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麟徵说：骄兵悍将赏罚不明
张赣萍[1]
按：本文是张赣萍先后晋谒关将军数次，所作谈话记录。其中所记，多是国府在大陆时高层人物之间的秘闻，为他人所未道及过的秘辛。我们从秉政当权者对关将军个人之是非恩怨，以私废公，而至功过不分赏罚不明之内幕情形，可以推及其他国军高级将领与许多受歧视之部队，受到此种不平待遇者之一般情形。既可作今人痛定思痛之警惕，又可作后人不忘前事之鑒的参考。
张：或谓我们失去大陆，是由于金元券银元券贬值，因为银行準备金不足，以致人民失去对政府金融的信心，引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军政各方都受到影响。将军认为如何？
关：这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银行準备金不足，我们总算还有银行，还有多少準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裏？準备金在哪裏？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面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么不见他们的金融受到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取得人民的信用；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用。假如香港靠不住了，素称最稳定的港币也没人愿意留存了；如果一旦美国站不稳，连美钞也会发生动摇。
张：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对共军乾脆一开始就打，不要谈谈打打、边打边谈就好了，都是马歇尔这个美国佬主张和谈害了我们，将军以为如何？
关麟徵
关：这简直是瞎说！请问谈谈打打、边打边谈，是不是对我们一方面的？边打边谈是国共双方一样的呀。有人说谈谈打打，是共方根本就準备要同我们打的。那么，人家要同我们打，我们就没有準备同人家打吗？是不是两边都没有存好心？为什么人家不败，我们败了呢？人家可以利用和谈从容部署，难道我们在和谈的时候，就不知道部署？自己不争气，怎可怨天尤人！
张：有人说美国人对我们援助不力，不帮我们打，这是失败的原因吗？
关：这更不成话！我们是美国的保护国吗？我们的内乱，要人家帮我们打，这是中国人说得出口的话吗？至于援助不力，我们四五百万陆军，大部份装备是美国的；几百架飞机与机械化部队全是美国的，还要怎样援助？难道要把人家的国防武器，全部送给我们才是援助有力吗？再说：共军得到苏援又有多少呢？除了林彪的「四野」是苏联将日军留在东北的武器装备之外，陈毅、刘伯承、彭德怀的三个野战军，不全是我们替他们装备的吗？因为从战争开始到大陆失尽，哪一次战役，哪一个城镇是因粮弹缺乏而致失败？许多地方都是把大批物资留下来，让敌人掳了去，这能说美援不足吗？至于徐蚌会战之败，数十万大军被围，表面上看来是弹尽粮绝，实际上则是后勤中断，运输失灵。美国人不能帮你娶了老婆，又包你生儿子呀！送了老婆给你，你生不下儿子这又怎可怨人？再退一万步说，美国就算可以出兵帮我们打内战，陈诚总长不是说过「三月扫蕩，六月肃清」的话吗？这是全世界报纸上都刊登了的谈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说的。照陈诚所说，美国兵还未登陆，共产党已经肃清了，还要他们来干啥？所以当时共产党称陈诚为运输总长，要发勛章给他呢！总之是自己不成器，打了败仗，失了大陆不知自罪、自责，反要怨天尤人，这是一个勇于负责的好汉所应说的话吗？
问：有人说，政治不修，官吏贪污是失败之主要原因？
答：是次要原因，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政治是慢性的，军事是急性的。政治的好坏，与统治权的盛衰，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历史上各朝代之兴亡莫不如此。书生论政，多好谈孔孟的仁义，说什么「孔子为鲁司冠三月而鲁大治，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根本上就不可能，试问当时交通不便，通讯靠人力兽力，孔子就算有绝妙好计，三个月能将政令传达到鲁国每一个地方已经不易，怎么三个月内就能大治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孟子的公孙丑章，说齐王如何可以王天下的话，都是不切实际的。由春秋战国到今日，从来没有一个开国之君是用孔孟这套迂腐的办法得天下的，都是用兵家法家的方法手段而成功的。等到天下得到了，为了要安定社会才把他两位老夫子搬出来。故孔孟之说，教人立身处世可，无内忧外患时用以治国可，要把那一套拿来开国平天下决不可。不过，孟子批评周公的几句话，我们今日倒是用得着的：「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希望我们的「君子」能虚心检讨，勇于改过，不要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人家身上去；尤其不要推到大陆人民身上去；更不应该推到士兵身上。「前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前方」，这是书经上的明训，想大家应该明白。
张：大陆之失，既然经济、政治、美援关係都小，请问将军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
答：最主要原因是军事失败。因为军事是急性的，胜败见效明快，而影响我们军事失败如此快速的原因，我决非出于个人恩怨，今日陈诚先生已作古，天大的个人恩怨都应该一笔勾销，但要追究数百万国军在大陆败亡的根本责任，陈诚是万难卸责辞其咎的。大的道理在此不必谈，我可以略举几桩事实为例：
（一）轻敌。对共军的战力估计错误，所以才会说出「三月扫蕩，六月肃清」的大言；所以才会急不及待的裁军、缩编，设立军官总队。把抗战中在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一概叫游杂部队、全不要；又将东北数十万武器装备训练都是第一流的伪军不要，使林彪垂手可得。在力量上一消一长，便造成以后的形势转移，优劣换位。
（二）小聪明，大愚蠢。裁军与缩编之不公平，有目共睹。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的所谓「杂牌军」，大都裁并到「土木工程系」的部队，将几万人扩充到几十万人，升官扩充不是靠战功，而是靠派系背景、人事关係。这样一来，造成两种心理，做惯了太平官，不是靠战功升官的人，不需要在战场上与人竞争，坐着可以升官，打起仗来有生命危险，他们不需要打仗。另一种倖而没有裁併，或经过裁併再于戡乱战争中起用的部队长，前者兔死狐悲，后者受过教训，他们都不愿意再打仗。因为打胜仗对他们没有好处，打败了便完了。这样一来，一半人不需要打，一半人不愿意打，合起来（除了少数人之外）便成了大家都无心去打。兵随将转，将领们的将气衰颓，士兵们的士气自然不振。这一种事实表现于战场的是战斗力脆弱，应该攻的攻不下，应该守的守不住，战斗与战术脱节，指挥官的计算作不了準，如是一败再败。表现在后方的，南京军官总队的被裁军官，备祭文到中山陵哭陵的那一幕震动全国的大悲剧上演之后（全国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报导此事），悲愤不平之气到了最高峰，已经不振之士气，从此更加不振。于是，「有敌有我，无敌无我」的口号发出来了；要求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舆论也发出来了。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绝无半点个人恩怨。这个时期我们完全变成田单初伐狄时，鲁仲连所谓黄金横带的情形；共军则变成春秋时代的赵国一样，于未被秦昭王乘白起长平之胜灭亡，变成打蛇未死二次再来，其兇狠可知，未知大人物看过以上两则历史故事否？
（三）因嫉误国。在东北战场上，到处打败仗，只有陈明仁守四平街打了一次胜仗，使东北战场的士气受到鼓励，于情于理都应破格奖励；纵有过错，也应隐而不宣。可是，陈明仁一手接受青天白日勛章，一手又接到撤职查办的命令，原因是陈明仁于战时擅自动用了美援物资，作为打仗之用（如在战况紧迫时，以麵粉包作巷战工事之沙包等）。参谋总长陈诚为了要在东北战场立威，带着他的心腹罗卓英去坐镇东北，一心以为把打胜仗的陈明仁撤职查办了，那些打败仗的将领自然而然会乖乖的听话。在这个时候还发他妒嫉的本性！陈明仁被撤职后，来南京晋见蒋公，蒋公问他不在东北作战，跑来南京何为？陈明仁说出被撤职查办，来京听候处分的。蒋公惊奇的说「这是谁下的命令？」蒋公竟完全不知。有些好事的传说陈明仁要把青天白日勛章，在国民政府门口摆个摊子拍卖，弄得全国沸腾，群情愤慨，这都是陈诚的杰作。这事影响所及，以后大家都说胜仗打不得，打了胜仗要撤职查办；陈明仁更不敢打仗了，恐怕再打胜仗连头都要被杀。所以陈明仁后来跟随程潜在湖南投共，中枢虽曾派人劝说他不可反，应该杀了程潜以立功，要他再打一次比四平街更好的胜仗。陈明仁只是哭，哭得像泪人一样，思前想后，还是跟程潜投共了，这究竟是谁把陈明仁逼反的？史记「秦将章邯败降项羽，初见羽面，流泪叙言赵高」。这种事竟又发生在戡乱史上，可见司马迁没有捏造。
（四）自毁将帅唯一的法宝「赏罚」。对赏罚这两个字，我有一个浅显的说明，带将带兵的人，就好是玩猴子耍把戏的人一样，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糖果，耍得好的赏予糖果，遇到懒猴或者耍得不好的，抽一顿鞭子。可是从抗战胜利起，由裁军至戡乱，掌握军权的人对赏罚二事则适得其反，这个猴子班哪有不收档的？因为事实证明，以后的赏罚，只凭个人爱恶，就似赛跑的奖品一样，还没有吹口哨起步，已经把锦标内定了发给自己心爱的人，请问还有谁人肯跑？
在戡乱中期，我曾为此事犯颜力陈过一次，宋希濂、李玉堂、黄维均在座。吾人今日遇到旷世狡顽之敌，任何私人恩怨爱恶都要放下，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值此非常之敌当前，只有用非常之法对付；应以打仗第一，军功至上来激励士气。效秦国「非军功不爵」之法；仿吴起佐魏，订下每年举行之「庙宴」，只有功者可参加，无军功者官位再高也不得参加。我主张只问功过以定赏罚，不论出身地域而定升降。仗打得好的向上升，部队尽量扩充；打败仗的惩罚，官向下降，甚至撤职议处，部队削编或撤消番号。令其在战场上去竞争，他就是不为党国打，也要为自己打，将不选自良，兵不选自精。
蒋公老师是採纳了，下面如何只有天知道，因有以上诸端荒谬之措施。加之将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搁置不行，精神上之武装自行解除，革命变成卖膏药之空言。致使共党分田地，做工厂商店主人、国家主人等甜言诱骗，使由贫苦出身之我军士兵，本来士气已差因之士气更差，直至士气崩溃，只留躯壳失去灵魂。左传上曹刿论战开头一语「其战勇气也」。有士无气何能应战？我们的失败以军事为主。而军事之失败以士气崩溃为主；士气崩溃由以上诸般之荒谬措施为主。
（五）官僚作风，败象早露。打败仗隐瞒，打胜仗夸大，自欺欺人，上行下效。这种事例很多，可以使大家相信的，我可以举出一个人人能够见到，白纸印上了黑字的例证。如何应钦将军着《八年抗战经过》一书上，对于长沙三次会战的击毙敌人数字，便夸大得幼稚离谱，说第一次枪毙敌人四万名以上。这一仗是我指挥的，敌人伤亡虽大，数字难以估计，但绝无四万人之多。最可笑的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来犯之敌约十万人，击毙于战场的敌人共计四万一千五百卅七员；第三次的战果更为辉煌，来犯之敌约十二万人，毙敌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员。尸首数字的「精确」，连几十几个都统计出来了，好像派人将尸首排队清查点验过一样。任何战役，照例伤的要超过死的多倍。三次长沙会战总共来犯之敌约三十余万，根据何着被我击毙的十余万，加上伤的最少也应有五十万上下，那么敌人只来了三十余万全被我军伤毙，还差约二十万日军得要由国内再运送来请我们打，才合数字，这样可笑的事书上多着。据说此书付印时，何将军在美国，相信连看都没有看过就付印了。易曰履霜坚冰，至此种官僚习气已明显的带来了失败徵兆，尚无人感觉，还作釜中游鱼自得其乐，良可叹也！
副总统选举纠纷导致国民党分崩离析
白崇禧
我主张先剿匪后行宪
胜利后，国内外舆论主张我国应即行宪，各党各派高谈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党操纵的机构更唯恐天下不乱，对国民党攻击不遗余力。美国是民主国家，厌听专政，当然希望我政府实行民主，宣布行宪。三十四年年底我仍在重庆，记得有一次我和自己幕僚谈论此事，我表示我的意见如下：
国父革命最后目标是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建立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自然是要行宪的。但是国父将革命建国程度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以革命武力扫除障碍；训政时期在训导国民，使一般国民能行使政权，能选举罢免；最后才是制定宪法实行民主宪政，进入宪政时期。
回溯民国成立以来到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间，大多数国土受北洋军阀统治，军阀们争权夺利，内战不休，对国计民生是一点建树也没有。北伐后应该是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的时机，不料共党叛乱，盘踞赣南，从十六年起到二十三年才把匪巢打破，但他们窜往西北到延安去，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从二十年九一八事变起外患沓来，「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事件是日本军阀实行其大陆政策必然的结果，于是从二十六年到三十四年抗战八年，又是一个军政时期。现在抗日胜利，似乎又可进入训政时期，但共匪利用抗战坐大了。他们流窜二万五千里到西北时合土共不到三万人，而现在大了十倍，约有三十一万人，其盘踞地区扩大，黄河以北直鲁豫热察绥，东北以至山西等地，共匪控制了面，我们只是佔据点和线，长江流域方面，苏北、皖北、鄂北都有共匪势力。在这匪党控制地区，他们裹胁民众，地方部队怕比正规匪军还要大，因此我们现在应先剿灭共匪，才能谈及其他，何况行宪前始终没有训政时期，民众如何选举？匪区民众如何选举？选出的既不是自由投票所产生的，是命令式的假的，又有什么价值？现各党各派中外舆论所讲的结束一党专政，适应民主潮流，完全是理论，不合国情。
这是三十四年我对行宪的反对理由，当时我把这意见由随从秘书杨受琼少将起草，签呈给蒋委员长。
委员长看了我的签呈对我说：「你从军事的观点主张先剿匪后行宪，不错的，但各党各派压迫得厉害，本党主张亦不一致，我们再考虑考虑。」
胜利还都后，要求行宪的呼声更高，政治协商会讨论此事，共匪拒绝承认协商结果，曾延期行宪数次，一直到三十五年十月才正式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我在行宪前仍反对行宪。
办选举贻误了戡乱军事
我对未完成剿匪工作即行宪素来抱反对态度，但中央受国内友党、国外友邦及中外舆论的压力，不能不行宪，结果产生很多纠纷和困恼。
（1）共匪抵制：根据政治协商会协商结果，共产党地区亦应选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共匪拒绝参加，大捣其乱，结果这些地区的选举不能举行，而政府仍要各省各县市均选出国大代表、立监委来，于是由国民党各省党部遴选，这些被党部遴选出来的代表能否代表地方很成问题，我是反对这样办的，共匪当然更大肆指责。
（2）国民党与友党对名额之争：民社党、青年党是我们的友党，他们也参加竞选国大代表立监委，但他们不像国民党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地方基础，因此他们要求保障名额，与我们有一协商，可是实际的选举结果并未达到这个比例，因此他拿不报到做要挟，延期几次才开幕。
（3）国民党的内争：国民党除了受共党抵制、要与友党协商妥协外，最严重的是党内内争激烈。抗战时成立青年团，原意是增加党的新血轮，团要受党指导，而实际上党团争得很厉害，后来取消青年团併入党，可是这裂缝仍未能弥补，所以到了选举时双方明争暗斗层出不穷，湘西党团之争还闹出人命。除了党团之争外还加上军队代表之争，军中的特别党部忙于办选举，就在前线也是如此。
（4）副总统之争：行宪后的国民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本来竞争最烈的应是总统，但我国第一届国大选总统是众望所归的蒋先生，反而副座成为竞争的目标。在行宪前，总统曾对孙亚夫讲：「找国际上有名的人来做总统，不要军人，不一定要是国民党人。」在庐山亦曾对张厉生说他要做行政院长兼剿匪总司令。我对他说：「委员长，现在选第一任总统，其声望关係到中外观瞻，现在拿文人出来不适当，恐怕威望不够，尤其现在非打共匪不可，还不是承平之时，不适宜。」他当然应该做总统。
李德邻于三十五年冬任北平行营主任，在行宪前忽然打电报给我，表示要竞选副总统，要我转报委员长。我照实报告，委员长面示：「赶快复德邻电，北平很重要，共匪正猖獗，北平是北方最高指挥机关，关外虽然不属北平指挥，但接近北平，关係重大，不可离开，这是一理由；再一理由，我是军人，副总统又是一个军人，不好，要他安心剿匪。」我把委员长面谕转给德邻，但他没再表示，不久，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回来述职。」他到我公馆来对我说：「现在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我要竞选副总统，竞选得了不回北平，不能得到也不回北平。」我说：「总统、副总统朝夕在一起，副总统辅佐总统，在各国的政党政治中副总统先由党内提名，再由总统同意一名，再向党提出要求通过，这为的是配合，彼此能协调最好。委员长所说的我已转告了，是有理由的，北方是重要的，共匪的重点在北方，林彪在东北，聂荣臻、朱德在华北，陈毅在山东，共匪几个大将都在此，好好剿匪比较好。」他不肯听，他见了委员长，委员长还是劝他回北平，他们坚持要竞选，我不能阻止他。后来他对我说：「竞选副总统的不只我一个人。」又说：「我们大家主张总统由党提名，副总统自由竞选。」在三十七年四月六日的国民党六中全会对提名问题辩论很久，最后内定自由竞选。根据这一决定，党员出来竞选完全是合法的。照我的想法国民党如果照各国政党政治成例提名孙科竞选，那李德邻等无论如何是要放弃的，可是中央为敷衍各竞选人，允他们自由竞选，却以党团力量支持孙科，造成很大的错误，于党于国均蒙不利。
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
以上分四点分析选举的纠纷，足可显示过早行宪的弊端，于是共匪振振有词攻击我们的代表不能代表民意，友党为名额与我们闹意见，党内分裂，不能精诚团结，尤其是军中特别党部为了办选举，对剿匪军事不能不分了心，不能一鼓作气攻击共匪，而副总统之争，使党员离心离德，中央不能使孙科当选固然难堪，李德邻、程潜等以中央不贯彻自由竞选原则，亦不无芥蒂，这些都是行宪后选举引出来的毛病。
问：健公在胜利后主张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眼光远大，请问健公除了向蒋委员长建议外，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这种主张？有没有与健公意见相同的大员？
答：关于「先剿匪而后整军」的主张，我曾在南京召集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发表过。那时陈参谋总长要我上去讲话，我说：「从古打仗的历史，战时扩军，并鼓励各级干部敢于牺牲，敢打。现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励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后，承平之后放马南山才没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亦在承平之时。」全体鼓掌。委员长当场对我说：「这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你这样讲与政策违背。」我说：「我是国防部长，管政策的，我不同意这个政策。」事实上政府不要游击部队，不要伪满军，整军时把两千多将领都裁了，我都不同意；把各军炮兵集中处理，我是国防部部长，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关行宪一点，有张继和我意见相同。
我不敢说先剿匪后整军、先剿匪后行宪就国泰民安，但情形一定不一样。整了军，游杂部众都投了共，被裁的没战志，即没被裁的情绪也受影响。至于行宪的缺点，那我讲了多少次了，剿匪军事的停顿、内部意见的分歧，都不必赘述；而就行宪本身来说，一开始代表的选举就不能完全照宪法所规定的实行，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打仗时是做不到的，颁布了许多临时条款，什么戒严法、动员戡乱时期总动员法、动员戡乱时期紧急处置条款，这些既与宪法有冲突的地方，何不在未到行宪时机之前不行宪？为什么要背起行宪的名，再做违背宪法的事实？
兵荒马乱遽行大选
黄宇人[2]
