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脑中储存的男性名人的数量相比，几千年里能被我们记住的女子屈指可数：杨玉环、赵飞燕、苏小小、薛涛、李清照、陈圆圆、柳如是……
写下这些香气氤氲的名字，从头数来，令人心惊：这些被一代代后人怀想不已的女性，十之有五倒是至卑至贱的风尘女子。这些原本应是野草一样卑贱无闻的女人几千年来一直在一代代男人们的记忆中音容宛存，而无数大户豪门的千金佳丽，寻常巷陌的良家妇女，还有曾经满书满卷的贞节烈女，却都如落在书上的灰尘，被岁月之手一拂即去，未能留下丝毫痕迹。
这些活着的时候被人们抛弃、践踏、轻蔑、诅咒的女子，死后却飘凝成了我们历史天空中最奇幻的一抹云霞。
神女的没落
谁能想到，这个人们心目中最肮脏的职业却起源于神圣的祭坛边？
在人类刚刚走进文明的时候，性是一件自然美好的事情。天真纯朴的人们要把一切美好奉献给神，于是他们想到了那种带给他们极致快乐的东西：性。美丽的少女心甘情愿地在高大圣洁的神殿里，在神的目光注视下裎露身体，和那些参加祭祀的男子们如醉如痴地亲热缠绵。任何一个躬逢其盛的男子都有权拥有那具美丽的身体，原始的激情此刻成了庄严的仪式。他们认为，神会欣赏这种仪式甚于最庄严的舞蹈：
事实上，卖淫并非历来遭人蔑视，而且曾经无须遮掩，它的起源是极崇高的。最初，娼妓是献身于神的女祭司，她们以服务于路人为一种礼拜行为。那时，她们是受人尊敬的，男人们既利用她们又敬重她们。
最早的娼妓有着女神般的性格：她们是无私的奉献者，她们的奉献对于男性来说，带有一种慈悲怜悯的意味。
当女祭司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神的祭品之时，就意味着神已由远古时的大地之母变成了男性。男性已经成为大地的主宰，男性的自私和冷漠注定将越来越无情地笼罩整个世界，如同冬季将要来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性变成了人世间最丑陋、最黑暗、最难于启齿的事物。人们畏性如火，他们担心这种如火的激情会烧掉制度和秩序。这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一切秩序和规则都反映了男性的强硬、狭隘和冷酷。男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发明了“女诫”“女训”“女论语”，发明了“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发明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他们用高墙重院，用小脚绣鞋，用谎言和恫吓把女人们囚禁在自己的手心里，最大限度地把她们与性隔离。可是在诅咒性的同时，他们却在妻妾成群之后还要眠花宿柳，用金钱换取肆无忌惮的性放纵。
他们把这些聪明美丽的女子称为“婊子”，在他们的文化体系中把她们定义为天底下最肮脏最下贱的生物。她们被摒弃于正常社会之外，活着没有尊严，死了只能葬在孤坟野岗。人们说，这些女子是“无耻之尤”，是罪恶的源泉，她们的去处只能是十八层地狱，天厌神弃，永世不得超生。
冬季
在男权主义凛冽肆虐的季节，女性如同选错了时序的鲜花一样无法逃避憔悴凋零的命运。男性社会按照他们的需要，野蛮地肢解了女人的天性。这是一种目的和手段都极其野蛮的手术。
女人不许爱美。这句话听起来如同让太阳不许发光，树木不许结果一样的荒谬，然而它却成了女性宪法中的纲领性条款。女性如果把自己打扮得千娇百媚，花明雪艳，主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性魅力，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招蜂引蝶，后果不堪设想。对有些女性来说，漂亮本身就是罪过。《红楼梦》中的晴雯之所以被逐出大观园最终郁郁而死，正是因为她雪肤花貌，体态风流。且看王夫人对她的评价：“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红颜薄命，正是男权社会制造的一个无比乖戾的矛盾。为了满足社会标准，女性只能把自己打扮得远离性感，远离“女人味”，以表示自己心中没有欲望，不会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那位举案齐眉的模范女性孟光之所以被树为千古楷模，重要条件之一即是她本身没有女性魅力，据史书记载，她“肥丑而黑，力举石臼”。“丑妻近地家中宝”，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让男人百分之百放心。
女人不许发展自己的能力。她必须安守第二性的位置，和男人保持能力差距，以确保男性的优势地位不受威胁。按照班昭的标准，女人不要“才明绝异”，只要规矩老实，安静本分，即为有德；不要“辩口利辞”，只要言语礼貌，不出秽语，便是“有言”；不必工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织，能洗衣做饭，便是“有工”。而吐辞流盼，言语动人，分明是不安分的征兆；读书习字，吟风弄月，则绝对是“败家的根本”。完美女人的三条标准是文盲、口讷、体力好能干家务活。这更像是奴隶的标准。
