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去读书人家里常能看到渔樵闲话或松荫清隐之类的中堂，大大方方地挂在客厅里，昭示着房主人的某种崇尚或志趣。在强调个人社会责任的儒家社会，隐逸却得到世俗如此尊崇，确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
隐士们几千年来享有荣誉，溢美之词充斥在历代文集。说他们“轻天下、细万物”，“玉辉冰洁，川亭岳峙”，“轻生重道，世间稀出”。在传记作者或崇拜者的笔下，他们德行纯粹，一尘不染；他们眼光高远，洞察世事；他们特立独行，淡泊潇洒，睥睨权贵，粪土王侯；他们穴居野外，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荫松柏。由于远离世俗，有关记载就比较简略，他们的事迹就有些恍兮惚兮。传说有人能参透生死，未卜先知，甚至说能“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这就有点非常人之可想象，可存而不论了。
二
隐与仕是相对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隐士，应该是出现在知识分子被作为官僚机器理所当然的人才来源之后。战国之前，世官世禄，平民没有途径入仕。及至后来读书才成为仕进之途，读书有成的人一般来说大大小小都能谋个官位。
偏偏有些人，可以做官而不做，可以居高临下而不愿，可以吃俸禄而不吃，就有点不同寻常。
事实上，更多人的隐，是不得已的选择。
传统中国可供读书人选择的社会姿态非常有限。仕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挤的独木桥。从理论上讲，儒家的入世观使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承担不起这副重担的。读书人的本性其实不适于做官。四书五经教给了他们一套看起来尽善尽美的大道理，而实际上却空疏无用，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他们眼界极高，能力极低。让这样一批人去和社会上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千机百巧的人物打交道，让他们去揣摸上司心事摆平各方土地，他们实在力不从心。让他们做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幸好还有一条途径是隐。
仕和隐这两种姿态都是漂亮的，出仕者对社会、对家族、对祖先、对后代、对自己，都算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而隐逸，则是立足于对以上名位利禄的不屑一顾（不管是真诚的还是违心的），立足于对功名利禄的副作用的清醒认识并且做出了防范（不管是真清醒还是附庸清醒）。所以理论上讲，隐逸是一种起点更高的选择，是一种有着许多光辉的典范事业，是归依在唯一能与儒教遥遥相峙的另一巍峨的文化高地——老庄之下的，因而是一种更为潇洒的姿态，至于这种姿态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难言之隐，某种打肿脸充胖子，某种苦苦支撑故作姿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耻感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姿态可以优雅地面对社会。
除了仕与隐，本也可以有其他现实的选择，比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比如潜心学术，比如潜心艺术，甚至可以去做师爷，做商贾。学术上或科学艺术上的成功，因为往往换不来紫金鱼袋，换不来父母封诰，所以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读书人就往往放不下面皮。做这样的选择，需要跨越巨大的心理障碍。那些跨过这道坎的，往往人格异常强健，他们是真正的杰出人士。
三
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人格标准的设定极高，人格范式的设计过于追求完美。一个人究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张扬到什么程度？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我，提高自我，改变自我？人能够在他的生命中实现多大跨度的超越？这是人类面对的永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人做出了悲壮的英雄式的选择，无论儒道，都把天人合一的十足完美作为现世的标准，以此来要求自己。儒家的人格设计方案是内圣外王，即在内在精神方面，通过勤学苦修，认识天理，灭去人欲，达到或接近圣人的精神修养。圣人是什么状态呢？据说圣人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圣人得了天道，因此一举一动无不恰到好处，一言一行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这样完善的内在的修养功夫施之于外物，就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就必须立德立功立言，澄清天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朴。
