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一 权力平稳交接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老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小时前的交子时分，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了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从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
处处争第一的乾隆在子女数量上没有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共有过三十二子二十女，而乾隆一生共育有二十七个子女。其中十七男十女。其中五子五女早殇，因此长大成人的是十七人。
在十七个儿子当中，乾隆最喜欢的，无疑是孝贤皇后所生的两个嫡子了。
在立志事事超越前人的乾隆看来，大清王朝建立以来的最大遗憾是没有一个皇帝是以嫡长继位的，所以即位之初他就暗下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
但无奈两个嫡子都早夭，连丧两个嫡子后，二十多年间，皇帝没有再提立储的事。
皇帝不提，臣民却不能不想。对于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来说，“储位空虚”是国家之大危险。皇帝一旦有故，则天下必然动荡。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东巡沈阳时，一个锦州生员金从善就拦路呈词，要求皇帝尽快明立太子，并说：“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唐文基《乾隆传》）
皇帝闻言大怒，看来天下人竟然已经普遍认为自己不立储君，是因为“贪恋宝位”了。最好面子的乾隆怎么能容忍这样的攻击？于是在杀了金从善之后，皇帝向全国颁布“明发谕旨”，向天下公布了自己的计划。皇帝说，自己绝不是贪恋权位之人，早在刚刚登上皇位之际，他就已经向上天默誓，只当六十年皇帝，而把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留给祖父康熙：
天下人也许会窃窃议论我贪恋宝位，不肯立储。岂不知我登基之初，就曾焚香祷告上天说：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我不敢相比，如果我能统治六十年，一定会在八十有五岁时传位皇子，自己退休下台。（《清高宗实录》）
皇帝还告诉天下，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他就已经秘密立储。不过此事他只告诉了几个军机大臣，所以天下人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此谕一出，关于谁是继承人的猜想在民间进行得更热烈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猜猜哪个阿哥将成为下任皇帝也是极好的谈资。
其实，这个谜说难则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乾隆三十八年之时，十七个儿子中，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和十六阿哥都相继亡故。
其中大阿哥的亡故，就与立储有关。
想立嫡子不成，皇帝却把气撒在庶子身上。皇帝对儿子和女儿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在女儿面前是个和蔼可亲的慈父，高兴时甚至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儿子面前却一直板着面孔。他对阿哥们的态度，完全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为了压制他们的政治野心，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直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前，除皇四子、皇六子因出继为宗室亲王之子而获爵位外，其他皇子一律没有爵位，不论年龄多大，结没结婚，都只能规规矩矩待在宫内成天读书，不得与外界任意交往，犹如高级囚徒。对于有了爵位的那两位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不许使用亲王服制，规定“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清高宗实录》）皇子的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有时候，他对儿子的提防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
孝贤皇后去世时，庶出的皇长子永璜二十一岁，皇三子永璋十七岁。接连两个嫡子去世，显然使他们两个继承储位的概率大增，因此虽然他们在皇后的丧礼中行礼如仪，中规中矩，皇帝却怎么看着都不顺眼。皇帝怎么看他们，怎么觉得他们的悲痛是装出来的。大行皇后的梓宫（梓木做的棺材）刚运到通州，皇帝就没头没脑地下了一道严旨，指责大阿哥在丧礼中举止茫无所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后丧期刚满百日，皇帝又当着满洲王公大臣的面痛责大阿哥对嫡母之死“并无哀慕之愧”，三阿哥“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皇帝的口气非常严厉：
试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岁，此次于皇后大事，伊一切举动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东，惟父一人回銮至京，稍具人子之心，当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当差，并无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满意，年已十四岁，全无知识。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识大体，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说！
在专制时代，不孝是极大的罪过。而皇帝意犹未尽，又杀气腾腾地挑明说，大阿哥、三阿哥对母后之死幸灾乐祸，有觊觎神器的野心。因此，这二人绝不能成为太子人选：“大阿哥、三阿哥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把他们诛杀。但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大阿哥、三阿哥日后若心怀不满，必至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让他们兄弟相杀，不如朕在之日杀了吧！”怒气冲冲的皇帝转过脸来又告诫满洲大臣，今后如有人奏请立皇太子，“朕必将他立行正法，断不宽贷”！（《清史稿》）