女人不许有性要求，在性的问题上，稍稍主动，就是淫荡。夫妇之间的性生活只能是为了完成继祖承宗的大业而不得不为之，除此之外，能够节制，就应当尽量节制。男人可以以各种借口放纵自己，就像《红楼梦》中的贾琏，与人通奸被捉后，贾母也为他开脱：“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女人们仅仅有这方面的念头，便是了不得的大事。王夫人因春色荷包而审问凤姐时，那神情如同天塌地陷了一般。王夫人本人自从有了宝玉之后，便只好整日吃斋念佛，以此来压抑自己的性冲动，打发一个个漫漫长夜。按M.E.斯皮罗的理解，东亚家庭中，母亲那臻于极致的强烈母爱正是性挫折的一种升华。正派女性，理应在性压抑中度过一生。
女人不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利益。她们必须根据公婆和丈夫的要求来调节自己的心态和立场。夫在从夫，夫亡从子，她们的使命便是服从忍让，随时随地准备做出牺牲，甚至是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最贤惠的女人会主动提出为丈夫纳妾，甚至会瞒住丈夫偷偷地觅来美妾献到丈夫面前，如同《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样。
一个女人按照上述要求去做的结果无疑意味着自我毁灭。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女性就是按此标准被制造成愚昧、麻木的良家妇女和心理严重扭曲的贞节烈妇。无数蕴藏着才华的生命活得如同灰尘，没有任何色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书香门第中的漂亮女孩儿，自幼聪颖异常，通过自学读书识字，而且喜爱读诗。十二岁的一天夜里，女孩面对当空皓月，作了一首七绝，文笔流畅，颇有才思。女孩天真地把这首诗送给父亲看，这位知识分子父亲读后却忧从中来：他从这首诗中看出这孩子感情丰富，将来必是多情种子，而且天生丽质，难免不给家里酿成“不才之事”。即使出嫁，也不能指望她如同那些“无才便是德”的蠢妇一样安分守己。为了防患于未然，这位有远见的父亲干脆为女儿削去头发，送入尼庵，去和青灯古佛伴终生了。
不幸的幸运者
1640年前后的秦淮河畔，杨柳依依，楼台隐隐，湿润的空气中飘荡着酒香和乐声。世界在这里变得有些奇怪。一些风尘女子经常和士子们举行集会，或饮酒赋诗，或寻幽探胜，或品茗赏花，他们的话题是古琴谱的真伪，历史名人人品的高低，各书家作品的妙处，以及国运兴衰，朝政得失。赋诗联句中，这些女子往往不逊于那些男人，她们往往诗、书、画各有擅胜，甚至让男人们自愧不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集会中，男人和妓女之间的关系，看上去更像一种真正的朋友关系而非性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人品才华之上的互相欣赏，相互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当然，两性之间，感情难以划分得锱铢不犯，也许陈寅恪的概括更为准确：“以男女之情而兼诗酒之谊。”
这些女子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她们聪明、活泼，各有所长。她们对人情世态颇有阅历，为人处世有主见，有胆魄，能自立，都很善于在风波险恶中保护自己。她们颇善于生活，绝不放弃能够得到的幸福。甚至青楼中的鸨母也颇富人文情怀，《板桥杂记》载，许多名妓都是鸨母的亲生女儿，妓女出身的鸨母对她们“怜惜备至，遇有佳客，任其流连，不计钱钞；其伧父大贾（粗俗的商人）拒绝勿通，亦不怒也”。如名妓李湘真，性情高傲，常常称病不接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逊词，概勿与通。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
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最有人情味的妓院了，歌舞繁华中因此也隐匿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叛逆气息。
颠倒的不仅是秦淮河两岸。明朝晚期是一个让正人君子蹙眉叹息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糜烂，人欲避开与天理的正面交锋在那些模棱两可的社会局部肆意滋生蔓延。市井小民是随波逐流，而文化人物则是有意识地蔑视礼法。傅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这句话用另一种词序来表达，不改变其原意：名士之不见容于世俗，正如名妓之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同样有才华，有热情，同样是社会规范的叛逆，同样是纲常礼教的弃儿，所以他们才能相互发现。