要实现这样至高的人格理想，你就得用各种各样严苛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时时刻刻扼杀“人欲”，分分秒秒检查自己的精神活动。你要“日三省吾身”，要“慎独”，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要“战战兢兢，严恭寅畏，弗懈益虔”，你活得太累了。你被罪恶感和焦虑情绪所控制，肾上腺素过量分泌，植物神经趋于紊乱，可你还是成不了圣人。
至于外王，你会发现圣人之言离现实社会实在太远。在现世，人心远不那么纯洁，各种各样的实用主义取代了圣人的教导，而官场的肮脏污秽更是让单纯的知识分子感到难以忍受。
于是就有了疲倦，有了苦恼，于是就有了疑问，于是就出现了无可奈何的逃避和毅然决然的叛逆。他们逃入乡村，逃入深山，不再理会世事的纷扰，归入老庄的旗帜之下。
这里真好啊！这里，你可以逃离世俗责任的重负，摆脱世俗权力的羁绊，放任自己的性情，舒展自己的心灵，抛弃恐惧焦虑计算和犹豫，亲近山川树木河水和鱼类。幸亏有老庄，告诉人们可以换个活法，轻松得多自在得多。老庄不但为这种活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甚至还承诺了更高的人格理想。在这里，你可能通过各种浪漫奇异的修炼方式超越生理极限，甚至超越死亡这困扰人类的永恒恐惧，接近仙人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你可以“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与造物者游，与造物者为人”。人完全拥有了自由意志，人成了上帝。看看《庄子·大宗师》中是如何描述他那天才瑰丽的梦：
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翕然而来，翕然而往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真人显然比圣人高超得多。庄子的浪漫幻想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超越的追求心态。
再顽强的灵魂也有疲惫的时候，仕和隐是中国读书人兜里随时揣着的两副牌，可以从容进退。这真是上天的慈悲安排。
四
李白的一生，就是在仕与隐的不断转换过程中度过的。李白在开元十五年（727年）《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人生之路：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先是辅佐帝王，澄清天下，然后归隐山野，寻仙访道。李白写出了一个中国文人所能写出的最完美、最浪漫、最天真的融合儒道的人生理想。可惜的是李白写起诗来雄视百代，却不具备起码的做官素质。他太天真，太幼稚，太无城府。唐玄宗李隆基见了他第一面，就把他看了个一目了然。《酉阳杂俎》载：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李白在翰林待诏一年有余，以为可以大用，最终却被“赐金放还”，不觉大为心灰，心气极高的他入世既然失败，就转而把全部热情投入到出世寻仙，“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餐紫霞，荫青松，乘鸾鹤，驾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李白以他一贯的天真和认真领受了《道录》，躲进深山炼起了丹药，但是修炼了几年，不但未能轻举飞升，反而弄得疾病缠身。后来永王南征，到庐山请李白出山，“辟书三至”，五十六岁的李白又扶病踌躇满志地入了永王幕，以为自己的时机终于来了，但还是不被大用，“尘忝幕府，终无能为”。反而因为永王之叛连累入狱，险些被杀头。最后被宽大处理，流放夜郎。侥幸遇到大赦，才被放还。这时他已五十九岁，距死期只有三年了。
李白一生官没做成，隐也隐得不地道，最终以平民身份，不，以遇赦罪犯的身份贫病而死。真是所谓“谋身谋隐两无成”，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一生是失败的。虽然身后，他以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诗人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但诗人身份生前却不被他自己看重，也没有给他的生命以多少慰藉。这才是悲剧所在。
五
隐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因为自视过高，遇到挫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平衡心态，于是满心委屈，以隐逸颓废来作为对社会的反抗。比如名隐王绩。
