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阿贝贝（Beleta Abebe）将军于视察半途，顺路在戈德（Gode）营部停留……不想次日竟有报告抵达皇宫，将军已被那里的士兵拘捕，并强迫他吃下士兵伙食。那些伙食腐坏到无以复加，有些人担心将军恐怕会因此生病死去。（埃塞俄比亚）皇帝连忙派遣贴身禁卫军的空军前往，总算把将军救出，送往医院诊治。
——《皇帝大人》
（Ryszard Kapus’cińs ki，The Emperor ，1983，p.120）
咱们把（大学实验农场上）能宰的牛全都宰了。可是正在动手大宰的当儿，那里的农妇却开始痛哭失声：为什么要这样痛宰这些可怜的牲口？它们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太太小姐们这么一哭，噢，可怜的东西，咱们也只好停手不干了。可是咱们大概早已经宰掉了四分之一，差不多有80头左右。咱们的意思是把它们全部宰光，可是不行哪，因为农家妇女们都开始哭了起来。
咱们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之后，便有一位先生骑上他的马儿，跑到阿雅库乔那一头去，他是去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到了第二天，整件事都在空中之声电台（Las Voz）的新闻里播报出来。新闻播出，咱们刚好就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同志正巧带着那种小不点儿的收音机。大伙便都听着，哈，这可让咱们感觉挺好受的，可不是吗？
——“光辉道路”某位年轻成员语（Tiempos，1990，p.198）
发生于第三世界的种种变迁及逐渐解体的现象，与第一世界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前者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革命区域——不管其革命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或有望来临——而后者的政治社会情况，一般而言，在全球冷战揭幕时大多相当稳定。至于第二世界，也许内部蒸汽沸腾，可是对外却都被党的权威及苏联军方可能的干预严密封锁。只有第三世界，自1950年以来（或自它们建国以来）很少有国家未曾经历革命、军事政变（其目的也许是镇压革命、防范革命，或者甚至是促成革命），或其他某种形式的内部军事冲突。到本书写作为止，唯一能够避免这种命运的只有印度，以及几处在长寿的家长式权威人物统治之下的前殖民地，例如马拉维（Malawi）的班达（Dr.Banda）——前身是尼亚萨兰（Nyasaland）殖民地——以及（一直到1994年为止）科特迪瓦那位仿佛异常长寿的乌弗埃·博瓦尼（M.Felix HouphouetBoigny）。这种持续性的政治动荡不安，便成了第三世界共有的一大现象。
这种现象，美国自然也看得很清楚。作为“保持国际现状”的最大护法师的美国将第三世界的动荡种子归咎于苏联；至少，它也把这种骚乱状态，看作对方在全球霸权争夺战中的一大资产。几乎自冷战开始，美国便全力出击对抗这一威胁，从经济援助开始，到意识形态宣传，正式与非正式的军事颠覆，一直到发动战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采取的方式，以与当地友好政权或收买当地政权合作为上策，可是如有必要，即使没有当地拥护也不惜为之。于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战火告息，世界自19世纪以来进入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同时，第三世界却成了一片战区。到苏联体系瓦解以前，据估计，1945—1983年间发生过100次以上“大型战争、军事行动与军事冲突”，死亡人数高达1900万人——甚至也许达2000万人——这些大小战事几乎全部发生在第三世界：其中900万死在东亚，350万在非洲，250万在南亚，50余万在中东。这还不包括当时刚开火，堪称残酷至极的两伊战争（1980—1988）；只有拉丁美洲的死难人数较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5，p.14）。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牺牲者据统计为三四百万人（该国总人口也不过3000万人）（Halliday／Cumings，1988，pp.200—201），而长达30年的几次越南战争（1945—1975），其惨烈更列所有之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军方大规模直接参与的仅有战事，各有5万名美军因此阵亡。至于越南百姓与中南半岛其他居民的人命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最保守的统计也应有200余万。然而除此以外，其他间接与反共有关的战争，其残酷程度也与此不相上下，尤以非洲地区为最。据估计1980—1988年间，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共有150万人死于反政府的战争（两国人口共为2300万），另有1200万人则因此流离失所，或濒临饥饿威胁（UN，Africa，1989，p.6）。
第三世界的革命潜力，也多具有共产党属性，不为别的，单就这些殖民地独立运动领袖均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一事即可看出，他们从事的解放手段及现代化运动，也以苏联为师，采取同一路线。这些人若受过西式教育，可能甚至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与列宁的追随者。不过，强有力的共产党派在第三世界相当少见，而且除在蒙古、中国和越南以外，共产党在本国的解放运动中均未扮演过主要角色——然而，毕竟也有几处新政权看出列宁式政党的长处，并借鉴或移植挪用，如1920年后孙中山在中国。另有一些获得相当势力及影响的共产党派，则不是靠边站（例如5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就是惨遭大肆荼毒。1965年的印尼，在一场据说有亲共倾向的军事政变之后，约有50万名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嫌疑者遭到处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屠杀。
