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
在参加红巾军以前，如果有谁说太平乡的朱重八（朱元璋原名）能大富大贵，一定会被人们包括朱重八自己当做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个农村后生在当时就像茫茫荒野中的一株细草一样，微贱得你无法把它辨认出来。他的祖先追溯上去全部都是穷困潦倒的文盲农民，以至在位登大宝之后，他也无法像历代开国皇帝那样穿凿附会地攀附为某位名人之后。他长得结实魁梧，这也不过预示着他要在地里淌更多的汗受更多的累。他是在母亲下田的路上草率而匆忙地降生的。和任何一个佃农的儿子一样，他把自己的少年时光随随便便抛洒在山间垄头，从来没有费心为自己的未来做过非分的梦想，为自己日后那不平凡的前途做过什么准备。人们后来总拿他和汉高祖刘邦做比，因为他们同样出身农民。可是他没有浪荡子刘邦那份“大丈夫当如此”的不安分，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农民大起义，他注定是一个克勤克俭苦熬苦作的农民，一生被土地牢牢锁定。
也许是中国的宿命。元末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似乎就是为了把他从社会最底层最不起眼的角落颠簸出来，让这个原本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中国置于一个农民的粗糙大手之中，看他如何摆布。
事实证明，这块广阔而贫瘠的土地褶皱里曾经掩藏了无数才华璀璨的生命。这个因为绝对偶然从最底层走出来的农民向世界证明了他生命不平凡的热度和力度。应该说，朱元璋才华横溢。他从大字不识一筐的半文盲佃户，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自学读书写字，到后来居然能和大臣们讲经论史，也能舞文弄墨，写正经八百的骈文，而且写得还颇像那么回事。明朝开国之后，徐达初封信国公，他亲制诰文：“从予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对仗工整，语意豁达，确实是一副上佳的作品。有一年秋夜，他置酒会儒臣，宋濂不会喝酒，被他强灌几盅醉倒，他写《楚辞》一首相赠：
西风飒飒兮金张，特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
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
玉海盈而磬透，泛琼杯兮银浆。
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在历代帝王中，他的诗写得也算不错，粗朴豪放，有一种信手拈来的灵气，如这首《咏雪竹》：
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
明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
不能不说，朱元璋有很高的天分和悟性。他自己也为此得意不已，曾对侍臣说：“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扬扬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文字才能对于一个开国帝王来说毕竟只是装饰点缀。他真正的才华表现在军事政治领域。他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赤手空拳九死一生搏来的，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坚忍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传奇般的军事生涯中，杰出的大局感以及细部问题上的精细同样让人叹服。他做事天生分寸感强，精明狡黠又有主见，能当机立断。他夹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强敌之间，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各个击破，奠定了兼并天下的基础。北上中原之时又能独排众议，避敌锋芒，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直取虚弱之处，先剪枝叶，再挖老根，强攻与招降并用，迅速底定天下。《明史·太祖本纪》对此总结说：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
当他终于削平群雄，登上帝位，由一个赤贫的农民而成为天下的主人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慌乱和底气不足。他敢想敢干，大刀阔斧，对几千年传衍下来的政治构架大砍大削，对帝国人民的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强悍干涉，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个性因素有力地标记在大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半文盲皇帝，三十一年间，建立了一整套涵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内的详尽周密的国家体制，这一套体制，笼罩了中国社会整整五百四十三年。这套体制，每个细节都体现了他谨慎周密、精明狡黠的个性特征。二百八十年后，跟在李自成屁股后面夺取了大明江山的满洲君主顺治皇帝仍然对此钦佩不已。他说唐宗宋祖都不如朱元璋雄才大略。“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到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明史·太祖本纪》对他的赞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太祖本纪·赞》中说：
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根据这些说法，朱元璋这个有史以来出身最低贱的君主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把中国社会治理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历史的恶作剧似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过，又隔了三百年，当我们站在现在的历史进程中回望时，朱元璋这个按传统标准算得上伟大的帝王，却如同一尊失却了法力的神像，彩绘和金妆从他那庄严的面容上剥落，丑陋的木胎开始显露，眼眶里射出的是茫然与迷惑。
背景
中国社会从什么时候起陷入了贫穷？至少在公元前300年，孟子的笔下就出现了“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的流亡场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之类悲愤辞句曾屡次出现在《孟子》一书之中。面对着战国以后不断蔓延的贫困现象，孟子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主张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让人民能勉强达到温饱。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这种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挣扎奋斗一生，垂暮之年才能“食肉”，这是多么辛苦的人生，而这样的一生，竟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理想！