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两个皇子的表现并无太大不妥。皇帝的这些激烈言辞不过是他在孝贤皇后之丧中的失常举动之一，然而两个儿子却难以承受这样猛烈的打击。因为这一番惊吓，大阿哥永璜竟患了重病，并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忧惧而死，上距严厉的廷训不过一年零九个月。
闻听大阿哥惊惧成疾，从皇后之丧中清醒过来的皇帝也十分后悔。弥留之际，皇帝亲临皇子寝处视疾，素幔中的大阿哥泪汪汪地对亲临视疾的皇帝说：“儿不孝，不能送皇父了！”
皇帝痛悔不已。
为弥补心灵上的不安，皇帝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使他成为诸子中第一个得封亲王爵者，并且其名号由永璜长子绵德继承。绵德因此成为乾隆诸孙中第一个未降等袭封亲王的。皇帝并破例让绵德即于皇长子所居别室治丧，不必迁移外所。终其一生，皇帝对皇长子一支都给予了特殊的关爱。
虽然因为防范过甚痛失亲子，皇帝此后并不在防范子孙方面有丝毫放松。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长孙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私下“相见送礼”。按理说，皇孙与京城官员见个面，接受个小礼物，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在皇帝眼里却是无法原谅的。老皇帝严厉处分，革退了绵德的王爵，废为庶人，罚他去守泰陵。并将秦雄褒发遣伊犁，连绵德的师傅也受到处分。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山西巡抚喀宁阿风闻六阿哥和皇次孙建储有望，就向六阿哥永瑢及绵恩呈递请安片子，并“送鱼数尾”。绵恩等鉴于前事，惧不敢受，将其事奏报给皇帝。皇帝因此褒奖绵恩，喀宁阿受到传谕申饬。正是由于皇帝的严厉果断，使诸子诸孙十分注意约束自身的行动，终乾隆一朝未发生争储之事。
除掉死去的那些阿哥外，十二阿哥因为生母那拉皇后为皇帝所厌恶，根本没资格列为皇储人选。四阿哥和六阿哥早已分别过继给履亲王允祹和慎郡王允禧为孙，因而也被排除掉了立为皇储的可能。皇帝真的要决定立储大事，就只能在八、十一、十五和十七阿哥这狭小的范围中做一抉择。
八阿哥永璇是皇帝身边最年长者，他文才不错，书法赵孟，妩媚可爱，也能画平远山水，但为人轻躁，做事颠倒。有一次皇帝分派诸皇子去西郊黑龙潭祈雨，八阿哥本当值班，却遍寻不见。一问才知道他带着亲随侍从忙中偷闲到城里玩去了。在严峻苛刻的皇帝看来，这无疑是不能容忍的重大过错。加以他又有脚病，仪表欠佳，皇帝对他不抱期望，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封个仪郡王了事。
十一子成王永瑆更具文艺天分。他的诗文精洁，尤工书法，早年学欧阳询、赵孟书，出入王羲之、王献之笔法，临摹唐宋各家名帖，均造极诣，独创所谓“拔镫法”，名重一时，论者以为清朝自王若霖以下，成王一人而已。同时代享有盛名的书法巨擘还有铁保、翁方纲、刘墉，与成王并称四大家。乾隆是个风雅天子，每每临幸成王府第，观赏他的书画佳作。不过，对十一阿哥的寄情翰墨，皇帝也并非一味赞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的一天，皇帝见十五阿哥永琰手持扇上有题画诗名，落款为“兄镜泉”三字，一问才知“镜泉”是年方十四五岁的十一阿哥别号，皇帝以为天家子弟不当如此效仿汉人陋习，所以下旨斥责，不许宗室贵族取号，因为过于文弱，难免丢掉满洲的勇武，并说这些细节“所关国运人心，良非浅鲜”。皇帝对十一阿哥的不满尚不止于此，这位阿哥柔而无断，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怪脾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吝啬。据说一次乘的马死了，即命烹马肉代膳，当天王府即不举炊。传出去，成了整个朝廷的笑话。这样的人，显然也无人君之相。
至于十七阿哥永磷恐怕是兄弟几个中最不成器的。这个老儿子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性情也轻佻浮躁。年纪稍长，就常常溜出宫禁，一身便服去外城狭路曲巷寻花问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皇帝八旬万寿庆典前大封诸子，六阿哥、十一阿哥、十五阿哥都封了王爵，永磷只封个贝勒，从此对皇位彻底死了心。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也不会有一个雨珠儿滴我身上。将来哪位哥哥当了皇帝，能把和砷府邸赐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和砷败后，他的同胞兄长嘉庆皇帝果然将为王公大臣垂涎的和府赐予永磷一半，从此，永磷燕居邸中，唯以声色自娱而已。
唯一还不让皇帝失望的，只有十五阿哥了。
和其他三个皇子比起来，皇十五子永琰不是最聪明的一个，却是缺点最少的一个。
十五阿哥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密立为太子时年仅十三岁。他的生母魏氏，是汉人出身，系内务府包衣，外祖父为内管领清泰，身份并不高贵。
但这个孩子有其他几个不及的优点，“以勤学闻名”。他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史载他“以不学为戒，故三冬甲夜，孜孜于退食之时，游情于圣贤之籍”。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另一个突出之点是他的孝顺与“端淳”。在乾隆的严厉督责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克制自己，不为任何声色所诱惑，不做任何出格过分的事情。正史笔记，绝少关于他的负面记载。
虽然有清一代，严禁皇子与大臣交接，然而通过皇子师傅这一渠道，朝野上下对这几个皇子也并非毫不了解。据说，在四个皇子中，年仅十三岁的皇十五子是最懂事、最勤奋的一个。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朝鲜李朝实录》）
