美方白鲁特少将曾在重庆作一次之商议，建议事项：1. 长江以北山海关以南各铁路设一管理总机构，受北平调处执行部之指挥。2. 执行部内设铁路管理组，在外路设八个小组，每组各为三人。3. 国共军队各保护其路段。4. 行车秩序归路警维持。我在南京得悉后随即飞赴重庆，与张治中接洽，我方对第一点表示未能同意，认为交通部在北平既设有平津区铁路局，无另设总机构之必要。惟其时军事调处行部郑介民叶剑英及美方罗伯森三委员已在马歇尔张群及周恩来三代表核准之下，发出两项项重要文件：公字甲号与公字丙号
公字甲号似係原则性，而丙号则係细节问题。公字甲号文字上有点近于外交辞令。明知道不好办的事，总想在文字上得一结果。但就文字上说，似乎修复铁路祇是国府单方的责任，而与共方无关。金钱的筹措，材料的接济，都是我方的事。破坏铁路似乎是共方的权利，不再破坏是请他把权利放弃一下。至于共方则根本不愿意恢复交通。因为交通一恢复，则共方即不能达到阻碍国家统一瘫痪国家经济的大目的。与共方谈恢复交通，何异于与虎谋皮。此类命令早知不会有效执行。
共方坚持要政府付钱购买共军拆卸的铁轨枕木
因有此项重要文件的发布，华北各铁路局长即于二月十四日在北平集议，商讨如何加紧修路及筹集款料之事。交通部亦即于二月十五日加派华北区铁路局长石志仁为交通部驻平特派员，并指定其为交通部之代表，负责与执行部联繫。自后津浦北段之冯家口，南段之运河桥，平绥路之青龙桥，胶济路之张店博山，均开工修路。惟平汉路之石家庄仍不能开工。陇海中段其时尚没有受军事影响，中牟黄河及黑石关洛河两大临时桥均告修复通车。
执行部命令发出还不到一个月，共方对于修路已故意为难，阻碍横生。三月四日，津浦北段修路工程师邵仲雄在南霞口为共军扣留，由伪局长王焕章传见，提出下列各点：1.沿线杂伪军由共方解决。2.由中共参加管理铁路。3.沿线为共方所拆下之轨道材料须备款向中共的合作社购买。三月八日，泰安万德两站被共军强行接收，劫去现钞二百余万元。共方且在泰安成立济兖铁路办事处，强制接收各段站。似此路是共方破坏的，钢轨材料是共方取去的，修路是政府的事，需要的材料要备价向共方买回，路修好后听归共方去管理，站上的钱要给共方拿去，天下事那有这个道理？
我为了修路事有一点希望，因于三月十四日到了徐州，转车到开封郑州，与当地军政长官和各路局的主管人员接洽一切。那时平汉铁路安阳方面仍无法动工，陇海东段则尚可进行修复。到了廿四那天由徐州以东至白塔埠一大段居然修通。当然路是共方所毁的，而修复则全是我方的担负。
正当华北进行修复铁路之际，四月九日东北共军攻入哈尔滨，十七日进入长春市区，东北的军事起了甚大的变化。关外在国军控制下之铁路亦迭遭破坏。其时马帅正回美国述职后返华，俞大维氏又以军政部次长转任交通部长，自后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政府的代表遂改由俞氏担任。俞氏在军政部期间已与马帅有接触，兹复以交通部长资格担任恢复交通问题的商谈，自属甚为理想，俞氏于五月廿三日到部任事。时值国军收复四平街，并进驻长春，嗣又收复吉林。俞氏斯时忙于奔走。马帅方面关于交通之事指定由希尔上校为主要联络接洽之人，交通部方面则由我与路政司萨司长福均，及由平到京之平津区石局长志仁商洽办理，与马帅方面每日接触频繁。
正在中共军在东北受着挫折的时候，马帅又要求蒋主席于六月六日下令东北停战十五天，使中共再获得机会，确实履行其以前签订的协定。并指示在此十五天内对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展必须获得完满之解决。其时希尔上校曾把马帅与周恩来关于交通问题之谈话纪录交来，其中要点仍不外1.拆除铁路沿线碉堡，2.修复铁路后不再用以运军队，3.修复后之管理问题。自后我等日与希尔上校商拟细节，希尔则以极审慎的态度逐日奔走于双方。
六月十五日，军事三人代表签订一件东北停战协定，但中共藉停火令的颁布，再事重整旂鼓。不但在东北到处攻击，即关内山东方面，发动全面攻势，韩庄的运河桥甫经修复又遭共方炸毁。在此情况下更没有修路的可能。十五天的停战期满，马帅更要求国府主席将停战期限延至六月底，俾予共党以更大的机会，期对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等问题获得完满解决。
共方坚持拆毁铁路线碉堡、修复后铁路归其管理
在这个停战期间俞部长大维约了我和路政司萨司长福均、石局长志仁，于六月廿三廿四两日到南京宁海路马帅行馆，与共方举行恢复交通正式会议。宁海路是南京新闢住宅区裏的一条干路，五号又是一所建筑相当伟大的私人住宅，环境极为优美。自从卅五年五月五日正式还都，马帅由重庆迁到南京，即以这裏为行馆，时常冠盖云集。那天我们是在客厅裏一张长桌子上会谈。长桌子的一端坐着马帅，马帅的右方坐着国府的代表们，左方坐着共方的代表们。俞部长的对面是周恩来，我的对面是滕代远，萨司长的对面是黄逸峰，石局长的对面是章文晋。会议的主题自然是关于恢复交通。马帅坐了主席的位子，依然表情严肃。俞部长说话不多，说必中肯。周恩来态度傲慢，时出恶声。滕代远这人我没见过，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名字，他始终一言不发。黄逸峰曾在京沪沪杭甬铁路任过事，铁路稍有认识，对我的过去似乎很清楚，常提及我从前修筑粤汉铁路和三段统一之事，说话较轻鬆随便。章文晋则是一个翻译，就外表来说，到还文雅。这次会议依然是几个旧问题。共方要拆去沿线的碉堡。黄逸峰甚至夸说共方可担任拆除全国各铁路沿线的碉堡，可谓狂妄之至。至于修复后的铁路归其管理，我方绝难赞同。至于共方交还所拆下的路轨材料，则始终支吾其词。六月下旬正是南京开始酷热之时，马帅不断的喝冰水，也不断的徵询双方的意见。廿三的一天讨论不完，廿四又再来一天。翻来覆去，总是纠缠着几个问题。经过了两日的谈判，总算通过了办法条文七条，获得文字上之协议。此不过马帅返华后在停战期间的一连串会议的一种，此外自更有重要的政治及军事各会议，也在六月中旬下旬内不断的进行。
共方对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自然没有一点诚意，对于开会祇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所以打打又停停，停停又打打。对于交通破坏了稍修复，修复了又破坏，又是自然之理。在此停战阶段期间，七月一日正太铁路居然修复通车，而粤汉铁路那时未受共军破坏影响，祇是日军留下的破坏，亦于七月一日全路修复通车，此为近月来交通上一点曙光。
惟七月八日起津浦北段又有毁路之事，同时美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工作人员竟去电美国阻止救济物资运华，总署乃宣布暂时停运。该署在华分署不少亲共份子，影响美国政策甚大，因此有一时期所有恢复铁路之物资不能运赴长江以北应用，这又是共产党的一次胜利。
共军大肆破坏铁路 马歇尔故意庇护中共
自赫尔利将军离华后，美国驻华大使一直虚悬，经马帅之保荐，美国乃派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正在斯时（卅五年七月中旬）。时局又紧张，各地战事皆起。苏北如皋扬州等地有事，津浦铁路南段张八岭嘉山管店一带铁路又遭破坏。
八月一日起共军又在方始修复不久之正太铁路榆次至娘子关一段施行全面破坏，白羊墅站已为共军佔领。自后之半月间，正太同蒲两铁路已全面被破坏。共军又扰陇海路，黄口杨楼一带又迭受破坏。胶济铁路一面限期抢修，一面继续破坏。八月十四陇海路码山李庄兴隆罗王等站失陷，徐州开封间全段不通。八月十七日中共在延安广播动员，如此再有何修路可言。
九月八日多事的正太路居然修复试车。廿三日陇海路开封徐州段又修复通车。但才五日，兰封罗王等站又被炸毁，列车出轨。十月一日共军又开始破坏平汉铁路北段，保定南北被袭，津浦铁路泰安南北亦被破坏，而和平谈判仍在日日进行。十月七日平绥铁路西段由绥远抢修至大同。计自胜利以来平绥路的抢修比较顺利，沿线军纪甚好。
十月十日国军收复赤峰，进逼张家口。十一日国军进入张家口。十六日国府蒋主席发表声明。重申政府期致和平的诚意。十一月一日津浦铁路徐州至临城段修复通车。为国民大会将要召开，十一月八日蒋主席再下令停战。十一日平绥铁路北平至张家口试通列车。十五日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共产党虽拒绝参加，且撤退代表团以示不合作，但其兇焰亦稍杀。十二月十二日胶济铁路在丈岭附近修复接轨全路通车。
十三日平绥铁路大同至张家口接轨，由是平绥全路复通。十五中牟陇海路黄河便桥通车。十六北平至保定又告复修通车。此为制宪期间恢复铁路交通工作上一难得的进展。
马帅正为调处国共冲突感觉到走头无路之时，美国杜鲁门总统忽调其返国，荣任国务卿之职。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马帅遂离南京飞返美国。临行发表对中国局势的感想，其来华任务至是告一段落。
马帅归国任国务卿后，对于美国今后对华政策影响更大。是月月底，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及三人小组，今后的铁路交通依然是无法恢复。
综计民国三十五年一整年为马帅进行调处最重要的一年，亦为破坏交通以及抢修铁路最多事的一年。这一年中，铁路轨道被破坏合共一千四百九十二公里，大小桥樑被破坏一千三百八十四座，车站一百二十七处。修复方面，计修好轨道一千五百九十四公里（一部份在长江以南不是共军所破坏），桥樑三百九十三座，车站二十二处。
同一年间铁路用款用于抢修者法币六百三十亿元，用于修复者一千三百三十九亿元，用于整理者二百三十四亿元。财力物力的无谓消耗如此。至于人力，则我眼见数以千百计的员工日夜为恢复交通而与恶势力搏斗。在材料与设备十分缺乏情形之下，用其万能之双手，以接驳此柔肠寸断的交通路线，其中员工不乏为中共所掳去，抢毙、毒打、威逼、幽禁，或在工作地点跌倒、压伤，或积劳得病，仍不顾血汗与泪水来尽其职守，这群无名英雄当不至给人忘记。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总第2期）
苏联将日製、美製精良武器增援中共
姚 遥
日本投降和「关东军」缴械，是中共武装部队踏上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在一九四五年末到一九四六年初的那几个月裏，如果没有「关东军」的全套装备，加上「满洲国」部队、韩共部队和一部份关东军残余人马「楚材晋用」，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是绝不可能那么迅速地成长为一支「连战皆捷，愈打愈强」的四十万大军的。
关东军的武库装备了共军七个机械化兵团
根据中共自己的记载：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他们的延安总部，便抽调了主力部队和干部十余万人，分兵六路，进入东北和内蒙一带。
当时奉命出关的部队，是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万毅、张学诗各军。
这些队伍，虽然一向被中共视为「主力部队」，但在出关以前，装备上依然是既旧又差更杂。当时负责「保卫党中央和主席」的汪东兴支队，武器总应是全军中第一流了吧。然而，据毛的卫士长阎长林，在他们的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中透露：他们一共祇有四个连的兵力，除掉「几百条步枪」以外，「连一门小炮都没有。只是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担任警戒的部队，才会让一个排，带着三挺机关枪，去向敌人迎头痛击。因此，那些装备比「中央警卫」部队还要差些的「主力部队」，自然更不会有多少重武器；基本还没有具备从事「火力战」、「攻坚战」和炮战的条件。
当时，日本在中国的部队，已经奉到了中国统帅部的命令，「不准向未指定的部队擅自投降，或让防」。所以，在全国各战区内，真正向中共部队缴械投降了的日本部队，一共只有山东泰安车站的一个步兵中队，以及驻扎在陇海路东段瓦窠的一个炮兵中队而已。
长城以外的情形，可就完全不同了。那裏的关东军，一共有廿四个师，都是向苏联红军缴械投降的。他们交出来的各种装备，据官方统计有：
步枪，三十万枝
机关枪，一三八二五挺
大炮，三六六二门
战车，三六九辆
装甲汽车，三五辆
飞机，九二五架
卡车，三0七八辆
各式汽车，二三00辆
拖车，一二五辆
指挥车，二八七辆
特种车，八一五辆
辎重车，二一0八四辆
骡子，一七四九七匹
无线电报机，一三三座
马匹，一0四七七七匹
手榴弹，一一0五二颗
军用品仓库，七四二座
这个统计数字，还只是包括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以前解除的武装，要比实际缴械的总数低一些的。
莫斯科电台坦承苏军把3700门大炮
800多架收音机移交给共军
根据莫斯科电台，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日广播的「兄弟援助」这个节目中透露：当年进入东北的苏联部队，一共有三个方面军。仅只其中的两个，就缴获关东军这样多的装备：
大炮三七00门
战车六00辆
飞机八00余架
机关枪约一二000挺
军用品仓库八六0座
其中，战车，大炮和仓库的数字，都要比前一个统计多些。
这些东西，正像莫斯科电台，在那广播中所着重指出来的一样：
「苏军把从关东军那裏缴来的一切武器，都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从各方面的佐证看来，这倒不是莫斯科的丑表功，而是有真凭实据的。
那时，从重庆派去的东北行营，一再请苏军总部，把从「关东军」缴来的武器，移交给它。但却一再不得要领，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才收到了苏军的一封正式通知道：
现在根据两国同盟友好条约，将所有关东车武器，交与贵国。
计开：步枪，三千枝
马刀，一四八把
上列武器，现存哈尔滨，请即派专人前往提取。
不谈重武器和机械化装备，就是光以步枪而论，苏军在这裏答应移交的，也只不过是总数的百份之一；而他们又绝对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加强自己的火力，因为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关东军」佔很大的优势；光是在飞机数量上，就强大三十倍，在战车上，更是四十三倍之多。焉有再垂涎于「关东军」这一堆「老爷货」之理？
更何况苏军在「对轴心国作战」的招牌之下，早已利用「租借法案」，向美国取来了这样一大批的重要装备：
