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
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指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古老中国的说法，当蒋介石说出这一番话时，证明他确实失去了与日本周旋的耐心，因为他无法判定日本下一步又要闹出什么事。正如上海战期间陈诚赴任前敌总指挥时跟蒋说的一席话：“东京的内阁不能约束军部，这已经导致变局随时可以出现，而军部本身又没法约束其激烈分子……”
开战半年来，在日军强悍的战力下，孤军作战的中国，就真的存在了一个玉碎的可能。
开战四个月后，也就是淞沪会战结束时，当何应钦把一份中国军队伤亡的数据单拿给蒋介石时，后者眼前一黑：河北方面的第1战区死伤72000多人，山西方面的第2战区死伤37000多人，上海方面的第3战区死伤187200多人。
仅仅四个月伤亡就如此之大，一年过后呢？两年过后呢？五年、八年过后呢？
最要命的是此时国际形势绝难判断，中国必须要有长期孤独抗战的准备。在欧洲，德国已经开始伸懒腰，意欲一雪凡尔赛和约之耻的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已经公开化。英国和法国在提心吊胆中自顾不暇，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至于美国，也仅仅是在道义上站在中国一边。而且，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和钢铁仍在向日本出口（1940年9月开始对日禁运废钢铁，直到转年8月，才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此时唯一给中国军事援助的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苏联。至于跟中国一度关系密切的德国，并不想为中国开罪于日本，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断绝军火往来是迟早的事。
所以说，多少年后人们可以讲“坚持抗战8年就可以了”，但在1938年的春天，是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多少年的。所以，在接见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时，面对一人的提问，蒋介石的回答只能是“日本必将失败”。
武汉的花已经开了，很多国人在这个春天还看不清前方有什么样的景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正如那个英国人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情况下，幸好中国这边有“通过空间换时间”这样一个持久战的定策。
这一年春天，延安的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国共双方高层都认识到持久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正如陈诚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只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顶多在南京失陷之后，我们早就签订城下之盟了，哪里还有什么同盟国之可言？”
蒋介石的性格特质在此时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优点是意志坚定”，在“忍辱负重”方面超于常人。这是多少年后张发奎对蒋介石的评价。淞沪落败，南京又陷，虽然很多人从没有过屈服的想法，但毕竟局面叫人沮丧，一些人也确实动摇了。为此，蒋介石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对蒋来说，除了坚持抗战外，能做的就是等待国际风云的变化。在德国和日本都在壮大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以及苏联会怎么应对？珞珈山下的蒋介石大约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让人惊异的变局，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出现。
这一年的春天，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首席焦点城市。
从地图上看，武汉居于中国的心脏部位，靠着浩瀚的长江，京汉线和粤汉线又在这里衔接，是当时中国无可争辩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枢纽。
作为辛亥首义之地，武汉三镇在1911年秋天的怒起，引发了全国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得以建立。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将这里作为正式的首都，虽然只有5个月，但已说明这座城市在民国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
虽然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就作出迁都重庆的决议，但到1938年春天，除政府主席林森已坐镇重庆外，更多的机关实际上都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不用说了，行政院、司法部、交通部、实业部、资源委员会……此时的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
这几个月，中国的机关、实业、物资、人才向大后方的转移一直没有间断。
如果说故宫国宝的转移是其一，那么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大转移，就是教育人才资源的转移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已迁到重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则迁到成都的李庄；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迁到了西安；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
