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过我们的外国友人。
1937年，12月的某一天，南京。
一对中国的母女，惶恐地低着头赶路，在路过小粉桥路的时候，她们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队日本兵从对面走了过来。
彼时的南京，城已陷，人已乱，禽兽横行，如同炼狱。
一名日军士兵很快发现了那对中国母女，他加速走了过来，直接拉着女儿的手，往旁边的一幢小房子里拖。母亲一边哭着哀求，一边拉着日本士兵的手不肯放。然后她被一脚踹倒在地上，旁边的日本士兵端起枪，周围的人都不敢作声了。
就在那个女儿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的时候，一个德国人突然冲了过来，用英语大声喊：“停止！”
所有日本兵都愣住了，拿在手里的枪，也不敢动。
因为那个德国人，身穿德国军装，头戴德式钢盔，腰里别着一把手枪，最关键的，是他的手臂上佩戴着“卐”字的袖章。
僵持了一会儿，日军士兵吃不准对面这个“盟友”到底是何来路，最终决定放弃，掉头离开。
这一幕，来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汤英的回忆。
那个半路杀出来的德国人，叫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
188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
拉贝早年丧父，所以只念到初中，就出去做了学徒。因为老板的推荐，他去了一家在非洲莫桑比克的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1908年，拉贝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名雇员，他被派往中国工作。1911年，拉贝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讯台（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在中国，拉贝去过沈阳、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因为长期在中国经商的关系，他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了。
1935年，拉贝与同事在南京办公室前的合影
1931年，拉贝在中国南京定居下来。他的身份之一，是西门子的南京代表处负责人，负责经销通信器材、防空报警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等，兼任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职。
同时，他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没错，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
拉贝在南京的家，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那是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也是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办公地。
拉贝当时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小粉桥1号”这栋小楼连同院子，会在六年后成为中国难民心目中最安全的天堂。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陷落。
在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兽行，在南京这座古都的各个角落里每时每刻发生着。那个以文明和自律而自豪、尊崇所谓“武士道”精神的军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如同地狱里爬出的万千恶鬼，用突破人类想象力和耻辱度的残暴行为，不断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
当然也震惊了约翰·拉贝。
在小粉桥1号那栋小楼里，愤怒的拉贝开始将自己在南京城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
1937年12月14日
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937年12月16日
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937年12月22日
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7年12月24日
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938年1月1日
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翻开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的日记，有很多是写给日军指挥官和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枪毙”“砍头”“强奸”这些名词几乎充斥了每一页。
但是，日本人又怎会听得进拉贝的意见？表示一声“非常遗憾”，已经是最礼貌的回应了。
拉贝明白，不能只是写日记。
首先，拉贝把自己那栋小楼，变成了一个难民收容所。
一开始，只是拉贝家附近的邻居躲了进来，再后来，“躲进拉贝家就没事了”这一消息开始迅速传开，四周的难民开始向拉贝家聚集——只要能有一丁点地方空余，拉贝来者不拒。
最终，拉贝家那不大的院子里，一共收纳了600多名中国难民。那时正值寒冬，拉贝在院子里给他们搭了芦苇棚，铺了稻草。据当年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丁永庆老人回忆，天冷后地上潮湿，拉贝给难民们每人都发萝卜根，让他们煮着吃祛湿。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拉贝努力给院子里所有的难民每天一人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