相比起那些被种种规范束缚在高墙之内的良家女子，这些原本不幸的风尘中人倒活得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说起来完全是一种错倒的因果，正是社会的放逐使她们获得了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正是命运的打击使她们的生命焕发出奇光异彩。人们剥夺了女子爱美的权利，偏她们能恣情纵意地张扬自己的天生丽质；人们期望女子蒙昧，偏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吟风弄月，尽意书写自己心中的块垒；人们期望女子远离爱情，偏她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与自己真爱的人相伴一生；人们期望女子没有自我，偏她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一重重的风浪相搏击，正是在这种搏击中，她们体验到了生命本质上的力量和尊严。
成百上千条的规矩是为那些良家女子制定的，她们不配去遵守。这反而使她们的生命得以保留本来面目。她们站在正常社会之外，反而能有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去看清礼教纲常的真面目，看清人性和人生的真面目。她们尝过了人生的千百种况味，经历了人生千百种险境，所以，意志坚强，目光犀利。
她们能够从那些以风雅自命的才子文人中发现谁是真正的男人，谁是以风流自饰的俗夫。他们也能够穿透世俗的偏见，发现这些女子身上的夺目光彩。
柳如是
时间坐标是明亡前后，空间坐标是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在这样狭小的时空范围内，有四位杰出的女子同时被中国史永远珍藏。她们就是被称为明末四大名妓的柳如是、顾眉、董小宛、陈圆圆。她们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其中，柳如是尤其被人关注。
年仅十岁，她就被卖入了娼寮。她在这里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琴棋书画，更主要的是反抗。所以，十四岁时被卖给一个老翁做妾后，她很快就同这家的一个男仆私相阅悦，干净利落地给老头戴上了一顶绿帽子。
结果当然是一顿羞辱之后被逐回娼门。在柳如是的眼中，从良做妾也并不比青楼生涯更为体面，生活在豪宅之中也不过是别人的性奴隶而已。阅历日富的柳如是张张扬扬地卖身为生，她性情刚烈，为人豪爽，敢做敢当，颇有男子风范。她在花柳丛中佯狂出世，时常穿儒服戴儒巾，招摇过市，见到相识则抱拳施礼，称兄道弟。她天生聪颖，凭自学积累了很深的文学底蕴，“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她酒量颇丰，和男人们比诗斗酒，经常让男人们醉吐狼藉，她却若无其事。
幸运的是，那些流连在花街柳巷的不羁文人能够欣赏柳如是的这种作风。他们能看到柳如是别具一格的美，乐于和她诗酒往还。
不过，流荡飘零毕竟不是她的本意，一半是欣赏“文坛领袖”的才情风雅，一半是为了逃避江湖上的风波险恶，为自己寻找一个终身归宿，二十三岁的她开始主动追求起年过花甲的钱谦益。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一月，她轻舟简装突然出现在钱谦益的半野堂，使后者大吃一惊。只见眼前这位女子“幅巾（儒巾）弓鞋，着男子服，神情洒落，有林下风”，明媚清秀的脸庞在男装的映衬下更显得姿媚横生。老名士钱谦益在“文坛领袖”之外还有一个别号，叫做“风流教主”，从青年时代便是脂粉队中的英雄，风流阵中的魁首。如今虽然廉颇老矣，为人却更是通达旷放，阅事既多，颇识得真正的人生三昧。他曾诗酒集会上和柳如是有过往还，当时颇为青目。此刻，对柳如是的突然出现他并不以为鲁莽，反而对柳如是的大胆简洁非常欣赏，而且花甲之年能有这样出色的女子主动追求，亦是喜出望外。
几天之后，柳如是便成了半野堂的女主人。半野堂松涛满耳，杂花满目。更有山泉激湍，挟花片而过。一老一小一对恋人，在堂内“湘帘檀几，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伪，间以调谑”。这无疑是数千年中国人家庭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完满的幸福片断。
女人的美丽和男人的觉醒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曾说，士人的高下在他对女性的态度中即可鉴别。柳如是的幸福也有赖于钱谦益的通达。这位老名士对人生对世界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由此导致他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做法，其中包括他不为明朝殉节。钱谦益以致仕大员、社会名流，和柳如是结婚时，居然按迎娶良家女子的方式郑重其事：“行结郦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陛，九十其仪。”这种蔑视规范的做法引起社会公愤，认为他“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物议沸腾。看热闹的老百姓纷纷拣砖取瓦，掷打彩船，钱谦益在舱中“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
