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中国飞行员的故事，这位飞行员，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而被铭记。但今天我们怀念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当时中国的空中精英。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
日本的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轰炸机，每架携带着2枚250公斤的炸弹，从台北的日本空军基地起飞，飞向中国大陆。
这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的命令。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中国的空军出动飞机76架次，轰炸了日本在上海的司令部、码头、仓库和舰船。
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孱弱的中国空军，居然敢在大日本帝国的空军面前主动出击！
所以，这是日军的一次报复行动，报复的目标之一，就是上海附近的杭州笕桥机场。与黄埔军校齐名的笕桥中央航校，可以说是中国空军的摇篮，如果能摧毁笕桥机场，不仅可以缓解在上海作战的日军的压力，更能一举摧毁中国空军的士气。
8月14日下午，9架“九六式”轰炸机飞临笕桥机场上空，日本的飞行员甚至已经可以看到，中国的飞机正在向机场降落。
根据情报，中国空军的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中队，刚刚从河南的周口转场到杭州的笕桥机场，刚降落的飞机肯定燃料已经不足，正是攻击的好时机。
笕桥机场的空袭警报拉响了。
日本飞行员吃惊地发现，刚刚降落的中国飞机，立刻滑出跑道起飞升空，而正在降落的中国飞机随即拉升了机头，转身向自己的编队扑来。
淞沪会战的第一场空战，就在笕桥机场上空拉开。
这是一场遭遇战。按理说，日本空军的轰炸机应该有战斗机护航，但当天因为天气原因，日军航母上的“九六式”舰载机不能起飞。更重要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根本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像样的空军力量，认为单凭“九六式”轰炸机就够了。
“九六式”轰炸机是日本三菱重工研发的当时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单翼战斗机，虽然体型笨重，但每架飞机上配有3挺7.7毫米口径的旋回机枪，完全可以对抗普通战斗机。而中国空军驾驶的，是从美国购买的霍克–3型双翼驱逐机，火力不及“九六式”轰炸机，但飞机性能上却优于对手。
这场不到30分钟的空中绞杀，结局让日本人大吃一惊，甚至让中国人也大吃一惊：日本空军被击落三架飞机（当时战报是击落6架），击伤一架，而中国空军无一损失！
杭州的报纸，两个小时后就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
全国沸腾。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个消息。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问消息是否属实，然后询问：击落第一架日本飞机的我方飞行员叫什么名字？
他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190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县。1920年，13岁的高志航考入了奉天中法学校，后来又进了张作霖父子办的炮科学校（东北军当时以炮兵打天下）。1922年，张学良改组军队，决定大力发展空军，从国外买了120多架飞机（可见当时张氏父子多么有钱），筹建空军学校，并准备从炮科学校中选拔18名学员到法国留学学习飞行技术。
当时高志航非常想去，但因为身高只有167厘米，落选了。他一个人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没人理睬。后来，他用法语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把名字“铭久”改成了“志航”，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张学良最终同意将高志航加入留学生的行列。
1927年1月，19岁的高志航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随后被张学良将军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驾驶员，随即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在那期间，高志航遭遇了一次事故：他试驾一架刚买进的新型飞机，出了故障，弹出的操纵杆敲断了高志航的腿骨。因为接骨效果不理想，需要敲断重接。为了避免影响飞行员最重要的神经系统，高志航坚决不肯打麻药，在无麻醉状态下敲断腿骨重接。接完骨后，高志航的伤腿短了1厘米，从此人称“高瘸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放一枪，全线退回关内（详见本书收录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四张面孔》）。这件事给了高志航极大的刺激，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返回关内——作为一名当时中国极度稀缺的优秀飞行员，他希望能有一个报国的机会。
高志航当年的留法同学邢铲非，当时已经做到了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南京航委会航空大队长。经他的介绍，高志航来到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接受了一个高级班的短期培训。但因为他当时东北军的身份，处处受人猜忌和排挤，结业后只得到了一个空军见习少尉的头衔，还没有单独飞行资格。
但是，高志航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有过硬的飞行技术。在之后几年，他通过刻苦自修，掌握了“夜间起飞不打灯”“倒飞”“弧形飞”
等当时国际一流的飞行技术，并在几次检阅中技惊四座，很快就成为空军教导总队的少校总队副。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岁生日。那天，南京航委会特别在南京举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特技表演。当时正留守杭州的高志航闻讯后，主动驾机前往参加。当时，他那些拿手好戏让外国飞行员的特技都相形见绌，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高志航声名大振。
