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门路和行业，从古至今都会一直存在，经久不息。而且技术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和革新。
1997年5月5日，在河南开封，中国有一套“奇书”露面。
这套书分上、下两册，印刷于清朝光绪年间。书面纸张为黄褐色，内文用宣纸印刷，墨色精纯，校勘精当，印刷精细，字迹清楚。
那这套书又“奇”在何处？
这套书只有6.5厘米长，4.8厘米宽，1.5厘米厚，总共也就一个火柴盒大小。
但就在这套火柴盒大小的书里，一共刊载了《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五经，还连带注释和序言，共342页，30万字。
这套书，被称为“世界最微型书”（据说浙江嘉善地区曾发现尺寸更小的版本）；
这套书，先是用手工抄录，然后再经石刻印刷而成。
下那么大功夫干什么用？
按照明面上的说法，那是为了便于读书人携带，让他们在旅途中看的。但哪位读书人出去旅行还要读30万字的“五经”？而且书上每个字比一粒米还要小，那是要让天下读书人都“健步如飞出门，牵着导盲犬回家”吗？
所以，不要解释了。
这就是一套给考生作弊用的书。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隋，兴于唐，强于宋而盛于明清，历经1300多年，成为广大寒门子弟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途径。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作弊，几乎是伴随着科举制度同时诞生，同时发展的。
中国古代科举的作弊手段，可以说是门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但若以作弊的人群分，无非两类：富人作弊，穷人作弊。
我们就先来看看富人家的子弟是怎么作弊的——这个富人家，当然也包括有财又有势的官人家。
绘画作品中的唐代科举考试现场
如果你有个好爹，那么最好的作弊行为发生在进入考场之前，那就是“请托”。
所谓“请托”，就是通过各方面关系，贿赂考官，开后门。至于开后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探题”——透露题目给你，比如“关节”——双方约定你在考卷上做的暗号以便相认给高分（唐武则天时期开始要求盲批试卷），甚至是“偷改”——直接贿赂考官和工作人员，在考场就将试卷修改抄录。
能够“请托”的，一般都是大富大贵之家，那么稍微差一点，也有几个小钱，但托不到关系的人家该怎么办呢？
最常见的就是“替考”——找“枪手”（假手）代考。
请枪手代考，也是有讲究的。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也常见的，枪手代替考生入场考试，考生不出现在考场。而另一种则更不易被发觉：枪手和考生同时入场，但枪手在试卷上写考生的名字，考生在试卷上写枪手的名字，神鬼不觉。
话说唐代最著名的枪手，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才子温庭筠。“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这就是他写的。
话说这哥们儿虽然诗名与李商隐并肩，却一生不得志，屡试不中。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他喜欢吃喝嫖，还要把相思缠绵的感受写成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也是他写的。唐代的科举要附加品德评语，所以他一直被打低分。另一方面，他口无遮拦，得罪不少权贵，所以也一直无法上榜。
屡试不中后，温庭筠就开始疯狂“报复社会”——不是深夜发美食照片，而是充当“枪手”帮人考试。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的会试，由于温庭筠做枪手已经做出了名气，做出了品牌，为了防范温庭筠替考，主考官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自己办公的门口。当时温庭筠就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退场，让考官倒也是心中石头落地。但后来人们才知道，就是在那次考试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卷（“私占授者已八人”）。
“枪王之王”温庭筠
无法想象温庭筠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帮助8人作弊的，可谓“一战封神”。
当然，也不是人人像温庭筠那么潇洒。
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虽有才华，但屡考屡败，只能写下一句牢骚诗：“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最后，这哥们儿一气之下，去投了杀人魔王朱温，才算捞到个五代梁朝的翰林学士。
穷苦如杜荀鹤，自己有才，不愿作弊，那自是一说。但还有大量普通人家，无法像富贵人家作弊那样走高端路线，那该怎么办？
自然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最常用的手段叫作“夹带”，顾名思义，就是带小抄。但这个小抄放在哪里，学问就大了。
有的考生，把小抄放在食盒的夹层里，有的放在掏空的馒头里带入考场，有的比较恶心，把小抄藏在肛门中带入考场。
冯梦龙的《古今谭概》里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万历年间，某个考生考试携带作弊文稿，用防水的油纸卷紧了，用细线绑着，藏在肛门里。搜查的人拉着线头把它拽了出来。这个考生解释：“这是前一个考生丢弃的。”结果前一个考生被叫来对质，问：“就算是我丢的，难道不上不下，正好丢进你的肛门？那你干吗又高抬你的臀部，等着我来丢呢？”（即我所掷，岂其不上不下，刚中粪门？彼亦何为高耸其臀，以待掷耶？）
当然，有些“夹带”也是有些技术含量的，比如“继烛”。
因为有时候科举考试要考到晚上，所以考生需要自备蜡烛。有些考生就把蜡烛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然后塞入卷成一条的小抄，然后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堂而皇之地带入考场。
比“继烛”更有技术含量的是“飞鸽”。
在赶考之前，考生家里先训练鸽子，在考前晚上将鸽子放入考场。考生进入考场后，把当天的考题写在纸上，让鸽子带回家中。家里早就准备好若干写作高手，按题写作，再让鸽子把文章带回考场——放到如今，只是鸽子换成了手机而已。
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夹带”上衣
另外一些手段，甚至都有些“高科技”含量了。
有些考生会用墨鱼汁把作弊内容抄写在衣服里，再涂上泥巴，混入考场。进入考场后将泥巴去掉，墨鱼汁写的文字就会显露出来。而且据说用墨鱼汁写成的文字，过一段时间会褪色，这样的话作弊的证据也会消失。
总的来说，使用新颖的“夹带”方式的一些考生可谓生不逢时，如果放到现在，即便落榜，去做个一流魔术师也是绰绰有余。
