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核事故。但在这场事故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悲剧，又岂止是灾难本身……
1986年5月14日晚上，苏联每一台打开的电视机屏幕上，都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像。
那是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讲话，终于公开说出了一件全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
“晚安，各位同志。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也引发全球关注。我们首次面对这样的危险，核能脱离了人类掌控。我们日夜无休地工作。全国的经济、技术与科学团队，都前来抢救这场灾变。……全国都动员起来。官僚作风被摆在一旁，不管需要谁的贡献，我们都会马上要求。此刻我们不会在意成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出来，我们处于前线状态。”
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就切尔诺贝利事故公开发声。
而这个发声的时间，离这场当时全世界唯一的七级核事故（2011年的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来也提升为七级）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8天。
那是地狱般的18天。
时间回到1986年4月26日，深夜1点。
在普里皮亚季市，4.3万名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进入甜蜜的梦乡。
这座位于乌克兰基辅州的城市，是一座典型的为一项工程而兴建起来的新兴城市。1970年，为了安置在附近修建电站的建筑工人和工作人员，普里皮亚季市被建造了起来。随着电站工作人员的逐步增加，家属以及相关人士不断迁入，这座城市渐渐繁荣，并且成为当时苏联的一个模范市镇——它的发展，展现了苏联成功地将核能用于和平建设。
没错，那座离普里皮亚季市只有3公里，撑起该市大多数就业岗位，并为整个乌克兰提供一半电力的电站，是一座核电站。
它的名字，叫作切尔诺贝利。
4月26日夜里1点，当绝大多数普里皮亚季市市民已经入睡的时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176名工作人员还在加班。
这一天，他们要给4号发电机组做一项测试，测试核反应堆的涡轮发电机在电力不足的情形下，能否发出充足的电能供给反应堆的安全系统。
凌晨1点23分，实验开始了。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地狱之门也由此被打开——由于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这是后来苏联官方的解释，但也有人认为该核电站的设计本来就有缺陷），核反应堆出现了温度异常。
几十秒后，操作人员按下了“紧急暂停”的按钮，7秒钟之后，反应堆内核燃料的温度从330°C瞬间上升到2000°C。
随后就是“轰”的一声巨响——核反应堆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这次爆炸，将反应堆上方重达1200吨的封顶轻而易举地掀开，整个4号机组的厂房瞬间就被炸毁一半。
但更可怕的是，整个燃烧的核反应堆直接暴露在了空气中，大量核燃料溶解后产生的辐射粒子，伴随着蒸汽和火花，开始从裂开的缺口向外喷溅，甚至喷到了几千米的高空，然后四处溅落。
后经测算，当时爆炸产生的辐射量，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辐射量之和的100倍。
有目击者回忆：当时整个夜空色彩缤纷，如同彩虹一般美丽。
那是来自地狱的死亡艳丽。
工程师沃洛多夫·沙希诺克（Volodmr Shashenok）在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一个车站的照片。他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的第二个牺牲者，在事故发生5小时后就死去了。另一位泵站的高级操作员在爆炸时当场死亡
爆炸发生3分钟后，核电站的第二消防队接到了火警警报。
以普拉维克中尉为首的14名消防员，在第一时间就乘坐消防车奔赴现场灭火。在路上，普拉维克用无线电向普里皮亚季市的消防队寻求支援，那里的基别诺克中尉随后又率领一批消防队员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没有人，是的，没有人告诉第一批赶到的28名消防员，他们要扑灭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大火，而是一场核反应堆的大火。
当时，4号机组厂房上方的辐射强度为2万伦琴，被炸开的反应堆内部的辐射强度是3万伦琴——人类在500伦琴的辐射强度照射下，1个小时之内就会急性死亡。
事故发生后不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厂房
所有的消防员没有穿任何防护设备，就直接来到了火场中心位置。一批勇敢的消防队员冲上了厂房屋顶，开始直接向火堆喷水，而有的消防队员因为好奇，甚至直接用手捡起地上的石墨。
凌晨2点10分左右，4号厂房的大火基本被扑灭——事实证明，这有效阻止了大火向3号厂房里的核反应堆蔓延，避免了第二次核爆炸。
