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性格的胜利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从人口上来看，满族和汉族太不成比例了。1644年前后，满族人口不及汉人的三百分之一。两个民族体积之比，几如狐狸之于大象。
从军事实力看，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明王朝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多于满洲全族人口。明军已经初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拥有从西洋传来的“红衣大炮”、火铳等先进装备，而满洲人还完全依靠原始的弓箭和大刀。
至于文明水平，满洲人更是不能望汉人之项背。明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全民识字率居世界领先水平，而满洲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渔猎阶段，整个民族几乎都是文盲。那些名留青史的满洲贵族的名字，从音译过来的字面上看来，倒也带有神秘的异域气息，可是一旦意译，立刻暴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拔。就以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的名字为例吧：“多尔衮”的意思是“獾”，“多铎”的意思是“胎盘”，最小的儿子“阿济格”，翻译成汉语是“老疙瘩”。女婿“和何理”的意思则是“上牙磕下牙”。其他王公贵族的名字也文雅不到哪里去。“贝勒岳托”，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傻子”；将军“席特库”，名字是“尿炕孩子”，而贝子“傅喇塔”的名字居然是“烂眼皮”。并不是满族人不想起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早期满语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实在没有多少优雅的词汇可供起名者挑选。
满族人唯一的优势，是气质与性格。
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给满族人的躯体注入活力的是粗犷的白山黑水。坚强和勇敢是从事原始渔猎必须具备的品质，朝鲜使者在其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
胆汁的浓度和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满族狼一样的性格，他们对长途跋涉及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像他们的前辈女真大军一样，满洲武士的武勇同样天下驰名。皇太极曾这样自夸：“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朝鲜使者回忆说：“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与此同时，明末却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汉人体内的钙质流失最剧的时期。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土地上，汉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是否恪守祖先留下的告诫，遵从朝廷定下的规矩。他们习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备的勇敢和果断。血性指数过高的人被专制统治毫不留情地消灭，汉人在五千年间日益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在汉人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兵者，不祥之器也。”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华丽辞藻，而不是武功。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个贬义词。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崇文尚德为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度。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在这个国家里，当兵打仗是一个人走投无路后不得已的选择。“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与满洲人渴望战死不同，走向战场的汉人们通常是满脸悲愁，路两边是他们哭得昏厥过去的妻子。
当这样两支气质相反的军队相遇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就像食草的大象并不怕食肉的狼一样，中原王朝虽然文弱，但由于其体积的庞大，相对于周围的马背民族还是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中原王朝能有效地以人口及经济优势来补偿气质劣势，边疆民族永远也不会有下口的机会。汉唐之时，中原王朝曾有过驱逐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辉煌战绩。因此，我们只能把武勇列为满洲人取胜的第二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中原王朝根深蒂固的老毛病：窝里斗。
中原王朝实际上从来没有败于马背民族之手。它们总是败于自己窝里斗的习惯上。每一次马背民族入侵，都是中原王朝的内部矛盾给人以可乘之机。从岳飞、于谦到袁崇焕，中国不是缺乏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这些汉子最后都不是死在异族的刀剑下，而是被同族人背后的暗箭所射中。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细考证中原人窝里斗的根源，那将是另一篇长长的文字。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明朝和后金争斗的过程中，正是大明王朝的内部斗争，替满族人消灭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并且为他们输送来最急需的人才。
从中后期开始，大明王朝就像唐朝及宋朝后期一样，陷入旷日持久的党争，大臣们拉帮结派，在嫉妒心、名利心、计较心等种种不善之心的盲目驱动下，阴谋陷害，寻机报复，使绊子、穿小鞋、射暗箭，机关算尽，表现出了在对外斗争中少见的坚决、勇敢、残酷。满洲人最惧怕的两个汉人，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死，都与繁杂的派系斗争有关：熊廷弼是被政敌陷害而遭抄家枭首，袁崇焕被活剐并分食则主要是因为明王朝的内部斗争而不是满洲人那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
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政治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明朝大臣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帝国的力量就这样无谓地消耗在内斗之中。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下，每一个官场中人都必须紧紧依附某一帮派才能立足，什么帝国的前途、百姓的疾苦，只能置之脑后。个别有“补天”之志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在大明朝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从洪承畴到著名的“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莫不是在窝里斗中伤透了心，或者是被政敌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舍弃父母之邦，投奔前途莫测的异国。他们给满洲人带去了急需的情报、经验和包括“红衣大炮”在内的先进军事技术。
虽然因为吸引了汉地人才资源而迅速强大起来，但如果没有1644年前后整个明王朝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满族人如此顺利地吞并天下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满洲人由于吴三桂的引导穿越山海关的大门时，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汉族人正全神贯注地忙于自相残杀，甚至顾不上认真抵抗自己。
1644年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朝廷。这两大阵营内部又处于分裂状态。两大起义军主力李自成和张献忠彼此仇视，在四川大打出手，而南明政权此刻也分成势不两立的几大派别，为拥立不同的人做皇帝而争执不休。一开始，是隆武政权同鲁监国在福建争立，彼此互不承认。1646年隆武皇帝死后，桂王和唐王又在广东争起了皇帝的宝位。因为互不相让，两个王爷集中全部兵力，在广东大打内战。
因此，满州人发现他们此刻面对的中原王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却是一堆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团结起来的碎块。虽然整体上他们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际上在每个局部都可以享有相对优势。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当初想象的要简单：只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分而食之，把这些碎块一块一块有条不紊地吃下去。
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从1644年开始，满族人好整以暇，从容不迫地对汉人各个击破，像农人收割自己地里的庄稼一样，顺序吃掉了李自成、南明弘光政权、南明隆武政权、张献忠、南明永历政权和郑成功政权，顺利地一统天下。当上述某部受到清军猛烈攻击之时，其他几部没有一次上前救援的事例出现，反而坐山观虎，侈口而笑。
在整个军事斗争的双方阵营中，清军里混杂着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从民族成分上来说，远比抗清势力单纯由汉人组成复杂，然而这些不同的民族在满洲政权的高效指挥下，团结一致，纪律严明，配合有力，舍死效命。
反观抗清的汉人，却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团结。李自成、张献忠死后，汉人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暂时形成了由南明政权、大西军余部、郑成功军三部形成的反清统一战线。这三部表面上以南明为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相反，在整个抗清斗争过程中，这三部投入内部斗争的精力甚至比对外斗争都多。他们从来没有相互信任、彼此配合过，只是不停地相互排挤、倾轧、拆台甚至欺骗。李定国数次约请郑成功联合作战，从福建和广西两地夹击广东清军。从当时局部力量对比来看，此举有必胜之望。郑成功却担心胜利之后受李定国控制，虚与委蛇，表面赞同，实际上一再拖延，拒不出兵，唬得李定国几次都是孤兵先出，苦苦支撑，而郑兵每次都是恰在李定国支撑不住溃败之后才赶到。由此丧失了南明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以“忠贞”“血性”著称的郑成功尚且如此，其他南明势力的品质可想而知。数千万汉人沦为满族人马蹄下的征服物，原因一目了然。
二 前车之鉴
对于满洲人来说，高大巍峨的山海关就是阿里巴巴之门。他们虽然幻想过，却从来也没有敢真正期望这扇门会訇然开放，而如今，神话变成了现实，他们平步汉地天堂。
在进入这扇阿里巴巴之门之前，他们心中并非没有丝毫犹豫。
这个不久以前还没有文字、没有书籍的民族，却有着非凡的清醒和明智。他们知道，在山海关那边，等着他们的不仅仅有锦绣河山和惊人财富，也吹着会软化他们骨骼的汉地熏风。那些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史书告诉他们，在他们之前入侵汉地的异族，没有一个不是沦陷在熏风里。
满洲人的征服不过是对他们先辈民族那些惊人事业的重复。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多个马背民族，遵循着顺时针的次序，进入南方的汉地。先是西北的匈奴和突厥，再是北方的鲜卑和蒙古，最后，才是东北的满洲人。
在汉唐时期，这些野蛮人满足于掠夺和杀戮，就像匈奴人和突厥人做过的那样。后来，日益文弱的汉人那惊恐的眼神鼓舞了马背民族的野性，他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内地，“在最初几小时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不费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亲自登上……这些历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并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相应的称号”（《草原帝国》）。
第一个兴冲冲地戴上汉地王冠的是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作为第一个深入汉地的异族，他们深深被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所吸引。汉人的一切都是那么奇妙：他们住房上雕刻的精美的兽头，他们桌子上摆放的美丽的瓷器和木雕，他们所阅读的那些雪白的书本，以及书本里那些深奥的哲理和故事……在他们眼里，汉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穿着兽皮衣的鲜卑人，面对宽衣博带的汉人，甚至为自己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和长期骑马而形成的罗圈腿而羞愧。
