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曾向众比丘讲过这样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
过去世时，有个名叫陀舍罗诃的人，这个人有一面鼓，叫做阿能诃鼓。
阿能诃鼓的声音非常好听，也非常响亮，能传到四十里之外。
可是，时间久了，鼓也就破旧了。于是，鼓手重新裁割牛皮，修修补补。阿能诃鼓虽然被修好了，可是，它的声音再没有当初那么好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能诃鼓不断损坏，不断被修缮，又不断损坏，又不断被修缮，每个部件都被一次次地更换过了……
阿能诃鼓还被叫做阿能诃鼓，但是，这还是当初的那面阿能诃鼓吗？
这个阿能诃鼓的故事，出自《杂阿含经》，“阿含”一脉的经典是佛门最早期的经典，距离佛陀生活的时间最近，又是在部派分化之前结集完成的，想来该是最接近佛陀的经典了吧？
作为佛陀最知名的几位弟子之一的阿难，在佛陀去世没多久之后便遇上了一件足以验证阿能诃鼓预言的事情。《付法藏因缘传》里这样记载着：
阿难走入一片竹林，听到有比丘在念诵佛法偈语：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听过之后“惨然而叹”，暗暗叫苦道：怎么佛陀的话这么快就变味了，怎么烦恼诸恶这么快就兴起了？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违反佛陀的教导而自生妄想了呢？阿难连忙打断了那位比丘，对他说：“你念诵的不是佛陀的话，不是修行的正道，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佛偈是什么吧。”
于是，阿难念诵佛偈：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这位比丘听了阿难的佛偈，回去以后就说给自己的师父听。师父却说：“阿难老朽，脑子不灵光了，说话总是说错，不要信他的，以前我教你怎么念的你还接着怎么念去！”
这位比丘听了老师的话，又继续念他的“不见水老鹤”去了。
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地方，能比天监、普通年间的南京更加香火旺盛了。
那时候的南京被称做建康，是中国南方梁帝国的首都。梁朝的开国皇帝，被谥号为梁武帝的萧衍，坐在人间帝王的宝座之上，却几乎以全副精力来弘扬佛法，不多年的时间里，整个梁王朝便已被经营得如同一个人间佛国。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点也没有诗人惯常的夸大其词之处。这片江南佛土，寺庙林立，僧伽遍地，烟雨楼台，钟声香火，若有人远远望去，想来一定会疑非人间了。
对佛法不遗余力的弘扬为梁武帝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这样的声誉无疑是会使得域外高僧“远者来之”的。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达摩大师就是这个时候听说了梁武帝的事迹，于是，渡海北上，在普通八年到达建康。
达摩的到来无疑使崇佛的梁武帝兴奋非常，但是，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梁武帝与达摩的会晤却是话不投机，搞得相当不愉快的。
梁武帝问达摩说：“朕自即位以来，建造寺院，抄写经文，还激励了无数人出家为僧。我为佛教作了这么多贡献，该有多大的功德呢？”
从梁武帝这句问话看来，他一定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极大的功德了，之所以这么问，大概是要从达摩的嘴里听到一些赞扬吧？
但是，达摩却冷冷地回答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一定是诧异极了，连忙追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这些都不过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正的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看来是被搞糊涂了，于是问：“对朕者谁？”
达摩回答说：“不识。”
从这段对话中明显看得出来，梁武帝的崇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他建造寺院，抄写经文，林林总总的做法，无非都是在“下本钱”，而“本钱”下得如此之大，要赚回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功德”。
“功德”可以换来此生的福报，可以换来来生的福报，可以换来种种让人意想不到、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好处。但达摩却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武帝：虽然你下了血本，可一点赚头都不会有！
这真如同一个商场上的投机分子，下了大注，却突然被人告知说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赚头，还会血本无归！想来梁武帝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答案的。
从佛法上来看，梁武帝和达摩的分歧无非是集中在一个“我”字。梁武帝执著在这个“我”字之上——是“我”在做功德，是“我”在期待福报，却完全没搞清楚佛家讲的是“诸法无我”，所以达摩才会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此一来，那个“我”字又在哪里呢？
梁武帝一开始就错会了佛法，所以一直都在做着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事情。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佛陀这个奥妙的“无我”观在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就被那些翻译佛经的人给理解错了。
佛陀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很多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着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所以便有着很多的派别。佛陀的修行过程当中也加入过这些派别中的一些，又分别在一段时间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修行法门并不足以使自己达到最终的追求，便又一个个地放弃，一个人继续着孤独的探索生涯。
根据地理决定论者的说法，印度地处热带，终年天气炎热，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物产相对丰富，人的基本生存容易得到保障，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树上的果子，而不像在亚热带和寒带生活的人们那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够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二是天气终年炎热，动一动就会汗流浃背，所以人们便乐于经常处在静坐而非运动的状态。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便使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地耽于冥想，于是产生了内容和逻辑都极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却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哲学、宗教的思潮与派别。佛陀处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自己的思想自然受到了外界各种思想的启发和丰富，比如，六道轮回的说法其实就是源于当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婆罗门的思想，这一点在《五十奥义书》中清晰可见。这种情况所反映出的另外一面是，佛陀后来在针对同样有着印度式的思想基础的本土人士宣教的时候，他的思想还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其实也不算很容易），可他的思想一旦传播出印度本土之外的时候，比如传入中国，所面对的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其中一些复杂而深奥的观念和理论自然也就非常容易受到误解。