拥护蒋校长不做总统的错觉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行宪的首届国民大会开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全会，讨论候选人的提名问题。蒋校长宣称无意做总统，主张「由国民党推举一位党外人士为候选人，并提出三项人选标準：（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间有声望者；（三）爱国家者（大意如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指的是胡适，还盛传他曾要王世杰徵求胡的同意，胡已首肯。在全会发言的中委，仍主张应推蒋校长为总统候选人。蒋校长颇表不耐，指责大家不了解他的意思，指定由中常委再加审查。当晚，审查会开会，贺衷寒、袁守谦及其他与青年团有关的中常委，都主张接受蒋校长的意见。张道藩、谷正纲及其他与CC有关的常委则拥护蒋校长做总统。道藩且说：「如果赞成总裁不做总统，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要国大代表另选他人？」他似乎认为国大代表除了蒋校长而外，决不会再选第二个人的。国民党的元老们只有戴季陶发言，其余的都守口如瓶。我的本意，原希望蒋校长做总统，而以胡适为行政院长，遵守宪法规定，对立法院负责，以期奠立宪政的初基；但从各种迹象看去，蒋决不愿放弃行政实权。他所谓不做总统，就是準备做行政院长之意。我觉得他既不愿意放弃行政权力，为了不愿见他以总统身份来干预行政权力，破坏宪法体制，所谓不得已而求其次，让他不做总统而做行政院院长也好。因此，我也主张全会应接受蒋校长的意见，推一位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我起立请求发言时，坐在前排的戴季陶也请求发言。主席孙科告以我起立在先，戴四头望我，我请他先发言。他转弯抹角的说了很久，暗示蒋并非不愿做总统。我继起发言时，列举四大理由：
「第一，依照宪法规定，总统只是国家元首，行政院长才是国家的行政首长。我认为此一规定与我们的民族性，最为适合。因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几乎都是政治领袖不做国家元首而负行政责任，远者，如几乎妇孺皆知的舜相尧，禹相舜，伊尹相汤，周公相成王，无一而非如此。近者，如民国成立以来，也是林主席做超然主席，而由政治领袖负国家行政责任的十年期间最为安定。今天总裁是我们的政治领袖，他不愿出任总统，只準备做行政院长，不但适应宪法的需要，且与我国优良的政治传统相吻合，我们应该赞成。
第二，总裁大半生的历史，显出：凡是他专负一项实责的时期，都有优良的成绩，反之，凡是他一身而兼若干名实不符的职务时期，还可能引起纷乱。例如在广东时，他专做黄埔军校校长，很快的便培养成一批优良的革命干部，组成一支百战百胜的党军，对讨平陈炯明和统一广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北伐军兴，总裁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复兼中央党部主席，党内即起纷争，几乎影响了北伐的军事。后来，总裁辞去中央党部主席，专负军事责任，北伐才迅速完成。再后，总裁被推为国府主席，内战即不断发生，直到九一八事变，总裁辞去国府主席，专任军事委员长，国内的政局才逐渐平定下来。此后，总裁驻节南昌，专负剿匪责任，很快便将共区完全收复。抗战开始，总裁也只是做行政院长，并未兼任国家元首，建立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基础。林主席逝世后，总裁兼国府主席，大家甚至把他当作一种万灵药使用，省政府主席人选有困难，把他推出去兼任，大学发生风潮，也把他推出去做校长，但事实上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如果我们今天还要勉强他做总统，无异是强迫总裁行其所短而弃其所长，实非爱护领袖之道。
第三，民国成立以来，都是军人专政，以致内乱频仍。北伐统一后，北洋军阀政权虽已崩溃，但军人干政的歪风尚未尽去。由于总裁也是军人，最近若干年有的军人同志竟想做他的继承人，从而不务正业，乱干政事；甚至有些自知尚无可能做继承人的军人同志，因为自恃蒙受总裁的恩宠，也公然广纳党羽，自立门户，造成一种畸形发展的现象。现在行宪开始，更有几位军人同志（按：指李宗仁、程潜）準备竞选副总统。长此下去，不但民主宪政的基础无法确立，我们国家的前途，亦甚可忧虑。假如我们能遵从总裁的指示，推选一位本党以外的文人做总统，我相信那几位準备竞选副总统的军人同志必将自觉惭愧而放弃竞选。如此，我们行宪后的总统、副总统均可由文人出任，把民国以来军人干政的局面予以结束，也才符合本党还政于民的初旨。
第四，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充满了争权夺利的现象；似乎自私自利，不顾公益，已成了我们民族的根性。要想矫正这种风气，本非易事；但假如领导人物能在若干举国瞩目的大事上，以身作则，则可收到风行草偃之效。华盛顿是美车的开国元勛，但他做了两任总统之后，即拒绝再连任下去，因而树立了美国总统只以连任一次为限的传统。我认为这是美国自立国后就能步入民主宪政常轨、没有再发生变乱的最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虽然打破了这个传统，但我总觉得此乃事出非常，不足为训的。本党自总理逝世，总裁继起后，他的功勛彪炳，虽然盖于一时；但亦有人常以小人之心测他，在背后批评他太自私，以致造成党内和国内的种种原可避免的纷争。如今开始行宪，有的人还认为总裁的目的只在于做总统，并无诚意实行民主宪政。现在总裁宣布不愿做总统，足证他一心为国为党，毫无权利观念，不但可使那些平素对他怀疑的人心悦诚服，而且足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表範。其影响于社会人心和政治风尚，比华盛顿拒绝连任三次，可能还要深远。今后任何人如再有争权夺利的情事或自私自利的企图，我相信只要我们把总裁的名字举出来，就可使他自惭形秽，而翻然省悟的。这正是对我们的民族劣性和当前政治上、社会上的坏风气，施以最有特效的一付良药，我们千万不可阻碍。」
我说完以后，戴季陶忽然走到我的坐位傍，向我一揖；并以严肃而忧郁的神情说道：「黄老弟，时局严重得很，我请求你不要开玩笑！」我赶快必恭必敬的站起来回答道：「戴先生，我知道时局很严重；但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经过很详细的考虑才说的，我并不敢在这裏开玩笑。同时，我相信总裁说不愿做总统，也是经过很详细的考虑才决定的，并非和我们开玩笑。」一时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阴沉。大家默然一会，张群起立发言，词句含糊，暗示蒋校长并非不愿做总统。贺衷寒主张表决。照当时的情形来说，表决结果，我们赞成蒋校长不做总统的中常委必然仍是少数。但陈布雷忽然起立说：「总裁并非不愿做总统，只以宪法上所规定的总统权力过小，不足适应当前戡乱形势的需要，才有捨总统而改就行政院长之意，现已徵得莫德惠的同意，由他领衔向国民大会提议：在宪法上加一临时条款，规定戡乱时期，总统得行使某些必需的权力。因此，总裁已允出任总统。」他说完后，即从衣袋裏面取出一张纸条，自称，已代审查会拟好一个决议文，大意说：「总裁既坚决表示不愿做总统，中央全会自应遵从，故决定不提总统候选人，留待国民大会代表来决定；但鑒于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仍希望总裁本其救国救民的初旨，出任总统，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望。」我听了陈布雷慢条斯理的宣读这个决议文时，很不以为然；向坐在旁边的袁守谦耳语道：「他如果知道总裁有意做总统，就应提议推总裁为总统候选人，不必写这种自相矛盾的官样文章，既说遵从总裁不愿做总统的指示，又说仍希望总裁出任总统。」我说的话被坐在后面的李唯果听见，他问我是否还要发言，我点头示然。他说：「老兄，这个决议文是经总裁看过的，并非布雷先生个人的意见，你如果还要起来骂它是官样文章，岂不将气死布雷先生？」我联想到前次为了批评陈布雷所拟的中全会宣言，曾经引起一场风波，也就有所迟疑。戴季陶又再度发言说：「我刚才所说的意见，也是如此。不过，我不敢像布雷先生那样明显罢了。」他提议即将陈布雷所拟的决议文通过。主席徵询大家的意见，无人出声。最后，贺衷寒以近于气愤的口吻说道：「总裁既然愿意做总统，就不必多问了。」于是主席即宣布「无异议通过」。
第二天，中央临时全会继续开会，也就照这个决议文通过，并无任何辩论。以后蒋校长即由国民大会代表签署提名而为总统候选人，为了向外国表示「民主」，还商请居正先生出来和他「竞选」，时人称为「陪选」。结果，当然是蒋校长当选。据蒋经国透露，蒋校长所以改变初衷，完全是受了戴季陶和果夫先生等人的影响。但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则向我说：「如果不做总统，又何必打那么多年的内战？」这也许是所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了。
副总统的争夺战
副总统的候选人问题，由于孙科、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四人都先后表示有意竞选。蒋校长虽然属意孙科，但审时度势，亦无法限制其他三人不要竞选。中全会迁就事实，即决定不提候选人，任由同志自由竞选。我对所谓桂系原无好感。抗战末期，我在重庆和白崇禧见面数次，他主张剿共应实行总体战，深得我心，但仍无往来。抗战后，李宗仁任军委会委员长的北平行营主任，萧一山为秘书长，萧是参政会的老同仁，我每次去北平时，李宗仁都在行营请我晚饭，很可能是他的建议，因为每次都只有他一人作陪。以后，留北平的中委每月举行座谈会一次，李宗仁都来。行营有什么晚会，也请留平的中委参加，我和李宗仁才逐渐熟识。我只觉得他平易近人，不像蒋校长那样自以为神圣；但并不认为他做了副总统后对当时的那种局面能有什么改进。在他宣布竞选副总统之初，程思远去北平回到南京，他在中央党部和我碰面时说，李有一信交他带给我，请我助选，拟于次晨将信送到我的住处（中央党部宿舍），我不愿接那封信，次晨黎明即外出。程思远随后又去桂林，那封信也就没有交到。后来李宗仁来南京竞选，也到过我家，我都避开，也没有回拜。不过，程思远则来我家数次，有时自不免谈到选举的事，但也只是泛谈而已。
副总统竞选开始后数日，我去梁寒操家，又谈到此事。我说：「李宗仁可能当选。」他全声否定道：「讲人望，孙先生比李宗仁好；讲小组织，总裁的比李宗仁的强；讲威信，总裁的权威比李宗仁大好多倍；讲利诱，总裁有全国的财富，可以给人高官厚禄，李宗仁只有广西和安徽两省，只能给人小官小钱。孙先生得到总裁的全力支持，李宗仁怎能和他竞争？」我对谁当选副总统，原无兴趣，没有和他多谈。
孙科在抗战后期，曾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除了不时发表演说而外，还发行一份期刊，名《民主世界》。当时，许多不满现状、渴望改革的同志都对他满怀期望，尤以青年团的同志最为热烈。他每次到团部演讲，都是掌声如雷，历久才停。倘若他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度，他竞选副总统，必能易如反掌。只惜为时不久，尤其是胜利复员后，他升任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政府副主席，蒋校长又拨鉅款为他在陵园建造一座号称东南亚第一的华美住宅，他即似乎志得意满，不再出声，竟将他过去数年的主张，忘得一乾二净，大家对他，也就大失所望。虽然如此，假设蒋校长在决定以孙科为副总统后，召集党内各方面的同志，至少是青年团和CC的干部，举行一次恳谈，要大家合力助孙，并允作少许改革，也许仍可挽回。但他却将此事完全委之于立夫先生。立夫先生似乎也以为可以独建奇功而邀专宠，竟在蒋校长之前，完全承担下来。在此之下，选孙即等于帮助立夫先生，此时青年团的许多同志，正感到党团合併后，深受CC的压迫，满腔忿气，无处可诉，也就转而助李。换言之，他们之所以助李，并非对李有何信仰，也非对蒋校长不忠诚，而乃是藉此来破坏立夫先生在蒋校长前的信用。另有一些很天真的代表则认为投李可以促进蒋校长的醒悟，及早实行改革。他们说是让蒋校长「带箭立功」。有一次，中央团部约集与青年团有关的代表茶会时，有一个代表就公开如此说。贺衷寒虽力指其谬，但亦无可如何。其他方面，也复如是。例如北平警官学校的校长原是军统的重要干部，但后来也变成了李宗仁的拥护者，据说乃因在内部受了排挤，向蒋校长投诉亦置之不理，故忿而投李。总之，李宗仁就是得助于蒋校长属下的这些矛盾因素，并不是他的人望较好或用钱较多。
我当时对副总统的选举，觉得不值得介入，乃置身事外。孙科宴请贵州国大代表时，有一从未谋面、至今尚不知其姓名的代表说：「我们贵州的国大代表都很信仰黄宇人先生；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无不遵办。」孙科信以为真，立即要立法委员陈逸凡来请我为他助选。我推说：「贵州的国大代表只有一个和我有点关係，但尚未来到；其他的人，CC都说是属他们的。我不敢误孙先生的大事，最好还是去找陈立夫。」次日，程思远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也来找我，我亦以同样的话拒之。选举竞争最激烈时，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称说有人妨碍选举自由。程潜、于右任继之。孙科不愿独自一人竞选，亦宣布退出。我以为蒋校长必将接受他们的退出，另提一位他们三方面都可接受者如居正、吴忠信等人为副总统候选人。哪知道他仍劝促他们三人继续竞选，据说是立夫先生向他保证必能将孙科选出。直到最后三四日，蒋校长发现立失先生的保证不可全信，才临时吩咐贺衷寒，袁守谦为程潜助选；并说，他此时已了解孙科不是李宗仁的对手，要程潜才能战胜李。还拨一笔鉅款交贺袁使用。贺袁与程原无政治关係，只以同为湘人，蒋校长既有此意，也就乐于为之。但隔了两天，蒋校长又把他们两人叫去，要他们把为程潜争得的选票，拨归孙科。他们虽然当面唯唯，贺衷寒背后却愤慨蒋校长不把他们当人。
李宗仁当选之日，我正要去中央党部。一时兴起，取道从前在中组部工作时的旧路，由鼓楼南循富厚冈漫步而去，经过一间外表陈旧的住宅，大门是开着的，有很多人站在院内。程思远看我在门前走过，立即将我唤住。他说：「德邻先生当选了，请进来坐坐。」李宗仁看我，也出来招呼。过去，我只知李宗仁住在城南大方巷白崇禧家，不知他在城北尚有住宅。在此情形之下，我不便过门不入，只得进去。谈不上三句话，立夫先生即来向他道贺，有新闻记者请他们两人拍照，我便走开。不料中统竟向蒋校长诬报我为李宗仁助选；并说李当选后，我第一个去道贺。我当然不会怀疑中统如此对我，乃是奉立夫先生之命行事；但立夫先生决不会不知道的。他知而不予制止，其为有意纵容，已极显然。张道藩和谷正纲在审查贵州的立委和国大代表提名时，不顾「大团结」时的协议，存心偏坦贵州的CC，处处与我为敌，已经令我忍无可忍；此时再加上中统向蒋校长对我作出这种很恶毒的歪曲报导，我也就逐渐走向反对立夫先生的道路而不能自已了。
我不再出席中央常会
我接受蒋校长的钦定而担任中常委，原有到国民党最高神经中枢看看之意。那知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不禁使我由失望进入绝望。此时的中常委已经不是总章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傀儡组织。蒋校长有所需要时，来此训话一番，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不需要时，则置之不理。国家大事，自然是没有机会与闻，党务小事，也多由各部处会秉承或揣摩蒋校长的意旨行事，至多在此作形式上的通过或报告而已。那些曾经随中山先生缔造民国的元老们，大多採取不癡不聋不作阿姑阿翁的态度。戴季陶在蒋校长前，更是履进履退，戒慎恐惧，鞠躬如也。我认为他存心作状，肉麻当有趣；道藩则说戴对蒋校长出自内心的诚敬。
南京不战而弃
何应钦就任后，政府的和谈代表即飞往北平，与共方代表开始谈判。在此稍前，我曾向李宗仁建议，在中央党部设立一个和谈指导委员会，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应包括孙科、张群、吴铁城三人，举凡有关和谈的问题，均先提交该会研讨和决定，然后付诸实施，以期协调党内各方面的意见，而收到团结抗共的实效。我作此建议的主要目的，乃想藉此机构来沟通蒋李的关係，以免他们鹬蚌相争。李欣然接纳，并加入与阎锡山有关的徐世昌。张治中于动身赴平之前一日，还亲到溪口向蒋校长请示机宜，我也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当可获得蒋校长的若干谅解。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全属幻想。和谈代表到北平后，经过很草率的谈判，共方即以送哀的美敦书的姿态，提出所谓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其内容无异要政府作无条件的投降，政府自然不能接受，但和谈代表竟认为可以接受。黄绍竑回南京请示时，还填了一首词，起首两句是：「北国正花开，已是南国花落时」，十足显出他此时虽然身为政府的代表，但其灵魂已经完全倒向共产党那一方面去了。后来，和谈破裂，全部和谈代表都在北平集体降敌。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係最深的黄绍竑和刘斐还替中共到香港活动，实为中外政治史上罕见的丑行。
何应钦向立法院报告政府已决定拒绝共方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宣布即日迁往广州，继续与中共作战。全体立委均热烈鼓掌表示支持，许多人嚷着不必再询问。我主张仍应询问；因为我还想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在院会上重申必须坚守长江的主张，藉以加重政府当局的责任。但大家此时已无心继续开会，未被接受。立法院秘书处随即宣布自即日起，在三天内将在京委员分别送往广州，请大家即往秘书处登记，并将国民身份证交去，以备购票之用，或乘江轮，或坐火车，或搭飞机，均可自择。许多委员竞先登记，指定要在即日，或次日内离京。我不欲争先，乃登记愿在最后一日离京。当晚，我往访何应钦，探询守江的情形，他说荻港方面已有一部共军渡过长江。我问人数多少？他说约七百人。并透露：蒋校长密令汤恩伯将所部调往上海，使南京成为空城，好让共产党过江来打垮李宗仁，因而无兵可调，无法守江。我说：「难道你对付这七百人的力量都没有了吗？」他表示已有命令下去，希望能调集尚可勉强调动的部队，予以歼灭。我辞出何公馆时已深夜二时，江北的炮声愈来愈近。至此我虽然对坚守长江，不再存希望；但仍未想到南京竟会在一瞬之间，即告陷落。
以后据说，蒋校长当时的政略和战略是：「利用共军来消灭桂系，同时将大陆上的那种经济崩溃的重担抛给中共。他则以台湾为基地，固守上海及其他两个沿海据点，再以胡宗南部退踞西康，等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重温接收的旧梦。」他以为这是一个万全之策。因此，共军进犯上海时，他还亲临指挥防守战，可惜仍是失败。在桂系方面，他们逼迫蒋校长下野谈和，也只是幻想蒋下台后，他们可与中共划江而治，白崇禧虽然在汉口说了一句名言——备战言和，显然亦未作扼守长江的準备；至于和谈失败后如何继续与中共作战，更不必多说了。
财经失控民怨沸腾
雷啸岑[3]
内戚干政与民争利[4]
国府宣告还都，各省入川避地的难民，亦纷纷相继出峡了。我因上年向中央银行购储黄金之故，弄得倾家蕩产，四壁萧然，连复员的路费亦没有，只好暂时困居渝市，全家寄食于亲戚处，实为平生最狼狈的生活情况。缘中央银行于一九四四年春间，订价公开徵求人民以法币预购黄金，约定三个月为期兑现。第一期如限交货，信用昭着，购户皆获得大利，我乃悉索敝赋，将持有的现款，并将家眷首饰等变卖外，另向重庆和成银行与大同银行，各借法币伍拾万元，一概购储第二期黄金三百两。估计三个月后取得现货，由于币值逐月低降不已，所得的代价，比本钱可增加倍数以上。讵料第二期预购的黄金，从民国卅四年九月，延至卅五年九月才运到，购价的息金已不赀，而财政部以人民预购的黄金历一年时间方兑现，盈利甚鉅，悍然与民争利，规定剋扣二成归公——唯购储二两黄金以下的免扣——殊不知战时银行贷款的息金，因币值不稳定的关係，每隔三个月即增加成对本了，一年的複利计算起来，前述我向银行贷款一百万元，本利合计，即在两百万元以上，而所领黄金又被扣发二成。于是，全部售价所得，仅够还清银行贷款，我乃陷于一贫如洗的境地了！
大局恶化的原因
一曰财经的失策，据吾友周佛海于民国三十七年春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长室和我晤谈中，提到当时京沪物价腾踊问题时，慨然道：「日本宣告投降之始，重庆方面即派杜月笙、钱新之、戴笠等先到上海，跟我商洽法币与伪储备券兑换率，应如何规定一事。我把自己掌管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年发行的钞票总数额，与其所持有的黄金、白银、美钞等準备金核计后，认为若以法币一元兑换伪币五十元，则物价尚不致有重大的波动；倘能降为法币一元对伪币廿五元的比率，即可保证物价安定如常，绝无顾虑。讵重庆财政部乃明令规定为一元对二百元的兑换率，而京沪物价即扇起了涨风，逐月上升」等情，自属事实。迨国府还都后，凡公营事业如铁路、邮电等项，即带头加价，更助成物价狂涨的趋势，有如脱缰之马，没法控制，人民生计窘迫，生活维艰。加以各沦陷区的接收人员又肆行贪污搜劫，共产党从而乘机蛊惑，唯恐天下不乱，而国家的财政金融乃陷于混乱凋敝之境界，每况愈下了。
