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病故后，家人花40万巨金买通工部局洋人，获准把灵柩抬到大马路（南京路）转了转，致丧事盛况空前，轰动了上海滩。张謇恰好因事到沪，就去盛家吊唁，谁知盛家出来应酬的都是亲戚和门客，一问方知，家属全都去看梅兰芳的戏了。张遂苦笑而出。
鲁迅去世前一个多月，即1936年9月5日，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杂文，当中一段话，被普遍认为是鲁迅的遗嘱：“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公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徐州。一日，胡的父亲从浙江孝丰老家来看他。卫兵去报告，胡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甚诧异，对卫兵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老子，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马翻脸说：“哪来的混账老头，如此无赖，快把他撵走！”随后又派一心腹副官跟踪其父，认准所住旅馆。当晚，胡宗南才换上便装去旅馆看父亲，给了老人300块钱，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快回家吧。”胡父大骂儿子势利，竟不认亲生父亲。一怒之下，钱也没要，向老乡借点盘缠回了老家。
段祺瑞讨过几房姨太太，这与当时的军阀政客们看似无二，所不同者，是段已经有了尊重女性的意识，他娶姨太太，从不采取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的手段。他的第四位姨太太入门时愁眉不展，段一打探，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便吩咐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一时传为佳话，也多少能体现出段在私生活上较为检点的一面。
军阀范绍增家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庭，光姨太太就三四十个。范绍增专设了总管事、管事数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权贵云集。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门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当中较有文化的两个姨太太赵蕴华、何蜀熙，随即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花使，对范后来的飞黄腾达，起了不小的作用。范尤其宠爱十七姨太，两人常在球场、游泳池等场合追逐嬉戏。关于十七姨太的风流韵事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写成《十七姨太外传》出版，一时重庆“洛阳纸贵”。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开明学校读书时，与尚未成婚的校长王世均产生私情。后事情败露，王世均被范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两人大祸临头。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王母也在一旁叩头求情。范绍增虽说是个粗人，但重人情，讲义气，粗中有细。寻思再三，他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连声赞叹：“范哈公，你搞得漂亮！”
抗战期间，宋氏家族的姊妹兄弟一度都在重庆。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想让子文、子良、子安他们邀请阿姊和大阿姊一起到黄山聚餐。”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庆龄，宋庆龄没答应，宋美龄劝道：“这是我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啰，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宋美龄一听即说：“我马上派医生来给你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蒋介石提议的家宴，宋庆龄最终也没去。
林森虽贵为一国元首，但生活上简朴之至，得过且过。林的夫人郑氏早亡，林便终身不再续娶，家里因此也无直系亲属，长年独身一人。这与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国务总理们动辄妻妾成群形成鲜明对照。林平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经常独自上街购物。抗战期间在重庆，林坐车经过上清寺，路旁有一卖木桶的小贩，即下车买了个洗脚盆拎回车里。
康有为晚年，家中成员庞杂，除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五个妻妾和六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以及厨师等雇员。他家还有两个印度人看门，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此外就是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康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1942年，蒋经国夫人生孩子，蒋托侍从医生吴麟孙物色保姆。吴不敢随便找人，就把他在助产学校毕业的女儿叫去当差。事后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说：“吴医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女儿？”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感情甚笃，很少口角。宋美龄偶发脾气，蒋都一笑而过。两人居家都不乏涵养。宋为数寥寥的一次“撒泼”，恰被张治中撞见。当时宋美龄气急中脱下高跟鞋“遥掷”蒋介石，正中蒋的肩头，鞋落在沙发前。张治中正好登楼入室，见蒋被鞋击中后仍以微笑相待，便快步过去拾起鞋，送到宋美龄面前，算是给蒋解了围。
