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捕鱼汉子到紫禁城主人
从山海关到沈阳的列车上向外望去，东北平原粗野依旧。虽然覆满了庄稼，还是掩不住它的豪放本性。玉米高粱不再是关内那副规矩本分模样儿，漫山遍野泼泼辣辣地铺洒浓绿，夸耀着这里与众不同的肥壮。村庄七扭八歪地躺在平原上，东一个西一个，没有一点章法。连天空也显得格外高远，表示着它对这片土地的格外纵容。不过望得久了，视觉神经的兴奋点便迅速降低。这里太空旷了，一片一片摇过去的，高粱之后还是高粱，玉米之后还是玉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全世界的高粱玉米都种到这里了。高速行驶的列车变成了绿色海洋中央的一叶小舟，似乎永远也没有希望靠岸。
忽然就想，当年走在这条路上的满洲士兵们，该是个什么心情呢？当时，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几片庄稼，更没有什么大路。到处是望不到边的森林、草地和沼泽。列车呼啸声中的每二十分钟在他们脚下会化成一整天的艰苦跋涉，这浩瀚平原的每一米，都需要他们用脚一步步量过。他们套在牛皮靴里的脚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泡，他们的脸被汗水腌得看不出模样，他们一定被疲倦和单调弄得很沮丧。对于当时人口稀少的满族人来说，肥沃的大东北已经是过于辽阔了，不论是渔猎还是垦殖，养活他们都绰绰有余。为什么他们要用生命作赌注，辛辛苦苦地穿越无边旷野，去参与中原的逐鹿大战呢？
当然是人类天性中的永不安分的进取心和好奇心支配着他们的双脚。他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渴望突破长城的封锁。他们不是安于在白山黑水间捕捞大马哈鱼的庸汉，他们的血液里充满了不安分的幻想。刚刚在内部战争中取胜的爱新觉罗家族，踌躇满志。那种拥有更多财富，占领更多疆土，获得更多尊敬的欲望像火一样烧灼着爱新觉罗们的心脏，让他们在辽东山野的土炕上夜不安枕。他们听说，在森林和草地的那一面，有高大雄伟的北京城，有从天上流下来的黄河，有千里沃野的成都平原，还有风光如画的苏杭。他们带着初生期人类完整无损的自信和雄心，带着那种可笑又可爱的向不可能挑战的勇气，又一次跨上了马背。
这些戴着鱼皮帽的汉子要向世界证明，他们是最强者。
爱新觉罗们从东北森林一路顺风地走进古城北京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从努尔哈赤起，这个家族的成员们就显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进取欲望和极高的智商。他们普遍精力充沛，思维缜密，极为好胜。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治、康熙，再到雍正和乾隆，家族血统中的优良品质并没有随着生命的传递而稀释，相反，倒是一代比一代出色。
在1840年以前，全部的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对抗史。在几千年来的一系列对抗中，爱新觉罗们率领着女真人取得了最辉煌的胜利，他们成功地骑着马走进中原，并且建立了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他们的统治居然比所有的汉人王朝更为成功。马上民族的刚健和锐气并没有在汉文化所提供的温柔乡欲望海中被消磨软化，而是像好钢反复淬火一样，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既保持了刚健的本质，又逐渐磨炼得稳健、缜密、老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在这样的异族统治下出现水到渠成一样自然。
事实证明，异族的入侵对中原文明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中原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丧失了进取心的封闭式文明，这种文明像个老人一样不断回忆自己的童年——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她迷恋过去，惰性沉重，缺乏自我更新机制，在自我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文弱、保守。如果没有异族入侵的刺激，她只能不断退化，淤积，停滞。正是女真人的入侵，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难能可贵的进取心。满族人不畏艰难地推行了摊丁入亩，养廉制度，改土归流，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瓶颈性难题，成功地完成了中原文明的全面调整。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部分地把自己的个人品质输入了整个国家，他们凭借杰出的整体素质造成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入侵前的最后一次繁荣。
二 从学习到沦陷
当清王朝带给人们太多的失望、痛苦和屈辱的时候，激进的革命党人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他们看来，爱新觉罗家族是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如果中国还在汉族人手上，绝不会遭受如此深重的屈辱。这个口号没有喊很长时间，因为不久人们就认识到，把原因归结于某一个民族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
可是，在思考这段历史时人们常常感到困惑的是，满族人本来是从外部走入中原的，当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跨海而来时，他们应该比汉族人少一份心理障碍，多一份清醒明智。事实恰恰相反，在和西方人的接触中，接受了汉文化的清朝统治者比汉人显得还要顽固不化。他们极为虔诚坚定地维护他们继承过来的汉文化，对海外“蛮夷”无比鄙视和轻慢。
