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总司令赴沪之前，他特别嘱咐我：「你要常到顾（祝同）总长家去看看。」奉命之后隔三两天去一次，顾总长家裏非常俭朴，什么都不肯要，我有天到他厨房裏去看看，什么都没有，如果大官都能如此，大陆河山哪会变色？！
共匪惯用的手段是打打谈谈，现在他们不需要再谈了，可是领袖的潜力仍在，仍不敢贸然渡江，故尔仍然不太拒绝李宗仁等一相情愿的投降和谈，我对门的张治中家裏更热闹了，真使人洩气，但一到了空军新生社，看见周至柔总司令和空军弟兄们的英勇劲儿，就又有精神了，周至柔总司令是留在南京到最后的高级将领之一。
前方的战事虽然暂时寂寞了，我的工作却是天天增多，幸而所有参加指挥所的同仁们都肯负责努力，尤其是女将赵筱梅（现任西湖商工校长）能力强又认真，事事不肯后人，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这时使我最头痛的是后运伤兵，可恶的共匪把战场上的伤兵都放回来，希望他们扰乱南京，并百般挑拨，其中有吴化文的伤兵、黄伯韬的伤兵、邱清泉的伤兵，他们祇要遇到一起準打架，不过打架的原因虽是由于共匪的挑拨，我们也该检讨。
一有风吹草动美军顾问率先开溜
吴化文的伤兵骂黄伯韬的伤兵：「日你娘，当初你奶奶的只要靠近我们打几枪，我们也不会垮呀，奶奶的，现在你们也垮啦，报应！」
黄伯韬的伤兵也用同样的话骂邱清泉的伤兵。
幸而在浦口设了伤兵招待所，更严格的即到即招待、即转送，南京城始终未见到一个伤兵，这是大出共匪所料的，所以非常恨我。
另一个想不到的麻烦，那是一个星期天，忽然接到浦口车站电话，她是浦口车站的接线生，她说：「现在某军接新兵的一位营长和驻军打上啦，我打电话给某总部，今天星期日，都放假了，没人接电话，祇好给你⋯⋯」
按理说我管不着这档事，但事关首都安全，我祇好硬着头皮过江到了浦口，说好说歹，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天我给某总部张总司令打电话，报告了处理经过，我也毫不客气的说明了电话小姐所说的话，他很客气的夸奖又道谢。
上边没有责任感，当兵的当然就无斗志，这个仗还能打吗？都怪李宗仁把国家搞得暮气沉沉。
美国特使马歇尔所搞的三人调处小组，帮了共匪大忙，每当国军打胜仗时，共匪一发嗲，美国人立即向国军叫「停」。当共匪打胜了的时候，美国人不但不讲话，反而在后方先綑行李，製造扰乱人心的行动。这时共匪仍停留在江北，作渡江的準备，南京还算安定，美国单位即慌慌张张的全部撤走了，在黄埔路中央医院的美军顾问团（ AAG）也跑了，空留AAG一个横招牌。路过中山路的人们看了非常扎眼，这时我空军西北军区司令徐焕昇回到南京。他看到这块招牌问我：「这是什么单位，跑的这样狼狈？」我用英语说：「美国军队滚蛋啦。」于是相对大笑。
到三十八年三月中旬，前边已无伤兵下来，浦口招待所虽未撤出，但已无事可做，祇有挹江门新兵招待所，偶尔有千百人过境，明故宫机场的招待站也取消了，大教场的招待所也停业了，因为大部份飞机已移到上海，祇有王老虎的指挥所还在大教场，他本人已去了溪口，我在指挥所裏听到由溪口回来的人说，领袖在溪口的生活很清苦，听了非常难过。
南京的物价飞涨，币值变化更大，有一天财务官很得意的向我报告：「我替指挥官买了三十万元美钞。」我吃惊的问：「那来的钱哪？」他说：「库存钞票每天贬值两三倍啊！」
我气坏了，口不择言：「浑蛋，赶紧给我送回去，都是你们这班东西把金融搞乱了。」他摊着双手说：「现在已经赚一倍啦。」我更气，拿出手枪，「你再不送回去我就枪毙你。」
其实这家伙哪会送回去！还不是自己受用了。
总司令又回到南京，在会议上做了一项他一定不情愿的决定，他说：「现在军队散布面积很广，但散在中原的部队，多是与匪军犬牙交错，实际上早已断了补给，在那些地方又无法使用钞票了，当然更无法运补粮服，祇能空投黄金，让他们自己採购吧。」
我悄声报告总司令，「这办法会产生不良后果，黄金到了各级部队长手裏，不可能切碎了发饷，这会影嚮士气。」总司令叹口气，「哎，除此别无办法，我们只能尽心而为啦。」
总司令很关切的对我说：「你也跟我到上海去吧，这裏没有重要工作了。」
我谢了总司令的好意，并报告：「我奉命留守之后，留下了三千多官兵，我一个人到上海去，对不起这些愿意随我共生死的官兵们。」
总司令用一种关切的眼色看了我有一分钟，才再问我：「你还要什么东西吧？」
我说：「在这个时候，尤其将来撤退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武器，我现在祇有由蒋纬国兄处借来的两支冲锋枪⋯⋯」
总司令很同情的说：「应该，应该，两支太少了，现在南京还有一批库存新枪，给你十支冲锋鎗，三十支卡宾枪，足够你指挥部自卫了。」然后他又亲自打电话，命人立刻把枪支送来。
我有了武器，胆子更大了，第二天我就组织了一个模拟撤退车队，走金坛，转常州过夜，并拜访了老友侯程达兄，他以盛宴招待，并一再嘱我小心、机警，他对徐蚌之战，也多惋惜，他的部队最近可能调到上海去，军长已经到了上海，并给了五十二军在上海的电话。
回到南京，即刻挂电话到上海找刘玉章军长，叫通后，他高兴的叫：「喂，老弟吗？你到上海来玩玩吧，你几时来，俺到车站去接你。」
正好我有事需要去上海看黄副总司令，我就决定晚车去，明天一早到上海。
共军未到已有人想组织维持会
这时的京沪铁路畅通，京沪两地并无兵慌马乱景像，说好听的是非常沉着，说难听的是经李宗仁一闹，把人心弄得麻木了，李宗仁替共匪在江南作了最大的贡献，就是几乎使江南军民失去了战斗意志，还幸而国军深受领袖的精神影响，仍然维持了继续作战的準备，否则共匪不费一枪一弹就可过江了。
一大早到了上海，刘玉章军长果然在车站接我，相见甚欢，他的神气十足，气色很好，他由东北回来之后，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在吃早餐时，他豪气干云的告诉我：「上海是一个最理想的保卫战场，这裏有众多的人民，有大量物资，有足够的军力，还有海上的补给线，我对上海保卫战很有信心。」
他又谈到东北撤退之战，对廖耀湘仍然耿耿于怀，而对第二师由营口上船之后，船起火的惨事，竟而眼含热泪。
看他在战场上用兵时冷酷严厉，但内心中对袍泽们的爱护是无以复加。
上海十里洋场，繁华情形比过去有增无减，各处有钱人为了避共匪，都逃到了上海，当晚间刘军长偕副军长李运城在国际饭店请客时，看见了上海客豪阔的情形，幽默的李运城又逗笑话说：「我们到了上海是装蒜哩。」
在上海未能看见黄副总司令，他已去了台湾，很多老朋友都去了台湾，这是我在意识上初次接触到台湾，当时并未想到我们真会在大陆上一败涂地，撤退来台。
第二天我到江湾的一幢小楼裏拜会刘玉章军长，他又很有把握说出防卫上海的信心。然后我又到江湾机场去看空军的小弟兄们，正好遇见了高品芳，他刚刚由台湾飞回来，他说台湾的老台币比金元券、关金还牛的多。很多眷属都到了台湾。我也看见了二期的毛瀛初，三期的张伟华等数十老友，现在的上海机场，比南京大教场热闹多了。
现在我在南京的工作很轻鬆，祇有很少的伤兵过境，新兵更少了，很多事需要到上海去请示，到了四月初，共匪已经有了要渡江的模样，但是人心并不像币制那么喧嚣紊乱，尤其很多愚人们竟相信了共匪统战的挽留信件，不作离京準备了，每到夜晚，街头非常冷清，某日我由浦口回到南京时，顺路到都城饭店吃晚饭，遇见了面色凝重神态古怪的邵力子、黄绍竑、张治中三人，同坐一个小圆桌，招呼之后似不愿与我多谈，我也识相的躲开，想不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宣布，他们又到北平去了。
邪不胜正，李宗仁虽然当了代总统，除了求和即毫无作为，正人君子都不听他那一套，因之他的份量在共匪眼中也贬值了。真是自讨无趣，害己误国。
我为了了解江北状况，特地由浦口去浦镇看看，然后想到六合去看看，驻军好意劝阻我：「不要找麻烦了，共匪似图大举渡江，现在江北已成匪类世界。」我祇好回到南京，决定把浦口的伤兵招待所撤销。为了减少将来突离南京时的负担，命杨成德上校率领不必要人员，即时离京去上海报到。
为了减少目标，节省开支和易于防御，把指挥所由黄埔路搬到沈举人巷，并作了撤退编组，把必要公物装车，车上备份油桶及油箱每早晚都加满了汽油，规定每人武器不准离身，外出与食宿都须放在身边，我并且训示官兵们说：「小心準备不是胆小，大意疏忽是自寻死路。」
这时的南京，表面看平静无事，其实匪谍已大量涌进南京城，他们藉着李宗仁谋和的掩护，无人再抓共匪嫌疑份子，而更多的人已与共匪取得联络，已半明半暗的作了移交準备，还有人公开造了移交册子。
我之所以将指挥所移到沈举人巷，是为了头一夜的黄昏，前院的胡国榕笑嘻嘻到处点东西，登记、造册，我还夸奖他，很负责，他却说：「我奉了侯鸣皋先生的命令！」我问：「侯先生为什么这样热心哪？」胡国榕很得意的说：「侯先生已接受了共产党的委任，为本单位维持会主席，现在造好清册好移交啊。」
我气坏了，大喊：「黄副官（宝安，现在台），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他掉头跑了，黄副官来时他已跑过前院。
在李宗仁庇护下共谍大量涌进南京
同时纷纷传言，谣言纷起，我搬到沈举人巷后的一天上午，来了一位数年不见的老同事，他一见面就流眼泪，他仍称我抗战时的老官衔：「总队长，你一向拿我当孩子看待，所以我虽然奉命作你的工作，我实在狠不下心害你，我这次也是奉命过江的，希望你赶紧走，千万不能留下来，共产党已经把你列入顽固的战犯，你一定没接到劝你留下来的信吧！」
他又说：「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太过份了，言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早已看穿了，所以我对一切都是拖、敷衍，只要不被清算、斗争就够啦！不过这次我又犯了大错⋯⋯。」
我笑笑说：「你不肯骗我，留我，害我。」
他点点头，叹口气。
我说：「你也不用回去啦，跟我走吧。」他慌急的摇摇头：「不行啊，我一走，我的家裏人都完啦。」如此事例很多，不能赘述，这些现象，都是李宗仁高唱投降和谈所造成的，瓦解了民心士气之恶果。
张治中的楼裏再不见灯光了，南京市的夜景也萧条了，四月十八日，挹江门招待所的主任寇邦杰上校慌张来报：「共匪已到了明光」。
我到新街口去看看市容，见有一两百部大道奇卡车，载着部队往水西门外飞驰，经询问，是刘汝明的部队驰援荻港江防。
我当即命寇邦杰通知无业务单位，乘火车离京，我又亲自看了二十几个单位，有的人做好了撤退準备，并洽好了车船，有些人竟而流泪说：「逃到那裏去呀！认啦！」这些人多是有钱不想走，接到了匪信中了毒不再走，真是可怜又可恨，当时我不肯用强的原因，也是面奉某人之劝告：「不愿走的人用不到强迫他们，这些无志气的人跟了我们也是无用，何必增加累赘。」
四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挹江门打电话给我：「我们已经听到了浦口方向的炮声」，我还不相信，登上楼顶平台，果然听到了江北隐隐的炮声，立刻下楼，自己开了吉普车，赶到空军新生社，这也是在抗战中养成的习惯，每遇大事就向空军接近，现在又下意识的往空军圈裏去，事实上也无其他地方好联络，李宗仁的圈圈能接近吗？
到了空军新生社，我立刻到台上去拿起扩音器：「诸位弟兄们，现在浦口方面已经有了炮声。」
能征惯战的飞将们，确是与众不同，他们都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人们都很沉着，毫无惊慌之色，现在周至柔总司令还在南京，他也住在新生社，他即把空军的器材、眷属、不必要的官兵，全都撤到了上海和台湾，留在南京的人，都住在飞机场和新生社裏，他们是说走就走，周总司令同时作了一件最有远见的事，他把政府拨给空军的五百万元现大洋，也全部运到了台湾，分文未动用，以后老台币改新台币的基金，据说就靠了这五百万元现大洋。
我回到指挥所之后，才发现了我犯了一项大错，我一生不太注重钱，所以也未向总司令请求预备金，现在要撤退了，财务官说：「金柜裏一文钱都没有了。」这个家伙真可恶，他是故意刁难想留住我，可惜我毫无警觉。
我严厉的说：「到了什么时候啦还是钱！钱！你就认得钱，我们有汽油车可以动，有牛肉罐头和饼乾，可以填满肚皮，还要什么钱，从现在起，谁也不许离开指挥所。」我又当众给卫兵命令：「非我准许，不许任何人出入。」但我不能让大家挨饿，去挹江门车站，找到寇邦杰，他将要上火车，他凑了五十银元给我，总算手裏有了钱。
报纸上对李宗仁投降和谈的消息减少了，共匪要渡江南犯的消息增多了，我常来往的许多军中朋友，突然都失去了联络，祇知道刘玉章在上海，刘廉一去了湖南，天天见面的赵霞也调走了，连和我工作搭配的军医署署长陈立楷也看不到了，就在这时，郭总司令又来了，教我立即跟他同机去上海，但我怎能捨弃与我共患难的官兵呢！我说：「谢谢总司令，请总司令放心，我会照顾我自己的。」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向他要钱。
南京突然间成了烽火危城，听说挹江门火车站已作了破坏的準备，又听说共匪由崇明岛的北边到荻港一带的江北，已集结了大批匪兵，準备抢渡长江，白崇禧在武汉仍然按兵不动，南京方面我感觉上已是空城，临危要走走不了，人都在咒骂李宗仁，可惜骂亦无用了，我之迟迟不肯走，不是硬充好汉，我是希望南京能有一场像样的保卫战，我就又可出点力了。
我们联勤总部留守的几个处也都去了上海，我这才感到了孤寂之苦。
二十二日的下午，南京市面上已经有些商店关门了，根据传闻採取行动的民众们，有的往城外搬，又有些人往城裏搬，昔日繁华热闹的南京，一下子到了「秋天」，我也不能再大意了，揹了卡宾，左右跨了两只左轮，左腋下藏了一支扣提，带着武装的黄副官，乘吉普车巡视了二三十个走不动的单位，大家流泪告别，我也祇能安慰他们「好自为之」，除此又能说些什么呢？
二十三日上午，听说共匪已在全面渡江了，李宗仁也跑了，荻港丢了，刘汝明已向南撤走，南京方面共匪已到了浦口，开始渡江了，到这时我不能不走了，中午离开沈举人巷，一辆小吉普，四辆中吉普，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我们在街道纷乱中离开了可爱的南京，离开了我们崇敬的国父陵寝，心裏说不出有多么难过。
我怕路上有意外，不再信任司机，因为前几天我到下蜀去看冯治安部队的眷属，深夜归来，路过栖霞山时，司机硬说车抛锚了，我要枪毙他，他很不情愿的东摸摸，西弄弄，才没把我移交给土八路，其实我也知道他不是共匪，但这时期的匪谍专门和司机们勾搭，不能不防。
可敬的下级官兵
公路上已乱的一团糟，幸而傍晚冲到了宜兴，还算平安无事，找个店家準备过夜再去上海，恰巧隔壁店裏住了空军周总司令的几位参谋和司机，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三部坐车也是今午冲出南京的，我去看他们，他们说：「总司令已于早晨飞往杭州」。又说：「听说到上海不能走了，共匪业已过了江，你也和我们一道去杭州吧！」
我说：「我们总部在上海，我必须到上海报到。」
吃过晚饭之后，约八时许，天已大黑，我出屋看天气，突然空气中产生一种莫须有的恐惧，星月无光，鼻孔裏吸的空气都有萧杀味道，于是我通知空军参谋们说：「这裏发生了陆军战地所习称的煞气，这裏恐有变故，你们赶快连夜上路吧！」他们惊慌的穿衣开车走了，我也率领我们的小车队上路，走了十几公里，到了漕桥三岔路口，右边路去无钖，左边路去常州，天太黑，怕走错了，我停车想看清楚，恰好黑影裏走出三十多个黑短衣人，都拿了土枪，我以为他们是民众自卫队，我下车问他们，到无锡怎么走？他们笑嘻嘻的说：「往西北走！」
我摇头说：「那是到常州去的路啊！」
