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戡乱战略的七大失误
蒋纬国
中共之得逞，基本上是得之于俄共的支援与掩护，其次则蒙日本长期侵华之所赐，至于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共戡乱失败，则为上两种因之后果。我国在先父领导下，经过八年长期奋战，为战胜之盟国，但于接近胜利之前的雅尔达密约，竟以牺牲中国权益的条件，让苏联大军不战而入东北，同时迫使中国的外蒙独立成为苏联的附庸，其后，则明目张胆阻止国军接收东北，予中共扩张壮大机会。
关于国军戡乱之野战战略检讨方面，就野略三项基本因素——力、空、时而言，自华北上党之战，应视为国军戡乱作战之绪战，因此点燃战火后，即陆续遍及华北、东北、华中、华东各地区。由此点而至戡乱作战末期，随时间的推移，共军兵力日增，而国军则日渐削减。共军初期盘据陕北及华北、华中、华东各省边区，三年余时间，则据有长江以北的全国精华地区，国军在陷于极不利的态势下，撤出大陆。兹就其致此之主因析论如下：
1.中共早期从事战场经营，造成其「运动战」之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假「联合抗日」之名，行扩军掠地之实，故甚鲜实际从事对日作战之行动，而在所控制之广大乡村地区，建立非法组织，裹胁民众，扩建武力及根据地，如晋冀边区之太行山、晋南之太岳山、晋北之五台山、晋陕边区之吕梁山，此外大青山、绥、冀、察、热、辽⋯⋯皖、鄂间之大别山区，苏北、鲁南之沂蒙山区等边区，均已被其窃据。而国军则与日军主力作殊死战争，无暇兼顾及此。纵部份政府机关或爱国志士所组成之敌后游击武力，亦为中共裹胁兼併。各地区，中共实已掌握「战争面」，形成有利运动战之基础。此即国军在各地区野战失利之根由。
2.中共藉俄军之支援，及劫收日伪军武器装备之资助，致使共军武力迅速扩张。据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称：「俄军曾于张垣将日遗武器库交其看管。」实则交其使用。而东北地区俄军除将缴获日军之全部装备转交共军外，更于撤离时将部队装备送与中共，此乃中共部队突告壮大之原因，对华北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战力之消长，影响至大。
3.日军投降之前，华北地区国军各战区，对华北之作战与接收，未及充份策划与準备，难免疏失。原準备用以对日军反攻河北之11战区，甫于7月1日在西安成立，其自其他各战区抽调，纳入其作战序列中之部队，犹散处各地，未及集中。日军突然投降，仓卒奉命接收华北重镇之平津保及冀鲁地区，任务急迫而重要，其他第2及第12各战区对受降接收与对共军作战，亦均无充份之时间策划与準备。而共军则蓄谋叛乱，早有充份之準备，此即国军初期招致折损之主因。对于东北地区之接收，更是仓卒而受阻，初期虽以精锐的上驷对下驷，夺回重要点线，但终为共军的运动战逐次蚕食而至溃灭。
4.国军戡乱作战之指挥体系未尽符统一原则，未能发挥功能。以华北地区为例，初设第2、第11、第12等3个战区，由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督导；继改为张垣、保定、太原等三个绥署，仍由北平行辕督导。至民国36年底，撤销张垣、保定两绥署，并为华北剿匪部总部，保留太原绥署，仍同受北平行辕之督导。可见北平行辕应为华北地区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但作战全期中并未见其发挥有效功能。东北、华中地区亦有同样状况。
5.国军高级将领战略思想未趋一致，缺乏主动，尤其少数兼任地方首长者仍保有军阀理念。
自民国37年7月13日，政府颁布动员戡乱令，最高统帅先父中正先生即规划戡乱战斗序列，先后调整指挥体系，依中共叛乱地区，划分国军戡乱责任区为华北、东北、华中、华东（亦称徐海或苏鲁）四个地区，分别设置华北、东北、华中及徐州四个剿匪总司令部，按当时各总部所辖兵力数量及武器装备，均优于各该区之共军，同时国军海、空军完整，保有绝对的海、空优势，依照野略的原则，应能各个击灭所在之共军。但各高级将领之战略指导，概以守点获线的被动应战方式，乃为共军的运动战主动的「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逐次消耗而击灭。尤其当重大关键的战略情势下，不遵最高统帅先父中正先生的战略指导，甚至在紧要关头，复萌军阀理念，寻求自保，投降变节，可说这是国军戡乱失败的最大原因！