其实仔细一想，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满族人自身的文化自卑感是这个问题的钥匙。爱新觉罗们天赋非凡，但是他们毕竟是从偏僻的荒野走出来的，他们身上带着浓浓的泥土味。起兵之初的努尔哈赤虽然也是个地位很高的奴隶主，可他的宅邸却只是一大家子人共同居住的几间茅草房，周围是一圈东倒西歪的木篱笆。《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后的一天夜里，发现有敌人来偷袭他的住宅，他赶紧让两个儿子钻进炕柜底下隐蔽，自己从枕头边摸起刀爬到窗前观察动静。可见那时的“汗王”居然是妻子儿女一大家睡在一条大炕上。随着满洲人马蹄的东进，他们吸收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1625年，他们仿照汉人，在新攻下的沈阳建起了一座皇宫，这便是今日的沈阳故宫。这座新宫一定让满洲人费尽了心血，他们想高标准高格调地好好摆一下排场，以显示这个新崛起的东方大国的风采。可是今天我们到沈阳故宫去看一看，扑面而来的却是这座宫城的局促、草率和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
马背上的满洲人越往西走，越惊讶于汉文明的灿烂辉煌，也越来越为本民族文化的鄙陋苍白而感到自卑，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服饰、建筑、典章、制度，在他们看来，无不璀璨夺目，完美得不敢想象。他们看到了故宫大殿的巍峨雄伟，看到了御园三海的迷人风光，看到了京师人物的文质彬彬，回想起自己那座沈阳故宫，看看脚上的牛皮靴子和树皮鞋，他们没法不自卑。正是受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满洲人迅速地汉化，满洲贵族们开始发愤地攻读汉文典章，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原文化。他们择善而从，见异思迁，苍白的文化底蕴使他们没有资本对异族文化表现出拒绝和轻蔑的态度，质朴天真的本性使他们在绚烂耀眼的汉文化面前露出惊奇的笑脸。这时的满族人头脑清醒。可以设想，如果鸦片战争提前到十七世纪发生，满洲人完全可能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面对西方炮舰背后显现出来的文明。
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乾隆，满族皇帝越来越深地走进汉文化的殿堂。顺治皇帝十四岁时还不懂汉语，亲政后才开始学习汉文。这个聪明懂事的青年以极大的毅力克服语言障碍，苦读汉文书籍。他把乾清宫当做书房，数十个书架上经史子集、稗官小说林林总总，殿内长几上摆满了商彝周鼎、图章画册，每天除了处理政务，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常常用功到深夜，直到所读书籍能流利地背诵才去睡觉。几年后，他在《金圣叹评点西厢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议论颇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这几句短短的评语足以显示出他驾驭汉文字以及用汉语进行思维的熟练程度。
康熙皇帝是第一位生长于北京的满族皇帝，虽然年幼丧父，这位早熟的少年天子并没有耽误自己的教育。从这一代开始，满族皇帝们对中原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学的研究已经登堂入室了。在书海泛舟的过程中，康熙皇帝逐渐被宋明理学征服了。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理性阐发，具有条理分明的外表和恢弘博大的内容，它包含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用它自己的独特逻辑解释了宇宙间的所有问题。康熙皇帝认定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质之万世而不移的绝对真理，他说：“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枕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他命大臣们编纂了《朱子大全》，将朱熹正式升配孔庙，从这一代起，爱新觉罗家族已正式加入中原文明的构建者行列了。
雍正皇帝则通过尊崇孔子来表明他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孔子辞世二千二百年后，在一个异族统治者那里得到了最虔诚的崇拜。雍正皇帝在历代帝王中首次追封孔子先世为王，首次在祭孔献爵时向孔子像下跪，这是过去的汉族帝王从未做到的事。这个自视甚高的满族皇帝当然知道他在孔子像前屈膝俯首的意义，这象征着一个民族向另一种文化的真诚皈依。这位聪明的皇帝也通过这种方式向汉人证明满族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人，而成了中原文化的守护者。
乾隆皇帝则根本用不着以这种做作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没有人会怀疑他是历代帝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淫最深、把握最透的一位。他比任何一位汉族皇帝运用起传统文化来都更得心应手，更胸有成竹，他已经完完全全地溶入了中原文化的血脉，从哲学、文学到建筑、艺术，他几乎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文化的修整与重建。在二十五岁即位前，他就完成了四十卷的《乐善堂全集》。他一生共写诗四万一千八百余首，足以让任何一位多产诗人瞠目结舌。他组织编写了《四库全书》，全书九亿多字，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归集整理与砍削。他在几乎所有的名画上题字，盖上乾隆御赏之宝，在几乎所有的风景名胜地立碑题字。他扩建了圆明园，重修了大内三海，重修了北京城，为现代游人留下了最精良最优秀的古建筑，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功劳簿上应当记上乾隆皇帝一笔。