柳如是既嫁，也并没有从此改弦易辙，收拾个性，做起中国家庭中的贤妇角色。她依旧狂放不羁，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比酒作乐，往往酩酊大醉，“咳吐千钟倒玉舟”，颇有太白遗风，实无闺阁风范。钱谦益居然毫不介意，反而称赞她“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
更为当时世人诧异的是这位老儒有时厌倦应酬，竟会委托柳如是穿上男人服装，外出代他拜访客人：“竟日盘桓，牧翁（钱谦益号）殊不芥蒂。尝曰：此吾高弟，亦良记室也。”
钱谦益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钱谦益对柳如是完全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充分尊重充分信任。另一方面说明钱氏的朋友们，那个时代士林的精英人物，同样具有这样的识度，不以为忤反而能欣赏钱氏的这种做法。至少在这些人的观念里，女性已经取得了和他们平等的地位。世界在这个颠覆的角落里找到了平衡。
顾眉
在柳如是和钱谦益的轶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明亡之际，柳如是劝钱氏殉国而钱氏不能，柳奋身入水意图自尽又为钱所阻拦。钱氏降清之后，外忧清议，内惭神明，烦躁时常绕屋彷徨自言自语：“要死要死！”柳如是一次在旁冷冷说道：“你不死于乙酉（南京陷落之日）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钱氏哑口无言。
人们说柳如是明于民族大义而钱谦益贪生怕死，一个妓女能够如此刚烈而大臣却这样畏葸，实在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对比。不过，我总觉着钱谦益的懦弱后面似乎还有别的内容。事实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殉国者们不过是用自己的生命草草演示了一个别人已经演示一千遍的僵硬的文化定理，没有任何新意。钱谦益本人并不认同这一定理，正如他不认同其他的许多文化定律一样。当初他即使起过殉国的念头也应该是为逃避矛盾而不是舍生取义。事实上，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活下去，对一个人的人格弹性和人格结构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柳如是性格的刚烈决定了她最终会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解决与这个世界的冲突。钱谦益死后，钱氏族人威逼她交出财产，她在众人的围追之中登楼自缢，简洁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钱谦益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而龚鼎孳后来则被人讥为“三朝元老”。这两个人诚为有缘。龚鼎孳和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诗坛“江左三大家”。钱氏娶了柳如是，而龚氏的夫人顾眉同样是秦淮河畔的一面艳帜。只不过，这两对夫妻面对世事的白云苍狗，态度各有不同。
与柳如是一样，被士人尊称为“眉兄”的顾眉在爱情中也是主动的一方。顾眉原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她社交能力颇强，办事精明圆通，很早就在桃叶渡口拥有了自己的产业“眉楼”，为妓而又兼鸨母，在江南声色场中混得如鱼得水，是有名的一掷千金的“青楼阔少”。她天生丽质，风度闲雅，既能放浪，也能端庄，万种风情迷倒了无数男人，有人甚至因得不到她而自杀，她却不为所动。她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她要求的是既有社会地位又有才情的男人，否则，她宁肯放浪到老。这时，龚鼎孳出现了。
龚鼎孳刚刚中进士不久，时任兵科给事中，年轻英俊，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南下金陵办理公务的过程中结识了顾眉。两人虽然一见倾心，不过龚氏当时尚且是一种逢场作戏的心态，并没有想到要和一位欢场女子结订终身之约。直至回到北京，他才发现自己对这个风尘女子已经割舍不下了。正在这时，他忽然收到顾眉托人带来的书信一封，表明了相守终身之意。