6.反观共军，因应不同之状况，适时转变其战术思想与战法，灵活运用其谓之「围点打援」、「阻援打点」、「以大吃小」以及「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运动战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能打力求速战速决，而以歼灭有生战力为主，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共军此种战术思想与战法，在叛乱作战全程中屡见不鲜，且甚收其效。以此针对上述所述国军之战略思想与战法，其利害得失立见矣。
基于上述共军的战法，毛泽东在民国36年12月25~28日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所召开的所谓「中央会议」上依据作战经验，曾经提出了中共军〈十大军事原则〉如下。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防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甚至有时候是5倍或6倍于敌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準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夺取的城市和据点，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全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综观，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乃是其游击运动战加上人海战术，而成为共军战略战术的最高指导方针。确为中共军事叛乱作战行动提供了规範（準则）。
7.情报战的正反效果，亦为国军戡乱作战失利、共军获胜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共于叛乱地区已掌握「战争面」；盖拥有战争面之首要利益，就是掌握情报与反情报。国军固（亦可说是「困」）守要点，对共军之飘忽行动，失去监控。而中共潜伏国军中之共谍高至统帅部作战次长，作战行动尚未展开，计划先落敌手，使国军暴露于明处，共军居于暗处，这样的对比下，所以中共的战略指导自然有利。国军则在不知彼亦不知己的状况中，每次交战，都是在共军已主动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下，始被动的应战，而且多已陷入战术行动难以挽回战略颓势的情况下溃败。
东北廿万保安部队投共经过
刘毅夫
这件大错、特错，严重影响国运的事实，发生于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二十五日。当时，我是励志社北平分社的总干事，也是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总队的总队长，驻在北平。蒋主席于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偕夫人飞抵北平，当时国军已决定空运长春，但俄军不肯退离长春，并拒国军进驻长春，蒋公非常气愤。当时蒋夫人乃决定以慰问俄国盟军名义，单独赴长春去见俄酋马林诺夫斯基。当蒋公偕夫人离开北平之后，蒋夫人于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单独飞到北平，另有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偕干事王作民、袁耆龄等人，先到北平筹办赴长春慰劳俄军之慰劳品。
当夜戴笠（雨农）也来了，他邀我去看蒋夫人。见到夫人之后，戴笠请示：「夫人什么时候去长春，要不要我同去？」夫人和蔼地说：「我明天就去长春，你不用去啦。」然后看着我说：「刘总干事是东北人，他跟我一道去就可以啦！」当时我听了之后，心裏好紧张。到长春去，那裏仍是俄军控制的地方，我一个人，又无特种经验，怎么办？但不敢有些表示，祇好奉命，自做準备了。事后想来，夫人这一决定，非常高明，戴笠名声太大，他一个人，和我一个是同样的情形，但我是无名小卒，不会引起俄国人的特别注意。