战车，七0六五辆
高射炮，八二一八门
飞机，一四八三四架
军用卡车，三八五八八三辆
吉普车，五一五0三辆
军舰（轻巡洋舰级以下），五百艘
万吨级货轮，九五艘
无线电台，一六000座
绝不至于可怜得像中共当年的游击队伍一样，完全要靠「抢敌人的枪炮，来充实自己的武装。」
中共在出关之前，既然连大炮都很少，战车和火箭筒一类的武器，当然更不会有几个。但是，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就在东北一口气成立了七个机械化兵团；而且在北满的佳木斯，正式开办了培养装甲兵干部的学校，训练营和教育班！——姑且撇开干部的问题不谈，光是战车的来源，就大大值得研究。它们总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吧！
美国援苏先进武器打垮了装备窳劣的新一、新六军
炮兵也是一样，居然在剎那之间，就成立了一系列「独立炮兵旅。每旅所拥有的火炮，至少也在一0八门以上。」这些炮又是从哪裏来的？
空军，一向是中共最弱的一环，只有两三架「摆样子」的东西。谁知一到东北，也立刻变成了「见风就长」，马上耀武扬威地成立了「空军」这个兵种，而且在齐齐哈尔和苏联的伯力，开办了「军事航空学校」。那些涂着红星，在东北上空飞来飞去的军用机，当然不会是美国直接送给他们的。
在步兵的装备方面，改善之速，也绝不是光靠「抢敌人的武器」，就可以做到的。中共其所以能在战场上打垮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这些王牌队伍，「人海战术」固然是一个因素；火力上的不相伯仲，大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时，这些「王牌队伍」的装备，比日本投入太平洋战争的主力师团，还要优越得多。据说：每一个师都拥有。
轻机枪，约四百挺
重机枪，约七十挺
卡宾枪与自动步枪，约一千六百枝
掷弹筒，约四百具
步兵炮，三六门
防战车炮，一八门
榴弹炮与山野炮，重迫击炮，共约七十门
高射炮，约四十门
巴楚卡，约六十具
轻战车与装甲汽车，约六十辆
中共那些一向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如果没有天外飞来一大批新式武器的话，又如何能在眨眼之间，就「迎头赶上」了当时火力最强的中央军「王牌」？
苏联有武器交给中共的证据，有底案可查的，至少有下面这几次：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派了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的作战参谋果征卡，到海拉尔去，从苏联军手裏接收来了一二00箱缴械来的日本步枪，一二八000发炮弹。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康凯，接收了瀋阳日军和满洲国部队的全部武器。
十天之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又带了一支部队到瀋阳来，用日军仓库中的武器，装备了自己。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共「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供应处长刘品生，奉令到安达县和小嵩子一带接收缴来的全部日本武器。
此外，张学诗、万毅、周保中、李兆麟、吕正操、李运昌、王明贵等中共部队，以及「民主联军」的「朝鲜支队」，渡海而来的「山东兵团」，都分别在佳木斯、嫩江、安北、瀋阳，从苏军手裏接收了大批武器，来装备自己。
甚至于连中共的海军和两栖部队，也都是在这时候，以暴发户的姿势诞生的。只不过把训练的中心，暂时放在苏联的史巴斯克而已。
那时，中共为了要「广聚人才」，来替自己打天下，也曾经收编过几万「日幕途穷，有家难归」的关东军「残部」。以及三十万在战斗力和装备上，都绝不稍逊于日军的「满洲国部队」。这一支队伍，被重庆摒诸大门之外，坚决不肯收编；这才在中共「蒋家不要毛家要」的口号下，连人带枪，全部投了「东北民主」联军。
韩共、蒙共十几万精兵参与中共叛乱
除掉他们之外，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客军」，也替中共出死力打过天下。那就是当年接收了日本「驻朝鲜军」全部武器的金日成部队。
金日成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中一名师长，比在山中饿死的那「联军总司令」杨靖宇，还要低一级，是一向在延吉一带地区活动的。日本投降的时候，原来驻扎在北朝鲜的日本第十七军，第七十九师，混成第一0一联队，永兴湾要塞守备队，罗津要塞守备队的整套装备，都经过苏军的手，转送了给他。——按照编制上来说，这些部队的每个师，至少要有
轻机枪，五四一挺
重机枪，一0四挺
掷弹筒，五七六具
野炮，山炮，榴弹炮，六十四门
步兵炮，四十四门
战车，二十四辆
卡车，二六六辆
马匹，五八四九匹
这样一来，穷困了多少年的金日成部队，就马上从一个兵微械陋的游击师，扩编成人枪俱全的四个「军」。总兵力强大到二十七万人，其中虽然只有十五万是「朝鲜」土着，但是另外的十二万，也是从中朝边境地区「政治动员」而来，思想上是清一色的「亲苏」和「亲共」的。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之后，曾经和朝鲜与东蒙「友军」的代表，在佳木斯举行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上做出来的重要决定，大致有下面这些：
甲、「东蒙」以两个骑兵师，朝鲜以十万大军，来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乙、东蒙军的任务，是在适当条件下，改编为现代化的步兵师，在特定的地区，配合中共部队的攻势。
丙、朝鲜军的任务，是负责自营口到图门江这条线以东的地方，进行扫蕩和建立「解放区」。
丁、朝鲜军的一切补给供应工作，完全由中共代为解决。
戊、朝鲜籍的参谋，指挥，技术和政工人员，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巳、以金日成为首，金晓山为副的朝鲜军，在参战以后，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的第十三兵团，由金晓山兼任指挥员，接受「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
佳木斯会议的结果是：朝鲜军在「民主联军第十三兵团」的名义下，迅速地把六支精兵投入了东北战场。那就是：
（A）姜信泰部队，两万余人，在延吉到拉法的铁路线上活动。
（B）金策的「中朝混成纵队」，约一万三四千人，在长春以西的长岭、双山、怀德一带地区作战。
（C）朴孝三部队，约两万六千人，在通化地区活动。
（D）牡丹江纵队，约有两万人。
（E）佳木斯纵队，约有八千人。
（F）舒兰五常纵队，约八千人。
这些部队的训练，自然要比才出关来的那些游击队好得多；打硬仗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因此，就曾经替中共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共为了要鼓励青年们去替朝鲜当炮灰，曾经屡次公开提到「朝鲜同志们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要人们「饮水思源，以德报德」。由此可见：「朝鲜部队当年在东北战场上的重要性」，是绝不能以等閑视之的了。
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
——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
郑 义
二十世纪全球头号大输家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国土已经五十六年，至今仍有人诿过于「贪污腐败」，然而今日大陆上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比诸昔日的国民党何止千百倍--自一九八四年至二00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发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非法套汇移至外国，足令国民党的孔宋家族自叹不如。那么何以共产党不垮台？学术界至今乏人研究中共的间谍战、心理战成效及其严密组织对维护、巩固共产政权所起的震慑作用。
中共的御用理论家与史学家口若悬河地重覆以下谰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是推不倒的，迄今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在中国大陆替代共产党，推倒了共产党必定天下大乱。
这显然是欺人之谈。历史实际上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从目前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可知，国民党败走台湾绝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许多偶发事件堆砌积累而成的。以下一百个偶发事件大致可分为十八种类型：
一、 襄公之仁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军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率廿六军解除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其首脑汪寿华、罗亦农等九十人被捕。闸北驻军师长斯烈邀中共中央军委会书记周恩来前往谈判，遂予扣押。斯烈之弟斯励是周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他让周写了悔过书后开释。四年后周恩来亲率红队成员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八口以及他的恩人斯励勒毙。
一九三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被捕。由于一起被捕的丁济世之叔父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康生一伙很快获释。八年后，康生在王明扶植下擢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在延安枣园开办训练班，为各地各级党委输送了大量特工人才，诸如乔冠华、耿飙、李强、黄镇、黄华等人，在外交、经济、文化部门从事特务工作，对国民党作出了致命打击。
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在上海治伤时被捕，经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等多人签呈请求赦免，蒋介石法外开恩将他释放。纵虎归山后，陈赓成为共军一员骁将。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叛乱，上党战役击溃国军十三个师，此后三年半转战晋豫陕鄂皖苏赣闽湘粤桂云贵川康等十五省，攻略城市二百零六座，歼国军七十多万，包括歼邱行湘部二0六师、黄维兵团卅三个团，在云南箇旧、屏边歼国军第廿六军，在元江歼第八军，俘虏陆军代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为共军席捲大陆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毛泽东周恩来飞渝出席重庆会谈，军统局有人建议乘机逮捕毛、周、王若飞等八名匪首，以祭江西湖南千百万枉死民众。事为蒋介石知悉，下令缴了此人的枪，还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对中共人员严加保护。中共建政后，凡军统人员，无论警卫组、稽查处一律枪毙，以怨报德。
在三年戡乱战争中，共军用「人海」对付「火海」，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用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国军的机枪射手们面对波涛一样汹涌而来的人潮，杀人杀得令自己害怕与噁心，因不忍伤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压力下放弃阵地。无论国军火网如何严密，都有着永远死不完的「炮灰」来同枪弹相拼，结果是粤语所谓「好佬怕赖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黄伯韬兵团奉命西进跨越运河铁桥时，数十万百姓的骡车、马匹跟着部队的卡车、辎重逃难。黄伯韬爱民如子，让百姓先过，以致于七万大军无法在规定时限内抵达目的地，当全兵团到达碾庄时，共军主力已从鲁南兼程赶至，形成对黄兵团的包围圈。十二月初杜聿明部向永城转进时，亦与难民混杂一途，窒碍钝重，两天行程仅七十公里，使共军陈毅部获得充裕之时间与机会，完成合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力度不够，无论处死、判刑的汉奸都不及法国、荷兰等国惩处叛国者的十份之一，以致于周佛海的儿子等汉奸成批投奔中共，对国府伤害极大。例如南京失守前，国府释放了判刑十年的汪伪军委会调统部第二厅厅长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负责人刘毅等人，他们联络一群汉奸投效中共，胡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刘为专员，他们向中共提供了一千多起国府潜伏人员的活动线索，从中破获了四百多名潜伏特工，其中包括中统局京沪地区潜伏首领苏麟阁，还收缴电台八十多部。中共华东局审讯委员会在愚园路青白小学刑讯逼供害死了万千国府地下工作人员，其刑讯头目廖耀林曾在汪伪特工总部当过「扑格打杀」刽子手。汪伪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邵式军投奔新四军时，一次就捐献了廿五万美金，让他们放手发动叛乱残杀同胞。
