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武汉珞珈山，冷云密布，清寒异常。
南京陷落前，蒋介石飞往庐山，再从那里来到武汉。平时办公，在交通银行的大楼里。寓所则在东湖岸边的珞珈山下。紧挨着寓所的，是一处不大的防空洞。因为离日机密集空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蒋介石必须作好随时钻防空洞的准备。
这一天，在寓所里，蒋介石习惯性地踱着步。他喜欢突然转过身审视来者的那种感觉，只是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不是黄埔学生，而是垂头丧气的唐生智。
但蒋介石依旧对唐很客气。
唐生智坐在一旁，与其说不安地喝着茶水，倒不如说沮丧地嚼着茶叶的苦。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所以唐生智见了蒋介石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我对不起首都的市民，对不起守城的部队，我是有罪之人。”
唐生智叫蒋介石发落自己，后者长久地缄默。
当初守南京，没人愿意站出来，最后担子落在唐生智身上，对此蒋介石心里有数。南京城破是迟早的事，蒋也是照样清楚的，他只是低估了日军的残暴。至于南京战撤退时的混乱，蒋介石此时只知一二。
蒋介石问唐生智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弃用他了。唐说想回湖南老家打发以后的日子。蒋当即批准。
一场南京战，叫唐生智在国人面前体无完肤。
老唐并非无识之人。当初“七七事变”骤发，蒋介石还在庐山，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对日决策会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认为战端不可轻开，如果日本真的想局部解决，那南京就可以给宋哲元一个妥协标准。当时参谋总长程潜也持相同意见。但唐生智反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宋明轩（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果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多少年后去看唐生智这个观点，仍是很有见地的，至少是在徐永昌和程潜之上的。现在好啦，对于老唐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就这样，唐生智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告别了蒋介石，踏上了回湖南东安之路。一个人的背影，就这样彻底消失在抗战的烽烟中。
但中国的抗战才刚刚开始。
又过了一些天，在给从南京突围出来的将领颁发勋章时，蒋介石得知了更多南京撤退时的详情。
国民政府的军人勋章有国光、青天白日、宝鼎、云麾等多种。
国光勋章于1937年11月设立，级别是最高的。在大陆时期，只有蒋介石和傅作义获得过。其次才是很多人熟悉的青天白日勋章，其颁授对象是卫国抗敌的军人。这个勋章不是随便就给人的。陈诚算蒋介石身边第一人吧？但直到1943年因鄂西会战才获得该勋章；后来一直在湖南跟日本人打的薛岳，也是到了1941年底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才拿到一枚。
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66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七七事变”之后，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获得过这一勋章。第3枚则颁发给从南京太平门突围的林伟俦（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林时任第66军第159师第475旅旅长。
林伟俦在上海战时腿部受伤，随后跟随叶肇参加南京战。万众突围之夜，引部队出太平门，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的正面撕开一个口子，突破多重防线后，把部队带到了安全地带。后林伟俦到武汉治疗腿伤，事迹被上报军委会，感其奋然决绝，终授青天白日勋章。
颁发完勋章后，蒋介石问林伟俦南京战的情况，林向蒋抱怨陷城前夜撤退时的混乱。
当时蒋介石还召见了第66军另一名旅长喻英奇（西江讲武堂，湖南保靖人）。喻跟张灵甫性格极像，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相貌也同样英气逼人。当时喻率部在南京外围汤山与日军接战，膝盖受伤，后背亦被炮弹炸伤，但坚持不下火线。蒋介石在召见喻英奇时，后者也道出撤退时的进退维谷，下关江边用作转移部队的船只奇缺。
随后的汇报陆续到了蒋介石那里。联想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蒋开始大骂已经回乡的唐生智。
但已经没用了。
丢了南京的唐生智走了，在山东一退再退的韩复榘来了。
开战后，韩复榘的官职是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
关于韩复榘，时常在相声里听到他的名字。在逗哏的口中，他是个被嘲笑的对象，粗俗而没文化。
实际情况小有差别。
辛亥革命前，韩复榘入伍到了冯玉祥部下。没多久，就被冯提升为营部司书一职，由此可以看出来，韩还是有一定文化的。但后来有人为了在这方面给他平反，又将其塑造成一个军阀中的文化大师的形象，这就有点过了。
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的时候，是冯部最能打的干将之一，后因不堪忍受冯玉祥家长制的管法（曾被冯玉祥罚跪），反戈一击，归顺了蒋介石，此后长期主政山东（1930年9月出任山东省主席）。
