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1911年10月10日无疑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爆发了一场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革命，这也是台湾“双十节”的由来，而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貌似是一根香烟点燃的……
让我们先回到这个日子的前一天——1911年的10月9日。
上午，武昌小朝街85号（武昌复兴路紫湖村武汉市第九中学附近）。
蒋翊武靠着桌子，正在招呼一群人开会。
蒋翊武是武汉革命组织“文学社”的社长（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不要以为“文学社”是个研究风花雪月的社团，其实是一个革命组织。蒋翊武当时召集开会的，是武汉新军中已成为革命党人的标营代表。
按照清朝新军的建制，一个“标”相当于现在一个团，一个“营”即相当于现在一个营。当时，武汉驻扎的所有新军，总共一个“镇”（相当于现在一个师），12 000人左右，但其中，立志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军官和士兵已经接近3 000人。
按照会议的安排，这批清朝的军人，准备在10月16日搞一场大的起义，而起义的目的，就是占领武汉三镇，进而推翻他们为之效力的清王朝。
大清王朝已经坐在了火药桶上。
蒋翊武要做的，就是要点燃这个“火药桶”。
但就在蒋翊武他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与武昌一江之隔的汉口，一个真正的火药桶，居然先被点燃了。
同一天的上午，汉口，宝善里14号。
孙武靠在窗边，正在仔细检查脸盆里的炸药。
孙武是武汉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和前面提到的蒋翊武的“文学社”一样，都以推翻清朝为大任，所以索性就结成了同盟——蒋翊武是总指挥，孙武是参谋长。
曾留学日本，专门学习新式炸药技术的孙武，当时正在自制一个炸弹。按照计划，这个炸弹做好后，要从武汉总督衙门后围墙的武昌帽店楼上甩进总督的卧室，直接炸死湖广总督瑞澂。
当时的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血性又不失想象力。
这时候，房间里进来一个人，一个叼着香烟的人。这个人不是外人，是“共进会”另一个负责人刘公的弟弟，叫刘同。当时只有14岁的刘同，想进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制作炸药的。
房间里不可能有“此处禁止吸烟”的标语，而孙武和他的同伴们也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
看得津津有味的刘同，顺手弹了一下烟灰。
“轰！”一声巨响。
孙武满脸是血，呆立当场，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惭愧——炸药的质量实在一般，居然一个人也没炸死。
但伤情严重的他还是立刻被同伴送去了医院，同时，所有人立刻撤离。
巨大的爆炸声，很快引来了租界的巡捕。
宝善里，当时属于俄租界。
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让人觉得，这批革命党人的革命经验，基本为零。
孙武他们制作炸药的宝善里14号，居然同时也是“共进会”的机关总部。策划起义用的大量旗帜、标语，都没来得及拿走。
最要命的是，还有一本起义人员名册。当时，这本起义人员名册是锁在保险箱里的，但钥匙在一个叫邓玉麟的人手里，他出门买表去了（起义军需要对时）。
闯进屋子的租界巡捕随后搜到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本名册，大惊失色，立刻全部交给了湖广总督瑞澂。
这还不是革命党人下的最后一步臭棋。
因为怕名册被清政府搜去，“共进会”的负责人刘公，想来想去，还是决定派自己的弟弟刘同，潜回宝善里14号，拿回名册。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后悔多吸一根烟的刘同，只能硬着头皮再回去。
然后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巡捕一举抓获。
14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刘同一被抓获，立刻就招供了：他们是在准备一场起义……
湖广总督瑞澂大喜过望，立刻决定全城戒严，一个也不准出城，然后拿着花名册，准备一个个抓人。
再回到小朝街85号。
1911年10月9日，下午。
蒋翊武一得知宝善里炸弹爆炸的消息，就知道事情要糟。
是坐以待毙，还是殊死一搏？
当然是后者。
蒋翊武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就在当晚，提前起义。
蒋翊武以“总司令”的名义，下达了“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10月9日晚上12点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封命令被用复写纸抄写了30份，在下午四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其中最重要的一封，是给南湖炮队的，因为他们将担负“发令枪”的责任。蒋翊武特别关照那位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
接下来，蒋翊武决定死守小朝街85号不走了——革命爆发时需要各方面的联络和指挥，只要南湖炮队炮声一响，这里就不再危险了。
晚上11点，蒋翊武没有等到南湖炮队的炮声，而是等到了拿着花名册抓人的警察。
听到楼下敲门声的时候，蒋翊武就知道事情不对了。他对同伴说了一句：“事已至此，不要慌！”然后抄起一颗炸弹就带头往楼下冲。同为革命党骨干的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拿着炸弹，跟在后面。