他们大笑回答：「那裏都是自己人！」我未听懂，常州当然是自己人嘛！这时我的司机悄声说：「报告指挥官，他们是土八路。」就在这时，四部中吉普上的官兵们，已按照我离京之前的规定，祇要一停车，大家都下车实弹备战，他们看了这种情势，十几支冲锋枪，三四十支卡宾枪和三零步枪，他们才悻悻的放我们通行。
又走了十几里公路，走到一座山下，发现一只好大的野鹿，牠也惊慌的失了去处。其实我该警觉到山裏已经有了战事，才把野鹿惊出山。
再走几里路，路前突然亮出手电筒，几位国军战士端枪拦车，我教黄副官下车去查询，原来领头的是位炮兵连长，他向我道歉说：「我以为是共匪追来了呢！」
我大意的说：「在这裏哪有共匪呀？」
他吃惊的问：「长官还不知道吗？江阴和常州都丢啦，我们一个砲兵团只有我的一门砲逃出来，拖车又抛了锚！」
我这才深信漕桥所遇确是土八路，我邀连长上我的车，他说：「这是一门一0五大砲。我不能失落它，我们拖车很快就能修好，长官先走吧！」
国军的官兵真可爱，都是几位愚笨的高级将领自误误国。
我又前进数里，前边又有了车灯，我停下车，命大家準备战斗，我以为这次可能是共匪了，临到最近，原来是一辆空的大道奇军车，车前座是一位上海汤总部的少校参谋，他说：「在上海已叫不通南京、镇江、常州、江阴的电话，总部派我来看看！」
我说：「我是中午离开南京的，听说共匪已经过了江，方才在路上又听说常州、江阴也丢了！」
这位少校真邪行，慌得很，连谢谢都不肯说，掉转车头，如飞而去，迅即不见。
约在十二时左右，我们到了无锡，想不到全市灯火通明，街上熙来攘往，所有警察的臂上都配上了準备投降的白布圈儿，还有数十位大腹贾，也都长袍马褂，配了投降标记出来欢迎，这些鬼东西还以为我是匪军，等他们发现我是国军时，才羞惭的退去。
我们找家饭店吃了饭，再準备上路时，财务官装肚子痛，他不肯走，我大为光火说：「你要想死就留在这裏，顶多费我一颗子弹。要想活，乖乖的上车。」
我本来想一到上海就把他交给军法处，想不到他竟溜掉了，这是到太仓跑丢的。
离开无锡时心情非常沉重，我的膝头因长途开车也很酸痛，又时刻提防有共匪来袭。幸而天亮了，到了太仓，看见了五十二军的哨兵，询问之下，是第二师的防地，他们听说是我，一位连长跑过来欢迎，他是东北战场上的老兵升上来的，他仍然叫我「县长也来啦，快到连部吃早饭吧！」
我谢了，我说：「我要赶到总部报到，请你打个电话给你们师长，和刘军长，说我到了上海，过一两天我去看他们。」
到了上海的乐义饭店，先给总司令打电话，总司令高兴的说：「昨天我们一夜未睡，大家都以为你冲不出来啦！能到上海就好，先不用来看我，你好好的休息睡一觉再来！」
其实那睡得着，上海依然繁华如旧，首都惨痛陷落，回忆前情，当时李宗仁祇要稍有斗志，振奋民心士气，共匪也过不了江。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杂誌总第206、207期）
胡宗南部与马家军难逃一败
简二阶
在国共战争的末期，国军方面，已仅剩下两部主力，一部即为布置在两衡地区的白崇禧桂系部队，由于共军对白部有顾忌，致使其南下行程，延迟了两个月。另一部则为久戍关中的胡宗南部队。彼时共军的战略，显然在捕捉——消灭国军的主力，而不急急乎佔领城市。实际情形也很简单：消灭了国军主力，固然任何城市都可加以佔领也。本文係就当时共军彭德怀部在西北地区与胡宗南所部国军的角逐，作一概括的叙述。
胡马两部反攻险些夺回西安
西北地区共军，为彭德怀所率第一野战军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五个军，兵员在十二万人至十五万人之间。这五个军即由原来彭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五个纵队所改编。中共对「第五纵队」一直颇有忌讳，除林彪在东北曾有第五纵队番号外，其他如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各部，都把第五纵队的番号悬空不用，直至纵队改称「军」以后，此一忌讳始不复存在，故彭德怀以后即将地方军区部队中的精锐，抽编为一个第五军。彭德怀所部实力，在共军中是较弱的一环，但因彭曾任朱德的副司令员，兵力虽小，资格颇老，所以被编为中共第一野战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间，中共以大批共军业已顺利渡过长江，并正围攻上海，当令彭德怀率部攻入西安，胡宗南部仓皇撤退至汉中，长安古城就此轻易失守，彭部乘战胜之余威，并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挺进，前锋直达岐山西南的阳平镇，如再西进，便要直抵宝鸡了，宝鸡虽仅属陕西的一县，但在抗战中，它已是川陕公路、陇海铁路的运输终点，相当繁荣。此时胡宗南部突发动猛烈反击，青海的马家回教军又大举从陇东向麟游、永寿、淳化一带进击，彭部恐后路被截断，遂从扶风、武功、兴平等地退至咸阳、西安、泾阳、三原一带。此役对彭部反击，因在胡宗南部与马家军合力夹攻下，彭部损失达二三万众，胡部且将咸阳城包围，大有夺回西安之势。中共见势不佳，即将徐向前新在山西编组的第六野战军（原称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之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军，共约八万人左右，陆续从晋南渡过黄河入陕增援。徐部到达西安迄咸阳之线后，即协助彭部，筑工事固守。其后续部队十九兵团所辖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三个军，以潼关至西安间铁路，被国军敌后部队破坏，同时国军飞机，也常至渭南、临潼一带轰炸，故迄未能全部进入关中地区。当时国共两军在关中的兵力，共军方面计为：彭德怀部十二万人，徐向前部十二万人，其他军区部队约二万人至三万人，总兵力共约二十六、七万人。国军方面计为：胡宗南部约二十万人，以骑兵马为的青海马家军约有十万人，共计三十万人。与共军相较，还略佔优势。不过共军在陕南平利一带，还有赵寿山、孔从周等部，加起来双方恰巧相等。
胡宗南与彭德怀在陕西打了若干次硬仗，可说互有胜负。从战略方面言，胡宗南善于布置袋形阵地，每每诱彭部深入，然后再加以围击。彭德怀则长于设伏阻击，以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两年的战事为例，彭部向胡部进攻，彭必失败；胡部向彭部追击，胡必吃亏，如一九四八年夏天泾渭河谷之战，彭德怀派贺龙带了两个旅在陇东阻止青海马继援部骑兵南下，因骑兵机动性大，贺龙未能完成任务，致彭德怀所部因受夹击而遭到重大的损失。但当彭部退入黄龙山区（该山在陕东澄城、郃阳以北地区）从事整补之际，胡部乘胜追击，却又一再中伏，受了不少损失。其次如一九四九年五月，彭德怀于攻佔西安后，向岐山方面轻进，居然又受挫而回。胡部东向追击，因彭部在咸阳、西安等地构筑工事据守，所以战事陷于胶着状态。胡部于撤出西安时，曾在终南山、秦岭一带配置重兵，故彭部第二军在渭水以南活动，始终未获进展，且时遭胡军逐退。马家骑兵的不时猛冲，尤使彭部感到甚大威胁，因之共军在战术方面，已试行一个新对策，即多掘外壕、多筑工事，阵地内外，壕堑纵横，以削弱骑兵的活动能力。此种战术对骑兵相当有效，马家军以骑兵不能长驱直入，纵横驰骋，便设法调集炮兵，来轰击共军的工事。可惜彼时中央的空军力量，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否则协同胡宗南部和马家骑兵，歼灭集结西安、咸阳、泾阳、三原的彭德怀与徐向前各部，也不是没有可能。因其时胡部和马部的战斗力并未消失，而胡部的军火、汽油等物资，亦充足得很。
共军集中重兵先打马家军
共军彭德怀部在整补初期内，又新编了第七、第八两个军：为了对付胡宗南和马家军，中共军委又调派华北兵团聂荣臻所部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等三个军赴陕应援。彭德怀乃于是年七月十一日发动第二次攻势（与鄂西、湘赣同时发动），派五个军的兵力向西急进，另以五个军的兵力，在泾阳、三原闻牵制着马家军的宁夏兵团、青海兵团和陇东兵团。西进的部队直达宝鸡，在扶风、武功、岐山等地，曾与胡宗南部发生恶战，双方的损失都极重大。胡部为应付这一大规模的突袭，便沿秦岭山脉布成一条防线，共军虽屡次向秦岭山脉仰攻强袭，但都给胡部击退。此时马家军与胡宗南部因被共军分途迎击，彼此失去联络，陷于孤军作战的苦境，同时週遭共军对马家军已布成包围之势，迫得马部自动后撤，逐步退回甘肃境内，以后没有发生激战，故实力未受损失。共军的初步目标，即在堵塞马家军再出之门，俾从容解决胡宗南部队。所以也并不向后退的马家军挑战、求战。
到了七月底、八月初，彭德怀部第一、第二两军，前锋已抵达甘肃边境的陇县，徐向前部第六十、六十二两军，亦向陇县方向移动。此外聂荣臻部六十三、六十五军，则已到达长武及泾川地区（泾川已深入甘境）。中共派出六个军的兵力向甘肃进逼，其次一步骤当为消灭马家军的主力，并图一举攻佔甘肃省会兰州。
共军原来的计划，是要先消灭国军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再进兵甘肃的，后以马家军由甘肃向陕西出击，表现了骑兵强劲的攻击力，使中共不敢再予轻视。同时美国发表了白皮书，并声言今后将直接援助各地反共的「省际领袖」；中共诚恐马家军与美国搭上关係，获得充份补给，力量将更形强大，因之变更计划，改採「先马后胡」的策略，决定先集中大部分兵力，向西挺进，以消灭马家军主力为目标；仅留下徐向前所部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军，分布在天水、宝鸡之线，摆出向南入川的态势，对胡宗南部採取监视态度。
是年八月上旬，马步芳奉李代总统之召，由兰州飞穗出席重要军事会议，白崇禧、胡宗南、马鸿逵等皆参加。会后，马氏飞台北裁时，曾对新闻记者说：「西北战事，已快到主力决战的阶段了，我要赶回去，亲自指挥，打个胜仗。西北的民心和士气都很旺盛，中央又于最近有武器和弹药的空运补充，对确保兰州，绝对有把握。现战事进行地点，距兰州约二百华里，主力战斗将在这一地区进行。」马步芳氏在广州时，也曾作「马家军从未打过败仗」的豪语，暗示平凉、天水等地之失，都是自动撤退的。马步芳所说的话固然很动听，可惜的是，等他从广州飞回兰州之日，已经局面全非，兰州城已听得见炮声了！
当时中央方面为了提高马步芳的威望，曾特加他陆军上将衔。当他于八月十八日飞返兰州，其时正面共军，已进抵兰州以东约四十公里的榆中附近。彭德怀部第三、第四、第六等三个军，沿通渭、定西，进抵榆中附近的兴隆山。聂荣臻部六十三、六十四等两个军，则向靖远、郭城驿、会宁一线推进，企图夹击兰州。左翼方面，则彭德怀部的第一军已抵甘谷、武山一带，第二军在陇西、渭源、会川一带，目标在越临洮、佔临夏（临夏在兰州西南八十公里），以威胁兰州的侧背。三路共军的总兵力为七个军约十八万人。
从共军的布置看，兰州已不可能坚守。因马家骑兵，长于冲击，若要坚守城池，需要炮兵、弹药、粮食和重武器。其时甘肃省适又换了马鸿逵当省主席，马氏并未履任，仅由秘书长丁某苦撑场面，共军向甘境挺进，正利用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机会。
共军以八倍伤亡攻佔兰州
马步芳虽声称「确保兰州」，但兰州的守军，却只有马继援的八十二军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併起来不过六七万人。而攻方却有二十万人，血战一週，双方均有损失，马家军于八月廿五日即撤出兰州。官方公布：共军伤亡约四万余，守军仅伤亡五千余，双方死伤比例为八对一。此一数字，虽非绝对正确，然共军伤亡，必然多过守军数倍，则为一不争之事实。因共军人数众多，所带粮食甚少，后方补给赶不上前线。共军以甘肃之回教人民素来反共，也不想以徵发粮食去引起他们的反感。在大雨中且曾断粮两日，相持日久，对本身不利，故只能不惜牺牲，向兰州急攻。守军凭藉工事，以逸待劳，伤亡当然较攻方为少。不过以兵力悬殊，国军飞机的助战，以基地距离过远，又未臻理想，所以打了一星期，国军便只有向黄河北岸撤离了。
国军撤出兰州后，彭德怀部第三军即跟蹤前进，在河口、红古城（一名红城子）相持了一个短期，彭部第四、六两军，也接着过了黄河，双方在民和以东、以北、以西各地区，又打了几仗，马家军已失战意，节节后退。而马步芳的老巢青海省会所在地的西宁，距民和仅约七十公里，在兵败如山倒之情况下，西宁城已呈朝不保夕之势，马氏父子鑒于兰州之失，竟忍痛放弃了固守西宁老家的计划，所以在八月卅日，即有西宁易手的消息；九月五日又有西宁情况不明的新闻。实际上西宁既无国军驻守，对外电讯联络已告中断，共军随时随地皆可大踏步地进城，不会遇到抵抗的。
马步芳父子在匆卒间将部队作了一个打游击战的部署以后，便携同家眷南飞，并转台湾，表示反共到底的决心。共军「先马后胡」的策略，亦告实现了。
西北的马家军，和胡宗南部原是唇齿相依的。至此青海和宁夏的马家军实力已去掉一半有多，仅留下马鸿逵的宁夏兵团在西北支撑残局，而马鸿逵本人却又卜居于广州爱群酒店十一楼，始终不肯回去。因之，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山脉出击，以直扑宝鸡为目标。是时胡宗南部当面共军仅有徐向前十八兵团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等三个军，驻宝鸡，天水之线；然徐部抵抗甚烈，致强弩之末的胡部亦极少进展。
胡宗南所部后来经汉中退入西川，马鸿逵的宁夏兵团亦不免被共军所击溃，盖亦大势所趋，此为后话。
十五万国军困坐厦门海滩束手就擒记
冰 壶
厦门是于民卅八年十月十七日易手的，这一役，也是福建省最后的一战。但是这次战役，到了最紧要关头时，竟传奇性的忽然没有了指挥官，致令十五万国军，犹如无头苍蝇，眼巴巴的困坐在厦门的一片大沙滩上，等待着共军来接收！由于海洋之隔，久战疲惫之师，人马战车困于一隅而不能行动，尚有可说，但十余架战斗机也安全的停在机场上，等待共军的来临，确实令人费解。这是国共五年内战期间，千百次大小战役中，最为少见而最具传奇性的一战。
血战三昼夜福州陷共
民卅八年的四月中，自长江天堑失守，共军的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以及谭震林各部分兵进攻南京、上海和杭州。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部则直逼南昌。四月廿三日南京放弃，五月中上海亦告易手，西线上之共军四野林彪部于五月中攻佔了汉口，与二野会合进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东南半壁，已处处告急，接近台湾的福建省沿海，顿时形成了重兵屯集之地。当时江西临川一带有胡琏将军所部之十三兵团驻扎于黎川、建瓯、建阳、邵武、光泽以至福建延平；福州则有七兵团黄伯韬的旧部第廿五军陈士章部。沿海岸线南向，军队杂聚，兵种亦多，诸如：交通警察、伞兵、浙江师管区、江西省保安总队、青岛撤来的海军陆战队、徐州国防医学院、步兵学校、上海龙华撤来的联勤总部第八总医院等等，此外并有十几个兵站，驻在马尾的海军两栖部队，以及难以计数的各地方团队。⋯⋯以上这些能战斗与不能战斗的军事机关，此时都混聚在福建省境的莆田、古田、洛阳桥、南安、同安、惠安以迄漳州。其时国军的重点则在晋江以及漳州，至于作为主力的部队尚有第六十七师、一0八师、一四八师，第五军（非邱清泉原部之新五军）、第十八军之十一师的两个团、河南部队之刘汝明、刘茂恩等部以及曹福林部等。由各地撤退而来之较重要的机关，原本分驻于福州和厦门两地，但延至是年七月初，陆军第一编练司令部在厦门成立，福州的重要机关亦皆随之调迁厦门，因此，厦门的重要性顿形增高。中央当时对福建的作战计划是可进可退。基于闽省沿海距台湾仅一衣带水，如若反攻，有马尾、厦门、秀独、崇武等大小数港口，增援极易；如若撤退，则这些港口亦具有同样便利的效用。