然而，自那时起，这种理想好像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据统计，自公元前300年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中国官方文献中共出现过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平均每年出现灾荒1.4次。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时代穿越汉唐宋明。几十个朝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大起大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祖先承受过的痛苦。几千年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而那些城郭之内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整日思考的主要问题始终是如何控制这些因为贫困和饥饿而心怀不满的百姓。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背景。事实上，直至我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贫困依然是中国大地上最鲜明的景色。我清楚地记得邻居家的孩子因为偷吃了一块月饼而被家长打得头破血流，清楚记得那时候的农民是如何一年到头不抱希望地在土地上苦熬苦受，却总也得不到温饱。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与其说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一种成绩，不如说是一种悲哀，而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朱元璋时，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在温文尔雅、充满书香气的上层文化氛围之外，中国社会还一直存在着一个恒定的下层文化场，这种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这一文化场的全部注意力，而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与美之类的优雅话题不属于它的话语范围。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繁琐。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在饥饿和自我保护的危机感的逼迫下，道德和良心成了一种可以轻易摆脱的累赘，人们极为现实而残暴地运用一切手段。所以，这种文化带有巨大的生命活力和破坏力。朱元璋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化背景登上皇位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而现代群体心理学理论关于群体的盲信、易受暗示和蛊惑的学说，也证明了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度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于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摆脱。
朱元璋就是如此。
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至为深远的明初政治，和朱元璋的个性心理密切相关。
朱元璋爱把自己和一千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相比，因为他们都是起自寒微。甚至可以说，正是刘邦的先例，才使朱元璋坐在皇位上能感到些理直气壮，否则他会为自己由一介贱民而登上帝位的合法性而感到忧心忡忡，然而，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本是一个流氓，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为人也放松开朗。他以一个普通百姓，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子女，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温柔乡”。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朱元璋则有着强烈的农民本能，他本来对锄头镰刀更感兴趣，从祖辈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使他一直怀抱着“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质朴理想。在前二十五年穷困至极的生活中，史书上也从未记载他有过什么叛逆性的举动。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否则，他会是一个终生勤勤恳恳、克勤克俭、奉公守法、治家严厉的模范农民，督儿率女，勤耕苦织，一针一线地节俭度日，即使家道充裕了也不会乱花一文钱。
当初，刘邦释放犯人有着一时冲动的成分，而朱元璋参加起义军，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没想到生活从此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虽然险恶不断，却越来越宽阔光明的道路。他以一个精明农民不放过任何增加财富机会的精神，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老谋深算，吃苦耐劳，苦心经营，居然不断成功，节节胜利，被命运的波澜推上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地位。他得到的不是“三亩地一头牛”，而是九州山河这么大的一片家业！他可没有像刘邦那样开始放松地沉醉于美酒妇人，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忧惧之中。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他从此开始“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刚刚登上皇位不久，他就下令设专人，每天五更之时在城门的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在这种戒备心理的支配下，贯穿明初政治的一条主线就是“保守家业”，让整个国家最大限度地掌握在朱家手中，不和任何人分享权力。为了这份家业的安全，他想尽办法，来束缚乃至扼杀各阶层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
基于这种心理，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朱元璋开始用管理一个村庄的方式管理国家，经过几千年发育，有了一定层级结构和分权体系的中国社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了一个大村子。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如何治理的。