这7年，韩复榘确实做了一些事，比如吸引梁漱溟到山东搞乡村建设，也拨了一些教育经费。但其本人，说到底还是一个带有旧文化背景、旧军阀与新军人相结合的“混不吝”。这7年，跟南京国民政府，韩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比如，他曾抵触中央军进入山东，一度还解散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弄死了党部负责人，如此等等。但他也没接受日本人的拉拢，拒绝在山东搞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一句话，韩复榘的原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日本人，都别想牵着我的鼻子走。
中日开战后，韩复榘负责守备津浦铁路山东北段。
此时华北的战局因多个月前宋哲元的踌躇不定而迅速恶化。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命令何应钦调拨给宋哲元300万发子弹，但宋无意大战。后来，陈诚在总结第一期抗战（“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时说：“……首先开辟的就是北战场，但这个开始实在不够良好，以致半年之间，随着平津的失陷，冀、察、晋、鲁，以及豫省北部的许多名城都相继沦入敌手。身当冀、察军政之冲的宋哲元氏，对此是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所以，一时间，整个华北战场在看山西和山东。山西那边的正面战场，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已经跟日军打了不短的时间。山东这边，就看韩复榘的了。
但韩复榘不想打。
日军进入山东地界后，除了在德州敲打了一下、在济阳有过短暂的交火外，韩复榘没组织起任何抵抗。日军凌厉的攻势叫韩复榘胆战心惊，仅有的一次到前线视察，差点被日军俘虏。于是炸毁黄河大桥后，他带着部队完全退到黄河南岸。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先后两次飞赴济南找韩复榘“谈心”，但作用不大。韩复榘认准了一个理儿：日军太强大，跟人家打，只能叫自己的部队白白损失掉。上海和南京都守不住，叫我守济南，开玩笑么？
所以尽管李宗仁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叫韩复榘守济南，一旦城破就带人到沂蒙山打游击，但还是被韩复榘拒绝了。他只在济南留了一点人，自己带着主力先弃城而逃了。
先不提这是一场卫国战争，仅就在战场上违抗军令这件事，就够韩复榘喝一壶的了。作为军人之大忌，放在哪个时代都是杀无赦的。但韩复榘不怕。为什么？一是习惯了，军阀习气那么多年了，打蒋介石他都打了好几次，李宗仁的命令算什么？再者是，后退有什么关系呢？首都南京不都丢了吗？唐生智不也没事吗？
此时的韩复榘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他还不想倒戈当汉奸，但又觉得血拼日军没意义。
还有一点，抗战开始后，一些具有地方色彩的将领认为，自己被推到第一线，是蒋介石的计谋，要借日本人之手将其消灭或削弱。韩复榘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他要保存实力。用他的话说，要能保存实力，就是退到天边，也能有吃有喝，谁也不敢轻视我们！
于是韩复榘从济南退到泰安，把自己的物资全部转移到平汉线上的漯河车站，军委会叫他在泰安构筑阵地，韩置若罔闻，又准备退出泰安。李宗仁劝说，韩很不客气地回应：首都尚且不守，区区泰安如何守得着？
韩复榘又从泰安退到济宁，李宗仁打电话给韩，后者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李宗仁也没办法了，将原话转述给蒋介石，蒋立马被气了个倒栽葱。
韩复榘的意思是：既然是全面抗战，在哪儿都是打，何必要守着一个地方？从逻辑上说，似乎没错。但问题在于，自从德州和济宁撤下来，他韩复榘撤到哪儿都没打过。至此津浦线洞开，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也暴露在日军面前。
有人问韩复榘对山东战局的看法，韩答：“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线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淞沪在打，南京在打，山西在打，河北平原虽然打得不好，但也在打，到了山东这儿，韩复榘轻易地就跑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这是蒋介石和武汉的军委会没法容忍的。严重的事情还不止于此。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通过戴笠的情报部门，拿到韩复榘和刘湘往来的密电。
抗战爆发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四川整军，想叫川军国军化，但“七七事变”突发，何应钦回南京主持对策，整军暂时停止。刘湘认为这事到此也就打住了，所以到南京开军事峰会时表示将出人出粮。但随后跟蒋介石一谈，后者说整军还会继续下去。刘湘自此又开始嘀咕。加上后来南京陷落，政府机关将全部西迁四川，刘湘作为一方割据诸侯气数将尽。
同样不得志的韩复榘的身影，在此时出现在刘湘绝望的窗户外。两个人互相招了招手。
最初的时候，韩复榘听从了幕僚的建议，计划带着手里的四五万军队转移到陕西汉中，在蒋、日之间来一个自保。在跟刘湘联系上后，又表示支持刘湘“拒蒋入川”：先促使四川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之外，再跟日本谈判，倒蒋使其下台。韩复榘甚至讲到他可兵进襄樊，率军偷袭武汉，生擒蒋介石。
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个通天计划，他韩复榘有那么大胆子，敢动蒋介石？
