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1944年的这一次，应该是最著名的。关于这次刺杀行动，有各种版本的描述。这一次，我们从一个人的视角来感受一下——他就是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
源于德国南部的施陶芬伯格家族，可以追溯到13世纪。
1907年11月15日，施陶芬伯格家族又添了一个男丁，他被取名为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没错，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冯”字，那是德国贵族的标识——施陶芬伯格的父亲是一名将军，母亲是伯爵。
和所有的贵族孩子一样，施陶芬伯格到了读书的年纪，就被送入私立学校，接受精英教育。
在施陶芬伯格11岁的时候，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国成立了共和国，帝制时代结束了。
这个变故，对贵族出身的施陶芬伯格打击颇大，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1926年，19岁的施陶芬伯格决定参军，他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振兴家族和国家。
施陶芬伯格
施陶芬伯格加入的是德国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第十七骑士兵团。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一年后升任少尉。
在施陶芬伯格的人生进入上升通道的时候，他所热爱的祖国，却境况不佳：
一方面，德国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和约》的约束下，承受着各种束缚乃至屈辱。但在英法两强同样也只是惨胜的背景下，德国民众认为这不是一种公平的生存状态，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慢慢滋生。
另一方面，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横扫全球，德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大幅度萎缩，大量的工人失业，人们都开始感到迷茫：我们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施陶芬伯格和他身边的很多同胞一样，开始热切地期盼有一位带领德国人民走出泥潭困境的领袖出现——他们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1933年，施陶芬伯格和无数热情乃至近乎疯狂的德国民众，用民主的选票，把他们认为的那位“救世主”选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那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情感，一开始就有点复杂。
一方面，他非常认同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高度赞扬希特勒在废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不合理条款上做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很反感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宣扬的对犹太人的镇压乃至清洗，同时也对希特勒几乎疯狂的作战计划感到无比担忧。
为此，当时的施陶芬伯格虽然加入了冲锋队，但没有加入纳粹党。不过，作为一名军人，他在1939年被从第六装甲旅调到了德军总参谋部，更进一步接近了整个纳粹军队的神经中枢。
也正是在1939年，希特勒一声令下，德国百万大军闪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序幕。在德国和苏联的两面夹击下，波兰在一个月后沦陷。
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是感到吃惊的，尤其是之后德国直接和英法开战，更让施陶芬伯格感到心慌——他认为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战争准备。
但和当时很多德国民众及军人一样，德军初期超乎想象的巨大“胜利成果”，让很多人都暂时闭住了嘴巴，施陶芬伯格也把质疑埋在了心里。
虽然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但1941年6月22日的那个消息，还是彻底击碎了施陶芬伯格对希特勒的所有幻想：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500万大军，全面入侵苏联。
1933年，施陶芬伯格结婚。他坚持在婚礼上穿军装，因为他坚信军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穿军装
在西线还没安定的情况下，德国又在东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炼狱战场，施陶芬伯格终于清楚地认识到：疯子希特勒，正在把德国拖向毁灭的深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彻底参与了德军秘密反希特勒的地下组织——这个密谋集团其实从希特勒下令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就已存在，只是施陶芬伯格一直不是核心成员。
在一次德军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伯格终于忍不住向自己的一位密友发出了哀叹：“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
事实上，想杀希特勒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一直在失败。
从1938年开始，密谋暗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团体进行了不下10次暗杀行动，但每一次不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因希特勒的生性警惕而躲过——希特勒身边不仅戒备森严，而且他经常临时改变自己的行程。
1943年，渴望有人能取希特勒性命的施陶芬伯格，自己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是在1943年春天的北非突尼斯战场，几架美国战斗机扫射了一条海岸公路上的一列德军卡车编队，而施陶芬伯格正好就在其中一辆卡车上。
施陶芬伯格从战友的尸体堆中爬了出来，被当时德军的北非军团总指挥隆美尔派人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自己的左眼、右手，以及左手的两个手指，并且双腿落下了残疾。