首先，他弄不清也不放心历代传下来的分级负责、层层分权的复杂政治体系。他凡事喜欢一目了然，觉得这套繁复的体制不容易控制，可能藏污纳垢。所以他干脆利落地打碎了这套复杂的政治体系，取消丞相制，让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直接向他负责，每个官员都直接为他跑腿。这样，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点死角。他可以通过这套单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网直接观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情况，这样，他心理上才舒服一点。
对这些直接为自己跑腿的官员，他还是不放心，生怕他们办事不细心或不安分。于是，他亲自撰写了《授职到任须知》，对每一级地方官吏的职责都做出详细的规定。他把地方公务分为“发布公告”“征收田粮”“管理仓库”“会计核算”“受理诉讼”“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产”“管理辖内读书人”“管理地方渔业”“管理地方窑冶”等三十一项，并且逐项开列地方官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对这些注意事项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的要求。比如对“管理囚犯”一项，不但要了解已经了结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还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体轻重，何者事证明白，何者情节有疑。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宜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谆谆嘱咐，像个碎嘴婆婆，只恨不得一个个手把手教他们干，一身化为千万，在旁边严密监视。
为了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他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设立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一律充军。人们必须困守田园，不许四处游荡。“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游民），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者，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在朱家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
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门巨户的出现威胁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统治的三十一年之内，他借屡兴大狱之机，以种种借口，把全国的豪门巨户杀得所剩无几。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户部向他报告，全国有七百亩以上土地的仅剩下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并且把详细名单送呈这位多疑的皇帝御览。朱元璋松了一口气。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动大手术，通过蛮不讲理的屠杀，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大为简化，在庞大的自耕农基础上建立了原始的、平面的、效率低下的官僚网，方便于他用僵化的制度去束缚所有社会成员的活动，以求天下永远太平，不出一点乱子。
在这个基础上，他颁布了《大明律》，颁布了《大明礼令》，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颁布了《皇明祖训》。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而且都是以朱元璋特有的“碎嘴婆婆”的方式，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他甚至费尽心思为老百姓制定衣服服色、房屋样式，为此多次颁诏。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诏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而商贾只能穿绢、布，农民家里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也不能穿绸穿纱。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务农的则不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诏令礼部禁止庶人穿靴，因为庶人靴子在样式上模仿官靴。“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琐碎得可笑的东西当时都是朱元璋用来明确社会角色，严格阶级区分的国家法律，谁要违反，轻则杖责，重则充军，绝对玩笑不得。小农式的自然经济，狭隘的家族群居方式，使得朱元璋眼里的世界是封闭的，静止的。天圆地方，日月循环。朱元璋的初衷，就是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无所不包的永远不变的运行模式，让大明社会在这个模式里永远平平安安地运转下去，使得老朱家的家业永远传下去。
时光迤迤逦逦，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他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他所发明创造的这套古怪而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多数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两个半世纪，然而，他的治理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社会活力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前稳定、超前低效率的社会。结果，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延续了五六百年，极大地窒息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孤庄村的放牛娃里，朱元璋是个孩子王。他们最常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就像吴晗那部文笔生动的《朱元璋传》所写的那样：
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版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作起皇帝来了。拣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同声喊万岁。