因为语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例子多到数不胜数，即便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
所以，梁武帝错误领会了佛陀的思想，并且一直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这并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况且，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就连那些纯粹的正统的僧侣也完全错会了很多概念，并且还一直在宣扬与捍卫着这些错误的概念达多年之久，其中，对“无我”观念的误解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佛陀的思想当中有几个概念是属于核心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概念对后人的意义就如同一把标准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某一种“佛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符合佛陀思想的基本原则的。
“四法印”就是这样的一把尺子。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着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从这两点再追溯起来，就牵扯出了佛陀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生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摒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一方面，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的性质，所以，这种错误的见解佛家谓之为“断见”，也是要摒弃的。
那么，既然万事无常，“我”是不是也在“无常”之内呢？
佛家把一切生灵都叫做“有情”，一个“有情”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种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体，这些元素归纳来说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之中，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意，风为呼吸，空为空隙，识为精神。“有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五蕴”的聚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在中国最具普及性的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话几乎是人人熟知了。那么，既然“有情”（也可以在这里把“有情”代入为“我”）并非一个独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蕴”的聚合体，这种种细小的因素刹那间相生相灭，那个“我”，究竟又在哪里？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世人通常把它作了心理励志式的庸俗化的理解了。
那么，再往下继续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锁链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自己能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相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们的心。
虽然作为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早早就出现于汉代，但它的真实性却一直遭到质疑。即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怀疑，也不得不承认汉代的佛经翻译工作并没有什么规模性的进展和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政权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位皇帝之一的汉桓帝就曾经进行过对佛陀的拜祭仪式。
汉桓帝的性格体现出了人性中极为普遍的多神崇拜倾向、偶像崇拜倾向和非理性倾向：信奉道教的汉桓帝以豪华的仪式拜祭太上老君，并且在同一个仪式中也拜祭了佛陀。
饱学的襄楷上书汉桓帝，对后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意见，大意是：听说皇宫里供奉着黄老和佛陀，可黄老之道俭朴无为，陛下却欲望多多，杀伐多多，这不是明显违背了黄老之教吗？违背了人家的教导，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至于佛陀，天神曾经派出美女试探修行中的佛陀，而佛陀对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佛陀就是这样坚定守一才终于得道的啊。可陛下您呢，把天下顶尖的美女都养在宫里，自己吃的、喝的也都是天下最好的东西，陛下完全和佛陀之道背道而驰，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
襄楷的话虽然“十分”有理，却“一分”也没有考虑人性——古往今来，拜祭太上老君的人里有几个研读过《道德经》呢？烧香拜佛的人里又有几个研读过佛经呢？
到了晋代，佛经翻译开始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外来的法门吸引了去，并且惊讶地发现其中蕴涵着无穷的魅力。
这个时代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好老庄、务清谈，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对老庄的着迷使得人们更容易去亲近和老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的佛教，对清谈的酷爱使得人们对般若之学里复杂的逻辑与玄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佛经也因此而被掺杂进了不少道家色彩，“空”“无”这些佛学概念使另一个语境下的中国译者们很容易把它们和道家思想中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且用后者的术语来对译前者——这既给了当时熟悉老庄的人们以一种方便的领悟契机，同时也歪曲了佛陀原本的思想。
时代使然，这一时期的僧侣精英们明显带有哲人色彩，他们的学识、风度和口才为自己塑造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清楚佛陀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还使得错误的认识得到强化之后又继续流传下去。
但佛教如果想要大范围地流传开来，高僧们仅有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神通”。从现实情况考察，如果一位僧人拥有了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拥有一分神通的话，那无疑就具有了万众归心的力量，然而，如果只有神通，却并不具备学识、风度和口才的话，这倒也无妨。在传说当中，高僧们几乎永远是和神通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不具备一些神通就不够高僧的资格似的。从这一时期的史料来看，一些著名的高僧除了专心于佛法之外，或多或少地都要承担一些为皇室与权贵的医疗和占卜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担任着皇室与权贵们的编外医生和占卜术士。