周佛海係留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的，他对财经事宜的论断，决非外行话。至于财政部的规定，据说是根据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在武汉调查金融的报告而然的。以偏概全，只凭政治观点来处理财经问题，一着失错，全局皆非矣！既而又有一种助长经济崩溃的「军需资本」恶作剧产生，不啻火上加油。当时凡在南北战场戡乱，或作预备队的国军，每一集团军或独立师，皆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中央于每月一日即发放各部队的军饷，从不愆期。各个办事处的经理人员，领得饷金后，即赴上海市场从事投机倒把的勾当，经过一个月已盈利倍蓰，然后将上月的饷项发给士兵和下级官佐，币值已降低许多了。下走有弟，在当时驻扎南京对岸明光镇的陆军某师作少校参谋，他每月必来向我索零用钱，诘以故，据言隔一个月才领到薪饷，只可购买白锡包香烟（英国产品）两条，即廿包而已！
因财经失策而引起物价飞腾，永无止境，最后在京沪一带，且发生抢购风潮。政府虽发行金或银圆券，不到三个月即成了废纸，癥结就是政府的财经政策与经济发展规律脱节背驰，不相适应，以致民怨沸腾，军心涣散，直至大陆变色乃巳。
二曰军事的失策，据国府军法执行总何雪竹（成濬）将军告诉我，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播后，伪满洲国的陆军大臣臧式毅，因与何雪公係日本士官同期同学的关係，即致电重庆何总监，说伪满洲国有四十万名日式装备、久经训练的部队，听候国府命令调遣指挥；另有汪伪政权的绥靖总司令杜锡钧，以鄂籍同乡旧识之谊，亦致电何总监，调布署在平汉路沿线的廿万伪军，静候国府命令行事。何公以兹事体大，即商得中枢各军事首长同意，召集会议研讨应付方法。
会议时由原参谋总长新任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主席，大家传观上述电报后，认为政府因运输工具缺乏，一时不容易派遣大军赴关外暨华北接收，不妨应允臧、杜的要求，暂准带罪图功，饬其维持地方治安，制止共匪扰乱，俟国府复员还都后，再作安排，乃一致决议呈报最高统帅核示处理。时军政部长陈诚，到会较迟，主席将议案内容暨决议向其说明后，陈部长声明军政部没有这笔军费预算，大家若要收编伪军，军政部未便同意，词毕即退席了。最后大家公推主席与何雪公二位，即夕晋谒蒋委员长报告一切，迨二何趋叩蒋公请示时，奉谕应与军政部长洽商，此案遂搁置了。
又据国府外事局长何浩若对我说：当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远东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曾建议我最高当局，以苏俄大军已进入我东北地区，将来我政府接收关外各省之际，必多周折困难，不妨先由美军前往接收，俟俄军退出，地方秩序恢复后，即将统治权全部交还中国，比较稳妥。我最高当局旋召集中央党政高级干部会议，讨论魏氏建议案。乃有某要人痛哭陈词，谓吾国八年抗战，损失浩大，为的就是东北问题，于今抗战胜利了，却不能直接收复失土，其将何颜何辞以对东北同胞呢？其说激昂慷慨，大义凛然，别人皆不便表示异议。即决定派外事局长何浩若，亲向魏德迈将军婉述我方不能不直接接收东北各省的苦衷云。
何浩若对我描述当时经过情形，谓魏德迈听罢他的说词，即默然起立，在客厅中绕室徬徨数分钟，然后坐下对何局长言道：「哦，我明白了，贵方不同意我的建议，完全是为着面子问题。可是，国家大事，决非凭面子关係能够解决的！请阁下将鄙意转达贵国当局可也」。
政府既拒绝收编关外和华北的伪军，于是，他们为着生存，各自寻找出路。中共正苦兵力薄弱，无法大举叛乱，乃由张学诗，吕正操等，藉东北人的关係，潜入瀋阳，尽量吸收伪满部队，组成「民主联军」以与国军抗衡，另由苏俄进入东北的统帅，将其卤获的日本关东军军械，交给民主联军充实战斗力。这些被共党收容的东北伪军，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因而国军在东北的精锐之师，逐渐溃败，驯致全军尽墨。最后由共酋林彪，把东北民主联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入关会同华北的共军，南下攻击，一直打到广州，所向无敌。至于华北地区的伪军，一时没有出路，亦被共党陆续收编，由共酋聂荣臻、萧克等率领，到处截击北上接防的国军，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所率的一军人，即在半途被共军袭击败绩，军长马法五亦被俘了。
再由于我政府拒绝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不让美军先行接收东北之故，苏俄对我方派赴东北接收的人员，处处留难，事事捣乱，始终未曾完成收复领土的任务，而东北乃被共党窃据了。假如我政府当局不以虚矫心情来处理伪军和东北接收问题，则毛共根本没法在关外立足，在华北亦无从到处窜扰而攻城略地。盖当日本宣告投降之初，毛共所拥有的兵力，统共不到百万人，倘无不须训练便可以执戈作战的大量伪军投共，即绝对无力与庞大的国军对抗，殆可断言。
讵料正值戡乱战事紧急之际，中枢军部竟又大举裁汰正规军，且将许多在八年抗战中流过血汗的非嫡系部队，概予裁遣，如孙连仲将军回忆录所说：「我手下的第卅一师（师长乜子彬），抗战其间最有功劳，能征惯战，从没有打过败仗。胜利以后，卅一师奉命撤消，全体官兵听到消息都哭了！」类此情形的，不一而足。
这般久历戎行的各级军官，既无别谋衣食的技能，亦没有从事生产的途径。一旦失业，蹙蹙靡骋，乃聚集金陵，群趋紫金山麓的中山陵前，演出「哭陵」悲剧，震惊遐迩，共产党乘机酿乱，即散发煽惑传单云：「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白军是上尉，红军升少校，武汉先登记，延安来报到」。一时风声鹤唳，震撼社会观听，军部唯恐激起变故，又在各大都市设立「军官总队」，以收留这般被裁遣的中下级军官，但国军各部队中，凡非嫡系的官佐，皆离心离德，无心戡乱了。似此轻率而毫无準备的裁军计划，适与民国十八年的编遣会议覆辙，后先辉映，误尽天下苍生，何其不思之甚也！
三曰政治的失策，政治的失策，大别为三项：一是沦陷区接收事宜，事前毫无规划，临事杂乱无章，任由各机关随便派人赴各大都市胡行妄为，凡属稍有资财的敌伪机构，甲接收大员予以查监掌管后，乙接收大员又加以否认，重行霸佔，形同劫掠，此种怪象，到处皆然。
如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是负责接收华北沦陷区域的，他在其回忆录中叙述道：「凡是南京中央政府所有的部会，平津都有办事处。他们拿着十一战区长官部的封条，各处『接收』，我根本不知道。经济部办事处接收铁工厂，停止开工，使锅炉裏的熔铁凝固在那裏。还有一些人把东西往家裏接收，这些用的都是我长官部的封条，别人认为是长官部所干，实则长官部根本就不知道，一切都乱了。」
华北如此，其他各大小都市中的接收情形，并无异样，而以沪汉两地的「劫收」把戏，尤属叹观止矣！民间怨声载道，政府充耳不闻。接收人员化公为私的非法行为，肆无忌惮。如汪政权的大员陈群所设「泽存图书馆」，穻釦漯岩j籍若干部，经某部派员接收后，乃有两部宋版书变成坊间的通俗本了。到一九五四年章行严（士钊）在香港时，犹对下走愤然谈及此事，痛骂某接收人员不置也。
二是惩治汉奸之漫无标準，有所谓政治汉奸、经济汉奸、文化汉奸等名目，株连瓜蔓，小大由之，如汪精卫的一个厨师在南京开设餐馆营生，亦以汉奸罪名被捕清算，其他可知也。惩治汉奸之目的，是在申张国家纪纲，垂训全体民众，应本擒贼擒王的策略，严究其渠魁以昭炯戒足矣。
法国抗战政府于国土重光后，对于通敌的「维琪政权」诸人员，仅将贝当元帅逮捕处刑，其余一概不问，允属明智措施，深得为政之道。当我政府轰轰烈烈惩治大小汉奸之际，有人在报上撰文表示异议，认为似此大规模的究处结果，估计全体被拿问的汉奸人物为十万名，每名平均有亲属五人，即有五十万人对政府怀抱怨恨心情；这五十万人之中，每人只要有两个亲戚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便为一百万名，三项合计起来，社会上即潜伏着一百五十万名以上，对政府抱有反感的群众，时时唯恐天下不乱，加之以共产党乘机煽惑鼓动，社会秩序即很难安静，贻患堪虞。这项意见是不错的，但当国者置之度外。
三是用人行政一团糟，就中央来说，最重要亦最繁剧的行政院长职位，初教只知聚敛与浪费，而不识政理政术为何物的准洋人宋子文，妄窃非份，治丝益棼；继又让毫无行政经验，且缺乏政治知识的地质学者翁文灏，滥竽充数，贻误苍生。就地方来说，若干膺受战祸最深鉅的省主席人选，尽由初试啼声的凡庸之辈，而且多係昧于治术的愚鲁军人充任，如湖南的王东原，湖北的张笃伦，江苏的王懋功，山东的王耀武，广东的罗卓英，江西的胡家凤（只有他是文人，其女后来嫁给钱穆），都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更不足以胜任八年抗战后百废待举、求治孔殷的艰鉅使命。尤以地位冲要的山东，因王耀武领导无方，措置失当，军民两政，一无是处，迨共匪进薄济南，迅告崩溃，影响大局最甚。战后人民望治心切，而位列专阃的省主席，毫无建树，拥号自娱，乃造成民生不易，祸至无日的局面，终致河山变色，非偶然也。
构成上述三大失策的原因，是胜利来得太快，当国者在战时腐心致力于抗战御侮的军事问题，对战后如何收拾局面，如何创进国计民生事业，未暇计及——在重庆设置着一个「中央设计研究局」，由熊式辉主持其事，聘任若干学者专家，分别设计研究，结果只是搞出了一套徒乱人意，无裨国家的分划关外东三省为九省的方案，亦未经过参政会讨论，更未徵询东北人士的意见，即贸然付诸实施。职是之故，当国者突闻日本投降消息，喜之不胜，把广土众民的战后建设问题，轻率处理，漫不经心。譬如东北行营主任职位，最高当局起初密许张治中充任，张氏正向各方物色辅佐人员中，临时又另派熊式辉前往。张氏后来巴结美国特使马歇尔，献媚共酋毛泽东而一意主张和谈，内心裏即对东北行营主任位置之临时变卦，不无芥蒂，因而想藉外力以营谋中枢高位——行政院长一职以报怨也。
杜聿明孙立人失和始末
陈嘉骥
战农安将帅失和
笔者于民国卅六年在瀋阳，曾撰一篇〈一年大变话东北〉通讯稿，说明杜聿明与孙立人失和，便是这个大变的开始。当时瀋阳已在包围之中，中央社瀋阳分社的伙食由大米改为高粱米；笔者当时吃过了此生第一次高梁米饭后，想到一年前国军盛况，而此时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不禁悲从中来，噙着眼泪一口气写下这篇稿子，这篇通讯稿?用电报拍到南京总社，当晚得到总社回电云：「所见极是，所论极痛，大稿已发参讯（按：中央社编印供党政大员阅读的参考消息）藉供当局注意矣」。
杜聿明
现在笔者先把肇使杜聿明与孙立人冲突表面化的共匪第四次攻势简叙一下。共匪第四次攻势，係于卅六年二月初开始，这时郑洞国指挥下，以临江为目标的东边道扫蕩战全盘失败，前后损失约在三万人左右，匪我之间实力已失去平衡。林彪乘机率众十万人左右，号称廿万人，履松花江坚冰，分三路向吉长地区大举进攻；左翼截断吉林长春间铁路，并佔领铁路重镇九台；正面将松花江畔、国军在中长铁路重要基地德惠包围；另一股则扑向长春西北的战略要地，岳武穆念念不忘的黄龙城──农安。国军之反攻则分两路；一路以孙立人所率新一军为主力，配合保安第三区部队，沿中长路北上去解德惠之围；另一路係由杜聿明率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为主力，由农安反攻侧击德惠。
孙立人
德惠解围后，两路国军继续向北扫蕩，企图恢复战前态势；新一军佔秀水甸子、五棵树、五家站，直抵松花江畔；七十一军越靠山屯，亦攻至五家站，与新一军会师。当七十一军接替五家站防务之际，林彪秘密纠集匪军约十万之众，突然向国军阵地猛扑，七十一军因寡不敌众，且战且退，回守农安，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在回师中蒙受严重之损失。
匪军因侦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农安指挥作战，遂有一大股匪军突窜至杜聿明指挥所附近，不分昼夜轮番猛攻，杜聿明卫队虽拼死作战，坚决不退，但亦渐感不支，在此紧要关头，伏龙泉国军突围至农安加入战斗，局面赖以缓和。杜聿明因久等长春援军不至，至为气愤，乃飞调戍守辽西锦州一带之九十三军北上增援；并促东北电力总局局长郭克悌飞赴小丰满水力发电厂，连夜督促工人，扎成一大金属桩，沉于松花江江底，通以电流，去溶解松花江坚冰。小丰满十二万五千瓩之电力，到了江底，每秒钟内可煮沸江水百吨，这一股热流遂将乌拉街以下，共匪越江攻吉林要点之松花江结冰全部溶解，使吉林国军勿需再防对岸共军履冰而过，乃大胆攻取九台，并穿越中长铁路攻向农安匪军后路（小丰满原有发电机八台，共有五十六万瓩发电能力，俄军拆去六台，剩下两台有十四万瓩能力，实际发电量为十二万五千瓩，自小丰满电厂完成后，小丰满至乌拉街一段松花江，即不再结冰，此次用电力溶解者，为乌拉街以下之松花江，此段松花江为共匪军窜扰吉林必经之路）。农安匪军在吉林国军与锦州北上之九十三军夹击下，林彪乃下令匪军四窜，农安之围始告解除，农安城亦于三月五日收复。由于农安一战，使杜聿明与孙立人蓄藏已久之怨恨形成表面化，东北国军遂由巅峰轻轻滑落，江河日下矣。
共匪在东北共发动了六次攻势，一次比一次的激烈；在第三次攻势时，匪军即脱离游击骚扰性质，形成攻城略地的野战部队；第四次攻势时，已使国军疲于应付，看出双方力量消长的徵兆；第五次攻势时，国军失地在千里以上；迨第六次攻势之后，匪军的攻势就不再分「次」，而是一直持续连环性攻势。国军在东北控制的收复区，在共匪第六次攻势之后，几乎没有经过「线」的阶段，便很迅速的由「面」成「点」，从此即使是山海关至瀋阳的北宁铁路一线交通亦无法维持，遑论由瀋阳至长春与吉林了。
争取长春警备司令是前因
杜聿明与孙立人发生争执，可远溯至卅五年国军出关初期，兹分述于后。
一、新一军係于卅五年四月间，国军已收复锦州、营口、瀋阳等大都市之后，始登陆至铁岭前线，参加国军对四平街的攻击战。四平街之战，持续多日迄无显着进步，迨国军在貂皮屯俘获林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因此匪军在东北实力与部署秘密遂为国军所尽悉。杜聿明当新六军自本溪迂迴至四平前线后，立即下令前线部队实施总攻击，造成戡乱史上有名的「吉长大捷」，一举收复长春、吉林等七十多个城镇。杜聿明立即宣布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为长春警备司令，因此招致孙立人的愤慨与不满。
盖在当年，东北国军有一不成文规定，新收复之大城市警备司令，多半是由出力最大及首先入城之部队长担任；如赵公武任瀋阳警备司令、陈明仁任四平地区绥靖司令等；其后赵公武指挥五十二军攻取本溪、安东时，瀋阳警备司令仍由其遥领，而由其副司令彭璧生代拆代行。
孙立人认为，新一军虽然出关较晚，然抵达东北后，即投入四平街攻防战中，使铁岭国军阵地危而复安。共匪在四平崩溃后，新一军尾随共匪之后，一路上追奔逐北首先进入长春，长春警备司令一职，无论如何也不应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担任。
杜聿明则不作如是看法，他认为林彪匪众在四平坚拒国军前进，已使国军师老无功。四平街局势之开朗，实应归功于新六军与五十二军攻克本溪后，新六军未遑休息，便立刻自本溪，仿当年日俄战役时，日军自本溪迂迴四平战术，促使匪军崩溃。并且，在长吉大捷一役上，新六军一路穷追猛打，使匪军无法立脚，才能够顺利接收长春；据长官部所接报告，首先进入长春的是新六军部队。
杜聿明与孙立人谁为长春警备司令问题，争执的结果，最后还是杜聿明让步，改派孙立人为长春警备司令，从此两人嫌怨已深，肇致了日后的公开决裂。
二、孙立人认为杜聿明偏爱五十二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东北国军中最受歧视的是新一军；五十二军廿五师为杜聿明出身之处固不必谈，新六军、七十二军与杜聿明亦渊源甚深。孙立人并认为他是国军将领中，惟一非黄埔军校系统军人，渠之受歧视决非偶然。
杜聿明则认为孙立人，自恃为美国军事学校毕业，自视甚高，其心目中除了美国人以外并无长官存在，长官部的命令他根本就不重视。
三、在迎击共匪第四次攻势中，杜聿明着眼全局，认为应趁共匪倾巢而出的机会，以新一军犀利的火力，捕捉共匪主力予以歼灭性打击。盖当时共匪在战场上兵力虽佔优势，其装备训练，究非曾经远征缅甸纯机械化的新一军对手。杜聿明对孙立人不认真执行命令甚为恼火，并认为倘去年孙立人不对长春警备司令志在必得，则今日在冰天雪地中作战者必为新六军，有新六军听其指挥，局势当不致如此艰苦，歼灭共匪主力目的当可完成。
孙立人则着眼于德惠之解围，德惠守军为新一军五十师固在其繫念之中，保卫长春的安全亦係其最关心的任务。孙立人并认为新一军只能完成求胜任务，无法处处兼顾；他并认为杜聿明在此冰天雪地中，欲与共匪求决战，在时机上不太适合，且无必胜把握。
四、杜聿明心中认为孙立人最不可原谅者，为渠在农安被围之际，几乎为匪所俘，而孙立人在长春视若无睹。
孙立人则说，新一军其时正在艰苦作战中，并非坐视不救，而是被匪军纠缠下一时无法出击。
以上四点，为当年瀋阳各界对杜孙失和的普遍传说，但证之以后发展，均与事实相符。在共匪第四次攻击结束以后，杜聿明召开作战检讨会议，在会议席上杜聿明与孙立人又发生严重争执；散会后，杜聿明立派参谋长赵家骧乘专机飞往南京，晋谒最高当局，将实际情形有所报告，赵家骧自南京返瀋阳后，长官部立刻发表孙立人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其所遗新一军军长缺，由坚守德惠的潘裕昆师长升任。
另据曾在农安战役中，挥兵收复农安的九十三军一位团长，李达人将军来台后，叙述杜聿明与孙立人在作战检讨会议中，两人严重争执情形如次：「杜长官说：此次德惠之战，如果孙军长遵照长官部的作战指导採取行动，则所收战果决不止此。孙立人说：我的任务是解围德惠，解了围就是任务达成，至于如何行动，是我自己事。杜长官说：因你没有遵照作战指导而行动，所以祇达到解围的任务，而没有收到歼匪的效果。孙立人说：上级指挥官，祇能授予下级指挥官以任务，而不能限制其行动。杜长官由衣袋中拿出作战纲要，朗诵总纲中一条说：军以作战为主，作战以歼灭敌人为目的；并接着说：你不仅违背长官部的作战指挥，且违背作战原则。孙立人立刻以退席表示反对，杜长官也立刻宣布：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违抗命令，贻误戎机，着即撤职，其缺由潘裕昆师长升代」。
在李达人将军以上叙述中，杜聿明在作战检讨会议上只提及德惠，而始终未提农安；人所众知杜聿明最恼怒者为农安被围险作俘虏之事，而此时讳谈农安，以笔者蠡测係故意表示公而无私。
我与孙立人一席谈
卅六年六月廿五日左右，其时为共匪在东北展开第五次攻势，四平街会战正面临最严重阶段；陈明仁所部国军已失去四平五分之四以上市区，侷促铁东市区一角，长官部同陈明仁的第四绥靖区司令部仅赖一手摇电讯机联络，记者们已经二、三天拿不到长官部战报。笔者特走访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张廷孟未遇，复访副司令易国瑞，在易副司令口中得到了空军在飞机上所看到的实际情形为：「四平大部市区已沦落，仅东南一隅之地，仍可看出双方作战迹象，车站一带则火光熊熊」。
笔者进入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前，曾遥见孙立人与一随从参谋，在铁路宾馆广场前徘徊；迨约一小时后笔者访问出来，孙立人仍站在铁路宾馆台阶上作无目的的远眺，似乎正有所思。笔者乃趋前与孙立人握手接谈，未数语，孙立人约笔者进入铁路宾馆二楼，渠下榻房间详谈。当年的谈话距今虽已历四分之一世纪，但谈话内容仍能大部记忆，兹特追忆如次。（孙立人将军现居台中，笔者对谈话内容负全责。）
问：孙副长官已到长官部办公了吗？
答：我办什么公？我有什么公好办？（笔者臆测，当时长官部可能并未给他準备办公室，以致在铁路宾馆闲居无聊）。
问：孙副长官，你看四平街情形如何，不知道能不能解围，长官部已两天未发战报了。
答：四平街现在情形我不大清楚，我未参与指挥，他们也根本没有人来问我的意见，目前已不是四平街一地的失与守的问题，而是如何扭转目前局势的问题。由这些无军事常识的人来指挥作战，不祇四平街，就是东北也早晚被他们断送。
问：那么可如何扭转目前局势。
答：他们在东北指挥，扭转局势很难。如想挽救四平街目前战局，只有一条路好走，但我说出来，杜聿明也不敢去做！就是命令长春与吉林所有部队，现在立刻以全部力量渡松花江去打哈尔滨。因为林彪所有力量全部集中四平街附近，哈尔滨现在是空城；果能如此，四平街之围自然可解，但我相信杜聿明绝无比胆量。
问：如这样一来，长春、吉林等地再丢了，不更糟了吗？
答：你这想法与杜聿明想法可能一样，你是新闻记者，当然难怪。杜聿明就是一向这样畏首畏尾，所以坐失许多良机。共匪战术一向是阻援打点，他们可能留有兵力，準备阻挡长春国军南下支援四平；而绝不会，也想不到我们长春军队北上去打哈尔滨；同时，国军如去攻打哈尔滨，匪军必全力去救哈尔滨，那有心去攻长春。再者，就是长春丢了又有什么关係，瀋阳的国军不会跟进再收复吗？我们今日不能与共匪死拚，他们有的是人，我们需要的是战胜而不是死拚，作战最忌畏首畏尾。
问：通化附近作战，我们损失那么大真划不来，干吗在冰天雪地中去打临江！
答：这完全怪杜聿明指挥不当，他根本就不配作指挥官。就拿这次怀德的事来说吧！怀德处在中长铁路西侧，本身根本无险可守，在军事上只配作个前哨据点，而不能做为作战基地。在怀德摆多了军队根本没用，大股敌人来了根本无法守，所以我只在那裏摆了一排人；告诉他们有了情况除立刻报告外，要看敌人来的多少，小股窜扰时当然就地抵抗，大股敌军来时，放几枪就可且战且走，给中长路上部队一个準备时间就行了，只要公主岭不失与中长铁路不被截断，匪军拿下怀德也佔不久。杜聿明一定要我派一团人去守怀德，你知道不知道新一军一个团装备有多少，在战场上展开了，共匪一个师也非对手，但在怀德这地方受到限制就施展不开。其后，我将这种理由向杜聿明说明，他同意了，我就把这团人（团长姓项）调回来，没有几天杜聿明忽然又让我调回去；在共匪第四次攻势，长春地区作战时，因战场需要我把项团调到长春，我来瀋阳后，杜聿明又把部队调回怀德。这一团人像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弄得人困马乏；这次项团长回到怀德，一切尚未布置好，共匪趁机而来，这一团机械化部队就白白的给共匪吃掉了。孙立人把手上的手套脱下向桌子上一丢说：这真叫我心痛！新一军一团人多当用！就这样断送了。