但另一方面，共军进势太速，浙、赣两省自沪杭易手，南昌失陷后，沿线虽略有接触，而不久温州又复放弃，浙赣已全部变色，立即反攻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然国军仍有意坚守福建及广东，所以当时由福州南撤的军事机关，有一部份则调迁漳州、云霄、招远以至汕头。在此等布署下，厦门就形成了国军在大陆东南方面的军事中心，并由汤恩伯兼任厦门防卫司令；行政方面则由毛森出任厦门市长。这文武二大员，都是由新放弃不久的上海到来的，中央重视厦门的态度，至此愈益明显了。
厦门面积不大，人口仅六十余万，地势略似香港，由于厦门从前受过英国的影响，故部份民房建筑带点洋派，当然这也多少因了华侨较多的原故。厦门港口的东面，如在晴朗的天候下，可遥见大小金门、大小烈屿之山影。距厦门东面半里之遥，尚有一弹丸小岛，即鼓浪屿，风景绝佳，上面尽是完全西式的建筑，并有明代古蹟郑成功的水师台。厦门可说是个岛，也可说并不是岛，因为它的西北方两里阔的海面，如果在退潮时，可以步行至对面的集美镇，海水仅只没膝。集美镇乃我国着名侨乡，景色幽美。至于厦门东南隔海约十余里处，为屿子尾山，山上有昔年英国所设之要塞，巨砲虽已搬迁，但是堡垒极坚，砲座仍甚完整，可以使用。
第一编练司令部成立后，驻于厦门一带的国军部队，首先开始须经国防部之点验组进行点验；如此一来，致使各部队终日慌慌张张，因为诚恐人数不足，引起麻烦，遂演出互相借兵听点的一幕，即使向来与中央嫡系部队不睦的河南部队，此时亦与中央部队有了交往，因各部队之人数，皆经不起认真点验也！
经过官样文章的点验之后，训练即行展开，当时曾有八十余名佩戴校级军阶的日本籍教官，已到各部队进行巡阅，万不料在正式训练尚未展开之时，第一编练司令部却突然宣告撤销，原因固未宣布，但以形势而论，当与大局有关，因为正于此时（八月中）福州失守了，湖南的程潜与陈明仁又投了共，共方四野正逼紧着白崇禧所仅存的桂军主力，西北方面兰州亦告陷落，大局已到了土崩瓦解之势！
福州之失，是相当壮烈的一战，守城的第廿五军（陈士章）血战三昼夜，死伤殆尽，共军三野叶飞所部好不容易始攻入城。至于福州以南的莆田、洛阳桥等小城镇，国军第四0师、第一0八师等仍能苦战达两个月之久，因此遂使厦门方面能有充份的準备时间。在这些情况下，厦门之不适于继续练兵，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之后始由孙立人于台湾南部开设了新军训练营，就是此事的后果。
496团奉命反攻 汤司令逐一握手
由于福州的陷落及沿海各城镇的激战，厦门市则更显得畸形的热闹，空气也更感到紧张，从沿海各地撤退而来的大量军事机关团体以及军人眷属和各单位的设管人员及留守人员，如潮涌至，大部份已经无屋可住，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临时搭盖的木屋草寮和帐幕之类，因之市内的秩序，恶劣异常，时时由于争住房屋的事而致机关与机关打、军眷与官眷吵，再加上钞票贬值，更增加了无限的是非！当此时也，银元券、关金券以及中央银行本票，民间早已不用了，军人只好强行动买，军饷之中虽已部份发给银元、港币和黄金，但兑换率是不易求得中庸之途的，银元的种类多，价值亦大有出入；黄金是中央银行的库金，每块重量约十二公斤，凿开之后就难求足秤；因此每日为这些事所发生的打斗事件不下千宗，地方监狱巳失去了效用；军法管制的效果也不再发生作用。日日以死刑枪决作为镇压的手段，但毫不减少案件的发生。军警宪联合稽查队、陆海空三军执法队等，虽然终日在街上巡行，但是街上随时竟会有欢迎共党的标语出现。调查户口以及逮捕嫌疑份子的行动是时时进行着的，在兵慌马乱的时节，当然不无受冤枉的，致而哭声载道，惨不忍睹！
有很多军政人员的住处，为了想减少调查户口的麻烦，各人就在自己的门口，挂出名衔，如此一来，一家挂、家家挂，到处都是官衔及机关的名称了，诸如：「八二八三部队留守处」、「七0八部队官长眷属住宅」、「金华县政府」、「兰溪县党部」、「金坛县国大代表寓」、「安徽省参议员寓」、「行政院官长宅」、「江西省保安总队寓」，⋯⋯林林总总，多如牛毛，因此，厦门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是：「街街巷巷设衙门，宅宅户户住官长！」然而，儘管门上贴出了官衔，但是户口仍然要查，遂有些高级官员的眷属，往往会撕破衣裙与查户口的人员搏闹！如此的情况，一直的延续到厦门市的末日。
是年阴曆的八月十二日，战火终于烧到了厦门週围三十里附近了，当天下午，防卫司令部下令，将厦门南面对海三里处莲塘村松嵩码头的一座美孚火水公司的十二幢油塔爆炸了，一时之间，海上漂油数寸，顿成火海，足足烧了一整夜。厦门外围的国军接连退败下来，仓皇回到厦门。共军显然此时正在布署，未向市内进攻，厦门防卫司令部指挥的一中队野马式战斗机，一日出击数十次。虽然如此紧张，而市面上却仍旧人潮如涌。阴曆八月十三日，情报消息说明屿子尾山上的海军要塞，已被共军控制了，这消息无异是晴天霹雳，因为人人都知道，整个厦门的粮食弹药全靠海军由台湾及金门运来，如果一旦间共军在要塞上架了砲，厦门立即就成了死港。情况之严重，不能不令防卫司令部立即有所对策，亦即必须马上夺回屿子尾山而守住这座要塞。
当时奉令出击的部队是一个团，这个团本是第廿五军四十师辖下的一一八团，团长刘万燊，原为调作编练司令部担任警卫的，后来编练部撤销，而第廿五军又于福州之役全军覆没，番号已销，所以一一八团此时已被编入第五军第一六六师，改为四九六团，但始终是独立的。由于该团以善战着名，所以攻击要塞的任务，就落在它的肩上。
全团弟兄于阴曆八月十四日凌晨，在厦门码头出发，共乘上了四艘内海民用轮船。临登船时却有一件笑话，十分有趣：防卫部之军需处在码头上铺摆了三张大桌子，桌上用银元堆成了三座小堆，如同金字塔，该团弟兄每人下船时，不论官兵皆发给现大洋两元，并限定当将银元接到手后，必须立即放入衣袋中，当时任何人皆不明用意何在，有些新闻记者追问原因，才搞明白，原来军人们一手执枪，如另一手中拿着两块银币，则无法与送行的汤恩伯司令长官握手，因为汤恩伯立心要和他们每人握手，以示鼓励，特在事先为此事作了周详的準备。自古以来战士上战场，几曾有过这种现象。有人曾问汤恩伯，为什么一定要如此这般？汤却淡淡的说：「以壮行色，不好吗？」
血战五十分钟收复屿子尾炮台
四艘轮船直向屿子尾山驶去，当超越了停在海中间的一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时，四艘兵舰上的砲位同时发砲作掩护，连续发射了一刻钟之久，整个屿子尾山完全被笼罩在烟雾了，但山上的共军却不作丝毫回击。当四艘轮船将近登陆之时，共军始开枪向四船扫射，数十挺轻重机关枪、集中火力，射向船上，因该四船无可掩蔽，暴露于外，四九六团的弟兄立即死伤枕藉，而船上的驾驶和舵手都是老百姓，他们何曾经过这种场面，立即转舵预备回航，但被军官用手枪指在他们头上，即令继续前进，但他们已经瘫痪，倒卧在舵轮旁，再也抓不住舵了！显然那对着他们的枪口，也不忍心真真开火，如果他们死了，不论是国军或敌军打死的，那都是天下最可怜的事；所幸这四条船上的五十多名员工，因为吓得倒卧舱裏，并无死伤，都能平安的回到厦门，否则，不教而诛，那才真是屈死鬼！
屿子尾山是没有滩头的，四九六团在那些嶙峋的岩石上展开了总攻，此时空军也飞来助攻，做了掩护，经过五十分钟的激战，终于收复了屿子尾山头，该团死伤了半敷，但却捕获了数十名共军俘虏，经政工人员的审讯，始知共军乃是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三十军。
要塞方被夺回，共军即开始反攻，砲火甚为密集，厦门防卫部立即用快艇将国防部特别爆破组送到屿子尾，命令炸掉砲台后，始全部撤回厦门，不必守下去了。炸罢要塞回航，四九六团已溃不成军。第二日是阴曆中秋节、厦门市居然一片热闹，并扩大举行胜利大捷庆祝大会，由屿子尾撤回的四九六团弟兄们顿时成了市民热烈犒劳的战斗英雄，由毛森市长、市党部书记长、国大代表、商会会长等，押着大量烟酒月饼等物慰劳，好不风光！
国防部忽于此时下了一项新鲜的命令，内容是：着守卫厦门的陆海空三军之各部各单位，选举模範军人和战斗英雄。这道命令由防卫司令部交下，并且强调每个连至少要选出一名，此事在国军中乃是创举，是无先例可循的，因此，很多单位选来选去总是选不出，士兵们谁也不知究竟谁是模範？谁是英雄？然而选不出是不许可的，结果，到了最后，多半被各部随意推出一个人来应付，目的只是敷衍了事，而被推出的人物，又多半是些傻兵或秃头、或口齿不清的伙伕马伕之流，总之皆是士兵们平素开玩笑的对象。当各部队已经选出了英雄及模範之后，在那一年双十节的一天，隆重地举行了「群英大会」，在厦门市政府门前的大广场上，汤恩伯长官和一位海军支队司令、海军军官学校的几位高级教官、空军的一位上校、各部队的许多将领、毛市长、绅商等数百人，坐满了临时搭盖的观礼台，个个英雄和模範皆身披红布，红布上用金字写着「英雄」或「模範」等字样。授奖典礼开始，各个「英雄」或「模範」须要当众自行宣布他的英雄或模範事蹟，这么一来，竟闹出了连篇笑话：原来有些「英雄」或「模範」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其中竟有人说：他幼时入过白莲教，学会了枪刀不入之术，所以打仗的时候，他曾经用身体堵着敌人的枪口，使枪弹发射不出，故而被选为英雄等语。这些「英雄」们的事蹟，致令听见的人们汗毛直竖，观礼台上的汤长官及其他高级官长们，个个都面红耳赤，踧踖不安，但又不能中途退席，必须维持这个尴尬场面到完场。
「群英大会」结束了，「英雄」和「模範」们的快乐时候还多的是，除了大酒大肉不算数，夜晚居然还有类似「营妓」的特种招待节目，事实上那些职业女郎们为了怕警察局命令停业，而且慰劳「英雄」又有钱拿，所以皆大欢喜。
蒋介石飞抵厦门鼓士气
十月十二日（阳曆）晨七时，防卫部突下令全市戒严，至下午三时各部队、各单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全部奉令在厦门大学集合，事前谁也不知是什么事？迨集合完毕，始见四辆小汽车列队而来，直到大学的礼堂门口才停车；一声立正，由车内走出的竟是以总裁身份来视察的蒋先生。是日蒋先生身着灰色中山服，头戴呢帽，到了礼台上，随员们皆在台之两端侍立。全体官员敬礼后，蒋先生命令大家坐下，用「谈话」的方式致训词。在简单谈话中，即郑重强调两句口号：「发挥无形力量，消灭内在敌人。」并加以解释谓：无形力量乃是不惧的坚决和果敢；而内在敌人即是摇动不坚的信念。
蒋先生约讲了十分钟即讲完，训话后，仍由汤恩伯及毛森陪同离开厦门大学，返回兵舰。事后据闻蒋先生是乘了一架水陆两用飞机由重庆经广州而来。又据当时传闻：蒋先生的飞机先降落在海面上，再由兵舰上的起重机吊上兵舰，之后，方由飞机中走下兵舰。此种传说，不知确否？当飞机走了之后，厦门市的军民才知道临时宣布戒严是怎么同事。
一连数日不闻砲声，厦门市的居民们都说蒋先生的福份大，他老人家一来过，厦门就平静了。在这平静的数日间，不少辎重从厦门运去了金门，当时驻防金门的是由江西新撤来的胡琏兵团、以及新成立的第五军军官战斗团等。
是时，金门岛上，尚很荒凉，人口极少，共有四个村庄，其他也另有一些散居的民宅，但多数皆甚穷困，村民的服装破烂，较有钱的人家，多盖有碉堡式的石头楼房，大多是二层或三层，家家户户都供着一堆堆的大眼睛木偶，其中一个是齐天大圣，另一个叫做太保侯王，至于是什么神，由于言语不通，他们又多数不识字，问也问不清楚。整个岛上甚少树木，小山冈皆是光秃秃的，田裏不种禾稻，只种番薯和少量的落花生，副食是些钉头大的小鱼，用盐浸了可以生吃。码头在东部，岛中有个小飞机场是日本人遗下的，另外一所较为西式的大房院，据说是日本的「督府」。该时驻在岛上的第十八军的工兵们正在掘战壕、架铁丝网，岛上遍处皆生有一种天然植物，样子似菠萝的叶子、有刺、很坚硬，不知何人发觉此种植物有军用价值，士兵们由各处将它挖出，集中在一起，埋植在岛周围有沙滩的地方，植得密密地，竟形成了一条天然鹿砦阵地。这件事可谓相当有头脑！
十一月十六日，厦门防卫司令部接二连三向部队送达了数项命令：第一次是早上九时送到，命令各单位烧毁不重要的文件及档案。第二次是十一时的命令，着各单位破坏残旧之辎重、车辆和武器。第三次命令是：不论军官或士兵只限保存一套备用的军服，放弃毡毯、蚊帐和军用必需品以外的任何私人物品。并要缴销火柴及打火机。⋯⋯这些命令都是很反常的，每个人的心上都有一些不安的预感。
是日正午，在厦门市内的中山路的十字路口之正中，执行枪决犯人，由车辆运到了三十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大约都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虽然此等青年人行将被枪毙了，但仍然大喊大唱，喊的是什么，由于是当地话不易听得懂，但唱的却是：「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那样坚固，是钢那么硬，⋯⋯」然而人们皆不知他们是犯了什么罪。但是也没有宣布他们的罪状。
下午四时，防卫部的命令又来了，内容是绝对不留任何文件，不论重要与否须一律烧毁。到了下午六时，最后的命令是：限令七时正在码头西边约二里路之处的沙滩上集合，不准用手电筒。
以上所说的这些命令，是送给岛上的驻军的，自与市民无关，但市民们也许见到军人的不正常动作，也或许没有注意，但是五点钟的时候，晚报出版了，报贩们大喊大叫：「中央社消息！厦门固若金汤！」
千余官兵争相攀爬兵舰
十月间的下午七时，已是入夜了，我们到了沙滩之后，才发觉驻于厦门的军人和眷属原来竟是那么多，黑压压的挤满了四个平方里的面积，虽然没有确实的计算，但人们皆猜测约计有三十万众，然而，单纯军人，是有确实数目的，数目是接近十六万人。
这个时候，这种情形，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件事了，有些人觉得这情形是「敦克尔克」的翻版，但也有人很感兴奋，因为心中都在想着即将前往美丽宝岛台湾了。不时的听到人们低微的谈笑声，那都是极其乐观的：「台湾地方好，女人也不错呀！」「老子有大把钱，到了台湾后要玩个痛快！」⋯⋯。至于不乐观的人们，他们却在忧郁，当然忧郁不是没有原因没有根据的，据当时传说：在这次大撤退中，中央要借此机会甩掉一部份杂牌军，然而谁是杂牌军呢？当然很难说，因此许多自己感到是杂牌的人就内心惶惶不安；而另外那些自信是嫡系中央军的，则理直气壮，自信必定优先被接往台湾。
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由厦门码头开来了两艘内航轮，由轮船上走下了一队传令军官，散到各单位中传布命令：準于十时四十分着令分批上船，某部第一批，某部第二批，皆有次序指定，俾便于十一时兵舰到达后，搭登兵舰，转运台湾。至此，才算是正式宜布撤退的命令，显然这项撤退的计划，是很有规律地筹备的，并非出于临时的决定。
当然，湖南、广西全部失陷了；遥远的西北——青海的马家军垮台了；新疆省主席鲍尔汉、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都投了共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只有西南一小部份虽还未易帜，但已在混战中，厦门的作用已不存在了；加上在几天之前广州亦易手了，厦门再也没有保留的价值。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有计划的撤退是极符合情况的。