崇佛的梁武帝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志（也作“志公”）大师，在他圆寂之后，梁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且亲自撰写悼词，其中有“观往测来，睹微如显”的句子，赞叹宝志大师高超的占卜能力。梁武帝还在宝志大师的墓前兴建了一座用于纪念他的开善精舍，这座开善精舍在后来改朝换代的动荡中一直得到善待，明朝初年因为修建明太祖的孝陵，将之移至钟山东麓，改称为灵谷寺，该处“三绝碑”非常著名：吴道子画的宝志像，李白作的像赞，颜真卿题写，是为“三绝”。
既然后世僧侣们都能够拥有如此神通，那么，佛陀本人的神通广大就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了。而佛家既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那不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获得无上的神通吗？于是，修炼成佛之举也就具有了和道教宣扬的“羽化升仙”同样的意义和诱惑力。
《世说新语·排调》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何次道常去瓦官寺拜佛，勤快得很。阮思旷便对他说：“您真是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啊！”
何次道很是诧异，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恭维我都恭维得没边了？”
阮思旷答道：“我想求得个地方长官的职位都还很难呢，您却求成佛，这还不够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吗？”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讽刺色彩，却说明了当时很多人对佛的理解——成佛基本上等于成仙。可这又是一个误解，又是人们想当然地把佛理解成了自己心目中、期待中的样子，而不是认识到了佛本来的面目。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弱点在这里再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人们只相信他们乐于相信的事物，哪怕被相信的其实只是一个距离真相很远的假相。
那么，什么是佛？
“佛”是我们对佛陀的简称，“佛陀”这个词其实并非是专为释迦牟尼而设的，而是在印度古已有之的，意思是“觉悟的人”。释迦牟尼在这个世界中和我们一样地生老病死，只不过因着他的“觉悟”，他摆脱了生老病死之“苦”，而不是摆脱了生老病死本身——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不贪恋生、不畏惧死，却不可能做到“永生”或“不死”。
当“佛”被塑造成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的时候，罗汉、菩萨这些称谓也就自然紧跟着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意义。当梁武帝在建康城里舍弃皇位、去同泰寺出家的时候，这位“皇帝菩萨”说：“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这样看来，在贪、嗔、痴三者当中，梁武帝至少已经消除了贪念，并且给全国上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他几次舍身同泰寺，却又总被众大臣以巨额金钱“赎”了回来，然后又继续以血腥手段维护着他的皇权。
阿格尼丝还是小姑娘时，常常跟父亲去散步。有一次，她问父亲是否相信上帝。父亲回答说：“我相信造物主的电脑。”孩子之所以记住这件事是因为这个回答很奇特。“电脑”这个词很奇特，还有“造物主”，父亲从来不说“上帝”，总是说“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局限于他的工程活动。造物主的电脑，人怎么才能与电脑交流呢？于是，她问父亲是否祷告。他说：“那就像电灯泡烧了向爱迪生祷告一样。”
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中的一段，它无疑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成章的寓言来给人种种丰富的启示。爱迪生当年历尽艰苦的思考和实践终于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获得光明的有效方法，然而他自己却绝对不是光明本身，如果不了解电灯怎么开、灯泡怎么用，而仅仅是把爱迪生的半身像供在家里顶礼膜拜的话，我们永远也不能指望电灯会因此而亮起来。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灯的发展历史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通常不会僵化到这个地步，即仅仅认为爱迪生当年发明的那种原始电灯才是“真正的”电灯，而后来出现的种种日光灯、节能灯都是“伪灯”。
如果我们真的要判断“真灯”和“伪灯”的话，也许唯一的方法是看它通电之后能不能亮——用“通电之后能不能亮”这个标准来判断“真灯”和“伪灯”，大体就如同用“四法印”等基本原则来判断一部佛经是真经还是伪经，判断一种“佛说”是真说还是伪说。
所以，大乘佛学虽然成型于佛陀去世的数百年之后，却不大应该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认为“大乘非佛”。佛教有所谓“四万八千法门”的说法，意思是道路无限多，方法无限多，不同根基和资质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这同样意味着，对佛陀所说是不能够僵化理解的。
但是，僵化地理解问题、把抽象问题具象化，这却是人性的一个通病。当佛陀如襄楷向汉桓帝的上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是真的）面对天神派来试探自己的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了句：“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原文是“革囊盛血”。）这并不意味着修佛的男性们就应该同样地对所有女性都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即便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都能找到同类的僵化理解的事情：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里，一个骑士面对着维纳斯说：“啊！维纳斯，我美丽的新妇，你是一个妖妇！”
但这种心态却真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曾讲过一个“巴塞尔夜莺”的故事：
在一次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僧侣到巴塞尔附近的森林中散步，他们边走边讨论诸如主教就职后把第一年薪俸献给教皇的年贡、僧职继承权、托马斯·阿奎那是否比波那文都更伟大之类的神学问题，剔精究微、详加论考。正当他们热衷于教义的、抽象的议论时，他们突然中止了议论，宛然像脚下生了根一样，停在一株盛开的菩提树前。那树上正栖止着一只夜莺，千回百啭地在高唱着它那悠扬悦耳的歌声。这时学者们都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煦和的春天的曲调渗透到他们那些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他们的感情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最后，其中有一个人说这只夜莺可能是一个妖怪，想用它悦耳的歌声引诱我们离开基督教问题的交谈，并引诱我们享受快乐和犯其他甜蜜的罪。于是，这个人就念起了当时的咒语，开始赶鬼。鸟儿被赶走了，但听到它的歌声的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并不久就死去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做妖魔来诅咒的时代的寓言。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上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他身上纷纷出现。
