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良崮会战追忆
毛 森[1]
三十五年六、七月间，蒋主席命令汤司令官成立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暂设常州。余奉兼第二处处长，主持肃清江南散匪（各地土匪、湖匪及中共地下游击队）、蒐集江北军情。不久、李默庵接替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移驻江北南通。李是黄埔第一期优秀将领，也是蒋主席的心腹。余仍兼任第二处处长，去南通略事部署，令副处长蒋剑民代理职务，即回江南。三十六年元旦，再去南通，辞去兼职，推荐蒋剑民接任处长，季仲鹏等为科长。
毛森
同时，蒋主席令汤总司令在镇江指挥第七十四军张灵甫、一百军李天霞等渡江，沿运河线北上，与东南李默庵部齐头并进。共军则节节顽抗，战斗相当激烈。第一关即共军号称「铁的南天门」邵伯镇（江苏省江都县北，地据水陆交通之孔道）。二十五军黄伯韬派一0八师三攻不下，黄调该军健将四十师师长陈士章上阵，一鼓拿下铁邵伯，并连克高邮；在高邮举行双十国庆，李默庵亲去授奖。各军继续轮番进攻淮阴、涟水等地、共军均坚强抵抗，双方损失惨重。七十四军损失兵额，一时无法补充，将所俘虏几千共军补入，以后孟良崮战役，到了最后关头，共俘掉转枪口，与招致失败有关。
匪谍刘斐将张灵甫逼到绝境
共军主力自苏北远退鲁南。蒋主席一面令李默庵绥靖苏北，一面令汤伯恩赶往鲁南，组成兵团部，继续追击。我奉令同行，于三十六年初春，到了临沂。军中业务本较单纯，按美军编制，第二处业务专为研判敌情。汤因所辖部队均係就近拨其指挥，不完全了解各军素质；为了知己知彼，要我提供「敌我」双方情况。
敌情：新四军在优秀政委及强悍军干领导之下，经多年生聚、整训，已逐渐形成有力军团。日本投降时，又收编多股伪军，收缴日、伪很多武器，只是缺乏重兵器，不能固守及攻坚。但有不少迫击砲，运动方便，杀伤力大。第二处为蒐集当前敌情，原设有谍报队，队长徐志坚，广东人，队员则多外省人；人地生疏，语言各异，一开口即引人注意。而共方民运工作早有广泛组织，故我谍报员下乡探查敌情，多有去无回，被其杀害。幸鲁南行政专员王洪九係本地人；因共方实施清算斗争，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固大欢喜，官绅则恨共入骨。王为地方长官，自然代表反共。王姓又为鲁南大族，公私关係极广；由其代为侦查敌情，故我能了如指掌，中共对其恨之入骨。以后中共统治大陆，王洪九改名换姓，逃出后，从事营商。
张灵甫
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新四军已编成十多个纵队，纵队即係游击队蜕化为正规军的前身。共拥有二十几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民兵，随时可补伤亡损失，随补随跟老兵一起打仗，不像国军重视制式训练。共军在实战中学习作战技术，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弥补军事上之弱点；运用党的组织力量，发挥勇敢的战斗精神，虽退不散，虽败不溃，已非乌合之众，已形成野战军雏形。它处处找寻国军弱点，伺隙主动出击。在苏北、鲁南，曾经多次剧战，国军虽胜，但元气大伤，且补充困难；补充之后，又须长期训练，始能恢复战力。
在孟良崮战役之前，张灵甫驻防北桃墟，陈毅曾想吃他，倾力猛攻，血战数昼夜。该地乃南北交通要道，大砲运动灵活，张部扼要猛轰，予其重创；东西又係高山，共军无法合围，乃知难而遁，张部伤亡亦重。此役获胜，实因有利地形，砲火发挥威力；现今上峰认识错误，竟令该军进入绝对不利之险地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以致全军覆没。
我与张灵甫多次来往，成为好友；他满腹怨怼，很气愤地的对我说：「我是重装备部队，如在平原作战，砲火能发挥威力，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我也力能应付；现在逼我进入山区作战，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有人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我死，我就死给他们看吧！」事后有人说：国防部参谋次长（主管作战事务）刘斐暗通中共，有意消灭七十四军。
一百军军长李天霞，聪明活跃，表面工夫较积极，军纪欠佳，战力亦较差；盼望南京多派男女政工员来劳军，鼓舞士气。李的资历较张灵甫深，两军编成纵队，张受李指挥。自苏北打到鲁南，经过多次激战，张有怨言，他对我说：「硬拚牺牲是我，有功是李天霞。」我也向汤司令官直言，并提出警语：「两军久战，张部已成外强中乾，李部犹如强弩之末。」
张灵甫蔡仁杰杀身成仁
战事未发动前几天，七十四军在孟良崮一些石洞中搜出不少便衣人民，请示兵团部如何处置？汤司令官派我前往处理。我略询问，他们都说是：「本地人，怕拉伕，藏身石洞。」但也可能是共党份子。我没有时间详查及处理，当即指示：如确係本地避难者，即予释放；对可疑者，移送地方政府处理。我顺路视察沿途情况，都是崎岖山路，见人马拥挤，宿营、补给均极困难。因多岩石，极难构筑工事，大砲不能运动，拉拉推推，变成累赘废物。逢山不能开路，遇水（汶河）搭不成桥。处此绝境，将士都有怨言。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更是满腹牢骚。
孟良崮会战前晚，我才看到国防部作战命令：令张灵甫由孟良崮渡汶河，攻取坦埠；受纵队司令李天霞指挥及支援。令驻汤头镇张淦纵队，向界湖担任右翼策应；令驻蒙阴黄伯韬军向北桃墟担任左翼策应。我对此部署十分惊骇，立即向汤总司令陈述：陈毅部队二十万人，都隐伏坦埠附近，张网以待；汶河水位虽不深阔，但沙滩极阔；通过广阔沙滩，实甚艰苦，暴露敌人面前，危险殊甚。
一百军李天霞部，战力不强，且在孟良崮西南，隔座大山，只怕支援不上。张淦纵队主力在汤头镇，距七十四军有七八十里之遥，又有河流山岭阻隔，绝对策应不上；黄伯韬部本可应援，无奈由蒙阴经北桃墟至垛庄，只有一条通路，两面都是高山，无法展开活动；到了垛庄，转入张部，又是山路，如令黄抽出主力，蒙阴又恐难守。汤听我分析之后，同意我的见解，即用电话向国防部作战厅长刘斐陈述。
刘说：「这是最高统帅的决定，命令既下，不能更改。现主席已休息，不便惊动他。」汤颇不安，又打电话向徐州顾总司令陈情，顾祝同答称：「作战命令直达各整编师（即有关各军部），徐州陆总及你的兵团部只是指示照办，负责督战；明晨即开始行动，照命令行事吧！」汤颇焦虑，一夜未睡，打了很多电话，都不得要领。临时决定：派副司令官李延年和我，驰赴前线视察情况，就近督战。
第二天微明，李与我率卫士一排，分乘二辆大卡车，经大磨石沟、小磨石沟、青驼寺，沿途都是李天霞部队；过了青驼寺至垛庄，没有部队。垛庄三岔路口驻一通信排，有电话总机，李延年拿起电话筒，与张灵甫通话，张大声地说：「我军少数渡过汶河，即被共军伏击。现陈毅倾巢南下，向我两翼包抄，似有十个纵队之众，对我取包围之势；左翼一部，直趋垛庄，截断我军后路。你们立刻回去，稍迟一步，即陷入包围圈内。如果退路被切断，即向本军靠拢。」
李问他如何应变？张答：「我已命令各部队，一面应战，一面从速退回原驻地。但是大砲、马匹挤在山地、河边，敌军向我密集轰击，秩序相当混乱。」李一再叮嘱；「站稳脚跟，沉着应战！」我们在电话中亦听到汤司令官对张的指示（临沂与张的电话，係经垛庄总机转接）：「切实控制秩序，集中火力，压制敌军人海冲杀。」同时汤司令官命令李天霞兼程应援。
李延年当向汤司令官请示我们行止。汤令我们速回临沂。李乃有名勇将，从容视察附近，尚无发现敌蹤，只见我方少数留守人马。据电话排告称：离垛庄数十里地，驻有二十五军，由北桃墟派出警戒部队一个连。我们乃原路南回，沿途见有少数士兵纵马啃麦苗，李延年令停车数次，斥责及掌掴士兵。又见几处市集，人群买卖，毫不知暴风雨将临。
到青驼寺附近，一百军正出动架设砲位。该军在孟良崮西南，山峰甚高，张军在崮北，确实不能策应。因正调动中，没有见到其主管，不知其行动计划。
我们回到临沂，已近傍晚。汤司令官正忙于指挥应变及向上级报告。当由李向汤报告我们此行概况。
我们刚离开垛庄，陈毅第六纵队也即到达，只前后步之差；而其后续部队不断增加，构筑工事，坚强固守，隔断李军北上及黄军南下策应；张军则无法向垛庄后撤，与李、黄会师。统帅部虽一再严令李、黄拿下垛庄，合力救张，无奈李军强弩之末，力有不逮；黄军不敢投入主力，恐共军转向，攻其蒙阴根据地。
李天霞直接指挥作战及支援，应自量力：青驼寺至张部遥远，策应不上。平时因为山区补给及宿营困难，避免挤得太近，但开始行动，应速接近，以免猝遇情况突变，无法策应。此次本为主动求胜出击，反而引敌反扑，又吃一次「围点打援」的大亏。对垛庄这样中途重要据点，李竟不派有力部队驻守，非特失职，简直没有军事常识，亏他还是黄埔三期生！无怪共军讥其为「黑埔」饭桶！
七十四军被围后，张即仓促部署，在孟良崮山区作困兽之斗。当时许多人都认张灵甫这头懒牛，不得不变成田单火牛，奋勇拚战；像过去迭次战役，终能自动解困。国防部亦存此期望，直接指挥作战，除用电话指示外，并不断派飞机传达命令，对张灵甫多方鼓励：奋勇战斗，坚守待援。对顾祝同、汤恩伯指示应变处置：对李天霞、黄伯韬、张淦，督促应援，尽力解围，作成反包围，予敌重创。迨见情况恶化，张部不能支持，乃严令李天霞必须拚死解围，否则军法从事！
但共军坚持「围点打援」，死守垛庄，坚拒我方援军；同时不顾牺牲，採用人海战术，紧缩包围圈，利用搬运方便的迫击砲猛轰，砲弹炸破岩石，弹石俱飞，杀伤力甚大。人员尚能勉强忍受，千百马匹无法控制，乱跳乱奔（该军大量马匹，係用来拉砲），乱了阵脚；苦战四昼夜，死伤惨重。这头被认不肯出力的牛，终至力竭声嘶，而陷绝境。军长张灵甫、副军长蔡仁杰、旅（师）长卢醒等集体自杀。时为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七十四军之覆亡，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我写战役检讨获蒋公重视
战役结束后，共军向北回窜，余又奉令前往收拾残部。遍地人马尸体，由工兵掩埋，余则陆续收集负伤官兵数千人：轻伤者草草包扎，慢慢步行，重伤者担送上车。因救护不急，几天没有饮食或流血过多，不少冤枉死去。这些负伤官兵，当然怨气沖天，到处听到骂声。只好充耳不闻，善言安慰。
我回兵团部，将全盘地形环境、各部队素质、敌我情况、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作成详细报告，并附图表（由中校参谋徐福臻草绘），指明共军各纵队南下路线及围攻位置，携至南京，亲自面呈蒋公。他对我的报告，先略略一看，转而对图表仔细观看阅读。连连说：「你很好！我知道了。」事后了解，我这报告发生很大作用。因为：
整编七十四师失败，蒋公确极震怒，对若干将领将予处分；对李天霞尤其切齿，有意杀他以振军威。看了我的报告，自知国防部不明实际地势，部署错误；对七十四师实力及特长、弱点，不够清楚，深为内疚。据其侍从私告，蒋公对张灵甫等死难，极为哀痛，曾默哀追悼。后将一军舰取名「灵甫」号，也不再追究战败责任，没有处罚什么人。对李天霞当时虽极兇，交军法审判，后亦从轻发落。
此次孟良崮战役报告上去没有几天，蒋公即要我做他的直接僚属，发表我为国民政府军务局专门委员兼第五科科长。足见对我报告的重视，也可说接受我的战役分析检讨。
（本文摘自《传记文学》杂誌总第456期所刊《往事追忆──毛森回忆录》）
出镇襄阳与被俘经过
康 泽[2]
被派任十五绥靖区司令 在蒋一再催促下抵襄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有天上午，邓文仪（当时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和罗泽闿（曾任青年军二0二师师长，当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一道到我家裏来告诉我说：「在昨天的作战会议上，决定新成立几个绥靖区，委员长指定要你去任襄樊这一区的司令官。命令已经下来了，你赶快準备吧！」过了一天，我奉到国防部的命令，同时，蒋介石通知我去见。他对我说：「现在决定派你到襄樊这一个绥靖区去负责任，我已经叫他们把这一个区划大一点，要包括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和川东北这一带地区，那裏的部队有川军三个旅，还可以把六十旅和二0三师调到那裏归你指挥，人地也很相宜，你赶快準备。」我承受了这个命令，并表示着手準备。
康泽
又过两天，接到通知，到官邸去出席一个会议。到时，看到除了蒋介石外，有蒋经国、郑彦棻、胡步日、谷正鼎、袁守谦、徐佛观、罗泽闿等在座。这个会议，讨论的事情是：党团合併后，计划把所有各级党团干部，由蒋经国主持召集训练。当天蒋介石只作一个决定：这个班的班址可以在中央训练团。
在这个会议完毕后，蒋介石叫我到另一间会客室问我：「你準备好了没有？」又说：「快一点準备，早些去。六十旅调到襄阳归你指挥，二0三师也调到那一方面归你指挥，还有八十五师和二十师，将来也可以调到你这一方面来⋯⋯。」我在中间插嘴说：「第三厅厅长罗泽闿还在那边，可否请他一道来，以免他经办时不接头？」蒋介石说：「可以。」我和罗泽闿一道到国防部第三厅。他对我说：「六十旅现在豫东补充，一时调不过去，调的命令，还不能下。二0三师师部在成都，一旅在陕南，一旅在鄂东，调到十五绥靖区的命令可以下，什么时候调得到，就很难说。川军的三个旅在湖北境内，这个命令可以下。」我听他这样一说，心中冷了一半，即是，只有川军三个旅和二0三师了。心裏很想不干，但感到提不出口。
我为了便于指挥和拉拢川军，我接受陈春霖（当时任国防部副官局长，已成为陈诚下面陆大系重要份子之一）的建议，找原刘湘部下的军长郭勛祺任副司令官，重庆行营第三处处长刘志宏（又名刘宗宽，係共谍）任参谋长，均经蒋介石核准。以后刘志宏未到职，我又决定以易谦（曾任别动队大队附、中央训练团政训班副主任等）任副参谋长，江鹏南（曾任特别训练班大队长）任第一处处长，董益三（黄埔六期，军统份子）任第二处处长，胡学熙（当时在中央训练团任大队长）任第三处处长，汤孝钖（曾在别动队及青干班任总务组长，当时我派他任高参）代理第四处处长，蒋光耀（曾在特别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四川温江等地任县长）任军法处长，宋新民（当时任汉口戡乱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任新闻处长，燕德炎（曾在别动队指导组工作，以后在四川任县长、行政专员）任政务处长，傅良居（当时在湖北汉川任县长）任经济处长，汪荣（曾任特别训练班总务组长、贵阳市公安局局长、县长）任总务处长。