然而，这个撤退，在实际上真是不堪设想！
当深夜十一时整，兵舰果然开到了，停在海面的四里之处。在事先虽已正式宣布了分批上船的命令，仅仅只过了一会儿，就有不少的特殊人物先行开始破坏命令的执行，——这是一群数约百名的将领，此辈究竟是谁？天既黑，人又杂乱，不易认得清，但当他们抢先爬上船的时候，曾大声向押船的一名中校使用压力，说出了自己军阶和身份，其中有的是国防部的、有陆军总部的、更有「侍从室」裹的，押船的那名中校，显然是被他们的身份吓住了，稍稍的略一犹豫，将军群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着爬上了船。
大官们先上了船，小兵们看在眼中，立即联想到大官要逃命了，也联想到自己也有一条命，也该逃了，结果是乱哄哄的、一窝蜂的，大家都不守秩序挤上船；起初，还有些大官拔出手枪来企图指吓小兵，继而拔枪已无用了，因为小兵手中也有枪，同样的子弹上了膛，看谁的命比较值钱？大官们到了此时也只好让步，黑压压的一船人，可以说人上有人，人们在船上就似沙丁鱼罐头一样，一个挤一个，但好处是，一经爬上了船的人，再也一声不响了，暗自在那裹侥倖。
十月初新换上的棉军服，在爬船时浸满了海水后，都湿胀了，一千个人，会有三千个人的重量，大家挤在一起，似乎都忘记了寒冷。只有河南的部队在船上曾接二连三的大喊着：「老弟兄，让让路！」但没有人回答，也不会有人让路，因为根本已没有路可让了！
最麻烦的就是那些机关枪和小钢砲等武器，人们先爬到船舷，再用绳子将枪砲煞费气力的吊上船。像这样挤着爬着抢着，其实在沙滩上能够爬上了船的人，还不到全数的百分之一，上不了船的人们，急得磨拳擦掌、破口大骂，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船长大副逃之夭夭
人们挤满了船，等侯了许久许久，终不见船开，因为每个人皆为自己能先爬上船而高兴，谁也不想多麻烦，每人只等着别人催促开船。但是等来等去，两个小时过去了，船终不开，最后，终有官阶高的人们首先提出了询问：「为什么不开船？」——答案找出了：那就是船上的驾驶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从船长、大副、二副、以及水手等，正当军队慌张争抢爬船之际，全轮上的员已趁那机会逃走得一个不剩，当大家证实了船上的工作人员真已离去之后，这一下可把那些将领们吓呆了。一个一个只好又从船上爬了下来，坐在沙滩上，面对着大海，望洋兴叹！
因为军舰仍停在海中并未离去。在这种有船上不得的情况下，有一小部份人，曾动过飞机的脑筋，显然也是走不通，飞机场中连人的影子都没有，十二架野马战斗机，既未飞走，也未破坏而又没有人管理，到底是何原故？
正于此时，由厦门岛上的主要山峰——鹭峰的顶上枪弹开始射了下来，共军终于登陆了，这个情况如何是好！士兵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但任何一个身为军官的人，立即都开始了恐慌，因为如不抵抗，一会的功夫就要当俘虏了，这将是生活上极大的突变，很多人歇斯底里式的开始不正常了，继而枪声越来越近，沙滩上的人堆裏，展开了骚动，团长找师长，主官找部队，越找越乱，越乱越慌，呼呼喊喊，混乱得有如一堆寻洞的蚂蚁！其中较清醒的人们终于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须要立即找到汤司令长官、或其他高级的负责人员；第二是应当展开抵抗，将已登陆的少数共军，用十倍的力量立即歼灭，并需立即再行成立指挥系统。
想法固然是很正确的，然而，谁也找不到汤恩伯、毛森等人了，而且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那裹；当然，不用多研究，大家心裹都明白，大家都能想得到汤恩伯等早已先走了！
十六万国军向千余共军缴械
大家既都知道需要立即抵抗，还能有拖延的时间，和等待船只的机会。然而，谁去抵抗呢？就不曾见到任何一个将军或中级军官下过这样的命令，彼此你等待我去打，而我也等待你去抵抗，结果终于没有人去抵抗，如此拖延到午夜一点半钟，突然有一群忍无可忍的士兵们开始由小声骂，继而看看无人答话就有人大声骂，渐渐地发展成了哗乱，幸而低级军官还能说服他们，此时竟有一个年轻的女军人，身份不明，猜想大约是部队政工人员，或者是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之类，——她忽然由人群裹站起，用尖锐的声音号召人们共同起而抵抗，先有几个士兵当场站了起来，真的跟从了她，继之竟有了一些年轻的军官也跟着站起，当他们只有三五十人的时候，竟提着枪，一面骂，一面昂然越过公路，奔向山的方向，陆陆续续又有了一部份人追了去，无法确知他们到底去了多少人，但不过二十分钟之后，战斗开始了，机关枪、步枪以及迫击砲都响了，一直到第二日（十月十七日）的上午十一时许，他们还在与共军战斗着，枪声砲声还未停止。
一个一个的共军士兵，满身泥浆，显然是在集美镇那方面趁退潮的时候进入厦门的，他们登上厦门岛的人数，到十七日中午，估计也不过两个营，换句话说！打进厦门的只不过千多人而已，所以他们都是单个由公路上提枪走过，公路两旁睡在田间及沙滩的十几万国军，都尚未解除武装，但共军们竟长驱直入，视若无睹！
报贩们持着「号外」，在马路上大喊大叫，躺在田中及沙滩上的国军，买过一张看看，只见大标题上写的是：「解放军势如破竹，敌军残余正被续歼中！」厦门就是如此这般陷落的。不论如何评论，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笔者正是坐在沙滩人丛中的一员啊！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35l期）
白崇禧的百万大军是怎样瓦解的？
东方绿
什么叫作「总体战」？——相信有些人不曾留意到；这不是一个旧有的名词，也没有什么典故，只不过是国共内战末期——民国卅八年的春间，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所杜撰出来的名堂而已。
毫无作用的锦囊妙计
白崇禧当时所高唱的「总体战」，内容究竟包括着一些什么东西，相信多数人都不甚了了！约略说来，大致是：「上下一心」啦、「军民一致」啦、「军政一体」啦、「全国总动员」啦、等等陈腔滥调；不过这在当时来说，却曾雷厉风行、煞有介事了一阵子，不仅由国防部向各军事机关单位颁布了「总体战」的命令和教条、纲要等等，而政工局出版的《国防月报》、《士兵週刊》等刊物中，亦连篇累牍的解说「总体战」的道理和妙处，由于人人尽知白长官乃是「小诸葛」，颇有不少军人皆曾憧憬着这个「总体战」极可能是一个「锦囊妙计」。但当人们尚在犹豫着、对这项「法宝」还没有认真弄清楚时，无情的战火竟急速的烧到了华中，武汉三镇一下子就落入共军四野林彪、罗荣桓等人的手中！到了这阶段，「长官已驾黄鹤去，此地空余长官署」了！
因此，「总体战」这个名词，也由于没有时间再追询探讨的缘故，不久也就被人们遗忘而不见下文了。
白崇禧进剿大别山共军扑了个空
所谓「华中地区」，并不是个地理名称，实际上只是泛指着长江中游地带的一个行政、或者军事统辖地区的名称而已。因为从中国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实在很难指出究竟那些地方算是华中？所以一般来说，所谓的华中地区，大约是範围着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湖南两省，再加上江西、安徽、河南三省的各一部份。这一带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城市多数为日军佔领，而小城市、乡村、山区，则分别属于第九战区、第六战区、第十战区以及第四方面军所统辖的地盘。如较详细的作一划分，大致是：武汉一带属六战区；南昌一带属九战区；长沙、衡阳一带则为第四方面军；大别山蚌埠以西、安庆以北地带则属十战区。但是，这只是指着国军方面控制此一地区的分布情况来说的。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共军，虽然在这区域中所屯驻的数量并不很多，然而，自抗战中期之后，共军新四军的第五师李先念部，却以大别山为中心，也佔有着庞大的根据地，所以，当抗日战争方告结束，这个新四军第五师已发展成为正规军，加上地方民间武力，竟达二十多万众的势力了。
所以在接收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共军的李先念和国军的李品仙在这一地区之中首先就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表面上，日本鬼子在徐州、蚌埠和安徽三个地区，是向国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缴械，但是一转手之间，李品仙又七零八碎的转交给了李先念，因了这等情况，盘据在大别山二十多个县的共军，就成了华中地区国军的眼中之钉，非拔去不可。
国共两军武力相向，虽在抗战方结束之际便已实际开火，不过，当时的战事，仅属地区性的；而地区也仅局限于陕、晋、冀三省的双方犬牙交错地带。认真来说，全面性的内战，要向后推展到民卅五年的六、七月间，西线国军沿平汉铁路，东线沿运河两岸，在东西近乎千里的横线上平面向北推进，那才算是正式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而由总的方面来说，直至民卅八年的四月共军渡江之前为止，内战虽然打了三年多，却始终不曾在江南地区发生过战斗。而长江北面之最南部首先发生战事的，就是鄂东、皖西之间的大别山战役，这一战的时间，较全面内战的展开早了一个月，其正确的时间，就是民卅五年的六月下旬。
华中地区的第一仗，国军出动了六个军的兵力计十五万人，进攻黄梅、潜山、霍山、宿松等地区，一直推进到大别山的中心地区，这一仗是由第十战区的基本军队：第八四军、第三九军以及孙蔚如的第三十军、第三八军，更有王敬久的第六六军和第九二军，此外还有李品仙的安徽地方部队合力进击，结果，只打了三数天的十余次小战事，国军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因为共军已全部撤向陇海铁路北面去了。
二野的「集腋成裘」战术
在之后，不多一年多的日子裏，这带地区从未见共军的蹤迹，直到民卅六年的八月，陈赓和谢富治所率领的共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才由山西南部渡过黄河进入了桐柏山区和大洪山区，同时，共军晋冀鲁豫军则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着六个纵队，也由冀南经过豫东，开进了皖北。随着这两支共军之后，原在山东胶东的共军两广纵队和东江纵队，亦于同年九月初开始行动，经过鲁西南，开进了大别山区。他们在经过山东曹州时，还顺手牵羊把国军整编第五七师连同师长段茂霖全部「带」走了。
当共军的这三支大部队开进了湖北和安徽之后，华中的局面就开始受到威胁了。
一开手，陈赓和谢富治就将李品仙指挥的第八四军覃连芳部，和第八八军的第十一师吃掉了；之后，就在桐柏山、大洪山以及中条山地区成立了「豫、陕、鄂解放区」。而刘伯承在大别山区略一停留，即分兵向西发展，仅半年的时间，便和桐柏山区、大洪山区的陈赓部队接联到一起，很快的就成立了「桐柏解放区」、「江汉解放区」、「鄂豫解放区」、「皖西解放区」等四个根据地，这半年之中，他们和国军华中的部队不停的打着，战事虽然不很大，但共军一得手就打，形势一旦不对劲，便立即「转移阵地」，结果，在零零星星的战况下，国军竟毁去了近十三个整编旅。刘伯承的这种打法，叫作「集腋成裘战术」，当然，这也是得意忘形时的讽刺和嘲笑的说法。
桂系部队带着家眷上战场
在这个期间，从整个的内战而言、却正是国军在战果上获得最高分数的阶段，可说到处都在打胜仗；可是在华中地区，却恰恰相反，刘伯承的部队，有几次差不多打进了白崇禧（华中）的大门口，即如该年十一月初，共军在湖北东部蕲春发动了攻击，接着就蔓延到广济和黄岗，前后在这一线上，打了二十多天，国军青年军第二0六师邱行湘的一个旅被歼灭，另一个旅毁掉了两个团。在蕲春的高山埠地区，国军第一三九师全部被消灭了，而同一时间，李品仙的一个保安旅和怀甯师管区也在霍山整个被吃了去。白崇禧当时派出了四个整编师向桐柏山进剿，而陇海线上的刘茂恩也派出了四个师南下接应，但是华中所派出的军队，最低限度有一半以上是有去无回的，整编第十五师不仅全军覆没，连同师长武廷麟以及他的老婆都被共军俘了去。——实在不明白，他们前往打仗，为什么还要带着家眷？
就在白崇禧清剿桐柏山区之时，刘伯承和陈赓却联合发动了一次大反攻，就在是年十二月中旬，前后三四天的时间，郑州以南的平汉沿线两旁，竟被攻破了二十多个县城，国军方面损失了保安队五万多人，而驻守在平汉线上的黄维鲁道源等部队，都吃了不小亏，损失的人数据估计总在两万左右。
由于这一次共军的突然进攻，在白崇禧来说，而子上很不光彩，因此，在半个多月之后，华中剿总就展开了一次更庞大的清剿，这一次共调动了十二个整编师，即：整五八、整二0、整二五、一四军、整四八、整七、整四六、新编七九军、整七四、整六四、整八五、整一0，总计二十五万多人，其中整八五、六四、二0、二五等几个整编师，都是由苏北、鲁南调来的；尤是整二五师，还是由山东乘兵舰而来，好在当时山东没有大战。
像这样大规模的集中兵力，也可看出白崇禧当时是抱着多么大的决心；然而，这一仗「小诸葛」却又估计错误，廿五、六万国军加上安徽和湖北的保安团队，足足有三十多万人马，这么多的兵力，竟在大别山裏转来转去，前后转了三个多月，结果却不曾见过一个连以上的共军。但是所有通往大别山区之外的大路，竟全被土共破坏得寸步难行，有时军需品还得依赖空军投送。民卅七年的二月，遇上大雪，空军数日无法空投。在霍山、金寨（立煌）一带地区的国军，只好吃伏苓（一种中药）充饥，幸好那个地区农民皆大量种植这东西。二、三十万大军如此这般地搜索了好多天，因为见到到大股共军，就算是清剿完毕。实际上共军早已在国军进入大别山之前，向黄泛区撤去了。
华中的局势，经过这一役之后，在表面上又算造成了半年的小康，在民卅七年的上半年，安徽、湖北确不曾再有正规共军出现过，所谓「土共」的地方势力，却已遍地皆是了。
国防部长蛰武汉
就在这个大别山之战的阶段，白崇禧已发表了「总体战」，不过，当时各方面并未留意，所谓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及至经过一年多之后，又由李宗仁再次提倡，始为各方所注视，但到了那个阶段才注视，已没有用了。
白崇禧于抗战结束、国府改组之际，出任了首任国防部长，国防部那名词，在过往中国是没有的，这是模仿美国的新名堂，这个官儿十分大，但无实权，真真的兵权，却操在参谋总长手上（第一任参谋总长是陈诚）。在当时来说，白崇禧虽然作大官，却很少机会认真办点大事，所以在大多数时间中，他一直以武汉为他的居停地，事实上，他的旧班底，绝大多数都集中在那一带。国防部的部务也就交给了次长，这样直到民卅六年五月，他出任了「华中剿总」，则更是合情合理的长住武汉了。