梁武帝以“有我”之心大做功德，他的几次舍身同泰寺使寺院收到了天文数字的赎身费用。可问题是：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梁帝国之中承担纳税人义务却不大享受得到纳税人权利的子民恐怕是不乐于见到他们的皇帝如此之慷慨的。佛陀当年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被梁武帝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的慷慨无疑大大加剧了众生之间的不平等，也无疑是在以子民们的血肉来成就自己的所谓“功德”。当他在同泰寺内摆出了泱泱大国的帝王风范和排场的时候，帝国子民们便不再具有“众生”或者“有情”的身份，而仅仅是被当做了梁武帝的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产。
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梁武帝却还有着惊人的俭朴和克己的另一面。他在信佛之后，不近女色了，不吃荤腥了，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从这点来说，梁武帝倒是堪称历代帝王中的典范，他不但自己如此，还“己所欲，施于人”，要求全国上下一起效仿，其中的一条禁令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出家人不准吃肉。
佛门弟子本来是不戒吃肉的，按照戒律来说，鸡鸭鱼肉百无禁忌，要戒的是荤和杀生。
“荤”字的本意并非是指肉食，它是草字头的，古义通“熏”，指的是具有辛辣气味的食物，比如大葱、大蒜之类。但也许是出于对“有我”的“六道轮回”的理解，吃猪肉的人来生很可能会变成猪被别人吃，所以，戒食肉类看上去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梁武帝以帝王身份召集了全国僧侣代表开会，严正宣布今后大家不许吃肉、只许吃素，据说这还招来了很多僧侣的非议，但任何异议在皇权面前都是渺小得可怜的。
所以，在梁武帝时代里，鸡鸭鱼获得了短暂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合法生存权，但“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一片佛心的梁武帝对作奸犯科的皇室子弟和官僚权贵们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慈悲”，放任这些胃口超大的豺狼虎豹肆虐百姓、盘剥无度、草菅人命，而对其中任何一项天怒人怨的罪过几乎都不会给予实质性的惩罚。
当佛陀的形象被塑成一尊尊的泥塑木雕并被人们供奉起来之后，佛陀的思想也就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那么，南朝四百八十寺里香烟缭绕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佛门原本是反对造像的，既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造像之举岂不是和佛陀真意背道而驰吗？
但是，反对无效，造像之风很快便如野火一般地蔓延开来，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佛陀再一次地输给了人性。
就普遍意义来说，人们需要的不是智者，而是神灵；不是谦卑的智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古往今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莫不如此。
从现代基督教的兴盛程度来看，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出，基督当初在传教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新约》的记载里看，他与其说是以“神之子”的面目出现的，倒不如说是以一位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谦卑的、苦难的，并不高于他同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他的种种成功之举却大多依靠了神通和“神之子”的消息的流传。
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早期也是反对造像的，不仅反对，而且严禁。纯正的基督教徒一直视偶像崇拜为对天主的亵渎和异教复活的标志，于是，正统的信仰与人性中的对偶像崇拜的渴望激烈交锋达数百年之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使用或滥用偶像怀有刻骨的仇恨，而这种强烈的反感可能由于他们来源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戒律严格禁止采用任何形式的神像，这一观念在上帝的选民的宗教原则和实践中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不停地嘲笑那些对着自己用手制作出来的玩艺儿礼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者；那些用铜或石头做成的神像，如果它们真的具有灵性和力量，倒应该从自己的座位上爬下来，对那些艺术家的创造才能膜拜。
吉本同时还梳理出了这一偶像崇拜的发展脉络——崇拜行为是怎样从对圣人的遗物的崇拜变成了对各种各样的复制品和完全没有真正模特的画像的崇拜，而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膜拜仪式又是怎么悄悄地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
最早兴起的形象崇拜是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骨的礼拜。常被请来作为居中调解人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但那仁慈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恩，人们都相信，却不停地如雨露般降落在他们的坟墓上，并会无可怀疑地对那些前来拜访、触摸和亲吻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品德和苦难的无生气的遗骨的虔诚的朝拜者赐福。但是比死去的贤人的头骨或草鞋更为有趣的纪念物，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形状和外貌经画家或雕刻家的手制成的逼真的形象。这类形象，是那样适合人的感情的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都被私下的友情或公开的尊崇所珍视；罗马皇帝的图像便一直受着人民政治上、几乎也是宗教上的崇拜；一种不那么显眼，却更为真诚的崇敬也被加之于圣哲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那些非宗教的品德，那些辉煌的罪孽，在这些为他们的永恒的天国死去的神圣人物的面前便会立即消失了。在一开头，这种实验还只是小心谨慎地进行着；这些可敬的图像被容许谨慎地用于教导无知的人，唤醒麻木不仁的人，并满足由异教入教的人的偏见。通过一段缓慢而必然的发展，对原身的崇拜转移到了对复制品的崇拜：虔诚的基督教徒都在圣徒的形象前祷告；于是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仪式也偷偷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理智或虔诚的慎重被绘声绘色的显圣和奇迹的传闻所压倒；那些会说话，会动，能流血的神像必然具有神力，当然也可以当做正当的宗教崇拜的对象。最大胆的笔，在冒失地试图用形态和颜色描绘出弥漫宇宙并支撑着宇宙的无限的精神、永恒之父的时候也免不了发抖。但是，迷信的头脑却极容易接受画出的和人相似的神像，特别是上帝的儿子的图像，因为他们屈尊变作人的形象来到人间，而加以崇拜。三位一体的第二身原来曾以一个真实的普通肉身出现，但那一肉身已经上登天国：要不是他的门徒们曾亲眼见到一些他的可见的形象，那么对基督的精神崇拜很有可能会被可见的遗骨和圣徒们的描绘所埋没了。同样的一种宽纵对圣母马利亚也是必需的和大有好处的：她被葬的地点无人知道；她的灵魂连同肉身一同进入天堂的说法，轻信的希腊人和拉丁人都完全相信。使用，甚至崇拜神像的做法，在六世纪结束之前已牢固确立起来。充满热情的幻想的希腊人和亚洲人对这类神像更是异常喜爱：万神庙和梵蒂冈到处装点着这种新的迷信的标志。但是，对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做法，粗鲁的野蛮人和西部的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却十分冷漠。遍布古代寺庙的用铜或大理石制作的更为大胆的形象，则非希腊基督教徒的想象或良心所能接受；平面的彩色图一直被看做是更规矩、更无害的仿真图形。一件复制品的价值和效果在于它和原物的唯妙唯肖，但原始基督教徒却完全不了解上帝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使徒们的真正的形象：巴勒斯坦的帕涅斯的基督像很可能是某个尘世的救星的形貌。诺斯替派和他们的渎神的纪念物已遭到了谴责，基督教艺术家们只能靠偷偷模仿某些异教的神像而从中得到启发。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一个大胆的巧妙的发明立即会被视为十分逼真，从而肯定完全可以对它进行崇拜。