一月二十二日的上午，蒋夫人乘空军专机由北平飞往长春，飞机上祇有我和孔二小姐陪同。到达长春之后，夫人被安排住在伪满大臣吕某住宅，吕某已被俄军捉走了。这是一幢二层小楼，既无院墙，也无警卫，我祇好在门前的一个小岗亭裏作守卫，日夜不敢闭眼，更不敢离开。
这时的长春，已有我东北行营前进指挥所，空军也派了地区司令，行营前进指挥所主任是董彦平中将，空军地区司令是金恩心将军，但是都没有军队，整个长春，仍在俄军控制之下；另有我东北外交的特派员蒋经国先生，也住在长春。
蒋夫人到长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国军营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蒋夫人仍然豪气干云的昂然进入俄国兵营，当时由会讲俄语的经国先生在前领路，我与孔二小姐紧随夫人身后，以防不测。当时看了蒋夫人的神情，心中无限钦佩，同时想到了历史上郭子仪独踏番营的英勇故事。
夫人进入俄国军营时，首先检阅了列队欢迎的俄军。当夫人走过之后，俄军都对神采飞扬的蒋夫人，万分钦仰，有些人小声说：「马达姆倭钦克拉细微」（俄语：夫人好漂亮），我听了之后，立即回头用俄语小声说：「不要乱讲！」当时我穿的是国军将官制服，他们听了我的话，便不再讲了。
夫人见了马林诺夫斯基时，晓以大义，俄军乃于夫人离去之后，立即撤离长春。
夫人于二十五日上午离开长春，当夫人上飞机之前，我向夫人请示说：「我是东北人，自从九一八离开东北之后，这是第一次回到长春，我能不能留长春几天？」慈祥的夫人说：「你留下吧，我今天回到北平之后，立即回南京。」
送走夫人之后，我想到了驻在长春的东北行营指挥所，应该先去拜访。
我亲历国军拒绝收编伪军的一幕
当我到达行营前进指挥所时，门房裏接见的是位刘少将，他以前是我在冯庸大学时的军事教官，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啊，想不到在这裏见到你，你也升了将官⋯⋯。」就在这时，我发现房中尚有一位伪满军队的上校军官，于是我向老教官致敬之后说：「请你们先谈公事吧，我们慢慢再长谈。」
于是听到了那位四十多岁的伪军上校说：「报告长官，我是伪满军队的上校团长，我是代表伪满军队十五个团来求见长官的。我们虽然是伪满军队，但是我们人人都是心在祖国，现在高兴的看见祖国的长官，我们所有官兵，都诚心诚意的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不要粮饷，不要械弹，不要被服，祇要给我们国军的番号，我们就会全力打共产党。」
他说得很激动、很诚恳，我听了好高兴，也很感动，真想不到，那位刘少将竟而无情地说：「对不起，我们是奉命不能收编伪军。」
他这么一说，那位伪军团长，几乎流泪的要跪下说：「报告长官，我们这十五个团的士兵，都是国高毕业，都是身体强壮，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我们十五个团之外，还有十五个团，我们如蒙收编，那十五个团也会立刻前来请求收编，如果我们未能接受国军收编，另外十五个团也不会来了，这三十个团都将投向共军林彪，我们是东北地方部队，到那时，国军用三十个师恐怕也打不了啊！」
我听了后，更难过，但那位少将仍毫不动情地说：「哎，我是奉命行事，我不能作主啊。」
我听了又气，又急，于是也不顾礼貌地说：「请间教官，您是不是奉了董主任的命令？」他点点头，于是我说：「好，请您派人送我去见董主任。」
当我见到董主任，据实报告之后，他也叹口气说：「没办法啊，我是军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我无好气地说：「报告乡长，古语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三十个团的伪军如果不收编，立刻都会投向只身到东北的共军林彪，到那时，东北不保，河北也会危急，将来也会影响到中原，甚至江南，这是国运大事，你如果因为收编了伪军而受了军法，也将万古流芳，否则国家危矣。」
他摇摇头说：「老弟呀，不要激动，军人必须服从，这是上边的严格命令。」我不再听了，气愤而别，因而他好意送我的礼物也未收。真想不到，不幸而言中，果然东北丢了，华北乱了，不久之后，徐蚌会战也失利了，整个中国大陆也就断送在中国共产党的手裏了。
