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的名字，可能是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他叫李鸿章，他的一生，用百万字立传，恐怕都未必能尽述，所以，今天我们只讲关于他的五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860年，李鸿章37岁的时候。
彼时的李鸿章，办过团练，稍微有了点名气，最多算一个“小V”。之所以还能算“小V”，也主要是因为他加了一个“大V”（拥有众多粉丝的用户，小V即粉丝较少的用户）的“微信”，进入了他的朋友圈。
那个“大V”，叫曾国藩。
安徽合肥人李鸿章，1823年出生，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3岁以“年家子”身份进入曾国藩帐下。
什么叫“年家子”？就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年中的进士，称为“年家”，“子”就是子女。在那时候，“同年进士”一般都互相抱团，官场上相互照应，本身就是个利益团体。
曾国藩以“识人”闻名。当23岁、身高超过一米八、仪表堂堂的李鸿章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就被一眼看中。从后来的发展看，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是刻意培养，确实是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可以说，晚清三大名臣里，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拔和指点，可能还是会有左宗棠，但基本不会出现李鸿章。
李鸿章一直恭恭敬敬地称曾国藩为“老师”，自称“学生”，但在他37岁那年，却和曾国藩闹翻了。
闹翻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当时负责追剿太平军的曾国藩，把大本营安扎在了安徽的祁门。当时担任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坚决反对。他认为，祁门易攻不易守，且是个“绝地”，无路可逃，大本营安扎在这里是自寻死路。
曾国藩不听。
第二件事，曾国藩当时任用另一个亲信幕僚李元度守徽州。李元度文人出身，带兵到徽州后，不听曾国藩“坚守不出”的意见，贸然出击，徽州转瞬就被攻破。徽州是祁门的门户，徽州一失，祁门门户大开。曾国藩盛怒之下，要向朝廷参奏李元度的过错。
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曾国藩幕僚中资格最老的亲信，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直力挺曾国藩，还救过曾国藩的命，不应该因此就参奏他。于是李鸿章带着一干幕僚，去和曾国藩讲道理。
曾国藩还是不听。
两个建议接连不听，李鸿章怒了，一气之下，决定走人。
李鸿章要走，曾国藩也怒了：老夫这么关照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要走？罢了，滚！
后来呢？太平天国的大军果然直扑祁门，曾国藩退无可退，当时把遗书都写好了，把刀挂在帐上，随时准备殉国。幸亏手下悍将鲍超率援军在千钧一发之际解围。
而李元度后来被重新起用，平苗乱，修炮台，办洋务，做得有声有色（当然，曾国藩后来还是密荐了李元度）。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李鸿章的“倔”。
但“倔”的背后，折射出李鸿章当时的一些能力和见识，至少已不在老师曾国藩之下了。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863年，李鸿章40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相当于江苏省省长），算得上是一个“中V”了。更重要的，是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淮军。
这一切，还是靠曾国藩。
就在负气出走的第二年，李鸿章还是在诸人的“劝和”下，回到了曾国藩的帐下。一方面，曾国藩发现帐中少了李鸿章，怎么都不顺畅；另一方面，李鸿章发现离开了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事无成。
这次复合后，师徒俩再也没有翻过脸。曾国藩对李鸿章开始加速“提拔”——倾力帮李鸿章打造淮军，甚至亲自帮李鸿章订立营规，并把湘军中战斗力相当凶悍的几个营送给李鸿章。
1862年初，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率淮军共13个营9000人南下上海，开始在江浙地区与实力强大的太平军周旋。在上海，李鸿章不仅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更是开始和洋人打交道，将淮军慢慢更新为“洋枪洋炮”，发展到了六七万人，羽翼初成。
然后，就发生了“苏州事件”。
1863年，李鸿章率军围攻苏州。苏州当时是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苦心经营的底盘，虽然李秀成已去救援天京（南京），但苏州城依然易守难攻。
李鸿章当时得知，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手下四“王”四“天将”（太平天国后期封了2000多个王，阿猫阿狗都成了王）对谭绍光不满，密谋投降，便与对方联络。双方请当时的“洋枪队”（那时已叫“常胜军”）队长戈登（英国军官）作为证人，许诺只要八个人献出苏州，均能加官晋爵。
结果，八个太平军叛将果然一刀割下谭绍光首级，送到李鸿章帐下，并打开城门，迎清军入城。
清军入城之后，按照李鸿章后来的说法，他发现太平军依旧占据着半个城池，要求自己兑现诺言。于是李鸿章在晚上就办了一桌酒宴，宴请投降的四“王”四“天将”。八人兴冲冲赴宴，酒酣耳热之际，被李鸿章安排的武士一刀一个，全都砍下了首级。之后，清军屠城，又杀害投降的太平军2万余人。
这就是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