第一个抓螃蟹的人当然会被夹破手指。作为游牧民族中的第一个尝鲜者，鲜卑人为自己的天真单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着离长江越来越近，他们心中“全盘汉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这些野蛮人不可遏止地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文质彬彬、谈吐文雅的汉人，住在高大轩敞的卷棚顶大屋下，细细品咂名贵的绿茶，手里拿着一本深奥的汉文书籍，学着《世说新语》里汉人的样子，扪虱而谈。
他们的首领孝文皇帝迫不及待发布一条条严厉的命令，要求鲜卑人把自己鄙陋的姓名改成文雅的汉字。三十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放弃母语，从头学习汉语。草原式的兽皮衣被禁用，汉人的峨冠博带成了标准服饰。对于个别反对他汉化政策的人，孝文皇帝毫不犹豫地进行了铁腕镇压。他对整个民族发布圣旨，解释他推行汉化的良苦用心：“你们经常说北人何用读书，朕闻此，深用怃然。朕为天子，天下皆我所有，何必一定居住中原？正是为了令卿等子孙渐染汉人之美俗，增长见识。如果永居塞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
这个兴致勃勃的皇帝料想不到，他“令卿等子孙渐染汉人之美俗”的美好愿望最终结出的却是毁灭本民族的恶果。史载鲜卑民族“尚勇，纯朴，好射猎”，专以“征伐为事”。他们跃马中原的资本是出色的武功和豪放的天性。在孝文帝之前，鲜卑的历代帝王都保持着尚武精神，几乎每年都出猎塞北，而自孝文帝之后，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不再碰弓箭，而是整天手不释卷。正像王夫之所总结的那样：“自迁洛以来，涂饰虚伪，……精悍之气销矣，朴固之风斫矣。……部落心离，浮华气长。”陷入温柔乡中的鲜卑贵族们迅速腐化，斗鸡走狗，竞相攀比谁会享受。《洛阳伽蓝记》中载，“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这些鲜卑贵族的奢侈、放荡比西晋末年汉族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旋踵，北魏王朝灭亡，那些腐败大族被屠杀净尽，遗族隐姓埋名，融化在汉地，鲜卑两个字，成了一个空洞的历史名词，至今在华夏大地已经找不到一丝遗迹。
鲜卑人之后时隔七百年，女真人第二次入主中原。
孝文皇帝的错误此时被证明有二，一是他不应该提倡全盘汉化，二是他不知道，汉化根本用不着提倡。汉人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富于吸引力，虽然没有皇帝们的命令，女真人汉化的速度却并不比鲜卑人慢多少。史书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几十年间，女真上层社会就都学会了汉语。从贵族到平民，女真人纷纷起了汉族姓名，穿上汉人服装，像汉人一样在街上相互打拱问好。
金帝国的统治者们对此深感忧虑。毕竟已经有了鲜卑人的前车之鉴，他们不想愚蠢地重蹈覆辙。入主中原三十五年后登上皇位的金世宗开始大力扭转汉化的倾向。他敏锐地认识到，只有保持女真人的尚武之风，才能保证国家基业长久。他屡屡对臣下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
从世宗时起，金朝帝王千方百计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进程。他们大力倡导女真人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为此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他们禁止女真人使用汉人姓名及服装。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二十七年（1187年），皇帝再次明令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
不过，汉化的力量远远大于皇帝们的权力。金代帝王们的这几道诏书，如同投在汉化洪波上的几片羽毛，瞬间即被席卷而去。到了金朝后期，包括皇帝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女真人都完全汉化了，女真话不再有人会讲，女真服装也近乎失传。原来规定的科举考试时“试弓箭、击毬”也被迫取消，皇帝甚至不得不同意女真人同汉族人通婚。尽管金世宗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文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代始终没有被真正应用。即以考古发现的金代墓志为例，居然没有一通墓志铭是用女真文写的。
随着这些外在民族特征的改变，女真人骨子深处的民族精神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金史·兵志》曾这样形容女真人的尚武之风：“（女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仅仅三四十年之后，沉溺在吃喝玩乐中的女真人变得懒惰、懦弱。征服者日以赌博饮酒为事，艰苦奋发的精神一去不返：“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在写成于贞祐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显见得已是无可救药了。
尚武精神就在这个民族体内迅速消失，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臣惊讶地看到，那些昔日一闻战斗便跃跃欲试的女真勇士，现在在出征前居然像女人一样牵住家人的衣服哭哭啼啼：“金人初起时，甚为寒微，……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如今则久居南方地面，识得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所以视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
格鲁塞总结边疆民族汉化的规律时说：“过二三代后，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仍然在挨饿的其他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读到使臣的这些记载，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初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灭辽臣宋的女真人，何以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不堪一击。
现在轮到亲眼目睹了女真人在汉地沦亡过程的蒙古人来做历史大戏的主角了。从这出戏的序幕，我们似乎看到了避免重蹈覆辙的希望。
不识文字，没读过历史，没有深入过汉地的成吉思汗，有着惊人的智慧和预见力。他对那些可以提供舒适生活的地区报有天然的戒备之心。“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似乎（对他来说也是过于温和，因而）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了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
因为深刻认识到文明生活对尚武气质的损害，成吉思汗对他汗血征战得来的功业报有一种悲剧性的看法。他悲观地预言：“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也许是因为聆听了大汗的预言，也许是因为鲜卑人和金人的悲惨经历使蒙古人深为警惕，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坚定的拒绝汉化的倾向。最开始，他们甚至计划把所占领的汉地上的汉人全部杀光，庄稼全部踏毁，把辽阔的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一片草原，用来放牧蒙古马。幸亏耶律楚材苦苦劝谏，蒙古人才放弃了这个可怕的想法，然而，他们还是借鉴了金人的教训，他们不学习汉语，不穿汉族服装，甚至不娶汉族女子。元代诸帝，除最末二帝外，汉语水平都非常差。贵族之中，懂得汉文的，也是凤毛麟角。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做官，写“七”字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而连续两个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为自己的“太子”，还有一个皇帝把本来应该封为“皇太后”的母亲硬要封为“太皇太后”，都引来汉人的讪笑。
草原民族矫枉过正，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导致草原民族统治失败的是进取精神的丧失，而不是因为借鉴了汉人的统治技术。事实证明，在治理汉地的过程中，汉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统治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国的统治者始终坚持草原本位和“蒙古旧制”，不能摆脱游牧贵族的行政传统。在他们的统治下，元帝国治理技术过于粗放，内部纷争严重，政治秩序混乱，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帝国运转效率低下。这一切，都注定这个帝国享年不永。
更为不幸的是，虽然拒绝了汉语和汉服，蒙古人却无法拒绝汉族人提供的温柔甘美的物质享受。汉人们用几千年的时间发展出来的享受生活的技巧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些来自草原的大老粗。他们沉溺于烈酒女人和南中国进贡来的种种精巧“玩意儿”，甚于任何一个异族统治者。因此，不可避免地，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完全中原化了。蒙古人不知道，真正的汉化也许并不决定于语言和衣冠的改变，而是精神内核的转型。那些胸怀征服全世界的雄心的蒙古开国者的后代们生命力孱弱到这样的程度：“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最后一个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他的犹豫和迟钝导致帝国在混乱中越陷越深，最终，他带领部下逃回了草原，两手空空，一脸颓唐。
就像河流不能摆脱大海的吸引，向日葵不能拒绝太阳的召唤，汉化，对于有机会与中原王朝亲密接触的少数民族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宿命。这些少数民族通过抢掠的方式进入了汉文化，他们贪婪地把一切吸引人目光的东西装入自己的口袋。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豪华的陷阱，这些抢劫者最终会被汉文化劫持，最后丢掉自己的一切。
这种宿命是由巨大的文化落差决定的。相对于中原王朝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灿烂文化，周围那些小民族的文化积累显得过于寒酸单薄了。
首先吸引了那些剽悍骑手的，是汉人的物质文化。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独步世界的。因为建立在全世界最严密的专制基础上的强大聚敛能力，一方面使广大社会底层持续几千年沦陷在饥饿之中，另一方面给汉族上层社会提供了把物质享受不断精致化、艺术化的可能，并终于形成了日本人所说的“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伐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相比旧中国钟鸣鼎食的大家族，西方那些满足于吃吃“蛋黄酱”“大鲟鱼”“有鸡冠的甲鱼汤”的贵族们生活得简直就像乡下人。这种中国式的“生活美”不仅仅局限于“满汉全席”和“房中术”，还包括听戏、造园、把玩古董和宝石，甚至吟诗作画。翻开《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洛阳名园记》，中国贵族生活艺术的登峰造极令人叹为观止。正是这种“美”，使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
以物质享受为切口，汉文化把自己的静态世界观注入那些不安分的异族体内，使他们安静松懈下来。还是在文明的初期，汉民族已经构造了自己简单然而坚不可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天圆地方，四角俱全，就像一架万古不息的水车，按照“道”的规定规规矩矩地运转，一成不变，直到永远。由于这个“道”早已被圣人们彻底阐明，所以人活在世上，不用自己动什么脑筋，只要心安理得地按圣人的指示，修身齐家就可以了。某种程度上，汉文明的核心是对活力的恐惧和抑制，如“血气未定”“父母在不远游”“一箪食一瓢饮”“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这种静态的世界观，说到底是把人性中的惰性文明化、理论化。任何自发的活力，背离经典的尝试都是错误的。就像鲁迅所说，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引起革命。这套夹杂着“天命”“性”“道”之类深奥词汇的说辞对于周围的蛮族人来说，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它远比他们的粗陋简单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更周密，更完善，更适合世俗生活。所以，当那些野蛮的异族人拿起书本，研究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为体内的原始冲动感到害臊了。
因此，先被醇酒妇人，后被四书五经征服的野蛮人不可避免地安静了下来。他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被鼓励的惰性很快败坏了他们的性情，使他们最终变得懒惰、腐化、懦弱。
“生活的美”和静态的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巨大威力，使汉文化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任何接近它势力范围的异族。秦汉以前，它已经吞噬了黄河下游的“东夷”，淮河流域的“淮夷”，长江以南的“百越”，四川一带的“巴人”，陕西附近的“西戎”，山西一带的“长狄”“赤狄”和“白狄”。秦汉以后，它又逐步吃掉了匈奴和突厥的一部，吃掉了北方的羯人、氐人、鲜卑人、契丹人，吃掉了南方的一部分僚人、俚人、溪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千年间，还没有发现可以抵御这种同化力的民族。