几乎任何一种独特的思想，只要它是面对大众的，那么，它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会被大众心理更改得面目全非，并使彼此之间变得非常相似。至少，从造像和种种仪式来看，基督教和佛教的发展脉络以及早期“正统”教徒们无奈的心理都如出一辙。对基督教来说，为各个圣徒的造像使原本的一神教形式至少在看上去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而佛教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婆罗门的传统神灵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却只是认为他们也是六道中的“有情”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神”的意义，只是，各位菩萨和罗汉却借着造像的势头而迅速成为了佛陀这位“主神”之外的次要神灵了。
在梁武帝的时代里，北方的侯景无疑是一位数一数二的战争高手。
侯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从长相上看，身材矮小，貌不惊人，还跛了一条腿，身边也不像同时代的其他权贵和帝王那样有着一位或几位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高僧，他所依仗的只有谋略、勇气和毅力。但是，几乎所有南朝和北朝的政权都不曾放松过对他的警惕。在一场场的战争之中，侯景之名让很多人闻风丧胆。
而事实上，侯景虽然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却绝对不是一位像韩信那种代不两出的天才指挥官，他之所以屡屡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永远在为自己而战，而他的对手们却往往各有心肠、各有顾忌，甚至是为老板打工的心态。
侯景在北方变乱、情势危急的时候投靠了梁武帝，而到了侯景起兵叛变、攻进建康之时，梁武帝才明白自己一直是在养虎为患。建康，这座被梁武帝多年经营得如同人间佛国一般的城市突然间便遭受了血与火的洗劫。外城在一位皇族内应的配合下很快陷落，梁武帝只好困守台城，负隅顽抗，与侯景的军队暂时形成僵持局面。
侯景的残暴之名遍及长江南北，在他指挥下的这一场大屠杀其暴虐程度十分惊人。
在对台城久攻不克之后，为了激励军心，侯景放纵军兵在建康城里烧杀抢掠、奸淫女子，又将太子宫、大府寺等外城建筑悉数焚毁。同时，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侯景还把数百名东宫女官赏赐给将士，任其奸淫。不久之后，军粮短缺，军兵们又开始疯狂抢粮，建康一带的幸存居民无以得活，饿死大半，还发生了不少人吃人的惨剧。
侯景在真刀真枪的杀戮之外，还对台城里面展开着攻心战，弓箭射进去的劝降书里直接指斥梁武帝的过失，其中有“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在“国家池苑，王公第宅”之下，罗列的便是“僧尼寺塔”，而凡此种种，“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说得倒当真一点不差。而侯景的第一谋士王伟还代侯景写了一篇讨伐梁武帝的檄文，观其辞章器局，实在是一篇足以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媲美的文章典范：
臣方事睽违，所以冒陈谠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妖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铁为货，使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烂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豫章以所天为血仇，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亲为孙侄，位则籓屏，臣至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小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
《资治通鉴》里记载梁武帝看到这篇檄文之后“且惭且怒”，看来他自己此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篇檄文还真是说在点子上了。其中，“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一句指明了梁武帝的崇佛其实是以百姓的饥馁为代价的，而“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则以简练精当的语言描绘出了一个腐败的政局，更把“众僧”和“诸阉”并称，指斥这两个阶层正是梁武帝腐败统治中的最大受益者。而如此的治国之道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没有人来为勤王救驾而真正出力。——王伟说得一点不错，此时此刻，建康城外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勤王”军队，论实力足以击败侯景，却一个个观望的多、出力的少。而此时的台城里面，“死者十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略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
势之使然，台城终于被攻陷了，八十六岁高龄的梁武帝在囚禁中被活活饿死，死前口苦，想吃蜂蜜而不得，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嗬！嗬！”两声——这就是他一生中所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
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
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後同墙看。
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
——李商隐《无题》
李商隐在写这首《无题》诗的时候，未必就是咏史的心态，诗所咏怀，虽然用典“溧阳公主年十四”，却让人猜不出和溧阳公主的一点联系。
但是，对于历史上真正的那位溧阳公主来说，十四岁那年可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年景。
溧阳公主的父亲叫萧纲，萧纲的父亲叫萧衍，也就是那位梁武帝。
萧纲是梁武帝的太子，在侯景围攻台城的时候，萧纲和父亲一起在台城里面组织守卫。到底是性命攸关，萧纲在守卫战中表现得非常卖力，但是，卖力卖的是傻力气，这倒无妨，可出主意要是出了傻主意，那可就会坏了大事。正是萧纲一个个的傻主意一步步地把自己和父亲逼上了绝路。
侯景攻下台城之后，并不是自己改朝换代，而是像很多大奸臣一样扶植了一位傀儡皇帝，自己任丞相，总揽大权，而这位傀儡皇帝就是萧纲，后来被谥号为简文帝，是梁朝的第二任皇帝（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萧纲虽然只是侯景推出来的名义上的皇帝，却是侯景实际的岳父：侯景娶了萧纲那位美丽的女儿——年方十四岁的溧阳公主。
在蔡东藩的《南北史演义》里，这一段强娶公主的戏被渲染得绘声绘色：“溧阳公主系梁主纲爱女，年才十四，生得娇小玲珑，动人怜爱。侯景瞧在眼中，早已垂涎，此时当面乞求，不由梁主不从。他即胁梁主当夕遣嫁，饮毕载归。可怜妙年帝女，失身贼手，供他连宵受用，淫恣不休。”
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遇到这种场面少不得要渲染两笔。至于《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不过是“侯景纳上女溧阳公主，甚爱之”而已。
侯景虽然是萧家的大仇人，但对这位娇妻溧阳公主却还真称得上“甚爱之”三字，只是不知道溧阳公主自己作何感想。一个十四岁的皇家女孩子，落到这种境地，又能如何呢？
侯景对溧阳公主的宠爱已经有了红颜祸国的端倪，那位第一谋士王伟首先觉察到了这一点，并且从中看到了溧阳公主的魅力足以疏远自己和侯景的关系，这使他大为忧虑。多年以来，王伟为侯景出尽了奇谋妙计，而此刻的这一忧虑，却让他想出了一个致命的馊主意——劝侯景杀掉萧纲，自己做皇帝。