“杀降”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大哗。英国人戈登甚至因为李鸿章背信弃义，拿着手枪要与他决斗。李鸿章避而不见，上表朝廷，说“常胜军”劳苦功高，赐赏银7万两，随后又给了戈登个人白银1万两。戈登随之作罢。
第二个故事，与其说展现了李鸿章洞悉洋人心理的手段，倒不如说，暴露出李鸿章的一个“狠”字。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1864年，离上个故事只过去一年，李鸿章41岁。
彼时的李鸿章，凭借日益强大的淮军，已经基本肃清了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可以算是一个大V了（曾国藩那时算超级大V）。
此时太平天国也已经进入生死存亡阶段。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团团围住，但久攻不下。
朝廷急了，连连下诏，催李鸿章的淮军迅速进军天京帮忙。当时的形势是，谁拿下天京，谁就等于最后剿灭了太平天国，那是对整个清朝而言最大的功劳。咸丰帝曾经承诺过：谁能攻破天京，就封谁为王！
但李鸿章就是按兵不动。
李鸿章不想封王？当然想。但他知道，这个“桃子”必须让给曾国藩。
李鸿章深知，曾国藩自在湖南办团练以来，最大的目标，就是剿灭太平天国。那么多年来，曾国藩率领湘军浴血征战，最后终于合围天京，一围就是两年。这个时候，如果李鸿章出兵，等于一间乱七八糟的房间，湘军扫地、拖地板、倒垃圾，把脏活累活全干完了，然后淮军进房间洒点香水，说是和湘军一起整理的这间房间。
所以，李鸿章的部下虽然不断地请战，但全被李鸿章压住。他今天回复朝廷，说部队太累了，要休整，明天回复朝廷，说自己生病了，病好了再说。实在扛不住，居然率部队进入了当时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地盘追击太平军，气得左宗棠上书朝廷，说李鸿章“越境掠功”。（同为曾国藩幕僚的左宗棠，当时也已经成了一个大V，他的故事参看《一个被低估的“大V”的成长之路》）
但是，朝廷一再催促，李鸿章又不敢公然抗命。于是，他不断派人打听，围困天京的湘军部队到底准备得如何了。等听到湘军已经差不多挖通了进城地道，他才假模假样开始集合部队。
但在发兵之前，他先给当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大帅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写了一封信，说我受朝廷之命，就要来增援啦！
这封信的言下之意其实很明确：兄弟，加把劲啊！抓紧攻破天京吧！不然我实在顶不住就要过来啦！
曾国荃收到这封信后，当众朗读给了所有高级将领，说：我们在这里苦苦围困了天京两年，是不是功劳就要让别人抢去了？!（“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
众将怒吼：拼了！（“愿尽死力！”）
曾国荃出示信件的第二天，湘军就攻破了天京城。
城破之后，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他握着李鸿章的手说了一句话：“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意思是，我们曾家兄弟俩的面子，全靠你保住了。
所以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精”。
时人评价：曾国藩会识人，左宗棠会打仗，而李鸿章会做官。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1881年，李鸿章58岁的时候。
这一年的11月8日，从唐山到胥各庄（今唐山丰南区），开通了一条9.7公里长的唐胥铁路。
不要小看这条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国人自己铺设的铁路（英国人设计）。
为了这条10公里都不到的铁路，李鸿章可谓是费尽心机。
早在19世纪40年代，铁路就已传进了中国。但是一方面，清朝视“铁路”为洪水猛兽，认为会动了祖宗的根基；另一方面，造铁路需要大量财力人力，正好也可以作为一个将其拒之门外的借口。
那如果外国人帮着造呢？1876年，英国人自己出资造的中国第一条营运的铁路吴淞铁路，撞死了一个行人，正好被清政府抓住了由头，花28万两白银买回了这条铁路，然后一段一段，拆除殆尽。
而李鸿章却看到了，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铁路对未来中国的意义。所以，他冒了一个大风险：为了运煤，他主持建造了那条唐胥铁路，然后上报朝廷的时候，他只是汇报造了一条“供马车通行的快速路”。
铁路建成之日，火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跑了一个来回，观者无不兴奋雀跃，但“纸包不住火”，很快又引起了朝廷的惶恐：“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
东陵是什么地方？是清朝列祖列宗的陵墓所在之地。尽管东陵离铁路还有近百公里远，但慈禧太后勒令必须停止。
于是，唐胥铁路就上演了世界铁路史上最荒唐的画面：由骡马拖着的火车机头，在标准化的铁轨上面蹒跚前行。
这可笑的一幕，直到中法战争爆发，需要铁路大量运煤之后才消失。
但这也是李鸿章对抗朝廷中顽固派的方式：你有一百种方式阻挠，我就有一百种方式变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如果说是始自曾国藩的话（创立“安庆内军械所”），那么发扬光大，就是在李鸿章手里。
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分别是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的结局，请参看《一场“耻辱海战”的背后》）
此外，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这些当时赫赫有名的民企，都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中国的第一根电报专线，也是李鸿章极力促成的。