这些游戏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抹上了一点亮色，在游戏中模拟帝王给他带来了虚幻的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人，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皇权无限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中，皇帝的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从来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做到了无拘无束。在朱元璋以前，历朝历代，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元老重臣在朝廷上都受到充分尊重，他们合法地分享部分统治权力。在制度上，丞相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而且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还有一种封驳权，即皇帝的旨意如果不合法，大臣可以封驳退回，不予执行。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一人一时的喜怒给国家人民带来破坏性影响。
朱元璋对此不以为然。他要依照自己头脑中的形象去做皇帝。在命运以其神奇的手段把他送上人世间权力的顶峰之后，他要真的施展这权力的魔棒，决定一切，操纵一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所有人的头上。任何想同他分享权力的人都遭到他毫不留情的打击。在他眼里，自己是天下真正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计数的财富，可以由他任意处置。开国之初，百姓贫困，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诏书中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条理，这等禽兽畜牲方可用。”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关心的不过是吃饱肚子，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并没有自觉的要求。他们能活下去，能传宗接代，就心满意足了。同样，在这种乡野文化浸淫中长大的朱元璋对他的臣民们，只承认他们有生存权，甚至这种生存权，也只是在完全服从他的摆布的前提下才能拥有。他根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的价值。甚至对于大臣，对于自己册封的公侯贵族，他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这些人也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一不高兴，他就可以喝令身边的武士把任何一个大臣按在宫殿地上，拉下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的屁股。这就是明朝有名的“廷杖”制度。在他的一怒之下，诸如勋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和工部尚书薛祥等许多高级官僚都在皇宫的地板上被活活打死。
在明朝以前，即使君权严重时，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那些按自己的方式思维的士人有权游离于正统社会之外，隐居世外，不闻世事。这些人被称为“山林隐逸”。正统社会观念对这种高度自尊的生活方式是宽容甚至尊崇的，隐士们通常被称为“高人逸士”。在一些朝代，对于那些著名的隐士，皇帝甚至会纡尊降贵，重礼去请，如果这个人坚持自己的活法，皇帝也会重重赏赐，以表明自己的尊敬和欣赏之意。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可是朱元璋登基之后，这块保留着最后一点宽容气息的空间便被他封杀了。朱元璋没有这份雅量，也没有这份雅兴。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的政权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或者是心怀怨望，他不能容忍在他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存在他们的高傲。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律”下，苏州人姚涧、王谟，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因为不肯出山做官，都被朱元璋诛杀，并籍没全家。士大夫仅有的一点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洪武朝消失了，所有人都被完完全全地纳入了朱元璋的私人所有物范围之内。
朱元璋素有节俭之誉，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但是他非常注意帝王的威严，皇帝日常生活的礼仪威严比之前代要繁琐夸张得多。明初政治的一系列大胆泼辣的举措证明他是按照自己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他时常做出人意料之举，任意处置摆弄官吏，以体验一种大权在握纵横无忌的快感。他让和尚还俗，做到一省布政使的大官。老臣钱宰因为公务繁忙，不胜劳累，在家中作诗一首：“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此事被朱元璋的耳目侦知报闻。第二天，朱元璋和钱宰闲坐，对这个好发牢骚的大臣说：“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跪地觳觫，他知道这位爱挑大臣毛病的皇帝完全可以此把他杀了。不料朱元璋却莞尔一笑，给他假，派人把他送回老家，说：“朕今放汝去，汝放心熟睡矣。”从这件事里，你可以充分体验到朱元璋那种收放自如的权力快感。
朱元璋把皇权扩大到了极点，把自我放大到了极点，他的行为严重压缩了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空间和权利空间。他强悍野蛮的人格阴影覆盖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你不敢反抗，你也无法反抗。洪武朝那么多的冤案，那么多的血腥，那么多的不公正都那样毫无阻碍地出现了，抗议之声寥寥，而这仅有的几声呼喊，也被朱元璋毫不手软地抹杀干净。他的野蛮践踏使社会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摧毁殆尽。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就在人格空地上野草一样蔓延开来。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素质在朱元璋时代从原本不高的基点上又做了一次大幅度的退化。
大屠杀
朱元璋的外戚郭德成是洪武朝最幸运的贵族之一。说他幸运是因为他能在朱元璋的统治下保住了一条命。那一天他进宫陪朱元璋喝酒，朱元璋酒量大，郭德成就喝多了。临走时摘了帽子叩头谢恩，露出了自己的秃顶。朱元璋酒后兴致不错，取笑他说：“醉疯汉，头发秃成这样，是不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郭德成随口答道：“这几根还嫌多呢，什么时候都剃了，落个痛快。”朱元璋听了，一声不吭。回到家里酒醒了，郭德成知道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原来曾经是游方和尚的朱元璋对与和尚有关的一切词句都十分敏感。虽然自己是郭宁妃的哥哥，可是也难保多疑的朱元璋不记在心里，什么时候找个借口把自己杀了。他越想越怕，越想越怕，终于真的剃了头，穿上僧服，整天装疯大声念佛。他似乎是个很不错的演员，朱元璋也信以为真，对郭宁妃说：“没想到你哥哥真是个疯汉。”在洪武后期迭兴大狱之时，郭德成居然因为是个“疯子”，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以功名终”。这在洪武朝是个罕见的例外。