1949年4月中旬，离宁波解放（5月24日）只一个多月，蒋介石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及蒋经国从溪口出发，到宁波遨游示别，一切被褥用具均由侍从人员随身带来。宁波南郊柳亭庵旁有蒋姓祖坟，蒋曾往扫祭，并给柳亭庵当家五万元，嘱其看管坟墓。蒋介石还去北门外华美医院检查身体一次，并两次到天一阁浏览该处藏书。
买办梁炎卿有一妻三妾，15个子女。梁家管教甚严，不允许孩子沾染任何恶习。梁家子女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言谈举止都养成了英国绅士的做派。梁家子女的娱乐也是洋式的，都喜欢打网球、骑马。
林语堂夫妇有三个女儿。二女儿玉如随父亲，自幼喜欢写作。她曾让父亲给取个笔名，林语堂给她取了个“无双”的笔名，意思是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玉如寻思“无双”不吉利，总是单打一，还能嫁得出去？林语堂经女儿一提醒，觉得有道理。某日翻《吕氏春秋》，忽觉“太乙”两字用作笔名很不错，就对女儿说：“叫‘太乙’如何？”玉如虽不明所以，但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林语堂解释说：“你看，《吕氏春秋·大乐》里有‘太乙’这个词，它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玉如就接受了这个笔名。
林语堂女儿三五岁的时候，林便常带着她们出席各类社会活动。那时，文人聚会兴“叫条子”。林语堂就让女儿们在花名册上画钩，点三陪女。等到被点的姑娘进来时，太乙就说：“你们是我们叫来的。”于是满座哄堂大笑。
俞鸿钧曾任上海市代市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抗战期间，有人去他家，看到其妻正在洗衣服。虽说当时重庆的生活相当艰苦，但一个部长太太亲自洗衣服，实属罕见。
艾青的母亲对他说：“你写大堰河，她只是你的保姆，你不写你的亲母亲。”其实母亲并不喜欢艾青，待他也不好，说是克她的。
《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他有五个哥哥，四个姐姐，六个嫂子；大哥只有两个女儿，没儿子，又娶了个姨太太，还是没生儿子，又生了个闺女。姐姐们都已出嫁，两个大侄子也结婚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聚齐时能有四五十口子。梁父制订了这样几条铁打不动的家规：不许赌钱，不认干亲，晚饭以后，大门落锁。
诗人朱湘一生最富有的日子是在安徽大学教书时，月薪300元。那时他已结婚，甚至有闲钱收藏一些古董，如陶马、郑板桥的墨迹等，曾吟出“黄土的人马在四周环拱”的诗句。他与妻子霓君经常争吵，动辄把家里的东西乱摔一气，第二天和好了，再去买一套新的。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上海极司菲尔路张元济家门口，车上跳下五条汉子，敲门后，佣人刚开门，这伙人便蜂拥而入，持枪冲上楼梯。当时张元济正和家人在二楼吃饭，见一群人上来，刚想问话，一绑匪已用枪顶住身旁的侄子张树源。另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张元济说：“不是那个，是这个。”于是绑匪不容分说架起张元济就走。上车后，绑匪用黑布将张的脸蒙上，汽车开到郊区，张被关进一间破房子里，有三人看管。张元济在这里待了六天，绑匪起初开价20万赎人，经反复谈判，绑匪也逐渐明白此君并没多少油水可榨，最终以一万元赎票。张元济在拘禁中写了十首七绝诗，始终神情自若，并坚持私了，终平安归来。
叶浅予与罗彩云结婚后并无共同语言。他们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是罗对叶说：“钱用完了，拿钱来！”叶则回答：“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学者谢六逸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鲍咸昌的女儿为妻。鲍小姐是神州女学的音乐老师，英文很好。两人婚后生活简单却充满乐趣。谢很喜欢孩子，有很多孩子，他给他们准备了小桌椅，每逢周末必与妻子儿女去看一次卡通电影，痛享天伦之乐。
一次，上海巨富周扶九去女儿家，发狠坐了一次黄包车，事先讲明车钱四角。到了地方他只付二角。车夫自然与周吵了起来。亲家听到门口有人吵架，断定是周来了，便让账房拿一块钱给车夫，车夫欢欣而去。而周看女儿，所带东西也不过一包花生米，离一块钱相去甚远。周家每顿饭必在一起吃，周居首，儿孙在一边奉陪。老人一放下筷子，大家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吃各自的小厨房。周在卧室中构筑一夹壁，每晚从上孔投入金条，其儿孙便从下脚把金条挖走。及至周一去世，家财也就散落殆尽了。
傅斯年夫人俞大回忆说：“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指傅斯年）面前抬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很快乐。”
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说，在家里谁也比不上冯先生，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