白氏的名衔后来又改成了华中军政长官，但不论怎么改，或改成什么，总之自抗日战争结束为开端，武汉地区原则上就是他的势力中心，第四八、第七、第八四、第四六——这四个广西军，不论东调或西调，也始终以这地区为根据地；他的兄弟班：李品仙、夏威以及心腹大将张淦、徐启明也皆安置在週围，使当时的华中地区，形成了一种超然和特殊的局面——这裏所以说他是超然与特殊，因为他们虽然毫无疑问都是国军，但却与其他的国军多少有点不相同，仍摆脱不了狭隘的地域性，所以在全国的军队中，他们仍然是不群的，当然，这情形自民十六、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早已形成了，在之后也就成了传统，再加上李宗仁与最高当局之间的不愉快，更予人以口实！
白崇禧见死不救 康兆民襄樊被俘
当时，坐镇华中的白崇禧，在他的公职上共有两位重要的副手：一是李品仙；二是张轸。
李品仙是广西苍梧人，保安军校时期和白崇禧是同学，也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后的第一任武汉卫戍司令，所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似乎宁愿放弃安徽省主席而企望着坐镇武汉，显然他对武汉有着深厚的旧情；但可惜中央当时所委出的「华中剿总」副老总却是张轸（张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及南阳绥靖区司令）。
张轸是湖南罗山人，日本士官出身，资历是很老了，所以当他被委为「华中」副老总时，不仅李品仙为之大感怏怏，就是白崇禧也不大高兴。张轸虽然战战兢兢的作白崇禧的副车，据说他和白氏的关係相处得并不很好，所以在徐蚌会战正吃紧的阶段，他首先放弃了南阳而投共，使白崇禧张皇失措，时间是民卅七年十一月上旬，由于当时战事的新闻太多，所以很少人注意张轸的下落。
由于张轸的投共，李品仙亦水到渠成，调至武汉。他先任「华中剿总」副老总，继之改为「华中军政副长官」。虽然白崇禧的衙门改成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可是当时华中地区却又出现了一位「湖南家长」程潜，根本不卖「长官」的账。中枢方面如何决定，局外人颇难了解，但是，肯定的这些发生在「华中」地区的人事问题，颇使华中的人事关係更加不协调。基于这等缘故，所以是时白崇禧再三、再四的大唱：「协力同心，团结一致，出力出钱」的「总体战」，就不是完全唱高调了。
华中的内部人事上，既然有複杂的情况存在着，而军事的发展上，因徐蚌会战的失利，亦威胁着华中的局面，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用历史的目光来分析：「华中」的军事能力，事实上远不及徐蚌地区的坚强；这并不是说徐蚌地区的几个兵团都打过硬仗，而华中的几个兵团未经硬仗而就轻易垮掉，只是说：徐蚌地区的军事失利，或大或小有一部份是受了华中先败的恶果所造成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略一回顾，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来。
民卅七年七月初，陇海线上的黄伯韬等还正在「豫东大捷」之际，属华中地区的南阳却正在打着仗，黄维、鲁道源、张淦、杨干才——这些由华中指挥的大部队，在平汉线上虽然摆着长蛇阵，但却步步向南败退，而守南阳的整编第五八师差不多全军覆没，只有在信阳的鲁道源跑回汉口去了！不仅如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徐蚌会战的第一炮还未响，而鄂北的重镇老河口、襄阳、樊城，却一股脑的全部被共军攫夺而去，坐镇该处的第十五绥区司令官康泽，且被陈赓活捉了去，致使襄阳北面的南阳、新野陷于孤立。同时也使共军在尚未渡江之前，就能早早的进佔荆门，而控制宜昌；更令后来国军西撤的退路上，被共军尽先布置好了障碍和封锁线。——那已是后话了。
总之，自从进入民卅七年的下半年，华中指挥系统下的平汉线上所发生的败绩，要较津浦线上所发生的败绩提早了一百天。康泽在襄、樊的失败被擒，曾传说武汉方面对于襄、樊被围，坐视不救，而自襄阳失陷之后，孤立了又达四个月之久的南阳张轸所以投了共，那似乎是颇为值得人们谅解的了。
民卅七年底，平汉线上的华中部队，已经全部撤退到武胜关以南和长江线上了，这个阶段，除了在平汉线垮掉的军队不算，只有黄维的部队在十月间东调徐蚌地区，其他所有部队，大致没有变动，不过，却皆加以补充，而且也皆扩编起来，当时华中的全部兵力约在三十万之间，计：第三兵团张淦、第十兵团徐启明、第十一兵团鲁道源，这都是华中的主要部队；另外的一支华中主要军队就是陈明仁了。陈明仁是湖南醴陵人，民卅六年在东北四平街打过硬仗，但与东北军政长官陈诚却处得不好，及至后来由东北撤下，已是一个残破的部队，经白崇禧将之补充起来，以一个军为基础，成立了第一兵团部，实际上却只有三个师，即：九一师、八七师和八八师。当民卅七年底程潜辞去湖南省主席时，就曾由他接替了湖南主席，又曾兼任武汉警备司令。后来白崇禧南撤长沙时，他也跟到了岳阳，但由于与张淦摩擦之故（据说他的军队颇受排斥），所以终于与程潜同时投了共；而他所兼的文武两职，均由黄杰接替。不过，到了那时，已经是日薄西山的末期了。
华中方面在共军渡江的前后，兵力大致如上；但是除了上述四个兵团之外，另外还有四川军队杨干才的第二十军，——杨是从山东撤下的残军，也是由「华中」将之补充的，直至「华中」整个瓦解，他也是始终跟着白崇禧的。
三十万大军不战而溃
除了上列的这些部队之外，另有一支中央的部队，那是宋希濂兵团（第十四兵团），这部队原驻汉水沿线，但当襄阳失陷之后，就撤到洞庭湖北岸的江陵、沙市一带集中，他们所处的位置，虽然属于「华中」地区，但却并不受白崇禧的指挥。当民卅八年夏白崇禧南退之际，这个兵团一分为二，扩成了陈克非与锺彬两个兵团，却沿长江西退，在方近四川之际，就被共军瓦解——这也是后话。
三路压迫白崇禧撤退
再说民卅八年初，徐蚌会战方结束时，共军第二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就全部涌到了浦口西面，直到江西九江一段的长江北岸上歇了兵，而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的部队，与第二战军同一时间，也在南京以东之长江北岸布了防。国共双方的军队，就在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彼此皆借和谈来拖延时间，各自作下一步棋的準备。但当共军已準备妥当之时，和谈还未结束，二、三野已经渡过了长江，当时江南国军布防的重点，就是南京、杭州、上海的三角地带，而渡江之后的共军，急于进军的地方，也正是这个三角地带。
南京于四月廿三日失守，李宗仁仓惶南下，在广州喘了一口气，跟见大势不妙，就退回了广西老家，这样一来，与汉口——正南、正北连成了一线，北面既有他的老搭档掩护着，所以，他还在桂林自行约了一小群伙伴，打算另起炉灶，再创局面；无奈当时的武汉三镇，还正在「实施总体战、保卫大武汉」高唱入云之际，竟被林彪和罗荣桓的人马兵不血刃的接收而去。
中共的第四战军，一部份当时（民卅八年的二月初）正在北平举行「和平解放」入城礼，而另一部份却已打下了鄂北的荆门，——看起来他们是在打完了平津之战后，只留下了一小部份在平津地区「清理战场」，其他的大部份，则沿着平汉线直向南奔，他们一面行军，一面休息和整补，而另一面还得在沿途之中，收拾国军所遗留下的若干小股残部。当他们越过了郑州之后，就分兵三路南进：西线经南阳、襄、樊；再分成两股：一股经荆门，沿汉水西岸和南岸直指武汉；另一役则经枣阳、随县、穿过桐柏山，在汉水以北亦指向武汉。而中路方面，是年三月中就已打下确山、信阳、花园一带。鲁道源和张淦两个兵团都撤至武胜关，战事就胶着在那裏。而东一路则经黄梅，逼近九江。被共军三方面压迫着的武汉，白崇禧一面在武胜关打着，一面就将大部队开始撤向岳阳。
四月十四日，罗荣桓亲自率领的东路共军，就在汉口东南黄岗至武穴的一段上，继刘伯承、陈毅之后，也渡过了长江；原本守在这一段的徐启明兵团，迫得向西南退去。东路的共军已过了江，守武胜关的张淦在前，鲁道源在后，虚幌了一招，乘着火车就退到汉口了。在当火车临开封之前，先将背后的铁轨毁掉，火车跑得快，中共的四野部队，只凭着两条腿，自然追不上，当四野部队进入武汉（五月十六日的夜间）时，保卫大武汉的白崇禧长官，已经退得很远很远了。
渡江之后的共军，仍然是分为了三路：东路是三野陈毅；西路是四野林彪和罗荣桓；中间的一路是二野刘伯承和邓小平。东路的陈毅、粟裕、谭震林，又继续打了半年多，先攻下了杭州，之后才进佔上海，八月中取下福州，十月中打下厦门，才算休了兵。西路的林彪、罗荣桓，也继续打了将近七个月，直至民卅八年十一月底，攻下桂林，十二月初又攻入南宁，白崇禧的三十万大军才算澈底瓦解！若说他们认真打了一仗，那就是在九月到十月之间，在衡阳和宝庆的一场攻守战，打得相当激烈，但也无补大局！事实上那一仗也是不得不打，因为越过了那一线，就是华中地区之外了。
西南大撤退之际白崇禧竟毫无作为！
蛰 翁
一九四八年秋，中共军已迫近南京对岸的浦口、京沪一带，早已人心惶惶。我当时是配属在华中战区的一个汽车兵团的主管，某次因运输问题，由汉口奉派赴广州公干，在穗逗留约十余日，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已放弃武汉，撤至衡阳。我因离开部队已有多日，遂匆匆赶返新驻地从事整理与部署。
拥数十万大军指挥瘫痪
我从广州赶返衡阳后，眼见大军云集，秩序混乱，我那个汽车兵团所有车辆均散停于各学校操场上，官兵则搭帐棚而居。在衡阳仅留二週，部队整理刚有头绪时，又随长官公署撤退至桂林。桂林为广西之省会，又为白长官（崇禧）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
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作战的準备；即对撤退上亦乏消极的部署舆整备。故于共军攻佔广西北端全州时，即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于被动挨打状态。
当时白长官对于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採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係，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的协调连络，而决定行动。我因在长官公署有不少陆军大学的同学，所以连繫上尚称密切。
记得在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若不是自己提高警觉，几乎便陷身于柳州；是日黄昏时，我看见马路上军队纷纷向宾阳公路上奔驰，于是急忙向长官公署以电话连络，谁知电话已经不通了；转向电讯局询问，才知道其总机已经撤除了。再多方探询，才知道长官公署已向南宁撤退。于是我当夜即召集各营连长开会，限他们连夜整修车辆，并下达命令：凡不能于黎明前修好的车辆则一律弃置之；若可能修复的则一律于五时前开始行动。并漏夜到各部队去巡察督修。等到天明时幸大部均已装修完毕，仅两、三辆因引擎损坏过甚不能修复的，祇有忍痛将它牺牲了。
黎明準时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边，已经日落西山；我们由于出发较迟，前面的车辆，已如龙长估计达两千五百余辆之多，车阵延绵有数公里之长。我步行至渡口察看，我的天！迁江码头，仅有渡船两艘，每次该渡船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起码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大量仅能装运约二百辆，我们的车辆排在二千余辆车辆之后，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多月，所谓望江兴歎，真是焦心。我于失望之余，只好回到到车上过夜。
在挨饿坐寐的情况下，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的準备，既计划撤退，为什么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为搭建呢？真是太不应该。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假若预有準备，那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绝不至坐待中共追兵的到来！
群龙无首只好各自逃生
我在迁江渡口苦候了六天，每天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到了第七天的下午，居然轮到我们了，本兵团的汽车才陆续渡过了约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这时候共军的追兵已步步迫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之遥，步机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即刻浇灌汽油予以焚燬，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上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上加木板）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际，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时，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
我到达南宁，已是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次早跑到长官公署去连络，才知道他们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便如群龙之无首，只有各自逃生的一途；距南宁约三公里的南面，又相隔着一流江水，我赶去察看时，见江边车辆亦早巳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情形完全一样，祇有竟日在渡口苦苦等侯而已。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午，共军已逼近南宁，此时黄杰兵团的最末一批部队已渡江完毕，城郊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沖天，情况至为凄惨！
五百辆卡车全部弃置江边
当日傍晚时分，我于南宁渡边看到我团车辆已过江的仅祇三十余辆，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率领已过江的车辆继续向钦州方向前进，并嘱在共军未进城前，儘量抢渡，能渡的车辆马上跟着来。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着一条小江，虽然江面很狭，但祗有一艘渡船，过渡更为困难；等到午夜时分，忽然枪声大作，于是大家于黑夜中，都急急忙忙的躲避到山坳裏，等枪声停息回来时，才知道刚才放枪的是广西的土共，已把车上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我的一只小箱子也被抢去了。
