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民国时期若隐若现的人。他叫蔡锷，你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却又未必知道他具体干了什么。更多人知道他和一位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却未必知道，他是民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人。
1915年11月18日这一天，是日本客轮“山东丸”号开船的日子。
这艘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客轮，今天将于天津码头起航。这一天，船上多了一名特别的旅客。
说是特别，这位旅客30岁出头的样子，其实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去日本的目的，也并非惊天动地，也就是去“养病”而已。
但这确实是一位特别的旅客。当他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时候，袁世凯的“首席谋士”杨度就赶紧提醒：“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归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
此人，就是蔡锷。
蔡锷，1882年12月18日出生，湖南人。从小聪慧的蔡锷，12岁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在那里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梁启超。很多人知道蔡锷是一名军人，却未必知道他是梁启超的弟子。
蔡锷从上海的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毕业后，17岁赴日本读书。就和那个年代无数的青年学子一样，蔡锷发现，读书改变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是在学成回国之后，于1902年二赴日本，就读于一所孕育出一批改变中国国家命运人士的日本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虽然蔡锷和同学蒋百里等名列毕业生前三名的故事无从考证，但他、蒋百里和张孝准被称为“士官三杰”却是公认的。（蒋百里的故事参见《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蔡锷后来说，自己去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目的，是觉得那时的中国，不缺少知识分子，但缺少优秀的军人。于是，他就要去做一个能拯救中国的优秀军人。
蔡锷这辈子，一共做过两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
1904年，蔡锷从日本学成归国之后，立刻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各省都需要能训练新军的人才，更何况是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
蔡锷先是在广西干了5年，做了不少军校的校长，其中包括广西陆军小学堂。这个学堂第二期有一个学生，在开学报到时迟到了10分钟，蔡锷坚决不允许他入学。这个学生只能来年再考，考上了第三期。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指挥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桂系首领李宗仁。李宗仁后来回忆起蔡锷时说：“我们对他敬若神明。”
1911年初的时候，29岁的蔡锷已经做到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蔡锷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一直和同盟会暗中联系，并明确表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蔡锷随即践行诺言，于10月30日在云南发动起义，推翻了当地政府。不要小看蔡锷当时这个“协统”。武昌起义，其实是一群班长、排长和连长搞起来的，搞成功后，大家请出黎元洪做都督，黎元洪当时也就是个协统。
革命成功后，蔡锷把当初请他到云南做军务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然后自己就职云南都督，开始大展拳脚。蔡锷上台后，换掉了一批光说不做的人，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
蔡锷在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600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薪，当时在全国闻所未闻。蔡锷的弟弟从湖南来投奔他，想谋得一个职位，蔡锷认为这样不好，给了弟弟20元旅费，让他自己回家。
一时间，云南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然后，就惊动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蔡锷擅长下围棋，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最精彩的博弈，是与袁世凯的真人对决。
根据《蔡锷年谱》，蔡锷和袁世凯认识，是在1906年，也就是蔡锷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但根据蔡锷的老师梁启超透露，蔡锷当年想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湖南的亲戚只出得起2毛钱，蔡锷去汉口的亲戚那里借到了6元钱，直到到了北京，才借到了1000元钱，而给他这个钱的人，就是袁世凯。
梁启超说，这是蔡锷在东京亲口告诉他的，想来应该不假。由此可见，袁世凯应该是蔡锷的“恩公”。
蔡锷一度还是敬佩袁世凯的——这也很正常，放眼当时的中国，无论资源还是能力，无人能出袁世凯之右。1912年1月，蔡锷曾在电文中称赞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而袁世凯也相当看好蔡锷。他曾这样评价当时的几位最杰出人物：“孙氏（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请注意，袁世凯用的是“精”和“悍”两个字。后来蔡锷对袁世凯的行为也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两个字。袁世凯识人，不可谓不准。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蔡锷赴京。
按照目前的说法，袁世凯不放心蔡锷拥兵远在云南，所以调入北京“软禁”。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袁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这固然是袁世凯调蔡锷到身边的一大目的，但从袁世凯对蔡锷的赏识来看，并非是完全不想用他的。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松坡为蔡锷的字）为最适宜”。
而蔡锷之所以肯离开自己的基地云南赴京，还是怀着一腔热血的——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蔡锷有点“抱有幻想”。蔡锷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的私心，但还是，希望借袁世凯之手，建立起中国现代化的国防。
但是，袁世凯还是让蔡锷失望了。
如果说袁世凯对蔡锷的种种建议置之不理只是让蔡锷失望的话，那么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就超出了蔡锷对袁世凯的认知底线。
更让蔡锷没想到的是，袁世凯居然准备开历史的倒车——自己当皇帝了。
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的态度，一直是一个争议的热点。
1915年8月，袁世凯称帝之前的准备运动已经到达最高潮，全国各省的督军签名“劝进”，在那份劝进表后面，当时被袁世凯封为“昭威将军”的蔡锷，是第一个签名的。
蔡锷为什么要签名，后来又为什么反对袁世凯称帝呢？
有人曾说，蔡锷出尔反尔，是在“投机”。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拥有全国最高统治权力的北洋系，并没有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音（虽然段祺瑞、冯国璋等私下里是反对的），而蔡锷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冒有极大风险，而蔡锷反袁时又不是墙倒众人推，有何“机”可投？
那他当时为什么要签名呢？