二、 主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救援黄伯韬七兵团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陈毅部利用这三日两夜时间在崇山峻岭构筑阵地，而邱兵团十二万人必须仰攻严阵以待的五十万陈毅部，所以邱兵团血战四昼夜才攻到鼓山，离碾庄圩三十公里时，黄伯韬兵团已崩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国军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调兵救援被共军包围的两个师，致使国军百万精锐坐以待毙。设若杜聿明麾下三个兵团及时突围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完全可以扭转困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制裁通敌有据的李宗仁，特别行动组在李逆官邸附近埋伏待命，由于决策者优柔寡断，这个行动组于蒋公下野前结束工作。设若行动成功，一系列桂系头子伏诛，则不会发生李宗仁上台后士气一落千丈、江南不战而溃的局面，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向麾下廿五万官兵宣布已签约投共，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的谷正文游说随徐永昌来平规劝傅回心转意的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将傅逆绑架回南京，蒋纬国也提起戴笠智擒韩复促成台儿庄大捷的往事，但蒋纬国在最后一分钟退缩了。倘若绑架成功，将傅押回南京以降敌罪名审理，对其他採取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是一项严重警告，进而提振士气，则国军在大西北、大江南仍大有可为。蒋纬国以其特殊身份，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扭转形势之良机。
三、粗枝大叶，麻痹轻敌
一九三六年夏，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向中枢密告张学良、杨虎城私通中共；九月，东北军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密报中枢：东北军不稳，蒋公批示：「胡说，送（张）副司令阅」。同年十一月，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密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齐世英：张学良已与红军达成局部停战协议。齐马上派专人密报在洛阳的蒋公，其他情治单位也密报西安不稳，然蒋公一直认为张学良虑事天真、未必会图谋不轨，他未注意到中共已渗透东北军各阶层。西安事变本可以防止，它的不幸爆发挽救了垂危的红军，使它从数千羸卒发展到百万之众，终于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导致大陆沦陷，江山变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策划在长白山麓战略要地通化市发难，以三千八百义军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先遣军，配合国军收复东北。主事的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孙耕晓求功心切，策动共方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军械股股长沈殿铠提供八百支枪，被沈出卖。此时通化是一座空城，中共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指挥廿多名省委干部与两挺机枪，击毙孙耕晓以下持大刀铁锹十字镐的义军一千八百人，起义被扑灭。
另一则因轻敌大意而酿成的悲剧是稷山暴动。阎锡山部下师长萧荫轩与亲信团团长杨子乘在晋南八个县建立了反共抗暴武装六个纵队与三个支队，相约在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九日发难。由于阎锡山在山西民间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层影响力，所以义军首领利用亲朋、同乡、师生关係渗透到十多个县区政府、共军宣传部门以及铁路警察，大有创建中条山反共基地的希望。不幸主事人发通知时误将十一月十九日写成十二月一日，所以届时只有稷山一地举义，孤掌难鸣，终于失败。其他各县闻悉稷山失利，便未再行动，此后半年，全省义军被捕杀逾千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国军在上海最大的军火库--江湾军火库发生大爆炸，声浪与烈燄持续了几天，主库储藏的美製最新式军火连同仓库设施统统化为灰烬。该案是由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周克布置周沙尘通过其外甥、军械库少尉赵聚能引爆的。赵父是中共老党员，早年曾帮助周沙尘去延安，周沙尘是通缉要犯，竟能以上海粮食日报驻南京特派员身份为掩护，公开活动。赵聚能故意将优质弹药报废、将失效弹药运往前线，居然从未被发现。他去科学仪器公司採买炸药原料磷和钠，引起店员怀疑，居然被他逃脱。军火库规定管库、警卫、保养连各成体系互相制约，可赵犯居然能以几杯酒买通管库人员交出钥匙自由运用。这一切都是国军保防制度的重大缺失，大意失荆州。
国防部保密局布置三大潜伏武装力量之一——东北技术纵队在满州里、哈尔滨、长春三地伏击访苏归来的毛泽东专列，全部计划由国防部二厅全能情报员计兆祥指挥执行。一九五0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挥军警突然逮捕了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等八人与刚空降的两名高级杀手，廿六日收网抓捕计兆祥。此案破绽出在国防部保密局从香港公开汇鉅款给计兆祥的姐姐计采楠，引起了公安部一局侦察科长曹纯之的怀疑。
一九五0年九月廿八日清晨，中共公安部与北平市军管会在灯市口甘雨胡同十七号院逮捕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李安东等七人，他们置备了迫击炮，企图在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大典时炮击天安门观礼台，刺杀中共要员。这个隶属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的间谍组合，拥有教堂、消防仓库、洋行、店舖等掩护，但是粗心大意到竟然用普通邮件传递情报。中共公安部驻邮局的检查人员截获了李安东寄往东京邮件中用铅笔画的天安门草图，上面赫然标有箭头直指天安门城楼的弹道抛物线。美国的情报机关竟然对中共的邮检制度一无所知。
四、专家判断失误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赴雅尔达前，让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问中国政府：日本还能支持战争多少时间？当时专办对日情报的军委会国际关係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作出错误判断，认为日本至少还能打三年，他主持此项覆文，却漠视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剩下一个空壳。罗斯福深恐美军伤亡激增，为谋求早日结束战争，遂要求苏俄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且私相授受，同意恢复帝俄时代在旅顺、大连、中长铁路攫取的利益，并允许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斯大林派一百五十八万苏军进入东北，劫掠了东北价值百亿美元的工矿设备回国，还将缴获的日製大炮三千七百门、坦克六百辆、飞机八百架、机枪一万二千挺以及六百八十座仓库和国防建筑设备移交给中共。此外，又把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美製耐寒军械移交给林彪部共军，使其如虎添翼，从两万人的自治军一举扩张为席捲东北的四野。苟非东北尽墨、影响民心士气，则通货膨胀绝不可能陷国府于绝境。
五、忽视情报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将军死于空难，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挥的潜伏共区高级特工变成断线风筝。他的继承人毛人凤、唐纵等尽皆庸庸碌碌之辈，不思进取，也不能守成，以致于总统府九名报务员中竟有七人是共谍，国防部作战厅长期被共谍把持。戴笠殉难翌日，中共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戴笠之死，使我们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0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职四週年纪念会上，蒋公沉痛地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不会撤退来台湾。」
六、 主管官员尸位素餐、能不称官
一九三七年红九军军长何畏因憎恶中共当权者滥杀无辜而投奔国府，途中被偾事官员扣押六年，以致错失了策反共军高级将领李先念、许世友之良机。后何畏经张国焘营救出狱，万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前，全家投江自尽。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坚持要把「外蒙独立」列入中苏友好条约，宋子文不愿做历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绝签字，且辞去所兼外长职。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开谈判，这位继任外长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熟谙国际法，当时只须委婉表示一下这个条约签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转机，盖既经内戚挂冠而去，复遭新任外长谏阻，相信再固执的人亦必会感到事态严重而对整个条约重作考虑。只要稍稍拖延几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国就不必再求苏俄出兵，自然亦无理由再逼迫国府追认那个私相授受的雅尔达协定。王世杰缺乏文人应具备的「有所不为」的骨气，致使国府遭受无法挽回的灾难。
同一个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苏俄欲离间中美」而阻止蒋公与斯大林会面，拒绝苏方调停国共战事，致使苏方派到迪化接蒋公的飞机白跑。当时斯大林不欲毛泽东变成第二个铁托，力主国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调停西安事变一样，也确有能力阻止共军渡江，但这国脉最后一线希望被王世杰断送。
盐贩出身的许铁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命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坚守永年县年余，还主动出击。无奈十一战区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补给，使围城永年军民吃水草树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几百部众突围出城，在成安县吕庄中伏殉难。
另一位民间义士王三祝，自发组织六个县保安团，被顾祝同封为豫北剿匪中将总指挥，还当选立法委员。他比正规军更勇敢善战，且向华中剿总密告第四十军有投共倾向。此举被剿总泄露，四十军军长李希晨啣恨报复，停止分配空投物资，还坚拒王三祝部退入新乡城，王三祝率军转战太行山又杀回安阳，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围死节。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董钊密电奉化蒋公，谓共军进逼东南，主力已渡长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进国军集结西北五十万部队宜向东猛进痛击，彭德怀、徐向前所部决难抗拒，不惟挽回颓势，且可使共军南犯之主力陷进退维谷之境。可惜此绝妙建议转国防部后被搁置不用。
桂系逼宫，蒋公下野，然而李白执政后毫无作为，昏庸误国。白崇禧驻节桂林月余，坐拥数十万大军，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整备，且在撤退上乏消极整备，对属下部队不闻不问，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华中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时，不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以致两千五百辆卡车在半个月内全部损失，不是滞后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们群龙无首，各自逃生，几十万大军也很快就覆灭了。
