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等级观念很重，晚辈对长辈、下属对上司说话时要和颜悦色、毕恭毕敬，不能有半点儿差错，否则会被当作“无礼之人”，受到旁人的冷眼。
这种等级观念并非一天养成的，而是从小便潜移默化的。从小学到高中，低年级的学生要管高年级的学生叫“学长学姐”，以表示尊敬。大多数高年级同学都能有大哥哥大姐姐的风范，为低年级学生做出榜样，但未成年人的性格、价值观还没有定型，所以也有学生觉得自己是学长学姐，就理所应当比低年级学生高一头，所以也就不怎么拿他们当回事儿。
事实上，在日本高中的社团活动中，刚入团的一年级学生地位是最低的，尤其是在运动类社团中。他们除了要完成规定的训练量，在训练结束前后还要负责打扫场地、为高年级同学跑腿、整理运动用具等各种杂活儿。一开始，友善的高年级同学还会给一年级学生道一句“辛苦了”，但更多的人在一年级时，可是受尽了高年级同学的气，所以下一年等他们有了学弟学妹时，说什么也要让他们吃一吃苦头，就难免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低年级学生虽然不敢违抗，但心中的不满和委屈会慢慢积累起来，而且，他们表面上的顺从也会助长高年级同学的飞扬跋扈。如果这个低年级同学身边又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可以倾诉，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有的学生甚至会因心理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1986年的 “葬礼游戏”事件就是当时震惊全日本的欺凌事件，欺凌问题从此成为全日本都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未成年人的抗压能力不如成年人，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经验都比较少，更容易采取极端的方式。而且日本国内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小孩子就是要多摔打才能成长”、“被欺负的人也有不对的地方”，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欺凌现象的三个特征是日常化（九成以上学生曾参与欺凌或被欺凌）、流动化（被欺凌者也会成为欺凌者）、透明化（欺凌行为难以被发现），这让欺凌问题解决起来难上加难。
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最着急的当属父母，要及时对孩子进行疏导，同时与学校做好沟通防护工作，这才是最好的办法。但学校在欺凌问题上不仅无能为力，而且态度十分消极，原因就是学校的课业负担逐渐加重，有些学校放学后、周末都要加课，老师们把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当中了，根本无暇理会孩子们的这些“小打小闹”。欺凌事件即使被发现了，欺凌方只要搪塞一句“老师，我们只是闹着玩儿的”，老师也无可奈何，最多批评两句便完事，根本无法有效解决问题。
由于学生课业负担重，竞争激烈，很多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与家长待在一起的时间相应减少，家长又唯恐自己的孩子在学业上掉队，所以在与孩子共同度过的时间内，也更多地关心孩子的学习状况而非精神状况。最终，本应由家长、学校共同关注的问题，却变成两方都漠视这个问题，孩子不受欺凌则已，一受欺凌便只能默默忍受，悲剧的种子往往就在这不知不觉间被埋下了。
在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中，日本终于意识到，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刻不容缓，于是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儿童人权”的概念，防止出现欺凌问题的对策也层出不穷。有研究欺凌问题的日本专家呼吁家长和学校要联起手来，消灭欺凌现象，或者引入第三方组织来监督、控制欺凌行为。政府也一再要求学校重视欺凌问题，强化“欺凌问题是对学生权益的严重侵害”的印象，并尝试从各种途径干预欺凌事件的发生。但是一方面，这些对策才刚刚推行不久，有效性尚待检验；另一方面，日本学校里的等级观念已经很难消除，只要滋生问题的土壤仍旧存在，想要根除这个问题便是难上加难，而且日本学生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这些解决办法大多无法根本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