还是要设身处地去想，从蔡锷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作为袁世凯身边被牢牢看管的人，坚决不在一份明显就是要大家表忠心试态度的表格上签字，后果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劝进表的签字，发生在1915年8月25日，而就在8月24日，蔡锷搭乘火车，从北京前往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密谋了一整夜。
如果真心准备签名，蔡锷为何要紧急前往天津，去找坚决反对帝制的老师梁启超？梁启超在1922年的《护国之役回顾谈》中，透露了当夜密谈的结果，蔡锷认为：“若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
由此可见，在劝进表上签字，应该是蔡锷麻痹袁世凯的第一步。
说到蔡锷与袁世凯的周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女性的名字：小凤仙。
在民间传说中，蔡锷与小凤仙的缠绵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口口相传。
遗憾的是，蔡锷与小凤仙认识是真，但真说如何要好，恐怕未必。
根据小凤仙1951年拜见京剧大师梅兰芳时做的自我介绍可知，她当年遇见蔡锷时，只有16岁。一个胸怀大志的将军，与一位16岁的少女一起共谋大事，想来也不太现实。
蔡锷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确实开始流连于烟花柳巷，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小凤仙。有人说，蔡锷这样做为的是麻痹袁世凯。但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之人？他会相信素来严于律己的蔡锷，突然开始声色犬马？那样未免也太低估袁世凯了。
所以，蔡锷去青楼不假，但主要是用来表态的：你称帝便是了，我不管，总行了吧？对袁世凯，做戏不能做得太过，这点蔡锷很清楚。所以要说他和小凤仙有真正的灵魂契合，并不见得。
据蔡锷长子蔡端后来回忆，他的母亲潘夫人（蔡锷的小妾）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这个回忆至少说明两点：蔡锷是和家人一起看戏的，以及，蔡锷和小凤仙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至于蔡锷脱离袁世凯的控制，被传是小凤仙鼎力策划协助，这恐怕又高估小凤仙的能耐了。事实上，蔡锷的脱逃是一步步精心计划过的：先是离开北京到天津，然后从天津想办法去日本，然后从日本去上海，取道香港去越南的河内，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基地云南。
绕这么一个大圈，需要精密的计划和接应，小凤仙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1915年11月18日，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是蔡锷逃脱袁世凯控制的最关键一步，那就是离开中国本土，取道日本再回云南。
先是离开北京，然后再离开天津，然后再绕回云南，蔡锷就这样一步步，让袁世凯亲手放走了自己。
说蔡锷“精”，一点不假。
然后，就是蔡锷的“悍”了。
1915年12月19日，历尽艰辛，蔡锷终于抵达昆明，开始做他人生中第二件大事：起兵反袁。
现在我们之所以记住“蔡锷”这个名字，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蔡锷是起兵讨伐袁世凯的第一人。
一句简单的话，背后其实是极大的分量。
蔡锷起兵之时，是袁世凯正式称帝的两周后。当时虽然全国骂声一片，但多半都只敢在肚子里骂——袁世凯掌握着全国的军权，手下的北洋系悍将如云。当时的情景，有点像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少年，围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少年们聒噪：揍他！揍他！可谁也不敢先动手。
蔡锷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
1915年12月22日晚，蔡锷和另外37人歃血为盟，立下誓言：“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12月25日，蔡锷和云南督军、他的学弟唐继尧一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表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誓师之时，蔡锷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而袁世凯根本不敢相信，世间怎会有蔡锷这样的人，不为自己的私利和地盘，居然是“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于是两军开战。
按照事先计划，1916年1月，蔡锷率领的滇军第一军开始进攻四川。这是蔡锷第一次领兵作战，却也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在后方唐继尧不发饷、不增援的情况下，面对近10万北洋军，蔡锷不足万人的部队从1月打到3月，基本歼灭了北洋军主力第七师。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一场关键的纳溪战役中，蔡锷护国军麾下的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勇猛异常，率兵拿下了这场关键战役。那个支队长，叫朱德。
朱德后来回忆当时看到蔡锷时的情景：“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
当时的蔡锷，因为患有肺结核，又加上长期劳累，其实已经病入膏肓。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以当时国内的形势，蔡锷和他的部队其实已经是一面旗帜，只要旗帜不倒，那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人，就敢站出来。
1916年1月27日，在蔡锷的护国军与北洋军鏖战的时候，贵州响应，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响应，宣布独立。蔡锷趁机大举反攻，连战连捷。北洋军最终只能签订停战协议。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去世。
早在护国战争期间，蔡锷就表示：一旦战争胜利，自己将辞去一切职务。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袁世凯去世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不久后蔡锷即辞去了所有职务。从这个角度看，说蔡锷反袁是“投机”，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蔡锷没有图谋任何利益。
不过，那个时候，蔡锷的身体也确实承受不住了。1916年9月，蔡锷的肺结核已感染到喉部，话都不能说了，只能东渡日本治疗。只是蔡锷病入膏肓，日本的医生也无能为力。1916年11月8日上午，蔡锷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1917年4月12日，蔡锷遗体荣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
蔡锷，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国葬的人。
馒头说
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国民党。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是蔡锷善变吗？恐怕不是。他的种种“变”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不变”，那就是：对这个国家有利的，我都赞成；对这个国家不利的，我都反对。
纵观民国历史，像蔡锷这样不党不群、不要地盘不拉军队的将军，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而偏偏就是这个只念国家、不念私人的将军，对中国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据说，蔡锷在日本医院临终时，看到了窗外日本刚配备的飞机的训练，深受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
而他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也深感遗憾：“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据身边人回忆，蔡锷的遗嘱是口述的，全是关于国家大事，没有一句涉及家里。
2016年，是蔡锷逝世100周年。
有时会想：将军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后来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