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前后，大陆形势丕变，民众自发揭竿而起：贵州省义军控制了全省城乡半数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区反共武装已发展到七十五万人，百人以上的队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游击队佔领了五份之三以上区、乡，川北义军焚烧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楼；西康义军炮击了共军西康省军区政委廖志高的办公室；汪宪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扩展成十四个支队十万铁军，控制了以金寨为中心的东西长三百多公里、南北宽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边区；新疆义军佔领了哈密地区与迪化地区；在甘肃临夏一地，反共游击队达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万多马家回军官兵都先后参加了反共抗暴斗争；李森组建的中国人民自由军，发展到十万人，转战闽粤赣三省，重挫中共基层政权；撤至缅甸的孤军反攻云南连克九个县，但他们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加上后勤匮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内先后被中共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在台湾的军政机构空喊反攻大陆却不能及时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兴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国军补给区司令周游，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函由周游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愿意弃暗投明，可惜台湾方面迟疑不决，错失良机，然而机会是稍纵即逝，陶铸与林彪相继遭受老毛残酷整肃。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公潸然落泪。
七、人事倾轧，以私害公
潜伏在国军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与共军陈毅部密谋，导演了一齣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现代〈三岔口〉剧：一九四七年二月将李仙洲集团七个师送入虎口。韩遂只身溜走，与共军三野司令员陈毅秘密会面后返回四十六军青岛留守处，韩回南京述职时，把失败责任推诿参谋总长陈诚，使陈被撤职，自己却留蒋公办公室任高参。他巧妙地帮助陈毅，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送入共军包围圈，致使中将师长张灵甫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击毙。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蒋公面告共军三野一名被俘团政委招供韩练成与陈毅秘密来往，陆军官校校长关麟徵在旁听见，旋即驱车向韩泄露。关麟徵此举是由于他同陈诚有隙，不欲陈诚官复原职。何应钦接国防部长后再接杜聿明密报，乃将被俘共军团政委押到南京重审。于是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插手调查，还亲自讯问莱芜作战实况。韩练成见形势不利，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摆脱监视岗，离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见国军保防系统千疮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获了中共地下党刘仁、李政宣案，循线抓捕了几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其电讯网远及瀋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当北平站士气昂扬全面扫蕩共谍时，保密局内部因派系斗争导致北平站总务处长刘玉珠、北平行营督察室主任马汉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员不是被捕、调职，就是逃亡，仅三人留任原职。这种大规模的换血，对保密局北平站的业务造成很大伤害：原有的线索皆因布线者入狱、亡故、离职而丧失殆尽。否则，在保密局全国区、站中业绩领先的北京站，绝不至于盲塞到让共谍渗透到傅作义身边（按：傅作义的副总司令邓宝珊、两名保密局处长、傅的女儿傅冬菊都参与了投共活动）。
大陆陷共后，原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毛森创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辖近百个纵队数十万游击战士，且从美国方面直接挂钩接受武器装备的补给。不料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欲大权独揽，乃宣布撤销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部的编制，还逼毛森交出南方十个省的潜伏人员名单、移交从美国直接接受后勤支援的渠道。毛森不肯移交这笔多年经营的人事资源，仍然来往于台北与定海之间直接指挥敌后游击部队。富春江纵队司令王某，奋战连年多次负伤，回台治疗时，因係毛森部下，被禁基隆，不准上岸。后设法潜出，一见毛森，即伏地大哭。毛森见其形同乞丐。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吩咐台北最高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称毛森「抗命不法」。此后毛森在泰国、缅甸等地从事反共游击队组织工作，因失去台湾基地，其东南反共救国军数十万人相继被共军剿灭，毛森只能流亡美国，一代反共英雄山穷水尽。设若蒋经国豁达大度、深明大义，东南地区反共形势定会是另一种局面。
八、骄兵悍将阳奉阴违，抗命怠工
一九四六年，隐藏于地下的陆军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姜鹏飞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约定裏应外合，配合国军收复哈尔滨。不幸八月八日杜聿明部将孙立人藉口休整按兵不动，致使姜鹏飞既无服装又无经费，弹药也将用尽，只好孤注一掷单独进攻哈尔滨，导致四万地下军与三千名九宫道道徒全军覆没。哈尔滨从此成为共军四野叛乱基地，国军再也没有能力光复。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图谋叛变的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张轸及其同谋将领押解广州审讯。白氏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投共。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希濂部两个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支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设若张淦、宋希濂两个兵团东下解围夹击共军，徐蚌会战将是另一种结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参谋总长顾祝同拟定一项计划：乘共军兵力分散之机，让汤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陇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战，于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损兵折将，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马山时只剩一万人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边境兵败被俘。设若宋遵令反攻，绝不至于遭此惨痛下场。
九、军阀政客引狼入室与吃裏扒外
一九二七年刘伯承组织泸州暴动失败后逃到西安，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的邓宝珊立即资助刘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窝藏在秦中旅馆。养虎遗患的恶果是：刘伯承日后成为中共一员骁将，仅一九四五九月上党战役至一九五0年四月西昌战役，就歼灭国军一百六十八个师一百四十五万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军阀李白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张发奎背叛中央，另组广州国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求其出兵东北，以便逼迫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回师东北，使冯阎二、三集团军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由衡阳进攻武汉，一举推翻国民政府。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动摇国本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西窜，身为南路剿匪总司令的陈济棠，表面电令缉拿朱德，暗中却派人与共军和谈，协议互不侵犯。共军保证不入粤境，陈济棠则保证不截击，在湘粤间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且赠以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陈济棠为保存实力稳踞南天王宝座而促使祸水尽快西流。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灌阳、三江等七县边界进入贵州，只用了十天时间。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命令廖磊率第七军紧跟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白崇禧对部将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令桂军开放桂东通道，让红军尽快过境，还将入桂剿共的中央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包围缴械。以上两广军阀之行逕，无异纵虎归山，酿成日后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李陈同意两广出兵倒蒋，日方则出兵华北以牵制国府兵力，使蒋介石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军阀之时，轻易佔据黄河以北。李宗仁默许了日寇此一阴谋，不啻引狼入室，于是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
十、军阀作乱的后遗症
一九三0年北方军阀锡山冯玉祥与中央开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前后历时八个月，连续决斗，寸土必争，从无间歇，战区自平汉铁路沿津浦、陇海二路直达鲁西，战线长达九千余里，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阎冯军死伤十五万。仅河南一省因战争死亡人口即达十二万，受伤近两万，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万余，被军队拉伕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财产损失六亿五千万，间接损失不计其数，十年才能恢复。双方军费损耗逾两亿银元，各地民间损失当数十倍于此，光是铁路车辆车轨之破坏与营业损失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仅烟叶一项，豫鲁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万元。国军全力北调，在南昌、广州两役惨败之共军乃死灰复燃乘机大肆扩张，滋扰赣湘鄂皖闽豫浙桂等省，长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军人数突然扩充至六万余人，其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洪湖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六个主要根据地皆于一九三0年中原大战期间陆续建立，作为扩大叛乱的基础。之后政府动员全国之兵力从事围剿，历五年，始终未根除，乃成大陆沉沦之祸因。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动机只是为了维护军阀割据、阻止中国统一。然事变将整个抗日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原拟由德国顾问协助训练卅六个师充当抗日基本力量的计划，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使抗战提前爆发，在準备不足时仓猝应战，结果是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土地破坏了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寿男等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日本皇军呀！」