我和郭勛祺、胡学熙、江鹏南、董益三、蒋光耀、宋新民等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坐军用飞机到老河口。第二天（二月一日）由老河口到襄樊。
勉强到职惴惴不安 部队不全问题多多
到襄樊后，先到一六四旅旅部，然后过河到襄阳司令部（借驻襄阳师範）。我的第一个印象：老河口是在戒严状态中，驻防老河口的一0四旅，全是新兵，逃亡甚大，战斗力是说不上的。襄阳与樊城，分别驻有二十三旅与一六四旅。据说，二十三旅（有两个团兵力），装备颇优，战斗力颇强，惟骄气逼人，纪律甚坏；一六四旅装备极劣，只有四个步兵营，战斗力说不上，是从鄂西自由行动开到这裏来的，惟对老百姓的态度较好。
第二天，我即在司令部开始办公，召集联合会报。出席人是：司令部科长以上，部队团长以上，地方专员、县长等。我在这第一次会报中，发现摆在面前的几个问题：第一是军民感情恶劣，为了柴草麸料和工事材料，军队叫苦，地方上怨恨军队强买；第二是军政关係恶劣，也是为了柴草麸料和工事材料的问题。
当时武汉行营规定十五绥靖区的任务是：
一、守备襄樊；二、守备襄河河防（由老河口到锺祥）；三、维护襄（阳）沙（市）公路的交通。我奉到这项命令后，即正式规定由二十三旅守备襄阳，一六四旅守备樊城。将襄河河防任务，分段责成驻在老河口的一0四旅，及二十三旅与一六四旅，配合地方保安团队分别担任。并由一六四旅派出一个营兵力，驻乐乡关，以加强襄沙公路的防护。
在南京见蒋介石申述意见 闻蒋责腐败并酝酿小组织
三月中旬，接到国防部的电报，叫我于十六日到南京，出席绥靖会议。接到电报颇晚，加以天气恶劣，飞机贻误，二十二日到南京，二十三日到国防部去接洽时，知道绥靖会议已经闭幕。
当我回到南京时，曾有人先后不只一次地告诉我说：「三月一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举行九週年纪念会时，在南京的党政班各期同学均去参加了，中央党政军各部门首长也多应邀参加。委员长在训话中很露骨地说：『我们党政班办了九年了，无论在党务上、政治上腐败的还是一样的腐败，贪污的还是一样贪污，足见我们所训练的全是官僚；共产党也在办训练，他们所训练出来的是革命党。我们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发愤努力，再醉生梦死，我们就会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裏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委员长讲完后，即到后面休息室，有同学愤慎不平地起来发言说，现在党政军各部门的贪污腐败应该由那些高级人员负责，我们不能负责。打倒宋子文、孔祥熙！打倒陈果夫、陈立夫！打倒张群、陈诚、朱家骅！当时与会的有七八百人，均情绪激昂，热烈鼓掌，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起来维持秩序，叫大家安静。大家鼓噪说，你不要讲话，你还没有被打倒资格。于是黄杰就不敢再维持秩序了。委员长在后面休息室，当然听得到前面的鼓噪和呼口号。但，他没有讲什么就走了。张群、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均在场，也一个一个的不等会餐完毕就溜了。」
我听到这种情形，感到一般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是「复员」、「整军」、「劫收」⋯⋯乱七八糟、暗无天日的结果，这几个王八蛋（但，我当时认为朱家骅还不能和其他那几个人划一个等号）应该打倒。
老河口穀城失守 蒋命令固守襄阳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我离开南京到汉口。到汉口后，知道十五绥靖区改归华中剿匪总部白崇禧指挥。
华中剿匪总部命令在老河口设指挥所，并指定郭勛祺为主任。四月二十日，我由汉口回到老河口，当日召集指挥所人员开会，第二天回到襄阳。
五月初旬，共军从豫西南方向进攻老河口，先向马头山攻击后，有放弃马头山逕攻老河口城的企图。我无固守把握，国防部及华中总部所派两路援兵北路张轸、东路吴绍周行动迟缓，不能如所要求的时间到达。我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将上述各情据实向蒋介石报告，并请示「可否权宜处置？」蒋介石当即覆电允许我「斟酌情形，权宜处置」。于是我于第四日晚十二时，向汉水西岸作有计划的撤退。老河口遂为共军所佔领。再次日，吴绍周率八十五师由东阳到达樊城，张轸所部亦过新野向老河口推进，将形成包围老河口态势，共军遂自动退出老河口。
六月三十日晚十一时过，华中剿匪总部来电给我说：「白总司令将于明日（七月一日）下午一时到老河口，希该司令官率同重要幕僚人员及行政专员等事前到达，準备举行会议，并加强飞机场一带之警戒为要。」夜间三时左右接到一六三旅报告，老河口东北的黑龙集（距老河口约六十华里）有共军约六七千人活动，同时石花街方面（距老河口约五十华里）亦有情况。据此判断，共军有包围老河口的企图，除向华中总部急电报告外，并建议白总司令不要到老河口来，如有指示，请用电报。白崇禧接到我的电报后，即不来老河口了。
七月一日傍晚，共军接近老河口，我令一六三旅，向穀城撤退，当晚撤退完毕。
七月二日晚，共军自东西两面向穀城进退，并由襄河东岸分数处渡河，抄断退路，一六三旅被截为数段，而分股向西南地区逃窜，至七月三日仍未与襄阳司令部取得联繫。
七月四日，共军继续南进，有进攻襄樊之势。同时，我接到华中总部命令，令我在襄樊固守待援。我于奉到这项命令后，作兵力部署，检查库存粮弹。弹药尚不成问题，而粮食则大成问题，临时在附近迅速抢购若干弥补。
七月四日晚七时，共军一部，开始向樊城攻击，与守军第一六四旅对战约两小时退去。我当时判断，此係试探性质的序战，并指示一六四旅继续沉着固守。黎明前共军一部再向樊城发起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又退去。守军死伤共约十余人。估计共军的死伤，较守军为大。因之，我即利用此估计的事实，指出利用阵地之利。一六四旅曾因此增高了沉着固守的信心。
七月五日，共军仍在上半夜黄昏后、下半夜黎明前向樊城攻击，对战约两小时，又被守军击退。因此，我对一六四旅的信心，与一六四旅本身的信心，均与日增高。
七月六日晚上，共军除了在樊城发动两次攻势外，并于薄暮开始向襄阳西门外山地守备区攻击，万山和琵琶山于当晚被共军佔领。
七月七日晚，樊城方面，共军仍有两次攻势，对战约两小时左右后，仍复退去。
七月八日，华中总部令我将樊城兵力转移，增强襄阳山地守备区的力量，并派空军于中午十二时在上空掩护渡河。而一六四旅转移行动，颇为迟缓，所以落暮前未能接防完毕进入阵地，而共军则于晚七时又开始向山地守备区各阵地攻击，与瑟琶山连接、对襄阳城西门有瞰制作用的真武山，即于此际被共军佔领；不一会儿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失守。我知道凤凰山和无名高地两阵地是全山地守备区的脊樑，如果不派总预备队去收回，整个山地守备区，即将崩溃。晚十点钟，凤凰山及无名高地的两阵地，均已夺回。拂晓，共军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被四八八团击退。
由九日到十二日，共军每晚两次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均被四八八团击退，山地守备区，赖以稳固。
七月九日，华中总部来电，令我派兵收复真武山，并于中午派空军掩护。我令一六四旅执行此一任务，但一六四旅结果未能将真武山收复。
七月十三日，蒋介石来电，问我将山地兵力转移城内，凭城垣固守何如？我覆电说，瑟琶山、真武山、岘山虽已失陷，但其余大部山区阵地仍在我手，倘全行放弃，则西门、南门及西南关全在羊怙山、虎头山及真武山的敌人火力瞰制中，于我更形不利。
七月十四日晨，蒋介石又来电话说，襄阳城垣坚固，山地兵力仍以转移到城内固守为宜。我感到这是蒋介石比较肯定的指示；同时，我又鑒于共军从七月十二日以后，已未再向凤凰山及无名高地反攻，其他各阵地亦甚沉寂。我当时估计，共军有放弃对山地的攻击而逕攻襄阳城或截断我城内与山地守备区联络的企图。我与郭勛祺、易谦、胡学熙及周建陶（视察组组长、战地视察官）等研究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下令山地守备区各部队于十四日中午十二时零分转移，按四八八团、一0四旅及一六四旅之次序互相掩护。由南门入城，约在下午三时转移完毕。黄昏时共军突向西门外的同济医院攻击。晚八时过，同济医院失守，西门陷于暴露。
在山地各部队悉数转移入城后，各部队长以兵力集结，更具信心。郭勛祺向我建议，并自告奋勇说：「几个旅都调入城内，需要设一个城防指挥官，统一指挥，我愿来讨这个差事。」我当即下了派他做城防指挥官的命令。他又向我要求说：「还请给我杀人权，允许我『先斩后奏』。」因此，我又下了一个手令：「在守城作战中，敢有贪生怕死擅自放弃阵地者，该指挥官得根据情形，即予枪决，然后补报。」
七月十五日早晨，我想到，为了减轻一0四旅的负担，并使各部队任务明确，以免混乱起见，城防部署需要重行调整。我即写就要点。郭勛祺于接到我提示的要点以后，来对我说：「不能调整，时间来不及。」于是我就把重行调整的意图放弃了。中午，我到鼓楼（即昭明楼）一0四旅及砲兵指挥所去看了一看，然后又转到视察组所住的襄阳旅馆和周建陶下象棋，以心绪不闲，未及终局就没有下了。黄昏（约下午七时过），共军开始在西门及南门攻击，双方对战，砲火相当猛烈。八时左右，一六四旅旅长刘玉杰来电话报告说：「好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了呀。」
共军攻破襄阳城 尽力死守成孤军
不久判明，共军是已经入城了。城内四处发生枪声，喊杀之声震耳，守备体系已被打乱了。于是即作加强司令部守备的準备。我想利用司令部周围的砖墙及四角的高碉和伏地堡，作死守计，以等待援兵。此时，各部队溃兵、司令部住在外边的人员和眷属，以及专员公署、县政府等的员兵，均纷欲逃入司令部。郭勛祺为免司令部内的壅塞和杂乱，已令将前后左右各门关闭，并堆上沙包。易谦到我的办公室来见我向我建议，趁此混乱之际，走出司令部，利用水鬼，泅过襄河逃走。我当时一方面认为，四面被围，逃出的可能极小；另一方面认为，我一出走，司令部核心工事，即刻发生动摇，不如死守司令部，尚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未採纳他的意见。他就去了。他和视察组组长周建陶似即混出司令部，照他向我建议的行事。我以事已至此，未阻止他们。
我为避免流弹，从办公室转到碉堡。这时，城内各处的枪声和喊杀声，仍继续未停，而以鼓楼一带为最激烈。鼓楼是一0四旅和砲兵的指挥所，最初尚和我通电话，约在晚十点左右，电话也断了，但仍在继续抵抗。我希望鼓楼和司令部这两个核心工事，互为犄角，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郭勛祺向我建议说：「我们固守着司令部，等到明天再看。」
我当时鑒于事已至此，也只有如此了。因此，点头同意；而我内心则怪他没有照我的指示调整部署，以致一处被突破，全城即发生混乱。夜十二时左右，鼓楼一带枪声及喊杀声渐趋沉寂，估计共军或已佔领该处，惟共军尚未向司令部进攻。因此，更以为司令部尚可固守。当将此种精况——襄阳城已被共军攻破，及决心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等待援兵，向蒋介石及白崇禧报告，并请迅派援兵。
七月十六日黎明，我上到司令部高碉顶上向四面了望，间或听到稀疏的步枪声，并看到服装不同的人在远处城墙上行走，我即感到所有城门已被共军佔领，所有各部队似均已被解决，只剩下司令部核心工事了。
上午，接到蒋介石来电，大意说他已饬顾祝同调派援兵。并说：「当此艰危之际，正是磨练胆识之时，将来事业亦以此为起点。」我看到这个电报，一方面觉得，他也许知道我不相信白崇禧的固守待援，所以叫顾祝同（当时已任参谋总长）调派援兵，也许真正有援兵来了；同时又感到，他这个电文，使我获得兴奋和安慰。因此我亲覆一电，大意说：「我决竭智尽力，死守司令部核心工事，惟望援兵能迅速到达。」接着又接到白崇禧先后两个电报。第一电的大意是，叫我集结兵力，将攻入城内之敌驱逐。我覆电说：「现已无此力量，切盼援兵早日到达。」第二电的大意说：「据闻退守核心工事，足见忠勇。」
我当时看到这个电报，格外生气，觉得：说叫我固守待援，固守了十余日，而援兵尚无到达之期，以后叫谁相信这类狗屁命令！中午接到宋新民（司令部政工处处长，当时因事请假到汉口）来电，大意说：「我到总部打听的结果，所派援兵原说在十六日从汉口出发，现在又要改到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此间有关各方面，均担心缓不济急。」我接到这一个电报，觉得援兵要在二十日才能从汉口出发，已经救援不及了。因之，颇为绝望。中午还吃了一顿饭。
下午三点左右，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行政专员李朗生，一同来见我。胡学熙向我说：「现在已经不能到外面挑水，司令部裏已经没有水吃了！粮食和弹药也维持不了多久的时间。」董益三对我说：「现在固守在司令部裏不是办法，应该派人出去办交涉。」我说：「双方短兵相接，即或派人，如何能派的出去？」他说：「派出去的人，先拿白旗摇一摇，对方就不会开火。」
我当时对他说的话很不顺耳，因此，我说：「我决心死在这裏！」李朗生接着又向我说：「在司令部裏固守，我看是很困难，不如利用今天黄昏时突围。」
我说：「你看怎样能够突出去呢？」他说：「敌人现在注意攻城，一定不注意外面山地的防守，我们利用今天黄昏的时候，从南门一带出城，向山地上走，只要上了山，这个山地很广，我们就容易走脱了。」我当时相当同意他的意见，只需要有比较可行的方法。因此，我告诉他说：「你们去和郭副司令官研究一下，再由我做最后决定。」此时，我是在核心工事的坑道裏，于是他们就到郭勛祺所住的高碉去了。
不一会儿，郭勛祺出来对我说：「现在只有固守，没有别的话可说。」我当时对郭勛祺的态度表示完全同意。他又向我建议说：「你这裏不好，还是到高碉裏第二层会好些，那裏的墙厚些。」
我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我就转入高碉裏去了。我叫我的副官张子瑜，把我的自卫左轮手枪递给我，备必要时用。郭勛祺看到了，马上从我手上夺了去，并说：「不必！不必！这支枪还是由张副官带在身上好。」