面对涌入的大批警察，刘复基抬手就甩过去两个炸弹——革命党人的制作工艺实在太差，炸弹该响的时候，没响。
随即所有人被捕。
如果是在打电子游戏，屏幕上是时候出现如下一行英文了：Game Over（游戏结束）。
或者就像是在“斗地主”时，清政府手里一把王炸三个2，革命党手里一把散牌，还能往下打？
但就是这样的一局牌，都能有反转。
首先，蒋翊武居然逃出来了。
之所以能逃，是因为他没剪辫子。当时他留着长辫，穿着长马褂，一副路人的样子，而且他就是按照路人的台词表演的：“我只是路过看热闹的，你们抓我干吗？”
这个时候，革命队伍里没有叛徒的重要性就凸显无遗——敌人没有一个认识蒋翊武的，自己人没有一个出卖蒋翊武的。
警察真的把蒋翊武当成了路人，根本没严加看管。于是，在同伴的帮助下，蒋翊武晚上瞅了个机会，翻过围墙就跑了。
其次，湖广总督瑞澂急于邀功，居然以为已经扑灭了革命之火。
在抓了32个人后，瑞澂通告全城：“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
然后，又急吼吼地向清廷发电：“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但是，一手烂牌的革命党人，厄运还没有结束。
因为已经获悉了革命党人的计划，武昌城全城戒严，所有营房的士兵都不准外出，不能与外界接触。
那位最重要的给南湖炮队送信的人，没能把信息传递过去。
换句话说，蒋翊武原来死守小朝街85号，是毫无意义的。
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今晚要起义，但是，没人打发令枪了。
而这时候，蒋翊武觉得起义暂时已无法发动，决定离开武汉，先到附近的监利县避避风头。
武汉革命党人的总指挥差点被抓，外出避难，总参谋长被炸弹炸伤，还在养伤。
这场迫在眉睫的革命，到底是爆发，还是不爆发？
时间到了1911年10月10日，晚上7点。
武汉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
离原来约定的起义时间，已经过去了19个小时。
全城戒严中，二排排长陶启胜开始查房了。在查房的过程中，陶启胜发现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和士兵程正瀛在擦枪（一说在睡觉，“擦枪说”出自熊秉坤回忆录，可信度高），旁边放着一堆子弹。
在全城紧张的气氛中，陶启胜立刻质问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以防不测。”金兆龙回答。
“是不是想造反？”陶启胜一把抓住金兆龙。
“造反又怎样！”金兆龙索性豁了出去。
“来人！抓起来！”陶启胜对外面的人大喊，然后脑后就挨了一枪托——一旁的士兵程正瀛动手了。
情知不妙的陶启胜转身就跑，程正瀛抬手一枪，正中陶启胜腰部。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是这样打响的。
枪声惊动了营外的工程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他们闻声奔进营内，结果被程正瀛及其他闻讯赶来的起义士兵全部击毙。
阮荣发临死前还喊了一句：“此事做不得！要诛九族！”
枪声同样惊动了营外的另一个班长：熊秉坤。
熊秉坤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班长，而是革命党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就在前一天起义暴露之后，熊秉坤在10日的早餐时间就串联好全营的革命弟兄：名册已经被搜集去了，反正是一死，晚上听枪声，起义。
只是这一枪，不是熊秉坤先打的，而是程正瀛打的。
既然枪声已响，熊秉坤就索性吹起了哨子——全部集合！开干！
枪声响起的时候，武昌城内各个军营都已经开始骚动起来。
虽然没有了总指挥，也没有了参谋长，但新军各营的革命士兵，就像昨天孙武脸盆里的那盆火药，只需要一个香烟火星，就能引发剧烈的爆炸。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已很熟悉：起义军占领了军火库，炮轰了总督府，一夜激战，占领武昌全城。
一天后，汉阳起义成功。
两天后，汉口起义成功。
四十八天后，清朝内地十八个省，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
八十一天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百二十四天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灭亡。
馒头说
读完本篇会觉得“武昌起义”完全是一场偶然事件。
其实，历史哪有那么多偶然。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像我在文中提到的那样——中国就像宝善里14号那个堆满火药的房间，只需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点燃。
更何况，“武昌起义”毕竟是事先做过很多准备工作的。虽然起义的前夜还有当天，各种场面都显得有些乱，但历史的大方向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不是1911年10月10日，也会是在未来不远的某个日子，不是蒋翊武这批人，也会是另外一批人。
此外，虽然这篇文章的笔调有些轻松，但那场革命，是真实且惨烈的。比如那一夜一起被捕而没有逃出的蒋翊武同伴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被拷打后坚决不吐露一点情报，在凌晨都被斩首示众。
而在那一夜被人熟知的那些名字：蒋翊武、孙武、程正瀛、金兆龙、熊秉坤、邓玉麟，他们人生的结局都不美妙。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并不是每一段历史，都有那么多的巧合可以说，有那么多包袱可以抖的。
但也正是因为历史永远是那么冷酷无情，所以，所有理想坚定，并勇于为之奋斗甚至献身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