十一、军阀余孽叛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冯玉祥西北军旧部高树勛在平汉线邯郸战役中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率国军一个军与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投共，导致四十军与三十军两万六千余官兵被围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刘世英等被俘。高树勛是戡乱战争中第一个投共的高级将领，他又写信策动国军将领庞炳勛、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黄樵松等投共，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变中欠下二百多条血债的杨虎城爱将、国军第卅八军中将军长孔从周在河南巩县率第五十五师投共，此举使共军炮兵改弦更张、精实壮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云南军阀龙云被解除兵权后，念念不忘失权之痛，遂煽动旧部为他复仇。翌年五月卅日，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率部投共，导致滇军一八二师团长张秉昌兵败被俘、暂廿一师团长徐济民阵亡。此后产生骨牌效应，滇军高级军官相继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国军吉林守备司令（滇军）曾泽生在长春率六十军撤离坚守了十六个月的长春，投降共军，致使共军四个师在夜色中悄然进入长春市区东半部，新七军见大势已去，突围又无力，被迫投降。四天后，踞守长春央银大厦的东北剿匪总部司令郑洞国不得不扯出白旗。长春失守，使东北国军牵制共军入关的战略意图失败，也使四十七万精锐国军南撤或与华北国军夹击共军的计划破产。整个东北的沦丧，是大陆戡乱战局急转直下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保卫大西南时，原西北军杨虎城的侍从副官、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乘拟订国军防御方案机会，故意虚设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却不派一兵一卒。他将方案送交共方，共军入川正是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进入。共军直插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的侧后，打乱了宋部阵脚。八月廿四日刘在军事会议上断言共军不会由川东进攻，故意安排罗广文两个军开赴川西北布防，川东吃紧又急调罗部回渝。就这样把这支精锐部队在连续急行军中拖垮，未到重庆就遭伏击溃散。蒋公调胡宗南部第一军星夜回渝决战，他又派人传送情报，让共军在南川伏击胡部，国军乃仓卒退向成都，重庆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割据川康廿多年的军阀刘文辉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县投共，并策反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孙元良；又策动罗广文（十五兵团）、陈克非（廿兵团）、喻孟群（川陕边区绥署代主任）率部附逆。还制订「节节破坏，段段抵抗」的战术，在成都至邛崃二百公里的公路线上配备五支游击队，破坏沿途公路桥樑机场，截击国军辎重与驻地。十二月十二日与共军卅六师在岷江夹击国军，在乐西公路以天然险隘构筑工事阻挡胡宗南部廿七军、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0年二月，与共军围歼胡部王伯华师五千将士，在乡间坚壁清野断绝国军粮秣。总之，刘文辉在西康狙击国军历四个月，酿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军阀卢汉在昆明通电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将刚抵昆明的上将魏益三，中将十余人、少将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载运国防部、联勤总部人员与物资的飞机十多架扣押。当时国防部、联勤总部先后撤至昆明的各级军官三千人全被一网打尽，保密局处长陈世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所携部属与电台束手就擒。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
卢汉发动昆明一二・九叛乱前，中枢早已闻悉云南不稳，欲解除卢汉的云南绥署主任、省主席职，但被张群阻止，他自信能劝服卢汉服从中央，结果一到昆明就沦为人质。同年秋，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建议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胡部撤至川陕边境时，毛人凤又打电报建议胡抽调一部兵力兼程前往云南，以确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覆暂无适当部队可抽调。设若胡部进入云南，卢汉的几个保安团怎敢造反作乱？
裴昌会早在抗战期间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阳任第七兵团司令官时率部万余人投共。三週后，他向共军贺龙部献计包围卅八军，诱降军长李振西。裴昌会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图恢复的计划彻底破产。
十二、啣私怨导致叛变
吴化文原任军阀韩复榘部手枪旅旅长，一九四三年投靠汪伪，任伪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反正，被编入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麾下。王以吴出身不正，心存歧视，种下了吴叛变之因。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吴化文在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任上，率三个旅两万余官兵投共。此举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口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共八万四千余官兵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
十三、被俘乞活出卖党国
一九四八年十月，长春陷共，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被俘，当时自少将参谋长安震东至中尉参谋李中侯均被迅速处决，关梦龄贪生怕死，在看守所中写了一百万字的检举书，使国防部保密局在东北地区潜伏的人员被中共一网打尽，以后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在昆明被捕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总务处处长成希超，中统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人，向中共招供了应变计划、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致使军统在大陆的一百四十个潜伏组织被破获了一百零二个，潜伏人员被枪决数千人。
外号「赛狸猫」的军统上校段云鹏具备飞檐走壁特技，一九五四年他奉派自台潜赴大陆刺杀毛泽东，他到了香港迟疑不前。中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运用一名贩毒保释的药商、段的盟兄弟在段身边建立内线，一方面及时掌握段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将段按部就班引入囚宠。药商在香港开设了药店，实际上还在共方控制之中。天津市公安局又专门在广州开设一家药店，派侦察员张葆珍装扮成店主韩葆章，由香港药商介绍韩代领通行证让段云鹏从深圳合法入境。段云鹏到广州当晚，在韩葆章接风洗尘酒宴上被捕。段云鹏在中共控制下，与保密局保持联繫十几年，长期骗领活动经费，到文革爆发才被处决。
十四、为保身家、发横财而叛变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张轸率三个师二万余人在武昌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投共。此举打乱了白崇禧保卫武汉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主席、湘赣绥靖主任程潜通电投共，部署在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上的华中军政长官所部湖南军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右翼宋希濂统率的中央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顿使百粤失去屏障，共军得以长驱直下，对播迁广州未久的国府打击甚重，西南半壁江山顷刻沦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率一个兵团部、十六个师（旅）投共。中共兵不血刃取得绥远，便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整个中国北部尽皆变色，藉此消除了国军以绥远为基地捲土重来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致电毛朱宣布投共，使西南、西北地区仍在鏖战的国军士气大伤，共军一野、二野得以对成都合围，迫使政府迁离大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央、中国两家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率十二架民航机自香港北飞，满载汽油、器材、零件、轮胎等抵达天津机场。两航叛变由周恩来、李克农策动，参叛员工四十人获准每人携带免税西药等一皮箱。此举使国府军政人员再也不能用两航飞机在台湾与重庆、昆明之间来往与运输物资，大西南失陷时，许多军政要员因飞机不足而束手被擒，既打击了国府的军心士气，又提升了中共的空运能力，部份民航机改装成轰炸机后，参加了攻佔一江山岛的大规模轰炸。
十五、共谍与内奸偷窃情报、策动叛变
一九三二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李明灏，以研究作战业务为名，从机要室偷出大批军用地图迅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使红军如虎添翼，巧布神兵，出奇制胜，击败了国军第五十、五十二、五十九、十一等四个师，伤师长萧乾，生俘师长陈时骥与李明，瓦解了五十万大军进攻井岗山地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蒋公在庐山牯岭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拟在匪巢瑞金四週围架起三十道铁丝网和三十道火力封锁线，还配备一千辆军用十轮卡车，俾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一举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混入赣北第四行政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共谍莫雄出席了这个二百名军政官员的会议，且领取了两斤重的绝密文件、地图、表格，旋即交付他安插在保安司令部谍报科任参谋的共谍项与年，由其从德安送往瑞金。共方接报后，突然实施战略大转移，将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渡过雩都河西去，使国军前锋扑了个空，红军则抢在国军铁桶箍围之前撤出了有全军覆灭之虞的险区。
一九三四年十月，潜伏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张学良身边任中校机要秘书的共谍潘文郁将国军进攻红军的兵力布置、战役行动、团以上部队番号、军官姓名、防区分布等机密情报偷回家中，转交中共，导致红军多次不失时机地逃出危险境地，转败为胜。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五个军闪击延安，由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泄密，以致功亏一篑。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枢密令胡部围歼中原共军李先念部的作战计划以及翌年三月胡部攻略延安作战计划均被窃走，致使整编廿九军中伏，旅长何奇阵亡、旅长李纪云麦宗禹被俘，国军精锐整编卅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被歼，而共军主力顺利撤出延安。