又问话了别的几句，我吩咐张副官到我办公室裏把我的日记本烧掉，以免万一失落到敌军手裏。另外，我把一部分未处理的信和两套换洗的内衬衣裤，装在皮包裏，教卫士张用之保管。这是我万一有机会突围时的準备。
此时的司令部防守的指挥责任，由郭勛祺对我负责，并指定了两个助手，一是第三处副处长舒子辉；二是勤务营长李光模。所控制的部队，除了二十三旅教导队比较完整外，宪兵连和勤务营，都有很多逃亡或隔离在司令部外面了。检点可用兵力，已只二百左右，而壅塞在司令部的人员，有司令部的职员以及其眷属、专员公署及县政府人员，以及各部溃散官兵等，使得司令部的会议厅、办公室及核心工事裏的坑道，均被塞满。
我当时曾感到，这样对于作战有极大的妨碍，但已不能把他们驱逐出去。
在碉堡中受伤被俘 从此开始战犯生涯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右，共军向司令部发起第一次攻击，未能攻入，但饭厅、厨房、办公室及译电室等处，均已中了很多砲弹，我所在的高碉，也直接中了砲弹数枚，最高一层（即第五层）的守兵，有死有伤，因之他们就向下面移动。约半小时后，共军又发动第二次攻击，我所在的高碉，又直接中了砲弹数发，四层、三层的守兵，续有死伤，他们纷纷下移。共军似乎已进了司令部前院。
枪声和喊杀声愈更逼近。我所在中央高碉第二层的守兵，有的重弹倒地。原来董益三和胡学熙，均和我在这一层，此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们了。我转眼看到从射击孔扔进来一颗手榴弹，正落在我的面前，轰然一声，在我面前爆炸。我被震倒在地，我当时又挣起来，摸一摸我的四肢，尚未残缺。因之，我又靠墙坐下。此时，楼上的官兵，纷纷从上面下来，向坑道裏逃避，我又看到有第二枚手榴弹扔在我面前，无法驱避，又轰然一声，我被震倒地。
我不知我是否受伤，我只彷彿听到枪声和喊杀声越逼越近。不知经过了若干时间，枪声和喊杀声渐趋沉寂。我不知是怎样出了碉堡而被抬到一个街檐下，有医生在给我洗涤和上药，我又听到郭勛祺的声音，彷彿他在附近说：「哎呀！受了伤了，要请你们好生医治哟！」给我上药的人答覆说：「请放心，我们一定是好生医治的！」
我身上原来所穿的衣裤，好像是被医生用剪刀剪成几块拉下去的。上了药之后，我又被抬走，不知道是向什么方向，但我已经知道是被俘了，一切都完了，将来不知是怎样。这是当时的心境。
（原载《传记文学》杂誌第407、408期）
济南失陷的真相
高 恭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陷落，继而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相继被中共佔领，于是揭开徐蚌大战之序幕。毛泽东于其选集第四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对于攻佔山东省济南，有如下记载：
「『攻济打援』：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所採取之作战方法，济南是国民党在山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十一万余人守备济南，同时以配置徐州地区之主力二十三个旅，约十七万人，随时北援。华东野战军以七个纵队组成攻城集团，以八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九月十六日晚，我军对济南守敌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廿四日全部歼灭守敌（内有一个军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由于我军迅速攻克济南，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王耀武朝令夕改调遣不当
若果仅以上述毛氏所记载言之，中共用二面战法，以七个纵队攻击，所谓「攻」也；而另以八个纵队堵截援军，所谓「打援」也。其实，共军之得济南也，非纯藉其军事力量，而係靠其渗透之间谍，更乘国军内部因误会疑忌，致造成中共不劳而获得城池。然观其围城攻城以至巷战，国军仅以一师兵力，补给则以机场失守而告中断，援军则以共军截路而苦难达，孤军苦斗，城虽陷落，然亦足反映国军之勇于卫御。独惜王耀武竟任用共谍主管作战部门，又以调遣部队未得其当，卒至以身陷敌。
当时济南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其部队：一为整编第八十四师吴化文部；一为第十二军霍守义部；一为整编第七十三师，一为整编第七十四师之第五十七旅；一为整编八十三师之第十九旅等。整编之八十四与七十三两师均装备优良，军容雄壮。八十四师吴化文部驻守兖州（汪政权时化文原为伪和平军，胜利前夕反正，归顺中央）。
一九四八年八月间，济南受共军四面紧迫之威胁，王耀武乃调吴化文来济南增防，而以霍守义部防兖州，以吴部较为精良故也。讵知共军攻济南为声东击西之计，而将全力猛扑兖州，霍守义部抵抗力竭，向王耀武乞援。
王又令吴化文回师援兖，不料吴部在返兖途中，遭共军半途突击横截，吴部遂匆遽应战。共军陈毅部沿路出击，甫经一次战争，吴部尚可以前进，而二次三次连续在路中遇伏，吴部节节应战，致丧亡士兵一旅之众，而兖州终告沦陷，霍守义亦被俘。
吴化文驻防兖州，时间既久，其官兵眷属全居兖州，当其开拔赴济，军眷并未随行。若兖州被中共佔领，则眷属尽皆落入共党之手；加以损丧队伍如是之众，其内心之愤恨可知。吴氏认为王耀武之调遣不当，致有此失。既不使吴部守兖州，则不应再调回而救兖州；兖州既非吴部把守不足以抗倾巢之共军，则不应将吴部调至济南。如是步伐凌乱，何以克敌？况眷属及其资财俱在兖州，则吴部上自吴氏本人，下至官佐士兵，其心皆在兖州；今欲与眷属会聚与保持其各人资财，势不愿再与共军战斗，以增加全体军眷之危险，吴部士气遂完全动摇。
吴化文部以兖州已失，中途又遭突袭，王耀武令返济接防。该时济南已趋孤立之势，王氏调民防部队为最外线，而以吴部精锐居第二线，即保卫飞机场及铁道公路之主要防线；另以七十三师驻扎内线，守市中心区。此种部署似未可厚非，无奈吴氏对王氏已芥蒂于心，认王氏如此布置，係以杂牌队伍视吴氏，故将吴部布置于战斗必争之地，疑其有假敌歼我之意。同时中枢得到真确情报，于九月十四日曾致密电予王耀武，告以吴部军心动摇情形，着速谋监视，最好能消除其叛变意向，并饬注意防务，不为吴部而影响抵抗力量。倘吴部确有叛变实迹，准便宜处置等情。王氏阅电，不胜惊惶。立与其参谋长商量后，决遵照中枢指示办理，交由第三处核办。
第三处处长竟係共谍
第三处为作战处，为第二绥区之作战中心，所有攻守计划、部队调遣、防地与兵力部署以及补给、运输等均属之。
该处处长廖蔚文，曾随沈鸿烈、牟中珩等任职，原籍山东，勤慎迂谨，素为官长所器重。抗日时期，曾在山东参加地下工作，并打游击。廖蔚文即于该时参加共党，潜伏鲁省军界中服务，不稍露锋芒。此次王耀武委为绥署第三处处长，亦以廖蔚文谨慎持重，但为时只数月耳。
廖氏得王氏交办之中枢电文后，深知吴化文意向，以为机不可失；本拟在第三处再留一时期，以便将各项重要战略战术，尽情报告中共；继以倘吴化文率部投向中共，则取济南，易如反掌，乃持原电逕至机场晤吴化文。廖氏表白自己身份，并反覆论述济南必失，一面盛称中共德政，对吴部许其仍回防兖州，详陈利害等。此项策反工作亦正中吴氏下怀，于是，由廖氏先赴共区联係，谈妥条件，于九月十六日中午，吴化文正式叛变，先率部向鲁西开拔。
济南之失係共谍颠覆
王耀武得化文叛变情报，而绥署之第三处处长廖蔚文亦携各种重要文件失蹤，即晚共军来犯城池，外线民防部队奋勇抵抗，至十七日晚溃退，飞机场、火车站、公路站均被共军不费一弹而佔领。十六日王耀武决定死守待援，急电中央报告并请援；叵奈困守一城，补给无路，中央实行空运支援，十七日运兵一团增援，至十八日空运至济南上空，飞机与地面失去联係，知国军业已弃守，飞机折回，自此空援亦绝，王耀武惟有据城苦斗以尽其守土之责而已。直至九月廿四日，济南城全归共军佔领。
济南之失，关係徐蚌至鉅。依照上述经过，即以济南为例，皆由共军成功运用其间谍渗透颠覆所致。吴化文的叛变，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所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八万四千余人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吴部被改编成共军卅五军，参加渡江战役，其独立旅改编成的一O五师三一五团佔领了南京总统府。中共建政后吴化文出任浙江省府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卅五军改编为浙江省军区部队。一九六二年四月病死。
悲壮惨烈的开封城保卫战
刘茂恩[3]
民国三十六年八月以后，匪以陈毅、刘伯诚、陈赓等部，进扰中原，经年未已，我国军始终未能形成优势，穷追猛剿，致匪将我之广大平原太半摧毁，而我全省所能控制者，仅开封、郑州、新乡、安阳、商邱、信阳、南阳等处，其余各县，均在被匪窃据窜扰中，是时地方之自卫部队，亦仅能以游击方式与匪勉力周旋，保卫乡土。最初共匪只是避实就虚，以大吃小，但后来国军之追剿行动，疲于奔命，造成处处守备，处处薄弱，而显出力绌的现象，以是共匪越来越猖獗，才敢动大城市的脑筋，也敢打硬碰硬的会战了。
以五千羸卒抵御共军十五万精锐
开封是河南省省会，为我国五大古都之一，战国时代称大梁，为魏国国都，五代后梁建为东都，升为开封府，迄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都在这裏建都；金朝称汴京，后改为南京；元代置南京路，嗣改汴梁路；明代为开封府；清代为河南行省省治，民国始废府，改称开封县。开封城位于黄河南岸二十里，惠济河引黄河之水由开封城西北注入城裏，环绕一周，由东南角出城，流经柘城入安徽涡河。城墙高三丈五尺，周围四十多里，原有五座城门：东门名「仁和门」，通称「曹门」，其南有小东门，名「丽景门」，通称「宋门」；西门名「大梁门」；南门名「南薰门」；北门名「安远门」。南门外交通四达，陇南铁路经过那裏不远，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曹、宋两门关，道路修长整齐，西门、北门外沙阜绵亘，风起尘沙遮天，雨则泥泞载道，就是受了黄河的影响。自古以来，欲争天下，必先取得中原，欲取中原，必先佔有开封，可知开封地位的重要，所以共匪要进犯开封，也是意料中的事。
先是城防部队，仅是第六十六师的暂编第十三旅，辖三个团，约五千多人，偌大的开封城厢防守，如此兵力，实在不敷支配，经将全部保安队拨交李师长统一指挥后，守备兵力总算加强，但兼任城防司令的李师长却误认为一般保安团队，无甚战斗能力，根本未予重视，竟不准进驻城裏。及至情况紧急，重新调整防务时，仍然没有能够作适当的部署，还是由暂编第十三旅担任城垣和西关以至城东曹门关的守备，而以保安第二团（刘成汉）驻扎南关邮政总局，担任南关的守备任务，仅以保安第七团控置在城裏，作为城防预备队；并指定保安第二旅及保安第八团（曲铮）分别驻守城外南关及宋门关，其间地区指挥官为第二旅参谋长代旅长孙喜堂。另以保安第一旅（欠保八团）推进铁路南边飞机场以南土堤佔领前进阵地，以掩护飞机场安全。该旅参谋长是张桓（字戢武，军校十六期毕业，河北大城县人）督视阵地，颇为尽职。
六月十二日晨三时，我以开封兵力单薄，地区广大，现有兵力不敷部署情形，电向统帅部告急，请迅速派有力部队前来增援，以备迎击来犯之匪。
十三日、奉最高统帅电示要旨：「以现在对匪之行动，尚未能判定，饬以原有兵力固守城防，倘匪进攻开封时，只要能坚守五日，则各方援军定可与汝等在开封城内会面。」
是日、陈毅匪部之第一、三、六等三个纵队约九万人，先头已到达西华县及其以东之周家口地区，旋窜扶沟以东及龙曲集附近地区。刘伯诚匪部之主力，五个纵队约十五万人，其先头已到达西华县西北及鄢陵以南之红花集附近地区，旋窜扶沟以北地区。陈赓匪部先头已到达许昌及其以东地区，旋以一部窜长葛县附近，主力窜洧川以南地区。土共魏凤楼、张太生等匪部先头到达太康以北之龙曲集附近地区，旋窜杞县东北地区。
六月十四日，陈毅匪部已迅急进抵杞县以南及通许东北地区；刘伯诚匪部亦到达通许县城，并进至城之西北地区；陈赓匪部一部续进新郑附近地区后，便东向窜走尉氏会合主力，其先头一股逕叩朱仙镇（在开封城西南四十五里）。这时，「土共」魏凤楼、张太生⋯⋯等旅亦都在摇旗吶喊，遥相呼应，竞相窜扰兰封方面；开封城东南二十五里之谢湾、高庙⋯⋯等村落附近，亦有匪蹤出现。
十五日上午八时，刘伯诚部先头匪股已进至开封週边地区，开始攻打陈留县城。陈留县城西北距开封城仅三十里。陈赓匪部亦由朱仙镇前进至开封城南二十五里之茶庵一带，已和保安部队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猛烈开火，展开了前哨战。
十六日晨二时许，匪酋刘伯诚以其势众攻陷陈留县城，守军是保安部队突击大队，大队长王国然率部乘夜向开封南关飞机场转进；上午八时许，匪军亦跟蹤而至开封城南大堤，疯狂进扑保安第二旅第十团的前进阵地。至是开封城外烽火蔓延十余里，匪我普遍展开战斗，双方亦互有死伤，尤以飞机场附近最为剧烈，由是揭起开封战役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抵抗，浴血肉搏，前仆后继，不惜牺牲，曾数次挫杀匪之狠毒攻势。
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高潮迭起，彼此往复争夺，双方几进几出，终以匪军炮火猛烈，不断增援，守军工事都被摧毁，战至最后，机场遂告陷落。
守曹门周营长以寡胜众
匪军步步进逼，又猛烈攻犯禹王台、繁塔寺等名胜地方，都在开封城东南三里，于是双方短兵相接，杀声震地，浴血火拚，三进三出，已至白热化极点，匪以人海战术波捲方式，疲劳冲击，战至午夜，守军以众寡悬殊，火力不济，遂告失守，匪军伤毙三千余，保安第八团亦死伤二百余。扼守南关火车站（陇海铁路）一线之保安第十团，拚死应战，以抵御匪之疯狂攻势，虽牺牲高达六百余人，仍坚守不退，匪以攻坚难下，乃迂迴两侧，绕袭演武厅，尽焚官房街一带房屋，以天气乾燥，火势很快的扩及到四周，顿时烟焰腾空，而藉以发展其心理攻势，以影响人心，动摇斗志；同时、「土共」亦乘势窜至城东二十里之兴隆集，招讨营附近，和保安团队发生战斗，遥相策应，陈毅匪部之第三纵队急向城东大堤推进，狙击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的前哨部队，下午三时，即突破其前进阵地，一如溃堤决水，分向东、南、西三关主阵地进犯，很快的完成三面包围的形势。