1935年，高志航奉命去意大利考察并购买飞机。在意大利，酷爱飞行的墨索里尼对高志航的飞行技术大为赞赏，甚至希望他能留下，当然遭到了拒绝。意大利的飞机制造厂商出了重金贿赂高志航，试图让他买下一批落后的飞机带回国，高志航坚决不答应，随即向美国购买了100架霍克–3型飞机。
这就是1937年8月14日，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那批飞机。
再回到1937年8月14日那一天。
当时笕桥机场上空大雨，由河南飞来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中队9架飞机刚刚降落在机场准备加油，第二十二、二十三中队还在飞行途中，准备降落。
已经是第四大队队长的高志航，得到日机来袭的警报后，随即奔了出去。因为通信设施不灵，高志航骑了辆自行车，不停用手势加喊叫：“起飞！赶紧起飞！”在命令第二十一中队起飞迎敌后，高志航自己也跳上了一架霍克–3型战斗机，带了两架僚机迎了上去。
当时的日本“九六式”轰炸机编队因为过分轻敌，已经四处分散寻找轰炸目标，放弃了交叉火力掩护，这也给升空后的中国空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高志航率先在云层下发现了一架涂着迷彩色的“九六式”轰炸机，对方同时也发现了他，机枪马上从炮口中伸了出来。
但高志航不可能给予对手任何机会，他先是用机关枪摧毁了那架飞机的尾炮，然后从容跟进瞄准，精准击中了对手飞机的主油箱，日机像一个火球一般，坠落在钱塘江畔。
8月15日，不相信失败事实的日军从马鞍群岛附近的“加贺”号航母上起飞了16架轰炸机和29架战斗机，再次奔袭杭州。高志航率第四大队起飞迎敌，又打下日机3架（高志航本人击落2架）。那一天，中国空军第四、第五大队一共打下17架日本飞机。8月16日，又击落日机8架。
短短几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竟然在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面前，损失了一半最新式的“九六式”轰炸机，且对战略目标的打击根本不能完成。
在“大日本帝国巨大的耻辱”面前，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义大佐，剖腹自杀。
但令人扬眉吐气的胜利，毕竟只是暂时的。
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对比是这样的：日本拥有91个飞行中队，各类作战飞机2100架左右，而中国一共只有3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日本作战飞机是中国的7倍。
更关键的是，日本自己拥有飞机制造能力和技术更新能力（1940年后服役的著名“零式战机”，曾给中美空军造成巨大麻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而中国所有的飞机包括零件都从外国采购，本身没有任何制造能力，换句话说，打一架就少一架。在最初的交手之后，中国空军飞行员每一次驾机升空，往往要单挑对方10架甚至20架飞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飞行员都知道自己的必然结局——殉国。
其中当然也包括高志航。
1937年11月，因为中国的飞机越打越少，只能从苏联秘密购买（美国当时因不愿得罪日本，不再向中国出口飞机）。高志航受命到兰州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月28日，转场的飞机抵达河南周口机场，随时准备飞赴南京支援前线。
但是，这个情报却被日本人获悉了（一说是汉奸告密）。
11月28日清晨，数十架日军轰炸机飞临周口机场上空，对新到的中国飞机施行轰炸。高志航率先冲进机舱准备升空迎敌，但一连发动两次飞机都失败了。这时，炸弹已经在机场爆炸，身边的军械长劝他先找地方避一避。高志航回答：“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就在第三次发动的时候，密集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座机周围，高志航连同14架飞机，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殉国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时年30岁。
悲壮殉国的，不仅仅是高志航。
当时，包括高志航在内，中国空军有“四大天王”。
乐以琴，曾被称作“空中赵子龙”，一人击落过8架日机。在南京保卫战中，与战友董明德驾驶仅存的两架飞机升空迎战数十架日机，飞机被击中后，跳伞落地身亡。时年23岁。
李桂丹，“八一四空战”中击落第二架日机的王牌飞行员。1938年武汉保卫战中，以寡敌众，在击落3架敌机后，在空中被日机击中油箱，机毁人亡。时年24岁。
刘粹刚，一人击落过敌机11架。南京保卫战中，日机欺负中国空军已无力量，在南京上空做特技表演，刘粹刚单独驾驶飞机升空，在数万南京市民眼前击落日机一架。1937年10月，在支援山西战场夜航时，为了保全珍贵的飞机而不肯跳伞，最终飞机撞上高平县魁星楼，机毁人亡，时年24岁。
除了这些英雄，还有一批名字值得铭记。
沈崇诲，在1937年8月19日的淞沪空战中，飞机冒烟起火，与同机的陈锡纯决定放弃跳伞，驾机撞击日军旗舰“出云号”，最终失败，坠机入海殉国。沈崇诲时年26岁，陈锡纯时年22岁。
陈怀民，在1938年武汉“四二九空战”中，飞机中弹起火，但他放弃跳伞，驾机翻转180度，与当时日本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的日机相撞，同归于尽。时年22岁。
还有很多在空战中牺牲的飞行员，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
1944年第5期《中国的空军》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殉国成仁的烈士群》的文章，其中记载了很多当时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而最多的一句就是：“某天，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笕桥中央航校，同学之间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同年入校，同年毕业，同年殉国。
这些飞行员殉国时，风华正茂，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退缩。刘粹刚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真的，假如我要是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因为我们生在现代的中国，是不容我们偷生片刻的！”
翻开当年中国空军的飞行员花名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与日本惨烈的空中战斗中，中国的第一批精英飞行员，基本没有一个活过1938年。
以高志航为首的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在开战一年之内，全部殉国。
馒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