学者梅光迪一次在家里举办盛大宴会，招待吴宓等同事。席间梅让妻子以水果待客。其妻当时尚不知道把水果去皮去核，切成薄片，插上牙签再端上来。而是将水果洗了洗码在盘子里就端了上来。梅觉得很没面子，随后就将妻子送回了老家。
抗战时期，李长之在重庆经人介绍认识一女生，他听说此女至孝，甚满意，不久即成婚。孰料婚后家庭战争连绵，从重庆打到北平。李与季羡林关系不错，一日两人同访梁实秋，请梁调解李的家庭纠纷。起因自然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当天早上李妻出门买菜，李伏案写作。李妻回来把菜篮子往桌上一扔，里面的豆芽白菜等正好扔到李长之的稿纸上，连湿带脏，一片糊涂。李长之大怒，遂起争端。梁实秋劝道：太太冒着暑热出去买菜，乃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场，归来一同洗弄，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要一分体贴。
郁达夫回忆说：“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指张凤举、徐耀辰）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上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总务长周辨明家过着相当欧化的生活。例如吃饭，每次都由主妇先在饭桌旁用一个小铃铛摇几下，然后家人或客人再来落座。
鲁迅曾对许寿裳说起原配夫人朱氏：“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养她。”
胡风一次到鲁迅家，见鲁迅正捆着一包准备邮寄的书。鲁迅告诉胡风，这是《啼笑因缘》，寄给母亲的。又补充一句：“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接着笑了笑说：“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
鲁迅晚年，每个周六的晚上是他与三弟周建人团聚的时候。当时周建人夫妇有三个女儿，每次带一个来鲁迅家。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回忆说：“我总是带着孩子先到鲁迅家，建人下班后从商务印书馆直接来。有时候建人来晚了，鲁迅总要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趟，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直到建人来了才放心。建人来了以后，兄弟俩就要上楼去谈天，我们则在楼下帮许广平做饭。晚饭，由许广平烧几样广东菜，炖只鸡，有螃蟹的时节总要吃螃蟹。兄弟俩总要吃一盅酒有说有笑。晚饭后上楼吃点心，吃水果。一边喝茶，一边谈天。谈谈天下大事，风土人情，也谈小时候绍兴的事。谈到有趣的地方就哈哈大笑。总要谈到11点多钟，电车已经没有了。鲁迅就去叫汽车，预先付了车钱，把我们送回家。”
胡适从上海回到北平后，家里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打扫杂役两人，女佣一人，司机一人。胡适夫人江冬秀每天上午在家打理家务，下午两点后去亲朋家打麻将，晚十时汽车接她回来，再去接胡适。胡适弟子罗尔纲说：“胡适住在米粮库这个家，比抗战胜利后他住在那座曾作为大总统黎元洪府邸的东厂胡同一号舒服多了。”
徐志摩任北京大学教授后，1931年初到北平，借宿在胡适家。当时汪原放也常住胡适家，傅斯年还是单身，晚上闲得无聊，几乎每晚都来胡家打麻将，罗尔纲也经常参加，但徐志摩从不加入。徐志摩除了教书就是工作，罗尔纲说：“想不到这个蜚声文坛的大诗人竟与书呆子相类。”
徐悲鸿离家十年后，与妻儿回乡探亲，第二天即辞别母亲回上海。蒋碧微回忆说：“老太太把我们送到船上，眼看船只带着她的儿子、媳妇和孙子，缓缓离去，没有挥别，甚至于连徐先生和寿安（徐悲鸿之弟），也始终不曾说过一句什么时候再回来的话。知子莫如母，以她对徐先生的了解，我知道她心里不会有多大的指望；我从船窗探出头去，回望徐家破旧简陋的门庭，以及木然站在河边的那个矮胖身影，我仿佛见到她又恢复了持续几十年的忧愁面容，一喜一惊，她一生的快乐高潮，仅仅只有迎接我们抵达和开宴欢饮的那三四个钟头。”
徐悲鸿长子伯阳小时候深得父亲的钟爱。某日伯阳睡觉，徐悲鸿抽出纸笔给儿子画了一张素描，蒋碧微说：“神来之笔，使睡态可掬的伯阳，活脱纸上。”
上世纪30年代初，徐悲鸿一家迁入新居。蒋碧微说：“恢弘的新屋，美丽的庭院，得力的佣人和舒适的环境。徐先生从事他所感兴趣的艺术教育，在绘画方面也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正所谓日正中天，前程似锦。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温暖和乐的家庭，不使他有内顾之忧，膝下，又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在承欢色笑，以一个中国画家来说，在当时，他的境遇应该算是最好的了。”但不久两人便出现感情危机，徐悲鸿对蒋碧微说：“我知道，能够娶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我应该满足，但是你未免遇事过于挑剔，使我无法应付。”
1934年12月，鲁迅在回答萧红和萧军的一些提问时说：“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了。”
1935年6月7日，鲁迅致信萧军：“寓中都好。孩子也好了，但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接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自然，这邻居也是擅长警告的邻居。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