问：孙副长官，你为什么不把打哈尔滨计划，向杜长官建议，也许会被採纳。
答：杜聿明这种人有胆量去做吗？我绝不相信。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松花江北岸大桥底下的陶赖昭桥头堡，我在那裏摆了三百人，到今天与长春失去联络半年多了，到现在还在坚守着。共匪发动攻势时，杜聿明曾让我把这三百人撤到德惠，我没有撤；我们如不想光复松花江以北地区那没话讲，如将来还想接收北部，还想拿哈尔滨，有这个桥头堡就有用了，将来作战时，不知可省多少力量，可以少死多少人。陶赖昭桥头堡那裏有粮食、有弹药、有水、有发电设备，这是日本人预备和俄国人作战经营的永久工事；共匪如想拿这桥头堡，林彪非準备牺牲很多人不可，我有一万分把握，共匪不会随便去攻这个桥头堡。（笔者按：孙立人作此项谈话时，係在民国卅六年六月，事逾一年，迨民国卅七年十月廿三日，共匪宣称已佔领长春时；笔者在南京看到报载，我空军飞临长春上空，侦查确实情况时，见长春市区沉寂，有如一座死城，已看不到大建筑物上的国旗；但在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仍在迎风招展。笔者看到这则新闻，心中酸了好一阵子，东北之败乃至全国之败，决非败在前线战士，乃败在高级将领争权夺利，败在经济紊乱，败在封疆大吏的腐败⋯⋯）
问：农安之役究竟是怎么会事？
答：（孙立人好像不太自然，回答时亦不像其他问题那么「斩钉截铁」与雄辩滔滔，他讲了几句，笔者并没有捉住话的中心，只好像是说：「当时长春、德惠等地仍有共匪大的部队，新一军如移师农安，德惠等地共匪亦将跟蹤而至等」。）
问：在杜长官与孙副长官之间，是否有人在挑拨离间？
答：谁在挑拨？我知道他们在造谣，说我接近民主同盟份子，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笔者鑒于孙立人那种义愤填膺的样子，自知劝也劝不了，乃行告辞；在廿余年后的今天，来检讨这件事，在客观上杜聿明与孙立人均有责任，但孙立人究属部下，以下抗上更难为人所谅解，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对事不对人的肚量，为什么就没有事过之后原谅对方的胸襟，而拿国事作为个人洩愤的对象，国家失败了，个人难道就可独善其身吗？
东北国军重要将领失和情形，被林彪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便大胆的在东北施展陆上「跳岛」战术；越农安打怀德，越长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铁岭，越瀋阳打锦州⋯⋯终致糜烂了整个东北。孙立人在铁路宾馆盘桓了一阵子后，深感无聊，不久便称病辞职去了南京，他深蒙最高当局的器重与爱护，改任陆军总部训练司令到台湾来练新军。杜聿明也于陈辞修将军出主东北行辕后因病去职到了北平。杜聿明与孙立人的先后离开东北，代表了国军在东北全盛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混乱失败时代的开始；这距杜聿明率师于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关还不到两年，这距吉长大捷，兵临松花江畔才整整一载；局势就这样转变了，好像一霎眼便全变了，不要说东北老百姓蒙在鼓裏，就是身为记者天天在各处跑来跑去的人，也为这突变所惊愕。杜聿明率师出关时，今日克绥中、明日佔兴城的声威到哪裏去了！吉长大捷时，那种作扇形扩展的雄风何在！东北局势变了！全中国局势也跟着变了！
我迄今仍然清清楚楚记得，把母亲临时缝的羊毛坎肩往贴身一裹，披上大衣便匆匆就道时的情景；也记得车过山海关时的意气飞扬；更记得在瀋阳街头见到低头躬腰的日本人时，内心那种满足！我忘不了四平街解围后，在陈明仁（在瀋阳作四平街胜利游行）游行花车上，那种兴高采烈的滋味！也忘不了「公主屯」之役后的悲愤！更忘不了乘飞机告别瀋阳时的黯然神伤！
（原载《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26期，1972年）
徐蚌会战国军失败的最大癥结
——邱清泉对黄伯韬见死不救之谜
起舞
徐蚌大会战揭幕前夕，国军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围，终至全军覆没，实为徐蚌会战中的一件大事。假如当时黄伯韬部从连云港能顺利开到徐州集结，国军能完成徐蚌会战的预定部署，战局便将完全改观。当时国共双方用在这一战役的兵力，都逾五十万人以上。但因国军装备远优于共军，如运用适当，很可能一举而将陈毅刘伯承部予以歼灭。
邱清泉
因此，能否解救黄伯韬部突破碾庄之围，遂成为全局胜负的关键。如黄部之围可解，则国军在徐蚌会战中便已稳居上风；否则，会战部署尚未完成，已被共军各个击破，全局则不堪设想矣！
当时国军骁将邱清泉实肩负着解救黄伯韬碾庄之围的重任，邱氏所部素以精锐着称于时，何以竟未能达成此一救援任务，卒令黄伯韬殉职碾庄，全军瓦解，战局亦因此急转直下而至不可收拾？邱军援黄失败的癥结安在？二十年来，似无翔确报导，作者当年于役邱氏戎幕，对此中秘情，知之颇详，自逃荒南来，每欲属文记述经过，以迫于生计，搁置者再。兹趁复活节假期之暇，凭记忆所及，草成此篇，以告关心国故之读者。虽久疏翰墨，文笔枯涩，但追述旧景，事皆从实，尚希海内外广大读者诸君进而教之。
克复开封 反受惩处
在徐蚌会战前刻，便有一种流言遍传军中，那就是关于邱清泉与黄伯韬的「私人恩怨」问题。这事的起因，是由于黄伯韬所部在徐州以东的碾庄被共军陈毅的几个纵队所包围，是时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即令在徐西砀山的邱清泉部驰往援救，激战十一昼夜，黄伯韬卒以粮尽弹绝，全军尽墨。于是，一般人多归咎于邱清泉的救援不力，致使黄伯韬被陈毅吃掉。
当时邱清泉与黄伯韬两个兵团，皆属国军劲旅、在戡乱后期，军情逆转，邱黄二氏，不要说私人感情如何，即以大局而论，亦应知唇亡齿寒，患难与共。何以邱清泉竟会见死不救，坐视友军覆灭，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提起这重公案，说来话长，要想明白内情，必须从徐蚌会战前数月的豫东会战前数月说起：当豫东会战开始时，黄伯韬在豫东受到刘伯承的攻击，当时邱清泉远在鲁西一带搜剿共军，因事实上的需要，邱氏亦奉令参加豫东会战。当即由郸城挥军驰往豫东。大军途次兰封时，适有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率领一群在开封（河南省会）失守时逃出的绅商名流在道旁迎候。竭诚要求邱清泉率部顺道反攻开封，并申述三项理由如下：
（一）参加豫东会战固重要，但收复开封省会，安抚全省的人民，对国内外的影响更大；
（二）收复开封，恢复陇海铁路东西线的交通，对部队调动、补给运输的利益尤大；
（三）凭邱部精锐之师，反攻开封，共军决非敌手，收复省会，只是举手投足之劳，而能解救数万流亡人民的痛苦，何乐而不为？
邱清泉当时对于刘主席和开封绅商们的要求，颇感为难。倒不是有碍私人的情面，而是考虑到自己的责任。如挥军收复开封，势将延阻驰往豫东的行程；若不理他们的请求，又不忍漠视人民的痛苦。在迟疑莫决之下，当即召集高级干部开会，在会议上，咸以为豫东方面战况已趋稳定，即使分兵收复开封，求取速战速决，耽误时间不会太多。于是邱军决定西进向省垣展开全面攻势。经二日激战，盘据开封之共军终被击溃。邱军于收复开封后，又马不停蹄地再驱豫东。在睢县一带与共军刘伯承等股激战一週，各地次第肃清，共军连夜向北逃窜。
当时国防部检讨这次战役，认为黄伯韬战蹟彪炳，特予奖励；至于邱清泉，因延误两日行程，竟予以惩处。问题便由此发生。
接惩罚令 笑了一笑
事实很显明，邱清泉延误两天时间，原是为了收复开封之故，名城失而复得，并未贻误戎机，但国防部居然不承认这件事，认为邱军收复开封，事前未经奉令，属擅自行动，决定予以惩处。
因豫东战役后，中枢作出了奖黄惩邱的处置，于是，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便以为邱黄之间，已有芥蒂，以后邱军奉令解救黄伯韬庄之围，迟迟不能达成任务，终使黄部瓦解冰消，遂有人传说这是邱对黄报以前的「一箭之仇」。
在豫东击败共军刘伯承等役不久，惩罚邱清泉的命令就下达了！我当时适在邱氏的办公处聊天，很留心观察邱对这件事的反应。因为命令尚未到达前，南京方面即已传出「奖黄惩邱」的消息。大家都感到有些诧异。但仅传闻，还不免将信将疑。现在命令真的到了，司令部中人，窃窃私议，如暴风雨之将临。
邱氏接到「惩罚令」时，大略看了一遍，神情如常的笑了一笑，便顺手交给他的参谋长。这位参座把命令拿在手上，也是一面笑、一面看；我看他们都笑，也只好陪着笑一阵，不便多说话。消息传出后，邱军的一般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愤愤不平地纷纷发表意见：「同在一次战役中打胜仗，为什么有『奖』与『惩』的不同处分？」「假如我们不参加豫东会战，黄伯韬单独可以打胜仗吗？」⋯⋯
邱清泉内心裏反应如何，笔者无法乱加忖测，但他当时看到部属们愤然不平，曾向大家解释说：「上面对下面，就像大人对小孩子一样，打一把、抚一把的，这算不了什么！」
邱氏对此事最露骨的一次表示，是和我们谈到「国防部不承认收复开封」时，显然有一种不愉快的神色，流露在他的眉宇间。但是，这种「不愉快」，绝不是对黄伯韬，而是对国防部。邱氏为人敢作敢为，有时不免略露骄矜之态，但他却是傲上而不凌下。事实上，黄伯韬并没有给他「奖」或「惩」的权力。同时，邱对黄也没有由「羡」生「嫉」的心理。因他把「奖」和「惩」，都看作是一件「算不了什么」的事。事实上，果然不错，当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邱清泉的第五军便扩编为第二兵团，而邱氏亦升任兵团司令，所谓「惩处」，不过如是而已。
因此，在邱、黄之间，实在找不出有「恨」的根苗存在。既无憎恨，何谈报复，一时的流言蜚语，若非捕风捉影者的揣测之词，便是当时共军方面有意製造的谣言。
同功异酬 共谍杰作
至谈到当时邱军「收复开封」这个问题，假如邱清泉部经过兰封时，不接受豫省主席刘茂恩等人的要求，一直驰往豫东，将刘伯承等股共军击败，自然不会横生枝节，弄出对邱黄「同功异酬」的处分。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当时情势下，开封应不应该收复？
按开封绾毂中原，又是河南的省会。如令其长久落在共军手中，不仅东西交通截断，而且在国际上，亦将发生不良影响。假如不是像邱清泉这样勇于负责的将领，能在行军途次，挥军前往收复，这座开封名城，还不知要多受几许蹂躏哩！
虽然，当时国防部并没有说过开封不应该收复，而只是「不承认」是邱清泉收复的。这样一来，便成了一件「对人不对事」的公案。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邱清泉的「骄傲」性格所促成的。这话也许有几分理由。因为邱氏统率精锐，百战功高，除对蒋总统竭诚服从外，对其他的人，一概不大卖账。以致遭到许多人的嫉恨，遂对邱氏的第五军，敢怒而不敢言，不惜多方打击。例如：「第五军的纪律如何坏！」「第五军的官兵如何骄傲！」⋯⋯只有一样不宣传，那就是「第五军的战绩」。这些指摘与攻讦，多数来自国防部，只要邱清泉到南京去一趟，就能带回来许多的「消息」。
当时也有人怀疑邱黄同功异酬一幕，其实是渗透到国防部的高级共谍的「杰作」，所以要演这么一场戏，其目的却在破坏国军的精诚团结。接着徐蚌会战揭幕，又造出了邱清泉对黄伯韬「见死不救」的谣言，使国军自乱步骤，自陷绝境！
由此可知，邱清泉在徐蚌会战初未能解救黄伯韬的碾庄之围，其真实原因，绝非所谓私人「恩怨」问题而致「救援不力」、甚至「见死不救」。何况邱清泉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他何尝不了解到黄伯韬的失利，对整个战役及全国局势所发生的影响为如何！莫说邱黄之间并无「恩怨」，即使有的话，面对紧急战况，也会想到唇亡齿寒，又岂肯因私废公，自取覆亡呢！
当年陈毅怕邱清泉
至黄伯韬被围碾庄，邱清泉救不到黄伯韬的原因，真是「救援不力」？抑或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兹据笔者当时亲身目击的实况，叙述如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研究一次战役的成败得失，先要明了双方所使用兵力的多寡，才能作为评论的依据。
当黄伯韬部在碾庄被围时，一般的形势是：
（一）当时陈毅所部窜到徐州地区的兵力，共有十一个纵队。在战斗开始时，陈毅以七个纵队包围黄伯韬，另以四个纵队迎击来援的国军。当战斗进入最高潮时，又加入了刘伯承部的九个纵队，及土共魏凤楼部，和叛军化文、冯治安部，总数在二十个纵队以上，不下五十万人。
邱清泉兵团是以第五军为骨干而扩编的，把第五军原有的三个师，扩编为六个师，成立两个军——第五军及七十军。另配属七十二军、七十四军及一百军的一部（另一部在黄伯韬处），总兵力约有十二万五千人。
敌我兵力的比数，适为四与一之比。虽然在战斗初期，被黄伯韬牵制一部共军，但到黄伯韬被围一週后，粮弹两缺，已失去攻击力量，陈毅只留极小部份兵力及土共、叛军等困住黄伯韬，而把全部力量用以对付邱清泉部的来援，战场上火海人海，惊心动魄，战斗的激烈，为从前所罕见！
（二）邱清泉于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间，接到徐州剿总的命令，驰援碾庄，解救黄伯韬之围，十三日即由徐州以西的砀山到徐州，立即马不停蹄、夜以继日的衔枚疾走，十四日晨即到达前线，以第五军在左，七十军在右，担任主攻，而以配属部队担任侧翼掩护及维持后方交通补给线的安全。即刻开始向共军攻击前进。
「围点打援」，本是共军一贯所用的战法。但在这次救黄战役中，却不同以前，陈毅把「打援」改成了「阻援」。这种战略的改变，却增加了邱清泉的困难。因它成为一种坚强的阵地战。
陈毅改变战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他以前在苏北曾吃过邱清泉的大亏。过去在盱眙汊涧地区，陈以八对一的优势兵力，猝然向行动中的邱清泉部猛扑。经过一日的剧战，「人海」终在「火海」裏消沉了。
当时陈毅对戍守徐州的国军兵力自然看得很清楚。李弥兵团固守徐州市区不能缺弹，孙元良兵团力量不够，无力解救黄伯韬之围，算来算去只有邱清泉了。这在陈毅的痛苦记忆中会提醒他，这个援军不能「打」——最有效的办法，只有「阻」了。
陈毅既料定邱清泉会由徐州来援，遂于围困黄伯韬时，先在碾庄与徐州之间的鼓山到虎头山、大庙、陈庄、王家园一带，纵横数十里的地区，构筑纵深阵地，以四个纵队的兵力，据守阵地，等待国军。邱军抵达时，陈毅的部队已经等了三天，其阵地更加强到十分坚固的程度。
陈毅对邱、捨打用阻
邱清泉在开始攻击前，已了解了当面敌人的情况，特召集全军高级干部会商怎样打法，要各干部提供意见，计有两案：
（甲）以迂为直——绕过当面的共军，直驱碾庄，打破共军的包围，救出黄伯韬。
（乙）採稳扎稳打战法——先击溃当面的共军，再趋碾庄解黄伯韬之围。
经过一阵论战后，邱清泉卒採取了第二案。理由是：第一案太过冒险，因为邱氏一生的战术思想指导，在「隐」「奇」「变」三个字，而不主张冒险。迂迴到达碾庄，是可能的，但在中途会不会成为黄伯韬第二，却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因为刘伯承有九个纵队摆在邱清泉军的右侧背，威胁太大。迫于当前形势，不能不採取稳扎稳打的战法。
在开始攻击的第一天（十一月十四日），邱部第七十军的冯团，便吃了相当大的苦头。激战一日一夜，始将一个依山带垣的村庄攻下，而全团的伤兵，几达五份之一。这种伤亡数字，创第五军作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因为，这次的战斗，完全变成了攻坚。
这一带的地形，又全是崇山峻岭，好似阶梯一样，一个山头高过一个山头，一直到鼓山，才算达到最高峰。过了鼓山，一泻而下，便可直抵碾庄。在每个山头和每条山岭间，都有共军的坚强工事，而且阵地是纵深配备的。使攻击的部队不仅是攻坚，更要仰攻。
本来，邱清泉是不主张夜战的。因夜间难以观测，不能发挥优良武器的最大效力。这时的情形可不同了。水不紧，鱼不跳。徐州剿总的电令，不断的传来。迫着邱清泉打破向例，进行夜战。
因此，战斗的重点，已由长兵转为短兵了。「长兵短用」，是是第五军在抗战时的名言，毕竟对共作战与抗日不同。放弃优势火力，而与共军短兵相接，是捨长取短，徒增伤亡。而邱清泉亦在所不计。每到黄昏后，即能看到星光（曳光弹）直飞，火花乱溅，纵横数十里，全成了一片火海。
经过四昼夜的血战，幸将鼓山攻克，进展虽嫌滞迟，亦算差强人意。从鼓山往东的山势，一泻而下，直趋碾庄，已是指顾间事。
刘伯承部 突然杀到
战局进展至此，忽起波澜。就在攻克鼓山的当夜，刘伯承突以九个纵队直叩邱清泉的右侧背，并扬言当夜即要攻佔徐州飞机场。这一着棋，正打中邱清泉的要害。亦是这次战局胜负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
刘伯承的企图，可不算小。据俘虏供说：刘攻佔徐州飞机场的目的，是想打断邱清泉的后方交通，把李弥、邱清泉、黄伯韬截成三段，分别予以包围，然后再各个击破。以当日在徐州、宿县的五十万共军来说，似有这么一试的可能。
刘伯承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又使邱清泉面临一个大难题——「救人」与「救己」孰先孰后？不错，邱军攻下鼓山，已掌握了胜利的锁钥，如继续东进，指日可到碾庄，救援黄伯韬出重围。但是，邱军后方交通如被刘伯承截断，亦有被包围的可能，纵令与黄伯韬在碾庄会师，能否一同冲出包围，实在没有把握。同时，徐州剿总也没有部队派出来策应。复经过全军高级干部会商议定：「救人先救己」的决策，连夜调动部队支援右侧背，因为七十军在邱兵团的右翼，比较接近刘伯承的攻击点。邱清泉当即决定由七十军派队前往阻击刘伯承部，并限在翌晨拂晓前务要赶到目的地，加入战斗。当笔者从火线上把部队抽出时，已是夜间九时二十分。因时限急迫，立即开始行动，连夜衔枚疾走，勇往直前。至凌晨五时便已赶到。
这时，七十二军、七十四军都受到刘伯承部的猛烈攻击，已有精疲力竭之势。笔者不敢稍失时机，即令全军立刻摸到刘伯承部的右侧背，出其不意，以排山倒海之势，予以致命冲击。刘部不虞有此，顿感惊惶失措，锐气尽折，七十二军、七十四军见有援军赶到，亦鼓起勇气，乘机夹击。只听得共军阵地裏一声吶喊：「第五军来了！」便纷纷向后逃退，笔者率众一追二十里，始停止前进。
当是时也，刘伯承、陈毅以第五军主力南调，乃迅即转移兵力，向碾庄及鼓山方面大施压力。因邱清泉从第一线抽调部队对付刘伯承时，鼓山一带的战斗已稍缓和，陈毅便乘机向黄伯韬缩小包围。这时黄伯韬已被围经旬，弹尽粮绝，已濒山穷水尽之惨境！等到邱清泉击退刘伯承，再转用兵力加紧东进时，鼓山又告失守，经过一场惨烈争夺，虽能再把鼓山攻下，而黄伯韬的噩耗已经传到了！
邱清泉听到黄伯韬自戕殉职消息，曾为之震惊异常，不禁悲愤地说：「能征惯战的将领又少一人！」当时有人提出：「黄伯韬壮烈牺牲，会不会有人责怪我们救援不力？」邱氏却很严肃的说：「问良心，我们总算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邱氏此言，确有事实证明，在援救黄伯韬一役中，邱军的伤亡数字已超过豫东会战的数倍。似不能再说他「救援不力」了！
检讨功罪、刘峙有责
一般检讨救援黄伯韬这个问题，多把责任推到邱清泉的身上，他是直接负责指挥解围部队作战的高级长官。事实上还有人要比邱清泉负着更重大的责任，那人是谁？就是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刘峙在救援黄伯韬战役中，究竟犯有什么错误呢？如今旧事重提，最主要的计有以下两项：
一、时间的耽误：时间，是关係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所以邱清泉曾说：「打仗就是打时间。」这个道理，倒是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例如：两军对垒，如先敌一分钟佔领有利地势，就可藉「地利」之助，佔到便宜，而把来犯的敌人予以重大打击。否则，便受制于敌人，不仅增加伤亡，甚至功亏一篑！邱清泉在救援黄伯韬战役中便遭遇到这种情形，如要认真追究责任，徐州剿总刘峙不能辞其咎。
刘峙
当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援黄，开始採取行动时，黄伯韬已经被围三日了。陈毅便利用这三日两夜的充份时间，把「阻援」部队配备在鼓山以西纵深数十里的崇山峻岭地带，完成了坚强阵地的构筑，使邱清泉的救援行动，完全成了仰攻及攻坚的阵地战。事实上，剿总的命令是可以早两日发出的。
假如能在黄伯韬被围之日，即令邱军迅速驰援，纵令陈毅派有四个纵队阻援，但因无坚强工事作为有力掩护，凭着邱清泉的激昂士气、优越火力，对付劣势装备的共军，大可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决不需要四昼夜的浴血奋战，始能攻到鼓山。
又假如邱清泉的行动「神速」，必令共军陷于忙乱，失去充份準备和部署的时间，纵令刘伯承要在最紧急的关头加入战斗，亦不可能及时赶到，邱军又何至会有后顾之忧！
迟疑不为、贻误戎机
因为刘峙耽误了三天宝贵时间，才使邱清泉陷入了陈毅在鼓山以西所设的陷阱——纵深数十里的坚强阵地，寄身锋刃，浴血苦战，亦不能得到迅速的进展。「迟疑与不为，都能陷军队于危殆」虽是典範令上的原则，亦是给刘峙将军的写照。因为他「迟疑」、「不为」，白费了三天的宝贵时间，不令陷邱清泉于「危殆」，更连带的送掉了黄伯韬！