〔附录〕
若收编伪满军队，何以维持民族正气？
陈 诚
按：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请假南归医治胃疾。三月廿九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一批国大代表联署第98号议案，指陈诚对东北整军、拒绝收编伪军等疏失导致戡乱失利，应负责任，更有人要求杀陈诚以谢天下。还有人以国民革命军人同志会名义散布传单，宣布陈诚十九条可杀之罪状。五月十日，陈向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中正提出书面辞呈，辞去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海军总司令、中央训练团副团长等要职。滞留南京期间，为掩悠悠之口，他于四月十四日覆林蔚[1]函，为自己辩白，兹摘录其中有关「（拒绝）收编伪军」一节，以示平衡报导，是非曲直留待读者自行判断。
收编伪军：此问题当时确有人建议，但全部收编，事实上大有问题。以弟所能记忆者：（1）何以对抗战之国军？（2）何以对被压迫残杀之民众？（3）何以维持国家民族之正气？以上三项，姑且不论，再就军费一项言，自抗战结束后，决定国家总预算原则，所谓收支平衡，所谓军费不得超过总预算百分之五十，以连年军费言，非但不能收编伪军，而且仅有之国军，亦不能养活，其他可知矣。
徐蚌会战是错误的决策
曾 振[2]
（一）徐蚌的会战是一个临时匆促决定的会战，根本上是错误的，不应在徐蚌会战，而应在长江决战。
（二）由于作战部门刘斐等无能及通敌破坏，在济南失陷（九月廿四日）后，迟迟不作必要的处置，直等到徐州军事会议时（十一月五日）拖延四十天之久，会议才决定在徐州作战。当时作战部门本有撤守淮河计划，在十一月五日徐州军事会议时，始行提出，但各兵团司令官认为敌人已经集中好了，时机太晚了，在大敌之前撤退，损失必大，不如依城野战，与共军一拼，于是决定守徐州备战。
（三）依当时情形看，济南已经失陷，商邱以西已经放弃，试问黄伯韬兵团在运河以东之新安镇一带，四十四军留在海州、连云港附近，有什么作用？攻既不应从该方面攻，守也分散兵力不应在该方面守，迟迟不令其向徐州附近西移，由于这一错误，以致以后（在徐州军事会议以后）黄伯韬兵团西移时，是侧敌行军，敌人已经集结好了，準备作战了，侧敌行军是非常危险的，加以中间还有一道运河将部队分离，这是一重大弱点，故黄兵团西进途中及渡河时，遭共军攻击而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一错误，南京作战部门、剿总及杜聿明应负责。至少他们是迟疑与不为。
黄伯韬
（四）在黄伯韬兵团西移时，如果原在碾庄附近之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在西岸接应支援，阻拒运河西岸敌人之攻击，则黄伯韬兵团不致四面受敌，渡河亦不致损失太大，而进出西岸则便利多矣。同时两个兵团合力，足以击退来犯之敌，至少该两个兵团亦可顺利开往徐州，可是他们不顾虑敌人侧方的威胁，在黄伯韬兵团西移之同时，亦令李弥兵团开往徐州附近，李弥兵团走得太早，以致运河至徐州中间产生一个大空隙，共军得有机会毫不费力地截断徐州至运河间之交通。假如他们当时有点敌情观念有点警觉心的话，李弥兵团应稍缓西移，留在碾庄附近，等待黄伯韬兵团来到，掩护黄兵团渡过运河后再移徐州，命令应该规定李弥兵团等待黄伯韬兵团渡过运河后再行西移；可是他们漫不警觉地命令两个兵团同时西开，造成此一错误，等到后来黄伯韬在碾庄附近被围，再令李弥从徐州回师东进增援时，却被共军阻住，不能前进，以后虽再令第二兵团（邱清泉）东进增援，共军愈集愈众，工事纵深愈长，救黄无效矣。
（五）海州、连云港至新安镇之距离，与徐州至新安镇之距离略等，各约三日半之行程；临时拨归黄伯韬指挥的四十四军西进也是一个危险的侧敌行军，黄伯韬如果不等该军来到，即离开新安镇逕行西开似乎是不顾四十四军的危险，心中好像对不起四十四军，指挥道德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因此等待四十四军等了三天，以致到达运河河岸时迟了三天，这也是他吃亏的地方。这个错误，就是没有令四十四军早日西撤所造成的；四十四军拨归黄伯韬指挥，是给黄增加了一个包袱。假如他们开始调动时有敌情观念的话，应令四十四军向苏北阜甯、淮安沿运河南下，或由连云港从海道输送到长江沿岸调度使用，免得黄伯韬兵团受累。