同样幸运的还有一个叫袁凯的御史。一次召对之时，他的言语不合朱元璋之意，惹得朱元璋脾气大发。袁凯自知大祸临头，也学郭德成，第二天没去上朝而是在家假装疯癫。朱元璋不信，派使者前去观察，只见袁凯正伏在自家篱笆边吃狗屎，见了使者，便对他唱《月儿高》曲，朱元璋这才相信，使他免于一死。原来袁凯早有准备，知道朱元璋多疑，先叫人用面捏成狗屎形状，撒在篱笆下面，才骗过了朱元璋。
这两个人是在朱元璋手下工作过的官员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而其他才智之士则没有这么幸运，在朱元璋的统治后期，他精心策划了数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当时上层社会几乎所有智商比较高、权力比较大的人。他们之所以头颅落地，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他们的才智对他的家业构成威胁，因为根据自身经验，他知道那些智商过高而且拥有一定权力资源的人通常都有得陇望蜀的心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炮制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老乡，事实上，在洪武初年（1368年），朝中的实权派人物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即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说同一方言，有的干脆就是他儿时一起做游戏的伙伴。在十余载栉风沐雨的征战途中，他们形成了一个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坚强集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在天下安定之后，朱元璋开始有计划地屠杀这些昔日的战友。他宣布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妄图谋反，将他赐死，并且把和胡氏关系密切的淮西贵族一个个深文周纳进去，觉得谁不可靠，就把他牵连到胡案之中，全家杀掉。整个胡惟庸案先后诛杀了三万余人，其中包括朝中最有权力的二十二名淮西贵族，都是公侯一级。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不放过。李善长被杀时已经七十七岁，开国元勋，替朱元璋办了三十九年事，位极人臣，为人也老实本分，本以为能把尊荣富贵享到头，谁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杀大臣应灾，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全部被杀。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二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于是就一律“串通”“谋反”。他也知道再巧妙的借口也无法掩饰他那过于明显的动机，所以他在这一环节上有意地敷衍了事。他有绝对的信心，不会有人天真到揭穿他借口的地步。
考察朱元璋在这样疯狂屠杀背后的心理动机，显然还是深刻的不安全感。他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当秉性颇为仁慈的太子劝他手下留情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太子，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在我死后做安稳皇帝。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没有一天不被恐惧感所折磨，他总是怀疑别人都在盯着他的这份过于丰厚的家业，垂涎欲滴。他总是幻想别人都对他不怀好意。显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正常了。百战之余九死一生的朱元璋在一系列阴谋、背叛、危险中突围而出，回首一望，当年的惊险万状仍令他不寒而栗。长期复杂紧张的军事生活，使原本谨慎的他更加多疑，而且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早年的卑屈生涯与现在的高贵地位之间过大的落差，使他经历的一切恍然如梦，在他心里时常泛起一种不可信、不真实的感觉，时刻担心这一切如梦如幻的荣华富贵因一时疏忽得而复失。正是这种得而复失的恐惧使他做出了种种奇怪的举动。
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个人行为背后，还有着民族的集体心理背景作为支持，否则朱元璋再残忍，再自私，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决绝的举动。
中国人不大习惯于平等合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一个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便是权威的确立，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作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并立的政权，谁也不能保证没有吞并对方的企图，谁也不能打消对对方的恐惧，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强大起来，吞并对方。而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记忆“漂流物”，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甚至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就算有如此残酷的文化背景，朱元璋的所作所为还是太过分了，超出了常人的情度。他最为欣赏的楷模刘邦，在诛戮功臣这一做法上自然应该承担始作俑者的责任，但刘邦毕竟还事出有因，不管怎么说，这些昔日的功臣大都是自己先举起了叛旗。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出于猜忌、阴暗，出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大明江山的安全而不择手段。他不害怕神降罪，也不在乎良知的谴责，更不顾及友谊、信义这些人世间美好的情感，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大开杀戒。“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面对这样疯狂的屠杀，整个社会却如一潭死水，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的冤假错案，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疏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吴人严德珉因病辞官，被朱元璋疑为不愿为所用，流放广西。朱元璋死后被赦放还。每说起此事，他都为朱元璋当时给他留了一条命而感激不已，总是北面拱手，连说“圣恩！圣恩！”