其实，对那一代军阀来说，这样的计划还真不算什么。具体到韩复榘，他追随冯玉祥多年，一会儿拥蒋，一会儿打蒋，从背后捅蒋一刀常见得很。虽然蒋也习惯了地方军阀对他明里暗里的抵触，但在抗战之初就出现这样的事，还是震惊不小。
不处理刘湘和韩复榘，很难说不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韩复榘代表一线将领，不严惩的话，以后军令没法下达；刘湘代表大后方的将领，不解决的话，四川以及云南的龙云那边都会陷入巨大的动荡。
相比之下，蒋介石对刘湘的愤怒远在韩复榘之上。道理很明显。这还不算完，在戴笠报上来的密电中，还看到了宋哲元的名字。但戴笠告诉蒋介石，宋哲元是否真的参与了，还不能确定。
就在这时候，宋哲元主动联系蒋介石，告诉蒋韩复榘和刘湘正在密谋，欲策动事变，要他加入反蒋集团，但被他拒绝了。
宋哲元提供的情报太及时了。
本来蒋介石对宋并无好感，但此时宋提供的消息叫蒋对宋另眼相看，后来宋入选人数寥寥的军委会委员，很难说不是因为在此时立功。
刘湘因胃病正在武汉的医院疗养，蒋介石决定先解决韩复榘。
为此特意跟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陈诚要求严厉制裁韩复榘。白崇禧则认为，如果不制裁的，全国180多个师、40多个旅就没法指挥了。一向温文尔雅、不急不慢的何应钦也恼火了，他跟蒋介石说了句话，原话是：“若让韩自由进退而不加以制裁，则民心士气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应以军法严办，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蒋介石还是沉得住气的。
对付旧军阀，他绝对有一套，而且一点也不憷头，属于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状态。
1938年1月初，蒋介石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发了个通知：1月10日在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召开第1战区和第5战区联席会议，两个战区军以上没作战任务的将领都必须参加。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上一次李宗仁于徐州召集第5战区会议时，韩复榘已经推托过一次了。
随后，蒋介石把电话打到韩复榘那儿。
为避免韩的怀疑，蒋介石打电话时，还是走了下程序，先问山东的战况。韩一时间找不出应对的词儿，只是说形势不好，日军攻势太凶，他有负委员长的重托。蒋介石趁机对韩复榘说：“向方（韩复榘字）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开个会，看看接下来怎么应对，你说这样好不好？”
不好，我不开会，我不参加。韩复榘的胆子还没大到这种地步。他愣了一下，再也找不到推托的理由。
电话里，蒋介石叫韩复榘带上身边的主要将领。
韩复榘也不傻，他必须琢磨一下。但也没多太想，认为最严重的结果是被痛批一下。他相信这种事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乱局中，有部队就行，蒋介石真把他逼急了，他就把部队拉出去，他料蒋介石不敢对他怎么样。
尽管如此，韩复榘还是决定带一个特务营去开封。
韩复榘坐的是专列，手下两员大将孙桐萱（行伍出身，河北泊头人）、曹福林（行伍出身，河北景县人）随行。
对于开封，韩复榘并不陌生，因为以前他做过河南省主席。但此时的开封如临大敌，军警宪特，戒备森严，韩复榘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多少有点后悔前来，但如果不来的话，就等于公开跟蒋介石闹掰了。
开封是河南省主席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地盘。在一定程度上他比韩复榘还紧张。
为防止日军空袭，会议定的是1月10日晚上召开。蒋介石当天下午飞来开封。在武汉机场，蒋对白崇禧说：“我们最好各自分乘一架飞机。”
白崇禧明白蒋的意思：一旦遭遇日军战机，不至于大家都遇险。就这样，白坐了一架运输机先走。下午3点多飞抵开封机场。没想到，刚到机场上空，就遭到高射机枪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机身四周滑过，吓得机组人员不知所以，白崇禧也晕了。高射机枪打了一会儿，不打了，飞机这才缓缓降落。白崇禧刚下飞机，刘峙就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第一句话就是：“白总长！实在是误会，误会啊！”
决定在开封开会后，刘峙就开始忙活，主要是得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当时街面人流混杂，刘峙晃了下脑袋，随后灵机一动，在蒋介石飞来前，叫防空司令部拉响警报，警报一响，街上的人自然躲起来。但是，忘记通知机场的防空部队了。就这样，警报一响，机场的高射机枪立即对空警戒。就在这时候，白崇禧的飞机到了……
刘峙说：“白总长，此事万不可报告委员长啊，就算我求你了。”
白崇禧说：“多亏了你的部队射术不精，否则飞机就中弹了。”
当然有挖苦的意思。但只要白崇禧不报告蒋介石，他刘峙就谢天谢地了。
白崇禧说：“如果我中弹了，当然没法报告委员长；现在没中弹，自然也就没有报告的必要。”
刘峙慌忙点头。没多久，蒋介石的飞机也到了。
在机场的一个屋子里，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刘峙四人开了个短暂的会议，主题就是捉拿韩复榘。刘峙是在这个会上才知道要查办韩的。他一直在擦汗。蒋介石问他怎么了，至于如此紧张么？刘峙能说什么呢，他还在后怕刚才的事。如果他的部队真把白崇禧打死了，他抵一命是小，关键是叫人笑话。
刘峙调整了一下情绪，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何应钦、徐永昌等人随后也飞到了。陈诚留守武汉，没能过来。
夜幕降临后，会议开始了。其他将领提前一两天就到了。