（六）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的叛变：第三绥区的五十九、七十七军，在七七抗战开始时，由张自忠、冯治安等率领在长城喜峰口一带曾予日军巨创，已往南征北战，很有战功的。五九军军长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冯妻李德荃之妹嫁给张克侠。张与笔者在陆军大学第十期同班）。在徐蚌会战前，冯治安之司令部一直在贾汪未动，冯的部队，主力即在该地附近，一部在徐州，冯治安本人有时住在徐州城内。因此，张、何及温家芳与共党勾结，冯莫知究竟。可能是冯妻李德荃[3]牵引勾结的结果。
张克侠、何基沣、温家芳趁冯治安不在贾汪司令部，对部下诡称係奉冯治安的命令，于十一月七日夜，下令所属部队约十五个团的兵力开往峄县境内投共了。
贾汪在徐州东北约二十五公里，是徐州外围的据点，贾汪煤矿在该地。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初，冯治安之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在贾汪被共军围攻，笔者奉命率一九二师前往解围，击败共军，俘获甚多，使冯转危为安。该地在不老河之北约十余公里，不老河是微山湖至运河间之河流，冬季水涸多处可以徒涉，不成障碍，从贾汪南下，越过那条河，便至陇海铁路东段，位置正在碾庄与徐州中间，李弥兵团既已开往徐州，那一段可是空空的，共军从贾汪附近南下，毫无抵抗地进至该地，把黄伯韬兵团与徐州间之交通截断，黄兵团便告孤立。贾汪附近张、何、温之叛变，又是徐州附近作战失败之重大原因。
（七）大军作战，补给非常重要，因此后方联络线必须保持，在徐州以南之宿县附近——即徐、蚌之间，应驻有重兵，以攻势防御之态势，不断击退来犯之敌，一方面策应徐州之作战，一方面保持津浦路之运输畅通，必要时，掩护徐州国军之撤退。然当局不此之图，宿县仅驻有一四八师及交警第二、第十六两个纵队及第三绥靖区残部，战力显然不足。孙元良兵团由蒙城经宿县开徐州，不如留在宿县，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协同遂行上项任务为有利。由于宿县被共军攻陷，徐州遂形成孤立，补给只靠空投，于作战及人心士气均受重大影响。
（八）由于黄维第十二兵团之东调，亦有错误，黄维兵团从豫南经阜阳向东北方向之宿县、徐州前进，在地图上看，是直线，似乎是条捷径，比较近些，但中间要横越过五道河流，五道河流大致都不能徒涉，须架桥越过，黄维兵团起初越过一、二道河流时，共军没有阻拦，但以后渡河时，共军迎头阻击，黄兵团只得採用强攻渡河，佔领桥头堡，掩护架桥，战斗中死伤了不少人员，既耽误了时间延缓了行程，复消耗了弹药，增加尔后补给的困难。黄维兵团就在上述的情况下，力战当面之敌，越过了几道河流，费了很多时间，打开一条血路，到了宿县境内的双堆集附近，这时共军四布，集结兵力正在等他们，该兵团遂被围困；黄维兵团原係解徐州之围，这时却要徐州军队来解他的围了。假如当时黄维兵团到了阜阳附近时，从淮河南岸地区顺流而下，左翼有淮河为屏障，共军不能中途截击，既安全而行动反较快速，到了蚌埠附近与李延年、刘汝明会合，再向北攻击，则黄维兵团当可发挥重大作用，积极方面，可望解徐州之围；消极方面，可以掩护徐州友军之南撤，最低限度亦可退守淮河，不致反要徐州国军来救而遭最后惨酷之命运也。
（九）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之突围问题：突围当然是战局很坏的情况下行之，例如：外面救兵不来，而本身粮弹告罄，或已被敌人突破了阵地，无计可施时，那只有突围。在被围之初，最好在敌人初始接近时，不待敌人站稳脚跟，即行出击，打破其包围，尤其要在夜间出击，使其不能合围成功而构筑工事；否则，等其工事构筑完成合围成功，再去攻击，则事倍而功半矣。时间愈久，工事纵深愈长，愈难突破。在当初统帅部下令以军师为单位分别突围时，总还可以冲出来不少部队，运气好的，还可以带着武器成队的人马整然的出来。然到走投无路再行突围，最后只有全部悲惨的被歼灭。