向来拥立之功都是最大的功劳，而杀掉萧纲应该也能够疏远侯景和溧阳公主的关系。但问题是，侯景此时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手里若是没了萧纲这张王牌，恐怕难以再支撑局面。
一天夜里，王伟和左卫将军彭俊等三人带着酒去探望已遭囚禁的萧纲。萧纲自知必死，疯狂饮酒，喝得大醉。王伟不愿承担弑君的罪名，让彭俊搬来一只二百多斤的大土袋子，压在萧纲的头上。
称帝的侯景很快就迎来了末日。在王伟那篇声讨梁武帝的檄文里提到的“湘东群下贪纵”的湘东王萧绎发动几路军队，进攻侯景。这位“群下贪纵”的王爷虽然在前次建康勤王的行动中出工不出力，这一次却是全力作战了，因为除掉侯景，自己就可以在没有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顺利登上皇帝的宝座。湘东王萧绎的这一战，完全是为自己而战。
当强有力的对手同样是“为自己而战”的时候，侯景就有点顶不住了。不多时，建康陷落，侯景出逃。
叛贼被打败了，建康受苦受难的百姓们终于盼到了政府军。可是，政府军在肆虐老百姓的手段上绝对不比侯景的“贼兵”逊色，不停歇地烧杀抢掠中，建康百姓男男女女裸露着身子在大街上号哭不止，身后映衬着熊熊的火光。
侯景终于在逃亡路上被亲信所杀。为了怕尸体腐烂，杀人者在侯景的肚子里塞满了盐粒。
侯景的尸体才一运到建康，幸存的百姓们便蜂拥而上，把尸体上的肉吃得精光。如果史料记载属实的话，这个场面确实骇人听闻。但是，人们到底是因为深恨侯景呢，还是仅仅因为过度的饥饿，或者是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来向新政府表态讨好？
这个问题无法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疯狂抢食侯景尸体的人中，竟然出现了那位美丽的溧阳公主的身影。不知她到底是以皇室孤女的身份还是叛贼遗孀的身份挤在这里，也抢了一块尸身上的肉直接吃了下去。
是出于仇恨，还是为了自保？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这样疯狂的举动却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萧氏正统清算旧账，溧阳公主被认为罪不可赦。
于是，年轻的溧阳公主，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丽生命，曾经的帝王千金，被粗鲁地押到集市之上，扔进油锅烹死。
梁武帝、梁简文帝、溧阳公主，祖孙三代，陆续死于非命。
柏拉图如果有可能会晤梁武帝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认为后者就是他心目中的“哲学皇帝”？至少看上去像是这样。梁武帝睿智、博学、很有些文学才能并且喜欢思考。他在经学方面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这样的重头作品，还亲自主编过一部巨大的《通史》，当然更少不了佛学著作。除此之外，史书记载他对阴阳占卜之学都钻研极深，并且一直到老都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
梁武帝萧衍还在年轻的时候便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才俊风貌。当时的江南还是齐国的政权，萧衍出身名门望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晋身之阶对这些大族子弟来说是非常容易获得的，更何况萧衍才干非凡，见识高远，被提拔得也就更快。而在文人圈子里，他还和沈约、谢脁等人并称为“西邸八友”，而沈约和谢脁都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萧衍能和他们齐名，可见文学造诣之高了。
不仅如此，才俊如沈约还极其推崇萧衍，认为萧衍将来必成大器，成就非凡事业。沈约相信自己的眼光，便全心全意为萧衍出谋划策，萧衍后来终结齐国政权、开创梁朝基业，沈约是出了不少力的——尤其是坑人、害人的主意，沈约真没少出，文人无行，可见一斑。
文化方面的特长远非萧衍的全部，他是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才，在多次战争当中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连江北英豪北魏孝文帝都对萧衍的战斗能力大为赞叹，告诫自己的部下说：“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
即便在晚年台城失陷、侯景大军杀入的时候，萧衍的表现依然令人惊叹：
侯景率五百甲士来见这位年老而失败的帝王。梁武帝面对强敌，神色不变，问道：“卿久在军中，很辛苦吧？”
侯景虽然是胜利者的身份，虽然身后扈拥着五百甲士，但在梁武帝的面前却汗流满面，不敢仰视。梁武帝又问了几句家常，侯景依然惶恐万分，张口结舌答不出话来。直到梁武帝问到近来的战争局势的时候，侯景才算找回了一些自信。
侯景回去之后，在亲信面前埋怨自己的不争气，大意是说：“我这个出了名的杀人王身经百战，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今天却在萧衍面前畏首畏尾，连话都说不利索，真是帝王风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啊！我以后再也不去见他了！”
梁朝萧家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诗书帝王家，若论文化修养，除梁武帝萧衍之外，太子萧纲（就是后来的傀儡皇帝简文帝）也丝毫不亚于乃父。萧纲在被侯景囚禁之时，用荆棘在墙壁上题写文章数百篇之多，且有自序：“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王伟在谋杀萧纲之后，见到墙壁之上文辞凄怆，深为厌恶，命人刮去，萧纲这些血泪文章后人便无从见之了。
而在萧纲之前，萧家还出过另一位卓越的文学人物，就是编纂《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后世有俗语说“《文选》烂，秀才半”，可见一部《文选》对后世的影响何其深远。萧统死得早，所以才由萧纲接下了太子之位。
而梁朝的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帝王——平定侯景之乱的梁元帝萧绎（原来的湘东王），虽然性情狡诈刻薄，却也是位著名的嗜书之人。萧绎读书无数，藏书无数，连著书都堪称无数，诸如《丹阳尹传》《周易讲疏》《连山易讲疏》《筮经》等，著作等身，而且看来还是位易学占卜专家。在西魏大将于谨兵临城下的时候，萧绎自知不敌，却没有忙着逃跑，而是下令烧书，结果一把大火，把宫内珍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毁于一旦。萧绎做了西魏的俘虏之后，西魏将士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烧书，萧绎痛愤地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看来真是爱之深而恨之切啊！
《南史》谓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萧绎从小便受到萧衍的喜爱，及年稍长，又“常自比诸葛亮、桓温”。至于读书，更是大大出名，《南史》谓他“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槚楚。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看这架势，比什么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简直都不在以下。
读书本来绝对不是坏事，可从萧衍到萧统、萧纲、萧绎，读的书不是文章经典就是佛道经书，却唯独忽视了对帝王权谋之术的学习，学而不以致用，徒唤奈何！
萧衍开创的梁帝国在他自己的晚年里便已经走到了终点，而在萧绎一代彻底灭亡，其间并没有经过多长的岁月。灭亡梁朝的西魏军队并没有在南方占地扎根，而是大肆抢掠，把无数珍宝和数万男女百姓一路押回北方。这些俘虏之中有不少大家门阀子弟，却分别被配给西魏将士为奴为婢，不但一路之上受尽凌辱，并且还要准备迎接到达北方目的地之后的更为惨痛的人生。
随着时代的推移，也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越发兴盛，梁武帝也继罗汉、菩萨们之后被后人赋予了神话色彩。明代最著名的话本“三言二拍”当中就有一篇以梁武帝为主人公的故事，题目叫做《梁武帝累修成佛》，而时人对佛陀思想的市井化理解也在这篇故事当中一览无余：