岁月不待人，年过花甲的乾隆必须做出决定。他在传位密诏中小心翼翼地写下了永琰的名字，不过放下笔后，他一直不能驱走心中的忐忑。毕竟，十三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继承人来说，是太小了，这棵看起来不错的幼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谁也不能确定。乾隆三十八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到天坛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向苍天祷告：“我已经秘密立永琰为皇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永琰有能力继承国家洪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清高宗实录》）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永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六十年（1795年），永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传位大典的这一刻，在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皇帝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富于恒心和毅力。他生活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他富于同情心，十分重感情。他时时处处克己忍让，生活俭朴，从不追求自己的个人享受。最为难得的是，这个皇子修养极佳，为人谦逊，很少发火，待人从无疾言厉色。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永琰对儒家天理人心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嘉庆皇帝的外表，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他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皮肤白皙，五官端正，骨肉匀停，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脸和圆脸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
在帝位授受的那一刻，太上皇由衷地觉得，上天对自己一直是厚待的。你看，如今接受帝位的这个孩子，今年年龄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老皇帝那双慈祥中透着威严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缓缓扫向殿前广场，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权力交接一直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中最易迸发的疮口。最高权力终身制的一个最显著弊端即是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在任期制下，权力交接有着规范的时间和程序，授与受者都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然而在专制制度中，你无法准确预知老一代统治者何时去世，权力更替的时间因而不能确定。在任期制下，权力授受双方通常都是在健康状态下，这保证了权力交接棒顺畅自然。然而，在世袭制下，权力交接必然出现在统治者病危或者死亡之时，临终者的手已经无力有效挥动手中的权柄，在交接棒过程中十分容易出现意外：或者是权力大棒被斜刺里冲出来的冒险者夺走，或者老一代统治者被迫不及待担心夜长梦多的继承人提前推出跑道，或者是在老皇帝去世后，权杖落地，出现一段充满危机的权力真空期。所以，中国历代以来权力交接之际，不是血雨腥风、诛族灭门，就是杯弓蛇影、疑云重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皇帝都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常见的是预立太子，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太子不是容易做的。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
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致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也同样问题多多。史上最为失败的立太子事件，无疑发生在乾隆的爷爷康熙时期。为了解决接班问题，康熙早早立了太子，其间废而复立，折腾了数十年时间，最终的权力交接还是闹得腥风血雨，不明不白。
只有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顺风顺水。赖父亲创立的秘密立储制，他当初的即位相当顺利；如今他要再上一层楼，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解决继承问题，把权力交接的震动降到最低，使大清王朝的稳定不受任何威胁。
可以说，在尧舜之后的中国统治者中，只有乾隆一个人真正成功地实行了“禅让”。自从三代之后，“禅让”就成了中国专制政治中一个美丽的梦想，成了统治者“成圣成神”的标志。可惜，所有的效仿者都画虎不成反类犬。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效仿尧舜，主动禅位与子之。可是这次禅让并没有带给燕国任何的好处。三年后，“燕国大乱，百姓恫怨”，齐国几乎灭燕。在此之后出现的“禅让”，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老皇帝被逼无奈被小皇帝夺了权的代名词，比如唐玄宗与唐肃宗；就是权臣篡位的遮羞布，比如曹魏代汉。唯一一次自愿的禅位发生在宋高宗时期，不过那是因为宋高宗外惕强敌，内耽逸豫，不足挂齿。
这一时刻，不啻是中国专制政治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一个瞬间。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在中国历史上，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是专制时代权力平稳交接的一个完美典范。历史学家对乾隆的这一举动一致高度评价，其中以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最有代表性：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到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二 “千古第一全人”
对于禅让之举，乾隆非常看重。他把这一举动，当作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当成了六十年统治的完美压轴。