偶有几声不同的声音，却不是抗议，更不是批评，而是善意的提醒。被屠杀者们这时还是忠心耿耿地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向朱元璋指出，是不是杀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屠杀，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下去，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天下无人可用，比如人们都不再愿意为朱家天下出力，“四方因之解体”。
这些沉默或者善意并不表明中国人麻木怯弱。相反，它恰恰说明了经历了数千年沉重历史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人们知道朱元璋为什么举起屠刀，他们谁也不会天真到揭露朱元璋那些荒唐借口的地步。他们明白，抗议逃避或者哀求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是浪费精力而已，而且很可能还会因此激起他更大的屠杀欲。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心里也完全认同朱元璋的逻辑，如果是他们处于朱元璋的地位，也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这时唯一可行的步骤是以朱元璋之心为心，告诉他你杀我毫无怨言，只是向他证明这样并不利于你自己。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
中国历史最让人悲哀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无疑正是我们祖先的这种近乎极致的聪明和智慧。
酷刑
早年的贫困，给了朱元璋磨炼和智慧，也给他造成了深深的心理伤害。贫穷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种荣耀。他清楚记得父亲领着一家人，转佃四方，为了一张嘴，搬了一辈子的家。每觅到一家田主，佃来几亩荒地，一家人在土地上苦熬苦作上一年，算算收成，一多半是田主的租子。好容易把地侍弄熟了，多打一点粮，田主立刻就加租，不同意，就得领着一家老小继续上路。贫穷使得他在饥饿线上挣扎，贫穷让他们一家人如同几棵野草，不被人理睬，受尽践踏，孤立无援。这个毫无社会地位的家庭一次次受到地主们蛮不讲理的欺负，一次次遭到里甲胥吏们明目张胆的盘剥压榨，却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反抗能力。十七岁上，一场大旱，这个在卑微屈辱中辛苦维持的家庭立刻土崩瓦解，几个月的时间一家里死了八口人，一家人几乎死绝了，剩下自己，茫茫大地上竟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那时节，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己活在这个世上，不但是多余，简直就是一种罪孽。在淮河两岸靠乞讨为生的四五年里，为了一口饱饭，他不得不厚着脸皮在豪门大户前一遍遍敲那连自己听了都觉得刺耳的木鱼声，忍受他人的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厌恶。自尊心极强的他为了活命，不得不把这一切默默吞下。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屈辱在他心中日积月累，早已化成浓黑浓黑的怨毒。他仇恨那些豪门富室，仇恨那些贪官污吏，甚至莫名其妙地仇恨一切过得幸福的人。
朱元璋的大屠杀对象中，有他的政敌，有他的潜在对手，也有他一时喜怒之下的牺牲品，最多的，还是那些中饱私囊的贪污官员。
腐败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的痼疾了。从根本上说，它附生在制度的漏洞上。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对待官吏极为严苛，给予的官禄极低，做官的甚至没法用俸禄养活自己。许多陋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历代相沿，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制度。从这个角度说，某些贪污行为是无法避免的。朱元璋从来没有从制度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已经成为最高行政首长，他却依然简单地、意气用事地把一切贪污都归结为道德问题，他杀贪官，不分罪行轻重，不管官职大小，只要略涉贪污，一律杀无赦。在洪武朝做官，人人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身首异处。由于诛戮过甚，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几十年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官员，大多不到终考就掉了脑袋，侥幸没死的也都是流放边疆。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了，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叫犯罪官员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事。
洪武十五年（1382年），发生了著名的空印案。按明初规定，每年各地官府都要到户部报销账目，手续极为严格。有一项数字稍有差错，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大部分州府和南京相距数千里，重新造表加盖印鉴得花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于是各地官吏到户部对账时，都带着事先盖好印的空账册，以备驳回重新填写。这本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通行多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了这件事，看到这种违反规定的事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大发雷霆。一声令下，从户部尚书以下，包括全国大省的布政使，直到各县衙门的长官，一个不留，全部杀掉。这次共有数千人死于非命，其中包括许多有名的清官良吏。
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朱元璋诛戮范围之广，更由于他屠杀时花样翻新的手法。
每个州县衙门门口，都有一座土地庙，在明初，被叫做皮场庙。原因是这里是杀人剥皮的场所。贪污的官员就在这里，被砍下脑袋，挂到旗杆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做成人皮标本，立在衙门大堂的长官座位旁，提醒后来的长官，不要效尤。一时间，全中国大多数州县的县衙，都成了活地狱。
这还远远不算，朱元璋有比这多得多的花样。对付贪官，有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凌迟等许多非刑。仅仅这些汉字的组合，就已经让人的视觉神经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所谓刷洗，是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铁床上，浇上开水，用铁刷一遍遍刷去皮肉，而抽肠，则是用铁钩钩入犯人的肛门，把犯人悬起，直至肠子被钩出来。