最能证明汉文化无坚不摧的同化力的，是犹太人在中国的命运。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对本民族文化特征最为珍视的民族，虽然在国破家亡以后的近一千八百年中，颠沛流离于世界各地，还没有发生被其他民族彻底同化的先例。然而，这种事情却在中国发生了。
北宋初年，一个不少于百人的完整的犹太社团从布哈拉取道丝绸之路进入了中原，定居在繁华的东京（今开封市）。他们像迁徙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一样，建立起犹太会堂。按照经书上的教导，守安息日、守禁食、守割礼，每日三次到会堂祷告，然而，这种情形却没能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持续下去。很快，中国人的世俗生活方式，特别是科举制度吸引了这个聪明的民族。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后裔开始被孔孟之道以及学习它们所能带来的高官厚禄所吸引，开始像中国人一样寒窗苦读。史书记载，犹太人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开封考取进士的犹太人就有二十多位。
在科举制度的巨大诱惑下，开封犹太人中的聪颖子弟都不再选择从事神职，其结果自然就出现了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出现的神职人员后继无人的状态。孔孟之道终于战胜了犹太教。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娶了汉人女子，改用汉人姓氏：“列维”改为“李”，“示巴”改为“石”，“亚当”改为“艾”……通婚使他们的外表与汉人越来越难以区分，他们的生活习惯、爱好趣味渐渐与中国人一般无二。数百年之后，他们甚至已经不知道“犹太”一词是什么意思，只模糊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以色列。
终于，这些犹太人最终失掉了自己所有的民族特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正像范文澜所说，“汉族好像是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一方面，民族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国家的富强统一，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民族融合实际上是无一例外的“汉化”。任何异族文化掉进汉文化这锅千年老汤里，都变成了一个味儿。那些本具生猛风味的异质文化经过滚水一煮，也变得熟沓、软烂，失去了脆生劲儿和支棱劲儿。
三 碳与铁的比例
一百多万满族人口中，有九十万争先恐后“从龙入关”，迫不及待地奔赴那处处奇山秀水遍地金帛子女的辽阔内地，毫不惋惜地听任他们生息了千百年的故地人去屋空，一片荒凉：“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就这样，几乎整个满族抛弃了他们的根，像一滴水一样，掉进了汉文化的汪洋大海。
如何面对“汉化”，又一次成了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提出的严峻问题。这一次，满族人交出的答卷能够比鲜卑、女真、蒙古人更令人满意吗？
我们有理由对满族人的表现更为乐观。因为在走出山海关前，这个民族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成熟的思考。
事实上，“汉化”并不是出了山海关之后遇到的新问题。在距离山海关还十分遥远时，“汉化”就已经成为白山黑水中整个满民族焦虑、辩论的一个重心。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入关前汉人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满族人。“汉化”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入满族人的生活。许多满族人都能感觉到，是“汉化”给了他们这个民族以巨大的力量，是那些被征服的汉人农民教他们精耕细作，汉人工匠教他们建筑坚固美观的房屋，是那些投降的汉族官员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并画出向西进军的线路图。整个满族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汉化的过程。汉人们的经验与智慧像泉水一样，浇灌在满族肥沃的黑土地里，生长出一个蓬蓬勃勃的、强健有力的新民族。
并不是所有满族人都对“汉化”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老罕王”努尔哈赤即如此。半文盲的努尔哈赤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性格。他不喜欢汉人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不喜欢汉人深藏不露的做人风格，而且特别厌恶汉人喝酒的不实在。在汉人面前，努尔哈赤表现得更多的是文化弱者对强者的自卑和敌意。这种文化上的排异反应，在他统治的晚期甚至演变成了“杀秀才”事件。他强词夺理地把晚年政事中的种种不顺统统归因于汉人，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下令“尽杀汉人中的识字者”，数千名汉人秀才和官员猝不及防地死在“老罕王”的“文化排外主义”之下。
他的继承者皇太极对待汉人的问题远比他明智。年轻一代总是比老的一代对新鲜事物更感兴趣，皇太极即是汉文化的坚定拥趸。即位以后，他热衷于组织文化人翻译汉文书籍，出征之余，经常手把一卷，从《三国志》《金瓶梅》到《孟子》，看得津津有味。在汉文化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远比“老罕王”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多的自信。他十分清醒地看到，由于汉文化相比满文化的巨大优势，如果不借助汉人的智慧，他没有可能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满民族也没有可能摆脱落后的经济文化状态。
事实证明，皇太极的汉化政策是满族人崛起中的关键步骤。他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招徕汉人中的人才，洪承畴、祖大寿、“三顺王”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投奔到后金。他利用汉人的方式组织政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集权能力和行政效率。他设立八旗官学，组织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在他的影响下，满族上层社会的汉化程度大大加深，满族人的整体文化素养和智力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为满族人日后取得天下，做好了至关重要的准备。
随着“汉化”进程的加速，“汉化”的另一面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满族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精致，贵族子弟们身上的武勇精神开始出现退化的征兆。他们对父祖们惯用的弓箭开始不感兴趣，而更喜欢追求汉人提供的种种消遣用品。皇太极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苗头，对此十分忧虑。他提醒贵族们说：“过去太祖皇帝之时，我等闻听明日出猎，今日即调鹰蹴球，积极准备。若不令往，泣请随行。今之子弟唯务游行街市以图戏乐。在昔时，无论长幼贫困之际，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尔时仆从甚少，人各备马披鞍，自炊而食。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言妻子有病，或以家事为辞者多矣。不思奋发问前，而唯耽恋室家，国势能无衰乎？”
这个在满族人中第一个系统读过中国历史的统治者十分清楚本民族的优势和劣势。他很清楚，满族军队之所以在汉人面前节节胜利，就是因为满族人身体里面异于汉人的那些特质。如果最终他们征服了汉人，却失去了本民族的天性，这对他们来讲，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
这个问题缠绕着他，使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征服天下的梦想是否明智。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在写给敌方将领袁崇焕的一封信中，这样解释为什么他几次引兵入关，都迅速返回：“我父亲太祖努尔哈赤，因为昔日辽金元各朝，不居其国，入处汉地，几世之后皆习染汉俗，深为可虑。所以我们打算听任汉人居住在山海关以西，我们仍居住在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故未入关引军而返。”
这个解释也许并非完全是托词，而是确实反映了皇太极内心深处的一种担忧。
随着满族西进的步伐越来越快，“汉化”现象也越来越迅速地在满族人的生活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满洲人开始推崇汉人的礼仪态度、语言文字甚至衣冠服饰。他们开始觉得“饽饽”远不如汉人厨子做的大菜好吃，觉得全是口语的满语太鄙陋，甚至觉得箭袖马褂太不美观。许多贵族换上了汉人的宽衣大袖，并且给皇太极上疏，要求皇太极更改服制。
皇太极看到，《金史》中记载的那些汉化情景现在已经纤毫毕现地复现在他眼前，他毫不困难地预见到了全盘汉化的可怕前景。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他专门召集满族全体贵族到皇宫，命人宣读《金世宗本纪》，给他们讲解了金代女真人的汉化历史。他对大家说：“我听了金世宗关于不要汉化的说法，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金世宗即位后，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所以预先做出禁约，屡屡以‘无忘祖宗’来教训后人。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然而金世宗虽然垂训如此，但金代后世之君，还是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皇太极又说：“前些天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他们辄以为朕不纳谏。朕今天试设为比喻，比如我等今天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袭击我等，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废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
还没有真正占有汉地，皇太极就已经给出了如何面对汉化的答案。他认为，“汉化”与保持满族特色，是满族发展壮大的双翼，两者必须保持平衡，执两用中，缺一不可。为此，他定下了“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的国策。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方针，三代少数民族的学费看来没有白交。
当满族人进入山海关时，他们牢记着皇太极的话。这些皮肤黝黑、满面风霜的汉子骑在马上，惊讶地注视着从黄河到长江再到珠江这个广大帝国景象的雄伟壮丽与千变万化，观察着道路两旁那些高大美丽结构各异的汉地建筑，好奇地打量着那些在他们马前文质彬彬而又胆战心惊的汉人。这些由“獾”率领着的“胎盘”和“尿炕孩子”及“烂眼皮”们，心态颇有点微妙。他们既羡慕又轻蔑，自信的同时又有提防。对于汉人创造的这样辉煌灿烂的文化，他们不能不钦佩，而这样精美的文化也不能保护汉人免于被征服，则不免使他们的钦佩里又羼进了深深的怀疑。
不论钦佩还是怀疑，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进一步汉化。
汉化之不可避免首先在于他们不想避免。这些“野蛮人”之所以提着脑袋杀进山海关，并不是为了到长江和黄河里捕捉大马哈鱼。他们期望领略传说中美如天堂的苏杭美景，期望品尝据说精美绝伦的中国菜式，期望欣赏优雅、精致的昆曲南音……这个民族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历代边疆民族中进取心最盛、征服欲最强、生活欲望最炽烈的一个。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崭新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为了充分享受他们的征服成果，他们在穿越土石城墙后必须突破文化城墙。
汉化更有力的动力则是忧患意识。汉族人口的众多令满族人震惊，在进入了汉地之后，他们才对本民族的“小”有了直观的认识。精明的满族人深知，以百万之众统治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聪明的民族，他们只有竭尽全力，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汉人顺从外表下掩藏着的敌意迫使他们必须深入汉文化，以掌握汉人心理，学习统治汉人的技术，精通汉人社会的运转规律。
因此，在征服了汉地之后，这些只会蹦几个简单汉语单词的满族人又开始雄心勃勃的新的征服：征服汉文化。
在战场上，满洲人个个是条汉子。在纸上的世界，他们也是一样刚强和血性。
就以皇帝为例吧。出生在关外的顺治皇帝在征尘中度过了童年，在亲政前，他没有机会系统学习汉语，以致十四岁亲政时根本看不懂臣下的汉文奏折。这个好胜心极强的小皇帝发下宏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掌握汉语。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晨牌至午理国家大事外，即读至晚”，五更又“起读”，这样的苦读生活持续了九年。过度的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患上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康熙皇帝在学习异族文化时表现出来的勤奋和顽强一点不亚于他的父亲。他自述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一次南巡途中，泊舟于燕子矶，康熙夜读至三更，仍不肯释卷。侍从们劝他旅途辛苦，“圣躬过劳，宜少节养”。康熙听后作答：这是从五岁开始养成的习惯，“乐此不为疲也”。