这次的死里逃生彻底改变了施陶芬伯格。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施陶芬伯格拒绝使用任何镇痛剂，他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以及用左手的三个手指写字。1944年春天，他提出要求，希望能返回部队。
施陶芬伯格如此坚毅的表现，在德军后方传开了，也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希特勒随后就把施陶芬伯格调到了本土兵团担任参谋长——在德军东西两线明显已转到下风的情况下，希特勒需要这样的军人表率。
而施陶芬伯格如此急着返回部队，并不是要继续效忠希特勒，而是通过一次生死关口的考验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不想再等别人去终结这个德国的“瘟疫”了，他要亲自动手。
调任本土兵团，确实给了施陶芬伯格一次机会。
本土兵团的士兵全部驻扎在德国国内，除了负责警戒工作外，还负责德军的征兵和训练。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国内出现叛乱——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本土军团制订了一个以北欧神话中奥丁战神婢女名字命名的“瓦尔基里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来说，就是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本土兵团有权控制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包括电台在内的通信设施、包括火车站在内的交通设施。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帮助本土兵团制止发生叛乱的计划，但关键是，如果叛乱就是本土兵团发起的呢？
施陶芬伯格开始物色同谋者。
本土兵团的副司令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表示愿意一起铲除希特勒，但总司令弗洛姆将军不置可否——他不是支持希特勒，而是担心叛乱失败后，遭到希特勒的报复。而那些一直对希特勒心存不满的德国军官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施陶芬伯格的谋杀集团，而另一方害怕遭到报复，表示拒绝。
为此，施陶芬伯格甚至还去找过在北非共过事的隆美尔。隆美尔和施陶芬伯格是同一天生日，两人算是有缘。但隆美尔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管怎样，德军的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就在筹划酝酿的时候，1944年的夏天来到了，战局对德国而言越来越糟糕：在东线，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波兰，逼近德国本土；在西线，盟军通过诺曼底登陆，已经在德国人的后院站稳了脚跟。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二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德军与其仆从国折损150万兵力，苏军由此开始转入攻势
施陶芬伯格知道，不能再等了。
1944年7月11日，施陶芬伯格第一次决定实施暗杀。
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和希特勒待在一起的机会，他的身上带了一个炸弹，和希特勒与戈林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是，施陶芬伯格没有拉响炸弹，因为当时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不在场——施陶芬伯格希望一次性将这三个人一起炸死。
从左至右依次是：希姆莱、希特勒、戈林
7月15日，施陶芬伯格决定实施第二次暗杀。
在那场会议中，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施陶芬伯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说不管另外两人是否在场，他都决定要炸死希特勒。但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
两次失败后，施陶芬伯格有点心急了。
但好在，他毕竟是暗杀集团中唯一可以近距离接触希特勒的人，机会还是有很多的。
7月19日，施陶芬伯格接到了通知：7月20日下午1点，到希特勒当时藏身的地穴“狼堡”，汇报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
这张照片摄于1944年7月15日，地点就在希特勒总部“狼穴”。由左至右分别为施陶芬伯格、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与希特勒握手者为卡尔·博登沙茨。此时施陶芬伯格的公事包里便放有炸弹，但这次他并未引爆
这一次，施陶芬伯格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下手了。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期待改变历史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一天的上午10点15分，施陶芬伯格和副官哈夫登抵达“狼穴”附近的机场，他和副官的公文包里，各藏了一枚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英国制造的定时炸弹，大概两磅重，通过溶液腐蚀金属线释放撞针的方式引爆——施陶芬伯格设定的引爆时间，是12分钟。
“狼穴”是希特勒的老巢，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但由于施陶芬伯格已经是希特勒的亲信军官，所以进入没有什么困难。只是一位接待的副官发现施陶芬伯格的皮包很重，对此他的回答是：“我有很多事要向领袖汇报。”
12点过后，施陶芬伯格首先进入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然后他得知了一个变故：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来访，希特勒将会议时间从1点提前到了12点半。
“狼穴”是希特勒指挥所的称号，位于当时德国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即现在波兰的肯琴约东15公里处的密林中，为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而修造，由一系列地堡和碉堡组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
时间紧急，施陶芬伯格马上提出需要借用一下凯特尔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施陶芬伯格弄碎了定时炸弹里装有酸溶液的玻璃管——定时炸弹开始倒计时。
但因为凯特尔在门外不断催促开会，只有三个手指的施陶芬伯格没有时间再启动第二枚定时炸弹，所以他决定只带一枚炸弹前往会议室。
