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小试牛刀，跟德国在中国青岛打了一仗，但已经尝到了甜头。战后，日本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加上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7.9级的大地震，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日本社会变得相当不安分，而政府又在教育上下功夫了。
“一战”之后全世界都在呼吁和平，基本上各国都在裁军。日本也顺应潮流，废了几个陆军的师团，然后把这些失了业的军官分配到各个中学任职。日本政府玩儿的这招其实跟和平关系不大，目的就是加强军队对学校的影响。在那之后，学校里甚至开始采用军事体操，讲究对命令的绝对服从。
一到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历史教科书都难逃一劫。这次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里，登场人物都被改成了英雄豪杰，天资聪颖又刚正不阿，而在他们之上的天皇们自然就更加厉害了。接受了这种历史教育的学生会更容易崇拜天皇，面对这样遥不可及又“高大全”的人，只能在潜意识里产生服从的心理。
这些是发动战争之前的最后准备。
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严峻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日本政府把目光转向了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强占中国东北。而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对于侵略战争的宣传口径是“建立满洲国”、“建立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绝大部分日本国民其实是被蒙在鼓里。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已经把“魔爪”伸向学校之外的领域了，基本上是所有领域。也就是说，学生们不仅在学校要被控制，回到家里甚至去大街上遛个弯儿都要被干涉。
就拿家庭来说，政府宣传“要让国家昌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家庭教育才是基础”这样的理念，也就是想让家长们在家里多做孩子们的思想工作。不过讽刺的是，在那么多年《教育敕语》的体制下，大部分家长基本上都没什么想法和个性了，好多家庭教育只不过是跟着学校说的做。
而在日常生活方面，政府又说“现在社会环境很复杂，搞不好会给孩子带来坏的影响”。于是在政府的带领下，“少年团”纷纷成立，团员们一边在学校积极学习，课余时间还要共同实践忠君爱国、互帮互助、节俭自律的精神。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他宣扬的法西斯主义引起了日本政府高层的共鸣，于是法西斯主义开始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勾搭在了一起。当时的教育界实际上已经有人识破了法西斯的真面目。比如林达夫就写了一篇《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策》的文章，指出法西斯教育“不会教给孩子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也不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更不会依据每个孩子的天分助其成长；相反，它会抹掉所有个性和天分，往孩子们的脑袋中灌输一些既成观念，让他们习惯不经思考就做出行动。这行动分为憎恨和服从两种——而法西斯主义的行为基本上也就是这两种”。
遗憾的是，这种声音在当时的日本国内还是少数。政府为了避免有人读了这样的文章之后受到影响，还特意把当时的执政思想印成了一本叫作《国体的本义》的书，通过大面积地推广，不给人们反思法西斯主义的空当。这本书在5年间一共印了103万本，并被分发到各个学校和社会团体。书中内容基本上就是在说：“我们国家的国体是由天皇创造的，我们大家一定要忠君爱国啊。”那段时间，政府还控制了所有的舆论通道，通过广播、电影等几乎所有媒体手段反复宣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精神。这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战时教育体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