但是，这些消防队员奇怪地发现自己开始头晕，并且剧烈呕吐。一批消防员被换了下来，另一批又顶了上去。
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批赶到火场的消防队员全都因为剧烈呕吐和晕眩被送到了医院。
在之后的3个月内，包括普拉维克和基别诺克两名中尉在内的一批消防员和工作人员，全部去世。
他们去世时非常痛苦，皮肤脱落，全身有灼烧感。
他们全都是因为得了辐射病而去世的。
纪念扑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火的消防员的雕像
消防队员维克多·比库恩是第一批消防队员中少数存活下来的人。他因不断地呕吐被同事送到了医院，医生后来开出的证明显示：他在一小时的救火过程中，受到了260伦琴的辐射照射。
比库恩后来的回忆是：“那时没有人考虑回报，我所想到的是，女儿们在家里，镇上的人都睡着了。”
爆炸发生的3个多小时后，消息传到了克里姆林宫。
但戈尔巴乔夫除了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一场火灾”之外，并没有获得太多的信息。他立刻询问了当时苏联的最高科学权威——苏联科学院院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德罗夫院士。
这位年届83岁，早已脱离一线的院士自信地告诉戈尔巴乔夫：“反应炉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一样。”
没有人把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当回事——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爆炸。
4月26日的白天，整个普里皮亚季市一切照常，有人说昨天晚上核电站发生了火灾，但没有人提到爆炸。
但是，一批来调查灾情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普里皮亚季市。带队的克伦班克亚上校开始测量市内的辐射指数。
在这一天的中午，克伦班克亚上校测得的辐射指数是0.2伦琴——大气中的正常辐射量是0.000012伦琴。
这座城市的辐射指数已经超过正常值1.5万倍！
到了傍晚时分，普里皮亚季市的辐射值超过了正常的60万倍，这甚至一度让克伦班克亚上校怀疑是不是测量机器出了问题。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3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内，反应炉还在燃烧，辐射还在继续加强。
而由于官方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在普里皮亚季市，大人们正常上班、下班、散步、吃饭，而孩子们在广场上欢快地嬉戏。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克伦班克亚上校立刻派了一支侦测队，前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去测辐射值。侦测队带回来的测试结果让上校非常后悔让几乎没穿什么防护装备的手下去冒那个险。
测试结果显示：2080伦琴！
测试的数据在第一时间被传回了莫斯科。
这下克里姆林宫才彻底紧张了起来。戈尔巴乔夫立刻下令紧急成立政府委员会，将全国顶尖的核能专家全都召集了起来。
委员会当晚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立即撤离普里皮亚季市的全部居民。
4月27日上午11点，在事故发生后的33个小时，苏联终于开始采取第一批安全措施——1000辆巴士抵达了普里皮亚季市。
普里皮亚季市的居民被告知，他们只有两小时的时间用来打包，然后一律在自己的家门口等候来接。
普里皮亚季市至今还大致保留着当初人们迁离时的样子。很多家门口都贴上了纸条，写了很多不舍得离开的话，比如：“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寻找贵重物品，我们没有贵重的东西，想用什么尽管用，但是请不要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会回来。”
下午5点，全城居民开始撤离。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以为，只是去外面暂住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回到自己的家里。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遭受了过量的辐射，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各种辐射病乃至死亡，将接踵而至。
4月28日晚上，普里皮亚季市终于成了一座空城，而由著名核子物理专家勒加索夫院士率领的科学团抵达了这座城市，将总部设在普里皮亚季大饭店。
和他们一起进驻这座城市的，还有大批的苏联红军。
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决心要解决这个事情，但他们的心态依旧很乐观。
很多人认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概在五六月份就能恢复使用。
俄罗斯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伊戈科斯汀是第一个拍到4号反应堆裂口的记者，他的相机很快就因为辐射而卡壳了，底片也都变成了黑白色，当时他不知道这是因为辐射的关系