王是隋人，自幼聪明歧异，好学多闻，十五岁时便独游长安，登大臣杨素之门，与之辩论，“一座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这一经历，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个少年的自命不凡心态。晚年他回忆年青时说：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
……
入仕之后，他仅仅被授以秘书省正字这样微不足道的末职。心高气盛的王绩简直不会把这个职位看成是“官”，干了不久，就托疾辞职了。不久，他被放外任，做了扬州六合县丞，他仍然不置之眼角，遂开始纵酒。随着官位淹蹇，他的酒量也越来越大，愈加放诞不羁。入了唐朝，酒名益著，做门下省待诏，他解释说只是为了每天能喝官给的三升好酒，人称“斗酒学士”而自号“五斗先生”。贞观年间终于归隐故里，依然以酒徒自任，无日不醉，作《醉乡记》，著《酒经》《酒谱》，以“酒瓮多于步兵（阮籍），黍田（用来酿酒的）广于彭泽（陶渊明）”自许。
很明显，王绩的酒喝得不是那么心平气和。他的好酒里，有赌气的成分在，有作秀的成分在，他想用喝酒和隐逸来表达些什么。这口气竟赌了一生，值得吗？
西方没有隐士这一明确的门类。其实他们的知识分子用东方标准来看，大多活得本身就是隐士。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的名言：“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西方的名人大哲中很少有人做过高官显宦，他们大都以教职或隐居生活终生。著名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是靠给人磨镜片来维持生活。只不过他们隐得大大方方，踏踏实实。一部厚厚的西方文明史就是他们在平静的庄园，在严肃的校园，在小阁楼，在修道院写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的隐士们过多地把精神浪费在郁愤中，消磨在无可奈何的自娱里。他们讲求起生活的艺术，研究烹饪，研究喝茶，乃至研究妇女的衣着。这些课题不是不可以列入研究范围，但他们的目的却仅仅是“耗壮心，遣余年”而已。这种自娱溶蚀了他们人格的内在动力，其中一些人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有为的精神成果，但是不多，不成系统。
六
隐还有另一高明之处。入仕了，不论文名多高的人，都要曝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露出凡夫俗子的本相，而自古能够做到出将入相，大有为于天下的又有几人！只有退隐了，无为了，才彻底地“高”了。可以玄天玄地说些不轻不重的话，做些可做可不做的事，半遮半掩，神神秘秘，世人就愈加对你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了。这就像赵孟的经验之谈：“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就像武林老宗师，已经须发皤然，仙风道骨了，端坐在太师椅上，半耐烦半不耐烦地，不慌不忙地给你背上一套拳谱，从从容容，让人肃然起敬。不过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和你过招的。这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隐既然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相对来说具有某些独特的好处，就出现了“谋隐”的人。就像现在书法家吃香，就出现了一批双手倒写梅花篆字，或用脚写字的书法家，隐风大盛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了吃“隐饭”的，这真可谓隐风日下隐道大颓矣。
任何游戏都要讲游戏规则，谋隐虽说不那么地道，毕竟不过是为了吃口冷饭，可以不去计较，但是伪隐就实在不能为隐者规则所容了。
二十四史几乎都有《隐逸传》，除此之外，皇甫谧、虞般佑的《高士传》，袁淑的《真隐传》也都很流行。这情形和烈女们有点类似。把隐士和烈女扯在一起似乎实有点不伦，但这两类群体确乎有某种相同之处。比如隐士们的谥号也常用“贞节”二字，隐士们也需守“节”，这个“节”就是不做官。做了官隐士的节就破了，好比女人破了身，就不再值得推崇了。
所谓伪隐是指那些“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者。这种人一开始就居心叵测，别有用心，心怀不轨，一心一意借隐居来沽名钓誉，谋取政治资本。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脱下隐士的伪装杀回官场了。这种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隐士们的声誉，破坏了隐者的形象，威胁着隐逸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不但社会人士以为不齿，就连那些超然世外的隐士也不得不奋起讨伐。于是就出现了那篇《北山移文》。那是南朝齐时的文人周某，起初隐居钟山，后来出山做了县令，孔稚圭气愤不过，作了这篇被收入《古文观止》和《历代文选》的文章。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孔稚圭写道，周某人的出山，使得“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按常理而言，一个小小叛徒的出现，似乎不至于令人如此大动肝火。如此急赤白脸，尖酸刻薄，只是说明了隐士们心中那深藏的不静。