“我知道很少，但我已经尽力了。”拉贝对他们说。
每一个在拉贝家院子里出生的中国新生儿，都会得到拉贝的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不少中国父母就把男孩取名叫“拉贝”，女孩取名叫“朵拉”（拉贝的妻子的名字）。
1938年的新年，拉贝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得到了一份预料不到的再好不过的圣诞礼物，那就是600多个人的性命。”
而对于难民们来说，能住进拉贝家的院子，不仅仅代表着可以满足温饱，保全家庭，更重要的是能够保住性命和免遭羞辱。
幸存者汤英至今都忘不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晚上，拉贝正好外出，有三个日本士兵从拉贝家院子的围墙外翻了进来，寻找“花姑娘”。当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一个中国女子要推出围墙的时候，拉贝正好回家。“喇叭先生回来了！”所有的难民齐声大喊——他们一直把“拉贝”喊成“喇叭”。拉贝像一头怒不可遏的狮子一样冲了进来，对着日本士兵用英语大吼，叫他们滚出去。日本士兵看着拉贝手臂上的纳粹标志，尴尬地想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坚决不允许——他要求日本兵从什么地方爬进来，就从什么地方爬出去。日本士兵并不想在中国人面前丢脸，坚持要从大门走出去，于是拉贝大声吼叫着，拔出了手枪。三名日本士兵只能乖乖地从围墙上爬了出去。
日本兵翻围墙的事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拉贝让难民门组成巡逻队，一发现有日本人翻墙进来就吹哨子，然后他就奔过来驱赶。每一次，拉贝都不允许日本兵从大门走出去，必须翻墙回去。
随着投奔拉贝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也越发意识到自己这栋小楼对保护难民的重要意义。
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旗帜，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单做的。当初放这面旗帜是为了让日本飞机看到不要投下炸弹，后来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够“绕道而行”，放过里面的难民。
那是一面纳粹的党旗。
但拉贝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只是要保护院子里的600多名中国难民。
早在南京保卫战开打之前，拉贝就和南京城内20多名外国人，谋划成立“中立区”，保护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大批难民。
在日军攻城前，拉贝的公司、同事包括日本大使馆的官员，都劝拉贝快点离开南京，但拉贝不肯。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而他拒绝离开的原因，还因为他又多了一个头衔：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一开始，拉贝和他的外国同事担心的，其实是中国溃败的军队会带来很多麻烦，在他们看来，“一旦日军接管南京，一切就将变得安全有序”。
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站立者为拉贝
12月15日，拉贝还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宁海路的米铺于12月15日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们买走3袋米（3.75担），只支付了5元钱。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9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28.75元。”
在经历了这个日子之后的6周，拉贝如果回看自己当初写的这篇日记，估计也会对自己当初对日本人的期待而感到幼稚可笑。虽然成立了安全区，但在已经失去人性的日本军队面前，拉贝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位于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三天两头被开着卡车前来的日本士兵侵入，他们抓女老师，抓女学生，抓一切女性，有时甚至在现场就对她们实施强奸。哪怕是在安全区内的民宅和商店，日军士兵也是说进就进，说抢就抢，有人反抗，说杀就杀。
有一次，拉贝答应1000多名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入安全区，他以为《国际法》会有效，就通报了日方，说中国有一部分士兵已经放下了武器，应该得到“战俘”的待遇。结果日军表面答应，随后冲进安全区，当着拉贝的面绑走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随后拖出去全部枪杀。
无奈之下，拉贝一度只能穿上德国军装，戴上纳粹袖章，然后凭借个人的力量在安全区的街头游走，帮助一切可以帮助的中国人。
据幸存者李世珍回忆：“有一个家族里的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
无论如何，安全区的设立，毕竟给当时人间地狱一般的南京保留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拉贝四处奔走，利用纳粹党的身份和多重政治力量向日本方面施压，最终迫使日军打开封锁，允许安全区能运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在拉贝后来写给希特勒的报告中，他这样说：“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1938年2月，应西门子公司的要求，拉贝还是要回国了。拉贝回国的时候，还将一个中国飞行员乔装成佣人，转道上海送到香港。
而拉贝回国有自己更重要的目的：他想拯救更多的中国人。
回到柏林后没多久，拉贝就开始给希特勒写信，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并在德国放映他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一些电影胶片和展出照片。
