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总是觉得，从来没有什么“偶然引发”的历史事件。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些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在推动。它们来自各个方向、各种人、各种意图，但最终促进这件事件爆发的，往往就是这些背后的故事。
1931年，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的脸色，是得意的。
倒不是因为石原莞尔官运亨通——虽然他日后官拜日本陆军中将，但在1931年，他的军衔还只是中佐。
让他得意的，是他的一个观点在日本国内军政界，得到了高度评价。
石原莞尔的观点，是这样的：代表东方的日本和代表西方的美国，未来难免会为争夺世界霸权决一死战。在此之前，日本最需要的就是夺取中国的东北——他们称为满洲——作为日后的扩张和补给基地。
说实话，这种“自己家里没有，就要强占人家”的强盗逻辑，在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的日本，早已不算新鲜。但石原莞尔的老调重弹之所以受到追捧，还是和1931年的日本国情有关。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这个弹丸之国，在当时确实走在了亚洲的最前面。
但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日本尝到了大苦头——到了1931年，日本显然已经撑不住了：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30%，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近50%，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国内市场严重萎缩，中小企业大批破产，失业人口接近400万。
这时候该怎么办？
美国选择了罗斯福，开始了“罗斯福新政”，而日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开始扶植以三菱、川崎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转向军火制造，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谋求高额利润。
当然，军事膨胀之后，是需要有“宣泄口”的。这个“宣泄口”，无疑就是中国。
石原莞尔的观点，只是给原本就下定决心的日本人，再打一针鸡血罢了。
1931年的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的面色有些紧张。
但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将改变历史。
河本末守隶属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是个队副，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爆破专家。
9月18日的那一天晚上，他带着6名士兵，偷偷埋下了42包黄色炸药。
42包炸药，本来不足以让历史记住河本末守的名字，但他埋炸药的地方，是中国沈阳的北大营西南800米左右的柳条湖——北大营，是当时中国东北军的驻地。
这些炸药，是埋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下面的。
22点30分，42包炸药被准时引爆。
这次爆炸，其实并没有引起什么损失，据说，爆炸之后20分钟，一列列车还安然无恙地开了过去。
但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已经足够了。
随着爆炸声，早就在4公里外等候多时的川岛正大尉——河本末守所在中队的中队长——下达了对北大营中国东北军第七旅的攻击命令。
23点46分，爆炸发生的1个多小时后，驻扎在沈阳的土肥原贤二给驻扎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先后发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说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
第二封，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中。
早已“等候多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立即拍板：迅速集结，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那一晚，东北少帅张学良的神情非常轻松。
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九一八事变”的当晚，并不在东北。
张学良5月底因为重感冒，住进了北平的协和医院。因为长期吸毒，少帅的身子骨总是比正常人恢复得要慢一些，到了9月初才痊愈。
那一晚，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北平的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由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实不光是张学良。9月18日那一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在忙着给自己的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在北平，代管黑龙江的是他儿子；另一个副司令长官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奔父丧回了锦州。
那一晚，据梅兰芳后来回忆，在他演到赵女金殿装疯的那一段时，看到有人奔进了包厢，对张学良耳语了几句，然后张学良迅速起身离开了包厢。
少帅看来真的是急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后，了解了一圈情况，然后立刻给参谋长荣臻下了一道命令。
此时的沈阳，在关东军开始攻击后，东北边防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里）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随后，赵镇藩接到了荣臻的电话，在电话里，荣臻传达了张学良刚才从北平发过来的命令——宣称是绝对死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道命令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命令关东军所有能调动的军队，全部向沈阳进军。驻扎在沈阳各个要塞和机构的东北军全部奉命不战而退，中国军警全部缴械。
9月19日早上7时左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9个小时后，东北军一枪不发，沈阳全城陷落。
下面是一组令中国人痛心的数字：东北军全面撤退后，仅沈阳兵工厂，日军就缴获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和野战炮250余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还有，张学良多年苦心经营，购买来的各种飞机260余架。其他经济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
下面还有一组数字，更让人痛心：当时，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为1万人左右、非正规军1万人、警察3000人，一共23 000人。而当时，作为中国最强的军阀派系，东北军一共有30万人。除了10万人被调进关内，当时在东北地区的军队有20万人。尤其是当时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的关东军一共650人左右，而北大营内有东北军12 000人。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周的时间里，区区2万名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横行，面对不抵抗的东北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30多个城市。