一九四五年，共谍阎宝航打入国防部拍摄複製了关东军在东北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图，为共军抢先接收东北作了充份準备。
一九四六年，共谍余心清混入北平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担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委，刻意安插共谍谢士炎充任北平绥署主管人事的少将处长。当陈毅部在山东莱芜大败时，谢向共方密献军事计划，致使共军反败为胜。他安插在上官云相的天津前进指挥所任参谋的共谍朱建国，偷出天津城防军事地图密献共军，导致陈长捷部防守天津损失惨重。
一九四七年二月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出卖军事机密，导致美械装备的七十七师在和庄被围，师长田君健殉国。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下令突围时，韩故意推迟行动，让共军佔先围困莱芜城，副司令官李仙洲部六万人被分割成数段，指挥系统瘫痪，被逐段歼灭。莱芜战役是共军在戡乱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胜，全歼国军在胶济线上的机动兵力，共瓦解国军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中将军长韩濬、少将副军长李琰、少将师长杨明、萧重光等十九名高级将领被俘，还损失了大量轻重武器。
一九四八年九月，有十九年中共党龄的国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职务之便自由出入剿匪总部参谋处翻阅军事情报与图表，将徐州国军布防及工事图表複製后派员送达共军华东野战军，致使徐蚌会战国军处处被动挨打。十一月十日，张志侠与另一名副司令官何基沣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师以及第一一一团共计两万三千人让开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樑，确保共军三个纵队从第三绥靖区正面渡河南下，迫使掩护黄伯韬兵团西撤的李弥兵团回防徐州，从而又让开了运河防线，使华野另两个师主力顺利南下，插到徐州以东，截断了黄伯韬的退路。廿二日，共军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伯韬兵败自杀。徐蚌会战本是相持之局，共军几度陷于危境，张何投共使整个黄淮平原战地的国军陷入绝境。
廖运周是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他潜伏国军陞到一一0师师长。在豫北山东战场上，故意给共军报信，使国军奔袭计划扑了个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他给刘邓密送国军突围计划，致使共军提前出击，黄维兵团转移部署失利。廿六日黄维拟以四个主力师并进突围，廖主请命打头阵，旋即派人报告共方。廿七日清晨，一一0师从双堆集到西张庄急行军三十里脱离战场，跟着突围的十八军另一个师遭到共军密集火力袭击，伤亡惨重。十三天后，廿三师师长黄子华又率部投共，第八十五军即告瓦解，再五日，十二兵团四个军十几万人悉数被歼。
一九四六年动员戡乱后，潜伏共谍刘斐以国防部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叫王泽濬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泽濬的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袋形阵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工事做得极好、粮弹储藏极丰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像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暗中又将所有军事配置部署与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个内奸手裏。
另一个高级共谍郭汝瑰在军务署副署长任内向共军提供了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还提供了对东北战局十分重要的最高统帅派军队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共军出关的计划。在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和军调部张治中谈判助手期间，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方面的机密情报。在第三厅厅长任内，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在担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回任第三厅厅长后，提供了国军解围长春的方案、解围双堆集计划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十二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徐蚌战场粮尽弹绝，罗掘俱穷，在此千钧一髮危局下，京沪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与退役的前美国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密商重建飞虎队，并租用美国驻沪海军飞机到徐蚌前线支援被围的四十万国军。倘此举成功，徐州被围国军可以顺利突围，邱清泉、李弥等精锐部队全可保存，戡乱战事将会开创新局，非但江南国土不至沦陷，徐州剿匪总部还可挥戈北伐收复华北失地。可惜事机不密，半途而废：陈伯庄的私人秘书霍实子探悉此事立即向高级共谍陈铭枢汇报，陈赶赴南京找司徒雷登大使，威胁美国大使「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并以「留有余地」作为利诱、许诺今后充当美国与中共建交之「搭桥人」，硬使司徒出面制止了陈纳德将军的援华壮举。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以廿五万国军统帅身份派邓宝珊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使共军不发一枪一弹开入北平。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竟登出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近两千字的致傅作义最后通牒，先是声讨傅的「罪行」，然后限五日内投降，否则城破后必予严惩云云。傅作义看到这封一月十六日签署的信件，感到震惊与愤怒，他内心饱受屈辱，不禁捶胸顿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泽东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签署协议的邓宝珊转递，邓见此函出言不逊，深怕功亏一篑，便拖延了多日，最后由傅冬菊塞在傅作义书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终未看到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后通牒。据傅作义堂弟作信推测，设若邓宝珊一月中旬将通牒呈交傅作义，以他「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脾气，是绝对不会接受那个和平解决协议的。倘若傅作义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样坚守北平，凭藉兵精弹足，再坚持一年多韩战就爆发了，大陆何至沦陷？
李宗仁派桂系立委黄启汉在北京设立电台与南京联繫，不料黄启汉经李济深策反投共，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出卖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由李指定专人为黄启汉收发翻译李黄之间来往电报，然而黄向李宗仁谎称电台设于傅作义总部。所以和谈期间，中央代表与南京的电讯来往全为中共掌握，故中共在谈判桌上态度十分强硬，终于导致和谈破裂，而张治中、邵力子等五名谈判代表与顾问团顾问竟全部变节投共，此係古今中外历史所鲜见者。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策反了首都警卫师--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还联络了驻扬中的四十一师师长刘卫和驻沪青年军二0九师师长方懋锴。共军渡江时，上述部队未经抵抗就自行瓦解。
张执一派王锡珍策反国军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巡洋舰，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五日该舰舰长邓兆祥上校率舰由吴淞口开往共区烟台。由此引起链锁反应，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在南京哗变、长治号在长江江面叛逃，不到一年共有大小舰艇九十七艘相继哗变，投共海军官兵达三万八千人，这些官兵与舰艇成了共军海军的骨干。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透过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郭寿生策反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承诺邀林组建共军华东海军。接着，林重新部署，将所属舰队集中在几个港口，为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五百公里的江防敞开封口。林遵为阻挡长江上游国军舰艇下驶，决定在镇江发难。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要求林率舰沿江巡逻，防止共军过江。林遵阳奉阴违，只通知各舰艇在共军炮火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作短程巡逻。廿三日，林率九舰、十六炮艇叛变，导致共军顺利渡江未遇狙击。
中共地下党以卅两黄金帮助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戴戎光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让戴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又利用戴氏贪财的弱点，陆续安插地下党员唐秉煜出任要塞工兵营营长、唐秉琳出任要塞炮兵总台台长、王德容任游动炮兵团团长、吴广文任守备总队总队长。四月廿一日凌晨共军专拣江阴渡江，唐秉琳王德容立即叛变，对储备粮弹三个月的黄山守军形成包抄，还破坏了黄山通讯网，使戴戎光与其亲信失掉联係，要塞炮台则由叛军掉转炮口向八圩港的国军廿一军射击，又封锁江面迫降江防舰队。戴戎光被叛军生擒，共军遂以江阴要塞为据点，在东西两侧陆续登岸，使国军苦心经营三个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
潜伏在江防警备司令部任中校作战参谋的共谍沈世猷凭藉人事关係渗入汤恩伯总部第三处，以工作便利，窃取了国军淞沪地区的工事构筑防御配备及作战计划要点、江南主阵地兵力配备、江北桥头堡阵地兵力配备、国军总预备队兵力控制地点、荻港兵力配备详图等，通过地下联络网送到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手中，所以共军首先突破荻港，千里江防溃于蚁穴。
一九四九年九月国军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奉命从舟山北上封锁吴淞口。张执一策动该舰枪炮长陈仁珊于九月十九日哗变，他率四十一名叛兵打死十一名军官，将舰只由吴淞口开往已陷共的上海，此举对国军海军实力打击甚为沉重。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共军攻入上海市中心，国军仍死守苏州河以北地区。张执一派王中民冒着炮火过苏州河寻找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恰好王军长负伤离开，已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代理军长。王向刘劝降，刘昌义本係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历史上曾多次追随冯玉祥反叛中央，其军阀本性难移，故一拍即合，乃过河与共军三野廿七军军长聂凤智见面，同意放下武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在香港通电投共，指示粤东、闽西旧部放下武器。此举加快了广东全省的陷落。吴奇伟叛变係由黄琪翔策动，黄曾有三次反抗中央的记录，抗战时官至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此乃国民政府姑息养奸之后果。
十六、共方心理战、情报战奏效