共匪为攻犯开封，调集匪众约三十七、八万人，可以说是黑压压一片盖地而来，东起杞县之黑木集、杨堌集、曲兴集（在罗王村西，陇海铁路经之），直抵开封城关，西迄中牟，南至朱仙镇，北达黄河南岸，四周五十里之内，都被匪军盘踞，强迫人民供给饮食，封锁村庄，断绝往来，以免走漏消息，昼伏民房，夜出活动，逐渐由週边向城垣，缩小包围圈。陈毅匪部装备较优，曾在苏北、鲁南，劫夺国军大炮多门，及一部分新式武器，而人数亦最多，战斗力亦很强，因为它有炮兵，所以长于野战，还配有骑兵，故运动迅速，喜用「人海战术」及「钳形攻势」，以达成其「以大吃小」的阴谋；其次是刘伯诚匪部，在豫北袭击国军李守正旅，劫夺大炮及新式武器很多，亦喜用「人海战术」，尤长于挖掘地道，凿通墙壁，施用逐屋进战的战法；再次是陈赓匪部，喜戕害俘虏我方的军、警、吏、民，残酷恶毒，达于极点，欲以恐怖人心，使不敢反抗。然匪军亦很怕国军飞机的轰炸，和「新五军」的火箭炮、火焰喷射器等新式武器的火力，使它难以吃消；尤其是最痛恨豫省的地方团队，说是它的「死对头」，辄曰「反动派的爪牙」，若破它们捉到，必遭「剥皮抽筋」、「断肢斩腰」、「割舌挖心」、「铁丝穿臂」、或「点天灯」、「望中央」等虐刑，以至惨死而后已。
匪军陈毅部之何以祥第三纵队（辖第七、八、九师）开始攻打开封城，最先攻击曹门关（东门）。
先是匪军在城外挖掘了好多道深深浅浅的交通壕，步兵以密集队形分数路纵队猛烈扑来，冲至守军阵地前面，其爆破班就以大量的炸药炸毁防御据点工事，炮兵多採用坑道战法，将炮兵掩体先行构筑在距离守军之碉堡城墙约三四百公尺处，日间预先将炮标定，再在黄昏时候试行射击，然后于开始攻击时，先以猛烈炮火摧毁守军的阵地工事，及掩护其步兵前进冲锋，这是共匪的一贯技俩。
自六月十六日午后三时，匪向我主阵地进犯，激战至晚间十时许，我六十六师守备之曹门关被匪攻破。李师长立刻命预备队（省保安第一旅第七团）之周勋营约三百人，率部前往恢复，与匪展开巷战。周营长把握战机，与匪肉搏争斗，杀声震天，交战三小时，创毙匪军甚多，尸体枕藉，枪枝满地，遂向东溃退，计夺擭轻机枪十多挺，火箭筒两具，步枪一百三十多支，遗留之匪约两百余名，悉数就歼。这个可喜的消息传到城裏，所有军民在极沉闷的心情下，莫不喜形于色，咸认我以少数残余的保安队而能击毙众多的共匪，岂非天意？
当时检讨曹门关此役，周营长能够以少击众出此奇迹的，可以说足以当时的时间、空间等各种因素所得来的：
1.曹门关的範围，并不太大，居民的房屋亦不太密集。
2.匪军是白天突进关内的，在匪我激烈对击的情况之下，匪无时间偷挖民房墙壁，以渗入民宅，故不能凭藉民宅及建筑物的掩蔽以形成他的逐屋战，只有被迫在毫无遮蔽的天空下，成为曝露目标的逐街战、逐巷战的一途，而挨死打了。
3.守曹门关的周营长早已将关内民房及建筑物之必要的制高点，派兵据守，可以俯射街巷的匪兵，同时、匪之炮兵以其步兵已在关内与守军形成短兵搏战，为恐伤及匪兵，亦不敢滥于放射，而守兵以无匪炮轰炸，更可安心沉着射杀匪众。同时，城上守军发现城关之匪兵在无隐藏遮蔽的大街小巷，往来窜袭，即以步枪、机关枪之优势火力，以策应关外守兵向匪射击。
以上各种因素，就是促成周营以少胜多的奇迹，当然，周营长的沉着、机警、勇敢、决心，能把握战机，以制匪之死命，这是更重要的条件。
李师长鑒于周营长官兵作战英勇，战绩优异，极为嘉勉；并将曹门关要点守备任务授命该营负责担任。周营长奉命后，一面令全营官兵将已被匪炮摧毁的工事，加以重整；一面迅急布署，以待匪兵来攻。
共军驱赶老弱民众充当人海炮灰
可惜好景不长，当关内匪兵溃退之后，时为十七日上午九、十点锺之间，周营长即率同部队清理战场，捡拾街巷中匪所遗弃的枪械时，陈毅匪部复行集中火力，对曹门关前后左右作纵深式的炮击，猛烈而密集，连续不断几达两小时之久，将城关所有民房尽行摧毁而为一片废墟。当匪炮停止轰射后，周营长始从瓦砾准中爬出，已是遍体鳞伤；继他之后，由废墟火窖中跳出的仅有四十七人。全营官兵就在两天苦战中，为国家、为地方而壮烈成仁了。
李师长倍受感动，始令城上守兵准以绳索将周营长等四十八位官兵繫入城中。
当曹门关进行激战的同时，宋门关和南门关方面，保安部队与匪军亦发生激战，炮声火光，彻夜不停，双方伤亡，均极惨重。
十六日夜，保安第二旅第十团张修道营沉着应战，设伏阵前，俟匪接近，枪炮齐发，纷投手榴弹，一举歼毙犯匪千余名；旋匪炮以报复性之轰射，将该营阵地彻底摧毁。十七日，张营长与匪在南关一营街发生巷战，尤以裕丰粮栈搏斗剧烈。十八日晨，匪军攻击保安第十团，小南门外民房悉被炮火焚毁，一片瓦砾废墟的惨景。
十六日那天，陈赓匪部第四、九两纵队分窜至中牟地区以后，更遣一股推进至开封西南二十里之杏花营附近，即向西关马市街扑袭，激战三个小时，初未得逞兇焰。「土共」张太生等股，绕至城北九里之郭楼村，分沿沙堆进犯北关，因地势是一片平沙，视界辽阔，反被我守军诱入有效射程範围以内，给以一阵机关枪扇面式的扫射，只打得他们像落花流水一样溃退下去。
十七日早晨五时，陈赓匪部集中兵力再度攻犯西关马市街，激战至午夜时分，守军六十六师渐感不支，终于被迫撤入城内，匪军遂向右方席捲以侧击南关阵地的右侧背。这时，保安第二团及第二旅的第十团，以及小南门外的第九团，腹背受敌，前后应战，情况至为艰苦，第九团团长蒋凤魁受伤。加以匪军在禹王台安置大炮多门，疯狂轰击南关之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大楼、天丰麵粉公司、基督教会医院⋯⋯等处，达三小时之久，弹如雨落，房倒屋塌，所有据点，完全被摧毁，因此伤亡情形，至为惨重，而又无援队增来，况且李师长的命令，绝对不准进城，乃于十八日拂晓前，沿藉着护城壕的掩护渐渐转移到宋门关，协力保安第八团对匪继续作战。
匪陈毅部对宋门关方面之攻击，夜以继日，炮火猛烈轰击不止，并採取人海战术，驱赶裹胁而来的群众，前列是妇女喊话诱降，接着老弱民伕至城根架设云梯，最后由匪兵扒城，推拥而上，前仆后继，一若波浪，机关枪则在后面督阵，可怜他们进退都难免一死，为匪充做炮灰。
匪军的攻势渐渐由远而近，忽然进薄到阵地前面。但是保安第八团不仅始终沉着固守阵地，尤能愈战愈奋，发扬最高的士气，先是用机关枪向来犯之匪予以一阵一阵扫射，远望匪兵的来势一波倒下、一波起来，及至阵前，守军即投掷手榴弹，只见匪尸狼藉，血花四溅，匪兵仍是源源拥来，乃奋身挺起跃出阵外和匪白刃肉搏。正值热战之际，适巧保安第二、九、十等三团，从南关转移过来，好似天兵降下，顿时加入战斗，出匪不意，予以包围夹击而聚歼之，真是大有收穫，延至十八日午后二时，匪受重创，兇焰方告戢敛。结果，此一地区的战事，保安部队又打了一次艰苦而极辉煌的大仗，匪军遗弃尸体又是累累皆是，无法统计，估计最少亦有万而八千之谱，而保安部队亦伤亡了七、八百人之多。
开封古蹟胜景均被共军夷为平地
从此以后，城防司令李仲莘师长才知道我保安部队真能作战，反共斗志坚强，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更能以少胜多，创造惊人的战绩，遂改变他所固持的颟顸态度，而另眼相看这支敢当大难的革命武力了。李师长为虑及此后持续作战，以待援军前来反攻起见，不愿以仅有的战斗兵力和匪对消于城外，乃下令放弃宋门关、曹门关、以及城外所有的据点，叫保安部队完全撤入城内，作为「预备队」。
十八日凌晨二时，共匪围攻开封城，其第三纵队（何以祥）利用夜色掩护分向宋门、曹门发起人海冲锋，战况炽烈。晨间，我接到蒋总统电令：「开封被围，无任繫念，刻除令空军昼夜助战外，并限邱（清泉）、胡（琏）等军分路增援，务希严督全体军民固守待援。」当时我第五军邱清泉部与陈毅部激战于金乡以北地区之时，共军由微山湖西渡企图截断我军后路。我第七十五师沈澄年部由定陶向城武推进，拟与第五军协力堵击来犯共军，而陈毅部则乘隙由定陶南窜，与在豫南之刘伯诚第三（陈钖联）、第八（孙定国）两纵队联合进犯开封。
十八日薄暮，我城外守军已撤入城内，坚守待援，匪即踞禹王台、繁塔、及南关天丰麵粉公司大楼等处所设的炮兵阵地，以优势炮火向我开封城周围猛烈攻击，并滥轰市区中心的鼓楼，落弹有三、四百发，鼓楼竟被摧毁，夷为平地。
按鼓楼为开封着名古蹟胜景，「铜壶滴漏」，以记时刻，列为开封八景之一，建筑宏伟壮观，结构雄奇，台高三丈，上置崇楼（三层），下设瓮道，通东西行路，绾络中枢，控扼四衢，建自何时，今已失考，唯自明代以后，屡有修整，楼悬两匾，俱金字黑底，东面为「无远弗届」，西面为「声震天中」等字，笔势雄健，传系明朝大学士杨寓（宇士奇，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之手笔，惜毁于共军之手。
匪炮深夜仍继续在吼，一阵一阵的炮声，一排一排的弹光，像连珠一样轰向大、小南门、及宋门⋯⋯最少有两三千发。至夜十一时许，匪以人海战术，驱死扑城，其波浪式之攻击，继增无已，万千尸骸，累累皆是，城壕亦为之填塞，匪军残忍之性，暴露无遗。三门守军英勇用命，竭力抵御，惟以匪众防薄，加以匪军集中炮火轰破城墙多处，并掩护冲击，卒被突入，守军即向龙亭转移，三门俱失，匪将城门打开，匪兵蜂涌入城，破坏通讯设施，凿通民房，藉以接近攻击守军阵地，既可免除巷战的牺牲，又可于失利时赖此通道逃遁。匪军入城，秩序顿陷纷乱，情势亦至危急，颇有一点突破，全局糜烂之虞，所幸保安第八团团长曲峥沉着机智，不稍惊惧，立命第三营营长谢金鼇率部乘匪立足未稳，断然予以猛袭，将匪击出城外，保安第十团张修道营复扼大南门内中山路据点，阻匪窜扰，迅速恢复大南门已失之阵地；小南门方面突入的百余匪兵，亦被第二营营长赵登岳指挥所部迅急围困于东南城隅聚而歼之，佔领小南门阵地；宋门被匪突破，第九团第一营营长刘子杰发现守军去向不明，即时率部勇敢向匪冲杀，经瞬间之肉搏，夺回宋门，并阻拒城外匪军，但已窜入市区之一部匪众约七八百人，乘机隐匿于江西会馆附近民房，一时无法抽出兵力予以剿灭，颇堪忧虑。
大南门守兵伤亡殆尽
保安第九团团长吕维中因见一部匪兵窜入市区，大有四处救火，力难能分，顾此失彼，极为焦急，乃将情况向我报告，请求速予处理，免成大患。我先后接到曲峥、吕维中等的报告，对当前匪我情况已完全明了，即以电话与李师长仲莘商洽请其派队消灭江西会馆之潜匪。此时，李尚在家中，对于城门失守情形及当前状况，根本毫无所知，反而以话相诘责：「主席！你绝对不要听小话，哪一个人向你报告的，你就枪毙他！」经我将现状详细解说，请他迅为处理，李方说：「倘若情况属实，又有何法可想？实有诸多考虑之必要。」我当即向他提供意见，应先行抽调一部兵力将潜匪拘束，勿使滋蔓，然后逐步进攻消灭之，以达成领袖于五日之内与各方援兵会合于城内的指示，倘再迟疑，失去时机，到天明以后，此少数潜匪必四出窜扰，滋成大患，城内秩序立呈紊乱，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如此言之再四，李皆云：「无兵可派。」商量至最后，始指派保安第一旅旅长袁行廙（字茂矩，一字葆菊，北平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二十八期野炮兵科毕业）抽调保安第七、九（欠第一营）、十等三个团，前往江西会馆附近围攻潜匪，迅即完成围剿部署。先将窜入之匪，严予拘束，不使蔓延，但以兵力仍感不敷，李师长复将大南门之守备任务，于黎明时交由六十八军第一一九师之刘铁军团接替，将保安第八团抽调前来协助聚歼江西会馆的潜匪，仍归袁旅长指挥。
十九日晨六时，保安部队开始攀登民房，逐步进攻江西会馆的潜匪，激战至下午三时三十分，大部匪军已被我消灭，仅余残匪二、三百人被困于江西会馆，原可于瞬间悉数肃清，不料，五时三十分，突接获刘铁军团长报告：「大南门守兵与匪激战竟日，伤亡殆尽，大南门已被匪攻破，匪之大部已窜入城内。」从此情势大为恶化，已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天上午九时，正当开封城关进行激烈战斗之际，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偕同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中将，及幕僚人员：郭一久主任、吴一丹处长、周英科长等一行，乘专机飞临开封城垣上空，和我及李师长通话说：「城外援兵，今日晚问即可到达开封附近⋯⋯。」如此更加强大家坚决与匪作战到底的决心。
大南门失守，开封城内情况已紧急万分，李师长已无预备队可用，一筹莫展，经与我联络商量，决定为固守开封，以待邱清泉、刘汝明、周喦、胡琏各兵团的来援，作紧急措置如下：
1.由西门以南经包府坑、大纸坊街、袁宅街、黄大王庙门、曹米胡同至曹门以南之线，由保一旅旅长袁行廙负责阻匪北窜。
2.西门及曹门以北之线，由六十六师之暂编十三旅张旅长负责固守。
保安部队奉到上项命令，于黄昏六时以后，迅急转移至大纸坊街及袁宅街一带，竭力拒御匪军进窜，匪遭遇阻滞，即在市街进行攻战，採用屋顶和地面配合并进的战法，因而发生剧烈的街巷争夺战，战至午夜，我全线阵地，屹立未动。
这天黄昏，李师长以保安部队所担任的防区太大，并已在城外和优势的匪军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精神体力疲乏不堪，恐难阻匪向北进窜而达成确保省政府的任务，曾给我电话，为安全顾虑，请我速至龙亭，稍避敌焰。而我早已下定决心，誓与省府共存亡，绝不他去。此时和我同在省府的：有秘书长马凌甫、民政厅长张辛南、建设厅长宋彤、教育厅长王公度，委员齐真如、田镇南，参议韩桂山，社会处长王光临、新闻处长周烈范，军管区副司令庞国钧、豫东师管区司令曹王珩、豫北师管区司令张文清、保安处长华克格、警察局长齐惠吾⋯⋯等重要干部多人，我以万分沉重的心情，环顾左右，都是国家不可多得的忠贞干才，他们在此，并无战斗任务，如做无谓牺牲，实在可惜，因此劝说他们赶快离开省府，暂时躲避一下。但是他们都决心与匪周旋到底，誓不他去，要和我同生死，共患难，令我十分感动。
另外一提的是：十九日午前，新五军留驻开封的干部训练大队大队长谢道安，亲率百余官兵前来请求协同防卫省府。我深知新五军官兵作战勇敢，尤其火器精良，如今自动协防省府，自是极表欢迎与感谢，就将省府最紧要的据点「办公大楼」，交其协同省府警卫营负责防守。
城防司令李仲莘中弹殉职
二十日凌晨二时，陈赓匪部将防守西门之六十六师暂编第十三旅击溃，其主力乘夜色突入西门，而后分向左右席捲，势颇兇猛，以致省府后方顿成真空，全城一片混乱，危急万分。刘伯诚和陈毅两部匪军在城内会合以后，即以压倒之势，分别围攻龙亭和省府两个最后据点，战况异常猛烈。
龙亭位在北城裏面，午朝门街以北，今中山路北端，正南直通大南门，原是北宋故宫大内；明太祖朱元璋改动其第五子吴王朱橚为周王，在此建「周王府」；清初改为「贡院」，后以地势低洼，即于其上改建「万寿宫」，移「贡院」于东北隅（即河南大学校址），故名「龙亭」。下筑有方台，高六、七丈、宽约十丈，上有九间大殿，重檐四覆，黄瓦辉映，朱柱迴廊，古雅庄严，东西为潘湖、杨湖，湖水澄清如镜，两岸垂柳，景致甚佳。李师长认为龙亭一带地区，广大空旷，视界开阔，居高制下，便于布署固守，倘若城防被匪攻破，还可保此一隅之地以待援军反攻，况且西北城外，沙与城齐，设若情况恶化，尚可转出外线作战，所以早已将兵力全集中于此据守，实则覆巢之下，怎能有完卵呢？