钱昌照曾是蒋介石多年的心腹，他头一次见蒋，正赶上蒋的离婚再婚，钱晚年回忆说：“北伐军到上海，黄郛当上上海市长，就职时，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出席讲话。有一晚在黄郛家吃饭，除黄郛夫妇外，在座的有黄前妻生的女儿和女婿，我和性元（钱昌照之妻），蒋介石和陈洁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觉得此人城府很深，说话不多。那时蒋已决定和宋美龄结婚，经商定，由蒋出钱送陈洁如出国。陈一向不问政治，大家都叫她蒋夫人。就是在黄家吃饭的那天晚上，蒋介石把陈洁如送到一个住处，从此不再与陈见面。过了几天，我去照相馆取与性元订婚的相片，碰见陈洁如，她跟张静江的女儿在那里拍照。她对我说，正在准备出国，先赴加拿大。陈洁如出国后，蒋就和宋美龄在大华饭店结婚了。”
作家丽尼婚后不久，妻子怀孕，因为穷，养不起孩子，两人决定自行堕胎。妻子服用奎宁后，腹痛难忍，丽尼则慌了神，不知所措。此时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好在有人及时到来，把病人送往医院抢救。
林语堂的女儿们常说：“世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林语堂说：“翠凤外向，我内向！我是气球，她是压载物，我们就如此互相恭维。她有条理，生性严肃，随时穿得整整齐齐，喜欢做该做的事情。”而林语堂则恰好相反，他举例说：“餐桌上，她总是挑方方正正的腿肉和胸肉，不吃肫肝之类的玩意儿。我一向喜欢翅膀、肝肠、脖子……我魂不守舍，乐观，对人生抱着顽皮的看法。我讨厌一切拘谨的象征，讨厌领带、裤腰带和鞋带。”
傅雷性格暴躁，但他有幸娶了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朱梅馥。傅雷夫妇的朋友杨绛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之杂物，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个折扣的吧？”
潘光旦是优生学和家庭问题专家，他本人的家又是一个什么样子？《潘光旦传略》有这样一段话：“家庭极为和睦。夫妇特别亲敬，彼此公开以‘三姐’、‘光旦’相称。女儿年幼时在家没有受到过父母打骂。父亲有时还不免挨打，一手接住女儿小拳头，呵呵直笑。全家人在亲友和各自同事中，总是被亲近和尊重的。真是个难得的从来没有家庭问题的家庭，真像是一位研究和讲授‘家庭问题’的人的家庭。”
1935年，《清华暑期周刊》的学生记者去潘光旦家采访，写成一篇《教授印象记》，当中说：“潘先生现在有三位女公子，资质都非常的聪颖。大的今年才五岁，剪一手的好图案。潘先生特地在上海给她买花花绿绿的颜色纸，潘太太专备给她一把剪刀，梅校长夫人，看她剪得好手艺，送她两本贴簿。假如你到潘先生的家里，好运气碰着她在的时候，她会拿出她的成绩来给你看。你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总是贴着十分美丽，手工精细的，长方形的，四方形的，圆形的，八角形的，六角形的，人形的，动物形的，五花八门的可爱图案。”
1927年3月，康有为在其上海豪宅“游存庐”过七十大寿，各路贺客云集。门生梁启超所赠寿联为：“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全联集《史记》、《汉书》和《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将康有为比做孔圣人。清逊帝溥仪则派人送来亲题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寿诞贺礼。这让康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并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1000份分赠前来祝寿的宾客。
清华校长梅贻琦夫人称潘光旦的三个女儿“好比宋家的三姊妹一样”。后来又添一女，成为四姐妹。其中之一的潘乃穆回忆说：“父母对我们一视同仁，没有偏向。乃谷回忆：最有趣的是母亲如有糖果分配给我们吃的时候，采取长幼有序的原则，平均四份，大姐先挑。乃谷至今认为公平合理。比如分花红（沙果），大姐挑红的，不怕小；小四挑大的，不怕酸。要是某次大姐发话说，这回小四先挑，她更高兴。小四先吃完，再去找大姐要，大姐总是给她一些。所以，每次分吃的，都是皆大欢喜。”
抗战期间，宋美龄和蒋介石闹别扭，一度借口在香港养病，拒绝回重庆。1940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11月9日日记记：“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当月30日，日记又有类似的一段话：“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之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谢上苍乎？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蒋是基督徒，当年平安夜，他在日记中说：“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为伴，足慰孤寂……”然而转过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口气有变，1941年2月4日，蒋介石写道：“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也。”