1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就此沦陷。
1936年，已经被逼入绝境的张学良不惜搞出“西安事变”来证明自己的抗日决心，但在1931年，手握一把好牌的少帅，就这样毫不心疼地把自己老爸张作霖一辈子辛苦打造的基业，轻松败光。
张学良为什么当时选择不抵抗？后来接受华人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采访时，他给出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1] ，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
当然，那时候也有不少人说，“不抵抗”的罪名，不应该张学良一个人来背。
那一晚，蒋介石的脸上神色淡定。
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9月18日的晚上，蒋介石正在开往江西南昌的“永绥”号军舰上。事变的消息，是蒋介石9月19日军舰抵达湖口后才知道的。
当时，蒋介石立刻给张学良拍去了一封电报：“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
从电文可知，蒋介石完全不清楚东北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希望张学良要辟谣“是中国军队拆毁铁路”的说法。
所以，说“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蒋介石有没有告诫过张学良“不要冲动”？有，但是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当时确实给过张学良明确指示：避免冲突，不要给日本人任何把柄。
只是，张学良把这句话“升华”了。日本人都主动发动进攻了，他却依旧要“避免冲突”——人家还需要你什么把柄吗？
事情发展到9月18日晚上这一地步，其实已经超出蒋介石的控制了。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虽然宣布“易帜”归顺中央，但东北的军事、经济、政治均高度自治，蒋介石最多只能有个“建议权”。这一点，从1931年12月锦州的丢失就能看得出来——12月，日军主力开始围攻东北的锦州，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致电张学良，于公于私，都希望他能积极防守，但张学良最终选择了撤退。
所以，张学良晚年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也承认得很坦诚：“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但蒋介石同时又是矛盾的。
9月18日，蒋介石所乘的“永绥”号军舰之所以开往南昌，是因为蒋介石要亲自坐镇江西，“围剿”红军。
就在“九一八事变”七个月前，蒋介石刚刚调集30万大军，对共产党的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在《告全国将士书》中表示：“赤祸是中国最大的祸患！”
所以，即便到了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发表演说的内容，不是如何收复东北，而是那句大家后来都知道的“攘外必先安内”。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了中日必有一战，但他也明白，面对强大的日本，当时的中国是有多孱弱。所以他选择一拖再拖，能拖就拖，首先要“把家里打扫干净”。
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有所不同，但蒋介石和张学良在1931年9月18日前后，对日本人采取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个字：
忍让。
1931年，中国人如果不忍让，究竟会怎样？
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估计，日本人会就此找到借口，不断增兵，最后全面入侵中国。
那么忍让了，又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1932年，日本人“请”出了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企图坐实侵吞中国东北的事实。
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省，并攻击长城各个隘口。《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中国军队被规定只能待在长城以南，等于变相承认不会去收复沦陷的热河省和东北三省。
1934年，日本指使伪满洲国成为“满洲帝国”。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
1936年，日本和伪冀察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冀察两省。同年，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反而觉得自己“忍让”了六年的日本，终于开始全面侵华。
面对一头注定要作恶的狼，你的忍让，只是给了它磨牙的时间罢了。
馒头说
在1931之后，自张学良以下，东北军，甚至东北人，似乎都和“不抵抗”三个字扯上了关系。
但事实上，即便是成为沦陷区，东北人也从没有选择放弃，辽宁义勇军、吉林义勇军、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等纷纷成立，最后会合成了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三省是第一片沦陷的中国国土，也是对抗日本入侵时间最长的一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值得记住的名字。
有八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女战士，在被关东军包围后，手挽手走向了即将冰封的乌斯浑河，全部牺牲——她们叫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她们的故事，就是后来被人传颂的“八女投江”。
有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团政委，在被捕后饱受关东军令人发指的酷刑，却坚决一字不吐，最后慷慨就义，她的名字叫赵一曼。
还有一个抗联的总指挥，在被叛徒出卖后誓死不降，牺牲后被关东军解剖胃部，发现里面是一些棉絮、树皮和一些连牛都不吃的草根。他的名字叫杨靖宇（杨靖宇的故事，参见本书收录的《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还有太多太多的东北抗日志士，无论国共，都没有留下名字。他们被关东军逮捕后，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头颅被高高悬挂在城市的电线杆上。但第二天，还是会有日本士兵被神秘杀死，尸体直接横在马路上。
《泰晤士报》曾经报道：在东北，对于关东军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安全的。
英国人可能无法理解，已经被中央政府“抛弃”的东北人，哪来的那种前仆后继、无畏死亡的动力？那是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在日本士兵的尸体旁边，会有一张写着四个大字的传单：还我河山！
这就是他们的动力所在，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动力所在。
打不过是客观事实，但坚持打是主观态度。
对于1931年的中国而言，东北的沦陷只是一个国家14年苦难的开始，但也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发端。
一寸山河一寸血。
[1] 指侵吞整个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