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流氓的故事，当然，这不是个普通的流氓，当年的他，名震上海滩，甚至全国。这些年来，关于这个流氓大亨的故事越来越多，出现了不少他的语录，他也成了不少人崇拜的偶像，但无论是哪个人，都会有他的正面和反面。
杜月笙，1888年出生，没错，真要算起来，他也做过清朝人。
他出生于当时江苏省川沙厅高桥镇，这块地方，现在已经属于上海的浦东新区。
杜月笙小时候很苦，4岁时就没了爹娘，是由继母和舅舅养大的。关于他如何发迹，不是今天这个故事要讲的重点，简单来说，“小混混”杜月笙加入了青帮，然后遇到了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亨黄金荣，自己有天赋，老大又提携，终于成为上海滩一代大亨。
这篇文章想和大家聊的，主要还是杜月笙发家之后的一些故事。
比如，先说说他的钱。
杜月笙有钱，这点大家都知道。关于他挥金如土的故事，数不胜数。杜月笙家过个年，就得花掉近百万大洋。而且最关键的是，杜月笙花钱的观点是：“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多好的一句语录。
不过在喝下这碗鸡汤之前，很多人也很好奇：杜月笙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杜月笙的暴利源头，是他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当时一年的利润，甚至要超过整个北洋政府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3。
做什么那么发财？
当然是黄赌毒。而和毒品相比，黄和赌还要靠边站。
心思缜密、手段狠辣的杜月笙，当时联合黄金荣和张啸林，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交易，甚至通过法租界，将鸦片销往全国各地。
1930年杜月笙造的杜家祠堂落成，气势恢宏，但祠堂其实还要派另一个用场——制作吗啡和杜冷丁（哌替啶）。
再说说他的朋友们。
杜月笙原名叫杜月生，是个很普通，甚至带点乡土气息的名字。后来，有一个人帮他把名字改为杜镛，号月笙。
帮他改名的这个人可不简单，叫章太炎，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你看，明明是一个黑社会大佬嘛，居然能请到国学大师改名。但当时事实确实如此，除了学者章太炎，还有当时的名士杨度（清朝“预备立宪”的主要参与者）、章士钊等人，都是杜宅的座上宾。黎元洪的秘书曾专门为杜月笙写了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这副对联，挂在杜宅客厅最显眼位置。
当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落难上海时，是杜月笙盛情款待的。杜月笙曾说：“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杜月笙一生交友无数，在上海号称“上海皇帝”，几乎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平心而论，杜月笙细腻的心思和豪爽的为人，再加上仗义疏财，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真心佩服。
但人到了无权无势的时候，才是考验他朋友的时候。
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杜月笙从重庆返回他苦心经营的上海。杜月笙满心以为，他的各界朋友、帮派的徒子徒孙，会在上海北站打满横幅标语欢迎他荣归故里。但一名先到站的徒弟传来的消息是，北站确实全是标语，只是标语是：“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
一时胸闷的杜月笙，提前一站下车。无一人迎接。
后来杜月笙才知道，背后给他这一闷棍的，是他当年的门徒吴绍澍。而回到上海后门庭冷落，更是让杜月笙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再来说说杜月笙和共产党的关系吧。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上海做过一件事：出巨资找人印刷共产党希望传播的书籍《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再印上自己的烫金印字“杜月笙赠”，送给上海各个租界的图书馆，供人借阅。
杜月笙和共产党的交情还不只这些。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给共产党军队买过不少通信器材。因为日本军队卑鄙的毒气战，杜月笙还专门花钱买了1000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罩，由潘汉年经手，送给八路军。
但这些举动，更像是杜月笙在为自己1927年的行为洗白。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通过流血和暴力的方式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
在这场政变中，杜月笙是蒋介石主要的合作伙伴。
政变前夜的4月11日晚，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当时的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中共党员）赴宴，然后让门徒将汪打昏，塞入麻袋，直接活埋于上海的西枫林桥下。
杜月笙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总是穿青布长衫，再热的天，第一粒扣子也不会解开（传说他身上有文身，做了文化人，不愿意让人看见）。
但当年做起这类事，杜先生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那么杜月笙和国民党的关系呢？
杜月笙其实一直对国民党有求必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对杜月笙也是颇为“尊重”。
在酒桌上，别人来敬酒，蒋介石都是坐着的。但杜月笙来敬酒，蒋介石是要站起来的，还要说一声：“杜先生。”