从康熙时起，清宫对皇子的教育定下了严格的规矩：每天早上四点，皇子们就要起床，到无逸斋开始几乎不间断的六个小时学习。两个小时的午休后，下午一点到七点，他们要集体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复习及考试上午所学内容。皇子们每天习文练武的时间长达十三个小时，天天如此，“无间寒暑”。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是这些异族皇帝，成了中国历史上对汉文化掌握得最炉火纯青的统治者。他们的书法、诗文，比绝大部分汉族皇帝还要漂亮、精彩；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体会，比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还要深刻、透彻。
上帝从来都乐于奖赏那些勇于付出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人是异族就少给他们收获。对汉文化前所未有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清代统治成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成功继承和光大了汉人的政治传统，全面借鉴吸收了历代汉族帝王的统治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汉人积累千年形成的统治技术。
然而，相比吸收，满族人做得更出色的是对汉文化的拒绝。
皇太极的子孙们比他有更多的机会来观察汉人。虽然生活在汉族皇帝留下来的皇宫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异族血统。他们穿着披肩箭袖，戴着花翎，高坐在太和殿那把历代汉帝王坐过的巨大龙椅上，注视着眼前跪着的群臣：左边，是满族亲贵；右边，是汉族大臣。这个位置很利于他们敏锐地观察和判断这两种文化的异同。
从康熙到乾隆，这些精明的满族皇帝一直留心观察着汉人的种种表现，留下了许多关于满汉对比的颇有意思、有时是颇为精彩的点评。当然，作为征服者，他们的眼光夹带着种种偏见，语气中充满轻蔑和歧视，然而毕竟旁观者清，今天再来回顾他们的种种观点，也许并非没有一点借鉴意义。
三代皇帝在总结满洲人的优点时，都要提到“笃实”“质朴”。他们说“满洲本性朴实”，“惟我满洲本习纯一，笃实忠孝”，“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
应该说，他们的总结距事实不远。
清初那些越过山海关的汉人，往往对东北人的好客极感惊异。南方人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记载说：“辽东之人，风俗古朴，行商旅客有过门求宿者，主人必然杀鸡宰猪热情相待，还会准备草豆来饲喂马骡，根本不问客人之何来何往也。次日早晨，如果你拿带来的土特产馈送，他们会接受，或者仅仅道声谢就走，他们也很高兴；如果你送他们银钱，则坚决不要。”顺治十五年（1658年）来到东北的张缙彦也描述说，东北“行走百里往还不用带粮食，牛马不携草粟，随便找个人家就可以投宿，如同老相识一样。主人家有什么就拿什么来招待，不要求你回报，也不自认为自己是做了什么好事”。
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东北人的热情豪爽中，瞥见最初这些土著祖先的遗风。那个时候的满洲人，和今天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语言笨拙，笑容朴实。他们有难则相互救助，有获则彼此平分。《柳边纪略》记载满洲人围猎之时，“所得禽兽，必饷亲友”。他们还没有进化出具有斤斤计较、相互提防的聪明。
与此相反，汉族人则在数千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发展出了异常复杂、精妙的生存技巧。满族皇帝对汉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心机太深”“人心不古”。康熙皇帝晚年对诸皇子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难治。”
康熙总结他和汉人打交道时的感觉说：“大约观汉人虽似易，而知之却甚难。凡其所言，必计及日后，易于变更。”就是说，汉人看起来很好交往，但知心很难。他们一言一行，往往背后隐藏着深远的算计，常常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叫人难以捉摸。康熙常批评汉人为人行事缺乏原则，唯以取巧为能：“副都御史许三礼向朕举荐熊赐履。当熊赐履被批评时，那些汉官也纷纷说他的坏话。而今见朕要起用他，又纷纷来说他的好话……以此观之，汉人行径殊为可耻！”
在谈到汉地社会不安不好时，康熙也归因于汉人道德沦陷。他说“汉人胆大，无所不为”。他把蒙古人的“忠厚”与汉人的“浇漓”进行对比说：“蒙古终年无杀伤人命之事，即此可见风俗醇厚。中国各省，人命案件不止千百，固缘人多，亦习尚浇漓使然也。”确实，终满清一朝，因为蒙古的“淳朴”与满族相类，王朝的统治者对蒙古人的信任好感超过其他民族。
雍正皇帝在历代满族皇帝中精明强干、伶牙俐齿首屈一指，然而却对汉人的精明同样退避三舍。他说汉官们笔头太厉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在阅读他们的奏折时，他总是分外小心，力求读出字缝中的内容，以免“被人耻笑了去”。他对汉大臣坦率地说：“向来尔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也。”
与康熙帝泛泛批评汉人“习尚浇漓”不同，雍正帝对汉人的批评更有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实用性，他对汉人的恶感主要集中在“巧宦”“乡愿”，即太会做官，太会做人。他说，满族官员往往实心任事，不怕得罪人，而汉官们外表和善，内心滑头。他们把主要心思花在庇护下属，为小集团谋利上，遇事不讲原则，不从大局出发。他说：“有一些封疆大吏，依恃自己平日操守颇廉，以为可以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对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这些‘巧宦’，所害甚大，都是因为他们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整个雍正一朝，皇帝一直努力打击官员中的“乡愿”“油滑”之风，对于那些“以缄默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把心思全花在保住自己禄位的人，批评处理起来毫不留情面。
皇帝们认为，和汉人比起来满族人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务实”“不务虚名”，虽然读书不多，但立言起行，实际操作能力强。汉人中的一些人则读死书，死读书，“凡事不务实为要，专尚虚名”。
康熙皇帝评价说：“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他对道学家尤其厌恶，在私下里和大臣们说：“那些讲道学之人，在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雍正皇帝也说，有些举人进士出身的汉官只能“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讲假道学，不能务实政。
乾隆皇帝是满清开国以来汉化程度最深的帝王。他一方面沉浸在汉文化中，尽情地享受汉文化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对汉人的“务虚”“无用”却深为鄙视。他说满族人一旦脱剑学书以为风雅，则会像汉人一样“相率入于无用”，所以他“常恐（满人）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他勉励满族人保持“不务虚名”的传统，“勿忘根本，习彼伪习”：“满洲本性淳朴，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亦不过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行辈同年往来者，殊属恶习。”
这些盛气凌人的满族统治者当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原王朝千余年人才观念和人才选拔机制积累的弊端。
满汉差别的第三点，他们认为是满族人凝聚力强，汉族人凝聚力差。由于淳朴的民风以及奴隶制的遗存，“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所以纪律严明，政令畅通。满族人对上级命令不懂得打折扣，上阵但知向前冲杀。他们也会有内争，不过打过就算，不记旧账，不像汉人那样，表面言欢，脚下使绊。因此，满洲人的团结协作能力远远胜于汉人。
汉人的朋党之风是最令进关后的满族皇帝吃惊的政治风景。
朋党政治起源于中原政治的山头主义传统。加入某个山头，紧跟某个人，是在官场上混的必由之路。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二者致命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党是在台面上进行，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争辩较量。中国的朋党之争则是在台面下进行，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朋党政治囊括了中国人在恶性竞争中养成的全部恶习：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心的约束。
朋党之政的特点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从师生、同年的利益出发，对敌则怀私报复，对友则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至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至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朋党之风亡了大明，可是在异族的统治下，汉人还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时简直就是“为斗而斗”，一日不听点小道消息，不说几句别人的坏话，则茶饭不香。
满族皇帝们对汉人热衷于党争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康熙皇帝曾感叹汉人党争时表现出来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说：“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1691年11月，康熙皇帝绘声绘色地论及汉人相互倾轧的情态时说：“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者，党同伐异，牵连报复。或者自己的仇人，而反嘱他人代为参奏，自己在背后做主使。或者意所欲言，却不直指其事（而是以他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言语之中，深恶痛绝之意毕现。
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把朋党政治列为前朝留下的头号政治恶疾，生怕这种政治癌症涣散了清王朝的统治能力。
作为鲜卑、女真和蒙古的继承人，满族皇帝们决心要比前辈做得更好。在清晰观察了满汉两种文化的优缺点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既入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他们要把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面融合起来，如同锻钢一样，要保证碳和铁的比例，把自己铸造成硬度和弹性俱佳的极品好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合满汉如臂指”。
这就决定了满族人面对汉文化的态度：既吸取，又拒绝。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缺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
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进关之后，他们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从龙入关的满族人被分派到全国二十余处战略要地，或者在旧城内划地居住，以界堆为标志，与汉人中间留出隔离带；或者在当地修建“满城”，与汉人完全隔绝。为避免他们“沾染汉人习气”，满城城门由驻防将军直接掌管，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汉人无故不得入内。满人没有特殊任务，则不得离城超过二十里，否则以逃亡论处。不仅满汉不许通婚，满族军人死后，不论驻地满城在何处，都必须回北京旗茔安葬，其寡妇也必须回京居住。甚至如广州那样数千里之遥也不能例外。
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长年跋涉在外，不断地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
不要认为皇帝们都是旅游爱好者。在那个朝代，即使贵为皇帝，外出旅行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传教士南怀仁曾荣幸地随皇帝东巡，从他的详细记载中，我们了解到皇帝的旅途远远谈不上舒适。在有些地方，由于没有道路，“皇帝、小皇子以及全体贵戚，不得不经常在泥水中徒步前进”。在这样艰苦的行程中，皇帝还要自找苦吃，“在近三个月的行程中”，皇帝“一日也不停留地追逐着野兽”。南怀仁有一天受邀参加了一次皇帝的猎虎行动，“同皇帝一道登高山，涉深谷”。他说，“在这样的激烈的活动之后，尽管过一段时间是有些适应，每当傍晚回到帐篷，我从马上下来，都是几乎站不住，疲惫不堪”。