不仅人在迁移，动物也迁移。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有一批从国外进口的畜类和禽类，是上课时需要用的研究对象，为了把它们转移到四川大后方，学院的教职员工护送着这批鸡、鸭、兔、羊、猪、牛开始了一次艰难而奇异的旅行。当校长罗家伦在重庆看到这批动物时，一时间百感交集：“……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当然，最著名的迁移，还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家。早在1937年11月，三家就合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为安全起见，也让这批教授、学生有安全安静的研究和读书环境，政府叫他们再迁云南昆明。就这样，三所大学分几路赴滇。其中一路在黄师岳将军的率领下，师生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一千多人徒步从湖南跋山涉水，经贵州到云南，在那里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
从1937年秋冬，政府机关向武汉转移，到1938年春天政要贤达、各界名人云集而来，一时间，武汉三镇成为1938年中国抗战气氛最浓厚的城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也来到武汉，参加抗战会议，商讨相关事宜。1938年春八路军在平汉线、同蒲线、正太线上开展的破袭战，已叫日军吃了不少苦头，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后来打武汉会战，日军放弃顺着平汉线推进的计划，当然跟花园口黄河决堤有关，但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华北的“治安问题”。这里的“治安问题”，指的就是八路军在敌后的不断袭击。
针对战局变化，军委会重新划分了战区：
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河南平汉线和陇海线中段作战；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作战；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和浙江作战；
第4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在广西和广东作战。何应钦挂名，实际由余汉谋负责；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山东和苏北津浦线、陇海线东段作战；
第6战区和第7战区撤销，同时在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增设第8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由朱绍良负责。
新战区建立之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及战区司令长官：“凡战区内或邻近战区地方之县长、专员及其他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如有擅自先退者，一律按军法惩处！”
此时从上海和南京撤下来的部队都处于紧张的兵力补充和训练中。
在武器弹药方面，蒋介石一方面叫兵工署加大“中正式”（德国图纸）步枪的制造；同时，增加了向当时第一军火出口国捷克的订货力度，中央军的很多部队都换了装备，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和机枪大量配备军中。年初时，蒋介石直接下令，把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扩编为第200师，辖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副师长和参谋长分别是从南京潜逃出来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向苏联购买的87辆9.5吨级重型战车以及从德、美购买的500多辆军用卡车（由广州上岸运至内地）装备该师。
进入1938年，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城市的轰炸开始蔓延：西安、咸阳、宝鸡、兰州、天水、洛阳、成都乃至宁夏都遭到日机的袭击。其中位于西北腹地的兰州是首要目标，因为新疆到兰州到西安这趟线，是当时苏联援华的通道，兰州属于中转站。至于对重庆的轰炸，因为天气的原因一直在延迟。
中国空军方面，笕桥航校已经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和广西柳州，继续培养飞行战斗人才。在1937年秋冬的上海、南京等系列空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已战死大半，战机也损失殆尽。不过，现在又接收了一批来自苏联的战机（伊-15、伊-16战斗机156架、SB-2轰炸机62架、TB-3重型轰炸机6架），这些飞机立即被装备到中国空军的4个大队（第1、2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3、4大队为战斗机大队）。与此同时，又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
前一年的10月26日，中国第一王牌飞行员、击落日机最多的第5大队第24中队的刘粹刚在飞赴山西前线时，在黑夜中，因地形陌生意外撞到高平县城楼而殉职。一个月后，奉命去兰州接收苏联援助飞机的第4大队长高志航，在完成任务后，停留在河南周家口时，遭日机突然袭击，没来得及上飞机，当场牺牲。
所以1938年中国的首席飞行员，是前面写到的新任第4大队长李桂丹。
第一场大空战发生在2月18日。前一天，李桂丹才率第4飞行大队由樊城机场转赴武汉王家墩机场。当时，第4大队队员吴鼎臣正和战友在飞机旁吃午饭，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拉起，吴鼎臣和战友用最快的速度钻进飞机，迅速升空。
这一天，武汉上空晴朗，能见度非常好。
当吴鼎臣的战机上升到3000米高度时，日军12架重型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武汉上空。
日机位置比中国战机高，空战时，居高者占优势，瞬间即有一架日机俯冲而来，朝吴鼎臣的座机猛烈开火。吴鼎臣驾机迅速转身，避开飞射而来的机枪子弹。日机也一个大转弯，企图从后面继续跟进射击。吴鼎臣驾驶技术娴熟，突然一个最小半径的急转弯，一下子出现在日机身后50米开外的地方。