乾隆皇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杰出代表，爱新觉罗家族的优秀素质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一点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同时又最为成功的皇帝之一。
乾隆的天赋实在是太突出了，上天几乎是把人的所有优点都赐给了他。他懂得五种语言，汉语和满语都是母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和藏语也达到了会话水平。他继承了先祖们终生征战锻炼出来的良好身体素质和武勇精神，爱好骑马、射箭、围猎、冰嬉、摔跤，乐而不疲。
乾隆的自制力在历代帝王中无与伦比。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赵翼说：“上每晨起，必以卯刻。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他善欢效仿祖父康熙，到京师之外进行艰苦的巡行，风餐露宿，不以为苦。
他为人极其理智，反应敏捷，处理问题果断迅速。他做事极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二十四岁那年，他初登大宝，那些匍匐在他御座脚下的王公百官都比他年长许多，主少国疑，人们用试探的眼光打量着他。他并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就以自己的才干把庞大的官僚大臣摆弄得服服帖帖。
乾隆皇帝多才多艺，诗词曲赋书法绘画音乐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他才华奔放又头脑清晰，理智与情感在他身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他孝敬母亲，夫妻和谐，儿女孝顺，事业和家庭都极为成功。
好像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即位时的乾隆皇帝所面临的中国就像是给他精心布置的舞台，经过康熙和雍正两代君主七十年的治理，国家局势平稳规模底定。二十五岁的他未经一点波折，顺利登基。掩藏在这个文质彬彬、端庄沉静的帝王外表下的，是一颗睥睨千古的雄心。在即位前，他遍阅史书，二十四史中居然没有几个他看得起的帝王，他勉强选中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个人，但又认为汉文帝虽贤而辅佐乏人，宋仁宗才干不突出，只有唐太宗值得效仿。不过唐太宗还是有缺点，如晚年志满倦政，以及家法不严导致后来发生武则天的“女祸”。面对父祖两代留下的宏大产业，进取心极强的他暗暗下了决心，他要做的是古今完人，超越千古，雄视百代，做到古今第一成功的帝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年轻的乾隆皇帝奋发图强，“万几恭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他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即位伊始，他就以非同寻常的气魄大规模调整了政策，一改乃父苛刻过甚的作风，行宽大之政。他重视经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促进农业发展。他整顿政治，有力整肃了官僚政治秩序，使国家机器效率大大提高。他四处征讨，不断在边陲进行大规模战争，使清帝国国威远扬。他振兴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梳理。他把整个帝国当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作品，日以继夜地辛苦工作，占据他全部身心的是如何把这件艺术品完成得更加完美。为此，他不断征求元老重臣的意见，广泛研究历代政治得失，有时躺在床上想起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个微小失误，也要披衣下床，把这件事记下来第二天认真研究。他对自己的事业极端投入，治理国家是他自我实现的方式，他要通过这个巨大挑战，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到最大亮度，创造出最辉煌最盛大的生命之诗。事业的完美才是他生命的“力比多”。
上天对这个天之骄子格外垂青，形势和才干的结合，使得前无古人的治绩在乾隆手下出现了。
在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4341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2.9696万，五十四年净增人口1.5355万人，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综合国力也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
充斥历朝历代的母后、外戚、宦官、权臣干政或藩镇、朋党这些政治毒瘤的滋生蔓延在乾隆一朝降到了最低程度。在乾隆前期，社会秩序空前稳定，政治纪律空前严明。
军事方面，乾隆皇帝四出征伐，他两征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为清王朝在动荡的西部划定了边界，开拓了万里疆土。他遥控指挥了中国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廓尔喀之战，最后安定了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朝武功极盛，扬威绝域，其影响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意义深远。