4月28日晚上9点，苏联国家电视台终于播出了核电厂事故的声明。
此时，据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近70个小时。
事实上，这次的通报，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瑞典逼出来的——核电站爆炸释放出的辐射物质，经风向吹送，飘移一千多公里，来到了波罗的海上空。
瑞典在第一时间就测试了辐射度，随即就向苏联政府求证他们的核电站是否出了问题。在得到消息后，美国和欧洲的间谍卫星也迅速转向苏联，通过热成像，他们发现了出事的切尔诺贝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只能播出官方声明。
但整个声明非常简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意外，当局已经采取行动处理了问题，并为受灾者提供救援，政府亦已成立调查委员会。”
全程只有14秒。
事故的严重性再一次被大大缩水甚至封锁，而戈尔巴乔夫指出，不能让切尔诺贝利事故，成为美国疯狂攻击苏联的工具和借口。
1986年5月3日，在东德边界，人们正在清理一辆由波兰开过来的轿车，它被怀疑已经沾染了辐射粉尘
正是因为官方的刻意隐瞒，带来了更大的悲剧。
三天后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苏联要举国欢庆的节日。在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有100公里的乌克兰基辅，同样也有盛大的游行。
当时，因为风向变化，核电站的辐射粉尘，已经飘向了基辅。
但那一天，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市民，在政府的鼓励下，身着民族盛装的男女老少走上基辅第一街——克列夏季克大街参与游行，庆祝节日。人们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完全不知道自己参加的很可能是一场“死亡游行”。
当时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斯基也带着家人一起参加了游行
1990年，谢尔比斯基去世。
网上有多种说法说到，在此次游行之后不久，谢尔比斯基自杀身亡。我查下来，信源基本都是中央电视台探索频道播出的《拯救切尔诺贝利》。但通过搜索国外大量网站，包括俄语维基百科，我发现苏联官方当时公布的谢尔比斯基的死因是肺炎，时年72岁，并没有说是自杀。所以暂时没找到“自杀”这一说法的根据。
不过，在官方尽量隐瞒消息的同时，各种抢救工作确实在不断进行着。
冲在最前面的，只能是军队。
苏联政府一共动员了十几个作战师，并将当时在阿富汗战场的苏军总指挥瓦连尼科夫大将调回国内，统一指挥抢险救灾的部队。
此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的核反应堆还在燃烧，大量放射性物质随着热气被喷向高空。部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扑灭大火和降温。
这是一场“自杀式”的任务。
80架米–6和米–8直升机被调集到了核电站上空200米处，来自苏联军方最优秀的飞行员们，徒手从直升机上，将80公斤的沙袋和硼酸扔下机舱——沙袋用来灭火，硼酸用来中和辐射。
在200米的高空，直升机内的辐射测试仪最高限度是500伦琴，而指针顶格后仍疯狂跳动，当时估计在那个高度，辐射强度超过1000伦琴。
而飞行员们所谓的“防辐射防护”，也就是戴了口罩，用铅皮垫住了座椅而已。
第一天，苏联军方出动110架次直升机，第二天是300架次，在总共近3000架次的飞行中，5000吨沙包和硼酸被倒入了核电站的爆炸缺口，火势被控制住了，温度也降了下来。
很多飞行员一天要飞30架次，然后回来洗澡、进食，之后就开始不断呕吐，皮肤脱落，然后感染上各种辐射病，然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
为了彻底封住核电站，部队最后准备用一块重达35吨的混凝土给核电站“上盖”，为此，专门启用了最新的米–26直升机，并调来了苏联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卡拉佩田来执行任务。
由于吊装高度很低，直升机螺旋桨激起的粉尘包围了卡拉佩田，但他凭借高超的技术，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四年后，由于移植骨髓无效，卡拉佩田死于白血病。
悲壮的救灾工作，不仅仅发生在空中。
4号核反应堆爆炸中飞起的残片大量散落在3号核反应堆厂房的屋顶上，急需清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但由于充满辐射残片，屋顶上的辐射强度可能超过1万伦琴，怎么办？
一开始，派出的是工作机器人。但无论是苏联国产的，还是德国和日本支援的，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作机器人在高辐射强度的环境下，电路统统出现问题，全部瘫痪。
机器人不行，怎么办？
换活生生的人再上！
大批20~30岁的苏联后备役军人被调到了事故现场，没有回旋余地，全部穿上30公斤左右的铅服，8人一组，分批上屋顶清扫残片。
他们被称为“生化机器人”。
有人曾回忆自己走上屋顶后的感受：“感觉像是踏上了另一颗行星，一片死寂，你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眼睛很痛，嘴里充满了金属味，你磕一下自己的牙齿，根本就感受不到牙齿的存在。”