（十）国军统帅部组织不健全：在抗日作战时，是个长期抗战，日军如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徵候中可以判断得出来，可以及时部署，而各战区司令长官也可以不必请示最高统帅部先行调动部队準备作战；但与共军作战往往事先没有徵候，是突然而来的突袭，而部队较大单位的调动，必先请示南京。可是，南京的统帅部组织不健全；依当时情形，国防部的作战次长实际上是统帅部的参谋长，自陈诚任参谋总长时期起，关于作战重要事项都是由作战次长拟案在每週二、五总统官邸作战会报中提出请总统裁决行之，因此，作战次长何等重要，应该选定一个忠诚而才能、品学、经验俱优、精明、干练的人充任。像刘斐这个人，毫无部队经验，完全纸上谈兵，懒散狂妄，不负责任；在作战时期，徐州陆总部（笔者时任徐州总部副参谋长）关于作战方面重要事项总部参谋长每夜间以长途电话询问南京作战主管厅长如何处置？作战部门答称：「刘次长跳舞去了。」或说不在家。这种懒散不负责任的情形，显然是消极的拆滥污，蓄意破坏，贻误战机。
关于刘斐的出头，想必大家还记得，他原在广西任閑职的高级参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广西和中央对立，蒋委员长赴广州解决西南问题，与广西和谈，李宗仁曾派刘斐携带条件到广州谒蒋，以后和谈成功，蒋为保持与广西方面的关係，抗战开始以后，把刘斐调到重庆任军令部厅长，主管作战，以后升为次长。据李金洲的《西安事变亲历记》说刘斐是共产党，是在日本留学时加入的，李说他是在南京的头号共谍。在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时，他活动充当代表，和张治中等投机份子前往北平投降共党了。毛泽东曾当众介绍刘斐，说在徐蚌会战时，刘斐将国军军事秘密告知了共方，并帮助了共方甚多，毛特为表扬他。当时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此一新闻。以这样一个人充任作战次长，焉得不败？
受共谍误导的错误决策
（一）徐蚌会战前国军作战照合理的研究可採用之三个方案：
在民国三十七年岁尾东北几省沦陷，华北傅作义已告不支，此时在华中之国军经先后补充整理，尚有：
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两个军
第七兵团黄伯韬部五个军
第十三兵团李弥部两个军
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五个军
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两个军
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两个军
第六兵团李延年部四个军
第十二兵团黄维部四个军
以上兵力共计为二十六个军，约四十五万人（由于转战日久，兵力不足）。
此外尚有：
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部
华中长官部白崇禧部
西安绥署胡宗南部入川部队
山西之阎锡山部
西北新疆之部队
长沙李默庵部
川康之张群所部
广州之余汉谋部
福州之朱绍良部
桂林之李品仙部
在移晋中之刘安祺部
李振清部（移晋中）
侯镜如部（移晋中）
以上部队，有的经作战残破，或以后整编，实力不一。
右列各部队除在山西、新疆之部队由于地理关係，不能南调外，其余各部兵力尚有约七、八十万人。
以上两大项所列兵力，估计尚有约百万以上，但整个与敌人实力比较，仍居劣势，不过如部署适当，尚堪一战，或者可以战胜，至少不致失败如此之快。
兹将决战可行之方案分列如下：
甲案：利用长江大河之障碍与敌决战。
由兵力劣势，选择决战地形最为重要。所谓最有利之地形，莫如利用长江大河之障碍，节约兵力，迟滞敌之行动，适时适地各个击破敌人。
长江自古以来，兵家视为天险，曹操曾败于赤壁，孙传芳败于龙潭，东京、南宋亦依靠长江维持长久之局面，我海、空军、战车优势甚多，足以弥补陆军兵力之不足。其作战方法，应将我军全部调往长江以南，依部队实力状况分段部署，各以一部担任长江南岸之警戒，主力分段集结较后方适当地点补充整理训练，肃奸防谍，如敌在某一地或数地渡江，即分别使用我陆、海、空军击破歼灭之，重演赤壁、淝水、龙潭之战。由于共军训练差次，北方人多，不习水战，观于以后金门、登步作战情形，依长江作战当有胜利把握，此乃上策也。
乙案：利用淮河，以淮河为障碍阻敌南下。
依甲案要领守备，待敌南渡，适时击破之。此案之缺点，即敌人可以避开淮河正面，而从淮河上游威胁淮河国军之左翼，亦可能从安徽上游湖北、四川南下，因此须再在长江上游加强部署。此虽属可行，但不如甲案之有利。
丙案：在徐州附近与敌决战。