文化方面，乾隆朝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繁荣，官方和民间学术都空前繁盛，乾嘉考据学、《四库全书》《红楼梦》、京剧都在此时诞生，可谓人才辈出，云蒸霞蔚，异彩纷呈……
满族皇帝们已经完全汉化了。和汉族帝王们比起来，他们甚至更了解汉文化经典，更熟悉中国历史，更通晓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艺术。他们比汉族皇帝还像汉族人。他们见多识广，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当满洲人刚刚叩开山海关的大门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像孩子一样明亮，他们对各种文化的反应非常敏锐。进入北京城之后，他们第一次见到了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这是一群在天文台为中国人工作的传教士。这些白种人引起了满洲贵族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北京的那一年的九月一日，欧洲人准确地预测了当天的日食，这让没有天文学知识的满洲人惊讶不已。他们热诚地和欧洲人交朋友，甚至皇帝也不例外。顺治皇帝甚至尊称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魏特的《汤若望传》记载：
（皇帝经常去拜访汤神父）在他们那时常聚会的机会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的事件予以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原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盘腿坐在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因为把腿伸出，是被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的时间过久，他的双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搀扶着他……
1656和1657两年之间，皇帝竟然二十四次到汤若望的寓所去拜访，这完全背离了当时社会的礼仪标准，年轻的皇帝完全被老神父那些崭新而深邃的学问和纯净的人格吸引了。汤若望在顺治朝虽然品级不高，但是拥有独一无二的威信。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错误，向皇帝提出建议。许多时候，大臣们的劝谏不起作用，“玛法”的几句话却能扭转乾坤。甚至在太子的选择上，他也听从了这位“玛法”的意见，选择了出过天花的康熙。国家大事由一个“洋鬼子”一言而定，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
被汤若望荐为皇帝的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比乃父要大得多。这位皇帝无疑精力更加充沛，好奇心和求知欲更盛。不论到哪里，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奇装异服的欧洲人，他们是皇帝的数学、几何和物理老师。他们受到了皇帝不同寻常的礼遇。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他还坚持演算数字公式，用仪器测定经纬和天象。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唯一掌握了欧几里德几何学和近代天文学原理的君主，在他的主持下，中西学者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梯形投影技术绘制了“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的中国地图。通过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只鳞片甲的信息，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迟早会改变这个世界。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事实证明，世界后来没有一直按康熙皇帝脑中的中世纪时代的速度运行，西洋各国“为中国之患”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雍正皇帝则没有继承父亲的好奇心，一方面，他要忙于镇压政敌，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他已完全被中国文化迷住了，他的视野中没有给那些千奇百怪的西方仪器留下空间。这个外来者的后裔比汉族人更热心更虔诚地推崇中原文化。有一次，他把欧洲传教士聚集到圆明园，试图用他雄辩的口才证明西方人的谬误，劝他们信仰儒学。他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不过他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他认为，顽固不化正是夷人素质低下的证明。