由于屋顶的辐射太强，上去的每组士兵只能工作40秒左右，就必须换下——这个时间可能只够每个人挥两下铁锹。
即便如此，上去后下来的人依旧表示，“仿佛被吸血鬼吸干了浑身的血一样”。不断有人流鼻血，然后被送往医院。留在现场的士兵，不管原先会不会，只能不停地抽烟——据说香烟的烟粒子能够吸附一些进入肺里的碘同位素，再一起被呼出来，多少能够减少通过空气产生的核沾染。
在那里，一个人平时一小时就可以干完的工作量，需要60个人不停换班来做。
同样的抢险，还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地下。
虽然反应炉在地面上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但带着大量辐射物质的灼热岩浆正在不断地往地下渗透。一旦融穿，将会侵入整个地下水系统，届时，苏联大片地区的水源将全部受到影响。
一支1万人的矿工队伍被集结，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先上。
幸存下来的人回忆：“当时我们都觉得是在执行一项光荣使命。”（图片来源：腾讯“图话”）
这支矿工队伍要从3号反应炉那里先下挖12米，然后再向4号反应炉下方挖出一条长达150米的通道，最后再挖一个高2米，宽30米的空间，用来装一套冷却装置。
在温度超过50摄氏度，辐射强度超过每小时1伦琴的地下，1万名矿工开始7×24小时的拼命挖掘。由于下面温度实在太高，工人们根本无法戴呼吸面罩，所以全都脱下了防护设施。有的人只不过喝了一口飘入辐射性沙子的水，没多久就死了。
一个月后，通道完成，但没有安装冷却装置，只是用水泥将4号炉下方完全填充。
苏联官方后来宣称，每名矿工大概吸收了30~60伦琴的辐射，而矿工们宣称自己吸收了超过这个数5倍还不止。
据统计，参加挖掘工作的矿工中的四分之一，最后都在40岁之前死亡。
所有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参与抢险的军人、矿工、护理人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清理人”。
据统计，在这场事故后，苏联政府一共投入了大约50万“清理人”，其中10%都因为受到各种辐射而牺牲——其中还不包括更多数量的终生残疾。
在事故发生的7个月后，事故现场基本被清理完毕。
但一场更严峻的斗争却远未结束。
1986年6月4日，苏联政府召开针对外国媒体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被诊断为辐射病的患者为187人，死亡24人，平民与儿童未见死亡。但事实却是，根据2015年俄罗斯的解密文件，在1986年5月4日，苏共中央“第5号纪要”中就明确指出，仅5月4日苏联医院收治的病人即达1882人，住院总人数升至38000人，其中20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辐射病，64名为儿童，其中18人病情危重。
根据解密的《苏共中央1986年5月8日秘密会议纪要》显示，苏联卫生部拟定了新的苏联居民承受辐射标准。新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0倍。5月9日，苏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谢宾与苏联国家卫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东诺夫签署秘密文件，将辐射新标准以国家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卫生部还提出“将人体正常温度36.6℃上调至38℃，在特殊情况下可继续上调至39℃”的新说法。
根据2015年解禁的苏共中央“第8号纪要”，1986年8月22日，苏共中央批准继续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全面污染地域收购农副产品，其中主要是数十万吨肉类和数百吨牛奶，储存和投放全国，以保障居民生活。有资料显示，一大批放射性污染地区的肉类，以10%的比例混进健康肉类产品中，出现在苏联老百姓的餐桌上。
而对真相的掩盖，还不仅仅发生在苏联政府。
1986年8月底，第一场评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国际会议秘密举行，做报告的是当时带领科学团第一批入驻的核子物理专家勒加索夫。
勒加索夫做了一个长达3小时的发言，最后报出了一个让所有与会人士大吃一惊的数字：
接下来十年里，受辐射地区应该会有4万人死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引发的癌症。
别说苏联，其他受到或可能受到核污染的欧洲国家的代表都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数字——那无法向本国媒体和人民交代，且会引发巨大恐慌。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不能按照广岛原子弹的标准来换算，比如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量提高10倍，那么受辐射人群的得病率也会提高10倍。
等到会议结束的时候，4万这个数字被缩减成了4000。
1988年4月27日，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两周年到来之际，勒加索夫选择了自杀。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损失，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从经济上算，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的各类损失合计，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