省政府原为清帝行宫，慈禧太后那拉氏于庚子拳乱西逃关中，次年回銮过开封，曾于此勾留数月，在城垣中心偏西建筑行宫，规模宏大壮丽。我省府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及保安、会计、秘书等处，都在一起集中办公，四外街衢纵横，一无可恃之处。
二十日凌晨三时许，李师长在龙亭以情势很坏，向我电话告急（最后一次通话），我即刻调派保安第一旅第八团驰往进佔「地方法院」，另将保安第一旅之第七团撤回省府周围，以巩固保卫省府这个据点。
晨五时以后，匪即猬集省府周围，与我展开近距离的战斗，往返冲杀，迄无停止，并以曲射炮沿街滥射，房屋多被摧毁。守卫部队凭藉原有之防空壕洞及伏地堡垒，或踞屋顶，抗拒匪军，保卫省府。匪以屡攻难进，即採用其残酷的手段——人海战术，波浪式的攻击，围扑省府。守军处此兇恶敌前，仍沉着应战，以机枪、手枪、卡宾枪、手榴弹等武器，竭力抵御，予匪以极大的杀伤。最后，匪又加强火力攻势，疯狂发射大量火箭筒及燃烧弹，顿时使省府及四周完全成了一片火海。我大为愤怒，立刻登上房顶指挥，与匪作决死斗。
下午二时，匪军曾数度冲入省府，均被我英勇官兵逐退，然官兵已伤亡惨重，周围火势仍在继续燃烧扩张中。五时许，三哥茂松劝我趁此时机突走，说：「省府已成一片火海，可以易地与匪周旋。」我以坚定的语气正色说道：「我已决心与开封共存亡，此地就是我葬身之地！」三哥想再劝我，为了表示我的意志坚决，也顾不得他是三哥，很气愤的踢他一脚，左右的人看了都为之动容。
八时许，匪又集中火力，利用人海战术，捲土重来，我守兵逐室抵抗，浴血争夺，匪复使用曲射炮，彻底摧毁省府房屋，成为一片瓦砾墟场，我官兵伤亡殆尽，尸骸枕藉，我眼见此种惨状，真是悲愤交集，默察以匪军攻势之猛烈，转瞬间即可毁灭「办公大楼」和「秘书办公室」这两个最后的小据点，此时若不成仁，岂不束手就擒，成为千古之耻？因此乘副官张天河不注意，将其手枪夺出，欲举枪自杀以谢国人，未料被三哥茂松及程振东副官（安徽临泉东四里刘兴集人，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六期毕业）迅速来争夺手枪，并将我抱住说：「现在还不能承认失败，只是暂时失利，还可转移到其他地区再举。」而守卫「办公大楼」的新五军大队长谢道安和其所部张连长，闻声亦率兵二十余名前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由分说，将我蜂拥挟持高举，冲出省府西侧门外的福寿胡同，辗转至民宅安身，等待援军及时到来，以补救于万一。
再说当我被簇拥着离开省府后，当夜，省党部主任委员燕化棠、省政府各厅处长、以及其他公务人员⋯⋯等，亦很快的随之突出省府以外；被俘的：有秘书长马凌甫、教育厅长王公度，和省府公务人员一百余人，被匪干派兵二十多名押解他们，出大南门向扶沟县前进，至午夜方到城南二十里茶庵地方，匪兵疲困已极，即令被俘人员就道路两旁坐地休息，而匪兵亦倒卧地下假眠，匪兵以疲劳过度，躺下不久，都纷纷入于酣睡之乡，被俘人员鑒于早秋高粱丛起，乃乘匪兵熟睡不觉，就都进入高梁地裏，四处奔去，有惊无险，终于摆脱共匪的魔掌。省府残余官兵都能发挥各自为战的战斗精神，仍在利用残垣断壁，向匪反击，追逐争打，竟持至二十一日午，竭力作最后的决斗，终于都成仁取义了，这种浩然正气，足以惊天动地而泣鬼神，在革命的历史上，真是壮烈千秋了。
匪军攻打龙亭，是以陈毅部由东、南两面进扑；陈赓部由西门向西、北两面席捲；魏凤楼、金少山等部佔据北面城垣，布成合围的攻势，接着大炮、火箭炮⋯⋯四面八方齐向龙亭、午朝门、东华门、西华门一带轰击，彻夜激战，二曾祠着火，设在那裏的河南省立图书馆的藏书——古籍善本，大半成为灰炬。守军凭藉龙亭工事，以机关枪、大炮四面扫射，希能煞住匪的攻势，但是事与愿违，匪军吞噬这座龙亭，只在旦夕之间了。
邱清泉部收复开封
二十一日晨七时许，匪军开始以优势的炮火，向龙亭西方惟一的掩护点地方法院之守兵保安第八团猛烈施以毁灭性的轰炸，遂使整个法院尽成废墟，而守兵亦随之同归于尽。这时匪兵像一阵海潮似的蜂拥前进包围了龙亭，城防司令李仲莘及城防部队长十三旅张旅长，鑒于末路已临，立即冲出地下室，向外逃跑，但周围儘是匪兵，张旅长瞬即受伤被俘，李师长跑至龙亭后面时，亦被匪击中而成仁了，其妻闻讯，出来抚尸痛哭。按国民政府于九月九日以该师长「率部奋战，身负重伤，壮烈殉职」，明令褒扬，并追赠中将。李仲莘（一九一二∼一九四八）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机械工程系肄业、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兵科、陆军大学十一期毕业，曾任陆军第九十四军一八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副师长、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七十五师副师长，民国三十六年晋升任整编六十六师少将师长。死年三十六岁。
龙亭失守，开封全城整个沦入匪手。
事后知道大哥与七弟皆在此时被俘，久年患病的大哥曾对匪兵叱说：「玉阶（朱德字）在那裏？叫他来见我，」匪兵不知是谁？大哥说：「就是你们的朱总司令！」他们都唬不透大哥和朱德是什么关係，后来就把大哥放了。七弟大骂匪兵无人性，随意乱抓人，提起去年（三十六年）十月，匪军攻入巩县时，先母灵柩停在窑洞内，被匪挖开，公开暴露罚跪，以清算我历年来剿匪，反共的旧帐，然而先人何辜？竟遭此侮辱！此仇此恨无时或忘，不知何时才能得报？思之痛心！七弟被掳到杞县一带，后来乘机才得逃了出来。
这场战争，计伤毙匪军五万余人；国军团队官兵阵亡三千余人，伤五千余人；民众伤亡五万余人，失蹤万余人；房屋毁坏三万多间，以致无家可归，无米为炊的，约有十万多人。如此种种凄惨现象，实为旷古浩劫。
再说我于城中民房稽留两日，仍不见援军到来，知援军无望。二十二日午后，我获悉匪军调动频繁，且有大股匪队正经由大南门出城，正是出城的好时机，于是和随从数人选定出城时机和路线，经研判虽然援军是由东向西增援，如由大南门出城，将不为匪所疑，遂由副官程振东，副团长王东斗夫妇、营长李东方、卢倩（淑贞）夫妇、及营长张济超、宋士德、参谋丁源炳等男女八人，忠心义胆卫护着，很机警的巧骗了匪军耳目，大胆的跟随匪军部队，竟然顺利混出大南门。
先是程副官鑒于我争持手枪时，弄得满手鲜血，急中智生，为我敷上药膏，加以包扎，并及头部，诿称为乃父受伤送医，用手拉胶轮平车载我，当经过大南门时，可以说是生死关头，那裏有匪军的检查站，像是「鬼门关」，虽经严厉盘查，幸能各持镇定，不但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反而能在匪军大队拥塞情况之下，平安脱险。这时已是二十四日清晨五时光景。
二十五日晨，我等一行人出城后向东出发，走走停停，虽历经艰险，幸大家机智应付，多能化险为夷。午后二时行至兰封以东之红花集，遇到邱清泉兵团所属的新五军第八十三师正向西推进，攻打匪军，两相对垒，无法通过，不得已，折向北行，沿着黄河南岸大堤绕过战线，始抵八十三师防地，当即迎导该师进至兰封。二十六日晨，新五军军长邱清泉接八十三师周志道师长报告，获知我来，亟派汽车迎接到他的军部，共商规复开封大计，积极进军，兵锋直指开封古城。匪军见国军反攻已近开封週边地区，乃亟行退去。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许，收复开封。
时局恶化开封再度沦陷
我于进开封城后，立即採取各项措施，首先恢复行政机关，收拾地方人心，鑒于善后工作急待展开，首先成立「开封匪灾救济委员会」，办理各项损失调查，据以施赈，并洽商邱清泉军，在每座城门驻兵，担任守护；另于城内划分区域，由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奉同各单位特务连，分乘汽车往来巡察，以防游勇滋扰生事；至于该军的主力则在城外指定地区休息，并戒备匪军回袭；且抽调该军卫生医务人员亦划分区域开设「裹伤所」，包扎医疗，施行义诊；复发动公私医院，一律免费收容治疗负伤军民；对无家可归的概予分配至公共处所及学校寄宿，并拨款助之修建其破坏的房舍；对于无米无炊的，亟令省社会处、开封县政府，及商会等机构，筹措食粮，办理急赈，助之恢复生业，以安生理；收容失散官兵，得万余人，重建警察及保安团队武力；整理户籍，清查户口，以免匪人潜伏；迅即清除战场，掩埋遗尸；修复被匪破坏的城垣，及交通、通讯等，诸种善后问题，并发动民众协助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军修筑必要之城防工事等等，于是很快的恢复安定了秩序。
蒋总统由西安到郑州，还嘉慰我协力收复开封，并批发开封善后救济费三千亿元。
开封战役后，我看到地方破坏之惨，人民灾难之深，心中异常痛苦，加以事后为筹措善后事宜，弹精竭虑，深感心力交瘁，况且身为河南省主席，未能保全地方，为民解除困苦，深觉有愧于我豫省百姓，因而七上辞呈，请辞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中央虽一再慰留，然我辞意坚决，终于获得允准，于八月二十六日奉命准予免除本兼各职，改命张轸（宇翼三，罗山县人）继任河南省主席。
记得我到南京晋见蒋总统时，他询问北方情形如何？我答说已整个糜烂。他一听这话便急躁得踱起方步来，连说「怎么办？」那时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陶希圣（湖北黄冈人）在旁向我暗使眼色并以手示意我不要说。但蒋先生又问我怎么办？我本于良知道德不能隐瞒实情蒙蔽他，便直说了。他惊讶地说：「怎么演变到这种地步？」又问怎么办？我说：「办法是有，但也不太容易⋯⋯要训练两百个师，⋯⋯可惜没有武器。」陶希圣在一旁着急，也无法制止我说话，大有古之近臣替人主分忧之风，用心良苦，但我也很感歎古语中所说的「朝中无鲠介之士，则国亡矣」那句话。
在南京时，我住在灵隐路印度大使馆对面的房舍，后来蒋先生又召见我，要我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我说：「我是来京待罪，请求处分的，怎么可以？我不能接受。」蒋先生说：「难道你们认为关于国事，都要我一个人负责么？⋯⋯你和墨三（顾祝同字，时任参谋总长）研究、研究。」顾说：「明天商量。」我说：「我实在没法去，既无兵、又无将，怎么可以呢？」顾很轻鬆的说：「可以拨给你兵将。」我说：「即使有兵将，不知他们肯不肯打？当年你在郑州（顾任陆军总司令，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四兼任郑州绥靖主任），哪个听你的指挥？以你的资望尚且不行，何况是我？到那时既无枪又无粮，岂不误国害民？我确知自己无能力，非不受命，实不敢贻误蒋先生知人之明哦！」因为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具有革命历史的十五军已被裁销，而今已无自己班底，故无能力报效国家，甚为痛心！后来由张钫接任这个职务，也难以补救恶化的时局，以致陷匪被俘。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我奉令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将），并晋京就职，从此交卸一切军政职务，心情感到十分轻鬆，只是忧心共匪叛乱无已，大好河山遭此浩劫，又不禁为之扼腕长歎！
河南县长专员五十二人成仁取义
回忆在我主政戡乱期间，我全省军政干部，自始至终，都能配合政策，适应情况，于戡乱战事逆转之时，充份表现出忠贞、坚毅、勇敢的精神，奋身遏阻红流，冀支大厦于既倾，成仁取义，前仆后继，基层干部报国殉乡者甚多，即以「行政专员」和「县长」而论，即多达五十二人，或力战阵亡，或被俘殉职、或受伤不屈，均有其不可泯灭之忠勇壮烈事迹，惜大陆沉沦，不能一一为之立传，仅录其姓名及事略于后：
第一行政区：
荥阳县长张金印——与匪激战，力竭被执剥皮，头顶凿孔灌浇水银，骂贼而死。
汜水县长方子美——力竭被执，不屈死。三十七年九月廿九日，总统府明令褒扬。
第二行政区：
甯陵县长胡藻——与匪力战阵亡。
鹿邑县长孙敬轩——字耿吾，商邱人，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一岁。
柘城县长路传芝——字瑞庭，睢县人，与匪力战阵亡。
虞城县长蒋家宾——力战被俘。
第三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质宸——涉县人，北京师範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校长、舞阳县长，督队剿匪，力战阵亡，死年五十一岁。
滑县县长王泰恭——与匪力战阵亡。
内黄县长张隆文——伊川人，北京中国大学、军令部参谋班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三十八岁。
安阳县长黄伯英——与匪力战阵亡。
汤阴县长张守魁——字继武，林县人，河南公立法政学校、河南省区政训练所毕业，曾任林县、涉县县长。力战负伤，死年四十六岁。
第四行政区：
温县县长原汉三、于锦江（继任）——与匪力战：原壮烈阵亡，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总统府明令褒扬；于锦江力竭被执，不屈被剥皮而死。
新乡县长丁振卿——与匪力战阵亡。
修武县长徐文涛——字景山、修武县人，河南焦作中学、河南省区政训练所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八岁。
获嘉县长史来桓——字伯武，新乡人，河南大学毕业，曾任军政治部主任，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三十六岁。
博爱县长张宏恩、刘秉钧（继任）——与匪力战阵亡。
第五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汪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大陆沦陷后，仍率队二万余众，游击于大别山，终以弹尽无援，力竭被俘，壮烈牺牲。
禹县县长席鸿勋——率队进援省垣，至中牟与匪苦战被执，押回原县，剥皮抽筋，骂贼而死。