乾隆认为，这一举动，标志着他成了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人”。
如前所述，乾隆皇帝是史上雄心最炽、最自负的君主，他时时处处，要超越历史，创造纪录，把自己大大地写在历史上。
因此，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历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这些都比无可比之后，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作《古稀说》。之所以对七十这个岁数如此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年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另一方面，因为乾隆是大清开国以来六位君主中第一个活到了七十岁的人。在他之前，努尔哈赤寿六十八，皇太极五十一，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太祖和圣祖都接近了古稀的门槛，只有乾隆成功地跨过去了。在功业上，他早已经成为第一，如今在年龄上，他又成了第一。
在《古稀说》中乾隆与史上的六位长寿帝王进行了比较。他确信自己已经超越了其中四位，另两位元世祖和明太祖，勉强可以和自己比肩，因为他们毕竟是创业之主，而他只是继承之君。没能亲手开创王朝，这是他无法弥补的遗憾。不过继承之君也有继承之君的好处，那就是福大运大，不用栉风沐雨，九死一生，而是平安顺遂登上帝位。中国人对人生境界的向往包括三个终极目标——多福，多寿，多子孙。第一条他已经无可挑剔居于历史最前列了。而第二条他的排名也越来越靠前，而第三条他则有可能开创一个历史纪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初，皇帝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诏书，封自己的长孙绵德为固山贝子。如前所述，绵德因为私下与官员交往，前些年被革为庶人，如今突然获得荣封，是因为他立了什么特殊功勋吗？其实不是，绵德的晋封只是因为他的府内将要诞生一个婴儿。虽然得了孙子孙女在早婚的皇室并非什么大事，但绵德府中将要降生的这个婴儿可非同寻常。如果出生的是一个男孩，那么他将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个玄孙。也就是说，他的出生，标志着乾隆将要五代同堂。这在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是极大的喜事。
闰三月初八，一骑快马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了皇帝所巡幸的江宁。皇元孙诞生，五世同堂的愿望实现了。群臣额手称庆，皇帝大摆宴席，款待所有大臣。皇帝的高兴可以想见，他立刻写了一首诗：
飞章报喜达行轩，欢动中朝及外藩。
曾以古稀数六帝，何期今复抱元孙……
原来在这一刻，皇帝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上又有了新的纪录：他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元世祖和明太祖在这一点上也没法与他相比，在福气之大上，他已经被确认为古今第一。
乾隆五十年（1785年），皇帝又发现了另一个历史第一：他成了上述六位超过七十岁的皇帝中纪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因此作诗一首：“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大意就是，七十多岁的皇帝有六个，但在位五十年的人就我一个，我很得意。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1795年），六十寿辰和在位周甲，乾隆皇帝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地位不可动摇。他在乾隆五十五年中所作的诗篇中说：
八旬开袤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
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
惟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这首诗的意思也简单，年过古稀的皇帝有六个，只有三个活到八十岁了，这三个里，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元世祖忽必烈虽然武功赫赫，但却没有我乾隆那样五世同堂。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因为廓尔喀求和，乾隆亲撰《十全武功记》，将即位以来的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实际上，这十全拼凑得十分勉强。十次战争中，有三次是一分为二出来，即把一次战争分成两次。十次中有四次是失败的，而且对金川之战胜得尤其不光彩。
因为这个不严谨的十全武功，乾隆自称“十全老人”。并且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自得自满之态，不能自掩。并御书“宝说”。他全面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功劳，说“十全本以纪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宝，则不啻此也。何言之，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
如今，这个传位大典的成功举行，意义显然更为重大。因为这是比尧舜都伟大的举动。在举行传位大典之前，乾隆皇帝终于得意扬扬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秦始皇以后，禅让都是徒有虚名。三代之时，虽然有过尧舜禹禅让的盛事，但是授受者都是异姓，充其量可称为“外禅”。只有他举行的禅位大典，是空前绝后的“内禅”，“不但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这正是他超越三代的标志性行动。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界历史上，最最伟大，最最光荣，最最有福气的皇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完人。
三 太上皇
传位之前，老皇帝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十五阿哥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