苏军用于救险的飞机、卡车、装甲车，在使用之后全部被舍弃，因为它们都成了一个个“放射源”（图片来源：腾讯“图话”）
从伤亡数字来看，至今没有一份确切的、让人信服的统计报告。各界只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第一批进入事故现场的抢救人员中，大约有4000人已全部牺牲；整个过程中，超过10万人伤亡，而在2006年乌克兰卫生局局长发布的报告中说，发现有约240万的乌克兰人（包括42.8万名儿童）受到这次事故辐射粉尘的辐射。
核污染区域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数十万居民全部被迁走，之后有数百万居民继续举家搬迁。
更多的统计还在进行过程中。各国科学家认为，从乌克兰到白俄罗斯，从法国到意大利，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辐射粉尘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白血病和各类癌症的发病率有所上升。
事故发生之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并没有停止运行，只是封存了出事的4号反应炉。其他3台反应炉继续运行。
1991年，在2号炉再次出现火灾之后，政府宣布2号炉停机。
1996年11月，1号炉停机。
2000年12月，3号炉停机。
至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才正式停止运营。
2011年之后，乌克兰开始开放切尔诺贝利原址的旅游项目，游客可以身穿防护服，进入仿佛时间停滞的“鬼城”，感受当初的惊心动魄和苍凉。
这个在普里皮亚季市游乐场的荒废摩天轮，已经成为“鬼城”的一个标志建筑，甚至出现在不少电子游戏中
2016年，在世界发展银行的贷款和40多个国家的捐款帮助下，乌克兰耗资超过20亿美元，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炉外，造起了一个巨大的拱形金属建筑，用以替代原先已发生沉降和破损的“石棺”，彻底将4号炉以及里面的核反应堆封存。
然而，再完备的“棺材”，哪怕能封住所有核污染源，也不能封住，也不应该封住人类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铭记和反思。
人们在祭奠为扑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火而牺牲的消防员以及“清理人”，他们在去世后只能被放置进特制的“铅制棺材”。因为他们的尸体也成了一个个“放射源”
馒头说
面对突发性事件，尤其是事故，就我所知，上海媒体业内一直有一个共识：
“快报事实，慎报原因。”
我个人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快报事实”，不难理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关注的事情一旦发生，媒体还想像鸵鸟一样撅屁股藏脑袋，以为能“不报”或“瞒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报得慢，谣言就来得快，你的权威性就崩溃得更快。如果想瞒报危害老百姓财产乃至生命的事，你不仅是在践踏公众的知情权，更是在犯罪。
“慎报原因”，需要解释一下。“慎报”不是“不报”，不报原因，简直荒唐至极。“慎报”的意思，是要在充分了解并证实之后，尽可能快地向公众通报。因为如果没查清就报，就很容易误导舆论，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例，实事求是地说，爆炸的原因是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完全调查清楚并公布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核电站爆炸的原因，各方还有争论，比如当晚实验到底哪一步出了问题，有各种说法。而自杀的核子物理专家勒加索夫，一直坚持认为核电站本身的设计是有缺陷的。
但是，对核电站发生爆炸的事实本身进行慢报乃至瞒报，简直荒谬至极。面对如此严重的一起事故，政府居然在几十个小时之内都保持静默，他们把老百姓的生命摆在怎样一个位置，细思极恐。
当军队和“清理人”以近乎自杀的方式前仆后继地冲入辐射粉尘弥漫的事故现场时，何其悲壮，又何其痛心。
平心而论，别看我这么说，别说像切尔诺贝利这样的大事，即便是一些小事，据我所知，我们要做到全部“快报事实，慎报原因”，还是碰到过不少阻力的。
在这一点上，重要的不是媒体想明白，而是各级管理层要想明白。
在重大灾难事故面前，舆情是要关心，恐慌是要避免，但一个基本的原则还是要有的，那就是要有一个公平、透明、及时、有效的发布机制和沟通渠道。
不然，很可能会被更大的舆情反噬。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这场事故发生后紧随的各种故事，可能在某种角度比事故本身更触目惊心。
有人曾分析，切尔诺贝利事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我想，如果真是那样，造成影响的成分中，肯定绝不仅仅是指经济损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