几十年来，基本上苏联都采取相当实际的态度，来处理它与第三世界革命派、激进派，或解放运动的关系，因为苏方并不打算，也不期望，扩大它现有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地盘，以及中国在东方一带的介入范围（不过它对中国的影响力无法全盘控制）。这种政策，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1956—1964）也不曾改变。当时各地有许多“国产”革命，乃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共产党却不曾在其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古巴（1959年）和阿尔及利亚（1962年）。而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也将当地各国领袖人物一一推上权力舞台，他们的野心目标，最多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苏联之友”的头衔。尤其在苏联伸出援助之手，提供科技等各项不带旧殖民主义腐败气息的援助时，更愿与苏联交好。倾向此道者不乏其人，例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杜尔、马里的凯塔（Modibo Keita），以及比属刚果以悲剧收场的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卢蒙巴不幸被刺身亡，因此成为第三世界的烈士神明，苏联为纪念其人，特将1960年为第三世界学生成立的“人民友谊大学”（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改名为“卢蒙巴大学”。莫斯科同情这类新兴的非洲政权，并且予以协助，可是没有多久，就放弃对他们过度乐观的期望。例如比属刚果这个庞大的前殖民地，在匆忙被授予独立之后，立刻步上内战之途。苏联于内战中为卢蒙巴派提供军火援助，对抗美国和比利时的代理或傀儡政权（刚果内战并有联合国部队介入，为两个超级大国所不喜），结果令人失望。[1] 而各地新政权中的一支，卡斯特罗的古巴，出乎众人意料地正式宣布自己是共产党政权时，苏联虽将之收编旗下，可是与此同时，却不打算因此永久地破坏它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显示，苏联意欲借革命将共产党阵营地盘向前扩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动作也表示它只是无心栽柳，刚巧从中得利罢了。老一辈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可以把资本主义埋葬而已。
事实上，当1960年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以革命之名挑战时（挑战者还包括各种名目的马克思派别），第三世界遵从莫斯科号令的各家政党，也始终维持其刻意的修正路线。在这一类国家里，资本主义——就其存在而言——不是它们的敌人，它们的敌人是资本主义的前身（pre-capitalism）的利益，以及在背后支持这些邪恶势力的帝国主义（美国）。武装斗争，并非向前跃进，却是携手“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人民或民族阵线。简单地说，莫斯科的第三世界策略，延续着30年代的共产国际路线，反对一切说它背离十月革命宗旨的指责（参见第五章）。这项政策，自然激怒了那些主张枪杆子打天下的人，可是有时却颇为奏效，例如60年代初期在巴西和印尼，以及1970年在智利。但是也许无足惊讶的是，一旦这个策略达到目的，却立刻为继起的军事政变所中断，随后而来的便是恐怖统治。1964年后的巴西，1965年后的印尼，以及1973年的智利，就是明证。
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毕竟成为那些依然深信社会革命之人的信仰希望基石。它拥有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它仿佛一座遍布全球，随时等待爆发的火山，它是一处稍有震动，便预示大地震即将来临的地震带。即使是那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在黄金时代自由安定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里告终的学者（Bell，1960），也承认千禧年与革命的希望并未就此消失。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有十月革命传统的老革命家，或对50年代虽兴旺却世俗的平庸现象感到灰心的所谓浪漫人士，整个左翼路线，包括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以及温和派的社会民主党人，都需要一样东西赐予他们理想——单单是社会安全制度立法，以及不断升高的实际所得，哪里足够——第三世界，可以保存他们的理想；而遵循启蒙运动伟大传统的党派，除了理想之外，也需要实际的政治以供他们行动。少了这些，他们便无法生存。否则，我们如何解释那些主张非革命性的进步楷模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及那相当于19世纪宣教团使命的20世纪后期（新教）“世界基督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种种热情支援第三世界的举动？就是这股热情，在20世纪后期引导着欧洲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扶持着、维系着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与革命活动。