徐州附近地形是不利防御作战的地形；附近无险可守，地方亦不富庶，四面受敌，乃易攻难守之地形。
徐州后方之补给路线与南京间之津浦铁路，易被敌人截断，徐州与浦口间之要地为蚌埠，徐州与蚌埠相隔两百公里，要保持徐州之后方联络而使补给不致中断，则徐蚌间之宿县一带必须驻有重兵，方能维持。如果宿县一带被敌佔领，则徐州守军孤立，断难持久，最后必陷失败之命运。
依据前面之记载，一九四八年七月初旬，黄伯韬兵团与共军战于河南黄泛区，获胜，七月七日黄兵团以铁道输送到苏北新安镇（运河以东）附近集中，将驻海州之第四十四军王泽濬部归黄指挥，并曾在郯城、邳县堵击该地之共军（该地共军之行动，判断是声东击西之欺骗行动）。就战场言，徐州附近是主战场，是决战之要地，海州及运河以东，不是决战要地，可以放弃，南京国防部将国军从徐州至海州沿铁路数百里一字长蛇的部署，兵力不集中而分散，是一大错，因为主战场是徐州附近，则黄兵团应集中徐州附近，或徐州以南；运河以东至海州不是决战之地，此时可以放弃，而南京竟将黄兵调往运河以东新安镇一带，不独减少徐州主战场之兵力，而且在徐州决战时，再将黄兵团调往徐州，侧敌行军，分散兵力，曝露弱点，易被敌人截断，运河又是行军的障碍，在在使黄兵团陷于危殆，以致被敌击破，故为大错。
关于上列甲、乙、丙三案之採取：甲、乙两案是有利之案，蒋不採用，偏要採用不利之丙案，其情形如下：
依当时军队调动情况，即可知蒋是要採用丙案的：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华中共军开始进攻济南王耀武部时，在徐州附近及陇海路东段各部队没有行动，迄至是月廿四日济南失陷，徐州附近国军依然没有行动，至十一月十日，始令刘汝明部从商邱开蚌埠，黄伯韬部从海州、新安镇调徐州，碾庄之李弥部调徐州，邱清泉部集中徐州以西地区，孙元良部从皖北蒙城调往徐州，李延年部调蚌埠，黄维部从豫南东移，準备参加徐州会战，可见蒋要在徐州附近与敌决战。至于蒋为什么要採用徐州决战之案？照吾人推测，其原因可能如下：
（1）蒋个性特强，狃于以前之威势，自信太过，轻视中共，认为我还有很多的军队，可以在徐州附近击败敌人，不必放弃徐州。
（2）蒋爱面子，认为放弃徐州即为放弃中原，即为对敌示弱。
（3）蒋并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人彻底向他分析利害，他没有想到甲、乙两案之利，许多部下将领多年以来都是唯命是从，不敢多言，也没有机会陈述研讨。作战次长刘斐是卧底之共谍，唯恐国军不败，因此顺水推舟，让蒋失败。即使众将领知道徐州决战不利，亦不会直说，甲、乙两案有利，他们更不会提出。
（二）徐蚌会战前国军部署调遣迟延之错误：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共军开始进攻济南王耀武部时，南京对山东、苏北方面军队没有调动处置，十月二十四日济南失陷，南京仍无处置，此时苏北方面陇海铁路东自海州西至商邱一带之国军一字长蛇似的摆着，徐州以北贾汪附近有第三绥靖区之冯治安部。一直拖到十一月初旬，南京仍无指示，命各军集中徐州附近。兵力分散，是兵家之大忌。本来作战业务，係军事机密，非主管者，不得置喙。当时我任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军上述情形，大致了解，认为苏北如此情形，非常危险，乃于十一月四日向顾参谋长提出意见，请他促作战主管从速处理，顾处长随即以电话问刘斐，刘说要问总统，顾即赴总统官邸，请示总统。蒋总统乃命顾总长即往徐州召集各将领斟酌决定，于是顾总长于十一月五日前往徐州，随嘱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前往参加，并嘱我随行。
徐州军事会议时，郭汝瑰提出国防部第三厅的腹案，国军退守淮河；但各将领认为敌人已集中鲁南，现在调动大军去守淮河太迟了，不如就现地与敌决战，于是採用此案，总司令刘峙遂命令各兵团集中徐州附近，準备决战，但为时已迟矣（拖延不建议处置，判断是刘斐等故意破坏）。
此次会议时，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未参加，而由副司令官张克侠代表参加，张克侠是一个共谍，他来参加会议，当然对国军部署细节很清楚，他回去当然会告知共方，共方遂命张克侠率部叛变，同时，共军发动攻击陇海路东段沿线国军。