记得在那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间，邱清泉接到刘峙总司令的电话，十三日拂晓即出发，下午到达徐州并未停留，夜以继日的前进，十四日晨，已进抵共军阵地前线，即开始部署攻击，可说绝未误时间。如是说邱军误的话，只有十二日接过电话午夜后的那段时间，邱军不曾夤夜出发。不，刘峙总司令在电话裏，只叫邱清泉明天到徐州接受「新任务」，并没有说明是救援黄伯韬。这可能是刘峙的精细处，没有过早暴露企图，或由于电话中不便明说吧。纵令这裏有所耽误，也是不能写在邱清泉的账上的。
因此，在援救黄伯韬战役的开始，已蕴藏了失败的因素——没有把握时间，捕捉战机。这是刘峙总司令在援黄战役中，应负的第一项责任。
旧事重提、犹深叹息
二、指挥不适当：前面已经叙过，邱清泉援救黄伯韬失败的主要关键是因刘伯承部猝然加入战斗，要切断邱军的后路。一个邱清泉对付陈毅及刘伯承两个人；一个兵团要和将近五十万的共军战斗，这是多么艰巨的一个任务。否则，凭邱军装备之佳、锐气之盛，没有救不出黄伯韬之理。根据过去的战例，邱清泉曾在苏北盱眙、天良一带把陈毅所部打得落花流水；又曾在鲁西鉅野，把刘伯承部打得溃不成军。为什么邱军在徐州不能取胜呢？一对一则可，一对二则兵力太相悬殊，如能保持不败，已属难能可贵，还能期望邱军把陈毅、刘伯承一齐打垮？
邱清泉激战身亡
刘伯承参入战斗后，刘峙总司令又没有作出适当的处置，依当时的情况，最低限度有两件事是可以做得到的：
（甲）刘伯承部由宿县到徐州，不是一蹴可及的。而且他是几个纵队的大部队行动，即使是一个麻雀飞过，也会有一个影呀！不能说一个大部队的行动，竟毫无蛛丝马迹可寻？唯一的卸责办法，只有说当时徐州剿匪总部没有情报。
假如徐州剿总能即时侦知刘伯承部的行动，事先作出适当的处置，便不会影响到全局。或儘早告知邱清泉作适当準备，也免得事起仓卒，手忙足乱，要连夜从前方抽调部队去稳定侧背，而鬆驰了第一线的战斗。
由于徐州剿总没有情报，而邱清泉也只注视当面的情况，没有顾到以外的变化。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至今回忆，犹深叹息！
（乙）李弥的部队，不是一个不能打的兵团。在抗战时期，扫归杜聿明指挥，曾有甚多表现。但在徐蚌战役中，始终被剿总「冻结」在徐州，使它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诚令人不可解！
当刘伯承攻击邱清泉侧背时，如按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李弥兵团早就应该要行动了，不知为了什么，宁愿坐视战局逐日恶化，亦不肯动用李弥部队，这是刘峙总司令的最大失策处！
综合以上所述各节，可知援黄失败的癥结是：
第一、当邱清泉攻克鼓山，已胜利在望时，忽然半途杀出李逵，拦腰一击，影响全局。倘刘伯承不在最紧急关头，突然加入战斗，由陈毅一人独战邱清泉，则援黄战役即可胜利结束。因纵深数十里的坚强阵地，已被邱军攻克，制胜锁钥的鼓山，已握在邱清泉手裏，从此直下碾庄，轻而易举，怎会遭到失败？
第二、陈毅、刘伯承已经合力对付邱清泉，而放在徐州的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却都坐在城上观虎斗，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亦不立即谋求对策，任令邱清泉从援黄火线上抽出部队，再回头去对付刘伯承。如此一来，无异放弃了救援黄伯韬。最低限度，已予陈毅以解决黄伯韬的机会。
所以，我的结论是：援黄失败的癥结，绝非邱清泉「救援不力」，而实由于徐州国军未能合力对付陈毅、刘伯承有以致之！
马步芳马鸿逵貌合神离
——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
马鸿逵
三十八年我被「撤职查办」案，完全由于青海兵团三十七年剿共不力，丧师失地，马步芳为掩饰自己过失，诬控我「擅自撤兵」而引起。前经函行政院、立法院，说明事实经过，请求彻查事实真象，秉公处理。无奈其时大局紊乱，蒋公下野，中枢纷乱，宵小弄权，凡我所陈，均无下文，因此我「职被撤」（其实我已无职可撤），但未获查办，不胜遗憾。至今时十余年，事过境迁，再求「查办」平反，殆已无可能，惟一任冤沉海底，实有未甘，爰就马步芳父子当时在西北私心自用，迫害我部种种措施，写了一封公开信给马步芳。谁是谁非？马步芳父子心裹明白，期与对质检讨，此信发表后，马步芳噤若寒蝉，迄未敢作答，其羞愧乎？良心发现乎，无可申辩乎？未便妄加悬揣，兹将该信原稿附录如后，用作历史见证：（此信为存真起见，完全照先曾祖亲笔原稿一字不易抄录。爱玲谨注）【按：「爱玲」，即马爱玲，马鸿逵曾孙女，马鸿逵口述回忆成书整理者。】
马鸿达
子香大鑒：
西北沦陷十有四年矣！未曾一面，亦从未通信。李宗仁挟嫌报私，妄以「撤职查办」罪名加诸于我，亦十有四年。我现年已七十，不愿长久蒙此不白之冤，使今日国人误解，将来历史失真，特愿表而出之，以明真相，而辨是非。幸垂察焉：
（一）无「职」可「撤」，「查办」何来？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于三十五年冬召开製宪国民大会于首都，原通缉有案之宁夏共党匪徒雷启霖（雷后出任共匪西北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及宁夏省府委员，可为铁证），以非法手段取得代表资格，出席大会，对鸿逵大肆攻击，曾一再请求中央澈查究办，均置若罔闻。鸿逵于此时，即深感国家纪纲不振，已萌退志。迨三十七年，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拟编组三军新军，鸿逵曾密电今总统蒋公略称：陕甘之人，身强力壮，是最好的士兵，但军中干部，万不可用陕甘一人，因现长官公署所用之干部，尽是杨虎城、邓宝珊之旧部，全属共产党员，万不可用。嗣奉总统严电申斥：「要和睦同僚，不可乱道。」主管机关并将我之密电，分送兰州张治中、郭寄峤，及新疆陶峙岳等传阅，鸿逵以耿耿赤诚，公忠谋国之心，既未能取信于中央，复开罪于地方，去志益坚。三十七年秋，一日在兰州张治中家中用餐，顺询当时甘省主席郭寄峤氏：「补充援榆林之役伤亡八千人之新兵，何时拨出？」郭答：「汉人不替回回当兵。」我说：「那末，回回也不能替汉人当兵。」在座省议会议长张维及地方闻人水梓，急起劝解说：「大家不必争执，这事由我们以地方人资格负责解决。」鸿逵一向主张泯除回汉界线，息争为国，不意郭氏以肩负省政重任之封疆大吏，竟有挑拨回汉情感，製造乱源。鸿逵以与素志相违，难以协力合作，亟思勇退。总统于三十七年十一月（按：应係卅八年一月）通电引退后，鸿逵为报答总统三代知遇之恩，绝不愿再为第二人作部下，亦决心告退，故于三十七年十一、十二两月，四次连电中央，请辞本兼各职，于是年十二月奉行政院令，准予给假回籍养病，宁夏省主席职务，另由行政院委人代理，并呈报备查在案，即离宁往兰州家中养病。军事方面，自国军编遣会议后，鸿逵所部已改为宁夏兵团，兵团司令官并已由中央另委人接替，直接接受西北行辕指挥，后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治中为长官，鸿逵为副长官之一，早已识破张治中卖身投靠的勾当，曾五次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决不就任副长官之职，并将副长官之委任令、印信及每月薪饷，完全退回。总统曾迭电申斥说：「不听话」，但鸿逵宁愿受申斥，始终未曾就任。三十八年春，鲍尔汉、陶峙岳由新疆来兰，与张治中等人每夜秘密商讨「亲俄拥毛计划」，当时西北人人皆知，甘省主席郭寄峤氏，常与三人同在一起，不知曾否向中央报告？鸿逵以在养病期间，不敢多言，惟恐既难取信于中央，复激怒总统。综上以观，鸿逵在政治、军事两方面职务，早已交代清楚，无官守、无职责、纯粹一平民身份而已。试问无职责之人，何来「撤职」？更何来「查办」？李宗仁私心自用，故入人罪，马步芳嫁祸诿过，借刀杀人，居心可诛。此种乱命鸿逵誓死绝不接受，现正呈请中央澈底查究。若鸿逵罪有应得，应严厉依法治罪，若与鸿逵无关，亦应早为昭雪，免鸿逵长此遭受不白之冤。若不「查」，亦不「办」，视同儿戏具文，则政府威信何在？
（二）对共匪作战经过的事实
三十八年夏，胡宗南自西安撤至宝鸡，你父子要放弃陇东。是时我在兰州养病，在话报机上听你父子商谈，马继援说：「尕人（指胡宗南）已经野鸡（西北土语，即溜走之意），我们不能一家打仗。」并决定分两路撤兵，一路由临洮抵河洲；又一路过黄河，由景泰到河西。我在电话上曾力劝你们父子万万不可放弃陇东，到万不得已时，宁可放弃宁夏，也须集中军力坚守陇东。当时宁夏父老及你我两家的亲友们并宁夏部队全体官长，都一致反对，说你是「狼子野心」「毫无天良」，万不可合作。此时正京沪撤退，政府迁移广州之真空时期，我以在野之身，扶病垂涕而道，力劝大家秉于「同舟共济」的大义，相忍为国，通力合作，以挽此危局。终于说服。此完全基于地方及国家利益设想，你父子以武力霸佔陇东有年，平时派兵、派鎗、派马、派款、派给养、派服装⋯⋯横徵暴敛，民不堪命，到危难时，与敌人尚有数千里之遥，未放一枪，即闻风先逃，诚不知国家养兵是为何用？地方竭力供应驻军，又为何来？迨宁夏八万大军，兼程赶到平凉，你父子又变更原议，不惜以宁、青两省十余万国军，为个人沽名钓誉之资，欲出兵攻取西安。我从旁力劝不可，盖军事贵知虚实，更须知己知彼，稳扎稳打，不可孤军深入，自投罗网。我并建议：一面连络宝鸡胡宗南大军，一面将宁青军队控制在长武原一带，步步为营，逐步推进，以收复西安，你父子也完全不听。当时敌军彭德怀部，原不足虑，而敌军十八、十九两兵团，己自太原调动，严阵以待。子香你记得你答覆我的话：「你不要再管，完全交给尕娃（指马继援）。」从此西北局势日趋恶化。再愿补充说明一点：宁夏军队，于七昼夜中，不眠不休，马不停蹄地赶到平凉后，疲惫大军被放置在永寿、监军镇、乾州、澧泉等地方，将彭德怀部队，节节击破，溃不成军，直抵咸阳西二十里堡。你父子恐怕宁夏军队取得咸阳，进而收复西安。马继援遂令将他自己之部队换了宁夏军队之阵地，此时敌军十八兵团援咸阳之两营兵到达，青海骑兵攻咸阳时，死伤数千人，你父子失魂丧胆，将青军撤至泾河以西，仍教宁夏军队接防阵地，翻云覆雨，纯以私利为出发点。此时敌军十八、十九两兵团已到达西安以西，你父子续将青海军队撤至六盘山会宁以西，士无斗志，溃不成军，已无法掌握，又拟将宁夏兵团改为陇东兵团，防守陇东以卢忠良为兵团司令官。卢以军队之番号，应由中央统一规定，辞不敢受，卢将宁夏军队集结于平凉西瓦亭、白杨林等地方，与敌人十八、十九兵团浴血苦战三昼夜，消灭敌人三万余人，瓦亭河水皆赤。此时，马继援在六盘山顶袖手观望，青海某参谋建议：「现在我们出一支有力部队，绕至平凉以东，截断敌人后路，可以得最大之胜利。」马继援答：「管烂吊哩（最下流的骂人话，即管他妈的意思）！」当时卢忠良之连络参谋，在旁亲耳所闻，你父子险诈自私，欲藉机消灭友军，坐观成败，犹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而西北之大局日非，从此不堪收拾矣！当初宁夏军队攻下永寿、监军镇、乾州、澧泉直抵咸阳时，青海军队未参加一人，未放一鎗，你父子欺骗世人，作虚伪宣传，使全国以至海外报纸，都为你父子大吹特吹，大捧特捧，未提宁夏军队流血苦战一字。此种欲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欺世盗名之行为，当知人间之有羞耻事吗？又三十六年，广东部队，千里迢迢，空运驰援陇东，开抵战场后，即被你父子暗中嗾使青海部队开鎗射击，对方打旗语不听，吹号音不理，青海军只是高声大叫：「打死瓦达尔瓦」（瓦达尔瓦是马步芳父子给南方人的绰号，含有轻侮意），致粤军死伤纍纍，武器尽被青海军掳掠以去。此种萁荳相煎，自相残杀，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行为，尤为可耻可恨。不知中央为何竟未对马步芳父子予以处分，为军纪伸张正义。
（三）清还欠饷
三十八年四、五、六三个月宁夏军队之薪饷。此三个月正是宁夏军队，在平凉以东、西安以西，出生入死，浴血苦战时期之薪饷。你以蒙混欺骗之手段，在广州完全骗去，分文未发，此係国家公款，宁夏官兵以血汗换来应得之薪饷，不得移作他用，更不得饱入私囊，用途方面，应有明白之交代。由韩战中重投祖国怀抱之反共义士，宁夏官兵三百余人，现均在台。此等官兵三十八年四、五、六三个月之薪饷，应扫数发清，余款请解缴国库，以救济由大陆逃出、投奔自由之苦难同胞。又西北地方寒冷，翌年服装，须于前一年染布、晒布、剪製。始能赶上时令，鸿逵于三十七年预垫三十八年之宁夏军队服装费，也被你在广州由主管机关中全部骗去，此款亦应清还归垫。
（四）与李、白微妙的关係
抗战爆发后，鸿逵于重庆第一次与白崇禧相见，临别前夕，白氏过访，作长夜谈。白先问华北回教情形，次及西北，问到马步芳的为人，当坦率直告：「马步芳目不识丁，愚昧无知，阴险成性，猜疑心重，与任何人不易合作。回教係讲修身、讲后事，今后你只用你的『白崇禧』三个字，为国服务即可，因你已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不必再借回教名义，将大的活动範围反而缩小。」白又问：「抗战初期，中央将宁青两省军队编组为十七集团军，马步芳为何不听你指挥？」我答：「不知。以情理言，我个人对马步芳不无帮助之处。过去孙殿英以青海屯垦督办名义，欲假道宁夏赴青海，鸿逵首先抗拒。」申言：「绝不容一个土匪在甘、宁、青三省横行。」战事进行已久，马步芳始率同韩奇功旅约三千余人来宁，孙殿英以全力猛攻李岗堡时，马步芳胆怯乘夜私逃。鸿逵请家兄马子佩追赶至离宁夏省城百余里外之叶昇堡，百般劝解说：「宁夏全体官兵身家性命，都在宁夏，你一人何惧之有？」将其劝回，从此宁夏军对马步芳之心毒胆小，都留有深刻之印象，并资为笑谈。所得孙殿英之战利品，全部陈列省城东教场，任其选取，临行并将先父生前所坐之汽车赠与。讨孙之役鸿逵独力苦撑四个月，未得任何方面一文钱、一枝枪，得免西北大局之糜烂。战事结束，以青海军队无番号，即保荐马步芳任军师长职，朱绍良说：「邓宝珊老资格，尚无军长职，何有于马步芳？」我说：「邓宝珊勾结孙殿英，截有往来信件为凭，若有困难，我愿以我之十一军番号相让。」结果，取得暂编一百师及暂编第二军军长名义。由过去事实言之，我对马步芳只有「恩」「好处」，并无「坏处」，现在反对由十七集团军指挥，诚不知其用意何在？」与白一夕谈，似颇不投机，后白来西北公干，先到宁夏，相见不提「青海」一个字，以有成见在胸。到河西后转青海，鸿逵请家兄马鸿宾陪同随行，抵兰州后与朱绍良长官晤谈。白问：「马步芳究竟什么意思？」朱答：「要当青海省主席。」白说：「保他主席。」朱说：「马勋丞（马麟字）忠厚长者，与番、汉、回相处感情极融洽，将其置诸何地？」白说：「保他国府委员。」马步芳于白崇禧到达西宁时，唆使中学、师範教员，向马麟家中索薪请愿，马麟家中为防止群众暴动，曾打伤一教员。马步芳即借词「纵子行兇」向白控告马麟，马鸿宾于送白至西安后返宁，鸿逵问其沿途经过情形，所告有如上述。鸿逵并责马鸿宾道：「教员索薪，欠薪係马麟去阿拉伯朝圣，马步芳代理省主席时所欠下。又马麟在青海河州两处家庭，都被马步芳派其部下化装土匪，洗劫一空，此两点何不向白说明？莫非是藉机报复当年马文车、雷中天在兰州扣留你时，马麟未加声援的旧仇吗？」马鸿宾只是支吾其词。马步芳于发表青省主席后，即向马麟家族派两万两黄金，金条、金叶、砂金等搜罗一空，不足之数，将妇女之首饰抵缴，用途方面不得而知。白崇禧并派其亲信安×及其外甥海×，分别到青襄助军政事务，但未及两月，二人均被驱逐出境。
三十八年三月，鸿逵于兰州养病时，奉当时代总统李宗仁电召：「有要事相商，请来晋一行。」抵晋后，适逢召开会议，讨论西北问题。李、白对过去西北军政措施，均攻击不遣余力。会议席上，破口大骂道：「新疆一个兵所费，等于内地十个兵，你们在西北以数千辆汽车走私、做生意、贩黄金，到后来向中央人员送几个哈密瓜，以堵塞人口。今后中央人员绝不要你们的哈密瓜，并将新疆军队即日撤至关内，停发薪饷。」云云。当时甘省主席郭寄峤亦在座，一言未发，散会走出走廊，郭氏悻悻地骂道：「混账王八蛋！」鸿逵叱道：「你当面不说，退有后言，何用？」并顺道：「现在别话不谈，只问你甘肃新编三军，你用陈学浩、韩练城（在鸿逵部队由学兵至团附，係用『韩圭璋』名，暴露共党身份后，私逃易今名）李翰园等人为干部，这些人都是由我部队中私自逃走、通缉有案的人，你想以汉制回，实则害了国家。以新军成一连叛变一连，成一营叛变一营，徒增加敌人力量而已。」郭尚未及答，此时李宗仁另邀鸿逵至其办公室说：「将发表马步芳为长官，你要顾全大局多帮忙。」鸿逵当答：「用人是国家特权，鸿逵不敢赞一词，愿以局外人在野之身，予以协助。」李当时拍拍鸿逵肩膀道：「慷慨！慷慨！好兄弟，快回去罢！」鸿逵当日拟去沪转奉化，谒见蒋公总裁，李、白二人均坚持不可，南京撤守之夜，鸿逵由京去沪，适奉化大雨，机场无法降落在沪等待期间，遇何院长敬之催道：「你还逗留在此，準备作俘虏吗？」此次未得见蒋总裁，心中不无怏怏。离沪过汉时，白崇禧派员接至武昌谈话时夏威在座，白又将「顾全大局」的话，反覆叮咛一番，并託带一信给马步芳，当告：「见面与否，不得而知，信中机密，恕不负责。」飞返兰州抵寓，得悉郭寄峤已发表代理长官职，急往道贺，当说：「西北现局，危险万状，我们当以『一母同胞』的精神，来挽救危局」。郭说：「你干，我不干！」我答：「我想前三年，中央可将西北责任交给我干，但中央不要我。」郭说：「那么教子香干。」我心中暗想，李、白早已内定马子香了，郭即打电话给马步芳，约至兰州会商，答覆：「不来，可派人前往。」郭当即请鸿逵往青海一行，我答：「青海不去，若由兰州至青海之中途站，我可一去，并须持你之亲笔信前往。」郭信写就，持往享堂与马步芳相见，即将李、白、郭等人之信件及意见转达。马步芳毫不迟疑地，连一句客气话也未说，就答应愿意受任长官之职，经过情形如此，外传「享堂会议」，实无其事。
马步芳就任长官后，即传知甘、宁、青三省各县，献旗献马。兰州市上，充满此类代表，荒淫无度，夜夜笙歌，酣舞达旦。曾请鸿逵四、五次未去，后以无法推辞，曾去一次，见正拥两美貌少女，轮流跳舞，当间此两少女是何处人？告以「天水周子扬的孙女。」听后，不觉汗流浃背，既惨杀其祖父，复污辱其孙女，今日在长官公署礼堂内，天水人不知多少，陇南人又不知多少，他们心中作何感想呢？又问歌舞团中，有多少回教少女？答：「无一人，回教少女以宗教关係，不能参加歌舞团，故尽是汉人。」其蹂躏汉人处又如此。未几，两少女被通知出来，分坐我之左右，我未看一眼，即掉头而去，心中感伤万分，一夜未能入睡。翌日往长官公署小楼长谈，劝其停止各省县代表献旗献马之举；一块小绸，所值无几，而各县摊派，奚止万倍，以恤民力，并体民艰。又说：「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何忍通宵跳舞作乐，置作战大计于不颅？」马步芳未答一语，因这犯了他的大忌，过去从无一人，敢这样地说他。
于此，更愿补充说明一点：有一次马步芳、刘任与鸿逵相遇，问我病情。我答：「尚未好。」马步芳说：「那末，你到美国看病去，我向中央替你要护照，这裏一切由我负责，没关係。」言毕，即请刘任起草电文，我于返抵家中，即电话刘任：「马子香已兼青海省主席，现又想兼甘、宁两省主席，如此作法，是否适当？」刘答：「李、阎两先生都是自家人，没关係。」翌日即扣留阎院长由广州发来之电报，令持密电本往信局检查后取去。告以：「不要，也不取。」又翌日飞穗，李宗仁约见，开头第一句话即问：「刘任（为李白之心腹私人）任甘省主席如何？」答称：「此权在中央。」又问：「刘与地方相处感情如何？」答称：「不知。」李以不得要领，只说：「改日再谈。」拟第二日去台，谒总裁，不许。当晚与阎百川院长相见，阎说：「你的命令尚未发表。」当告：「什么命令，」答：「甘省主席。」当告：「我并无此要求且时间已嫌太晚。若早在二、三年前，不但攻下三边后，直驱长安，并可帮太原的忙。现在已兵临城下，缓不济急，请万勿发表。」阎又说：「子香派来四代表，愿自兼甘省主席。」我说：「那很好，事权统一。」阎说：「这样的命令，我如何发表得出呢？」阎又问：「你出国医病的护照怎么？」我说：「出国医病，倒有此意，但际此国家危难之际，焉能忍心为个人生命，远离乡邦呢？」阎说：「我去电报请马子香保你一下。」我说：「马子香是什么东西，他土匪出身，有什么资格保我呢？」翌日欲去台，李宗仁派刘参军长赶来旅社，百般劝阻，白崇禧亦同样阻止。但终于坚持赴台之行。见总裁当说：「愿作侍从副官，以报三十余年知遇之恩。」总裁催返，即告以：「宁夏军队武器仍为六五口径，美援武器连一支枪也未见着，每一兵仅配有几十粒六五口径枪弹，回去又有何用？」当以电话询问日本有关方面：「有无此项枪弹？」答：「自日本投降后，此种枪弹，早已投诸大海，不再製造。」当晚国防部顾墨三部长自广州来电话称：「新疆尚有五、六百万此种枪弹，可用飞机运宁夏。」当答以：「现在西北飞机汽油奇缺，恐于事无补。」当日陈辞修先生劝说，并送往机场，即由台飞香港，停二日，康玉书监委，衔李、阎命由穗去港，责以大义，不得已再赴穗一行，当晚发表主甘令，即请康转达阎百川院长：「敌人已兵临城下，空名无补时艰，务请收回成命。」白崇禧来电话：「你为什么还不回去？」我问：「回到何处去？」白说：「打仗去。」我说：「马步芳早已不打了。」白说：「青海军队师长马成德，不是阵亡了吗？怎能说不打了呢？」我问：「你知道马成德是在什么时候阵亡的？早在三十六年粤军援陇东，收缴粤军鎗械，乱打一阵时，马成德在民间强姦妇女，被愤怒的人民打死的。西北局势糟到今日地步，其前因后果，你白崇禧应该负其责。」言毕，即将话机重重挂起。翌日，马步芳由青海飞来广州，当晚在李宗仁寓所开会，并拟定援助兰州方案。除李、阎外，顾墨三及胡宗南代表均与会，鸿逵未坐在会议席上，却远坐在一沙发上，看所拟方案，均不切合实际，难以行通，忍不住起立发言道：「我今以局外人来参与会议，在未讨论本方案前，先请问马长官几件事：一、当初为什么轻举妄动，不听我建议，孤军深入，欲攻取西安，徒劳无功，而整个作战大计，亦遭破坏？二、既抵咸阳，为何又不在咸阳和西安地区决战？又撤至六盘山、会宁以西，希保全实力，牺牲友军？三、在兰州三月，荒淫无度，骚扰民间，献旗献马，忠言不纳，是何居心？请在李代总统、阎院长及各部长负责人前，予以明白答覆。」马步芳呆若木鸡，低头不语，催问再三再四，也哑口无言。我又说：「你不但无军事常识，连普通常识也缺乏，今日肩负一方面军政大任，职责所在，会议席上，为什么不说话呢？」马步芳仍一言不发，局面很僵。李宗仁说：「过去的不必再谈，要图补救今后。」我即将方案提出修正意见，被李宗仁全部採纳，连称：「好，好！卓有见地，即照此修正方案实行，你们二位明天天亮回去。」李宗仁发出对我「撤职查办」命令时，是否将鸿逵在其寓所，向马步芳质问的一番话，已忘得一乾二净，完全置诸脑后呢？不然，不致与事实背谬如此。散会后，马步芳上车时，自承错误道；「骂我真对。」午夜有马步芳亲信来告：「飞机在兰州已无法降落，飞青海你性命难保，或留置青海作了俘虏。」我始恍然大悟。翌日，即包民航机，逕飞宁夏。四日内，兰州、青海、河西相继沦陷，西北仅剩宁夏一隅之地。由广飞抵宁夏之次日，傅作义自包头来电话说：「平凉瓦亭之役，双方伤亡惨重，毛主席的意思，今后我们休战合作。」鸿逵断然拒绝。傅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其他挑拨离间的话尚多，我说：「军人守土有责，我祇是守军人本份，尽国民责任，不问其他，并本汉贼不两立的大义，非打不可，有一枪打一枪，有一弹打一弹。傅说：「打不了呢？」我说：「走呀！」传说：「走不脱呢！」我说：「死呀！」傅以奸计难售，即折返北平。鸿逵复以私人身份，旧日袍泽之谊，约集宁夏军队官长，告以大义，并勉励大家下定决心，在宁夏境内作一决战，计议既定，由卢忠良部在青铜峡口布防，并决定战至最后一人时，将轻重武器投掷黄河裏，亦不资敌，布置既定，适奉总裁急电，召往重庆。宁境战事一起，宁夏官兵，果未负所期，在投敌后已改编完成之前国军八十一军（马敦靖）及高双城部，并敌军十八、十九两兵团，四面环攻之下，血战两画夜，毙敌无算。终至弹尽援绝，照预定计划，将轻重武器投掷黄河内，官兵解甲归田。即敌人亦认为富有英雄气概，敬畏有加，未曾杀害一人。青海军队，除在咸阳以骑兵攻城，开世界战史未有之奇闻，并活埋已无斗志、环跪马前、请求「饶命」投降来归之敌军，将其女眷分配士兵轮姦；和以高价向西安方面私购整箱中正式步枪，不知多少外，试问在你的防区陇东、青海内什么地方，作过一次战？大陆沦陷后，你们还在报纸上捏造新闻说：「我的部下在什么地方打游击，与我有联繫。」来蒙蔽中央，欺骗世人，即有人打游击，亦其个人反暴政之奋斗精神，与你父子丝毫无干，青海官兵及人民，痛恨你父子多年的残暴统治，恨不得食其肉，而剥其皮。你我现在都是历史上的罪人，我从不敢也羞愧对人说「我的部下打游击」的事。同时，也希望你们父子稍顾颜面，不要一住在台北，一远在海外，安富尊荣，却口口声声高谈「在青海打游击」的事。凡从中国大陆去沙乌地阿拉伯朝圣之回教人，马步芳均向中央诡称为其游击队之代表，此种无耻谰言，实属自欺欺人。游击队既派代表前来迎驾，为何你父子竟无一人回到青海去打游击呢？