乾隆皇帝最为景仰的人是他的祖父康熙，他为人也比乃父雍正更从容大气一些。所以，他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感一点兴趣，不过，仅仅是一点而已。正是他，命传教士们在圆明园中设计了占地一百多亩的西洋楼。这群建筑保持了纯正的巴洛克风格，庭院中的松柏也是模拟欧洲几何图案修剪的，围墙和道路铺装以及石雕小品陈设等也都是西洋式。不过，和祖父不同的是，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他眼中的“淫技奇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意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为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里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神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
完成了前无古人的治绩，乾隆皇帝举目四望，历史上那些竞争对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被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已达到独孤求败的境界。一方面，他工作得有点累了，另一方面，在他的坐标系中找不到前进的目标了。
在他的视野里，在那时任何一个人的视野里，世界是封闭的、固定的，历史按一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匀速周转。身处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周围是拱月群星般的藩国。身后是悠久的历史，眼前则是一成不变的未来。在这种静态的世界观中，他已经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见惯了太多的千奇百怪，见过无数的大场面，导演过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引起他的兴趣，吊起他的胃口。
满洲人世代相传的进取心在他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像汹涌的潮水一样，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逐渐消退了。因为前面不再有什么可激起他们竞争欲望的东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现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快感当中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乾隆皇帝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再后来，这种比较到了一种极为庸俗的地步，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七十寿辰时，他自制《古稀说》，历数秦汉以下历代帝王中活到七十岁的只有六个人，其中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宋高宗都不值一提，元世祖和明太祖虽武功甚盛，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而他自己，“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都是别人所不能比的。“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得意之情，不能自掩。乾隆五十年周庆，他又和帝王们比起在位时间，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随着年代一年年增长，儿孙一日日增多，他对这种比较就更加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屡见于诗集之中，几乎成了一种心理疾病，难以克服。
乾隆皇帝所举的事实都不错。问题是这些事实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没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了。他不断举行豪华的庆典、巡游，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正是这种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使他看不到由于经济扩张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事实上，由于经济发展，人口激增，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中国的社会结构弯曲变形，经济发展方式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和变革。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可惜乾隆看不到这一点，他的才智主要用在搜罗证据来证明自我的伟大之中。
聪明睿智的天才帝王乾隆现在居然变得这样可笑，反映了上帝意旨的深不可测。清朝由乾隆而极盛亦从乾隆开始衰败，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历代史学家所说的乾隆后期弊政日积吏治松弛，而是因为乾隆朝的繁荣，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求在传统之外寻求突破，寻找另外一种方式的支撑。可以说，正是繁荣压垮了乾隆盛世，而千古第一帝王乾隆根本没有想到在传统之外，他还能找到另外的发展方式。他的智力、活力、创造力使他本来可能完成引导社会转型这一历史使命，如果天才如乾隆都不能，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可能做到这一点。可惜他被强大的文化惯性所挟裹，创造力和活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应该说，乾隆皇帝的自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满；他的短视，也是一种文化的短视。文化圈囿了他的眼界，即使天才超过如他也逃不出这种封闭和暗昧。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不是杰出的乾隆，而是稍稍平庸一点的皇帝，清朝的混乱和崩溃肯定会提前到来，就像唐明皇李隆基曾经做的那样。