在进入会议室前，施陶芬伯格对前厅管理电话总机的一位上士说，他在等候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有最新材料要补充进他对希特勒的报告，所以电话一来，就立刻叫他出去——“哪怕我和领袖在一起”。
12点35分，施陶芬伯格进入了会议室，当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希特勒站在一张大会议桌前，听取陆军副参谋总长的汇报，围在他身边的，大概有20多名军官。
施陶芬伯格向希特勒问好，然后平静地走到桌子前，把公文包自然地塞到橡木底座的桌子底下——大概离希特勒的腿有2米左右远。
这时候的时间，是12点37分，距离计算中的爆炸，还有5分钟时间。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趴在桌子上看地图，施陶芬伯格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他借口柏林的电话要来了，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但他离开后，会议室里发生了关键的一件事——
一位叫勃兰特的上校俯身上前，想进一步看清楚地图，结果脚碰到了施陶芬伯格放在桌子下那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
勃兰特并没有打开这个公文包——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谁也不会质疑这个核心的会议室里会出现背叛者——而是将这个公文包拿起来，放到了桌子底座的另一侧。
这样的话，公文包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一层厚厚的橡木板。
这时候，该轮到施陶芬伯格汇报了，但凯特尔发现会议室里并没有他的踪影——他想起来开会前施陶芬伯格等电话的那句话。于是，凯特尔匆匆跑出会议室，希望找到施陶芬伯格，告诉他轮到他向领袖汇报了。
当时会议室的平面图。①的位置是希特勒的位置，黑色小方块为炸弹位置，当中隔了一层木板
但是，管电话总机的上士告诉凯特尔：“施陶芬伯格上校不知道去哪里了。”无奈之下，凯特尔只能回到会议室。
这个时候，时间到了12点42分。
会议室里的炸弹准时爆炸了。
站在远处的施陶芬伯格看到会议室冒出浓烟和火光，立刻通知了同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
“暗杀成功了！”
但是，施陶芬伯格错了。
炸弹确实成功引爆，威力也非常大，甚至整个会议室的房顶都被炸塌了。但由于之前那个叫勃兰特的上校挪动了公文包，所以，希特勒并没有被炸死。
当时在会议室的有24个人，有4人当场死亡，3人重伤，但最关键的暗杀对象希特勒，只是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被炸后的“狼穴”会议厅
一名士兵展示阿道夫·希特勒在炸弹行刺中被烧坏的裤子
这个时候，施陶芬伯格的密谋集团又犯了关键的错误：位于柏林的内应团伙反应迟缓，他们甚至等施陶芬伯格连闯三道关卡，花了3个小时抵达柏林后才开始全面执行“瓦尔基里行动”——其间，他们甚至连电台都没有占领。
时间不等人。
与之相反，希特勒迅速做出了反应。在爆炸发生一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开始部署镇压行动，希姆莱麾下的盖世太保全面出动，开始抓捕各种怀疑对象。
晚上6点，希特勒通过全国广播发表讲话，表示一场针对他的政变已经失败——等到这个时候，密谋集团确实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
在这场未遂的政变发生后，希特勒一共下令逮捕了大约7000人，其中5000人在受尽各种折磨之后，被残忍地处决。
甚至连对暗杀不置可否的帝国元帅隆美尔，最终也被希特勒勒令服毒自杀——在一份被搜出的名单中，隆美尔被密谋集团内定为未来帝国的领导人之一（但很可能施陶芬伯格并没有征求隆美尔的意见）。
当然，没有悬念，施陶芬伯格最后也被捕了。
施陶芬伯格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在临死前，施陶芬伯格仍在试图让审判者相信：这件事和其他人没关系，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行为。
在被枪决前，37岁的施陶芬伯格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德国抵抗力量纪念中心的一面纪念墙，上面贴满了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德国官员照片，他们都在行动失败后被处决
馒头说
历史没有如果，但肯定还是会有人忍不住问：如果希特勒被刺杀了，结果会如何？
依我看，真的未必会像施陶芬伯格他们想的那样：战争立即结束。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德国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哪怕是在“二战”后，作为忠诚乃至刻板的德国人，仍有不少人认为施陶芬伯格是“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
即便到了1994年，德国联邦参议院议长约翰内斯·劳（后成为德国总统）仍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日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
这正是德国人在“二战”前后举国陷入纳粹狂潮的细思极恐之处：它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集团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而是一个国家几千万人的真心信仰。希特勒如果被刺，还会有大批的后来者顶上，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已经被卷入了疯狂的纳粹车轮。
那么，施陶芬伯格的刺杀究竟有意义吗？
当然有。
1944年7月，施陶芬伯格执行刺杀任务前，也曾询问他的好友，同样反对希特勒的原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处处长特雷斯科夫：“战局已经至此，刺杀还有意义吗？”
特雷斯科夫的回答是：“当然有意义！无论刺杀成败，都能向世人证明：德国是有那么一群人，是曾经起来反抗的。”
所以，2004年6月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仪式上，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说：“施陶芬伯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
回顾历史，很多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的疯狂时期，尤其是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时代，让人心有余悸。而在此期间保持头脑清醒，乃至敢挺身而出，甚至做出牺牲的人，都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