（五）丑史的一斑
马步芳
你目不识丁，十句中国话也难说得清楚。且淫乱成性，罔顾伦常，在驻在地区，常以绑票方式，威逼强姦良家妇女，部下女眷亦难倖免。即近等血亲，也横遭强暴。马玉兰事件，仅其中千万分之一而已，其他慑于淫威，不敢声张者，不知凡几，马玉兰事件发生，骇人听闻，腾笑中外。马继援和你的情妇等一干人，在台北东方饭店，每天请一部分立、监委员喫饭，藉谋疏通和缓，并压下此案件。对外声称：「马玉兰是神经病，已成疯人，存心敲榨。」一味栽诬，希图诿罪。迨监察院之调查报告发表，中外人士莫不对马玉兰表示最大之同情，捐助衣物，汇寄款项，络绎不绝。芝加哥华侨医生夫妇，并愿资助马玉兰生活及学费所需，来美就学，两相对比，不知你们作何感想，大陆沦陷，中共曾以你姦淫妇女之裸体照片，在北平展览半年，在青海展览一年，任人参观。此係一国际共党伪装天主教神父德国人，在青海所摄及你自己所摄，撤退时未及携出或毁坏之照片。中央各机关派赴青海公干之人员，及各友军派赴青岛监马之人员，轻则遭你驱逐出境，重则遭你暗枪打死或予活埋者，不知多少？事例俱在，何以覆按。你以「撤职议处」待罪之身，居然发表为「驻沙乌地阿拉伯国大使」，不但「撤职议处」未见下文，且官升一等，令人惊异不置。你荣任大使，固然踌躇满志，试问你与你同时被李宗仁所「撤职查办」的我，又将置诸何地？「撤职」云云，无「职」可「撤」，已如前述。若认为连带负责，同一事体，同一纸命令公布，对你既有下文，对我亦应有个清清白白地交代。法贵得其平，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何以厚于此，而薄于彼呢？我这话并非对你有何奢望，只是希望我政府有个公平的处置办法。否则，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难以杜天下悠悠之口。当此乱命发表时，阎百川院长曾召见监委康玉书面告：「此举（指「撤职查办」令）纯为对付立、监委员，使少云受了委屈。」云云。阎又直接将此意电达本人，国有法纪，责任是非应求分明，岂能为应付他人，而以鸿逵为替罪羔羊？再说李宗仁于代总统期间，失去京沪等东南半壁河山；白崇禧于华中军政长官任内，失去武汉等中部地区。何以无一见引咎自劾？一未见有何处分？岂其是「责人也重，责己也轻」吗？
（六）罪行举例
自民国二年张广建督甘时期起，至大陆沦陷时止，三十余年来，马步芳之父马麒及马步芳本人，把持垄断青海金矿，视同私产，从未向国家缴交分厘，但向张氏（治中）左右纳贿不少。当时随张皖人，个个都脑满肠肥。陆洪涛督甘时期，以陆氏所属军政人员（甘省临洮、河州两地汉人佔绝大多数），都主张及早解决西宁问题，委河州汉人李长清师长为西宁镇守使，联络卓尼土司、拉卜楞及南番番民，向青海进军。彼时你们的黄金政策失效，陆氏部下分文不取，旋陆中风不语，所部内讧，陆氏去职回籍。薛笃弼、刘郁芬在甘时期，要收回青海政权及金矿，你们虽以黄金行贿，无奈冯玉祥仍坚持非收回不可。冯氏首先撤销宁夏镇守使马鸿宾之职，并将陆洪涛部营长级以上人员，予以活埋。从此陆氏在甘所培植之汉人力量摧毁殆尽。因你父马麒不愿交出金矿，致民国十八年，西北回、汉自相残杀之大惨剧，由你马步芳一手所造成，青海省私人投资有百年历史之民营煤矿，马步芳亦无条件地予以没收。使原业主家败人亡。其如森林、胡麻油、黄鱼、猪只等（因种芥子造油，而芥子又须猪粪作肥料，故猪只亦在统制之列），完全用湟源公司名义统制。一切使人民生计濒于绝境。又为取皮牟利，使青海生产最多之野生动物，竟完全灭种绝迹，「竭泽而渔」，可与之媲美。马步芳自幼过继给马麟作继子，故马麟为其叔父，亦为其继父，疼爱备至，供其唸经费用，此尽人皆知之事实。后马步芳欲取马麟之青海省主席而代之，于白崇禧去青海后，将青省府内之门窗、天篷、墙壁、桌椅、杂物等，捣毁净尽。
翌日马麟至其兄马麒墓上痛哭而去，无一人敢为送行，恐触马步芳之怒遭祸。马步芳又传知沿途：「人的饮食、马的麸料，均不许供应。」马步芳唆使部下，化装土匪，洗劫马麟河州家庭时，河州乡里亲友集合数十百人，追擒「土匪」，将财物夺回。洗劫土匪宣称：「我们是奉命而来。」说出真象，后追擒「土匪」之乡里人，一一失蹤，不知去向。马麟于朝圣归来，在杭州谒见今总统蒋公，曾为民请命，感叹地道：「请委员长作主，替我们管一管，青海番、汉、回人民都无法活命了！」其忠厚纯笃的胞兄马步青，亦被驱逐出境，财产全部没收，对外并以「柴达木屯垦督办」名义，以掩饰人之耳目。实则柴达木无水草、无人烟，全为荒凉不毛地，焉能屯垦？三十六年，鸿逵约马步青同去青海，为其失和多年之胞兄弟拉和，马步青慨允随行。一日在青海省府院中纳凉时，马步青因事外出，鸿逵乘间语马步芳：「你兄弟係一母同胞，应友爱相处，现子云（马步青字）既来青海，你现在台上，可以适当名义，或予以协助，言归于好。」马步芳说：「东牙上（阿拉伯语：世界上）无此坏人。」鸿逵看无法进言，也不再说。临行面告马步青：「你可单独多住几天，看看多年未见的亲友。」马步青表示，愿同来同往，免有意外。行抵老鸦峡，停车同看马步芳当年惨杀周子扬、朱镜屏等故址，询马步青：「预知此事否？」马步青举食指发誓（回教最大之发誓式）道：「概不知情。」由以上事实，可知马步芳无父无兄，人面兽心，枭獍之徒。马步芳又将其生父马麒旧部马元海、马荩忱家产，藉口经商抄没。派兵抄家时，连妇女一件旧衣服都不许拿出，扫地出门。中央发下全部之修筑青、藏新公路经费，被马步芳完全吞没，徵用民伕修筑，不但不给工资，反需自备食物、卧具及工作器具等件，大半民伕都係妇女，致饿死、冻死、过度疲劳致死者，不知凡几，惨不忍闻，青海民众都以此集怨中央，中央又哪裏知道呢？马步芳曾唆使其目不识丁的参谋长马德，驱走河州行政督察专员，取而代之，并迫令专员之妻，脱去下衣，赤身裸体，当众行走。马步芳当时仅为青海之一师长，其蹂躏人权、干涉行政，早已横行如此。当时甘省主席朱一民（绍良），竟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事后并承认既成事实。兰州撤退西北乡耆多人，间关跋涉，由兰州逃抵青海，备历艰险，急电交驰，向中央要来飞机三架，接运出境。三架飞机全被马步芳扣留运载黄金，致许多西北耆宿都未能走出，被中共枪决或自杀，西北人文精华，损失殆尽。马步芳自青海撤出抵广州后，向外交部一次取得护照一百本，彼时他人以合法手续申请护照一本，亦困难万状，不知马步芳何其易也？又何其多也？可思过半矣。马继援于西宁逃出时，在机场中，係于守兵乱抢堆集如山的黄金箱箧时，乘机走脱。否则早被愤恨的守兵开枪打死。以当时马步芳只知抢运黄金，其他一切均弃置不理，已激起军民的公愤。马步芳对外活动，纯以黄金为武器，长袖善舞，为此但亦视为商业投资，将本求利。其在沙乌地阿拉伯国大使任内，签证时每人额外勒索三、四百美金不等，无钱纳贿者，则多方留难．最近在沙乌地阿拉伯以强姦西藏逃难妇女，几致引起藏胞大暴动，其他各地逃阿之难胞妇女，亦横遭姦污，乘人之危，予以迫害，毫无人心可言。卸任大使后，照样藉词检查在阿之中国人来往信件，以防不利于他的言论，或洩露其阴私。有来自沙乌地阿拉伯之信件为证，必要时将予公布。西北耆老刘晓岚先生，前着有〈有关西北问题〉的书稿一种，交由张鸿鼎先生保存，张亦写有〈西北百年记〉书稿一种。鸿逵在兰州时，均曾寓目，二书稿言及西北回汉残杀历史甚详，惜均未能付梓流传，闻此两书稿现已为中共所搜去。鸿逵当时浏览此二书稿时，张鸿鼎在旁感叹地说：「祖老太爷，人称为『马善人』。云老及你为西北人望，惜都属回教中人。」我说：「那末，我就不该信回教了？」张说：「不是，只是西北回、汉相互残杀，隔阂太深。现在汉人青年，仍是善恶不分，良莠难辨罢了。」鸿逵并问：「此两书稿，为何历久未见出版，若出版经费困难，愿予协助。」答称：「还是缓一缓再说。」言下似有所畏惧，恐以文字召来杀身之祸。因此这两书稿均涉及青海之事甚多。马步芳出任长官，西北乡耆，都交口责难鸿逵：「当初何不将西北人心所向，及民意所归的真实情形，向中央陈述？」并说：「这都是你作的好事。」我说：「我怎能当李、白的家呢？难道我能拥护一个土匪来当长官吗？」西北汉人并认为马步芳之出任长官，是他们的奇耻大辱，尤其看见马步芳将甘省议会议员祁鼎臣用麻绳綑绑，投入黄河致死，人人不寒而慄。兰州守正不阿的缙绅及知名人士，均不敢在家夜宿，怕为马步芳所暗算，重蹈李建庭、周子扬、朱镜峰等人之覆辙。故马步芳就任三月，兰州城内外，已造成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西北近百年大事及马步芳生平罪恶，于今惟鸿逵一人知之最深。鸿逵现年已古稀，今日不谈，更待何时？惟本函所述，亦仅其崖略而已。
最后鸿逵愿将个人生平，略为一叙，非敢自诩，仅以事实作最好的说明，藉观效忠党国始终不渝之一斑而已。
鸿逵于前清宣统三年，于陆军学校读书时，年方弱冠，即加入中华革命党（按：应为同盟会）。当时凡与政治有关者，袁世凯均勒令加入其所组织之共和党，鸿逵虽数次被迫，但始终严拒加入。嗣奉孙总理令派赴甘肃，与张维、水梓、李建庭等，乔装高丽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份属军人，戎马半生，曾参加取消内蒙独立运动战争。当时袁世凯所属大军，及晋军孔庚一师，在绥境狼山均屡屡败北。先父及鸿逵统率宁夏部队，直攻下百灵庙及内外蒙交界地科布尔，生擒独立运动首领王德尼玛，内蒙独立运动，因之解体。后段祺瑞编练边防军三师，鸿逵父子曾就地理、气候各种条件向之建议，惜未採纳。否则，今日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亦无从成立，现在世界局势，亦将改观，历史亦将重写。消灭悍匪卢占魁部，在甘省河州堵击白狼，追至陕西汉中。在察绥、晋北、陕北围剿号称二十万众土匪小五扬，将其部众消灭后，并生擒小五扬本人。参加北伐之役，援陕解西安之围，会师郑州、督战鲁西，在大汶河将孙传芳部队全部击溃，并将其「五省联军总司令」大印卤获，孙氏仅以身免。直捣天津，甘棠起义，拥护中央，倡导和平，参加陇海、平浦线战役八阅月。在豫、鄂、皖三省边区追剿贺龙、徐向前共军，于豫、皖两省友军均告失利之下，所部十五路军直追至陕西蓝田，被杨虎城百般阻止前进，不得已始转往豫西卢氏回防。否则贺、徐共军必歼灭净尽。消灭孙殿英号称十万之众，使西北免遭共军二千余人蹂躏，死必尤多。攻下三边时，消灭共军八千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内中团长级以上匪共军官尤伙。历次战役，本人道立场与人为善的心情，对敌军俘虏，概予优待，并予适当教育，虽久历战场，未曾杀害失去战斗力的任何一兵一卒。抗战时傅作义放弃包头及绥西防地，撤至伊克昭盟；日军一旅团，直抵宁夏境内三盛公。鸿逵指挥所部，在三道河血战，收复五原、临河，直抵包头。于此愿顺提一笑话，即当时宁夏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欲鸿逵向中央保荐其任绥远省主席，余痛加申责晓以大义。以鸿逵向不对中央作私利要求，况此又係中央特权，鸿逵安敢妄加置喙，对邻省素以道义相尚，急难相扶持，绝不能乘人之危，来扰夺名位。彼要求不遂，因此结怨于苏连元，责鸿逵不开展，不能把握机会，换言之，余不会投机取巧，以后苏连元种种悖理之行，即种因于此。解榆林之围，击毙彭德怀部近万，俘虏三千余人，使西北局面转危为安，中央曾以飞机助战。前已叙及不赘。鸿逵自问数十年来，为党国服务，从不言功，往事亦雅不愿道及，不平则鸣，以待是非自有公论。「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耳。」马继援于西北撤守，打败仗时，竟升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由埃及回到台湾时，竟连任国防部高参、总统府参军，并出入国门，如履家门，不知为何对马继援如此高看呢？小儿敦厚、敦静等，于役军旅，不无汗马微劳，何以一在台北，穷至无米为炊。次子敦静早经总统批准来美就医，而办理手续需时八个月之久。长子敦厚近蒙马步青盛意，引见蒋主任经国，承其垂念旧交，予以位置得以报效，并免饥寒。至鸿逵个人在美于疗病之余，以养鸡养马聊资生活，澹泊自守，清苦自甘，来美亲友，均曾目睹而能述及。
本信字字句句真实，源渊有奉，证据俱在，鸿逵愿负道义上及法律上一切责任。马步芳若有不服或认为有不实之处，可请由中央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负责审判，传讯有关人员对质。白崇禧、郭寄峤、刘任诸先生，现均在台。马步芳何时赴台投案，鸿逵即当兼程前往不误，务使是非曲直大白于天下。马步芳若以多金买人前来暗杀，一如往日所施惯技，鸿逵为公理正义，早置生死于度外，一惟有听之。专此布达，即颂时祺
马鸿逵启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原载于《马少云回忆录》）
接收大员五子登科
黄宇人[5]
参加接收清查团的微效
民国三十五年夏，由于抗战胜利后，中央派往各地的接收人员贪赃枉法，作恶多端，天怒人怨。政府为纾解民怨，决定由监察院和参政会合组接收清查团，分别前往平津、武汉、广东和东北等处清查，并规定必要时得请军警和法院检察官协助。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其他两位参政员和我参加平津清查团，由监察院冀察监察使李嗣聪为团长。甘家馨来信说，他和傅斯年原拟推我为团长，因清查团的团长是监察院和参政会均分，监察院在其他地区推不出适当的人选，坚持以李为平津区团长，希望我不要反对。事实上，如果我为团长，我也要商请监察使署选派职员办理文书、事务及会计等工作，指挥调度，反而不如李嗣聪方便。何况我对名位一向不争，而李又是我的好友，乃欣然接受。由于接收人员很少是清白无瑕的，我们开始工作时，我提议专打老虎，不打苍蝇；凡是参加作战，出过死力的军人；曾被敌伪拘捕，坚不屈服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在后方辛苦备嚐的教师，假如他们所犯的过失不大，可以不必追究。大家都表同意。我们先在北平清查一週，并无任何重大案件发现。
我们由北平转到天津，事前曾遵照中央规定，致电市政府，请代準备交通工具应用，但声明不受任何招待。不料我们到达天津时，市政府已在一间大酒店準备盛宴，欢迎我们，我主张拒绝。李嗣聪则说他们已经準备好了，如果我们不接受，岂不令他们感到尴尬。我仍坚拒，因对天津的情形不熟，时已天黑，只得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家暂住。第二天，我们开始工作。先是我们在北平时，即接到天津寄来的密报多件，指控市工务局长王某（已忘其名）吞没日本移交的货物甚多。日本人为图便于移交，在写移交清册上，已将所存的货物以多报少，使接收人员有利可图；同时，又将所用的图记不照规定予以截角，而仍保存完整，以便接收人员仍可使用，亦即等于不露痕迹的行贿。这原是敌人用心狠毒的一种狡计。工务局属下的某机构负责人是王局长的内亲，他与王局长勾结，除隐没敌人有意留给他们的货物而外，又将移交册上的物品取去很多，然后再盖上敌人留下的完整图记，伪装是敌人移交前改动的。我们到天津后，我承办此案，即约原告密人见面，据说那些图记，还放在办公桌的某一抽屉内。王局长是一个初出茅芦的昏官，竟不知将他们妥为密藏或销毁。我去该局时，先向他索取敌人的移交清册察看，改得很多。我故意问他：「是谁改的？」他说：「敌人移交时就是如此的。」我又问：「敌人所用的图记移交没有？」他说：「移交时已经截角毁了。当时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由我笔录。事前我已请天津地方法院派一检查官同去，我和王局长谈话时，他坐在中间，王局长不认识他，误以为是清查团的职员。我将笔录给王局长看，并告以如有错误，可以改正，他看后表示无错。我请他签名，他也照办。
王局长签名后，我即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请市长张廷鹗到工务局，我先将我的笔录交与他看，然后当着他走去王局长的办公案开开抽屉，取出那些图记，并请他将王局长交与检查官带走。张廷鹗说：「王局长是简任职，我也是简任职，我无权将他交检查官带走，我必须先请示行政院。」我说：「你要请示行政院，当然可以；但如果行政院覆电要你不交人，我则是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蒋主席来电阻止，我也要依照清查办法的规定行事。那时，你如交人，便违背行政院的命令；如不交人，又要担负妨碍清查团执行职务的责任，岂不左右为难。所以依我看来，你最好是将王局长交给检查官后，再报告行政院。」张廷鹗想了一想后说：「那么，我送他到地方法院。」为了预防他在途中有变化，我也同去。到地方法院后，检查官向我说：「我们过去对有地位的人都是先在检查官室谈话，然后收押。王局长是有地位的人，是否亦应如此办理。」我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管他的地位如何，应一律依法办理，才可保持法律的尊严。」于是，检查官升堂如仪，庭警将王局长带到公堂，检查官问明姓名、性别、籍贯和职业等项后，即下令拘押。消息传出，全市鬨动，各报都出号外报导，大公报独无。据说，乃因该报主持人和王局长的父亲是好朋友。该报到清查团採访的是一个年轻女记者，她来向我哭诉说，她想退出该报。我劝她不必如此激动。我说：「今晚本团开会，我将报告清查此的经过，会后照例要送消息给各报，我相信大公报明天一定会登载的。」第二天，大公报果然照登无遗。后来王局长经法院审讯，被判徒刑三年。
我办完王局长的案后，又接办国防部特派员刘乃沂的贪污案。他是东北人，自北洋军阀时代，就在海军中做一个下级官，逐渐高升。据告密的人说，他在接收时，吞没大批鸦片烟和黄金美钞。李嗣聪先约他来清查团谈话，密嘱宪兵注意他的行动，我则根据告密人所提供的线索，乘其无备，去搜查他所租用的一个秘密地方和其住宅，果然搜出数十斤养珠，数千美金，十余条黄金和一百多件做女人冬季大衣的毛皮，但未发现鸦片烟，后来我又得知他另和一个名为红玫瑰的舞女同居，但不知她的真姓名和住址。我催逼警局务必于当夜查出，时已晚间十时，直至凌晨四时许，才得到报告，我即带同他去舞女家，一眼看去，便知已有準备。我认为搜查无益，正想离开，又见其母的床头有一些衣物掩盖着一个似乎是床头柜，走去揭开一看，却是小保险箱。我要她打开，裏面只有一张旧报纸。我觉得她把这张旧报纸放入保险箱，上面必有什么很重要的记载。细看数遍，才在分类广告栏内发现一则买卖房屋的启事，其旁有一小红线，房屋地址是北平。我立即打电话请本团留在北平的委员前往察看，他们终在屋内发现很多鸦片烟。继又根据屋内所得的线索，再查他的办公室，复在墙壁内搜得一大批。我们把刘乃沂交北平行营以军法审判，后来被处死刑。
瀋阳陷共前五百军政大员争相逃命
金典戎[6]
民国卅七年秋，东北的锦州、长春相继变色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个据点——瀋阳，在损兵折将之余，谁都知道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那时坐镇瀋阳危城的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忧心如焚，莫展一筹！他所接到的都是不利的消息，真所谓「叫天不应，入地无门。」有人说，瀋阳之失，像一个梦、一缕烟！一个久病的残躯，在无声无臭中断了气！这些比喻，确有几分相似。
总统亲赴瀋阳下令南撤
当时孤军据守下的瀋阳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若就战略观点言，在长春被中共攻佔以后，瀋阳这个孤点，早已失却据守的价值。兵法有云：「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安全转移，保存实力，不作无谓的牺牲，再作捲土重来的準备。」瀋阳那时的决定撤守，就是在这项原则之下决定的。