一九四六年张执一透过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顾问吴大琨，安插熟谙英语的中共党员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等人打入美军这个机要部门担任反间工作，中共遂透过董王沈等人伪造情报迷惑美方与国府。在国共和谈的紧要关头，张执一经佛教名人赵朴初之手送了一份情报给美籍组长科格斯，内容是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强调中共对和平建国的诚意。这份文件麻痹了美国政府，于是便有杜鲁门总统派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半年后，杜鲁门才发现上当受骗，乃下令将科格斯撤职，永不录用，并解散了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吴大琨亦被解僱。但这一反间计的后果并未及时纠正，美方暂停对国府的军援与经援，使共军赢得了半年的整训时间。马歇尔祸华的癥结是：他下车伊始就以停止军援逼迫国军实施整编方案。按照此整编方案，国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底之前裁撤了五十一万官兵，而共军不但未依协议整编，反而在美国放纵与苏俄支援之下日益扩充，此事对国军士气之斲丧甚鉅。上述五十一万官兵，加上敌后游击队编余四十五万人、特种兵团编余十万人、汪伪和平军遣散四十七万人，共计一百五十三万人。这批编余官兵生活无着，或心怀不满，遂多投靠共军，使共军于数月之间突增百万以上有作战经验之官兵，不啻如虎添翼，编成五个野战军一百万新军，致令赤祸迅成燎原之势。
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与华北局配合炮製了一宗沈崇案，声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看电影散场后被美军军士皮尔逊挟持到东单兵营沟渠内强姦三小时伤痕纍纍。中共控制的亚光通讯社发出这条假新闻，唯成舍吾主持的世界日报予以刊载。廿七日早晨北大有人贴出这张剪报，于是北大女生紧急集会抗议，提出「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的口号。以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生为主体，在左倾教授与社会名流同情支持下，十二月卅日北京举行了万人大游行。钱瑛抓住时机要求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于是各大城市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反美风潮席捲全国，参加人数逾五十万，超过了一二・九运动的规模。此举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国府的军事援助。中共建政后，曾一九五0年在南京举行表彰沈崇大会，披露她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沈崇才露出马脚。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问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製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军，孤立国民党」。五十四年后，中共官方的国防出版社推出《第二条战线》一书，仍认为「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线的全国反美抗暴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形成的重要标誌」。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然而沈崇假案导致人心士气崩溃，却是不争的事实。
十七、侥倖与幸运
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暴动被遣散的罗瑞卿在武汉染上斑疹伤寒，经四川同乡解囊相助，送仁济医院急救，昏迷十几个昼夜才脱离险境；一九三一年五月他担任红十一师政委，在观音崖反击国军第二次围剿时脸部中弹，伤口化脓，脸肿得不能说话，吞嚥也十分困难，又併发了肺炎，经山中一名老中医以中草药五副治癒。中共建政后，罗瑞卿执掌大陆政法、公安大权，他主持起草、经毛泽东签署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所列应判死刑的条款多达十条十七款，比明末流寇张献忠的「七杀碑」更为烦琐。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期间，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坚决处死」「限期完成」，毫无法治观念可言，以致残杀了两千六百万无辜同胞。设若罗在两次大病中亡故，镇反运动未必执行得如此兇残。
一九二九年中共党员钱壮飞以美人计收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获委为该科机要秘书，直接打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国军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钱壮飞及时窃取了围剿计划，致使国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中伏被捕惨死；第二次围剿也因军机被盗而失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五日钱壮飞值夜班，夜十时许忽然按武汉发来之六封给陈立夫、徐恩曾的加急电报，注明须由徐主任亲译。钱壮飞心知有异，乃用偷摄的密码影本将电文迅速译出，电报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拍发，第一封云「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云「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钱估计这艘军舰廿七日上午抵达南京，调兵遣将最快廿八日才能在上海举行大搜捕，乃即透过特科二科科长陈赓急告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周紧急召集中央特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江南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几十处中共中央驻沪机关与各方负责人、机要人员五百余人立刻疏散，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尽快撤离上海。廿五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带情妇赴沪度週末，钱壮飞恰巧截获密电挽救了中共，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设若周恩来、康生等中共智囊在一九三一年春落入法网，廿世纪的中国又是一番光景，抗战、韩战、越战都未必会爆发。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弃暗投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让他为国军轰炸机领航，飞赴红都瑞金沙洲坝轰炸中华苏维埃大会会场。毛泽东等匪酋因大会休会而倖免。
一九三五年，中共内部张国焘与毛泽东派系斗争白热化，前者兵力多过后者十倍，张欲挥师南下，毛则计划北上。九月九日张国焘发密电给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併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当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焘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大惊失色，当夜即率红三军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设若叶剑英未截此电，张国焘早已处决老毛，凭张国焘的本事，绝无席捲天下之可能，八千万人惨死之悲剧怎会发生？
一九四五年六月，毛泽东派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杨帆赴南京，与日寇华北佔领军副统帅今井武夫会谈。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中国战场又苦于战线过长补给困难；为阻止国军反攻，日方希望与新四军在南方达成局部和平协议，并愿意让出苏北八个地区给中共；若一切顺利，这一模式将推广到华北与东北，形成日本与中共在中国战场全面合作。日军只提出一点要求：一旦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共军须与日军配合狙击美军。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方的要求便自告吹。设若裕仁下不了投降决心，共军与美军在连云港接战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共军怎能夺佔大陆国土？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国军B25轰炸机根据情报轰炸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住所，掷下五颗炸弹，其中一颗落在毛泽东住所院子裏，门窗玻璃均被炸碎，屋内暖水瓶被弹片炸烂。幸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时把老毛用担架抬进防空洞，否则老毛已死于炸弹，此后的中国历史定是另一番模样。
一九四七年国军胡宗南部十五个旅十四万人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三路撤退。六月七日第廿九军军长刘戡率清剿部队直扑毛泽东驻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毛泽东西撤前安排中共中央直属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断后。汪在杨岭崂湾制高点设伏狙击刘戡前卫部队一个团，又在王家湾后面山顶上设防狙击绕道进剿的国军。正巧下了暴雨，山洪暴发，狙击加上大雨，使国军清剿计划推迟了十二小时，为毛周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若无山洪暴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如釜底游鱼，必死无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杜聿明集团南下被困于青龙集，因补给匮乏、粮弹俱绝，不幸连天雨雪直至廿八日，连续十日无晴天，机械化兵团寸步难行，空投亦被迫停顿，数十万大军在饥寒交迫、惨绝人寰情况下，瓦解冰消。设若天晴气爽，杜聿明未待共军合围，早已突出重围。则战事仍有可为，至少江南可保。
一九四一年杨帆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法处副处长兼盐埠行政公署保安处长时，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蓝苹在上海的劣迹。电报落在蓝苹的同乡康生手裏，康为取悦毛泽东，便积压了这封密电。延安整风时，康生电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收押杨帆，以图杀人灭口。当时饶同新四军军长陈毅闹磨擦，杨帆则亲近陈毅，饶即逮捕杨帆，而且上了镣铐。当时审查小组成员、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爱才，见事有蹊跷便将关押了十个月的杨帆开释，让他重回保卫部门。一九五0年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指导下，主宰了镇反运动的全过程，上海的杀戮是全国各大城市中最残忍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七日至廿八日，他出动警备部队、公安部队等三万六千人组成四千四百个小组在全市三十多个行政区逮捕了国特八千四百九十九名，其中有些跟蹤追捕五六十里。四月廿九日他在逸园召开公审大会，亲自作了〈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翌日上海市军管会处决二百八十五名国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仅全市工厂企业就逮捕国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枪决。杨帆主持的华东局审讯委员会，装置了各种机械化、现代化的刑具，千千万万无辜民众在此被打断骨头、（电刑）击伤脏腑，呕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腿脚肿成海绵状，有的被吊得七孔流血昏厥百几次；对女性政治犯施行花针刺乳、火烧阴毛、烧红铁棍插进阴道等酷刑，还使用旷古未闻的轮姦刑--派十名壮汉轮流施暴不歇，比起日本鬼子还有过之无不及。设若饶漱石当年硬下心肠杀了杨帆，至少上海的镇反运动不会由杨帆这样的禽兽蛇蝎来主持。杨帆的下场并不妙，他的下半生是在红色监狱中度过的，出狱时六十六岁，已神志不清；潘汉年坐牢二十二年，死于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冥冥之中，似有天谴。
