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百万黄金大挪移

作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承认的贵金属,黄金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做饰品或显示尊贵。

对一个国家而言,黄金储备就意味着稳定和繁荣,信心和信用。

那么,如果黄金都被运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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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7日,上海的郊外炮声隆隆,战况激烈。

已经渡过长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5月12日开始对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发起了总攻。

5月17日,国民党军队在杨行和月浦的防御阵地均告失守。

此时,在市区内的国民党守军总指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在全力关心着另一件事。

那一天,汤恩伯调来了国民党的军舰“美朋号”和“中基号”登陆舰,另外又征用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将一只只沉重的木箱,在全副武装的士兵警戒下,全部装上了船。

汤恩伯后期失去蒋介石信任,去台湾后又去日本,在日本治疗胃病时逝世,一说为日本医生毒死。去世时仅54岁,最后军衔为陆军二级上将

这些木箱又大又沉,导致连装两天两夜,“汉民轮”在5月19日才启航。由于当时已有零星的解放军部队攻入上海市区,“汉民轮”连马达也不敢开,趁夜顺着水流悄悄“漂”出了吴淞口。

脱离“险境”重启马达之后,船上甚至有人喜极而泣。但没多久,在船上的负责押运这批木箱的军统上校特工江源,就被“汉民轮”的船长拉到了一边:“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

江源倒吸一口冷气,立刻组织船上所有的秘密押运人员,四人一组,带枪站岗。

江源知道,船长早就已经看穿船上木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了。

连同之前开走的两艘军舰,这三艘船满载的,是蒋介石准备运往台湾的20万两黄金和100万两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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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往台湾运送黄金了。

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的局势朝着对国民党不利的方向迅速发展。11月初,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方面称为“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的战局迅速恶化。

11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

可见当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而他所指的“单纯环境”,就是台湾。

但台湾虽然可以退守,却不能空手而去——数十万军队如果到了那里,吃什么?花什么?拿什么稳定军心和民心?

1948年11月30日晚,和本文开头发生的那一幕非常相似,上海的外滩码头全部戒严,一批又一批沉重的木箱被搬运到了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上,一直装到黎明。

天亮后,“海星号”拔锚启航,驶向台湾。船上运载的,是整整200万两黄金。

那是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第一批黄金。

1948年的上海黄浦江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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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哪来的那么多黄金?

抗战胜利之初,已经拼上全部家底的国民政府国库中只剩下不到3万两的黄金,不过随即接收到了汪伪政府国库里的50万两黄金,算是缓过一口气。随后,因为抗战中美国为在中国建机场支付了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出其中的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国库开始充裕。

不得不提的是,1948年8月,蒋介石通过发行“金圆券”,强行用过“金圆券”兑换黄金的方式,又从老百姓手里搜集了184万两黄金。

满打满算,除去后来的花销,到1948年底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国库里大约还有400多万两黄金。

1948年11月,蒋介石一纸密电发到当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桌上,要求在一星期内将国库里一半的黄金运往台湾——就是11月30日,“海星号”抢运的那200万两黄金。

1948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初步成功,市民开始相信国民政府,进入银行兑换“金圆券”

当时为了运走这批黄金,蒋介石确实也费尽了心机: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据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在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处理相关公文的所有程序,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后的一个小房间里独自办理,“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但即便如此严防死守,当时的《字林西报》还是马上刊登了英国记者乔治·维恩的报道:“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维恩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当时《字林西报》的办公楼,就在上海外滩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整个运送黄金的过程,乔治都看得一清二楚。联系到国民党当时在淮海战役上的颓势,他立刻就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第三天,《申报》转发了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一公布,整个上海的金融市场立刻陷入了大恐慌。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原本被政府寄予厚望的“金圆券”在短短半年里已贬值为原来的五百分之一,政府已经把黄金偷运走了的消息,再一次引发了老百姓的挤兑狂潮。1948年12月24日,上海等待挤进银行的市民情绪失控,引发大规模踩踏事件,最终7死50伤,造成轰动一时的“黄金挤兑惨案”。

于是,在乔治·维恩发布消息后,官方立刻“辟谣”,并对这名英国记者施行逮捕,并且迅速审判判处死刑。还好乔治的夫人通过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使乔治侥幸逃过一死。

但纸包不住火,国民政府偷运黄金去台湾一事,其实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金圆券”由此开始了一路狂泻的行情: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1949年1月,1000元“金圆券”才能换到1块银元;1949年4月,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1949年6月,5亿元“金圆券”才只能兑换1块银元。

政府信用垮台,上海市民开始疯狂挤兑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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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偷运黄金的过程中,有没有人试图阻止?

