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中国涌现出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痛定思痛，最先看到别人先进的地方，检讨自己的不足，提出改革的方案。但是，在那个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舞台上，即便是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人，始终都能把握得住方向吗？
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岁的老人离世了。
这个老人，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为说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说他是“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评价他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但在晚年，他的一个行为却又让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议。
严复
他叫严复，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翻译了《天演论》。
但其实，他值得我们了解更多。
严复本应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
严复出生于1854年1月8日，福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在严复13岁那年，父亲因为在抢救一名霍乱病人时被传染，结果不治身亡。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严复家顿时就陷入了困顿。
就在这一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对外招生。按严复家里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愿，他应该走上一条参加科举考取功名的道路，但和母亲商量了之后，严复毅然选择了这个当时传统家庭都不愿意报考的新式学堂。
有什么理由吗？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沈葆桢贴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福州船政学堂当年的建筑
每月四两银子，已足以养活全家，诱惑实在太大了。
严复是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他的同学都有谁呢？报出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没错，严复的同学们，后来撑起了大半支北洋舰队。
在船政学堂的五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数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和航海术等课程。1872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航行理论科毕业，然后上舰实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严复，字几道。
当然，福建船政学堂的这五年对严复的改变，绝不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严复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从一个一心想学好八股文考科举的学子，转成了一个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学的青年。
1877年，23岁的严复出国了。
他是作为中国海军选拔出的12名最出类拔萃的人员，公费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术的。
到了英国后，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直接上舰实习，剩下的9名学生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的考试，其中严复、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此人后来做到清朝海军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6人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这所皇家海军学院创建以来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严复在英国前后待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严复提升的绝不仅仅是在航海术方面的知识，而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的认识。
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提携下，严复和同学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大受震动。严复还利用休息日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开庭，看到原告和被告坐在一间房间里，有专门的律师为双方辩护，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让严复“归邸数日，若有所失”。
严复开始渐渐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比我们强，真的只是靠“船坚炮利”？
带着这个问题，他和年长他35岁的驻法公使郭嵩焘成了“忘年交”，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中国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海军、陆军，只是买船、造炮、练兵，那只是学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强起来的。
1878年，一年前考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6名中国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学业，在郭嵩焘的提议下，严复被点名再留下学习一年。
在多出来的这一年里，严复读了大量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书，这些书的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
郭嵩焘也是一位奇人。早年是曾国藩幕僚，之后担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也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他主张中国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军舰和大炮，可惜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
1879年7月，严复再次以“头等”的成绩从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应该再到英国的军舰“纽卡斯尔”号上去实习一年。但是，国内来电，召他尽快回国。
原来，福州船政学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当老师，传授自己的所学。
于是，严复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
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
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是一所新式海军学校，严复在校任教期间，培养了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后来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
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尤其是他当年的那批同学，在舰队里都已经担任高级指挥官，但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殉国（邓世昌、刘步蟾），自杀的自杀（林泰曾），被处斩的处斩（方伯谦），几乎全军覆没。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还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扬威”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
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又能怎么办？这场战争让无数的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
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和李鸿章提出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严复也指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人当初蔑视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种没开化的蛮夷了（“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在这些文章里，严复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后来维新派的很多理论基础，其实多来自严复的理论和文章。而严复本人，也是“维新变法派”的忠实拥趸。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与人合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天演论》封面。这本书扉页上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只是赫胥黎用来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却被严复有意无意影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这句话震撼了大江南北无数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国人。就连胡适改名为“适”，字“适之”，也是来源于此。（胡适曾说，他的同学里，有取名叫“杨天择”的，还有取名叫“孙竞存”的，可见这本书对当时人的影响之大。）
《天演论》手稿
严复用英文写给伍光建的信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60的严复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后民国当局曾一度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四处奔走，并亲笔上书《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自己又跑到比利时银行借贷20万元，才使得北京大学得以继续办学
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叫作“筹安会”。
这个筹安会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
“筹安会”的理事长，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度，这并不出人意料。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四个人当初全都是革命党成员，被杨度笼络过来，一起支持袁世凯称帝，倒是有些意外。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六人发起的“筹安会”名单上，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严复。
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
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第一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非同一般。
其实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就试图拉拢严复，但严复那个时候是看不上袁世凯的，袁世凯屡次拉拢，严复屡次拒绝。但后来随着袁世凯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严复重新审视了袁世凯，认为以袁的能力，当时中国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当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满朝文武没人敢为袁世凯说话的时候，严复却是倒过来同情袁世凯且为袁世凯说话的。所以当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东山再起的时候，自然非常器重严复，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顾问，这个时候，严复也就没再推辞。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严复不反对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他觉得，西方的共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建立在民众的民主和平等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时机远未到。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
那么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的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选谁？有“强人情结”的严复认为，只有袁世凯是最好的人选。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但在当时的中国，严复选不出别人了。
所以即便袁世凯后来称帝失败当回总统，各省纷纷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时候，严复依然站出来力挺袁世凯：“项城此时去，天下必乱。”
按严复的孙女严停云后来的说法，严复是受到了杨度的蛊惑和袁世凯的胁迫，最终被迫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列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复并不热情参与筹安会的活动，这是真的，只列名不做事，也是真的。但至少筹安会要做的“君主立宪”这件事，和严复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以，虽然严复没有为“筹安会”做什么事，但他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后，自己并没有提出退出。
至于袁世凯称帝，是不是严复想要的“君主立宪”，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
请严复一起创立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当时就曾劝严复，大意是，杨度、孙毓筠这些人都还年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年纪那么大了，干吗还要这样？
严复的老乡，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也曾劝他，无论今后袁世凯称帝成功还是失败，对严复而言都不是好事情。
但严复都没有听。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林纾劝他离京避祸，但严复的回答是：“是祸躲不过，我老了，已不惜什么了，是非终将大白。”
严复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虽然严复最终在家人劝说下避居天津，最终又回福州老家终老，但他哪怕到离世前，时而摇摆。
对当年名列“筹安会”拥护袁世凯，他曾对人说：“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
不过，他最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馒头说
今天之所以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馒头说”一直想和大家分享的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人，不管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最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
所以，他矛盾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最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最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他绝不是投机，而是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后人可以认为他的眼光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见过一次面，两人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搞好教育，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的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能可贵的。
正如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参观严复故居时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