梁武帝本是一条曲蟮，因得近水楼台之便，听了大通禅师讲《法华经》三载，颇有心得。正巧，一个小和尚不小心，锄草的时候把曲蟮给误杀了，曲蟮因为那三载听经的因缘，便转世为人，生在了一户范姓人家。小范长大之后进了寺院，做了多年杂役，虽然大字不识，却能熟练背诵《法华经》。后来，小范听说了大通禅师坐化的消息，心有所动，便向寺中长老“求个安身去处”。于是，长老施展神通，使他投生在了一户黄姓财主家里。投生之后，这个小孩子天生异常，哭哭闹闹地不肯吃奶，黄财主没办法，请附近一位高僧帮忙，高僧一看便知原委，轻易就解决了孩子的问题，还说这孩子很有佛缘，应该寄名出家。后来这孩子长大些了，果然寄名出家，被高僧取名为黄复仁。
黄复仁长大之后，长辈给他定了亲事，偏巧，这个媳妇是“摩诃迦叶祖师身边一个女侍，降生下来了道缘的”——这样一门婚姻当真离奇。结婚之后，两口子是真正的相敬如宾，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过。
再后来，黄复仁竟和妻子结拜为兄妹，一起粗茶淡饭，青灯礼佛，终于双双坐化。
各自投胎，黄复仁投生萧家，妻子投生支家，黄复仁终于成了萧衍。
萧衍自幼不凡，长大成人之后成了梁朝的开国皇帝。但他虽然做了皇帝，心中却是向佛，做了不少的善事。
有一天，萧衍做梦，梦到一条蟒蛇，自称是郗皇后，只为生前嫉妒心毒，死后变成蟒身，受此业报，希望萧衍能够念在夫妻情分上，广做佛事，让自己脱离苦海。
这位郗皇后本是萧衍的正宫皇后，生前嫉妒心很重，萧衍但有宠爱的妃子都会遭到郗皇后的百般毒害，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萧衍无奈，听说鹝鸟做羹，饮之可以治妒，就让人按照此法做羹给郗皇后吃。果然，这办法还真有些作用，可郗皇后没多久就知道了此中原委，再也不吃鹝鸟羹了，于是妒性复发，继续害人。
萧衍这回接到了郗皇后的托梦，于是写了《梁皇宝忏》为郗皇后赎罪，又请僧侣们设盂兰盆大斋，为无主饿鬼广给食粮。结果，这设斋、造经二事功德太大了，冥府罪人即得超救一切罪业，地狱为之一空。萧衍很快便又做了个梦，梦见郗皇后向自己拜谢，又梦见百万狱囚皆来拜谢，说是因为陛下功德，使大家都脱离了地狱。
又有一天，有位和尚奉诏来见，正赶上萧衍在和人下棋。萧衍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棋盘上，捏着棋子说了声：“杀！”——这可坏了，等下完了棋想起那位和尚的时候，才知道侍卫已经“奉旨”把他给杀了。萧衍大惊，问侍卫：“和尚临刑前有何言语？”内侍奏道：“和尚说前劫为小沙弥时，锄草之时误伤一曲蟮之命。陛下那时正做曲蟮，今生合他偿命，乃理之当然也。”萧衍叹惜良久，更加坚信轮回报应之理。
后来，萧衍终于遇到一位神通极高的支长老，便拜他为师。可奇怪的是，支长老受拜之后却要反拜萧衍，萧衍大惊道：“哪有师父拜弟子的道理？”支长老说：“也没有妻子不拜丈夫的道理啊。”萧衍一下子明白了前生种种，也明白了眼前这位支长老正是自己前生的妻子转世而成。于是，萧衍耗资巨万，修建了同泰寺，将支长老供养寺中。
后来侯景作乱，攻入台城。侯景此人，“阴体弘壮，淫毒无度，夜御数十人，犹不遂其所欲”，见溧阳公主国色天香，便要娶她。
溧阳公主为了保存萧家，不惜委屈自己，应允了侯景，“定情之夕，景虽狎毒万端，主亦曲为忍受”，待关系稳定之后，溧阳公主便开始干扰朝政，暗中给侯景使坏了。
萧衍死后，湘东王萧绎讨伐侯景，一名部将望见萧衍与支公二人缓缓走来。这位部将大惊之下，连忙跪下奏道：“陛下与长老因何到此？今要往何处去？”萧衍回答道：“朕功行已满，与长老往西天竺极乐国去。有封书寄与湘东王，正没人可寄，卿可仔细收好，与朕寄去。”说完，萧衍就袖中取出书信递了过去。这位部将刚接得书，就不见了萧衍与支长老。
湘东王萧绎得到书信之后，展开一看，却是一首古风：
好虏窃神器，毒痡流四海。嗟哉萧正德，为景所愚卖。凶逆贼君父，不复办翊戴。惟彼湘东王，愤起忠勤在。落星霸先谋，使景台城败。窜身依答仁，为鸱所屠害。身首各异处，五子诛夷外。暴尸陈市中，争食民心快。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极乐为世尊，自在兜利界。篡逆安在哉？鈇钺诛千载。
萧衍在诗里既说了自己“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也预言了不久之后侯景败亡的事情，后来诗中种种预言果然先后一一应验，故事到此终了。
故事中的梁武帝，虽然多处合乎史实，却似是而非，完全不是正史中的模样。梁武帝的一生，被市井化的佛教观和男权社会的佛教观渲染得稀奇古怪，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了：
1. 有一个恒常不变之“我”在六道当中轮回转世（曲蟮—小范—黄复仁—萧衍）；
2. 前世的修行会有一部分被带到今生（小范天生会背诵《法华经》）；
3. 积德行善会使自己投生到好人家（曲蟮—范家—黄家—萧家，一家比一家富贵）；
4. 因果报应一一对应（小和尚误杀曲蟮，后来曲蟮投生的梁武帝误杀小和尚投生的大和尚）；
5. 人与人之间有着“缘”（黄复仁和妻子的缘，梁武帝和支长老的缘，曲蟮和小和尚的缘）；
6. 自己的“业”可以由别人来消除（梁武帝写《梁皇宝忏》、设盂兰盆大斋为郗皇后赎罪）；
7. 有一个恒常不变之“我”在功德圆满后进入一个具体的“极乐世界”（梁武帝的最后结局）；
8. 有一个具体的“地狱”（梁武帝设盂兰盆大斋后所看到的）；
9. 人间富贵不是生活的最终目标，极乐世界才是（梁武帝累世修行，不是为了最后当一回皇帝，而是为了升入极乐世界）；
10. 女人最大的恶行是嫉妒（郗皇后的悲惨遭遇）。
这些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佛陀思想终于抵挡不过世俗的人性，被涂改得五颜六色、面目全非。而这个“面目全非”却并非“全非”，而是“似是而非”，让人难以分辨。
盂兰盆会的日子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梁武帝选择这个时间来做道场应该是源于《佛说盂兰盆经》。佛陀的十大弟子中有一位目连尊者，有一天，他想起了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于是运起神通仔细察看，见到母亲投生在饿鬼道里，饱受饥饿之苦。目连尊者心中悲痛，便再运神通，盛满一钵米饭送到饿鬼道去给母亲充饥。母亲见了米饭，急不可耐地拿来要吃，可突然之间，那满满一钵米饭却变成了焦炭一样，根本无法下口。目连尊者无计之下去求佛陀，佛陀便让目连尊者在七月十五日那天开设大斋供养十方众僧，以本身的功德加上十方众僧之力一起解救目连尊者的母亲。目连尊者按照佛陀的指示去做，终于获得了成功。佛陀也因着这个缘故，讲了一部《盂兰盆经》，而盂兰盆会也就这么地流传下来。
这部《佛说盂兰盆经》应当是一部伪经，印度既无此经，历法也和中国不同，更没有可以代人赎罪的说法，但这种能够干涉别人的业力因缘而代人赎罪的办法无疑是受人喜爱的，有了人性的群众基础，也就非常容易传播了。
再一方面，后来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七月十五本来是个道教的节日，称为“中元节”，但那个时代里佛、道既对抗又融合，再加上民俗等掺杂在一起，后世之人便很难搞清楚某些事情的真真假假和来龙去脉了。如今的七月十五以“鬼节”知名，据说那一天“鬼门开”，大鬼小鬼蜂拥到人间，七月也因此成了被人们忌讳的一个月份。佛陀有知，一定会露出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至于地狱，有说十殿阎罗，有说十八层地狱等，也都属于民俗和佛说的混合物，而且，中国的地狱说又和印度的地狱说大不一样，而印度的地狱说本身又有分歧。有人考证梵文原典，认为“地狱”一词的本意是“没有快乐”，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所谓“地狱”当指某种精神状态而已，却被后人给具象化了。
泰国高僧佛使比丘对地狱的解释更加值得参考，他的出发点是：
佛陀不是个唯物论者，他不会以身为准则，以至于说地狱是一个用铜锅煮人或煎人的地方，佛陀以“心”为准则。
佛使比丘从“心”的角度出发，对地狱的解释非常明确：
地狱的意思是焦虑（泰文字义为“灼热的心”），当人经历像被火烧烤一样的焦虑时，当下就化生为地狱众生，这是“心灵的投生”。身体虽然仍居留人道，但焦虑一生起，心就坠入地狱，如因怕犯错，或因怕被处罚，或因担忧威望受损，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产生焦虑，这就是地狱。
这倒很像萨特当年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中的地狱的性质，地狱是一种心的状态，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宇宙中的一个具体场所。
但是，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顺理成章地往下推论，和“地狱”对应的“涅槃”和“极乐世界”等概念是不是也同样属于“心”的范畴呢？或许正是那些否定唯物论的人自己把本属唯心的东西搞得非常唯物了。