答案是有的。

黄金是整个国家的财产,蒋介石要运走黄金,也得“合法”才行。为此,蒋介石当时想出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国库剩余黄金。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徐堪就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在蒋介石派人施压后,他很快转为默许。

接下来反对的人叫刘攻芸。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人生中的第三次“下野”,央行总裁俞鸿钧也随即去职,接替总裁位置的是刘攻芸。

刘攻芸当时是不赞成运出黄金的,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拖。但蒋介石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和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再加上俞鸿钧在一旁极力劝说,最终说服了刘攻芸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

但因为刘攻芸在这件事上“拖拖拉拉”,由此失宠于蒋介石,最终只能去了新加坡养老。

付诸实际行动的,是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当时,黄竞武已被发展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安排,黄竞武一方面监视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并策反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弃暗投明”。

5月12日,因为泄密,黄竞武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在狱中备受拷打后,于5月17日在监狱内被活埋。

黄竞武

当然,同样希望阻止黄金被偷运的人,还有蒋介石“下野”后的继任者——李宗仁。

但是,“代总统”李宗仁知道这事情时实在太晚了。1949年2月17日,就职代总统位置快一个月的李宗仁突然发现,国库的黄金已经被搬了个底朝天,立刻严令央行总裁刘攻芸不许再运出去一块金子——刘攻芸没有回复。

然后,李宗仁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把运过去的黄金运回来——陈诚是在病中被蒋介石火速派往台湾担任主席的亲信中的亲信,又怎么会听从李宗仁?陈诚立刻回函:“此事归属央行关系啊,请找央行协调。”

李宗仁再找刘攻芸,刘攻芸这次倒是回复了:“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甚至还抱着一丝幻想,致函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在自己日记中写道:“李、白[1]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这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

被运走的黄金,最终还是没能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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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蒋介石最终运到台湾多少黄金?

由于蒋介石行事机密,外加分三次运输,所以出现过多个版本,从100万两开始到数百万两不等。

按刘攻芸记录在案的数字,蒋介石当时从大陆运走的纯金大概是294万两左右。

而另一个版本来自吴兴镛,他是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的吴嵩庆的儿子。

吴嵩庆全程参与蒋介石的运金过程,并一度被称为蒋介石的“白手套”(当时核对账本后发现,蒋介石为自己留了个80万两黄金左右的小金库没有入账,用来支付各种军需费用)。吴兴镛在研究了父亲大量的资料和日记后得出的结论是:

大陆当时运台纯金总量在350万两左右,外加7000万美元(按当时市价大概合200万两黄金),外加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又是200万两黄金),所以总值达到800万两黄金。

1960年,在台湾的吴嵩庆(右)和蒋经国

这么多的黄金运到台湾,确实起到了大作用。

1949年6月15日,俞鸿钧在台湾受蒋介石指示,以80万两黄金为准备金,发行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新台币,并以1∶40000兑换旧台币。

但台湾民众哪怕听说了“国民党从大陆运来大量黄金”的消息,依旧对这个政府缺乏信心。

为此,陈诚让人在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老百姓发现去了就真的能换到黄金,心开始稳定下来,市场也开始稳定下来。

当然,虽然国民党运走了大量黄金,但整个岛上的各种开销,带过去的60万大军的给养,每个月都在消耗大量黄金。到了1950年6月,台湾库存的黄金只够再用三个月了。

而就在这个月的25日,一件足以让蒋介石大呼“天不亡我”的大事发生:朝鲜战争爆发。

原本已经准备放弃台湾的美国,迅速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

从大陆带过去的黄金终于撑住了局面,台湾由此开始踏入经济的起飞。

馒头说

我还记得读小学时候的那一幕:

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愤愤地说:当初国民党反动派把大陆的黄金全都运到台湾去了,我们变得一穷二白,他们的经济却开始腾飞了。

语文老师说得也对也不对。

不对,或者不全面的地方是:

我们当时在没有任何家底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确实很不容易,但后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也有自己反复折腾的原因;台湾后来经济确实开始腾飞,但也有他们自己卧薪尝胆,突破创新的原因。

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几乎就不可能建立,不等大陆的解放军打过去,他们自己早就从内部垮了。

而更关键的一点是:这批黄金究竟是谁的?

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毛泽东的,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

是属于老百姓的啊!

凤凰卫视的电视制作人丁雯静曾制作纪录片《黄金秘档》来记录这段历史,她发现当时很多台湾健在的当事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认为,“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卢秀燕在2008年“视察”国民党金库后说:“黄金运台史,也是那个时代两岸人民的血泪史。”

文章中提到的负责押运黄金的军统特工江源的夫人米绳祖一开始也是拒绝采访,“上海的亲戚们知道先生协助蒋介石运黄金,会不谅解”。

而最直接的参与者之一,曾经在上海主导用“金圆券”兑换老百姓黄金的蒋经国,在他的散文集《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这样写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

读者评论

Mr.Zhao:《张灵甫之死》一文谈到,汤恩伯其人在孟良崮一役营救张灵甫不力而被撤职,今天又看到其在运送黄金一事中身居要职。既可见战时人才的稀缺,又侧面反映出国民党统治中的种种缺陷。说到底,蒋介石格局不够“大”,背后依托的利益集团也是人心不齐、各怀鬼胎,更不用说整个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钩心斗角了。

蓝色水晶:《北平无战事》里,后来方步亭带头掏光家底兑换“金圆券”,联想到后来“金圆券”的崩溃,深刻感受到,这真是掠夺老百姓啊!

[1]指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