隐士隐得自豪，隐得骄傲，有时也难免就隐得有点不平，隐得有点怕别人不知道。
七
隐士多了，隐就渐渐变成了一项事业，隐里面就有了技巧和讲究，隐就有了高下之分。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隐士之一，是杭州西湖孤山那位梅妻鹤子的林逋。自从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名句之后，他就在中国隐逸史和文学史上同时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以诗名，诗以人名，文名隐名相互交映，相互增辉。人们由这两句诗想及其为人，“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结庐西湖之孤山”，种梅养鹤，梅妻鹤子，“二十年足不及城市”，正适于被树为千古隐士的典型。苏轼有诗称颂：“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尘俗。”
林逋的成功，端在于他的“终生不仕”，守身如玉，不像李白王绩那样，屡进屡退或者是失意了才幡然醒悟，已经不纯粹了。
不过林逋也有一点小小的污点，那就是他其实也非一开始就那么绝俗。他“少孤，力学”，年青时曾颇为自负，曾说过“世间事皆能之”这样气盛的话，可以推测他应该也有过功名之心。不过他毕竟有做隐士的天赋：他孤僻高傲。当时的科举弊端百出，科场相当污秽，因此他拒绝参加科考。他的这一举动是否还含有其他什么目的，我们不好妄测，但是因此，他“在咸平景德间已有达闻”，而有达闻，正是被举荐于朝廷的前提。“会朝廷封禅，未及诏聘，故终老不得施用于时。”（梅圣俞《和靖先生诗集序》）如果朝廷下诏了，林逋会不会去呢，这个结论也不好妄下，不过在他错过诏聘隐居之后，杭州守臣王济去访问他，他欣然而喜，立即献出一卷诗文，王济读罢，喟然叹曰：“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格古。功名之士，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矣。”王济一语道破林逋心事，原来这个孤山脚下的隐士似乎也很有些脚踩两只船欲进欲退的意思。王济于是向朝廷以文学保举他。
宋真宗给了他这样一个答复：“诏长史岁时劳问，并赐粟帛。”
宋真宗的答复真是意味深长，他知道像林逋这样清高自许的人空疏无用，到朝里来只能添乱，同时他更知道对这样有影响的名隐绝不能不闻不问，必须做出某种姿态。隐士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微妙的。按理说，隐逸，是对世俗的一种抵抗，一种敌视。即使没有抨击世事的言论，隐逸这一举动本身就是逃避世俗权力，不与世俗合作的一种表示。可是在隐者和世俗之间，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观，那就是历代朝廷都异常尊重隐士，有时还会极为热情地征召礼聘，再三再四，礼节隆重而周到，而隐士就一定要无论如何不出山，再三再四地拒绝，甚至卷起铺盖逃跑，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大抵如此。如果一个隐士不被朝廷关注，说明他隐得不够成功，不够派头；如果朝廷知道了有隐士而不去关心，这个朝廷也会被指为不圣明。这是一个深奥古典的怪圈，没有相当的经验是不能参透的。
于是就有了这个“岁时劳问，并赐粟帛”。从此林逋也就安下心来继续过“闲门自掩苍苔色”“坐看渔舟两两归”的隐士生涯，从此又写了许多许多诗，从此更加名满天下。林逋死后，那个赐他粟帛的真宗的儿子仁宗，据说“不胜嗟叹”，赐了他那个有名的谥号：和靖。
那么一个清高避世的人居然和两朝皇帝如此有缘，有始有终，应该说也并非偶然。可以说，是两朝皇帝成全了隐士林逋。没有丰厚的家产做后盾，林逋的隐士生活是清苦的，据说“家贫衣食不足”，有时自己不得不“春荫入荷锄”。自从有了岁时劳问的圣旨，林逋的生活状况起了变化，名官显宦不时来访（不管奉不奉圣旨，结交隐士对于名公巨卿来说都是有助自己人望的举动），自然有所馈赠。据吴处厚《青箱杂记》，丞相王随知杭州时，日与林逋相唱和，出俸钱以济之。也许正是如此，林逋才得以把他的隐居生涯漂漂亮亮地坚持了二十年，而林逋也没有给宋家皇帝丢面子，他一不讪讥朝政，二不品评世风，只是安安静静地作他那些不关尘世的诗，对于装点太平江山，有何不好呢？这未始不可以作一则花絮，载入大宋的皇皇文治之中。
人们记住了林逋的诗，林逋的梅花和仙鹤，就忘却了他的功名情结，把他树为经典隐士。许多隐士就是这样恬静高超起来，像传说中的翩翩白鹤优雅地飞到中国历史的上空的。
无论如何，林和靖的生命在中国人的价值坐标里是成功的，他以清寂绝尘的形象永远被历史收藏进美丽的西湖山水，他的隐应该说隐得圆满成功，使大家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