我回到渡口，即集合部属商议，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因时机迫促，不能再作等渡的打算，遂即乘夜渡江，大家在黑暗中沿公路步行前进，天将黎明，疲倦不堪，正坐在田边休息时，忽然又隐闻远处有枪炮声，于是我们又以急行军的步伐而行，同行动余人，大都被冲散了。
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在我身边祇剩有一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此时若再穿军衣，难免惹人注目，捱到深夜才设法改装难民步行到小董镇，在菜市场内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我们混入难民群的行列，由广西的土八路担任护送，向十万大山的小道上避行，每天餐风露宿，足足走了三天，才又回到南宁城。
进城后，共军也不多管，着即自由解散。数千难民，各自去找寻生路，我则暂时投宿于一间小旅馆，徐图脱身之计。
当天下午由林排长和钱排长分别出去和陷在南宁的部份同事取得连络，当地的情况也略予了解，知道在南宁失陷的同时，共军即在钦州登陆，以致国军遭到腹背受敌，向海南岛撤退的计划乃告落空，并且全军瓦解，而进入南宁的仅是林彪所部第卅九军一军之众。
（本文原载《春秋》杂誌总第454期）
我与宋希濂同时被俘记详
士 心[6]
民三十八年，徐蚌会战早经结束，自张治中所率领的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由上海专机飞到北平宣告投共之后，中共跟着即下令第二、三、四各野战军指战员，全面渡江。第一野战军则由彭德怀，贺龙指挥，攻略陕甘、而入川康。
中共第二、三，四各野战军大举渡江后，三野陈毅一部围攻上海；二野刘伯承部则由华中折而西上，直犯川康，进窥重庆；四野林彪之大部份兵力，则直薄浙赣路的上饶，南下建瓯而趋福州，另一路却由安徽以北窜入湖北之沙洋、应城，準备迂迴长沙。彼时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本拟集中兵力，在长沙週边与中共进行一次大决斗，但以人事上发生问题，白氏发觉不妙，即将几支嫡系部队撤到衡阳，计划保卫广西了。
宜昌失陷，退守津关
中共四野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共四个军，循公路由皖北进抵湖北当阳后，即企图突破国军宜昌、沙市的防线，以直逼长沙。
当时宜沙的防守，是由湘鄂边区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负责（此后不久即改组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氏所辖部队计有：第二军（军长陈克非）的三个师；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三个师；第七十四军（军长陈瑞鼎）的三个师；第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的三个师；第一二四军（军长赵援）的三个师；陈明仁军的三个师，以及直属部队与干训班等，合共二十八万余人。边区司令部设于宜昌，兵团司令部设于宜都（自民卅八年五月间，第十四兵团司令由锺彬中将接任，陈明仁亦升任第一兵团司令，但仍隶边区司令部建制）。
当时因为川湘鄂边区防地辽阔，宋希濂所统率的廿余万众，在历次战斗中，屡经损折，伤疲交併，已经有名无实，而中共各野战军则挟战胜之余威，狼奔豕突，如入无人之境。自宜沙防守战展开后，国军即处于挨打之苦境。记得是民卅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中共四野的先头部队，已在当阳与国军第一二四军第六十师（师长易瑾）开始接触，激战至下午四时左右，四野主力部队到达，六十师孤军狙击，处境危殆，已逐步向宜昌週边之鸦雀岭、古老背、龙泉铺、津关各据点后撤。至深夜，国军第二军及第十五军之一部，始赶到宜昌市区集结增援，泊于宜昌江面的两艘兵舰，亦以炽盛炮火，协同陆上作战。
至廿三日中午，国军被迫退出宜昌，转移阵地于宜昌以西的津关高地，继续战斗。宋希濂则乘兵舰冲出敌人火网，到达三斗坪指挥。廿四日，国军退至秭归渡江，集中于巴东收容。
火海人海 血流成河
另一路之中共二野第十一、十二、十八军三个，又由湘西宜都、枝江、石门、大庸沿川湘公路进行进攻重庆。宋部第一二二军，以及七十四军、十五军、一二四军之一部，正狙击于来凤、秀山、酉阳、彭水之线（兵团司令锺彬在彭水即被俘），这一线的战事，有关重庆的安危，当国军正与共军作殊死战时，蒋先生曾两次饬蒋经国携亲笔手谕，前来慰勉宋氏，要宋氏全力阻敌西进，以便从容完成重庆周围的作战準备。
津关在宜昌以西约五华里，是一列的丘陵地带，国军第一二四军直属机关枪连的阵地设在其中一个较高的山头，俯瞰着当阳到宜昌的公路，共军于迫近宜昌之顷，这个阵地曾发挥最大的歼敌作用，因此，共军亦改用了有名的人海战术，以图佔领津关，不知他们从那里弄来无数的老弱妇孺，他（她）们手持面盆，敲敲打打，中间夹杂少数的正规部队，像潮水般的向国军机枪阵地仰扑上来，这时，机枪连的许连长督率部属，将火力发挥到最高峰，织成最密盛的火网，来对付这片人海，一幕人火冲杀的惨烈场面，实在令人胆寒，阵地上的机枪被人海涌得连子弹上膛的空间都没有了，阵地虽然终被突破，但敌人也死伤了万多人，山岗上流的血，活像暴雨中的山洪爆发一样。
后有追兵 前有土匪
宜昌失陷后，在川湘公路上的战斗，国军因受不住共方优势兵力的压力，唯有且战且退，逐步向重庆方面靠近，此时重庆週边和核心的军事配备，是以孙震和罗广文两个兵团做基干，不料，正当共军突破了川东南宋希濂的阻力，重庆的攻防战即将展开之际，而重庆内线的罗广文兵团，又在阵前倒戈，变生肘腋，逼得当时连座镇重庆歌乐山林园的最高统帅蒋先生，亦惟有连夜西走成都！
重庆既告不守，宋部残余各军，只得一路向成都西退，图与胡宗南部会合，此时并分为两路后撒，一路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当时已升任兵团司令，番号不明）率领，另一路则由宋氏亲自统率，由綦江沿长江向川南进发，讵知军次南溪，宜宾对岸，驻该地一带的廿二兵团司令官郭汝瑰，又告叛变，并图截击我们，但因我方人数较众，郭军不敢硬碰，宋氏也就不予为难，各行各路了。
我们由宜宾继续向川南前进，这时根本是没有计划，毫无目标的盲目行军，与各方的电讯联络，亦已完全中断，给养也无法获得，只有逢山开路，过水搭桥，一路徵购萝蔔、青菜等果腹而已！
宜宾过后的川南，都是穷乡僻壤文化落后的地区，国军沿途曾遭遇着极多奇怪事件，譬如在牛喜场（离宜宾十二华里）就遇上过两千多自称为红帮的「大刀队」，群集在路上不让我们通过，他们都自命是刀枪不入的人，但结果却给警卫团扫蕩，死的死，伤的伤，呻吟于漫山遍野！
芳草天涯无去路
由牛喜场出发，行了两天，因为天雨泥泞，行军速度更其慢了下来，此刻军心已显出有点徬徨了，以是宋希濂便面饬副官处黄处长发出通报，凡少校以上的军官佐，集合在一个小市集的广场举行训话，这是一个寒雨的早晨，天气非常阴沉，人员都集合好了，宋氏亦适时策马到达。
广场听训人员的正面，恰巧有一座类似戏台的残破建筑物，宋氏下马后，便拾级而上，说也奇怪，当宋氏登上楼梯，骤然映入他眼帘的，便是不知何年何日，那位落拓江湖的游子，一首题壁的七绝诗，这首诗第一、二、四句都已墨瀋糊涂，只有第三句「芳草天涯无去路」七个字清晰分明。宋氏呆看了一阵，还朗声念诵，念完了，随着一声歎息！宋氏这次训话的大意是：
「我们的前途，已经无法想像，但我们都是忠党爱国的军人，不管生死成败，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负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找个根据地，等待机会，日子是越过越苦的，如果你们愿意随我一齐干的，便同生共死，勇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地分手回头好了，遣散费将官黄金二十两，校官黄金十两，可向副官处领取。⋯⋯」
宋氏这段话，说得悲凉慷慨，台下的人闻之，多泣不成声，训话历时两个钟头始毕。不愿意再往前行的将校，约有六七十人，他们各人领了遣散费，离开队伍，自寻生路去了。是日早饭后，继续行军，一日又一日，行行重行行，似乎有着行不完的路程，究竟走到那裏为止呢！宋氏在行军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还常常低声念着「芳草天涯无去路」的诗句。
大渡河口、宋氏被俘
到了十二月廿四日，我们行至四川犍为县属的铁炉场，正在荒山野岭之中，忽然后卫部队枪声大作，继之追击炮也密集射击过来，据斥堠报告，已发现轻装追击的共军部队。宋氏即传令前卫部队，加速行军速度，以便能迅速通过长狭山谷，希望在后卫迎拒共军作战的时间内，国军大部人马可以抢渡大渡河，此时我们距离大渡河，仅约十二华里。宋氏当即快马加鞭，超过前锋，亟拟先行渡过彼岸。
笔者当时在宋部任师长，战备行军的任务，是负责本部的警戒，当共军追及时，宋氏因恐殿后部队作战力量单薄，临时命令我率领完整的六个团，在原地散开，以接替正在作战的第一二四军。经过四小时后，第一二四军右翼受敌压力过重，被迫后退，我便接了上去。我所统率的六个团，全部俱係使用美国卡宾枪和汤姆生，火力虽强，但是射程不远，而且消耗弹药太快。共军使用的却是远射程的轻重机枪。所以我们只有捱打，极难作有效的还击。
入夜，共军二野杨勇兵团主力第十二、十八两个军，已经跟蹤到达，加入战斗，我方阵地已被迂迴包围。天明，共军攻势加紧，包围圈亦逐渐缩小，我军已陷入绝境，所有弹药，也已消耗殆尽。当日正午十二时，我军的抵抗已告中止，全部人马放下武器，我成为了俘虏，被看管在一边。共军一个政治委员立即询问我：「宋希濂在那裏？我们一定要将他生擒！」我说：「我是后卫，我一直没有见过我的主任（宋为川湘鄂绥署主任）！」
宋氏在离开我一小时以后，即驰抵大渡河的渡口，不料，对岸又为共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先行佔领，河岸上已插着很多红旗，而这边的追兵又已赶到。宋氏就在此时被俘了。
说起宋氏被俘的大渡口，正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离开洪秀全渡河西去的地方，也正是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北窜陕西时渡过大渡河的所在。
不摘党徽、被打耳光
宋氏被俘后的当夜，共军第二野战军杨勇兵团第十二军的尖兵连，把宋氏押返犍为县孔圣庙，我们已先被看管在这裏。晚上十一时，始看见宋氏被簇拥着进来，神色十分沮丧。我们都以悲愤羞耻的目光，默默无言地迎着他。宋氏似乎也很惭愧地低垂着头，跄踉行上石阶，直入大成殿，坐在殿左的地上，双目紧闭，频频摇头歎息！
残冬的寒夜，又值风雨连宵，大成殿上只燃着惨绿如豆的孤灯，景况显得格外凄凉。笔者坐的地方，离宋氏不过六七尺距离，眼见他澈夜辗转未曾入睡！有时共干走去询问宋氏：「要不要饮水？」但宋氏从未予以置答！
被俘第二天一清早，中共一位军级政委走入孔庙，指手划脚，喝令要我们将军帽上的党徽摘下来，偏偏宋氏就不肯如命照行，宋还对这位政委说：「你摘吧，我是宁死也不会自己摘下来的。」在争持之下，政委便以战胜者的姿态，打了宋氏一个清脆的耳光。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个个都怒髮冲冠，但我们是俘虏了，愤怒只管愤怒，那裏能有还手的余地！
被俘的将校尉各级军官，在犍为喘息了三天，即被押解至泸州，随身行李铺盖，概由各人自己背负，每日规定步行八十华里，在泸州停留大约一个月，又复起解到重庆！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116期）
余程万「一念之差」目击记
简 仇
云南，自北伐以后，在中国各行省中，一直处于特殊形态之下。龙云与卢汉，先后以「土皇帝」身份自居，对中枢终不免阳奉阴违、貌合神离之概。
民国三十八年冬，大陆戡乱军事，已近尾声，国军所扼守之地区，仅西南一角。云南之昆明已成为军政重镇。此时国军方面，除前线尚保持大部实力外，在云南境内，只驻有李弥之第八军，和余程万之第廿六军两军。第八军接刘伯龙防务，驻滇东霑益一带，因该军新从徐蚌会战下来，伤亡之余，兵额既少，待遇亦差，目的只在调到后方整补。二十六军係自抗战期间进驻滇南，原为备作印缅方面远征军后援部队之用。嗣因抗战全面胜利，该军遂开入越南受降，还师后，仍驻滇省宜良，担任清剿滇西南一带土共之任务。该军因驻扎云南时间较久，装备亦优，官兵三万余人，实力颇为雄厚。余程万每向部属训话，尝以「南天屏障」自诩，可见其重要。
余程万李弥被扣留
民三十八年秋，云南主席卢汉，见共军已进迫东南，声势汹汹，曾一度发动叛变，剑拔驽张，战机迫在眉睫，旋因慑于二十六军之威力及国府处置适宜，遂中途知难而止。事后卢汉虽到重庆向最高当局表明心迹，以示悔意，但其叛象毕露，已为人所共知。余程万、李弥二氏，亦有鑒于此，曾相约无必要事，不去昆明城，彼此均作应变準备。余军除在昆明城郊构筑工事，以监视卢汉动态外，并厘定应变之攻守计划。同时，余程万个人更向该军高级干部宣称：「我以职务关係，难免要去昆明，万一被卢汉扣留，尔等即听彭副军长（佐熙）之指挥，我在城内所发出任何书面或口头命令，均作无效。⋯⋯」就当时情形看来，余氏可谓顾虑周详，且甚具应变决心。
是年十二月初，现任国府秘书长张岳军先生到昆明，八日上午，余程万、李弥两氏，应张岳军之邀，分别从防地赶到昆明见面。九日，余李两氏偕卢汉所部之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同飞重庆，当天原机折返昆明。卢汉忽见时机已到，叛心顿决，若再错过此一机会，势将无法再举。遂于当日下午发出通知，约余李两氏及中央驻昆重要军政首长，于晚八时在翠湖卢寓开会。余程万于七时四十分率师长石补天驱车前住，行抵卢寓门首，即见枪兵戒备森严，迨通报入内，室中竟阒无一人，余氏心知有异，急转身退出，而枪兵已自后面追到，不令行动，并摘去余等所佩之手枪。少顷，有一排长率武装兵士数名，将余等押至五华山大楼（即云南省府所在地），入厅，见李弥已先在，相对哑然作苦笑。是晚，与余李等同时被扣者，尚有宪兵副司令李楚藩，保密局负责人沈醉等人。卢汉一面通电叛变；一面下令宣布全省戒严。所有留在昆明之中央人员，悉被一网打尽。
廿六军猛攻昆明城
十二月十日拂晓，驻昆明城东建国中学之宪兵第十团，与卢汉所部发生战斗，一般市民，于熟睡中被枪声惊醒，市区内外均禁止通行；全城已入死寂状态。至上午九时，驻宜良之二十六军军部，接前方田团长电话，谓昆明发生事变，军长已被扣。副军长彭佐熙闻此凶讯，当即召集军部之高级干部开会，正聚议间，收音机忽传来余氏广播，自谓「已与卢汉共同『起义』，嘱官兵听候命令，勿作妄动。」但语低沉而音微弱，大家推测余氏必係受卢汉威胁而出此。上下愤慨万分，一致主张进兵昆明，前往营救老军长（余之部下多尊呼余氏为老军长）。
在事变之同日，国府将余氏调为云南绥靖主任。又正式任命彭佐熙为廿六军军长，并令其剋日收复昆明。彭佐熙本谨厚如村妇，迟迟不敢决定。同时李弥第八军之电台亦发生故障，以致廿六军与第八军联络中断，直至十五日恢复再通后，双方始行商讨进军计划。在此期间，卢汉曾派彭诚等人，先后三次携带慰劳品到宜良向廿六军招降。最后一次，并携有卢汉暂编第十军番号之印信，要彭佐熙接受改编。但当时彭向人表示：一切条件，须先释放老军长，否则，即无法谈判。