郏县县长蔡慎言——字缄三，郾城人，河南省立开封师範学校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襄城县长廉明伦——字维五，临颖人，河南大学预科毕业，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一岁。
临汝县长王起元——与匪力战阵亡。
第六行政区：
内乡县长李曰商——内乡县人，北平民国大学毕业，曾任新郑县长，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六岁。
淅川县长杨嘉惠——与匪力战阵亡。
镇平县长赵平甫——镇平县人，河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曾任省参议员，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五岁。
叶县县长凌士英——宇俊宸，修武县人，河南省立第一师範学校毕业，力战负伤，年五十二岁。
唐河县长王世辅——力竭被俘。
邓县县长王海涛——力竭被俘。
第七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张振江——力战被俘，不屈死。
淮阳县长张延龄——字韶九，淮阳人，河南淮阳师範专修科毕业，曾任郏县、沈邱县长，力战被俘，不屈死，时年四十一岁。
第八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谢肖良——光山县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历任中少将副师长、参谋长、副总指挥，与匪力战阵亡，死年五十二岁。
汝南县长高钦铭——与匪力战阵亡。
新蔡县长董国彦——字华民，许昌县人，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与匪力战阵亡。
第九行政区：
经扶县长李建纲——光山县人，豫鄂皖三省保安团队干训班二期毕业，曾任信阳县长，与匪力战中弹阵亡，死年四十二岁，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总统府明令褒扬。
第十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刘焕东——字瀛仙，巩县孝义村人，早年留学日本；为政廉能，人民誉呼「刘青天」；守土剿匪，弹尽援绝，被执不屈死。
洛阳县长郭仙舫——力竭被俘。
嵩县县长苗维藩——字屏山，济源县人，河南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山西绛县县长，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岁。
偃师县长席拂尘——与匪力战阵亡。
宜阳县长贾建勋——系回教徒；于韩城督率团队，与匪力战阵亡。三十七年五月，总统府明令褒扬。
孟津县长张赞化、郭担宇（继任）——张力战阵亡；郭力竭被执。
第十一行政区：
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李群峨——许昌县人，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少将旅长，与匪力战，壮烈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渑池县长王克基——信阳县人，早年留学比国鲁文大学，曾任河南省民政厅秘书、陕西泾阳县长，死年四十四岁；董吉甫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
洛甯县长詹简、黄海容（继任）——先后与匪力战，均阵亡。（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总统府明令褒扬黄海容）
灵宝县长狄昌伦——力竭被执，不屈死。
卢氏县长杨古峰——与匪力战阵亡。
新安县长郭质——力战负伤被执，不屈死。
第十二行政区：
睢县县长段承恩——字荫桐，睢县人，河南区政训练所毕业，曾任省政府秘书，与匪力战阵亡，死年四十二岁。
兰封县长董瑞麟——力竭被俘，不屈死。
由此可以推知与匪搏斗而尽职死事的壮烈惨酷和众多，为历代所无，其为国殇，为烈士，精神永远不死。更可看出我河南地方团队，对匪之戡乱作战，可说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虽因死守而牺牲惨重，但匪方之死伤亦数倍于我，以战略价值而论，则非仅双方实力相互对消而已，共匪受我地方团队之牵制，在三十七年以前，终不能渡江而南，或作打通秦岭隘道入侵陕西、川北之行动，是为我地方团队之伟大贡献。
（本文摘自《刘茂恩回忆录》）
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
董文琦[4]
东北失败实可分为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外来因素固为主因，但人谋不臧之内在因素，亦应负大部责任：
第一，在军事方面，应主动时处处陷于被动：东北剿共初期，国军势如破竹，一举而克复四平街与长春，声势浩大。此后固因周恩来联合民盟，压迫马歇尔促成停战，国军遂未能一鼓作气，一举而下哈尔滨，但当时国军控制地区面积广大，人烟稠密，资源丰富，如能在收复地区加强组训地方团队，畀以清剿地方散匪，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则国军即可集中整训加强战力，不仅可阻敌来犯，也可乘机北上，追亡逐北。惜在休战期间未能如此做去，反将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且国军各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东北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形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第二，在政治方面，应争取时间时着着落后：在重庆时，日本于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委员长曾召见原东北三省主席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等三人，指示他们迅速筹组省政府，準备回东北接收。当日本投降，苏俄军队进入东北时，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此时如能遵照委员长指示，迅将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各省会，并授以临机制宜之全权，暂行维持东北局面及地方治安，则伪满二十万军队，将为我抢先收编利用，而不致为共党所用。惜中央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他不察东北局势发展情况，先将东北原来三省改为九省，复将原三省主席改为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另选九省主席。新主席派定后，又一再讨论如何组织省政府，大好时光，一误再误。我当时为东北水利特派员，亦奉命参与会议，深感每次会议所讨论的多为行政琐事，很少针对东北局势之演变，筹商因应的措施。至十月中，始将各省市首长，先后送至长春。是时，苏军早已全面控制东北，并协助中共张学思由热河窜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窜入辽西，复又将林彪自延安接至哈尔滨，收编伪满军政干部。熊式辉到长春后，曾要求苏军司令协助我方建立地方政权，接收省市行政机构，苏方当即答允协助。如果当时各省市首长，能利用苏军的协助，分别至各省市接收，当仍可与中共一争胜负，惜亦未能如此去做。至苏军撤退后，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党政人员，始大量涌进瀋阳，等待随军接收，其中复又昧于地方情况或官僚习气太重，甚至一工厂甲机关去接收，乙机关又去贴条，互相争夺，致政治败坏，民心尽失。
第三，在情报方面，敌暗我明：剿共期间，中共间谍渗入我军事决策机关，据当时传闻，国军与共军作战，如果某一部队战胜，则必立被调开。此虽似故甚其辞，但后来发现行营政治部两名重要职员与共党暗通消息，证据确凿，由此推断，传闻不为无因。
第四，战略方面，宜忍耐时轻躁妄动：如三十六年冬剿共末期，长春、瀋阳、锦州三地被围时，美国特使魏德迈曾建议我政府将东北国军撤至锦州，全力扼守山海关，却未被接受，以致三十万精锐大军一朝溃灭，优秀装备尽陷敌手。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致使东北大局日益恶化，其间政府为挽救颓势，特于三十六年九月派参谋总长陈诚接替熊式辉。陈先生到任后，先由内部着手整顿：一建立军事统一指挥系统，二整饬军队风纪，三树立廉能政风，四加强防谍工作；各项改革雷厉风行，一时颇具成效。惜因为时已晚，陈先生又身患疾病，在职仅数月便告辞职，东北大局遂益行严重。到卫立煌来后，大势已去，虽勉强支撑，延长固守时间，而局面已恶化至极。再加上各军将领嫌怨颇深，不能上下一心，全体用命，如孙立人即因与杜聿明不合而被调为东北保安部副长官，解除了实际兵权；又如三十六年行宪后选举副总统时，廖耀湘、杜聿明因地域观念作祟，分别支持程潜、于右任，捲入政争漩涡，自相倾轧，更使将士离心，终致失败。有人说：「东北好似中国的一个毒瘤，不能治好即应割去。」但此一毒瘤的位置是在身上重要部位，若能不任它变成毒瘤，原可营养百脉，强壮精神；既已变成毒瘤，留在身上固会耗尽精血，一刀割去，亦可因伤致命。换言之，如东北不能善加利用，固然无从强国，若被敌人利用，反可使我们亡国。不可讳言，正由于东北失败，乃演成整个大陆之失败。缅怀往事，不胜惆怅。
东北失败检讨答问
【问】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失败，牵动大局，一般认为时任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洁忱先生当时担任瀋阳市长，耳闻目睹，看法如何？
答：苏俄已于三十四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至二十日，即攻佔瀋阳，控制整个东北。同时，日本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即通知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撤销对伪满之承认，同日下午，张景惠宣布满洲国解散。伪满解散后，东北顿成无政府状态，假定我政府能把握时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迅将万福麟等三位省主席送至东北，并畀予全权，令其因时制宜，维持地方治安，遏止中共觊觎，则以万等三人在九一八前均曾在东北任军政要职，东北人民对他们耳熟能详，知道他们回来，一定谒诚拥护，原伪满军队亦定愿为他们卖命。果能如此，想东北局势定可改观。不幸，当局思不及此，反而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部署国军进驻东北事宜。这样一来，正触犯了苏俄大忌。当时，苏俄的基本政策在对抗美国，故一方面在东欧扶植傀儡政权，以为缓冲；一方面更竭力反对美国介入东北。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曾在长春公开宣称，东北问题为中苏两国的问题，不容第三者插手，如有第三者插手，苏俄定将其手切断，其意已至为明显。而美国则深恐东北为苏俄独佔，故愿协助我政府运兵至东北，因此甚遭斯大林之疑惧。在这种情势下，如果我们能及时收编伪满军队，维持地方治安，以消除苏俄之猜疑，实为唯一良策。但是熊式辉不此之图，惟知汲汲从事东北九省之区划与各省行政首长之人选，将大好时机轻易错过。一再蹉跎的结果，大局日非。到十月十二日，熊式辉才偕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公权先生飞赴长春。此时，苏军进入东北已逾两月；在此期间，中共亦已派张学思由热河进入辽南、吕正操由华北进入辽西，其后苏俄又派飞机将林彪从延安接到哈尔滨。林彪一到哈尔滨，即大肆收编伪满军队，并接收由苏俄移交收缴日本七十万开东军之军火，势力急遽扩张。苏俄亦藉此为要胁，向我国要求东北经济合作。
熊式辉到长春后，先向苏俄交涉国军由大连登陆，苏俄以大连为自由港而予拒绝；继又交涉由营口及葫芦岛登陆，复遭苏俄藉口两地不靖而拒绝。国军不得已，始由秦皇岛登陆，很快即进佔锦州。此时，因苏军尚未撤退，国军不敢再向前推进，以免发生冲突。至次年三月中旬，苏军撤退，国军方向前进攻，一度攻抵松花江畔，复又遭马歇尔劝阻，未再前进。此时，熊式辉乃率东北行营人员由锦州进入瀋阳，中央各部会接收人员及各省、市政府人员亦相继来到瀋阳，瀋阳顿成东北军政中心。惟熊式辉一行入瀋后，置军事政务于不顾，镇日酬酢徵逐，颇失民心；而中共则加紧训练，不久，即有连续五次之攻势，致东北局势日趋恶化，终告溃败。检讨东北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熊式辉应负最大责任：第一、他不应建议政府将东北三省改为九省，致一再延误接收时间，而予苏俄培植中共武力之时机；第二、即或必须改为九省，对省、市首长人选，亦应协调东北派系，均衡任用，不应多任用自己亲信人士，致遭东北人士攻击，因而演为派系之倾轧，甚至相互攻讦；第三、当中央接收人员抵达瀋阳，争相抢夺，熊式辉身为东北政治最高负责人，不能严加制止，予地方人土极恶印象；第四，当国军进抵松花江畔时，东北土地约有三分之一，人口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国军控制中，熊式辉即应以东北最高统帅身份严令各省、市积极招募壮丁，组织保安部队，维持地方治安。如此，国军即可集中兵力，积极整训，以防共军来犯。惜熊未能如此做，致兵力分散，复以军纪废弛，而无法防御共军大举进攻。
总之，熊式辉私心自用，处理东北之策略，已失先着，加以在时间上又一再延误，在瀋阳时期，又未能整饬政风，争取民心，遂又将良好时机轻易断送。