在创办这些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李鸿章确实也从中为他自己和家族中饱私囊，但放到大的格局来看，他的眼光确实比当时已经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政府要远得多，他所布下的洋务格局，甚至影响到中国的今天。
所以，第四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远”。
到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895年，李鸿章已经72岁了。
前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惨败的一方，自然得接受获胜一方提出的条件。
谁去参加这个注定是屈辱的谈判呢？慈禧太后说：我看还得李鸿章。
于是，1895年3月19日，作为清王朝的全权代表，72岁的李鸿章率团抵达日本马关。
面对失败者，日本人狮子大开口，除了割地之外，索赔白银3亿两（当时日本的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白银）。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只给李鸿章两个选择：同意，或不同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李鸿章请示朝廷后说：不同意。
事实上，按照当时中国的惨状，基本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的。但是5天之后的3月24日，发生了一件事。
李鸿章在回下榻之处的路上，被一个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年轻人枪击，子弹击中面部，满脸是血。
根据小山被捕后的供述，他不希望中日就此议和，而希望日本乘胜追击，直捣北京，所以他就做出了刺杀李鸿章的举动。
李鸿章的枪伤经救治后，并没有大碍，只是因为年事已高，无法手术，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眼眶下，直到他盖棺。他曾叮嘱手下，不要将他中弹时的血衣洗掉，而是要带回国内，因为“此血可报国矣”。
这件事震动日本朝野，因为害怕中国就此寻找借口中断谈判，每天来看望李鸿章的日本朝野政要络绎不绝，天皇的妻子都送来了亲手制作的绷带。
但李鸿章需要的是实惠。
因为这一颗子弹，日本索赔的款项，从3亿两白银减到了2亿两白银。（其实其中也有日本怕列强干涉的因素。）
而面对那2亿两白银，李鸿章还做了最后的无用挣扎。
日本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回忆：“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
按照陆奥宗光的说法，连“少要点钱当回国盘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实在有失李鸿章的身份。
李鸿章回国后，舆论骂声一片，但唯独有一句中肯评价：“李鸿章挨了一枪，省了一亿两。”
签下《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发誓不再踏入日本国土一步。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必须取道日本，李鸿章坚决不肯在日本住宿，连换船时都不肯搭乘日本的小舢板，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块木板，李鸿章以73岁之高龄，中国第一重臣之身份，就这样在风中颤颤巍巍地走过去。
当李鸿章走过木板的时候，展现的是气节吗？
不是，只是悲哀的气愤罢了。
所以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哀”。
馒头说
曾有人说，李鸿章生逢乱世，如果生在盛世，必是一代名臣。
但换个角度看，如果不是乱世，严防汉人的清廷怎会起用汉人做大官？又哪里会有李鸿章？连曾国藩都不会存在。
时势往往造英雄，但英雄却未必能改变时势。当时的李鸿章，其实就像极了唐胥铁路上，那匹拖着沉重火车前行的马——凭一己之力，拖着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前行。
李鸿章自己知道吗？他清楚得很。
在晚年时，李鸿章曾自嘲是个“裱糊匠”，“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有何术能负其责？”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评价李鸿章：“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而梁启超表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1901年，本已被闲置的李鸿章又被慈禧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目的只有一个——去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
李鸿章被称为清朝“外交能手”，但他晚年经手签订的30多个外交条约，几乎个个丧权辱国。
是李鸿章丧权辱国吗？是洋人要打慈禧的耳光，慈禧派李鸿章去代挨罢了。
4个月后的1901年11月7日，早已开始大口吐血的李鸿章在病逝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床旁逼迫他就中俄的一份条约签字。
临死前，李鸿章双目不闭，身边人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
李鸿章才闭目离世，享年78岁。
李鸿章20岁时，曾作诗一首：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78岁临终前，李鸿章遗诗一首：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从“欲封侯”到“孤臣泪”，李鸿章甘苦自知。
李鸿章在晚清掌权的几十年里，当然有不少过错，但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换个人来，是否能做得比李鸿章更好？
反正我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