这些本应属于地狱的刑罚，居然被号称治世的洪武朝天天使用，不能不令人深思。朱元璋对酷刑的偏爱显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且有一种心理上的驱动。他的生命中遭遇到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血腥、积累了太多的怨毒。浓黑的仇恨使他的心理已经严重变态。当他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顶端，他终于可以一舒心中怨气，任心中的恶意肆意流淌。他显然从折磨他人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某种快意和满足。
酷刑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残忍是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不可回避的阴影。鲁迅在翻检中国历史时，曾以悲愤的心情慨叹中国人在酷刑上的想象力。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历史上承受的苦难折磨太多，一方面，成全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忍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心理上的黑暗。也许忍耐麻木和残忍血腥本来是一对孪生子，中国人在承受这些酷刑时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同样让人惊讶不已。明朝正德年间，曾经多次判决别人凌迟的太监刘瑾落入法网，被判凌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先从刘瑾的胸膛左右动刀，割至十刀，则停下来吆喝一声，为的是防止受刑人昏死过去，体验不到痛苦。第一日刀数割完，天已黄昏，狱卒把刘瑾押回监中，上半身已经没什么肉了的刘瑾居然还有心情进晚餐，而且整整喝了两大碗稀粥！第二天接着用刑，可惜割至中途，刘瑾就毙命了，未能尽力配合使整个过程达到完美。
由于早年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朱元璋习惯于血腥并能从中体验到乐趣。他把经历了汉唐盛世的14世纪的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杀杀，可是杀了这批，换了一批，还是达不到朱元璋的严苛要求。为官者看到无论如何没有好下场，不如变本加厉地虐民为害，也不枉为官一场。“以禁网严密，朝不保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贪污事件依然层出不穷。“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晚年的朱元璋不禁心灰意冷，在《大诰武臣》里无可奈何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这种“说不醒”正是朱元璋自己造成的，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希望看到的局面。事实上，这种状况恰恰为他发泄潜意识中的残忍血腥找到了借口，使他的变态心理得以在“惩治腐败”的幌子下得以实现。这一点也许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距离
在保守家业的本能驱使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范，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他自述道，自己经常“夜卧不能安席，常常因为想起一件什么可能危及帝国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可以说，他为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耗尽了全部心力。在他的统治下，大明朝确实社会空前安定，人民生活秩序井然。以往那些威胁传统社会稳定的权臣外戚藩镇都被有效防范。在传统帝王中，他自律极严，生活非常俭朴。他不喜饮酒，平时除犒赏将帅，宴请百官，在后宫从不举行宴会，他每天早饭，只吃蔬菜。从传统观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甚至非常杰出的帝王。
当我们拉远观察距离，我们看得更清晰的是，作为一个佃农的儿子，他在统治帝国的过程中把狭隘的农民意识充塞到整个帝国空间，乡野文化的粗朴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中的宽容优雅的高贵气息。虽然他智力发达，可是注定无法摆脱农民的视野和心理习惯。于是，他给整个中国的文化性格打上了浓重的农民烙印，使中国由外向转向内向，从放松走向收敛。他的高压政策和血腥手段扭曲了民族的心理性格，封闭了人们的视野。联想到此时西方已处于近代文明的前夜，欧洲人将要开始他们野心勃勃的扩张，朱元璋不合时宜的出现尤其令人痛心疾首。
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许多阴暗因素是世代积累的结果，而朱元璋在这些因素的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于他自身的视野、心理和修养，他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保守、落后的东西通过强硬的政策放大到整个国家的性格里，给整个民族的素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在西方人通过炮舰打开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之后，他们好奇地向里面张望，惊讶地发现，这个传说中富于才智的民族在他们面前已经像孱弱的病人，像囚笼里刚刚出来的犯人，脚步虚弱，精神倦怠，反应迟钝，思维混乱，而且还几乎表现出痴呆的症状。西方观察者们一致承认中国人的忍耐与坚韧无与伦比，勤劳和节俭精神使他们深为震动。同时，他们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对不合理的现状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与创造性。这种现象让他们深深困惑，法国人勒戎德尔甚至认为这是生理上的原因。他说中国人脑力衰弱，“脑髓机能有缺陷，感觉麻木，五官不甚锐敏”。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素质始终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容易让人想起朱元璋，这个既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帝王。他的阴魂缠绕这个民族数百年不散。
结尾
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朱元璋有两幅画像。一幅是他的真容，瓢把子驴脸，一脸横肉，满面杀气，十分不中看，这幅画像一直被秘藏着。另一幅则是五官俊美，仪表堂堂，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
用一张不存在的脸来代表自己，并且希望后世子孙以这个形象来认识自己，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只有朱元璋能做得出来。数百年来，把朱元璋从他的本来面目描画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帝王，却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自觉致力不殆的事。这种努力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现在，是找到他隐藏的真面孔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