1931年，杜月笙花50万大洋建的“杜氏祠堂”在浦东高桥落成，万人空巷。但最让杜月笙有面子的，是那天国民党自蒋介石以下，何应钦、胡汉民、孔祥熙，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和上海市市长张群，全都送来祝贺匾额。
只是，“尊重”是有代价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后，已经没有租界存在的上海，也就不再需要黑势力的“斡旋”。对蒋介石来说，杜月笙已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
前面说到的在上海北站打出标语的吴绍澍，并不是小人物，他是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而他之所以敢打出“打倒杜月笙”的标语，是因为他背后站的是蒋介石。
1949年7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杜月笙为“时代渣滓”。虽然蒋介石后来专门派人道歉，但杜月笙还是对门徒强调一句话：“那些政治大官，其实当我们是夜壶。晚上尿急了，想到用我们。用完了，一脚踢到床下去，嫌我们又脏又臭。”
杜月笙有一点，直至今日，历史对他的评判是完全一致的——他懂民族大义。
抗战期间，杜月笙有一个头衔：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他从没有把这个当作虚衔，而是切实设立了很多医院，救助了很多伤员，钱不够，就动员募捐，募捐不够，就自己贴钱。
谢晋元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各种通路基本都被封锁。杜月笙一声令下，筹集五卡车物资，冒死送到四行仓库。
淞沪抗战，确实是杜月笙体现民族大义的高光时刻。
作为“上海皇帝”，他曾放出一句话：“如果日本人敢利用租界进攻中国军队，我杜月笙在两个小时内毁灭租界！”
话虽然狂妄了，但杜月笙真的愿意去做。
他自己先捐出了5000把“快慢机”（手枪），然后在戴笠的鼓动下，以自己的门徒为主，组成了1500人的别动队，直接就和日本军队干上了。
可以想象，由地痞流氓组成的队伍，和荷枪实弹的日军交火，是怎样的一种狼狈，但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淞沪抗战后，为了阻碍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的追击，杜月笙率先下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长江江面凿沉。一看杜月笙带头，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收买当时的“上海黑帮三巨头”。张啸林直接做了汉奸，黄金荣不肯，但舍不得产业，只能虚与委蛇，只有杜月笙，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上海，避难香港。香港沦陷，日本人再度诱惑，杜月笙直接启程前往重庆。
1949年，到了杜月笙必须要抉择命运的时刻。
一方面，蒋介石再三发出邀请，请他去台湾。但1945年后国民党对他的种种冷遇，已让杜月笙心灰意冷。
另一方面，共产党通过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保证既往不咎。但精明的杜月笙，知道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自思很难过关。
最终，杜月笙带着全家，选择了他认为相对自由的香港。
只过了两年。
1951年8月16日，患有严重哮喘的杜月笙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临终之时，他完成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分遗产。偌大杜家产业，最后拿出来的钱，是11万美元——10万美元是杜月笙当初存在宋子文那里的，多出来的1万美元，是宋子文帮他理财的盈余。
当时杜月笙在上海随便卖掉一套名下的宅子，就是60万美元。
但钱就是这么些了。杜月笙的安排是：每个老婆各一万美元，长子一万美元，未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拿4000美元。
窘迫至此，但杜月笙没有忘记去做第二件事：他让子女把别人给他们家打的所有欠条，全部烧掉。其中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的欠条上面，就写着500根金条。
“我不想我的后代一直追着人家讨债。”这是杜月笙的解释。
而关于杜月笙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
根据他的女儿杜美如回忆，那句话是这样的：
“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馒头说
历史很容易被掩盖住应有的残酷。
以前读书时，教科书上一直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只有看到那些死尸满地的照片，才会感到触目惊心。
就像我们一直说杜月笙儒雅如名士，但如果我们当时就站在活埋汪寿华的现场，又是怎样一种毛骨悚然？
杜月笙诚然称得上是别人评价的“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有他的机敏，有他的睿智，更有他的深明大义。但同时，也不能忘了他背后的残酷、贪婪、血腥，以及靠黄赌毒发家的原罪。
这正是杜月笙一生最终以遗憾收场的关键所在。
其实功成名就后的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想“洗白”。为此他褪下黄金大戒指，穿起青布长衫，结交文化名人，讨好两路政党，为国家和民族拼尽全力，尽力想博个好人缘，好名声，好归宿。
但最终，杜月笙发现，自己原先怎么做的，已注定后来人家怎么看他。
就像那句被说烂的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以杜月笙的睿智和格局，最终他以一个黑社会大佬的身份，历经抗战和内战，游走于国共两党，得到善终，已属罕见。
但以杜月笙当时的财富和声望，他最终的遗愿只是：能落葬上海浦东的高桥老家。
而这个愿望，到今天还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