十八、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共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克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捲全国奠定了基础，国军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中共叛乱的另一例是：一九四七年夏，叶剑英利用美方提供军调部执行处使用的专机，每隔两三天就从各地运送二、三十麻袋法币旧钞到北平，大量抢购民生物资，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且以此鼓动大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群众运动。运送到其他大中城市的法币由火车、汽车装载，都起到了在大中城市发动经济战、开闢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周恩来坐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回南京。在机上，他因疲惫而睡着。回到梅园新村，他才发觉装在衬衣口袋裏的一个小本子不见了，想必是睡着时因飞机颠簸而掉落在马歇尔专机的机舱了。那个小本子上记录了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并在住址旁写有一个熊字。九日下午，马歇尔派他的侍从副官给周恩来送来了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裏面装的正是他丢失的小本子。设若马歇尔将这个本子交给国府的调查单位，不出半个月，共谍熊向晖就会落网，中共潜伏在国军内部的谍报系统必定一网打尽，此后戡乱战争的四大战役绝不致于毁在间谍战。美国人马歇尔向中共示好，使国府失去了一条绝妙的情报线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产国际间谍、美国人李敦白以记者身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白鲁德手中窃取了极密情报--国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将于七月一日调动三十万大军清剿共军李先念部。李先念遂于六月廿六日率中原军区五万余人离开湖北宣化店出其不意抢先突围，突破十万多人包围圈，先后创建了鄂豫陕、鄂西北共区。这支部队两年后攻佔襄阳，生俘国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鲁门在国会压力下解冻对华援助，指定四亿美元中一亿两千五百万元係军援专款。然而经手拨款、购买、输运军火的若干美国人从中竭尽刁难之能事，迟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并指定直接运送给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军火到达天津。经后勤部门拆开一看，箱子裏的枪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义灰心丧气，遂决心投共。从傅作义之例，足证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所曰「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应该归咎于美国本身！
白皮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之关係〉是八月五日发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分为八章，收录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为美国政府已往的对华政策辩解，对蒋公的抨击相当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件的三段话，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诋毁自己的领袖。时值共军大举进犯华南、国府正酝酿在西北、华南与共军展开决战之际，诚为危急存亡之关头，这份重点诽谤国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无异落井下石，予国府以致命之打击。其所产生之恶果，使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民心士气颓丧，更加速了大陆之沦陷，连美国外交家蓝钦大使也坦承：「白皮书在中华民国最危急的时候发表，是对国府致命的一击！」具体例证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厦门之战：近十六万国军坐在四平方里的沙滩上，眼巴巴地等待共军接收，十多架战斗机安静地停在机场枯候共军光临。结果，两个营千多名共军大模大样由公路上长驱直入，对公路两旁睡在田间与沙滩上的十六万国军视若无睹。厦门就是这般失守的！整个过程未见任何一个将官或校官组织抵抗，正合了后蜀主孟昶宠妃花蕊夫人的诗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箇是男儿」，连人数都差不多！
白皮书说：「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这段话表明美国不愿捲入中国政府抵抗共产国际侵略的战事，但它不能否认它确实帮助共军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把几个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空运到了叛乱的前线。与此同时，苏军、东欧共军、北韩共军都倾其全力参加了这场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在锦瀋、平津、徐蚌三大战役中都有苏联、东欧、北韩官兵，尤其是技术兵种--炮兵、工兵、通讯兵。在天津陷落时，城墙下的苏联、东欧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国军战俘是踩着那些尸体被押上城墙顶的。根据雅尔达协定，苏俄出卅三个方面军一百五十八万官兵，循外蒙、黑龙江、乌苏里江涌入东北，驻守旅顺、大连二港，阻止国军循水路赶往东北受降，国军不得已将所有的卅个精锐美械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国宣布对华军火禁运，这三十师国军凭藉抗日剩余的陈旧武器同美械（麦克阿瑟承认：苏俄把美国运抵海参崴的耐寒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俄械、日械（据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共军中的原日本官兵总数约六万人。翌年共军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时，动用了日俘炮兵六千余人）武装的林彪部共军拼博，两年后弹械消耗殆尽，难免全军覆没噩运。
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时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即逼蒋公开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此后，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蔓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军沦为「语录兵」毫无战力；一九八九年大陆暴发民主运动，北京二百万民众上街示威，中共动用正规军屠杀民众，亿万民众切盼变天，但因美方约束，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机会，这便是武器装备燃油全部仰仗美国所结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种类型的偶发事件，前十四种属于主观因素，须归咎于国府人谋不臧、疏于防谍等失误，否则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预先防堵的；次三类是客观因素--敌人的残忍、奸诈、狠恶以及幸运（包括天时、地利）；最后一类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共产国际武装入侵中国以及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对中国民心士气的致命打击，倘若我们制度健全、应对得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那么多偶然事件的积累，量变导致质变，才颠覆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结论是：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世界的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梦想传承千秋万代，但焚书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续了九十年；然而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中共为何能维持其暴政半个多世纪呢？
一则由于中共对反抗势力赶尽杀绝，其严密的社会组织与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之中；二则是中国大陆的广袤市场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图的商贾，如今跨国公司、国际财团、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权阶层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压榨、欺凌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此情状下，中国人民的反共抗暴斗争不可能得到任何国家的实质援助；三则中国大陆民间维权斗争与民主运动，每年都数以万计，但都缺乏横向的串连，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四则当代中国的知识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见不到祖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与父辈邱清泉「常挥涕泪泣孤臣」的英雄气概，他们汲汲于谋求当官，统治者丢下一根肉骨头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颜无耻与助纣为虐，无异延长了暴政的寿命，所以偶发事件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积累成整个中国的变天。
一味渲染共产党得天下是历史的必然者，故意隐瞒下述事实：在戡乱战场上关键时刻拉队伍投共的高级将领中，有许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国军从事兵运的卧底或曰鼹鼠，例如张克侠譁变时已有十九年中共党龄，郭汝瑰二十年，廖运周廿一年，刘斐廿五年，何基沣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后周恩来对何基沣说过一句话：「基沣同志，过去的事，就让它作为党的一个秘密吧！」何基沣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张克侠在文革中被打成瘫痪，直到临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奉命打入国军伺机拉队伍譁变的，绝非什么「起义」。至于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张轸等人，根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机份子，脚踏两条船，见风使舵，谁势力大就投靠谁，祗求个人升官发财。戡乱初期国军捷报频传、势如破竹时，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投诚；然而戡乱后期国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时，贪生怕死、眷恋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纷纷寻找门路意图攀附，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就是典型。促使他们变节投共的转折点是卫立煌在东北葬送国军精锐三十万人，这是民心士气瓦解的开始，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应。到卢汉发动昆明事变，将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陆上最后一块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
二00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释
[注1]凌鸿勛（1894-1981），江苏常熟人。历任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副科长、京汉铁路工程师、交通大学校长、陇海铁路工程局局长、粤汉铁路工程局局长。1945年任交通部常务次长。1950年赴台，任台湾大学土木系教授、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着有《中国铁路志》、《詹天佑先生年谱》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