担心丧失“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是历代满族皇帝一个持续的焦虑。每一个皇帝都不断命令、号召、强调满族人一定要勤习国语骑射。从康熙的“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到嘉庆的“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其次则诵读经书，以明理治事为用”，这种强调几乎达到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为了保持满族的军事优势，康熙帝频频举行秋弥大典。在行围过程中，对那些懦弱不前、武功不佳者严加惩罚，虽亲贵不免。雍正皇帝虽然本人武功不佳，但是对于保持满族人的武勇本色屡下严谕。为了保持祖先遗风，乾隆皇帝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最苛刻的一条是规定满族的高级大臣上朝时不许坐轿，只能骑马，以提高他们的骑乘本领。考察历史，我们发现，清代皇帝维护民族传统种种措施的坚定性、连贯性和有效性，都远远超出他们的先辈民族。
如果仅仅满足于保持了“清语骑射”之类外在形式，那么满族人比他们先辈民族不过是取得了量上的进步。事实上，满文化对汉文化的拒绝，更引人注目之处，是对汉文化核心精神的拒绝。
汉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守旧”。汉人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圣人之言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圣人浩如烟海的教诲如同一条条绳索，束缚了汉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到古人那里去找依据。如果在现实和“圣人之言”之间出现矛盾，那么错误的永远只能是现实。
满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现实”。早在关外，皇太极即说：“凡事莫贵于务实。”他说，读书必须“明析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满民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征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
因为这种与汉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落后的满族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明、理智，远远超过了文化水平远高于他们的汉族。在后金与明朝争霸的大棋局上，这些“野蛮人”次序准确，招数老到，处处棋高一招。他们头脑中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忠臣贰臣的概念，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对那些真心效命者，他们不计前嫌，异常慷慨地给出高官厚禄，并且真的放手使用。此举十分明智地弥补了满族人才及兵力的不足，并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汉人官员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号召力。在天下初定之后，他们也很明智地对那些在汉人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前对手实行宽容政策。对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反清领袖，只要没有发现他们的现行活动，对以前的反清行为一律不予追究。清王朝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转弯子，下台阶，听任其保持其遗民气节。这种太极政策使这些遗民从激烈对抗渐渐转为平和容忍，最后转向为新王朝文化建设出力，真正从精神上瓦解了反清势力的基础。这种高明的政治手腕，寻常政治家很难参到。
反观大明，从崇祯朝到南明历朝，没有出现过几个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政治家。那些由饱读诗书的皇帝和进士们组成的汉人决策集团，决策精神里贯穿着偏执、主观。他们的头脑被“名分大义”及书本经验所缠绕，已经丧失了现实感。弘光朝廷建立于危急之际，然而朝廷上下却置军国重事于脑后，反而急着为二百多年前被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大臣傅友德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南明后期，大西军余部、拥有雄厚兵力的孙可望一心想投奔南明，如果吸纳此人，则必将大大增强南明力量，然而仅仅因为他是起义军出身，南明朝廷死活不肯给一个他所期望的王爵，最终导致孙可望投奔清朝。政治家们一再下出的诸如此类的大恶手，终于导致汉人政权全盘皆输。
进关之后，满族统治者不断参悟列祖列宗取得丰功伟绩的原因，总结得最深刻到位的，应该是那位骑射功夫十分平常的雍正皇帝。他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
入关之后，清初诸帝在用人行政上，表现出了汉人王朝罕见的一以贯之的现实感。汉人王朝往往是开国之主能够创立制度，因革损益。后代君主所做的，往往只能是把一时一事的做法演化成万世不可改易的陈规教条，最终导致名实分离，制度失效，国家灭亡。康、雍、乾三朝，我们所见到的，却是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对西方医学持肯定态度的皇帝，他命人把欧洲的《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还命人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他鼓励研制西药，他以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为示范，在中国首次推广种痘，以防天花。
在处理国事上，康熙帝也表现出了历代帝王少见的科学精神。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苦心经营治理黄河，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康熙一样，想到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一直上溯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成的黄河图，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治黄之策。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皇帝”。这个峻急严厉的皇帝没有遵循汉人“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对康熙皇帝因为过于宽仁而遗留的问题痛下杀手，革除积弊。他在短短的十三年间，依据时世变化，大幅度地调整了康熙晚年的政策，相继推出创建军机处、确立秘折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实行养廉银改革、废除贱民制度等林林总总的重大改革措施。
雍正的继承人乾隆一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统治者。他审时度势，一改父亲纠枉过正的严苛之风。即位一个多月，即连发谕旨，对雍正时期的一系列大案进行了更冷静的、合乎人情的处理，为死者恢复皇室地位，对生者大度开释。同时，停止了父亲毫无希望的井田实验以及种种苛政，实行与民休息。这些举动修正了前帝的偏差，使大清的政治航船驶上了更为平稳的水道。在父祖两代开创的太平基业上，他毫不懈怠，采用铁腕手段，打击党争，严惩腐败，消灭权臣，根除外患，消灭了威胁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弱点：“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最终把大清王朝推向了繁盛的顶点。
对汉人政治家来说，经典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终极真理。满族帝王们却缺乏那样的虔诚与敬畏。进关之后，满族皇帝们在“务实”精神指导下，对汉人奉为“一字不可改易”的神圣政治教条，大胆取舍、主动扬弃，在政治实践中轻易颠覆了已奉行了千百年的种种金科玉律，给中原政治吹来了一股可贵的清新之风。
传统观点认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给天下人做道德表率，而不是政治事务的具体执行者。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清心寡欲，静默无为。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荀子则干脆说：“君者，论一相。”选好了丞相，就能达到“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的最高政治境界。
这条政治教条也许适合那些长于深宫、精神孱弱、常识荒疏的皇帝的需要，然而精力充沛、拥有超强的事业心和进取欲的满族皇帝对此却不以为然。康熙皇帝说：“书中之言，多不可凭！”满族皇帝们认为，中原王朝愈演愈烈的朋党政治就是因为皇帝不能自操权柄所致，“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因此康熙公然与“无为而治”的教条唱反调：“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千百年之患……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几，岂皆大纲乎？”
少数民族的强健体魄和充沛精力使他们有能力事必躬亲。对前朝那些缺乏进取心的皇帝来说，繁重的政务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压，而对这些满族皇帝来说，工作就是享受。他们就像功率强大的马达，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清中前期的帝王每一个都日理万机，雍正皇帝更是创造了在位十三年处理公文十九万余件的纪录。皇帝们的乾纲独断一方面强化了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防止了朋党政治，清代成为中国自唐代以来大王朝中朋党政治为害最轻的一朝。
汉人政治的另一个教条，是把道德品质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司马光在《才德论》中说，选人之时，如果遇不到圣人、君子，那么在小人与愚人之间，应该宁可选择无能力的愚人，也不选择有才华的小人，因为愚人清静无为，小人多欲好动。
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疑的用人观是和汉人崇尚稳定的世界观相吻合的。对于大部分中原王朝来说，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不兴革，忌扰民，是大部分汉人政治家的用人标准。基于这种思路，喜生事的“小人”当然就成为“不稳定因素”：他们的欲望将成为危险的火种，烧毁秩序的栅栏。
满族皇帝对这个汉人们遵循了数千年的原则却缺乏必要的尊重。雍正皇帝明确宣布，在才与德的选择中，他完全与司马光的原则相反。雍正的一句名言是：“宁用操守平常之能吏，不用因循误事之清官。”
雍正皇帝极为讨厌那些只会循规蹈矩、毫无进取心的“循吏”。他说：“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我却恐他们误事。要用有才情的人，当然要费心力才可。”他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鄂尔泰发挥他的思想说：“朝廷设立官职，原是为了做事的，不是为养闲人。如果能做事业，虽然是小人，也应该爱惜教导。如果没有能力，虽然是善人，也应该调离他处。”
之所以见解与司马光截然相反，玄机藏在主张“唯才是举”的曹操的一句名言当中：“治平者尚德行，有事者赏功能。”不求进取者崇尚德行，希望有为者任用贤能。
前期满族帝王们没有一个是安于现状之人。他们都渴望在父祖的基业上创造更宏伟、更辉煌的治绩。所以他们自然要任用那些能为他们冲锋陷阵、披荆斩棘的才能之士。雍正在位十三年，所用之人，多是李卫、鄂尔泰这样，有个性、有才华，做事大刀阔斧，不避辞让之人。这些人都不免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时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陷，比如有“贪名”，“生活作风”不好以及粗暴任性，皇帝们却能做到不避嫌疑，用其所长。他们需要这些人为他们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不是负责宣讲那些陈陈相因的道德教条。由于这种用人思路，清初政治人才辈出。从明珠、费扬古到鄂尔泰、福康安，都才具开张，精明老辣。康乾盛世的出现与这些非凡之才的不断涌现是分不开的。
满族皇帝们颠覆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信条是“嫡长继承制”。
大多数中原王朝都将“嫡长继承制”奉为“万世上法”。这种以出生顺序而不是个人能力为标准的选择方式无异于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撞大运，如果这个嫡长子无才或者缺德，则天下很容易陷入混乱纷争，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的事实，一再证明这种听天由命的做法非常幼稚。然而，这种幼稚的方法其源有自，盖因专制社会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竞争。嫡长制即为抑制皇族内部的活力而设。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满族皇帝们却拒绝了这个汉人社会相沿千年的“万世上法”，坚决实行自己从关外带来的“立贤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秘密建储制”，最有效地解决了缠绕中国政治数千年的难题。皇帝们十分清楚这一制度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乾隆皇帝担心后代“泥古制而慕虚名”，“用俗儒嫡长迂谈”，特意预先留下旨意，说：“立储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尚有过之。将来书生拘泥之见，必有心生窃议……即亿万年后，朕之子孙有泥古制而慕虚名，复为建立之事者……彼时始信朕言之不爽。”
事实证明，立贤不立长是这个少数民族政权能一直保持活力的秘密所在。清代皇帝们意志力、活力接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在中国王朝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清代皇帝所有的大纲大法中，最能体现这些皇帝们异族特质的，是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思路和措施。