这一下日机慌了。空战时，最怕对手近距离出现在自己后身的视域死角。
吴鼎臣战机上的4挺机枪同时开火，日军飞行员中弹毙命，飞机失去操控后直线飞了一段，便一头栽下云端。
这天午后的武汉长空，不时有日本或中国的战机被击落。危急时刻，从孝感机场起飞的另一队中国空军加入战斗。
而吴鼎臣开始寻找第二个目标。
当发现一架友机正遭日机攻击时，他拉动操作杆，回旋扑向敌机。此时中日双方已陷入混战。就在吴鼎臣快接近敌机时，不成想左机翼被友机撞掉，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向下坠落。危急时刻，吴鼎臣背着降落伞跳出机舱。
在高空中，他环望四周，只见漫天的飞机如幻影一般在空中格斗。在离地面600米高度时，吴鼎臣拉开降落伞环，安全落在地面。
此战中，吴鼎臣击落日机；
柳哲生击落日机；
刘志汉击落日机；
李桂丹击落日机；
……
虽然空战只有12分钟，但中国战机一共击落日机13架，其中两架重型轰炸机和11架护航战斗机，中国空军则有5架战机被击落，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为国捐躯。同时殉国的，还有李桂丹大队长。
大战开始后，在日军惯用的集中攻击领队长机的战术下，李桂丹的座机遭4架日机围攻。在击落一架日机后，李桂丹座机中弹燃烧。此时，机枪子弹打得他的椅背护板当当作响，李桂丹身中数弹，飞机失控，蓝天玉碎。
在没有海军而陆军又往往不是日军对手的情况下，中国空军的勇士在那个年代用他们最大的激情和爱恨于万里长空跟日本空军做殊死搏斗。
他们的战斗生活是如此单调：白天除了战斗外就是支棱着耳朵坐在飞机里。为的是一旦有敌情而能够迅速升空迎击。对于那一批空军小伙子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这是他们短暂而辉煌的年轻岁月。3年后的1941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的3月14日，诗人林徽因的三弟作为空军的一员战死于成都上空。又过了3年，林徽因写下《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一诗：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4月20日，中国空军总指挥部计划派第4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去轰炸日军位于广东外海三灶岛的空军基地，消除其对广州的威胁。第4大队机群飞赴南昌，跟在那里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会合。但就在这时，驻孝感的中国战机在试飞时，意外发现一架日本侦察机，随即将其击落，在残骸中获得情报：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日机将大规模空袭武汉。
就这样，轰炸三灶岛的任务被取消，在南昌会合的第4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重新呼啸着返航武汉。
1938年4月29日，武汉上空少有的云朵，像静物一样安然不动。
上午，无事；
正午，无事。
到了午后，大批从芜湖机场起飞的日机逼近武汉近空，三镇防空警报又一次尖利地响起。
市民对那刺耳的声音已经习惯了。每当日机来袭，中国战机迎敌时，总有大量的市民忘却了危险，或推开窗户，或爬上屋顶，或在大街上驻足观看，为中国战机助威。
第一波日机36架，第二波也是36架。
中国第4飞行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的战机总共也达到70架，两军战机在数量上持平。但日机属于轰炸机和战斗机混编，所以就战斗机数目来说，中国方面保持着优势，而且战机主力是苏联援助的最新型的E-15、E-16。前者为双翼战斗机，时速360公里，空中停留时间达到两个半小时，主要用于空中格斗；后者为单翼战斗机，时速超过400公里，空中停滞时间两个小时，适合于空中追击。
当第一波36架日机快要进入武汉领空时，被中国空军的第一批27架战斗机拦截。
吴鼎臣再次上阵，作为副大队长座机的僚机，他驾驶的战机冲在最前面，在上升到4000米高空时，发现日机出现在头顶上，恶战再次开始。前面说过，空军接战，高处占优，本来中国战机可以在日机到来前升至更高处，但由于防空警报拉响后，王家墩机场的战机为躲避日机轰炸，跟战斗机同时起飞，造成战斗机升空时间不足。但尽管如此，此战中仍击落日机23架。
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中弹起火，机身下坠，但此时他已抱了必死的决心，所以猛拉操纵杆，向一架敌机撞去，最后同归于尽，英雄的肉身如花瓣落在武汉三镇外的群山之上……
这是一种人生选择。
与陆军战士学会打枪就可以上战场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一名飞行员有多么艰难。在抗战岁月里，中国空军飞行员战死870多人，击伤、击落、炸毁日机1450多架。抗战前5年，日军掌握制空权，中国的小伙子们（大多二十三四岁），从航校毕业到为国捐躯，大多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每一名航校毕业生，从他毕业的那一刻起，就只有6个月的生命了。
而大千世界，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选择。
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为首领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头领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两个伪政权分别发了一份“奉劝”抗战者的通电。
王克敏政权的通电，对进行抵抗的中国军民做了如下讽刺：
“……抱幼稚虚骄之疾，酿国破家亡之祸，本政府已言辞声讨……”表示“不可容忍”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同时也道出这是“破釜沉舟之计”，然“强弱悬殊，时代迥异”，奉劝武汉军政要人“知时务”，别再跟日本军对抗。通电最后说，抗战者只凭一时之气，而使民众遭殃，实为浅薄。
文采倒是有，但内容却是没有逻辑基础的妄谈。
通电一出，本以为会取悦日本军部，不成想遭到一些日本人的责难，认为这样的措辞会叫国民政府彻底走上“不归路”。怎么跟中国的抵抗政府打交道，已成为1938年春天东京最头疼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