和明末所有的才子佳人故事一样，政治风云的大开大合始终是他们生活的背景。明末的政治黑暗混乱，龚鼎孳的仕途却一帆风顺。这应当得力于他随机应变的本领。和顾眉一样，龚氏也是一位现实主义信徒。李自成攻占北京，龚氏率先投降，为李自成政权四处奔走，数十天后，风云突变，多尔衮赶走了李自成，龚鼎孳似乎没经过什么犹豫，又投降了满清。和柳如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顾眉也曾经劝过龚氏，不过是劝他早点投降。以至于在别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时，龚慌不择言，竟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成了千古笑谈。
不过，不论政治背景如何变幻，他们的生活似乎和世事沧桑两不相干。国事糜烂之际，龚氏明媒正娶江南名妓入京，而且又把婚后两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写成诗文公开刊刻，向世人喋喋不休地诉说他们的梦一样的幸福。看来，他们有点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明清易代，他们一面屈节投降，一面却不避忌讳，在诗中写下对世事沧桑的悲叹和品评，持论公允，颇有见地。他们的夫妻恩爱在新朝被列为罪状遭到攻击，言官说他“前在江南，以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父母妻孥于度外”。可是龚氏在丁父忧回江南时，公然携顾眉同行。守丧期间，顾眉无视官员服丧的严规，带着龚鼎孳重游金陵，沿江访友，在镇江、苏州、扬州、杭州等地游赏欢宴，屡兴诗酒之会，甚至召妓歌舞佐酒。这些举动在当时足以使龚氏丢官甚至入狱。龚氏夫妇在此时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他们其实并不缺乏胆量和气魄。
龚氏夫妇人格结构的包容性和多层次性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特例。守孝期满回京复职后，龚鼎孳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投入政治之中，屡屡上疏提出政治建议，颇得顺治皇帝欣赏，连连拔擢，很快升为一品大员。按规定，一品官员的妻子应当封为诰命夫人。龚鼎孳的正室夫人童氏在明朝时已是命妇，因为龚的移情别恋，此时独居江南老家，听到这个消息，语含讽刺地致书龚氏，说：“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既挖苦龚氏变节，又讽刺顾氏烟花出身，用语既含蓄又刁钻，一时传遍京城。谁知道龚鼎孳果然顺水推舟，顾眉也欣然领受，妓女出身的顾眉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品诰命夫人，同时意味着龚氏废嫡立庶。满城哄笑一刹那变成了愕然，面对这对敢做敢当的夫妇，人们反倒不知该如何合拢他们张大的嘴巴了。
世事变化无常，顺治十二年（1655年），龚鼎孳因为上疏言事，触怒皇上，被贬为散职。巨大的荣辱起伏对龚氏而言不能不说是沉重的打击。这时，顾眉为安慰丈夫，借口为自己祝寿，携丈夫南返，在旧日卖笑的桃叶渡口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寿宴，她请的客人，既有当地的名爵显贵，又有社会名流，更为可异者，其中居然还有顾眉旧日交好的妓女数十人！宴上，客人中的几位出自龚氏门下的翰林亲自上台串戏，出演《王母宴瑶池》，顾眉和“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李六娘、十娘、王节娘等”在台下安然欣赏。这惊世骇俗的一宴也只有顾眉才能设计得出。
龚鼎孳对这位女知己一直是铭感有加，钦敬不已。他曾赋诗“虎噬都无避，蛾眉那可捐”。应该说，是顾眉给了他超脱世俗的勇气。龚氏是“浪子宰相”，顾氏是“闺中阔少”，两个人都是享乐主义者，都精明现实，他们的行为和世俗是合而不合，隔而不隔，他们既蔑视规范又能利用规范，重视物质又能超越物质。明清之际，许多原来桃叶渡的旧客成了反清复明者，终日被官府追捕。顾眉当日虽然力劝龚鼎孳降清，此时却不避风险，多次资助这些朝廷要犯。傅山、阎尔梅、朱彝尊，还有一些亡友的遗孀，都曾收到过顾眉的大笔寄赠。在当时，这种举动绝对需要摧锋折刃的胆魄。
对于这对恩爱夫妻的评价，一直都是后世阅读者的难题。我们大脑中那些固定的判断范式，都被他们一件又一件出人意料的举动推翻。也许，只有经过秦淮河畔桃叶渡口的熏风熏染过的人才能这样让人捉摸不定，一言难尽。
明末的秦淮河畔，是道貌岸然的中国历史没有遮好的一处隐私。我们真的应当感谢历史的疏忽，正是在这块让它不屑一顾的人欲横流的堕落糜烂之地，生命的斑斓光彩人性的繁复美丽才得以展示，才能让后世的我们通过文字的几块碎片，慨然想见当年的风流。正是这几片文字的碎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们并没有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