一般情况下，汉族与周围民族的战争，都是少数民族主动挑起的。汉人对待少数民族，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羁縻”。也就是说，被动应付，委曲求全，用金钱和布匹收买。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缺乏好奇心，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些野蛮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内犯，何种情况下才归顺，他们部落之间及部落内部是什么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是这种“和平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满族皇帝对边疆却一直充满欲望和好奇。清代是一个充满扩张冲动的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满族皇帝们眼光远大，不避艰险，总是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办法，把威胁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它们成长壮大起来，再去被动应付。从康熙对付噶尔丹，到乾隆开疆拓土，都是如此。按汉人的传统政治观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兴兵马，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人力，来处理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历史证明满族皇帝们是有远见的。连续三位皇帝用兵于边疆，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惠及今日。
事实上，清代帝王的领土观和汉人帝王是不同的。汉地只占他们帝国版图的一半，汉地对清代皇帝来说，远不是他们统治的全部重心。他们花费了巨大精力，来研究和琢磨地广人稀的另一半的政治布局。正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的心理深有研究，也始终以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理智、精明、有效的方式统治着这些地区。好几位帝王都精通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现状了如指掌，治理起来能抓住要害，条分缕析。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以此作为控制藏人和蒙古人的精神武器。不过西藏活佛们获得恩惠，也并非毫无代价，清统治者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在蒙古问题上，他们把蒙古分为林立的旗地，让他们互不统属，成功地破坏了那些自治权力和威望萌生的源泉，并确立自己为世俗的权威，成为“众汗之汗”。对穆斯林，他们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衡量，他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开阔眼光和大智慧，今天依然很少有人能比。
打算步入婚姻的恋人，永远面临风险。未来夫妻之间有可能琴瑟和鸣，也有可能是一个相互消耗的黑洞。
同样，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入接触，前景也总是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结果有可能是培养出综合了双方优点的漂亮的混血儿，也有可能是生出结合了双方缺点的低能儿。
自从有民族以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就是考验每一个民族智慧、决定每一个民族命运的首要问题。1920年，英国学者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
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中国台湾学者龙应台对这句话进行解释说：“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
可惜，直到今天罗素的期待也没有得到实现。在评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时，甚至有学者激愤地说，中国总是把自身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比如专制主义根性，与西方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比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结合起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民族“自知”“自胜”的艰难。
从1616年到18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满族崛起到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不自觉地实践了罗素的话。那个时期满汉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文化融合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先例。他们“自由地吸收了汉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他们坚定地维护了民族精神的内核，并且“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了一种有机发展”。这种结合了满民族“务实”“进取”精神和汉民族数千年积累的统治经验的新型满族文化，具有巨大的杂交优势。恰到好处的汉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康乾盛世。这一盛世，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谁能想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大总结式的极峰，居然是由一个原本文化极为落后的边鄙异族创造？
当然，作为以天下为私产的专制者，康雍乾三代帝王努力的终极指向，不是天下万民的幸福康乐，而是一己王朝的万世太平。因此，他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推进了严密、严酷的专制制度。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在满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的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因此，康乾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
在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禁锢人民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这中西历史进退一升一降的关键点，恰是发生在中国政治机器最有效率的时期，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四 不可避免的沦陷
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筋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脱过度汉化的命运。
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洲贵族们都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原来的“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1671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洲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洲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洲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们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所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洲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始终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1728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屏弃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
满语的急剧衰落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心高气盛的大皇帝当然不能容忍祖先的语言在自己任期内衰亡。在清代各位皇帝当中，乾隆是对使用满语要求得最严格的一个，为了维持满语的地位，他采取了几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即位初期，他听到“宗室、章京、侍卫等……在公所俱说汉话”，即下决心进行整顿，谆谆告诫满洲人等“只要是在办公处或者满族人碰面聚集的时候，不可说汉话，应说清语，在办公处清语尤属要紧”。他命令这些侍卫抓紧学习满语，并且亲自进行考试，“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倘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他命令王公们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满语文教师。不能请老师的，必须把孩子送到宗室学校学习。在每年举行的两次考试中，“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把满语水平和仕途升迁挂钩的皇帝，“在例行考核官员的年份，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为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在阅读满族官员的奏折时，乾隆皇帝非常注意其满文水平，一有瑕疵，即大加挑剔，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被罢官夺职。
整个乾隆一朝，类似举措何止千百。然而，这些举措对满语式微的大趋势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当然，皇帝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丝毫影响，在汉语的强大冲击力和皇帝们一道道严厉谕旨的挤压下，满族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习和社交工具，满语已经失掉了实际功用。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再使用满语。可是，对于那些在官场上行走的满族人来说，满语又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满族人如同现代人学外语一样，拼命学习满语，然而，“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所以清语难熟言矣”。大部分人只能死记硬背一些满族词汇，以便必要时能拼凑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清语履历”，用来应付上司考核之用。
因此，从乾隆中期开始，虽然大部分满族人都能说上几句满语，然而这种满语和那种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地道满语已经是两个味儿了。地道满语“语质而练”，而这种没有语言环境，完全为了功利目的而学的满语“语文而散”，已经失去了满语的真精神。满语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一种死语言或者说是语言植物人。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角之于鹿，牙之于虎，翎毛之于孔雀，奠定和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对一个民族来说，失掉语言，几乎意味着失掉一切。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因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用乌申斯基的话说，“在民族语言明丽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
如果老虎长出了羊的宽大臼齿，那么它就只能以草为食，并且用羊的方式思考。如果一个民族改用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那么他的心理特质、气质和性格，都会随之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漪先生断然说“舍弃母语就等于亡国”。