十八日，余程万尚未释出（李弥已于是日获释）。二十六军开始向昆明推进，以四八二团为主攻。该团团长田乐天，黑龙江人，骁勇善战，一举而攻克呈贡。彭佐熙于当晚即行赶达。至十九日，已进薄昆明城外。二十日，佔领西关飞机场，北路则迫近昆明车站。第八军方面，亦出入于大小板桥。两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士气之旺盛，大有灭此朝食之概。是日下午，城内极度混乱，守城之伪十三军龙泽汇部（原九十三军所改编）、土共朱家壁部，以及各保安团队，皆已溃不成军。临时迫得抽调警察补充前线，徵集民间壮丁及学生代警察防守街巷，到处赶筑工事，準备巷战。卢汉一面调集车辆，装载私人财物，準备西窜大理；一面释放余程万，嘱其制止所部进攻，并提出停火五项条件：一、将二十六军改编为暂编第十军。二、所有该军人事绝不更动。三、保障该军官兵及眷属生命安全。四、保证该军过去征剿之土共部队不得寻仇报复。五、提高该军待遇与滇军同（原来待遇仅及滇军三分之一），并发三个月饷。
余程万下令停止进攻昆明
如此条件，不能不算是具有相当诱惑性，何况那时人心思变，达于极点，余程万面对当时情势，纵使是个铁汉，也要被溶化了。到了二十日下午五时，余程万及有关人员，分乘汽车两辆，车前高悬白旗，由南郊驶出，九时许安然到达呈贡。
余氏于释出当时，行抵前后，即手令停止战斗。二十一日上午十时，余氏在呈贡车站附近小庙内，召集团级以上干部开会，庙内只有破桌一张，长櫈数条，情况极为凄凉。会前，余氏曾授意同时被扣之随从副官邝某，嘱于会议开始，报告被扣及谈判经过，以作接受卢汉条件话题之先导。盖余氏向以忠贞自诩，今面对多年部属，忽作一百八十度转变，势难启齿，所以余氏当时内心之矛盾苦闷，可以想见！不料邝副官亦因良心未泯，起立时，面红耳赤，两眼润湿，嗫嚅不能作一言，旋即坐下。余氏见话未入题，愈感不安，沉默了片刻，终于赧赧然说道：「目前事已至此，前途茫茫，为了本军全体官兵及眷属安全计，只有与卢汉合作，较为上策。」语毕，大家面面相觑，无人置答。余氏随即询问该军新任军长彭佐熙。彭竟掩面而泣，良久始曰：「我们进军的目的，是为了要营救老军长，老军长既出，则以老军长之意旨为意旨。」次及副军长叶植楠，叶答：「唯老军长之命是听」。再及一六三师师长梁天荣，梁答语最妙，竟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老军长今天不但要我们戴红帽子，就是要我门戴绿帽子也要戴的。」余皆唯唯否否，或默或是。
一念之差错失反攻良机
当时军部副官处长许金涛与四八二团团长田乐天座位相接，见此情形，两人皆甚愤慨，乃先后起立抗辩，认为事尚可为。许金涛处长并即席建议：
一、立刻回军收复昆明，贯澈中央命令。
二、攻克昆明后，集宪警与叛军可以编成两个军，势力增加一倍，不难固守待援。
三、昆明现集车辆数千，万一不守，则将所有物资，西运腾（沖）、龙（陵），扼守怒江天险，或南进车（里）、佛（海）、南（峤），凭澜沧江而战，绝无全军覆没之危。
余氏当谓：「昆明工事坚固，不易攻下，即攻下纪律亦不易维持，何况卢汉之余建勋部已由滇西赶来，正拊本军之背；共军陈赓两个军已过百色，本军已在包围圈内。益以各地土共纷纷壮大，民心已失，不复有为。许处长之议，未免过于空谈。」
许金涛见余氏态度如此，遂以极恳挚与孤愤之语谏曰：「老军长平时每以『疾风知劲草，板蕩识忠臣』二语勖吾等，今天国家已到板蕩时期，老军长遽尔变节，试问今后何以驭人？此其一。第二、大陆仅余西南一角，中央以西南重任畀本军，老军长弃而不守，将何以对中央？第三、昆明有万千之中央撤退人员，渴望本军前往营救，彼辈皆为吾等袍泽，老军长何忍坐视？第四、历来倒戈，均为利禄，老军长现被中央任为绥靖主任，若接受卢汉条件，仍不过为一军长，为权位计，又何所获益？第五、卢汉为无信义之军阀，陈赓为极兇酷之共军，老军长今接受卢汉条件，后果如何，不难预卜！为个人身家计，亦不应出此下策！基此数点，请老军长千万慎重。⋯⋯」言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卢汉色厉内荏虚惊一场
许金涛，安徽桐城人，耿介能文章，尤工诗。以一介书生，相依余氏近二十年，此其词毕，举座默然，大家对许氏所说，心虽称许，但无人敢置一词，盖际此昏天黑地中，都恐招杀身之祸。其实，余氏内心似亦有所感动，毋如势成骑虎，欲下不得，乃愀然答道：「目前大势已去，本军独力难支，吾意除与卢汉合作，别无出路，许处长与我共事多年，不料今天尚不能体我意思。」语毕，空气异常沉寂，半晌，彭佐熙以转圜之语气说道：「大家不必三心二意，一切服从老军长，不但现在要服从，将来更要服从，我们应该听候老军长处理。」余氏闻言，当即交付表决，在座者因胁于事实，竟全体通过，未举手者，仅许金涛、田乐天两人。余氏随即由衣袋内取出事先拟就之通电稿，嘱与会者签字，许金涛见事已无可挽回，遂痛哭而出。
会后，即正式启用卢汉暂编第十军新印信，同时遣散随军之中央人员，每人发给银元五枚，令其各自逃生。
至廿二日，余氏率部队南移，到达宜良，又召集原班人马开会，方式一如在呈贡时一样，重申前意。惟此番附议投降者，仅团长宁波少数人而已，余皆面呈难色。
此时昆明城外，已告平静，被困在市内之中央人员，见已将到来之一线曙光，又告消失，无不沉痛莫名。廿一日下午，卢汉亦召集部属开会，席间大骂他的大小喽罗道：「你们今天要起义，明天要起义，一声起了义，人家来了一个团，你们就招架不住，如果不是我处置得宜，试想如何得了！」言时色怒而矜，各喽罗亦皆俯首服罪。
流亡香港死于非命
廿三日，余氏已率全军移至蒙自，因余氏接受卢汉条件之事，除高级人员外，下级官兵，尚皆蒙在鼓裏，到了此时，消息开始在下面传了出来，全军下级干部及士兵闻余氏决意接受卢汉之招降条件，大为愤慨！一面将卢汉送来之慰劳品到处乱抛；一面纷纷酝酿上山，三三五五，形将星散。卢氏一见军心如此，既愧且惧，在万分焦灼、极端颓丧之情绪下，不得不悬崖勒马，打消前念，决定再电台湾方面联络。旋接台湾复电，令其即刻反攻，藉挽颓局；但余氏则以上述开会时答覆许金涛之理由，历举六项困难，申述反攻绝不可能。一直拖延到民三十九年一月一日，余氏始在蒙自正式就任云南绥靖主任职，仪式开始，正準备庆祝一番之际，不料师长石补天忽大声叫道：「我们全体向昆明死难同志默哀三分钟！」闻者以此会本为喜庆大典，忽来志哀，颇引为不祥，余氏丧钟，或自此响矣。
三十九年一月十日左右，台湾方面鑒于余氏不一定可靠，一面派顾祝同等先后飞蒙自，决定将部队空运海南岛；一面令余氏到台湾述职。余抵海南岛，因内疚过深，遂悄然来港，渡其高等难民生活，不复再出。讵料年前竟在港死于匪人[7]之手。余氏戎马半生，久膺疆寄，因一念之差，而落得如此下场，惜哉！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23期）
大陆上最后变色的一块土地
——苦守西昌的痛苦回忆
应 荪
平生使我最难忘怀的一夜，是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晚间陷在西康省的西昌，突遭当地驻军第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叛变的一幕悲喜剧。西康省原是刘文辉的地盘，自从重庆和成都相继变色，刘文辉已投入中共的怀抱，而西昌城算是当时国军在整个大陆上仅剩的一块小土地。自从那年十一月底重庆陷落，李宗仁代总统已由香港飞去美国，蒋先生亦由四川成都飞往台北，行政院亦迁台办公，政府已经全部撤离了大陆。西昌虽僻处南疆，当时却成为整个中国仅剩的一块自由民主土地。我们这一批呆在西昌的人，虽仍然要照常办公，但已无公可办，每天围着办公室打转，居则忽忽若有所失，出则茫茫不知所往，这才领略到昔人所谓：「绕室徬惶，不知所措」的真滋味。一入黑夜，大家无精打彩地都跑到电信局袁局长寿楠那裏，聚集于一架古老的收音机旁静听广播。我们这边儘是一些坏消息，扭开中共那边的音波，那种气焰万丈、不可一世的胜利骄傲气派，会使人为之心惊胆跳。
伍培英送来逼降文书
西昌位于川康高原万山环绕之中，对外几无水陆交通之可言，如果外出，虽有山蹊小径可走，但很有可能会被当地的夷人虏去当作「白夷娃子」（即奴隶之意），永远不得翻身。笔者旅居西昌三年，仅知道只有空中一线，维持着对外交通，自从重庆变色，完全就与外面绝缘，这时在这裏的人们都怨父母没有给他生就一对翅膀，既不能振翼飞去；又没学会土行孙那套神通，遁地潜蹤，大家只是愁眉苦脸，唉声歎气，从没看到有人脸上挂出丝毫笑容。
驻防西昌的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便是那时已投靠中共的刘文辉的「乘龙快婿」，当重庆未失陷之前，他在重庆已受乃岳蛊惑，命其回西昌策动，上演「阵前起义」那齣好戏。伍培英是依靠老丈人发迹的，自然一切都奉命惟谨，遵照行事。伍的师部原驻扎在西昌城隍庙，与西昌警备总部（原为西昌行辕）及总司令贺国光[8]将军官邸的望远室，都佔在一条平行线上。
伍啣乃岳之命，赶回西昌，即与心腹人等，昼夜商议所谓「起义」事宜。那时他惟一感觉苦恼的，是他历来都受警备总部的节制，他对于警备总司令贺国光也有三分惧怯，加以师部在西昌城内的兵力还不满两团人，号称精锐的另一团，早经奉令出驻富林剿匪，临时调动深感困难，故一直延迟至十二月九日，伍培英的酝酿叛变，犹未成熟而不敢动手。
是时他因获知云南的卢汉已于九日继川康之后宣布投共，使他更觉心痒难熬，终于不顾一切，于十二月十日他对贺国光致送了一个最后通牒，要贺氏接受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否则便要不客气了。
那时西昌警备总部本身所掌握的实力，仅有贺氏贴身一个警卫营，虽然在西南局势吃紧时，準备扩充为警卫团的，但在渝领到兵员和枪械后，不幸重庆成都即相继失守，人马都搁在中途路上，动弹不得。若论当时的实力，是无法与伍培英相抗的。
自从这个炸弹消息传开之后，警备总部的人员，因为看到伍培英的哀的美敦书，措词异常横蛮无礼，不免在紧张中又带着愤怒，而又苦于无法应付。这一天，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们也都显着惊惶的神色，在惊惶中也带着怨愤，对我们投以轻蔑的一瞥。
议论未定叛军蠢动
在这个暴风雨将临的前夕，似乎整个西昌城都充满了悲惨的景象。记得那一天虽是个大晴天，但太阳似乎也失去了热力。日落黄昏时，贺国光公馆远望室平时静静的会议厅裏，却挤满了人群，原来是贺氏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祸变，特召集总部全体中上级职员，在极机密中举行最后一次决策会议。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贺老总宣读伍培英送来的逼降文书，接着又摆明双方兵员部署和实力的对比，并鼓励大家踊跃发言，应付危机。
跟着即有人站起来激昂慷慨的侃侃陈词，主张宁为玉碎的起而抵抗；也有一二人主张走政治路线，马上派员和伍培英讨价还价，万一无效，再谋抵抗不迟；也有人垂头丧气，呆在旁边一声不响。此时会议室裏七嘴八舌，你争我辩，一连串的冗长讨论，不知不觉会议由六时开到了九时，依然发言盈庭，莫衷一是。贺氏坐在主席位置上，不断地抽着他历来所吸的那种国产雪茄，有时很用心倾听他人发言，有时显着欲听不听的神气，有时又在拍纸簿上振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这时，忽然从会议室外闯进一位便衣人员，向贺氏附耳低声报告了几句，贺氏聚精会神地听着，却不住点头。
大家正在猜忖之际，贺氏立刻便将这个情报公开了，原来是：伍培英部都已接奉密令，决定在本晚三更造饭，五更出发，一切正作急行军準备中，决心要把我们澈底解决。此际时间是最无情的，显然敌人「刀已出鞘，箭也上弦」，我们这边还在作筑舍道旁之谋，头脑稍为宁静的人，都为之捏一把汗，担心这会议再僵下去，难免不蹈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覆辙！
贺国光击桌下令平叛
最后，贺国光站起来了，大家冷不防地听到他用坚实的拳头向桌上猛击了两三下，这，一面表示他的决心，一面权作惊堂木。登时全场就鸦雀无声的静了下来，又突然听到他咆哮如雷的发言了，他说：「我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半生戎马，愧对党国，今天决不能向任何暴力低头！」
他说这几句话时，紧握着的拳头有些发抖。接着又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时只有一条路，这也是大家唯一的生路，我们只有竭尽现有的一切力量，发挥大无畏的精神，和敌人死拼到底！」随着就展开他那本拍纸簿，宣示他业已掌握可以使用的兵力，七拼八凑，连总统府警卫军日前路过西昌留下来约一营兵（该营一色卡宾枪，此役出力最大）都合计在内，还不足一团人。然后又宣布他的作战计划、兵力配备。大致是：决定本晚分两路出击，以一路直扑城隍庙伍培英的师部，并悬赏二万元活捉伍培英，能将其击毙的则赏银一万元；另一路分途包抄伍部驻扎于西郊外跑马场的部队，阻止他们进城。
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将进攻时刻较原拟的提早，改在晚间二时造饭，三时进攻。贺老总把这些计划一一宣布之后，再加重语气喊着：「如果赞成这计划的请举手。」当时这一声喝，满场一齐如春笋怒茁般的都高举着拳头。
贺氏见此情形，颇觉安慰，一面向大家点头示意，一回又说：「既无异议，请大家在这拍纸簿上签名。」这当然更无问题，一一将名签完，贺氏又说：「就无异立下了军令状，时间不许我们再犹豫，望各位立刻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如有违误，按军法从事。」就由他这样斩钉截铁的作了这次会议的结论。我至今还记得真切，这幕秘剧散场下来，时间已是十点零五分了。
花花公子不敢打硬仗
天下事有时确乎太出意外，历史进行的轨辙，有时也未必是「必然」的。伍培英这个人，原本是一位花花公子，当年在成渝各地的交际扬中追求刘文辉的二小姐，确实也显过一些拿手杰作，生平倚靠泰山，刮地皮、搞鸦片，对于他的老丈人，也算建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可是叫他绾领兵符，决胜疆场，胸中蕴藏的虎韬豹略，却真少得可怜。
自从他阴谋「起义」，连朝又对贺氏逼降，并未见贺氏作何坦白表示，但他知道贺老总不大好惹，在书面逼降，固然措词强硬，大摆威风，若真的动手，他根本还没有十足的勇气。因为他也计算到，这时西南局势突变，外面一切消息阻绝，虽然他拥有一师之众，彼此实力悬殊，万一贺老总率部作困兽之斗，可能弄得双方皆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同时伍培英平日慑于贺氏威名，一朝犯上作乱，终不免带有几分虚怯心理，何况他的师部和警备总部都挤在西门一条线上，刁斗相闻，如果两下开起火来，无异鼠斗穴中，展布不易，胜负之数，也难有绝对把握。加上这两天西昌各界为免令全城玉石俱焚，奔走和平的人也极为卖力，舆论自亦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有了这种种因素，所以伍氏的智襄所作出的建议，都被伍氏否决了，他总觉得此举有点投鼠忌器。