三 乾隆与鸦片战争
1793年，中国的乾隆五十八年，一只庞大的西洋舰队出现在印度洋的碧波之上。为首的是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这艘巨舰的艉楼上坐着马戛尔尼勋爵，他是这支英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使团的团长。
这个庞大的使团是前往中国的。就在乾隆皇帝在欧亚大陆这一端进行六十年辉煌统治的同时，欧亚大陆的那一头正在发生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那些几百年前刚刚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日耳曼人、盎格鲁人和萨克逊人构成的社会此时就像一个大容器，经济、政治、科学等各方面因素相互激发，一种新型的社会反应正在其中越来越剧烈地进行。这将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无可避免的巨变。一种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的新型社会正在那里萌芽。乾隆二十年（1755年），德国人康德发表了《宇宙发展史概论》，用星云学说解释了太阳系的生成。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法国人拉瓦锡用氧化学说解释了燃烧原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美国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开始大革命。西欧人在18世纪用一种与以往有本质差别的智力水平武装了自己。
欧洲以前从未向外界派出如此大规模的使团。几千年来，他们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如今，觉醒了的欧洲带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自信来叩击中国的大门。大英帝国此时已取得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日不落帝国自认为是大海的主人，不过，他们对“大陆的主人”——神秘的中国依然十分尊敬，这个国家几千年持续不断的繁荣不能不令人惊讶。他们一直渴望和中国结交，而现在，他们自认为有这个实力了。整个英国都为这次出访作准备，光是准备礼品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们把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精心带到中国。“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许多曾去过东方的使团写的纪行让我们深信每个使团均应配备卫队。在皇帝面前迅速变换队形，表演现代炮兵的装备一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支持我们的外交活动。”
英国使团费尽心思拟就的礼品单介绍了如下礼品：
天体运行仪，该仪器演示了太阳系的构成。它能精确地模仿地球的绕日运动，以及月球绕地球运动；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火星等。“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地球仪。它标有世界各国的位置、首都、山脉和河流。
“欧洲各国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中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海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
英国人在装船时不断地设想中国人见到这些礼品之后会是多么地吃惊。见过了这些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扩大外贸的建议一定会得到同意。
恐怕外交史上没有比英国人遇到的失败更让人难堪了。中国官员热情接待了英国使团，他们认为“英吉利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十一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是装点乾隆盛世的一件喜事。在八十二岁生日庆典上，乾隆皇帝也开恩接见了使团。不过英国是和那些进贡的藩国一起被接见的，礼仪官在典礼上把英国人排在光着脚带着鼻环的缅甸使臣的后面。英国人被这个意想不到的安排弄得心烦意乱，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认真观察了威名赫赫的乾隆皇帝。在回忆录中他们说，八十多岁的乾隆皇帝步伐稳健，动作敏捷，像是只有五十多岁，举止高贵和蔼，一望而知十分善解人意。在一系列长长的接见之后，终于轮到了英国人。马戛尔尼递上了乔治三世的国书，老皇帝却对跟在后面给马戛尔尼拖衣服后摆的英国儿童亚当斯·斯当东发生了兴趣。他和蔼地把这个可爱的孩子叫到跟前，和他交谈，因为这孩子在前来中国的漫长路途中学会了一些中国话。乾隆对孩子得体的回答非常满意，他亲手解下自己腰间的荷包赐给了这个儿童。