因此，清朝的衰落恰恰萌芽于在满语被彻底弃用的乾隆中期，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乾隆的继承人嘉庆皇帝是汉语环境里长大的第一位满族帝王。他出生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是满语从满族人日常生活领域全面退出的时期。在他的周围，不但太监乳母都说一口京片子，连那些教他武功骑射的谙达们也说不了几句完整的满语。虽然在皇帝的严格要求下，他也会说“文而散”的满语，但已经不能用满语进行思维。因此，汉语自然而然就成了入关后第五位皇帝的母语。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皇帝以酷爱读书而著名。从六岁开蒙到三十五岁即位，他在书斋中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光阴，日日沉醉书海，经常深更半夜，还手不释卷，要太监再三劝阻，才熄灯就寝。他所读的，当然全都是《礼》《易》《春秋》及宋儒性理诸书，至于闲词小说，从不寓目。当时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说：“十五王（即嘉庆）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这个左挑右选了数十年才最终确定的继承人看来没有辜负老皇帝的期望，亲政之后，他的勤政丝毫不亚于父祖，节俭和自律甚至超越了列祖列宗。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位身材健壮、仪表端正、学识丰富的壮年皇帝都完全符合一个传统优秀皇帝的标准。
不过，这个模范皇帝的二十五年统治，却是清朝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灰暗时期。乾隆后期，大清王朝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年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发展、恶化，积重难返。这位勤奋的皇帝眼看着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下坡路上无望地下滑，眼看着那些必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危机萌芽不断成长壮大，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只等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满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精神气质曾通过语言这个渠道，不间断地在帝室中传承。一直到乾隆以前，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勇于开拓、喜欢挑战的人。皇太极以一隅之地，不自量力逐鹿天下；康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主动挑起与三藩的生死决斗；雍正皇帝放着太平皇帝不当，进行艰巨的政治改革，发誓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甚至在汉化进入最剧烈之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这种进取之气也毫不弱于他的祖先。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天下承平之际，他冒着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西北，以举国之力，经过五年苦战，消灭准噶尔部，为中国新增了一个新疆省。“中国的武功，从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能如此一举荡平两万余里，深入中亚腹地，军威远被不毛。”
可是到了嘉庆皇帝时，这种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母语的转变使嘉庆之后诸帝与祖先们之间画出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满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裂。汉文化封闭、完足、先验的世界观通过多年一板一眼的正规教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以后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皇子。
世界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眼里不再是一个未知，而是已知。不再是变化的，而是固定的。他们以“法先王”“遵古训”为最佳执政方针。他们认为，伟大的祖先们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给一切都留下了解释，为一切制定了定式。到他们这个时代，做皇帝是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一丝不苟地去执行罢了。
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作了一篇《守成论》，系统总结了他的为政思想。他开宗明义即说：
列祖列宗所制定的成规，后世子孙必须固守而不易。盖因创业之君，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已经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当谨守先人法则，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每件事都遵循祖宗成例，守之不变，则天朝基业必可传于万世而不坠也。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历观汉唐宋明诸朝的历史，每见王朝中期，皇帝们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皇帝一旦存心要改革，即有贪功之小人上前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
因此，他强调：“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
嘉庆二十五年的统治，确乎也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守成”的原则。本来，嘉庆皇帝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前代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到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数目，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传统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对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国家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乾隆以前传下来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已经失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日益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因而迫切需要深入的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加强政策传达力，以修复国家的统治能力。
嘉庆皇帝那双用经史教育训练出来的眼睛却看不到形势的巨变。在他的视野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质的变化。一切大纲大法都将永远有效，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古老药方上通过加减药量来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拒不改变祖先留下的成规。漕运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漕运就是把中国南部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用以供北方消费。到了嘉庆时代，这一制度已经高度腐败，在长长的运河线上，地方官员们设立了无数检查站。漕米每一次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陋规，漕运费用越来越高，终于达到了朝廷所不能承受的地步。另外，由于连续不断的黄河水患，漕运的船只经常被截在运河不能北上，以致北方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因此，越来越多的官员建议通过海运的方式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因为海运已被证明安全可行，并且由于没法设立检查站，可以大大减轻腐败。
皇帝对大臣们的建议一时有点挠头。他挑不出这个建议的不妥之处，不过他心里打消不了对陌生海洋的疑虑。最终，他还是以“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为理由，发布了措辞强硬的上谕，否决了这一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合理的建议。为了补偿他的否决，皇帝不惜拨出巨额财政资金，用来补贴粮价，同时维修黄河河道。整个嘉庆朝，朝廷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相当于海运成本数倍的金钱，艰难地维持着祖宗定下的河运制度。
这个守成皇帝，每日晨起，洗漱完毕，必先恭读先朝《实录》一卷，正襟端坐，全神贯注。一旦读到自己的行政措施有什么与祖先不一样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立刻改正。嘉庆二十年（1815年），有人告发礼亲王在府内拷打民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皇帝大怒，命革去王爵，圈禁三年。命令发布一年后，他早起读康熙《实录》，内有一郡王打死平民被革去王爵并免其监禁的记录。皇帝发现他的处罚比康熙为重，当天即决定“敬承家法”，将礼亲王释放。皇帝的“守成”，严谨如此。
“守成”思想使皇帝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他拒不根据物价上涨水平提高官员的工资，以致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开矿，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从表面上看，皇帝正一板一眼地步前辈的后尘，而实际上，却恰恰与祖先的施政精神背道而驰。
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已经遗落了民族精神，嘉庆皇帝强调“国语骑射”的声调之高却一点也不亚于祖先。皇帝曾传谕全体官员：“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只不过，这个完全汉化了的皇帝已不能理解祖先们强调“国语骑射”的深远用意，他仅仅把这一要求当成了一个僵硬的教条。
虽然整个满族已经放弃使用满语，嘉庆依然遵循祖制，坚持要求满族大臣们奏事之时，用汉语和满语各写一份奏折。虽然他也知道满语的那一份通常都是对汉语的生硬、错误百出的翻译，因此也从来不读，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一直严格地坚持着。
骑射传统也认真地坚持着。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传统，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对于这条沿袭已久的祖制家法，嘉庆帝当然要亦步亦趋，他说：“顺时行围，典不可废。”虽然对打猎没有什么兴趣，嘉庆皇帝却还是严格遵循先祖留下的成式，每年都进围场。不过在祖先们是享受的行猎，在他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这个守成皇帝打猎的路线及时间经严格规定，每年都绝不变化，也从不会因某处景致诱人而多停留一会儿。
失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之后，无论是苦学“国语”还是勤习“骑射”，都不能给他的躯体里贯注祖先们的生机勃勃的野性。在满族皇帝中，嘉庆皇帝第一个出现了精神颓唐、意志衰退的现象。祖先们的政治文告中充满了自信、果断、坚强，而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大臣们却经常听到他的叹息，甚至还有哭声。
嘉庆一朝，不但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且政治纪律极度松懈，出现了许多离奇事件。嘉庆十八年（1813年），数百名本属乌合之众的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居然手持木棍大刀顺利杀进皇宫大内，“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一打击让这个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政了十八年的模范皇帝备感震惊、委屈和困惑。皇帝写了“罪己诏”，回想自己十八年的辛苦，不禁“随笔泪洒”，痛哭失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随笔泪洒通谕知之。”
这样软弱无力的指责在皇帝的诏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在诸臣的奏折上，皇帝的批评经常如同怨妇一样，委委屈屈、啰啰嗦嗦，然而，皇帝很少有气魄振作起来，对那些问题痛下杀手，彻底整顿。终嘉庆一朝，许多政治举措都是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因此，嘉庆朝的政治怪象也就继续层出不穷。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兵部失印案。堂堂大清兵部，官印竟然在匣内不翼而飞，负责官员发现了之后也不上报，而是将几个铜钱装在印匣内蒙混，直到半年后才被发现。
政风甚至衰颓到让皇帝想“守成”都守不成的地步。比如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秋狩制度，最终就是在嘉庆朝终止。原来，由于管理围场的官员不断盗卖围场中的木材，再加上由于缉查松弛，偷偷进入围场私伐林木、捕猎野兽、割取鹿茸的老百姓越来越多，致使林木日益稀少，牲兽锐减。嘉庆第一次打猎时，数千人忙了一整天，只打到两只狍子。到了嘉庆后期，曾经野兽成群的偌大围场已经野物无踪。皇帝打了一整天经常是白忙活。没有办法，这个祖宗成例只好寿终正寝了。