当时蒋先生为了东北情势的恶化，亦飞抵北平，并曾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出席的党政军要员达数十人，笔者也叨陪末席，在那次会议中对瀋阳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第一道命令：要瀋阳的防守部队，迅速打开辽南、瀋阳至营口的通路。
第二道命令：要海军当局準备十万吨的船舰，驰往营口接应。
第三道命令：着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飞机一架，飞赴瀋阳把卫立煌接出来，由卫氏到葫芦岛去指挥海运撤退事宜。
瀋阳危城中的情景又如何呢？在民国卅七年十月卅日上午八时，市内戒严令解除之后，马路上的行人照旧熙来攘往，但每个人的脸孔上都难找出一丝的笑容，他们出来的目的，若非为了到外面打听一点实在的消息，就是想设法收购一些木柴油盐之类的日用品作被围城后的打算。瀋阳城内的《新生报》，销路最畅，几个大一些的报摊，和街头小贩只要报纸一出版，立即被抢购一空，由此可见，人们对世局关切的情形。可是，打开报纸一看，官方的消息，却很少透露，只有一家民营的小报，这天在新闻报导栏中，加上了一个刺目的标题：「山雨欲来风满楼」。言外之意，似在暗示瀋阳的攻城战已迫眉睫！
空军英雄邬钺率21架运输机撤运高官
是日上午的天气虽然特别坏，可是到了中午时候，天气又逐渐好转，云收雾散，长空如洗！就在这片刻阳光之际，远处忽传来一阵嗡嗡飞机声，夹杂着零落炮声，从西南上空飞向瀋阳而来。再过几分钟人们才看清楚了，瀋阳上空出现了一共廿一架运输机。天真的老百姓们，以为是增援的部队或是空运物资到来，都不禁欢呼鼓舞起来！
后来知道，这是属于中央空军第十大队的运输机，由空军英雄邬钺率领，奉了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之命，到瀋阳来撤退卫立煌总部人员的。在是日的清晨，总部已经传出了中央派飞机来撤退人员的消息，所以总部内自认为够得上地位的高级人员，从上午八时以后，就纷纷扶老携幼的赶到机场上去等候着坐飞机逃命了。
瀋阳一共有三个机场，计为：东塔机场、浑河机场、北陵机场。其中北陵机场距市区较远，安全性比较差一些！听说从廿九日的晚上起，北陵机场上已有共军的炮弹飞来。
东塔机场，一向是作为军用，开放的可能性少之又少。所以这次的廿一架机大撤退，大家都以为使用浑河机场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在事前的传说中，也多说南来的飞机，将降落于浑河机场，因此，所有的撤退人员，都争先后地奔向浑河机场集合。
留在危城中的军政大员们，无不尽最大的可能，使用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奔往浑河机场而来。至于普通老百姓对于搭机撤退，根本就不敢作此种打算，低级一些的公务员，也同样的是望机生叹，亦不敢作坐飞机撤退的妄想！
逃难人群被堵在机场栅栏外
但在实务派方面，情势就同了，陆军人员想要撤退，空军人员也要撤退。空军自然比陆军的消息灵通，所以没等到陆军人员到达机场时，空军人员连同眷属，早已有一部份人员在场霸位了。
在飞机到达瀋阳上空之前，浑河机场外的通路上，人像潮水一般的涌至，看去怕不有千人以上。在这种紧急关头，谁也不甘心落后，你想捷足先登，我也想早走为快。因此，在陆军和空军方面，就起了冲突！吵吵嚷嚷的，互不相让。守卫机场的人员，看到这种混乱情形，索性把机场的栅栏一关，在栅栏裏架上了机关枪，任何人也不放进去。大家只好挤在那裏，等飞机下来了再说。
廿一架运输机，原本打算降落在北陵机场的，经过与地勤人员联络以后，知道北陵机场，已受到了共军炮火的威胁，叫他们改在东塔和浑河两处降落。他们又开始与东塔机场联繫，所得到的答覆，也是对安全方面没有保障，但未说明是什么原因。于是，该队飞机便在瀋阳上空盘旋了一匝，终于陆续的降落在浑河机场。
飞机降落后，机场上除了空军地勤人员外，跑道附近却是空洞洞的，连一个搭机撤退的人影也不见！
邬钺觉得奇怪，把地勤人员找来一问，才知道所有的搭机人员，都被阻在机场的栅栏以外，不能进来。邬队长一方面和卫总部通了一个电话，报告飞机已经降落在浑河机场；一方面就向地勤人员要了一部吉普车，开到机场栅栏去一看究竟。
当他到了栅栏附近，早就看见通往机场那条的柏油路上，吉普车、小轿车、大卡车，满满的摆在那裏，已将整条马路塞得水泄不通，谁也休想移动！
在靠近栅栏外的那些準备撤退的人，男女老幼，一应俱全，有的提着箱子，有的拿着旅行袋，有的扶着老太太，有的抱着小孩子，乱糟糟一片，都拥挤在门口，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从服装上去分析：着空军制服的人数较少，着陆军制服的人数最多。另外有些高冠阔领，气宇轩昂的便装人物，那大概是属于行政部门的高层人员，至少是局处长以上地位的人。
那些人看飞机已经降落下来，还是无法进入机场，心中不免有些着急。但在急忙中又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恰好看见邬钺走过来了，不啻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救星，彼此一答话，陆、空军双方人员就把情由向邬钺诉说了一遍。
邬钺听罢点了一点头，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我们今天还要飞回北平去，大家如果是相持不下，搁了航程，谁也走不成，这样罢，让我来一个折衷办法，空军人员先进入机场五十人，陆军人员也进入机场五十人，行政人员再进入机场五十人。以现有的人数而论，二十一架飞机，大致都能装得下，谁也不用争先恐后，怕走不了！」
邬钺用计把五十多位高官哄下飞机
大家一听这个解决办法，虽觉得空军因为人数少，佔了便宜。但听邬钺表示，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得了，大家都想进入机场，也就表示同意了。搭乘人员的问题，虽然解决，但是机场大门守卫的人员，在余怒未息之下，还是不肯打开栅栏。又经邬钺说好说歹的，他们才答应了叫这些人鱼贯而入。
碰到这种场合，要维持秩序，真是相当困难，大抵能得到消息赶到机场的人，来头总是不小，如果他们自信不够飞走的资格，也不会冤枉奔到机场，作飞走的嚐试。所幸廿一架飞机，每架可容纳五六十人，一千多人挤一挤，也大概挤得下。除了笨重一点的箱笼无法携带以外，其余的小件行囊及财物等，也都可以随身带上飞机。
由此可见，在性命关头，金钱财物的比重，已成了次要问题，大家为了逃命，也顾不得什么身外之物，那时浑河机场上满盛着衣物的箱匣网篮，丢弃得遍地皆是。
接着，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卫立煌和几位重要人员，还未来到机场。大家挤在飞机上苦候之际，卫的总部忽然来了电话，那是瀋阳空军司令吴礼摇来的电话。他告诉邬钺，奉到卫总部的命令，要他派一架空的飞机，飞到东塔机场待命，準备送卫总司令到葫芦岛去。
这时，廿一架飞机，都已挤得满满的，叫哪一架飞机上的人走下来呢？这一下，可叫邬钺伤透了脑筋。亏他心思灵活，眼珠一转，就想出来一条妙计。他命令其他的廿架飞机，先行起飞，只剩下他自己驾驶的那一架，还停留在机场上。他对那些搭客扬言说：「请你们人先下来，让我把飞机各部门检查一下，免得在半空发生意外。」挤进了机舱的人，最初谁也不愿意下来，但看一看机场上的人，已经全部飞走，绝对再没有另外的人和他们争夺座位，也就把心事放下了一半；再一想，邬钺为了撤退的事，跑出跑进的，也的确热心，更不虞有他，于是都乖乖的走了下来。邬钺独个儿上了飞机，在这个千钧一髮的时候，不得不把心一狠，加上油门，立即起飞，赶到东塔机场待命。至于被诳下飞机，留在浑河机场上的那些搭客，尔后的命运如何，也就不问可知。邬钺为了完成任务，怎能顾得了许多！
当邬钺的飞机降落到东塔机场后，他走下机来一看，却把他吓了一大跳，原来集在机场等候搭机的人竟有四五百位之多，从阶级地位上有看，大概都是文武大员，这些人都排班站在那裏，一心一意，等候登机。
文武百官争先恐后
卫立煌、赵家骧、马占山、高惜冰、董彦平、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瀋阳空军司令吴礼，也都等在那裏。飞机刚刚降落，飞机门便立刻被卫士们把守住，因此，还没发生抢着登机的情事。
邬钺走了下来，和吴礼略谈数语，便由吴礼陪同卫立煌等十几位大员先跨上飞机。其他的官员，看见卫总司令已经上去，也就不顾一切的冲出了行列，争先恐后，一拥而上，这时秩序就开始紊乱起来。
等到机舱内的位置，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的时候，有些人就再也没法进入了。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就是这样被留下来的大员之一。
那些被留下来的人数，还有十份之七八，这时人人为了逃命，也顾不得「官体」，有的爬上了机翼，有的还攀着舱门，死也不肯下来，就像大海中覆舟的人们攀住一根木头，或是一块木板一样，希望在万一中能够逃生。有些人连机翼也爬不上了，自知已没有飞走的希望，站在一旁，露出满脸愤恨的表情，口中咒骂不绝；妇女和小孩们，有许多则痛哭失声，闹成一片。
当时的情况，不但紧急，而且危险，他们的咒骂，在求生慾的心理方面说，是值得同情的，当这架飞机滑行起飞的剎那，有的人失去了理智，还大喊大叫的驾着吉普车追蹤飞机。邬钺见此惨景，知道这样乱哄哄地非常危险，如果有人把吉普车驶向了跑道，阻碍了飞机的滑行，那就飞不成了。他在紧急中，施出浑身解数，趁着飞机刚刚滑到跑道顶点的时候，加速的开封马力，腾空而起。攀着机翼的那些人群，这时也抓不住了，便纷纷的坠落下来。幸亏飞机飞的不高，这些从机翼上跌下来的人，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但也人人摔得鼻青脸肿，而且每个人所携带的财物，也于爬机时，完全丢了，走既走不成，以后怎么生活呢？这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东塔机场这一幕，虽然表现的十分惊险、紧张和凄惨，但也是瞬息间便成了过去。此时瀋阳市区在国军防守之下，依然是沉静如故，戒严令也在无形中撤消了。到了民国卅七年十一月一日，共军终于分三路突入了瀋阳市区，全城的抵抗亦在无望中宣告瓦解，整个东北就这么全完了！
中枢对龙云处置不当导致西南糜烂
龙绳武[7]
家 世
根据黑彝社会中掌管文书的「笔录」推算，我是家族裏第四十四代，我老太爷龙云是第四十三代。
我有六个弟弟、一个妹妹。老二绳祖、老三绳曾和我同一个母亲，是父亲元配龙夫人所生。老四绳文，老五绳勛、老六绳元、老七绳德和妹妹国璧则是父亲的继室李夫人所生。李夫人过世后，我老太爷再娶顾夫人，她是顾品珍的姪女。
龙云
老二绳祖曾在南京担任过总统府中将参军，一九四九年时到香港，后来病逝于此。
老三绳曾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来陈诚将军送他到南京陆军大学，因此认识侍从室俞济时等。毕业后回昆明，不务正业，成天票戏，并和黑社会往来，生活紊乱。他曾翻车，脸上受伤，并留下痕迹。中共佔领云南后，他留在昭通，但是因为他的地方势力强，许多人逃难时只要报上：「我是三少爷的某某人」就可以顺利逃出。他和土共也一直有往来，但是后来中共却说他想打游击攻击解放军，因此用迫击砲突击他家，全家妻小、佣人都无一倖免，他自己也被害。只有一个小佣人躲在天花板中，事后逃出，向老太爷报告，而由老太爷向国务院告发这件事。他有一个庶出的孩子由绮罗香养育，因为没有放在昭通，所以倖免于难，后来这个孩子被老四绳文带到美国去。他的小名是『保福』。
我老太爷个人的历史和中华民国史有密切的关係。我可以大胆的说一句：如果不发生昆明事变，中共绝对无法崛起，我们也绝对不会退守台湾。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说中共的崛起有一个阶段是受龙云的帮助，好像我们是中共的同路人一样，这是最大的错误。
八年抗战中，云南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当时云南凡是可以换外汇的物资，中央都需要。例如桐油、猪鬃、锡都归中央，云南一文得不到。利用这三种物资，中央换取了不少外汇。不过，钖砂的管理方法对云南特种矿产来说，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以箇旧锡矿为例，抗战前，原有十万工人，战时因为官价太低，卖到外国的市价却很高，因此箇旧工人苦不堪言。到抗战胜利后，箇旧的工人竟只剩下五千人。
抗战时期龙云与蒋介石合影
云南的经济财政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财政厅的企业局，收入不少；另一个是经济委员会，由缪云台（嘉铭）主持，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所换得的外汇物资都交给中央，使云南人民深感痛恨。当然，中央得到好处后，会留一点给经济委员会，云南也会得霑一点光，但是因为经济委员会只靠经济统制赚钱，不凭真本事，所以百姓骂它是汉奸。反观企业局就不一样了，企业局的经营方向是工矿农林等等生产事业，不像经济委员会具有管制性质。经济委员会也有投资事业，可是并不顺利，例如它虽然取得箇旧锡矿的经营权，然而结果还是赔钱，这和经济委员会的採矿方式有关。云南京姓传统採矿以三人为一组，挖到锡矿后，才加派工人去背出来，而经济委员会採用的却是新式开採法，矿藏不丰富的矿山成为废物，旧式的开採法是不会排除这种矿山的。
经济委员会和企业局所拥有的财产也不同：经济委员会的财产是外汇，存在美国，由缪嘉铭管理；企业局的财产则在云南，收买黄金保值。也就是说，经济委员会收藏美钞，企业局收藏黄金。后来云南省政府办了一期留美训练班，学员有六十名，由经济委员会负责。只办了一期，缪云台管理的美钞就被南京政府在上海查封了，使云南遭受极大的损失。我老太爷对这些事情非常不满意，他做了十多年的主席，中央不但没有给他监交的机会，连企业局的黄金和经济委员会的美钞的去向都没有给他亲自交代的机会，就这样逼他走，实在太不近人情。我老太爷不想离开云南，他的兴趣在云南，不在中央，他想使云南富裕、军队安定，此外别无野心。安定云南，建设云南，就是我老太爷的理想。
我老太爷崇尚诚实政治，不搞政客政治，对中央的命令，好的他就支持，不好的他不会支持。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南京方面曾下令各省进行土地清丈，将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于这道命令，云南财政厅立刻执行，在抗战前就执行完毕。修筑滇缅公路也是如此，云南省政府支出了大半的经费，一年多就完成工程并通车。美国罗斯福总统本来认为以美国的机器及人力来修的话，恐将费时三、五年，所以滇缅公路通车时，罗斯福觉得难以置信，遂派人来滇实地观察，结果令他非常惊讶。
至于老太爷和中央意见不同的例子也不少，譬如说对黄金美钞的政策。战时国民政府币值下跌，物价上涨，中央认为民间有人囤积货物是祸首，但是我老太爷认为是因为国币贬值才造成物价上涨，百姓为求保值，当然要囤积，然后再居奇。因为中央与云南的看法不同，所以当中央禁止黄金美钞的买卖时，云南却准许公开买卖黄金美钞。在云南有黄金美钞的人遂大发国难财，一到夜间，街上贩卖黄金的商店灯光闪烁，成为战时特殊的一景。
中央对地方的情形不一定清楚，米粮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最初，因为政府不准米粮涨价，所以云南米粮不足，军队粮食也受影响，即使派车出省採买，也因交通不便而助益甚少。到后来连美国人也遭到购粮之苦，于是由中央、云南省政府及美国三方面会商，终于准许涨价，一涨价，米粮就够了。其中的哲学，除了和囤积有关外，还有运输的关係，本来价钱高的地方物资就容易较其他地方充足，因为利之所在，商人总会设法运来。
老太爷对蒋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当了十八年云南省主席，一朝说调就调了，不给老太爷一点交代的时间。这件事令老太爷非常生气。
倒龙政变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间，日本投降。大公报及中共系的新华日报都登载了一封朱德给重庆政府的公开信，代表红军声明：八路军不再受中央指挥。此信一出，国际震动，都认为中国又要爆发内战。英、法等国遂召开会议，试图阻止中国内战。因为美国跟重庆方面接触机会较多，所以由美国负责国共和谈，并派赫尔利（Harley）大使来华。重庆方面也同意不以内战来解决问题。
事情因为朱德公开信而起，赫尔利为证实共军意向，于是先拜访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说他不能作主，必须回延安报告后，再由毛泽东裁决。赫尔利要求同行，周恩来不便拒绝，于是两人同飞延安。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表示：「我举双手赞成不打内战！」并立刻陪赫氏到重庆。这样一来，局势哗然，赫尔利也非常高兴。
国共和谈须有第三方面人士仲裁，因此通知美国，但是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不便正式出面。赫尔利遂密飞昆明，夜裏九点钟来见我老太爷。因为省政府夜间不办公，而老太爷所住的又是一栋旧式中国房子不便会客，于是来我家见面。当夜的翻译是缪嘉铭（云台）。
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馆同老太爷谈话，他告诉我：「昨夜我同赫尔利见了面，他教我学毛泽东一样，也搭他的飞机到重庆，去当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老太爷答应赫尔利第三天启程。他又说：「我对赫尔利有一个要求，因此我向他说：『虽然同样是搭飞机到重庆，我的身份跟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我则是国民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体系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我要去重庆前，一定要得到重庆方面的同意。希望你先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由他发来电报，我再到重庆去。』」这是三十四年八月底的事。到九月初，重庆方面依然没有消息来，我老太爷对这件事的立场是不感兴趣也不拒绝，一切顺其自然。
到九月初时，政变的徵兆就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蒋龙关係无论如何不好，但都不到要引起政变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尔利要老太爷当第三方面的这件事上。那时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拥护我老太爷。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卢汉即被派到越南，负责接收，带走了九十三军及六十军，我的部队并未随行。到九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十九师也加入越南受降的军队中。我认为十分不合理，因为越南已驻有卢汉的两军，既非作战，接收足足有余。我告诉老太爷说：「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简单。」老太爷认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捨不得离开昆明。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结果，老太爷还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队先走，四天后，部队抵达越南，我才準备动身。
在我的部队将出发那天，士兵在营房中，四点钟时，一颗砲弹从天而降，打死了七、八个士兵，这是一种徵兆。卢汉当时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视，判断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实我的士兵根本没配到这种砲弹，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测这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在挑衅。老太爷也怕我和他起冲突。临走之前，我建议老太爷毁掉战时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预先订了十月三日的机票。是日凌晨三点钟枪声响起，第五军要进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电话给机场空军司令晏玉琮（贵州人）谈机票问题，他告诉我当日飞越南的飞机停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云南省议会曾通电重庆，要求将第五军调离云南，因为杜军驻滇太久，既已胜利，当可返回重庆。而卢汉和周锺岳到重庆开会时，老太爷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儘早将驻滇中央部队调走，卢汉说：「我也是军人，我怎么敢这样讲？」
神秘出走
老太爷到南京当军事参议院院长后，身边都是特务，等于被软禁。老太爷听说中央将迁台湾，他着急了，因此才下定决心自南京出走。
陈纳