据传蒋纬国并非蒋介石所亲生，而是戴季陶与日本女护士重松金子所生。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出生后，按照两人事先说好的，由日本人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当时的妻子姚怡诚抚养；另一说是蒋介石和戴季陶都与重松金子有染，蒋纬国也有可能是蒋介石和重松金子所生。蒋纬国耳闻自己的不明身世后，曾去找戴季陶面询究竟。戴季陶拿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一面镜子，自己对着蒋纬国坐下。他要蒋纬国照着镜子对比自己和蒋介石：“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蒋纬国看来看去，答说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戴季陶笑道：“那不就结了吗！”
许广平说：“他（鲁迅）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了伤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候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
美国女记者项美丽在中国生活了十年（1935—1944），其中五年住在上海，大部分时间是和邵洵美同居。他们在霞飞路置了一处“并不富丽而是普通”的寓所，属于临街的平房，有竹篱笆和外面隔开。邵洵美早有家室，他们同居是公开的，邵妻盛佩玉也不反对，项不时去邵家拜访，盛都以礼相待。
广东人梁炎卿后来在天津发迹，成了大买办。他虽有妻妾四人，但没染上洋场恶习。梁一生不赌博，不奢侈，摒绝烟酒，不备车马，终生过着清简的日子。
作家汪曾祺十几岁时，就和父亲对坐喝酒抽烟。他17岁时给初恋情人写信，父亲在一边帮着出主意。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说：“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谢冰心和吴文藻留学归国，先后到燕京大学教书。两人即将成婚时，学校分配给他们一栋燕南园的小楼。谢冰心回忆说：“1929年春，我们都回到燕京大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生活在安徽老家，后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但并不在一起生活。陈独秀安排两个孩子白天在外做工，晚上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两个孩子的后妈（也是姨妈）高君曼看不下去，向陈独秀提出让孩子回家居住。陈说：“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教育子女有独到之处，其子梁培宽回忆：“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
画家白蕉一次与妻子吵架，愤而击碎一烟灰缸。事后不免懊悔，说：“天下无不是的老婆。”
曹聚仁这样描述他的忘年交吴稚晖：“他个人生活的简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看起来，一件旧的布大褂，领口叉开，一副土老儿样子。他住的是三等小旅馆，坐的四等火车，喝的是小茶馆，吃的小饭馆，夹着一把纸雨伞，一日步行百里，70岁了，还会爬上峨眉山顶去。他绝对不坐人力车；有人送他一辆新车，他就用锯锯掉了把手，放在房间里当作椅子坐。”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有惧内之名。周有一次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来者皆为冠盖。席间有人知其底细，故意捉弄他，发起叫八大胡同妓女条子伴客，周不便阻止。酒酣时，肉竹并奏，甚嚣尘上。周太太闻后大怒，吩咐佣人把电灯总闸拉了，顿时漆黑一片，客人和妓女只好摸黑散去。次日，周作民挨个向客人登门道歉。
谢之光当年是上海画月份牌的三大名家之一。谢行为放浪，但惧内。某次外遇被老婆侦知，赶去捉奸，谢一见老婆拔腿就跑，其妻眼看着追不上，急中生智，连呼抓强盗，把警察引来。谢被捉拿后，其妻过来笑嘻嘻地对警察说：“他不是真的强盗，我们夫妻吵闹，故意诬说他的。不过劳烦了你们，真对不起！”
抗战期间，史学家侯外庐在重庆曾寄居郊外的白鹤林“冯家洋房”，一度与著名学者晏阳初为邻，住上下楼。晏阳初虽然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的却是全盘西化的日子。侯外庐后来回忆说：“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却肯于说中国话，也肯于吃中国饭。晏阳初刚搬来时，我的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晏家也有几个孩子，他们以为从此有伙伴了。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之间还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谊，直到晏家搬走，他们还秘密来往了好几年。是晏阳初不识童子之心吗？恐怕不是的。晏阳初拒人千里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马一浮11岁丧母，19岁丧父，20岁丧妻，未续弦，无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他的大姐，大姐一家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大姐生病用药时，他必亲尝。大姐去世后，马恸哭不已。熊十力称其“太过，未能免俗”。马一浮听后说：“人的悲伤，是本性的自然流露，谈不上什么过与不过，俗与不俗。”马后来搬离原住地，以免睹物思人。
曹聚仁说：“我和男女工人（指佣人）都是兄弟叔侄相称。除了戏台上，我们没听过‘老爷、少爷、少奶、太太’的称呼。因此，我在上海、杭州、赣州……住了那么久，绝不让女工们叫我‘少爷、老爷’，同桌吃饭，有如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