在门口，韩复榘陆续看到了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程潜、刘峙、汤恩伯、关麟征、孙连仲、李品仙、廖磊、孙震、商震、冯治安、张自忠……
大家表情严肃。
韩复榘跟孙连仲打招呼，当年他们都是冯玉祥手下的“太保”。进门前，孙连仲拍了拍韩复榘的肩膀，没说什么。
长条会议桌，大家在两旁坐满，韩复榘坐在右侧靠后的位子，左边是张自忠，右边是关麟征。
不一会儿，蒋介石在钱大钧和刘峙的陪同下来了。
韩复榘以前打内战时是非常彪悍的，有一次在武汉蒋、韩会面，前者称其为“常胜将军”。而现在，“常胜将军”成了畏敌如虎的角色，要是他能把军阀互相攻掠的劲头拿到抗日战场上，倒也不负韩复榘“拼命三郎”的英名。但人世中多是迷路的灰鹤，韩复榘一方面内心顽强，另一方面又六神无主，此刻他望着蒋介石，后者脸色铁青。
按很多记载，会上蒋介石一开口就点了韩复榘。实际上并非如此。会议之初，蒋介石先叫程潜和李宗仁分别汇报各战区的情况。
随后蒋介石说，自“七七事变”到现在，全国抗战已经有半年了。淞沪会战和首都保卫战后，我们已迁都重庆，现在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是武汉，保卫武汉是今年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怎么保卫武汉？不是说等敌人逼近了再保卫，而是要在外围扼住敌人的进攻。不要认为津浦线跟保卫武汉没什么关系，它是牵制日军的战略区域。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抗战是举国之事，顽童尤知，武汉街头卖报的孩子都在为抗战捐款，支持我们去购买和建造抗击敌寇所需的武器。但是，有些高级将领却不明此义，逆大局而动，违抗中央的命令，不战而退，造成恶劣影响，这个责任必须有人担负！
韩复榘没想到蒋介石口气如此严厉。
有人曾绘声绘色地描绘当时的场景，说韩复榘跟蒋介石吵起嘴来，所谓“济南丢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南京丢失了责任谁负”，蒋介石答：“现在追问的是山东而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其实这只是想象而已，当时蒋介石并没点韩复榘的名字，只是在会议的最后宣读了作战奖惩办法，谈了对将士的四点要求：
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孙中山）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自己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族。
一时间大家沉默无语。
散会时，蒋介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韩复榘。
韩复榘想上前说点什么，但被钱大钧挡住了，语气不冷不热地说：“韩长官还是先休息吧，明天还有一天的会。”
刘峙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的职务。他凑上前，拉着韩复榘去他的寓所休息。韩复榘沮丧地跟着刘峙出了会议室。
在大院里，韩复榘看到何应钦。两者并不是很熟悉，几步之遥，何应钦只是冷冷地望着韩复榘。
韩复榘回头对刘峙说：“我在德州、济阳跟鬼子打过仗了。”
刘峙笑，并不说话，只是叫韩复榘上车。韩复榘发现面前停的不是他的车。刘峙说是自己的车，顺手把韩推了上去。韩复榘一上车就发现事情不对了，因为坐在前面副驾驶位子上的一名青年爬到了后座，然后向他出示了逮捕证。
韩复榘闭了一下眼。
他冲着车外大喊：“刘峙你他妈的混蛋，唐生智丢了南京，你丢了保定！你们一起算计老子！我要见蒋介石！”
当然没人理睬他。
喊完了，韩复榘冷静下来，按照他的盘算，蒋介石顶多收了他的兵权，还能如何？而且，能不能收了还不一定是蒋介石说了算。至于跟刘湘的电报，他坚信那仍是一个秘密。
韩复榘随后被押解到火车站，塞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当然，他带来的特务营早已经被缴械了。
当天深夜，蒋介石就下令于学忠（北洋武卫左军速成学堂，山东蓬莱人）由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升为总司令，韩复榘的大将孙桐萱为副总司令，曹福林为前敌总指挥。但当时于在前线，后改由孙桐萱任总司令。
再说韩复榘，到了武汉，被交至军法执行总监部，关在军委会的一座二层小楼。
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后，韩复榘再次见到何应钦，后者已经带着特别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身份了。
韩复榘要见蒋介石，当然不可能。
此时他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
他当然没有疯，但也很难说镇静从容。每次审讯中，他都紧闭双唇，有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最后，法庭给韩复榘定的罪名是：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这几个字，对军人来说，字字杀机。初援德州不力，后又擅弃济南，拒不在泰安布防，退至济宁又为敌所跟进，军委会一切命令均不尊奉。确实名副其实。
1月24日晚7点刚过，一名宪兵通知韩复榘，说何应钦找他谈话。韩复榘以为峰回路转，大约自己表个态，就可被宽恕？但快走到楼下时，韩复榘发现自己错了。
院中都是持枪的宪兵。
韩复榘说自己脚上的鞋不合适，要上楼换一双。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话。如果他将被执行死刑，上楼就能逃脱么？韩复榘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他太不甘心了。
就在韩复榘往楼上跑的时候，枪响了。
韩复榘后背中了第一枪。他转过身来时，胸口又中了六枪。韩复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打我……”