大陆沦陷后，熊式辉置公谊私情于罔顾，不肯追随政府来台，到香港去炒股票，失败后再到曼谷开设纱厂，经营不善，又告倒闭。走投无路，才向政府申请来台定居。他到台湾后，居住台中，欲谋一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而不可得，悒郁而终。
【问】张公权先生于抗战胜利后，奉命出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与苏俄交涉接收东北经济事宜，遭致若干批评，毁誉参半。洁忱先生当时追随公权先生，亲历此事，您的看法如何？
答：公权先生在东北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研究规划东北经济接收事宜，其次与苏联交涉东北经济合作事宜，最后推动东北经济重建事宜。
先是，苏军进入东北后，即图控制东北经济，故提出中苏合作之要求，谋夺东北经济之控制权。据我所知，张先生与俄人交涉之初，苏方所提条件极为苛刻。他们声称东北工矿厂房，凡属日人所兴建者，皆应视为苏方之战利品，苏方即以这些战利品为股本，要求与我合作，成立一个中苏合办公司，东北一切电力、工业及矿业等设施，均应纳入合营之範围。察苏俄用意，一方面是控制东北经济，另一方面是使美国无法涉足。按照这样条件，东北蕴藏丰富之资源如铁、煤、镁及石油等，势将为俄人所攫夺，我国政府自然无法同意。
后经公权先生与苏方一再交涉，并多次请示政府，函电往复，最后始拟定两项对策：一根据同盟国协定，战败国在各盟国领土内所有工业设施，悉归该盟国接收，故东北之日本工业设备，不能视为苏军之战利品。中国愿接受苏方投资，但不能用战利品字样，而改为对苏军之战费补偿，并将範围缩小一半，重工业由中苏合作，轻工业由中国自行经营，亦即在当时估计全部价值约为六十亿美元之工业设备中，苏方以三十八亿美元作为合作之股本，其余二十二亿美元逕交中国接收；二苏俄允将由东北劫持回俄之机器设备运回东北，作为投资股本，合作方式亦由设立一大规模公司改为分设若干不同种类之公司，如水泥公司、铁矿公司等。
当时，公权先生深知俄人狼子野心，其要求极不合理，但他鑒于俄人已实际控制东北，若不适度满足其要求，则其延缓撤兵，扶植中共，最后并将东北政权移交中共，则国家损失益为不赀。在权衡利弊下，不得不暂时牺牲若干权益，迅谋解决中苏争议，俾东北地方政权得以早日接收。他这项提议，经过多次交涉，终于为俄人所接受，仅待双方签字，即可成立协定。不意，在此紧要关头，重庆召开二中全会，与会委员闻知此事，多认既有中苏友好条约，即无经济合作必要，故纷纷表示反对，甚至诋斥张公权出卖国家、断送东北。而身负决策重任的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人，事前均同意此事，此时却不敢挺身说明，以致迁延未决，严重贻误国家前途。
平心而论，我国确无接受苏方要求之义务，然苏军盘踞东北，已属事实，我既无力与之抗衡，则应面对现实，忍痛牺牲，以争取宝贵时间，解决中共心腹大患。公权先生在这段期间，煞费苦心，处处以国家前途为念，不惜肩负举世交谤之罪名，其高瞻远瞩，忍辱为国之精神，令人敬佩。如当时政府当局能接受他的建议，我想东北局势可能有所改观。迄今思之，良可歎息。兹特节录张公权先生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所记日记一节，以见其苦心：
五月余苦心焦虑，奔走于渝长之间，冰天雪地，鸢飞空中，置性命于不顾而所得之结果如是。不知主管当局所持之政策，祸乎？福乎？加上二中全会一幕，国家主义派之偏狭见解，与附和者之利用以作私人斗争，造成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黑暗耶？光明耶？乃知国家大事，真是一髮千钧。恐对于今日局势之负责者，尚沾沾自喜，认为得计，而未尝一加反省也。同时为苏方计，目前似得一听其指挥之政权，以遂其独霸东北之野心，然亦有若干不利之点：1. 苏方未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东北问题尚属悬案，即使能向东北共产政权取得权利与地位，其权利与地位亦未能合法化；2. 国共两方继续作战，东北继续在战时状态之中，政治无法安定，经济岂能发展？3. 苏联之衊视条约，不顾信义，阴谋侵略，将为世界舆论所指摘。有此三种顾虑，推测其今后所採政策，可能如下：（1）在国共两军相持不下之际，出而调停，按照政协决议，协商解决；（2）绝对与国民政府为敌，加强援助东北共产武力，阻止国军北上，并在关内煽动中共，使与政府破裂，全面作战，俾中央无法兼顾东北，乃至不得不与中共谋妥协。
中苏交涉失败后，公权先生返回重庆。至苏军撤出东北，国军进佔松花江以南地区，张先生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重返瀋阳，主持东北经济复员重建事宜。这时瀋阳已为东北军政中心，进入东北国军数达五十万，军需供应，极为沉重，复以东北币制紊乱，伪满币、红军票、法币，平流并用，益增经济建设之困扰。张先生有鑒于此，首先着手整顿币制。他向中央建议，发行东北流通券，兑收原有各种纸币，以统一币制。为此，他又成立东北生产局及房地产管理局，分别接收管理各项轻工业（重工业由中央各部接收）及日人与伪满官吏之房产，作为流通券之发行準备基金。这项措施对于维持东北经济稳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同时，这种困难的工作，若非公权先生这样深谙财政经济之学理，并与中央有良好关係者主持，恐是无法成功的。
另一方面，公权先生又将东北生产之黄豆，向农民价购，运销关内，以所得价款购进米麵，以供军需民用。这些措施，虽遭到许多人批评，但他殚精竭虑，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利益着想，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力行不挫。当时我正担任瀋阳市长，为平抑不断上涨的物价，镇日奔波，因须与张先生的经济措施密切配合，故几乎每天都要与他见面商议。见面既繁，对他的所作所为有极深刻的认识，也从他学到许多宝贵的处事经验。
至三十六年一月，公权先生离开东北，至南京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旋赴澳洲，再转美国定居。他一生虽均从事财经工作，并无蓄藏，后在美国史坦福大学教书，维持清苦生活。其后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曾请他暑假回国担任该所博士班客座教授，因而曾数度来台。他每次回来，我都陪他到中南部各地游览，彼此畅叙往事，不胜感慨。民国六十七年在美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本文摘自《董文琦先生访问纪录》，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
徐蚌会战与首都沦陷
刘毅夫[5]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联勤总部通知各单位主官，到鼓楼的总部会议室开会，我还是第一次参这种规模盛大而庄严的会议，会场中都是上中将高级长官，像我这样的小少将足有一两百。
会议开始后，郭忏总司令就宣布了此次会议的目标，他说：「统帅部已决定在徐州与共匪决战，这是一次有决定性的大会战⋯⋯」，他的话说了有半个多小时。多数是数目字，我真钦佩他记忆力之强，对后勤补给，支配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业务上的致词。我对他明智与果断，非常敬服，并且有些惊异。
兵慌马乱还有人告黑状
他致词完毕之后，当即分配执行任务，如：「蚌埠存粮十万包，抽五万包即运徐州，由芜湖存粮中抽五万包运蚌埠补足」、「运襄樊的冬服二万七千套，改运徐州⋯⋯」，他一连串先说了三十分钟的数目字。都分配得清清楚楚。因此也引起了我心中的一段构想。
当总司令说完之后，他又问「诸位还有什么意见」？
官越大的人越懂得沉默，官当久了也懂得藏拙，祇有我这个新官、小官、毛头小伙子沉不住气，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如果决定在徐蚌一带会战，我们必须动用两个铁道兵团，先把铁路修通，同时动用两个工兵团，把公路修通，使徐蚌地带能与南京交通畅通无阻，前方能得后方的充份补给，然后才能⋯⋯」
我话还未报告完，不知道是那位长官厉声申斥，「这裏没你说话的地方⋯⋯」
幸而何世礼副总司令发言主持公道，他说「刘司长的话不无理由，值得考虑。」
我本来被辱得面红耳赤，很想摘下领章上的一颗星，辞官不干，经何副总司令一说，气又平了，这时运输署长赵桂森中将坐我前边，他满面笑容的回头安慰我，也带鼓励的意味说：「你的建议很正确，长官们应该考虑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大型会议，从此是徐庶进曹营，再也不敢发言，学乖了。
徐蚌会战逐渐展开，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到了南京，联勤总部裏的情形好像比前方还紧张，我非常钦佩郭总司令的干劲儿。
我奉命到徐州去视察战场的需要，当即向空总申请了一架专机，带了有关人员飞到了徐州，到徐州后，使我大为吃惊，也大为洩气，这不像是一个指挥大军会战的后方城市，秩序紊乱，人心惶惶，晋谒绥署主任刘峙将军，他虽然仍是面团团的满脸笑容，但笑容裏掩不住烦燥的阴影。幸而我遇见了英气勃勃的蒋纬国将军，我们才能吃到一顿晚饭，饭后即準备乘原机夜航返京，起飞前我徵求自告奋勇的几位青年人，留徐州工作，想不到竟而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每想此事，心就难过，最难过的是把他们的名字都忘记了，这是带兵者的很大错着。
我由徐州回来之后，晋谒郭总司令，报告了徐州见闻，他听了很沉着的不加批评，只问我：「你报告黄副总司令（仁霖）没有」？
我第二天上午看见了黄副总司令，他永远是非常兴奋的满脸含笑，他是总统蒋公的忠实信徒，凡事祇知努力前进，从不退缩，他对任何严重的事也不会紧张，他轻轻鬆鬆的给我一件新任务：「徐蚌会战展开之后，我们要在这几个月裏运二十万新兵到前方去，同时估计前方可能有两万到五万伤兵要下来，这项重要工作交给你了，运输署和军医署会配合你。」
这可是一件不寻常的大任务，都怪我经验不够，又年轻，一口答应了，终于自找苦吃。
有了这项新任务，我立刻展开了布署，想不想竟而有人眼红，背后告黑状，郭总司令派监察处「严查」，我仍然亳无警觉的日夜傻干，有一天监察处邓处长（少将现在台）找我谈话，他是一位国军中很公正的将领，我们过去除在会议室中见过面之后，亳无交往，他忽然亲切的与我握手说：「真想不到，难为你，有人告了你二十多条，我派陈监察官（陈铸上校现在台）带人考察了二十多天，人家告你的二十多条，不但没有过错，而且都是你针对现实工作最恰当的措施，我们据实报告了总司令之后，他非常高兴，要立刻见你，我陪你进去。」
总司令与我也是亳无渊源，他祇是根据邓处长的报告召见我，夸奖一番之后，又端相我一阵，忽然祥和的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我会支持你，好好的作，将来有更重要的工作给你！」
千里赴援的大军行动危机四伏
这时的南京大教场，成了空军集中地，老虎将军王叔铭在机场裏成立了一个作战指挥所，总站长是空军官校二期毕业生罗中扬，当时的物价飞涨，空军生活非常困难，每天任务又多，空地勤人员等于枵腹作战。
我把这种情形报告了郭总司令，他很焦急的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王老虎的指挥所也很困难，我準备每月支援他指挥所六千银元，机场裏的空地勤人员的伙食我来办，免费进餐，日夜供应。」
总司令慷慨的说：「可以，应该，就是又要辛苦你啦，你写个签呈吧！」
我当场写了简单计划，呈给总司令批，他正在忙别的公事，头也没抬的说：「你自己批个可就好了，盖上我图章就行了！」这么爽快办事的长官，对我来说，这是知遇之恩，对国家来说，真是务实的好长官。
我感动之余，又顺便报告：「现在新兵到的很多，住处成问题，我查过了，上海库房裏有一万顶帐棚，正好运动应用，上海库房还有二十万箱牛肉罐头和饼乾，这些东西也应该运来南京，作空军飞行口粮。」
总司令一边批别的公事，微微侧脸苦笑道：「恐怕汤总部不肯拨出来吧！你可以试试看！」
回来后，我派军校七期毕业生童志良上校到上海去汤总部交涉，结果真是徒劳往返，我真气急了，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仍然各霸一方，这还得了，据传当时的武汉总部也在保全实力，不去管他。我立即用写新闻的笔法给汤总部写了一篇「警告」，结果很灵验，童上校达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已经不易了，郭总司令也感意外。
大教场成立了招待所之后，空地勤人员能吃饱饭，打的更起劲了，于是又在挹江门成立了一个新兵招待所，派寇邦杰上校为主任，在浦口成立了一个伤兵招待所，派杨成德上校为主任，当时的津浦铁路局长是陈舜耕先生，他对我说：「说实话，如换了别人在站上设指挥所，铁路局準倒霉，至少要派两列火车侍候了。」从这时我与陈先生作了好朋友。
南京仍是繁华的，李宗仁那一批软骨头，暗中兴风作浪，对政府处处表示不满，而奇怪的张治中这家伙，他住在沈举人巷，和我正对门，我却一次也没去拜访他，可是他家深夜的灯光给我很大的苦恼，我到十二点一定要睡，他家总是车水马龙，活动刚刚开始，当时我还以为他为国事操劳，等到总统蒋公下野之后，他才露出了真正狐狸尾巴，原来他的家就是和谈大本营。
徐蚌会战的风声越来越险恶，有一天总部裏又举行了会议，仍是以前那两百多人的大场面，祇听郭总司令很沉静而又有些忧急的：「现在已决定要黄维兵团由驻马店、信阳一带往东急进，驰援徐州，前头部队已到了永城，行军行列覆压千余里，这种千里赴援的大军行动，真教人担心，十数万大军，无安全后方，无安全的两翼，也无法得到我们有效的补给，恐怕未抵徐州，已成了一支本身待援的残军。」
当时我的官太小，又看不到军情战报，但总司令的话已够使我们忧心忡忡的了，我们祇能遵照总司令的最后指示，我们联勤必须尽全力支持这一会战，不要在公文手续上咬文嚼字找麻烦，一切要快，有什么就拿什么，这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最重要一仗。
徐州的战事已经够紧迫了，可是黄维兵团更使人担心。
徐州的伤兵已无法由陆上后送，南京的新兵也无法从陆上前运，祇好动用飞机了，总司令命令我邀军医署和运输署开会研究。
国军缺乏合作支援精神