关于陇海路东段部队迟迟移动，迟了月余之久，始向徐州附近集中，作战指挥机构推说是徐州方面之总司令人选蒋总统指派太迟。最初蒋指派苏北方面总司令人选时，要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顾向蒋说，参谋总长本身事务纷繁，事情太多，不能兼任；旋蒋又要蒋鼎文担任，蒋考虑几天后，不肯担任；最后乃派刘峙担任，如此推来推去，耽误了时间，所以延误了该方面的大军移动。此种说法，不能成为延误部队调动作战的理由，因为统帅部对于作战有什么决定，仍可直接命令徐州的副总司令杜聿明转饬遵办，一面逕令各兵团遵办。同时统帅部作战指挥机构如果认为陇海路东段部队分散一字长蛇似的为不妥，作战机构就应向总统陈述，先行调动部队，不必等待总司令人选决定后，再移动部队。这是刘斐耍花样捣鬼，对总统不提部队分散的危险，对国防部作战机构的幕僚推说总统迟迟不决定徐州总司令人选，他上下其手，拖延时间，拖到共军已经準备攻击部署完成，张克侠等阴谋诡计策划完成，让共军发动全面攻击，使国军措手不及，只有招架之功，陷于最不利的局面。
（本文摘自曾振所着《蒋介石总统在中国大陆成败纪实》，1993年出版）
注释
[注1]林蔚（1889-1955），浙江黄岩县人。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四期与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任浙军第一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十七军参谋长、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军委会铨叙厅厅长、军委会桂林行营参谋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令部次长、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军统局局长、军政部政务次长、国防部第一次长、代理参谋总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国策顾问等，晋陆军二级上将。
[注2]曾振（1908-），湖南平江人，黄埔六期步前三大队，后入陆大第十期（与候腾、盛文、伍培英、张克侠、何基沣、魏汝霖、甘丽初、罗机等同期），历任独立第卅三旅旅长、第一九二师师长、整编一九二旅旅长、徐州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参谋总长办公室副主任，1949年陈明仁投共后，代理71军军长南撤，旋赴台，入陆军参谋大学将官班第五期。七十年代移居美国。
[注3]冯玉祥原係吴佩孚部下的健将，率数万部队驻在北平之南苑附近，纪律甚佳；当时共党想拉拢冯玉祥加入共党，适冯前妻已死，正待续弦，此时有人介绍北京女师大学生李德荃予冯为继室，李德荃是共产党，这是共党的美人计。以后，苏俄顾问鲍罗廷在广州时，诡称返俄，实秘密自天津化装潜往张家口，劝冯访俄，加入共党，冯遂有访俄之行。迨后冯自俄国回国抵绥远时，忽宣布称：「⋯中山主义，驱我回来。⋯⋯」旋统率所部全军加入国民党，部队经宁夏、甘肃、西安，出潼关，进驻郑州，与革命军会师；不久，国民党宁、汉分裂时，宁、汉两方面都争取冯玉祥，冯此时的实力大增，兵力十余万位于河南，从甯则宁兴，从汉则汉盛，有举足轻重之势，当冯进抵郑州时，武汉左倾的政府全体重要高级官员及鲍罗廷由汪兆铭率领前往郑州移樽就教，极力拉拢冯玉祥从汉；迨冯进抵开封时，南京反共的政府全体重要高级官员由蒋率领前往徐州，邀冯往徐州举行会议，并示欢迎拉拢之意；可是冯对宁、汉两方面都不从，立于超然的地位。迨后，共党在两湖暴动，武汉唐生智的部下将领也反共，这时，冯玉祥突然宣布从宁，反对武汉政府，将武汉政府派往冯部的政工人员一律遣回，武汉的被共党操纵之政府大为失势，遂告瓦解，共党恨之刺骨。俄共头目布哈林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指示中共云：「冯玉祥已走向反革命集团，我们必须对他展开残酷的斗争。⋯⋯」在民国卅八年，大陆沦陷后冯玉祥赴美，后携妻及女经欧洲又往俄国，乘轮取道黑海敖德萨，俄共设计将冯玉祥烧死在船上，对外宣称冯在船上看电影发生火灾，冯及女焚毙。李德荃未焚毙，事后记者向李德荃询问其故，李支吾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