老太爷要缪嘉铭去见陈纳德，表示将搭陈的飞机离开南京。陈纳德先问：「蒋有没有命令不准龙主席离开南京？」缪答没有，因此陈纳德答应送我老太爷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当然，陈纳德必定调查过缪嘉铭的话是否实在。
之后我老太爷命令秘书刘宗岳去见陈纳德，联络好上飞机的方式。陈纳德拿了一张机场通行证给我老太爷。
出走当日，我老太爷换穿西装（平时係着中装），由公馆乘坐吉普车出发。因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门，那天早上七点出走时，特务并没有注意到。他由南京上飞机，到上海再换机直飞广州，最后转到香港。
南京方面发现老太爷出走后，认为他至多只到上海。当时老五（龙绳勛）在上海，特务跟他的梢。老五知道有人跟蹤，于是东跑西跑，那群特务差不多跟了四、五天。直到宋子文到香港后，与我老太爷见了面，南京方面在上海的搜索才停止。
假如蒋龙合作，对蒋有利的地方会很大。当年蒋在南京改组政府，我老太爷帮他；抗战期间，我老太爷也配合抗日的政策。不过，抗战以后，云南的声望上昇，那时候如果问百姓：「是委员长大？还是龙主席大？」百姓会回答：「当然是龙主席大。」因为主席是正统的地方官吏，而委员长却是非常时期的职位，百姓会这么回答是因为知识不够。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为老太爷所器重，但是他们却常发表反中共、批蒋的言论，使特务认为情况严重。另一方面，美国人支持云南坐让中央颇感不安。国共和谈时，毛泽东到重庆，来华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认为我老太爷也可以到重庆去当第三方面，我老太爷说：「可以，但是我是政府官员，还要请示蒋委员长。」于是赫尔利又回到重庆去，一去两週，都没有什么动作。之后不出一个月，昆明事变就发生了。
昆明事变对后来国民党的失掉大陆影响很大，如果昆明事变不发生，云南还是会像抗战期间一样帮助中央，共产党也得不到天下。其实我们的想法是：政府的官吏怎么可以叛变政府？坏就坏在重庆方面太慌乱，他们怕云南的情势发展下去，国民党的江山会保不住。
抗战时期的滇军
当时杜聿明有意要当云南省主席，因此和委员长合作。不过也怪我老太爷太不小心，本来我的独立师驻守昆明，隶属于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而有人则戏称我是「昆明内线防守司令」。前往越南接收的部队中，本来不包括我们，但是昆明事变前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在两週后参加越南的接收，我就告诉老太爷：「我不能走，这件事不合理。」老太爷却不听我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癥兆：有一位英国使馆武官从重庆来昆明看我，告诉我他在重庆听说昆明方面跟中央军开火了，我否认有这么一件事。那时候美军仓库也突然遭到抢劫，劫犯自称是龙主席派去的，这是很奇怪的事。
【附录】龙云卢汉叛变投共导致西南大局糜烂
龙云（1884-1962）云南昭通人，彝族，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滇军唐继尧部团长、军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发动兵变，逼唐下台，次年正式获中央委派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开展长达十八年统治云南的生活，把云南变成一个以龙云为首的彝族人统治集团，俨然云南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飞抵昆明，连夜与龙云闢室密谈，次日下午龙以云南省政府名义包租一架专机送汪去河内，以实际行动支持汪精卫一行十余人叛国投敌。从高宗武梅思平与日酋签订的《重光堂协定》中知「云南军首先反蒋独立」係汪逆的王牌。一九四O年五月，龙曾设法将北上抗日的滇军第一集团军脱离前线撤回云南，待军队退至江西即通电主和响应汪伪，此事因部将反对而作罢。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龙云（右二）、周佛海（左二）到昆明机场迎接汪精卫、褚民谊（左一）等，协助汪精卫一行逃往河内
直至汪逆病死前，四四年十一月中龙云还派人携亲笔信致汪，写在白绸上建议日寇「由宜昌入川，则滇、川军即将起而主和」。[8]然而大敌当前，中央一再隐忍。抗战期间龙云荣任陆军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却暗中勾结中共在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电台与延安保持直接联係，中共南方局更专派华岗赴滇洽谈。龙为割据自雄，竭力排斥中央系统军警，使能进驻昆明，且故意藉左倾知识份子力量牵制中央，乃将昆明变成反抗中央的舆论阵地，对中共外围组织「民盟」的反政府活动出钱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中央下令解除龙云在云南所有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在五华山负隅顽抗，终于被杜聿明部解除武装。龙云为谋报复，乃透过各种渠道，示意在东北戡乱的滇军将领侯机倒戈，导致滇军潘朔端师、黄子华师相继投共。
一九四〇年汪精卫兼海军部部长时检阅海军学校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他买通行政院救济总署空运大队长陈纳德，逃离南京飞往香港。龙留港年余，参与「民革」反蒋活动，积极串连滇军旧部，策动云南省主席卢汉投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与黄绍竑等共四十四人在港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表示拥护中共的领导。九月廿一日中共召集新政协第一届会议，龙被列为特邀代表。次年一月，他正式北上投共，就此限居北京。他投共不久便出了三儿绳曾全家被共军枪杀事件。
程思远的女儿、亚洲影后林黛是龙云第五子绳勛的妻子
绳曾抗战时利用自己在西南一带帮会的威望，出任司机工会理事长，领导滇缅公路的司机群，使公路畅通无阻，为国家维持了国际援助的唯一输血管，对抗战贡献不小。他在陆军大学卒业后一九四九年自任西南游击总司令，独树一帜，公开反共。卢汉投共后，他不惜抄卢汉的家以示反抗。共军四兵团司令员陈赓进佔昆明后，委任绳曾为滇东军区副司令员，以示安抚，俾达消弭与收编之目的。他不肯就範，陈赓派重兵包围，绳曾全家连保姆在内，均死于乱枪之下。据陈赓的说法，事缘绳曾「私设电台，收容地主武装与解放军为敌，被围后绳曾之子先开枪射死一名解放军士兵」，但是龙云认为陈赓过份残忍，绳曾一人有「罪」，何须累及妻拏？
毛泽东派朱德周恩来去龙公馆解释，龙云表面上说三儿之死「不值惋惜」，但其内心的酸楚久久挥之不去。因此伤疼，其七子一女尽皆移居港台海外，与乃父分道扬镳，长子绳武一度随父投共，因三弟死于非命，遂被国民党策反去了台湾，七子绳德在大陆成了家，任职于社科院，最终也移民美国。留下龙云一人终老红都。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
一九五七年五至七月龙云在中共统战部、民革、人大常委会几次座谈会上发表以下言论：一、国家行政没做到分层负责，国务院直线领导基层，而党又有党的指示，双轨并行，很多错误和混乱便由此产生，问题发生在下面，但根源多出于上面。二、北师大附中只收高干子弟，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设贵族学校呢？三、土改斗争太兇了，很多人跑去当土匪，弄得家破人亡。现在大家都被整穷了；农业合作化搞得太兇，到处饿死人；工商业改造，把大家都整垮、整光、整穷，没饭吃。四、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借苏联的钱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拆走东北工厂中的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中国援外预算太大，应抓紧压缩。五、过去几次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共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共产党应该想办法改变。
于是，中共掀起反右运动，指令民革要员黄绍竑、陈铭枢，旧属卢汉、少数民族干部刀京版（不久后起兵反共）等人对龙云围攻，指他「统治云南十八年，罪恶滔天，是无恶不作的土皇帝」「歌颂黑暗，诅咒光明，作美帝的应声虫」「反蒋完全是为了维持家天下的打算而已」「执行蒋介石的乱命，一上台就杀了大批共产党员，手上涂满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鲜血」「走私贩毒，囤积居奇，把搜刮来的大批金钱存在美国银行」。
同年七月，龙云被迫在全国人大上作「思想检查」，自贬自辱「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没有和美帝划清敌我界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反人民」，但又自辩「难道我还幻想复辟，让蒋介石用对待叛徒的手段来收拾我吗？」自嘲为「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裏，说到哪裏」。然而中共并不领情，他的右派帽子死后还戴了十八年，到一九八O年才获中共改正。一九六二年六月廿七日因心肌梗塞死于北京。
卢汉（1896-1974），云南昭通人，彝族。历任滇军旅长、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第六十军军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国民党中执委等。卢汉的叛变早就有迹可寻。一九四八年秋，滇军曾泽生部在长春投共后，中共对六十军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及在锦州被俘的廿七名滇军团级军官施以洗脑后遣回云南充当「第五纵队」，卢汉将张任命为保安第十一团团长，其余军官均安插于保安司令部，日后在昆明事变中，云南保安部队起了关键作用。
千古罪人卢汉
张秉昌带来了共方口信，要卢汉接济共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武器弹药。共军攻佔上海后，卢汉即指令其内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亲自给边纵朱家璧送去步枪五百多支、机枪百挺、子弹数万发。六月中旬卢汉还亲笔写了「决心书」托中共密使宋一痕经香港飞北平送交周恩来，要求共军迅速入滇，内外夹击中央军李弥、余程万部。八月十三日龙云在香港领衔通电投共，香港报纸刊出醒目标题：「龙云要云南走北平之路，昆明的卢汉怎么办」，此举打草惊蛇，使卢汉吓了一跳。为了麻痹中央，他故意让宪警逮捕了左倾学生八百多人，又借李宗仁的名义，陆续予以开释。十一月卅日重庆陷共，十二月三日卢汉派财政厅厅长林南园飞香港与共方联係，林南园七日从香港带回「尽快行动」的指令。
第八军军长李弥与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
卢汉的叔叔、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濬泉。
于是十二月九日，卢汉率部在昆明宣布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胁迫他们在「起义宣言」上签字。由于第八、廿六军官兵合力猛攻昆明营救他们的军长，当时昆明卢汉所辖仅战斗力薄弱的保安团，于是卢汉释放了张李余三人，让余程万携带万贯家财离开昆明，还赠款慰劳部下将士。李弥被扣六日后返回第八军，协同陆军代总司令汤尧指挥的第八军教导师加紧攻城，且已佔领巫家坝机场。不料余程万出城后率廿六军迅速向滇缅边境撤退。此时共军陈赓部已逼近云南，朱家璧的边纵与卢汉的滇军第九十三军合围国军，李弥孤军难支，又给养匮乏，只得被迫后撤。卢汉投共前曾要求中共释放他的叔叔、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濬泉（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锦州被俘），但云南易手后，中共食言，仍关押卢濬泉十一年之久。
卢汉叛变后，扣押了国防部等撤至昆明的各级军官共三千多人，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
卢汉的投共，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如果说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华中军政长官程潜投共，使国府丧失西北、华中广袤国土，那么卢汉以一省主席却葬送了西南前程，他对中华民国的伤害远基于张治中程潜：卢汉叛变前一日，载运国防部、联勤总部人员与物资的飞机十多架陆续降落在昆明南部机场，运载了上将魏益三、中将十余人、少将以下三百多人以及大量物资，均被卢汉所派机场守护部队扣留，作为卢汉投共邀功的资本。当时国防部、联勤总部先后撤退至昆明的各级军官共三千多人，全被一网打尽；保密局处长、区长徐远举、周养浩所携部属与电台束手就擒。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连潜伏都失去希望。
1950年2月卢汉欢迎共军的讲话照
此后卢汉历任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文革初期，他的「汗马功劳」并未使他倖免被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命运，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患肺癌在北京逝世。
注释
[注1]张赣萍（1920-1971），江西萍乡人，黄埔十七期，军委会情报参谋班四期。历任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鲁道源）司令部参谋、情报队队长、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交警第二总队总队长。着有《血泪斑斑》、《弹雨余生述》、《抗日名将关麟徵》等。
[注2]黄宇人（1905-1989），贵州省黔西县人，黄埔四期、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政治系毕业。历任国民党中组部普通组织科指导股总干事、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兼组织部长、国民参政员、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主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常委等职。1950-1967年在香港筹组第三势力，任「反共抗俄联合阵线」核心人物，主持出版《独立论坛》、《联合评论》、《中国民主论坛》等刊物。1972年移居加拿大，耗十年时间写成《我的小故事——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上、下两册，计50万言。
[注3]雷啸岑（1896-1982），湖南嘉禾县人。东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毕业。历任国民党东京支部常务委员、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理事长、南昌行营机要秘书、北伐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国民政府秘书、安徽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内政部参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及江陵县长、四川省政府高等顾问、《西南日报》总主笔、华西日报社长、重庆市部秘书、湖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教育局长、和平日报总主笔、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7月流亡香港，任香港时报总主笔、以「马五先生」为笔名撰写〈自由谈〉与〈新世纪〉两个专栏，名噪一时。1951年2月与丁文渊、张国兴等创设「中国文化协会」，为大陆避难香港之知识份子解决困难；三月，与左舜生等创办《自由人》三日刊，任主编。1954年春，受聘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顾问。1960年春在港独资创办《自由报》三日刊，并受聘任香港德明书院新闻系主任。1982年10月18日病故香港养和医院。着有《三十年动乱的中国》、《忧患余生之自述》、《啸岑文存》等。
[注4]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英国封闭了滇湎公路，法国截断了滇越铁路，中国只能向美国借钱。中央银行用五亿美元信用贷款购买了一百六十二吨黄金，原拟运返重庆回收民间膨胀的法币，以平抑物价，不料美国财长摩根一再搪塞、拖延，不让国府运回这批黄金。所以政府预先出售之黄金，到期无现货偿还，用尽库存黄金，最后以八折兑现交货。此举使央行债信破产，又使人民怀疑国府已失盟邦，此后戡乱战事民心士气一落千丈，以致不可收拾。
[注5]黄宇人：1905年6月22日生于贵州省黔西县中和乡，中学未读到一半就跟随同乡的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尹述贤离开家乡，投奔黄埔军校，1926年10月毕业，分发北伐军补充师，在团长陈诚麾下任连指导员，旋奉中组部长陈果夫之命回贵州筹备党务，因贵州军阀周西成专横暴虐而逃回南京。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由陈果夫吸纳到中组部普通组织科指导股任干事，三全大会后升股总干事。1930年8月任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由中组部长陈立夫选派赴英国留学，翌年春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选读政治学、比较政府和地方政治。七七事变后，提前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出任军委会第六部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训育组副组长、国民参政员、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代处长、军风纪巡察团委员、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主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三青团贵州支团干事长、青年管理处长、国民党中常委等职。1948年11月，徐蚌会战失利，孙科继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出动，黄宇人主导的立委反CC系联合阵线推举吴铁城竞选立法院院长，不巧吴铁城被孙科邀请入阁，黄宇人转而循北方籍立委武和轩提名，支持北伐前在北平入党的童冠贤。童原已準备举家迁台湾，闻讯即回南京参加选举。黄迅即促使立法院补选正副院长，使CC系立委来不及赶回南京时，12月24日童以简单多数当选院长，整个过程仅四日。这位曾是改组派干将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才当选立委不久的童冠贤不费吹灰之力便坐上院长宝座。1949年6月1日移居澳门，1950年10月因不出席会议被立法院取消立委资格。旋应顾孟余童冠贤之邀，以桂系人员退出为条件，加入李宗仁出钱、顾童牵头的自由民主大同盟（第三势力）。1972年移居加拿大依亲，自1971年起因胡越的劝勉开始撰写回忆录，至1981年4月写成《我的小故事——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上下两册，计五十万言。在自序中称：「奋斗一生，先后累了老父被军阀囚死；幼弟年仅十二，即被军阀拘捕入狱数年，不到四十，又被中共杀害；小女稚年即被中共奴役，其子女亦受影响。我在九死一生之余，只落得以洗碗工的身份，自我流亡异域，可说是失败到底了」。黄宇人曾任国民党中常委、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沦落至此地步，「只怪自己生性愚戆不识事务」。1989年病逝于加拿大。
[注6]金典戎，曾任北平行辕（主任孙连仲）参谋长、东北行辕交通处长、哈尔滨警备司令等。
[注7]龙绳武，龙云长子，法国圣西尔军校骑兵科毕业，曾任昆明防守司令部暂编十九师师长。龙云投共后，他被中共委任为云南省政府委员。旋即以处理香港房地产为由离境。一九五四年冬，被国民党策反赴台。
[注8]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页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