但是，承认这个纯粹“唯心”结论会引发的问题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威严实体的天堂和地狱不容易对人生构成足够的诱惑和恐吓。但佛陀本来似乎没想要诱惑谁和恐吓谁，他只是教人如何解脱世间之苦罢了。
不可否认，这个话本中的佛教观念无疑比佛陀的本意更加迎合人心，也更加容易被人理解。如果非要说“诸法无我”，《阿含经》里就记载了早期比丘对这个问题的疑惑，看上去是非常典型的：“若无我者，作无我业，于未来世谁当受报？”“若使色、受、想、行、识无常者，谁活？谁受苦乐？”——看来归根到底，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字，而更加功利的是，连来生都等不及了，求的不但是“我”，而且是“我”的现世的福报。
难道这就是佛陀的意思吗？
有人解释说：人心最难度化，所以，为了传法度人，佛法不得已用功利引导人们，不期望他们今生能获得多少启迪，但至少使他们在今生信仰了佛陀的学说，对来世再修大有帮助。——这个理由，不就和小范天生会背诵《法华经》的故事如出一辙吗？
这种“以功利引导说”不仅仅是佛门的专利，在明代一部叫做《觉后禅》的话本小说的序言里，作者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创作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看官们不可认错他的主意。既是要使人遏淫窒欲，为什么不著一部道学之书维持风化，却作起风流小说来？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风易俗之法，要因势而利导之则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蘼荡极矣。若还著一部道学之书劝人为善，莫说要使世上人将银买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舍经藏的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贴子送他，他还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那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歆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瞿然叹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岂可不留行乐之身，常还受用，而为牡丹花下之鬼，务虚名而去实际乎？”又等他看到明彰报应之处，轻轻下一二点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奸淫之必报如此，岂可不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而为惰珠弹雀之事，借虚钱而还实债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爱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谓就事论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作稗官野史当用此术，就是经书上的圣贤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且看战国齐宣王时孟子对齐宣王说王政。那宣王是声色货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随口赞一句道“善哉信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就把公刘好货一段去引进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说到这一句已甘心做桀纣之君，只当写人不行王政的回帖了。若把人道学先生，就要正言历色规谏他色荒之事。从古帝王具有规箴：“庶人好色，则亡身；大夫好色，则失位；诸侯好色，则失国；天子好色，则亡天下。”宣王若闻此言，就使口中不说，心上毕竟回复道：“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用先生不着了。”谁想孟子却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风流佳话去勾住他，使他听得兴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马避难之时尚且带着姜女，则其生平好色一刻离不得妇人可知。如此淫荡之君，岂有不丧身亡国之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国的男子都带着妇人避难。太王与姜女行乐之时，一国的男女也在那边行乐。这便是阳春有脚天地无私的主。化了谁人不感颂他，还敢道他的不是？宣王听到此处自然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复再推“寡人有疾”矣。作这部小说的人得力就在于此。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凡遇叫“看官”处不是针砭之语，就是点化之言，须要留心体认。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写房帷之乐，不无近于淫亵，总是要引人看到收场处，才知结果识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榄书，后来总有回味？其如入口酸啬，人不肯咀嚼何？我这翻形容摩写之词，只当把枣肉裹着橄榄，引他吃到回味处也莫厌。
这段文字当真把“以功利引导说”阐述到了极致。作者煞费苦心，说自己写淫秽小说是为了劝人归向道德，“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又推出大圣人孟子做招牌，孟子说齐宣王之事不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以功利为引导，以王道为目的的典范故事吗？这部话本的题目起得也大有深意——《觉后禅》，但遗憾的是，这个书名早就没什么人知道了，很多人知道的是它的另一个名字——《肉蒲团》，反正都是一个意思。
时代早就变了，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使生活更加舒适，而不是渴望解脱。这是人性使然，比如《肉蒲团》，难道真有人拿它当“为世人说法”的书去读吗？
再看话本中梁武帝最后留下的那封神秘书信：
好虏窃神器，毒痡流四海。嗟哉萧正德，为景所愚卖。凶逆贼君父，不复办翊戴。惟彼湘东王，愤起忠勤在。落星霸先谋，使景台城败。窜身依答仁，为鸱所屠害。身首各异处，五子诛夷外。暴尸陈市中，争食民心快。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极乐为世尊，自在兜利界。篡逆安在哉？鈇钺诛千载。
梁武帝到哪里去了呢？——“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这个“脱敝履”的说法，倒像是学自禅宗的达摩祖师呢。
当时，达摩和梁武帝话不投机，便没在建康多耽搁，一路北去，一苇渡江，到了洛阳附近的嵩山少林寺落脚下来。多年之后，达摩灭度，相传葬于熊耳山，但三年之后，北魏派往西域的使者宋云却意外地在葱岭遇见了达摩，见他手携只履，翩然独行。宋云大是惊愕，回去之后，到熊耳山打开达摩的棺木求证，结果棺木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只草鞋。
这段奇闻盛传禅林，使达摩更以神通而非佛法闻名于世。后来，也略明一些禅理的北宋大诗人黄山谷对此有些看法，填词议论道：
万水千山来此土，本提心印传梁武。
对朕者谁浑不顾。
成死语，江头暗折长芦渡。
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
只履提归葱岭去。
君知否，分明忘却来时路。
好像在说达摩这一只鞋子还是有些多余啊。但不可否认的是，神通比佛法更加易于传世，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没有这只鞋子，禅宗后来的发展恐怕就不会这般顺利了。
而“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说法，达摩和他的大弟子——也就是后来的禅宗二祖慧可（神光）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
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
光曰：“觅心了不可得。”
师曰：“我与汝安心竟。”
达摩的话虽然梁武帝不懂，但好在慧可能懂。“心”在哪里？“我”在哪里？这个玄妙的说法确实不容易让人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