有人说，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对临阵脱逃的将领的处罚确实非常严厉，但他只枪毙杂牌军的将领。这样的说法未必公允。蒋介石确实有袒护嫡系的毛病，但这种偏差并非如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大，因为被他下令枪毙的黄埔系将领也不少，有的还来自王牌军，比如第74军的师长廖龄奇、第88师师长龙慕韩。
只说韩复榘。大约临死前他还没想通：为什么丢了北平、天津、南京、保定、太原的人没事，而自己丢了山东就有事？到最后，他仍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地方是可以丢的，看怎么个丢法。一而再，再而三，军令下了十八道，他违抗了十八道，没有谁可以宽恕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对于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在开战之初的所为，陈诚后来在谈到华北战局时有一个评价：
“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终抗战之世，成为一块死棋。”
微观那个时代的恩恩怨怨，会发现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冲突不是两个人的冲突。蒋介石想政由己出，而不是被半独立的军阀牵着鼻子走。但地方军阀，一直作为逆袭的势力，消解他的这种努力。
在内心深处，蒋介石对旧军阀和杂牌军深深地厌恶，这多少影响到平时对这些人和部队的照顾上，比如给中央军10块钱，也许杂牌军拿到手的顶多只有5块。这一点又不是他可以端得平的，于是杂牌军就出现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力又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疏远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至于韩复榘，谈不上一世枭雄，到底还算个人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混合体。
这样的混合体，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一如袁世凯，又如冯玉祥。在他们的身上，都集合了中国人积累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痼疾。拿韩复榘来说，他没一个政治信仰，缺乏现代格局，更没有国家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旧军人的致命伤。
韩复榘死前3天，1月21日，在武汉万国医院，刘湘直挺挺地被护士推向太平间。
刘湘之死至今是一迷案。
刘湘是1937年11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胃出血。到1938年元旦，军委会把刘湘所兼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其部下唐式遵。虽然此时刘湘还挂着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号，但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已经是虚职了。因为第7战区的作战范围是江苏太湖以西和皖南以及浙北。南京沦陷后，除皖南徽州等个别地区外，其他战区辖地多已被日军占领，也就是说第7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刘湘给川中部下王缵绪下了条密令：作好带兵控制宜昌的准备，依据局势变化，阻拦中央政府入川。但这只是个传闻，一直没被证实，而前面说的与韩复榘的联系却确有其事。
刘湘之死有多个版本：
一是受惊吓而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医院宣布他的第7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陈诚接任。刘湘不知所措中，又听到何说韩复榘被捕了。惊恐之余，刘湘试探着问为什么要抓韩。何应钦没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带着部队到襄樊！
这一下子把刘湘吓着了，几天后因惊恐过度而死去。
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杀了。因为相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所以其死因仍是个谜团。当然，最后一个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这是最不可信的一种。
无论如何，刘湘的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适时”的。但接下来的事，却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缵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
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
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
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缵绪当省主席，王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1939年10月），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