虽然已经准备了六十年，但是在禅让大典举行之际，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时时浮现出隐忧：“禅让”之名虽然如此风光盛大，但毕竟不是没有风险。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至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满分的。
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勤勤恳恳地阅读所有奏折，准时上下班，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里，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达练，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年轻时的好大喜功，到了暮年演变成了只喜欢听吉祥话。他尤其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嘉庆和喜塔腊氏结婚二十多年，感情很好，一旦断绝，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嗣皇帝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即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们，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砷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砷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柄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当然，遗憾是永远存在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乾隆最大的遗憾是陷入了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那就是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
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有一片著名的原始森林，称南巴老林。此地山高林密，“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三省边防备览》）本非宜人类所居。但是，乾隆中叶起，大批流民涌入这片森林，伐树造屋，开荒种地。这些流民来源极广，不但有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还有广东湖南安徽江西之人。“携带家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对这些移民的估计，保守的是十余万，有人说有百余万。（《三省边防备览》）
大批移民的出现，说明了乾隆中叶人口压力的严重程度。当时尚残留的山区本不宜耕种，因为这些深山老林地势险峻，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地力耗损很快，劳动与收获不成比例。在老林中生活是极为艰难的：“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虽然艰难如此，人们仍然乐此不疲。这说明大清王朝社会体制内的潜力挖掘到极限，仍然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又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了。
流民杂居之地，向来是民间宗教的温床。在其他地方被乾隆严厉打击的白莲教迅速在这里滋生起来。“习教之人，入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这种廉价的乌托邦，对于缺衣乏食的穷苦移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乾隆刚刚完成禅位大典，宣布自己成为了“千古完人”，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在陕西四川湖北的交界处爆发，迅速蔓延到川、陕、鄂、豫、甘五省，共涉及府、州、县、厅、卫等二百零四个。
当太上皇这几年，乾隆的全部残存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起义上。仅三年时间，动用的军队已经有十万，花掉饷银已经有七千万两。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
掌握权力六十年来，乾隆还是头一次这样一筹莫展。野史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嘉庆帝和和砷入见。“砷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宗（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砷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砷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砷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砷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春冰室野乘》）
戴逸先生点评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镇压这次起义最后耗费了清王朝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可以说，正是这次起义，彻底撕掉了“盛世”的最后一层面纱，宣告了乾隆盛世的结束。大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元气丧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正是在战争中，太上皇的生命一天天走向终点。
进入嘉庆三年（1798年）以来，太上皇的身体并未见有什么异常。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上午七时，太上皇帝走完了他八十九年漫长的人生旅途。
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平定白莲教的捷报早日到来。在遗诏中，他仍然念念不忘这最后的未了之事：“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