皇帝在典礼之后看了礼品单，他对英国人一点也不谦虚的语气感到不满和可笑。他对接待使团的官员交代：“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奇自炫。”后来，乾隆亲自参观了这些礼品，这位八十多岁的大皇帝指着这些礼品笑着对大臣们说：“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这些礼品从此一直被扔在圆明园的宫殿之中不再有人过问，直到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发现它们还原封不动地尘封在那里。半个月之后，乾隆给英王回了信，断然拒绝了这个蕞尔小国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请求，他指出，这不符合天朝惯例，因此是可笑的请求。他并且嘱咐英王要“善体朕意，益加款诚”，永远恭顺。
马戛尔尼无比失望地离开中国，他万没想到他会遇到这样的结果。不过在回去的路上他仔细观察了中国的军队，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内没有沉没。只需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一个民族不进则退。
在这次短暂的毫无结果的相遇之后，东西方这两大强国擦肩而过。两个国家都按自己的步伐继续走自己的路，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英国的火炮威力不断提高，而中国则依旧按自己的方式运转。乾隆皇帝在活到确保无人可以超越的纪录年龄八十九岁后终于撒手去了，继承帝位的嘉庆和道光的施政方针都是守成，即严守列祖列宗的成法，不越藩篱一步。原因很简单，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比他们光荣的祖先更伟大的治绩了，后代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去学习前辈，哪怕只能学到万分之一呢。中国和西方的文明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人依然按照几千年前的方式去思考，而西方人早已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学科科学化，系统化，由此释放出来的智力力量注定要摧毁整个旧世界。
18世纪最后一年，嘉庆皇帝在一道谕旨里谈到了他对对外贸易的看法，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已经多么地落后于世界形势：
向闻西洋载货远来，一船之货，所值百千万，皆在内地销售，是以中国之银因此虚耗者不少。即如钟表一项，岛人以铜铁数星，巧取中国之银数千数百；玻璃一项，不过土中取液煎熬，而成一窗一屏，亦有数千数百之值，此其明验也。以有用易无用，舍本逐末，暗损中国元气，所关甚大。
在嘉庆皇帝的头脑里，钟表的价值应是按所含的金属重量来衡量，而玻璃应与沙土等值或者差不多。这些东西是没用的，有用的只有一个，粮食。
是爱新觉罗家族人的素质退化了吗？
人们大概都以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应该算在乾隆的孙子道光帝头上，子孙的无能不应抹杀祖先的伟大。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也有那么一点意味深长的关系。
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四十七年后的1840年4月7日，当年为马戛尔尼拖衣服后摆，受到乾隆皇帝接见并得赐一个荷包的儿童斯当东已经是五十九岁的受人尊敬的英国下院议员。他在英国下院慷慨陈词，讨论是否应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全场肃静，倾听他的讲话，因为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他曾见过鼎盛时期的中国，那个时候他就认为中国不堪一击。现在，他认为英国打赢这场战争不存在任何问题。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赞成他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个公认为对中国了解最深的人的发言起了决定性作用，推动议会以仅多五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中国动武的决定。
平心而论，吞下了鸦片战争苦果的道光皇帝并不是一个太差劲的皇帝。他继承了爱新觉罗家族的高智商，少年时期就头角峥嵘，受到祖父乾隆的注意。十岁时，乾隆皇帝带着他外出围猎，小小年纪的道光大显身手，引弓放箭，一举中鹿，令乾隆欣喜不已，连连作诗，表示国家后继有人。他学业优秀，性格坚毅，刚刚成年就被父亲秘定为继承人。
继位之后的道光把他的政治目标定位为“守成”，要守住伟大祖先留下来的祖业。他和父祖们一样地勤奋，一样地自律，一样地通晓典籍。他甚至还是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可是这些都不能避免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落到他的头上。
克虏伯大炮带来的连连重创，使他终于不得不从经典中抬起头，试图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因为和大英帝国作战已经两年，道光皇帝突然发现自己对敌手一无所知。1842年3月，道光皇帝发出了一道长长的上谕，在这道上谕里，道光皇帝向他的大臣们一口气提了十九个问题：
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它离中国有多远？
从英国到中国，需要经过几个国家？
这次跟着英国来的大小吕宋等国，和英国是什么关系？
听说英国女王才二十多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
该女王结没结婚？如果结婚，她丈夫是什么地方人，在哪个国家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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