清科举考试作弊用书
那么问题就来了：面对那么多种作弊手段，考官们不管吗？朝廷不管吗？还有王法吗？
管，当然管。而且招数也很多。
第一招是“盲批”。唐武则天的时候，规定考生在考卷上自糊姓名，不让批卷者知道。后来则是姓名、年龄、籍贯等都要用专门的纸条密封，加盖弥封印章，防止被人拆开偷看或偷梁换柱。宋朝沿用此法，称其为“糊名”，而且还加了一道手续——专门请人将考生的试卷统一抄写，防止因为笔迹被辨认出而作弊。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作弊，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前文所说的“关节”和“偷改”。
第二招叫“结保”。这个规矩从唐代就开始了，三人一保，类似连坐。如果三个考生中有一个被发现有作弊行为，三人同时受到处罚。这逼得他们互相监督，不能因为其中一人作弊而毁了自己前途。到后来考官等人都参与作弊，于是考官和工作人员也开始结保。
第三招是对付“枪手”的。从宋朝开始，科举考试推行“准考证制度”。那时的准考证叫“浮票”，上面除注明应试者姓名外，还有面形、身高、体形等特征。考生进入考场时，监考官拿着准考证一一看过才放行，以此防止冒名替考。但这招对温庭筠这类人不管用——老子也是进考场考试的，你奈我何？
清代科举考试场景还原
光这三招还不够，第四招叫“锁院”。这一招缘起北宋年间。当时的翰林学士杨亿被任命为主考官，在开考前，他同乡中打算应科试的一些人来拜访他——目的明确，希望接受“考前辅导”嘛。这个杨亿一听他们的要求，拍案而起，大骂一声：“丕休哉！”掉头就走进了里屋。
杨亿当真是个清官？并不是。“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有聪明人立刻听出了其中奥妙。那次考试，凡答卷中用了“丕休哉”一语的，都录取了。
为此，宋太宗决定开始“锁院”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都是临时委派的。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也不能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
然而，最简单有效的一招，自然就是“搜身”了。
随着“夹带”招数的越来越多，考生进入考场前的搜身也越来越严，进场要打开他们的发结，脱去衣服，甚至……检查肛门。
在这一点上，被汉人视为“蛮夷”的女真人倒是想出了一个非常文明的办法。金朝也仿效汉人开科举，但金世宗觉得对考生进行搜身很不礼貌，所以他规定：每次进考场前，让考生脱去自己的衣服进入沐池沐浴，浴毕则让考生换上统一的考生礼服——既检查了考生，又让考场环境干净卫生，没有体臭脚臭，一举两得。
当然，光靠“防”是肯定防不尽的，那怎么办？那就还要“罚”。
在清朝，凡是在科场考试中作弊的人，一旦被查出，要立即被带上枷锁在考棚外示众。然后还要判罚取消考试资格多少年，厉害的甚至会“剥夺考试权利终身”。
对于考场官员舞弊的，那惩罚就会更严重些，如果被查出，会被施以杖刑、罢官、流放，甚至砍头。
清朝对于科场舞弊惩罚极严，不少官员为此搭上身家性命。雍正年间，河南学政俞鸿图的小妾与仆人勾搭出卖考题被人举报，俞鸿图虽然不知情，但毕竟治家不严，被雍正判了个“斩立决”。（据野史记载，俞鸿图是被判“腰斩”，斩断身躯后尚未死，用手指在地上写了七个“惨”字才气绝身亡。旁人将惨状禀报雍正，雍正从此取消“腰斩”刑。）
这还不算什么。咸丰年间，做过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的正一品大员柏葰，被人举报主考期间舞弊。堂堂一个正国级官员，就被一刀咔嚓了，因此案被牵连的官员达90多人，其中不少都被处斩了。
不过，“头你尽管砍，以后不作弊算我输”。作弊的传统和方式还是在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推陈出新，屡禁不绝。
从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往后再过一千年，如果有人回写现在我们的各种考试，一样可以写出一篇图文并茂的《21世纪考生作弊的历史》吧？
馒头说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考试和作弊，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从出生开始就形影不离，谁也不能和谁分开。
或许有人会问，手段如此严格，下场如此悲惨，但为什么还有一批又一批的考生愿意铤而走险？
很简单，因为科举是那个时代处于普通阶级的他们突破自身阶层，万里封侯、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很多人都为了那一点点希望，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
是的，由此很容易联想到我们现在的高考。
有不少人曾呼吁取消高考制度。我个人觉得高考迟早会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至少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在当下的中国，高考依旧是一个对普通阶层相对而言最公平的机会，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子弟而言，如果没有高考，他们靠什么越过那道坎，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人生？靠拼爹？靠送礼？还是靠各种才艺秀？难道还要潜规则？
不过，虽然我已远离学生时代，但通过各类新闻还是能了解到，高考现在对学生的重要性，与对当年的我们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我是全国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届）——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挺好的趋势。
为什么呢？因为考试的机会越来越多了，考试的方式越来越多了，对未来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高考可能还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跃龙门”的渠道，但很难说还是不是当初那座“千军万马挤破头”的独木桥了。
其实当年的科举也是这样。考生们之所以前仆后继花样百出地作弊，是因为那是他们作为读书人唯一的升迁之路。而到了晚清，尤其是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前夕，科举的存在感已经越来越低。以前科举找人代考，可能要花个千百两银子，到后来可能只要几两甚至几钱银子就行。
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既然多了，那又何必在一根独木桥上挤呢？
当然，不是在舞文弄墨的考场上作弊的人少了，就是作弊的人真的少了。
只要有人，有欲望，有功利，“作弊”这种行为，永远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