皇帝二十几年如一日，效仿祖先，每天四点就起床，从来不敢歇息一日，可是天下却在他手里变得如此千疮百孔，他这个皇帝当得如此丢人，也难怪他心灰意冷，意倦神疲。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
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
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二十几年帝王生涯，对这个懦弱的人来说，简直如同受了二十几年的罪。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皇帝带领诸子孙在威逊格尔行围。十岁的小孙子绵宁在老皇帝面前引弓搭箭，居然一举中鹿。老皇帝喜不自胜，赋诗一首，中有“所喜争先早二龄”一句，意思是他本人十二岁初次随康熙行围，射中了一只熊，而小孙子初次中鹿的年龄比他还小两岁，看来大清朝一代更比一代强，诚可谓后继有人啊！
老皇帝的鼓励大大激发了小皇孙学习武功的积极性，嘉庆帝的这个长子看来确实继承了爱新觉罗氏的武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徒攻入宫中时，绵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变携鸟枪出视，立于养心殿阶下，连发两枪，击中两名已经爬上房顶的教徒，致使教徒们军心大乱，终于失败。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此报告，欣慰不已，立命封绵宁为智亲王，增俸一万二千两，连他所用的那只枪也赐名曰“威烈”。从那个时候，天下万民就已经知道谁是下一代储君了。
这个后来的道光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相当专业的武术家，他创制过一套新刀法，名曰“二百连环刀”。对于火器，他也十分精通，曾经在奏折上与臣下讨论鸟枪的用法：“鸟枪非炮可比，不必论以轻重。朕自幼练习，深其此法。五斤至七八斤均可，全看人技艺如何。……打枪之法，全在随机智巧，非靠膂力也。”词句之间可见他的内行。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与人们开玩笑。大清朝就是在这个颇为精通武功的道光皇帝手里，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在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军事知识没能给他一点帮助。他的指挥如同盲人摸象，破绽百出。
当然，鸦片战争的失利不应完全归到道光皇帝身上。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对西方世界茫然无知，不应由道光负责。战争中由于对洋人缺乏了解，他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抵御新敌，也势在必然。因此，他败得情有可原。
我们真正无法原谅的是这个武术家在战败之后的表现。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争强好胜、知耻后勇的祖先精神，没有表现出一点早期爱新觉罗氏应对变局时的灵活、机敏和睿智。这个乾隆皇帝寄予厚望的孙子的表现，只能用“麻木”二字来形容。
皇宫内院整洁漂亮的操练场上一板一眼培养出来的武术家和原始丛莽中生长出来的武士，虽然都手持刀枪，但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道光帝“守成”思想之坚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一即位之时，他即宣布：“祖先定下的规模制度，都清清楚楚地载在典册当中，我何敢有一点点更改？一心一意遵守祖宗成法，还怕遵守不好，怎么敢在施政中掺进自己的好恶？”虽然到他手里，大清朝已经破烂不堪，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守成”之外，还有另辟新局的可能。《宣宗实录》总结他的一生说：“皇帝一生经常诵读祖宗实录，一举一动遵循前规，极少进行更改。”
本来，鸦片战争的结局，对道光皇帝来说，对整个中国来说，该是创深痛剧的。大清开国以来，列祖列宗从未遭此耻辱。父亲嘉庆朝出现的种种败政，与他的失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他理应睁开眼睛，仔细打量打量这个陌生的敌人，幡然变计，有所作为。可是，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的整整八年，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西方入侵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采取过任何有针对性的措施。不错，他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修葺炮台，整顿吏治，图谋挽救。可惜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超出战前所有诏令，从中看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启示。不仅林则徐那些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海国图志》也被无视，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触动他的心思。儒学的静止世界观牢牢控制了他的大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硬信条让他彻底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满族人的后代，至此已经变得比明代后期的那些脑满肠肥的皇帝们还颟顸无用，因为他们的“四书五经”背得比明代皇帝要好。
在战争期间，这位皇帝也曾经对外部世界产生过暂时的兴趣。他甚至对大臣们不耻下问，那个英国为什么弄了个女人做国王？西洋的枪炮为什么那么厉害？不过战争一结束，皇帝就立刻把这段不快的经历忘到脑后，回复到战前那种浑浑噩噩之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大臣们进呈了战争中洋人用过的洋枪，精通火器的皇帝亲自试用，认为是“绝顶奇妙之品”，“灵便之至”。不过面对大臣们的仿造建议，他表示反对，说：“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
事实再次证明，丧失了“实行”精神，再怎么样弘扬“武功”“骑射”这些形式上的民族传统也无济于事。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武一时的皇帝已经完全阿Q化了，史载他“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虽然如此丢人现眼，嘉庆和道光两代帝王毕竟还能竭尽全力，维持了“勤政”“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的门面。如果不遇到千古非常之变，他们完全可以以“中主”的评价列入历代皇帝榜。
爱新觉罗末世子孙的退化则更让人心惊。
道光帝的继承人咸丰因坠马受伤，成了瘸子。他是历代满族皇帝中唯一一个身体有残疾者。据说，身体素质差，是他成功角逐皇位的原因之一。
在道光晚年的一次围猎中，武艺超群的六皇子奕获得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奕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奕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六皇子，听从老师杜受田的建议，以不忍射伤正在孕育期的鸟兽为自己辩解。不料道光因此觉得奕天性仁慈，符合汉族圣人所说的继承人标准，从此对奕另眼相看。最终精明强干的奕的落选，加剧了清王朝覆灭的进程。
在咸丰之后，满族皇帝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武功”了。同治皇帝耽于寻花问柳，即使不是死于天花，看来也将以一个荒淫皇帝的名声载入史册。他的堂弟光绪皇帝则身体极差，不但年纪轻轻即长年耳鸣，而且一听到锣声就要遗精。
小皇帝溥仪一度曾很热心一种祖传的体育项目：玩骆驼。祖先们玩骆驼是为健身，是从站着的骆驼背上跳过去，小皇帝却是用树枝草棍戳戳骆驼的鼻孔，瞧着骆驼打喷嚏而已。
至于在清宫中彻底废除满语，则是发生在从江南长大、一个满文不识的慈禧主政时期。因为那些弯弯曲曲蚯蚓样的文字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下令以后大臣的奏折，可以只书汉文，不写满语。至此，“满语”这个语言植物人才算寿终正寝，满族所有的重要传统，也算是荡然无存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随着皇帝们意志的崩溃，整个满民族也陷入了金代晚期那样的腐化之中。
清代的普通满族人都是职业军人。国家规定，他们除了“骑射为业”外，不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作为征服者，国家用优厚的饷银来作为对他们的报答。普通八旗兵“马甲兵”一年可以领饷银四十三两，米二十三升，还有住房和马匹这样的福利，以乾隆年间生活水平算，一个马甲兵可以养活一家八口。
长时间的承平导致的无所事事，不可避免地败坏了他们的性格。由于王朝末期纲纪废弛，他们根本不进行军事训练，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研究享受。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晚清时期，漫长的悠闲生活已经融化了满族人身上最后一点风霜，他们悠然地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消遣人生。这些粗犷的关外汉子的后代，却把中原文化的精致、文雅与悠闲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旗兵的儿子老舍说，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词儿。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中举的一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满族人气质的变化。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又马上说起养鸟的技术来。……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清代晚期，北京城已经成为八旗子弟的巨型游乐场了。他们在汉文化的沃土上培育出来更加精巧、雅致、适度、温和、悠闲、气派的“旗人文化”。旗人们喝茶、放风筝、揉胡桃、放鹰、遛狗、喂鸽子、游庙、爬山、练书法、画画、看戏、煨人参、养鸟、下棋、浇花、斗促织、生儿子、睡大觉……
《剑桥中国晚清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中这些在“旗人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满族人打起仗来怎么样变得比汉人还要不着调。书中说，在战争中，皇帝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时间应该是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这样的进攻会导致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在鸦片战争中，从武勇到优雅的转变导致满族人终于蒙受耻辱。这种耻辱不是由于战斗的失败，而是由于精神的失败。
天道无亲，每一份额外的所得最后都得以某种方式加倍偿还。一个腐败到这种程度的民族失掉政权是理所当然的。辛亥革命后，旗人按月领取钱粮的制度取消了，这些过去养尊处优的特权阶层身无长技，生活无着，多数逐渐沦为城市贫民阶层。可是，他们长期培养起来的生活习惯却不能改变。于是，在漫长的悠闲生活中形成的那些欲望、习惯和品味现在就成了折磨他们、使他们的贫困现状变得更难以忍受的伤口。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地混着日子，靠回味过去在饭馆里享受过的美味来度过饥寒交迫的日子。梁实秋在谈到馋时，举了一个旗人的例子：“我有一位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一日傍晚，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偎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四只鸭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匡朗（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越一小时，老头子托着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榅桲拌梨丝！从前酒席，一上来就是四干、四鲜、四蜜饯，榅桲、鸭梨是现成的，饭后一盘榅桲拌梨丝别有风味（没有鸭梨的时候白菜心也能代替）。这老头子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乃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一小时。”
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
光荣的历史与耻辱的现状的强烈对比让人不能不心生感慨。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曾经用极其尖酸的笔法描写一个在茶馆里吃烧饼的没落旗人：“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是奇怪，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颗芝麻掉桌缝子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一个曾经那么精明、坚强、进取的民族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堕落在汉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地下有知，是不是要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