据伍氏的估计，认为在城内是不宜作战的，必须先将师部和驻扎于西外部队，开向距城六十里之遥的泸沽集中，再调回在富林剿匪的一团精锐，然后并力向西昌反攻，方为万全之计。那时全国皆已变色，困在西昌的人已成瓮中之蹩，更不愁贺国光不就範。伍氏的那道最后命令，所谓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其实是指他的部队在五更出城，齐向泸沽开拔集中，并非向我方进攻。
孤注一掷打垮伍培英
但我方虽居劣势，却有弧注一掷之决心，为了先发制人计，提早进攻时刻，自属当然之举。该晚担任攻城隍庙师部之一路，半属新募之众，训练犹未成熟，可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一出发，便好像狂风般的冲向师部门前，也不论什么奇正分合，发的一声喊，突来一个猛虎洗脸式的扑了上去，立刻把师部所有的卫兵都缴了械。一部份弟兄已冲进师部大门，那时伍培英尚在办公室内不知和部下们在商议些什么，他猝不及防，看到来势兇猛，一时吓得心惊胆落，拔足飞奔，在几个卫士扶持下，向屋后跳墙逃走了。师部裏其他士兵们正在埋锅造饭，準备饱餐一顿出发，一点也没提防，在庙中走廊上，即被我方兵士用刺刀搠倒十十多个，他们在惊惶失措中，有的缴械投诚，有些则向后门狂奔逃命。
同时跑马场方面的伍部，亦在準备向泸沽开拔，不提防我方突然连夜三路进攻，顿被杀得人仰马翻。伍培英仓惶逃离师部，登上西门城头，遥见西郊外跑马场正在鏖战，哪敢久停，便飞也似的绕出了西门，一面传令，两处人马乃依原颁命令，火速收拾残局向泸沽退却。这样一剎那间，伍部的两处阵脚，全部崩溃，我方部队精神百倍，无不一以当十，跟蹤紧追，到达西郊小庙、黄土场一带，天色已经大明，该处居民平日久已痛恨伍部抽收烟苗税，横徵暴敛，恨之剌骨，知道这次伍部败逃，老百姓竟自动参加我方阵营，农民手裏的锄头、扁挑，都成了追击败卒的犀利武器；村妇儿童则敲盆打钵的吶喊助威，数十里内，一片喊杀连天，伍部狼狈逃命，将所有枪械子弹及随身携带的鸦片白银，沿途抛弃，成为民众争猎的大好目标。
这一仗，真是打得落花流水，有声有色。迨伍培英化装逃抵泸沽，只剩下亲随十余人，无法扎营，只得连夜继续西奔，直趋富林，依附所部，才有机会喘息，收集烬余，再整旗鼓。
那天，笔者于望远室散会后，已是饑肠辘辘。而贺老总于慷慨激昂的结束会议后，即着他的全家老少搬进防空洞，他的电话机和办公桌，早已在洞中布置妥贴，四周门卫亦增加了好几重，一瞬间，这防空洞就变为他的司令塔了。
醉卧一宵危险成过去
我们这班纸上谈兵的角色，临到真枪真刀的场合，究竟派不出多少用场，我走出望远室后，便跟着一伙人拖着疲倦的身躯，踱到小南门的一个友人家中，这位友人甚好客，主妇亦不俗，当晚便準备了一大桌旨酒嘉肴，请我们大嚼一顿。
记得那晚喝的是本地高粱，味最醇而性最烈，这时各自怀着最沉重的心情，大家来了一个硬性的规定：今夕饮酒，务必大醉，如有提议乾杯的，不许推辞。各人心中本都怀有一个希望，希望喝得烂醉，好去华胥国中不闻不问，逃避这连天的炮火，人生临到此际，死生祸福，本已无法自主，果然，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摆龙门阵，渐渐引起了酒兴，居然猜拳狂饮，甚至有两位老枪朋友，为了要赌胜负，竟捧着酒瓶作牛饮，弄得酩酊大醉。星移斗转，夜犹未阑，不知不觉都已玉山颓倒，就在主人客室内，东倒西歪，呼呼入睡。我一觉醒来，看见东方已露出了鱼肚色，历历的枪声，已离耳边很远很远，这时我已意识到危险时间似已过去，事态并不十分严重，带看矇眬的醉眼，辞别主人，慢慢踱回警备总部，才获悉这场天大胜利的喜讯。
再走出门一看，大街上已熙攘一片，比平时更热闹，我还特地跑到城隍庙伍培英的师部作了一次巡礼，看到他卧室内，一袭崭新的狐皮袍子，仍然挂在衣架上。抽屉裏擦得雪亮的铜烟盘内，还躺着一根象牙烟枪，旁边一炉顶好的白花烟膏，却只用去了三分一。
贺国光荣任西康主席
伍培英如此不堪一击，确乎出人意外，中枢获得捷讯后，很快就发表贺国光兼西康省政府主席，贺氏于民卅九年元旦在西昌宣誓就职，还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文告。在整个大陆皆已变色之际，贺氏恐怕也想不到他自己会做大陆上最后一任的省主席。这时，在重庆、成都各地被共军击溃的国军官兵，有些不惜踏破千里穷荒，冒着峦烟瘴雨，成群结队，在酷寒风雨中，攀登万尺高的大相岭，陆续奔来西昌。四川的耆老如尹昌衡、唐式遵、羊仁安辈，皆是七十以上高龄，成都沦共后，他们或化装算命先生，或扮成衰老乞儿，扶着拐杖，爬山越岭，忍饑挨冻，也行抵西昌来。
那次的西康省府组织，可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联合政府，委员及各处室人选，都由国民党和民、青两党及社会贤达平分秋色，青年党人邓凯南出任西昌县长，笔者还是到他府上去促驾的一个。当日大陆整个沦陷，仅剩下西昌所辖十县两设治局这块小小的乾净土，但其面积约略等于今日之台湾，实无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我们那时唯一急务，重在组织民众、宣传民众、动员民众一切力量来守土抗敌。当时省府曾决定首先来个两週以上的宣传週，正好由各方奔来西昌的反共志士，一天多一天，大家怀着满腔愤恨，要求发泄，这如火如荼的宣传运动在城乡展开后，到处都发出了反共抗俄的怒吼，尤不以远千里而来的那些老先生们，都也贾其余勇，当仁不让，人人口若悬河，声如洪钟，自动地参加了宣传的行列。
孤独黯淡下好景难常
跟着省府又把全区分成为十六个警备区，无论汉夷，统统组织起来，约有十万人之众，好些没有枪的，就用大刀梭标当武器。由于屹立川康高原的西昌，又勇敢的吹起了抗共的号角，马上惊动了四周的人们，重复煽起中华儿女行将死去的希望，显露出大地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并迭次回应前方，举行祝捷大会，欢声雷动，震撼山城，民心士气的振奋，殆不可以言喻。
可是好景难常，这个大海中的扁舟，究竟抵不住漫天的狂风暴雨，渐渐的外面讯息终告断绝，但台湾方面每隔三数天，总还有一批飞机为我们送东西来；西南长官胡宗南也已在这裏成立了行辕。当李弥、余程万在昆明被扣脱险后，还和顾祝同于民卅九年一月十三日在滇西重镇的蒙自机场联袂飞抵西昌来会商军事，策划保卫康滇的任务。不料林彪所部马不停蹄的从滇桂边境如闪电般冲将过来，云南情势更呈恶化，保卫蒙自机场的国军兵力单弱，只好一面抗拒，一面撤走，李弥将军等在西昌闻到这一恶耗，急急飞回蒙自，飞机已不能降落，只好转飞台北。这一来，又失去了西昌飞台湾的唯一中途加油站，更加深了西昌局势的孤独黯淡。在这段时间中，蒋经国、王叔铭等还时常从台北飞来西昌看看我们，为我们打气。
投降喊话如巫师唤魂
尤其难得的是已故司法院长居觉生老先生，他也在这围城中住过半月以上，此老雅兴不浅，时常要我们陪着他去游览西昌的一些名胜古迹，曾在泸山玉皇宫下榻了好几宵，在粉白的寺壁上，还题下过传诵一时的五首绝句，记得他开题两句是：「不信南枝指向东，半山涌现玉皇宫。」这要算是在西昌坐看为我们打气的一位开国元老。
这样一个艰危的局面，居然苦撑到了卅九年三月初间。中共的囊括整个大陆，此时已接近完全成功阶段，对西南军事部署，亦均就绪。惟独西昌远处穷荒，中共一时还是鞭长莫及，西昌依然还在发号施令，大吹大擂号召全国勤王反共。这在中共看来，纵不是心腹大患，究亦不失为肢体上未经割治的一个毒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长此酣睡；故晚上听收音机，渐渐爆出共方显要劝促西昌方面投降的喊话，有时繁弦急管，像巫师唤魂般，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这时共军已源源不断地开进西藏，西藏的抗暴势力，也渐渐被中共的铁腕压平了，不过还可支持我们一点信心的，是我们历来和夷人合作得很好，靖边司令孙子汶（夷兵统领）遇事都和我们一条心，我们曾经都认为他是极可靠的忠实同志（后来证明亦不儘然）。万一大股共军攻入西康，使我们失去抵抗力，又与台湾失却联络，那我们就只有上大小凉山去打游击为唯一出路了（后来证实这条路亦走不通）。所以大家在万分紧张之余，一想到这点，还能略带几分宁静。
林彪刘伯承东西夹攻
在紧张而又极度沉闷中，转瞬已是三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突然有两架中共飞机，如鹞子般的在西昌城上空盘旋着，并空投下了许多传单。此后一连三天，每天都有共机来窥伺，大家都意识到，今天还活着在这儿谈笑的人，明天也许会躺在寂寞的坟堆裏了。
到了三月二十日，据探报：由滇桂边境进入云南的林彪部队，前锋已达西昌所辖的会理县，人民皆已逃避一空，同时刘伯承由四川而来的大队伍，亦已越过大渡河，我方防守富林的兵团司令胡长青所率领的不足一团之众，已被刘伯承的先头部队所击溃。估计共军两路人马约十余万众，用钳形攻势来夺取西昌。这次共军的进攻，是採狮子搏兔的手法，东西夹攻，不借出动十师之众，企图一举而取得西昌。我们面临这种局势，既无法插翼飞去，又不能遁土脱逃，大家惟有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结果，西昌完了，笔者却很徼幸的能够历尽千辛万苦，逃到海隅，离乱生活，岁月易逝，往事追怀，已经是整整十个年头了！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79期）
注释
[注1]毛森（1908-1992），浙江江山县人。浙江第八师範、浙江警官学校、军统杭州特训班毕业。抗战初期历任军统杭州分站站长、行动总队长、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1940年后任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抗战胜利后任京沪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浙江省警务处处长、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等要职。上海撤守前，曾主持捕杀中共地下党员三千人，并焚毁全上海户籍名册。上海陷共后，南下接任厦门警备司令，创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布建一批潜伏电台。五十年代初期遥控指挥大陆十省近百支反共游击纵队、数十万人的敌后游击作战。
[注2]康泽（1903-1967），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历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厅长、复兴社书记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1948年任国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七月在湖北襄樊兵败被俘。1963年4月被特赦释放。1966年8月31日被红卫兵暴徒围殴致重伤，11月死于秦城监狱。中共认为康泽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也是蒋介石部属中最坚决的反共份子，至死不肯「认罪服输」。
[注3]刘茂恩（1898-1981），河南巩县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初在其兄刘镇华镇嵩军任迫击炮团团长，后随兄投靠冯玉祥，任国民联军东路总司令。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军军长、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河南省政府委员、豫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豫西警备司令、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河南省警备总司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6月20日共军猛攻开封，刘从省府西门突围。1949年4月携眷赴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注4]董文琦（1901-1988），山东登州人。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系毕业。历任吉林市政处工务科长、湘桂水道工程处处长、东北水利特派员、瀋阳市市长等。胜利后，奉命自苏军手中接收瀋阳市政，坚拒俄人企图侵吞日伪经营的七十多家大工厂，同时积极推动市政建设，兴修水利，增加粮食生产，以供剿共军事之需。东北陷共后，改任中央水利部顾问。1949年随政府撤台，自1950年起，受陈诚院长之聘，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廿多年，参与复兴基地建设。1972年5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注5]刘毅夫，（1911—），辽宁瀋阳人，1929年在冯庸大学参加义勇军，九・一八后到北平创办救伤医院。抗战爆发后，历任军委会委员长驻空军联络员、军委会战地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胜利后，历任本溪县县长、抚顺市市长、联勤总司令部服务司少将司长。赴台湾后任军事新闻研究会会长。着有《胜利之钥》、《空军抗战史话》、《空军史话》等。
[注6]士心，本名刘志。历任军委会政治部副官组组长、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少将总队长、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所辖师长。
[注7]1955年8月27日余程万在九龙钻石山寓所死于警匪枪战，当时报纸称其因与劫匪博斗，不幸中警枪而死，劫匪逃走无蹤云云。时隔四十多年，退休之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张某于弥留之际向友人坦承自己曾奉命赴港执行制裁余程万任务。余氏横死之远因係抗拒中枢命令错失反攻良机，近因係余氏在港不断辱骂蒋总统，引起情治单位震怒。
[注8]贺国光（1885-1969），湖北蒲圻县人。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校，北京陆大四期毕业。在清军任陆军十七镇排长、队官；鼎革后在北洋军升至第十五军军长兼开封警备司令。1926年11月策动靳云鹏投向北伐军，后历任武汉卫戍副司令、武汉行营参谋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部步兵监、南昌行营参谋长、重庆行营参谋长、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重庆特别市市长、宪兵司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西昌行辕主任、西南军政副长官兼西昌警备总司令、西康省政府主席。1950年8月26日乘专机离西昌经海南岛赴台，是最后一位撤离大陆的省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