拉贝很快等到了结果——盖世太保登门找到了他，没收了他的纪录片胶卷。
在盖世太保的“教育”下，拉贝只能写信给希特勒做出保证：“我将谨遵此项规定（指不得做报告、出书、放映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坚定地追随和忠实于您！”
原本期待希特勒能对日本做出干预的拉贝，开始被迫陷入了沉默。
但等待他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1945年，德国战败，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甚至被投入了监狱。
1946年，在证实拉贝完全没有参与纳粹的作恶后，同盟国法庭宣布他无罪释放。但是，那个时候西门子公司已经同拉贝解约了（应该和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有关），64岁的拉贝开始衣食无着，生活拮据。
拉贝开始当一个拆卸搬运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生活艰辛。因为缺钱，他甚至开始典卖从中国带回来的瓷器。
中国人没有忘记拉贝。曾经被拉贝庇护过的中国难民都站出来为拉贝说话。一位叫伍正禧的人说的话代表了大家的观点：“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他是我们的救星。”
1948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南京市民，开始每月给拉贝寄钱和食物，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承诺：只要拉贝肯来南京，政府将终身为他提供住房和养老金。拉贝曾回过两封信，表示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但没多久，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因为中风，拉贝与世长辞。
拉贝的身后事，也让人感到有些凄凉。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威廉皇帝纪念堂墓地。1985年，由于墓地租用到期，无人续租，管理部门便拆除了拉贝的墓碑。中国方面曾与柏林市政府多次沟通，希望柏林能将拉贝墓地列为历史名人墓地予以免费长期保留，但被婉言拒绝。
南京的拉贝故居
2005年，一群中国留学生自发捐赠，为拉贝塑了一座雕像。后来，拉贝的长孙托马斯·拉贝与中国驻德大使馆联系，希望能在拉贝墓地的原址重修墓碑。为此，南京市政府特批105万元作为专项资金，用于40年墓地租赁和墓碑的制作及运输费用。
2013年12月11日，在柏林西郊，拉贝墓地的落成典礼举行。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礼上表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缅怀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恩人，是为了共同回忆那场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是为了共同纪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捍卫人类尊严和赢得世界和平团结奋战的历史壮举。”
在1937年的南京，贝拉家院子里的中国难民，称他们的恩人为“活菩萨”。而贝拉可能更喜欢后人给他的另一个称号：中国的辛德勒。
馒头说
毫无疑问，拉贝是伟大的。
但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他的纳粹身份。
按照埃尔温·维克特所著的《约翰·拉贝——南京的德国好人》一书中的说法，拉贝在1934年为了在南京给西门子员工的孩子建一所德语学校，为争取经费才加入了德国工人党（即纳粹的前身），但事后的各种信件表明，他对希特勒还是忠心耿耿的——当然，当时德国像拉贝那样被蛊惑的人成千上万。
但同时，他在1937年南京城中的所作所为，却一点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纳粹。和拉贝一起在安全区工作的美国医生威尔逊甚至感慨：“因为拉贝，我居然开始对纳粹有点好感了！”
但也正是因为纳粹的身份，拉贝饱受折磨：一方面，他必须忠于自己的党员身份，将对南京大屠杀的愤怒压抑进心底；而另一方面，在战后清算时，他又因为曾经的纳粹身份而受到牵连。
1946年，宋美龄邀请拉贝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以证人的身份为南京大屠杀作证，考虑再三，拉贝还是拒绝了。
那一刻，拉贝应该是痛苦的：自己希望世人得知的丑恶行径终于得到曝光，但因为党员的身份和对所谓“元首”的承诺，他却不能甚至不愿成为证人。
好在，《拉贝日记》还是完好无损地被他保存了下来。经后人公布，那些翔实客观的记录，成为控诉日本人在南京暴行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这个关于拉贝的故事，感人却又耐人寻味——原本象征邪恶的纳粹党旗，却一度成了无数中国人的庇护，而拉贝一边行着纳粹礼，喊着“嗨！希特勒”，一边救下一个又一个即将遭受屠杀的中国人。
但事实上，也不用如此纠结。无论拉贝是不是纳粹党，无论他内心是否真的认同纳粹的理念，但在1937年，在南京，在那一个个真实的时刻，拉贝放下的是头衔和身份，遵从的是自己的内心——一个善良人的内心。
在南京那段让人不忍回忆的日子里，拉贝和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一样，展现的是普通却又伟大的情怀，展现的是人类面对残忍和血腥而被激起的善良和抵抗之心——在拉贝的身后，还有魏特林、辛德贝格、鲍恩典……还有后来悔过的，当时日本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上等兵东史郎。这些人用文字、口述、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禽兽军团的那些恶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感恩，与身份无关。
铭记，与宽恕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