开会时我对运输不太重视，因我知道我们空军的空运能力，一个建制师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运来运去，一些伤兵和新兵，当然不会成大问题，我最关心的是新兵和伤兵如滞留南京，这个繁荣安静的大后方，一定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骚扰，记忆所及，在任何战役中，伤兵给予后方的苦恼很严重。
因此：我严格的规定——军医署每天中午，要提出后方医院腾空的床位，根据这些床位的容量数目，通知运输署準备等量的机位、船位、车位，都需要在前一日的五时前报到待命，然后由军医署通知徐州空运伤兵，再通知明光，放行陆上集结的伤兵，由火车到浦口，另由特勤署派人在浦口招待所与大教场招待所负责。会同军医署和慰劳总会，当伤兵下机、下火车之后，即验伤票、沐浴（沐浴时收缴旧军服，目的在检查有无武器及其他危险品）换药，换新伤兵制服，然后开始用餐，慰劳表演，发犒赏及慰劳品，在伤兵们兴趣浓厚之时慰劳结束，随着欢笑上火车、上船，一分钟不许延迟，任何理由不许进入南京市，因此才能使有匪谍活动的南京危城始终无伤兵滋事。
空运开始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滑稽事，军医署派来的负责人是段司长，这天我们派去徐州的飞机是三十架C-46，每架规定运回伤兵三十人，我与段司长同送飞机起飞，我随便问他：「车船準备好了吧」？他说：「昨晚都报到了，三百人乘船到南昌，六百人乘火车到杭州转金华。」我又问：「由机场到码头和车站的汽车準备了吧」？他有把握的说：「準备好啦，运输署派了三十辆道奇大卡车。」
我吃惊了，「那怎么行，三十辆不够啊」？
段司长说：「C-46可载五吨，大道奇卡车也是五吨啊，三十架飞机派三十辆卡车不正好吗？」
我只好详细给他解释：「运伤兵不是载货呀，C-46空间大，伤兵可在飞机上躺着，卡车上可以躺吗？况且用飞机空运回来都是重伤兵，很少能坐着或站着的呀⋯⋯」
争了半天，他又请来了军医署长陈立楷将军，他很同意我的说法，我们共同打电话运输署长赵桂森将军，他也明白了，「啊呀，这怎么办，车都派出去了。」
我祇好硬着头皮说：「让我想辨法吧」，我向装甲兵蒋纬国将军求救，他立刻派来二十部大卡车，仍不够，再向江南汽车公司徵调了十部大型公共汽车，才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都是后方的小事，但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来当时国军中有些军官们的办事态度和方法，仍停留在八年抗战时半原始的方法中，徐蚌会战国军的装备已现代化了，而这些现代化变成了国军的负担。
共匪仍走他们的老路战法，相形之下，我们就一败再败了，人谋不臧，并非共匪有何特长。
我国有句极为要不得的俗语：「祇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国军对共匪作战就少了合作支援的精神，尤其有些话谁也不肯公閞的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认真的检讨过去，研究现在，才能创造美丽的未来。
就在空运伤兵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到了明故宫机场（为了方便不妨碍作战飞机，改在明故宫机场），恰巧遇见了中央日报记者，他很会讲话，首先捧我在抗战时期所写的空战文章，然后诱我谈论战局与空运伤兵以及劳军活动，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幸对战局不甚了解，避而不谈，对慰劳总会的活动却作了无情的批评。
想不到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写了三千字一大篇，被黄仁霖副总司令看见了，责我不该随便发言，恰巧政工局长邓文仪将军电话找我，电话找到黄副总司令办公室，他脸色有些变了：「看吧，你闯祸啦！」
我坦然的说：「我自认于心无愧，顶多不干。」接了电话，邓局长很客气，邀我到他家吃晚饭，我硬着头皮答应了，硬着头皮晚间去赴邀，黄副总司令很不放心，叫我「不要再乱讲啦」！
到了邓公馆之后，邓局长亲自出迎，亲切握手，我安了心，进屋后又介绍一位长者，老人家是慰劳总会会长居正院长，这回我发窘了，但青年人嘴硬，又不肯为新闻道歉，还是居院长先开口：「我看见中央日报了，你批评的非常正确，我已先和邓局长研究过了，今后如何劳军，如何活动，慰劳总会听你的吩咐⋯⋯」。
杜聿明携带难民行军贻误了战机
这又是一付重担子丢到我肩上，比骂我还沉重，可是年轻人的可贵处就是有勇气，我立刻答应了。
于是居院长、邓局长都很高兴，这顿晚饭也就吃得很有意义。回去报告了黄副总司令，他也是大出意外。
这时我是属于特勤署的服务司，但所管的事工已大大的超过了特勤署，黄副总司令兼署长，在这样状况下，他也只有全力支持我了。
徐州的主将换了能征惯战的杜聿明将军，我们相识于二十二年冬的北平，胜利后在北平、东北，我们交往更多，我真想飞徐州去看他，正想向总司令请示时，总司令告诉我，「杜聿明已决定向南突围了」！
我大大的吃惊了，我报告总司令：「千万不能突围呀，徐州有飞机场可供空中运补，徐州有即设阵地，可攻可守，徐州有一二十万民众，还有储存物资，要是突围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自走毁灭之路呀！」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总司令叹口气，「晚了，一切都晚了，杜聿明已经放弃了徐州，身后还带了一二十万民众。」
我跺脚说：「糟啦，这正是当年刘备失败的老路啊！」
现在我们回头谈谈南京大教场的空军作战情形。
空军副总司令老虎将军王叔铭，是总统蒋公的忠实学生，也是杜聿明的同期同学，更是好朋友，杜聿明的突围，在公在私，他都要全力支援，他不分日夜的在大教场指挥所裏督导作战，更常自驾B-25到阵地上空侦查，和杜聿明陆空通话，回来就详细的报告蒋公。
空军当时驻在大教场的战斗部队，有B-24重轰炸机大队，蚊式轰炸队，B-25轰炸队，和P-47，P-51等驱逐队，还有一个侦查队，实力非常雄厚。
杜聿明带着庞大的部队，冲出之后，即受到了共匪的截击，他一面夺路作战，同时还要掩护一二十万民众的安全，自以无敌铁牛军着称邱清泉兵团的装备多，民众的东西更多，他们拖拖拉拉的前进，根本违背了突围作战轻简快捷，猛冲，猛打，猛进的原则。
大兵团分散了，只剩下邱兵团拥着杜聿明，带着民众，在风雪严寒中到了陈官庄，再也走不动了。
更不幸的是由驻马店、信阳来的黄维兵团，也被共匪围在双堆集。
这一来平静的南京动摇了，再加上匪谍造谣，更坏的是李宗仁这一批内奸作祟，南京已是惶惶不安了。
老虎将军王叔铭日夜不眠，我也以大部时间放在大教场，飞机不停的起飞降落，招待所裏灯火通明，经常有一两百人在饮食，有些飞机落地加油挂弹之后，立刻又起飞，这些忠勇的飞将军们宁愿饿着肚皮再出任务，我由上海运来的牛肉与饼乾罐头派上了用处。
我又有了新任务，在大风雪中，困在陈官庄的杜聿明没有吃的了，于是我接洽空运机空投大米到陈官庄去。
王老虎由陈官庄上空回来啦，杜聿明告诉他──有米无柴也不能作饭──于是我发动慰劳总会的人，整夜守住各饮食店，把所有的大饼、烧饼、馒头，都买下来，送到明故宫机场，空投陈官庄，同时接洽所有店家，大量製造馅饼、馒头、麵包。每天继续空投，十几万军队，一二十万民众，只靠空投供应食物。我这个不知愁难的楞头青也感到大不易了，但是我不灰心，不让陈官庄挨饿。
为了了解前方情形，我要了一架C-47，单人飞往陈官庄，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杜长官，我先向他问好，然后问他最需要什么。
他说：「谢谢您，王副总司令告诉我，都是你在南京为我们準备吃的，老弟辛苦啦，这裏最缺的是香烟，酒更谈不到了。」
空军运输机改装成轰炸机
我再低飞到两百呎，在陈官庄上空盘旋，发现阵地很完整，阵地裏的十几个小村落也都完整，只是树木都不见了（都被砍作柴烧了），官兵们都在阵地裏，态度却很安定，处处都有人向飞机招手，在东北角的一个小村中，还在人在野地裏推磨磨东西，看样子陈官庄并不严重，祇要杜聿明肯突围，一定不会有大问题。
耳机中非常吵杂，最初是野马式机的声音，对我说的──C-47快离开，我们要下去扫射投弹啦。
接着是C-46的声音，他对我说、对野马说、也向地面说：「C-47离开，我们要投大饼了，野马不要下去，你妨碍了我的航路，地面注意，教民众躲开，不要被大饼口袋砸死啦！」
B-24也发话了──B-25和蚊式躲开，我们要进入投弹了。
儘管他们吼叫，我飞的太低，什么也看不见，原因是所有飞机都在上边，投弹扫射又在陈官庄阵地之外，我仅能看见的一幕，即是最伤心的镜头，C-46空投落地的大饼麻袋，像炸弹似的落在陈官庄阵地裏，我看不见落地后的详情，但看见有很多民众为抢大饼麻袋，被砸倒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时我仍在和杜聿明谈话，我又向邱司令官问好，我们未见过面，他很风趣的说：「请你告诉后方朋友，我们不会有危险，请你看看我的火力，在你机头的西南方有个村庄，那裏可能是共匪的一个纵队部，在十分钟内教它全毁。」
他说完话，陈官庄的大砲开火了，看不见炮弹，祇看邱清泉所说的那个村庄，全被砲烟盖上了，等十分钟之后，这个村庄已成了瓦砾场，我在飞机上用无线电话向他贺喜报捷。
我回头又飞往双堆集，去看黄维兵团，他们在涡河边上也佔领了好大一片阵地，可是气势没有陈官庄的雄壮和安祥，双堆集阵地裏的官兵们也没有陈官庄阵地裏那股生气和活泼，我和黄维相识是民国廿三、四年间在南昌，所以我也在无线电话裏慰问他，他的粮弹尚充裕，也是无香烟。
回到南京之后，才知道总司令已去了上海，在励志社裏找到黄副总司令，他先夸奖我实事求是的勇敢，其实根本谈不到勇敢，然后他亲自派人準备烟酒，亲自动手和我剪缝绸质小降落伞，又亲自帮我用大量棉花綑好香烟和酒，他大笑说：「我们励志社一向戒烟又戒酒，今天破戒啦！」
记得送给杜聿明和黄维的是每人四条骆驼洋烟、四瓶白兰地洋酒，这真是礼轻情意重。
第二天我又飞到了陈官庄，空中的秩序更乱了，野马式在四周横冲直闯，Ｂ-25在六千呎空中等机会投弹，Ｂ-24在高空打转转无法投弹直骂街，祇有C-46进入时，大家都能自动让开，看情况地面战事一定非常紧急，正当我把小降落伞投下去的时候，两架蚊式轰炸机由我机肚皮底下飞过去，好险！
我在无线电话裏也叫不到杜聿明了。
我再飞到双堆集的时候，黄维的阵地已经萎缩了一多半儿，祇在紧靠涡河的岸上缩成十几平方里的一个圆圈圈，所有官兵都蹲在战壕裏，看不见有人行动和站立，当我投下的降落伞落到靠涡河堤边的一幢房坡上时，也没人去拿，我转了两三个圈子，呼叫了十几分钟，房坡上的烟酒，仍然讽刺的在那裏，呼叫也无人回答，我只好怅然的离开了，往南京飞。
当夜我把情况报告了王老虎，他叹气说：「黄维靠不住了，杜聿明看起来还很稳定。」
就在这时，我给他建议：「我连去了两天，一个共匪也没看见。」老虎说：「他们白天都躲在五公里以外的村子裏睡大觉，夜裏没我们飞机的时候才出来！」
我灵机一动，去教场总站小楼上找空运大队的张光明，研究用八二迫击砲弹装在C-47空运机上,飞到陈官庄四週的十公里範围打圈圈去找共匪的麻烦。
他非常赞成，他亲自带领军械士、机械士，把飞机裏铺上滚板，把四发砲弹装成一箱，有百多箱砲弹都平放在飞机裏的滚板上，早饭后我们起飞了，他亲自驾驶，我管投弹，我们的信号是机舱裏的一盏红灯，如前后谁发现地面有好目标就按开红灯，立刻用脚蹬下一箱砲弹。
我们在三千呎高度，很安全，对地面也能看的很清楚，绕第一圈时候，毫无发现，绕第二圈时，首先在一个大农庄裏发现了揹枪的匪兵，我按了红嬁，张光明又飞回来，我蹬下四箱砲弹，想不到十六发砲弹的威力真不小，那个小农庄炸平了，匪兵只有三个人跑走了。
这一炸不要紧，匪兵都慌了，纷纷出屋逃躲，张光明哈哈大笑，「他奶奶的，我们比B-24、B-25、和蚊式都来劲儿啊！」
杜聿明决心同邱兵团共存亡
打仗不能全靠制式战法，要按情理多动脑筋多变化，从这一次的成就，C-47也派上了用处。
讲运气是迷信，但这段时期的天气我们太不利了，祇要能有三五天好太阳，地面稍为乾爽一些，我们重装备的邱兵团本身的力量就可以冲出重围，可是天气始终和我们作对。
为了空军兵力太大，空中秩序的维持，以及陆空联络，和传递领袖蒋公的指示，空军老牌勇将二期毕业生，当时为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将军，自告奋勇，乘弗力特小飞机到陈官庄落地，当他落地时，匪砲立即猛轰临时小跑道，飞机打坏了，幸而董明德和驾驶人无伤。
事后据董明德说：「领袖已知大势不可为，要杜聿明坐小飞机回南京，杜则决意同邱兵团共存亡，以示效忠领袖。」董明德说陈官庄的情形：「真想不到，在陈官庄裏的香烟成了宝贝，一支香烟十几个人轮流吸，吸一口一块大头。」
他又笑着骂我：「你哥儿们真害人，你空投的大饼麻袋压死了好多人！」过后他才透露实情，二三十万人靠空投食物，当然不会满足，因之很多饿急了的民众，每有空投飞机临空，就不顾死活的往空投场裏冲、抢，都是这样被压死的，说来真惨，这也是因为天气太坏，有很多天无法飞行运补才造成了饑饿的现象，也给了共匪猖獗的机会！
在这同时，统帅部为了挽救黄维兵团，又把胡琏送入双堆集。
可惜大厦将倾，救已不及，陈官庄、双堆集，终于先后陷落了，两个大兵团也瓦解了，南京真的动摇了，李宗仁这班狗东西更振振有词了，这时不是和谈，他们要订城下盟，有些人要卖身投靠，蒋公黯然下野，去了溪口，李宗仁成了代总统，于是危机重重的政府，事实上成了群龙无首，汤恩伯在上海、何应钦仍在南京、白崇禧在武汉，各总部也多迁离南京，有一天郭总司令又找我，说了很多勉励的话，最后要我留守南京，因为总部即迁上海，但支援前线的运补中心还在南京，他下了一张字条，派我为南京区指挥官。
这也等于是临危受命，我不能说不干，但我要求各署派一位少将级的副署长或司长留在南京，他们不能推三阻四的说请示、考虑，一定要负责，我才能接受命令。可敬的总司令满口答应，我再无言推诿了。
在此之前，杜聿明、黄维崩溃之后，领袖立刻着手重整军力，据我所知，刘廉一与赵霞，就同时受命另组两个新军，同时又命由双堆集突围的胡琏，再重组十二兵团，此外我不知道的更多，如果李宗仁等不逼领袖下野，国事仍有可为，蒋公深得民心，又洞悉军事，岂能让共军轻渡长江！
领袖下野之后，李宗仁祇知投降谈和，此外一筹莫展，幸有刘玉章的五十二军填补了空隙，李运城率一个师守住了明光，我夜间乘飞机巡视前线时，由蚌埠以南，数百里漫山野火，如非李运城这种骁将，吓也吓退了。
杜聿明力战被俘
五十二军的侯程达驻常州，侧应江阴也拱卫首都，刘汝明的残军守了荻港要冲，其余的布署已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