最使革命正反两方同感惊讶的事情是，自从1945年后，游击战，似乎成为第三世界革命——也是世界各地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有32场战争名列1970年编的“游击战大事年表”，除了其中3项以外——40年代末期的希腊内战、50年代塞浦路斯，及1969年北爱尔兰对抗英国——其余全部发生在欧洲、北美以外的地区（Laqueur，1977，p.442）。自此之后，这张名单很快又加长了。但是革命都是从山林草莽间发动的印象，并不尽然正确，这未免低估左翼军事政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后面这种方式，在葡萄牙于1974年戏剧性地创下首例之前，在欧洲似乎不能发挥作用，可是却是伊斯兰世界的家常便饭，在拉丁美洲也非意料之外。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便是在矿工与军方叛变分子携手之下发起；而秘鲁社会最激烈的改革，则是由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的军事政权推动。同样，都市民众具有的革命潜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旧力量，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日后的东欧社会，就是最佳例证。不过回到20世纪的第三阶段，世人的眼光都以游击战为焦点，游击战术的优越性，也一再为不满苏联路线的激烈左派思想家所鼓吹。与苏联交恶分裂以后的毛泽东，1959年后的卡斯特罗——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卡斯特罗那位英俊潇洒的同志、天涯浪子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即是其精神领袖。至于实行游击战术最成功的头号队伍越南共产党，先后击败法国和强大的美国，受到举世热烈推崇。可是，这些共产党却极不鼓励各家崇拜者在左派意识的内斗中自相残杀。
50年代的第三世界，充斥着层出不穷的游击战，而这些战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殖民势力（或移居当地的殖民者）不愿放手让前殖民地轻易和平独立的国家里——例如分崩离析的大英帝国治下的马来亚、肯尼亚茅茅运动和塞浦路斯。至于其中最严重的战事，则发生在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例如阿尔及利亚与越南。但是说也奇怪，最后将游击战推上世界头版地位的事件，却是另一桩规模小得多的行动——肯定比马来亚叛乱为小（Thomas，1971，p.1040）——不按常理出牌，结果却大获成功，于1959年1月1日取得加勒比海古巴岛政权的一场革命。卡斯特罗其人，其实倒也不是拉丁美洲政治场上不常见的人物：年轻、强悍、充满领袖魅力、出身良好的地主家庭；政治观点模糊，却决心一展个人英勇——管它是在哪一种自由抗暴的旗帜之下，只要恰当时机出现，就决心在其中成为一号英雄。甚至连他提出的口号，也属于旧的解放运动，虽然可敬，却缺精确的内容（“没有祖国就是死”——原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以及“我们会出头”）。在哈瓦那大学（Havana University）舞枪弄棒的少年当中，度过一段默默无闻的政治学徒期后，卡斯特罗投入对抗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将军（Fulgencio Batista）政府的阵营——巴蒂斯塔当年以士官身份，于1933年军事政变中首次登场后，就是古巴政坛上家喻户晓的残暴人物，并于1952年再次夺得政权，一手废除宪法。卡斯特罗以积极行动的姿态进行抗争：1953年攻击一处军营，然后坐牢、流亡，再度率领游击队打回古巴，并在二度进击之际，在偏远的山区省份巩固了势力。这场准备并不充分的赌博，竟然大获回报——其实就纯粹军事角度而言，挑战的难度并不高。那位游击战的天才领袖，阿根廷医生出身的格瓦拉，只带领了148名士兵，便继续前往征伐古巴其余地方，最后大功告成时，全体人马也只增加到300人而已。而卡斯特罗本人的部队，则只在1958年12月，占领了第一座拥有千名人口的村镇（Thomas，1971，pp.997，1020，1024）。一直到1958年前，卡斯特罗的最大成就——不过的确也非同小可——在于他显示了小小一支非正规的军队，却可以控制一个广大的“解放区”，而且能抵挡正规军的攻击——当然后者士气低落，已是公认事实。卡斯特罗之所以获胜，在于巴蒂斯塔的政权本身脆弱不堪，除了为自己利益者外，别无真诚拥护，其领导人物本身，又在腐化之下怠惰懒散。于是从民主资产阶级到共产党，各方政治路线联合的反对力量一兴起，独裁者自己的左右军警爪牙也认定他气数已尽，这个政权便立刻垮台了。卡斯特罗提供了这个气数已尽的证明，他所率领的势力自然便成了正统。叛军胜利的一刻，多数古巴民众均真心感到解放来临，从此希望无穷；而这个解放与希望的象征，就体现在那位年轻的叛军指挥者身上。“短20世纪”，是充满了天生领袖气质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麦克风前，被群众当作偶像崇拜的年代。在这些天才英明的领袖当中，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卡斯特罗一样，拥有如此众多深信不疑、满心爱戴的听众。这名身材高大、满脸胡须的英雄，一身皱巴巴的军装，毫无时间观念，一开口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虽然内容复杂，思绪紊乱，却能赢得群众毫无质疑的全神倾听（包括笔者在内）。终于有这么一回，革命成为众人的集体蜜月经验。它会带我们往哪里去？一定是什么更好的所在吧！
5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路反叛人士，最后难免发现，革命不能单靠本大陆历史上解放英雄的教诲，例如全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玻利瓦尔（Bolívar），以及古巴自己的伟人马蒂（José Martí），1917年后的反帝社会革命传统，即左派理论，显然也不可缺。两者都主张“农业改革”——不管它代表什么意思——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不曾说明）都具有反美的情绪。尤其是贫穷的中美地带，“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套用墨西哥老一辈强人迪亚斯（Profirio Díaz）的话。而卡斯特罗一帮人虽激进，但是除了其中两人，他本人及他的同志们都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曾表示得到任何马克思流派的同情和支援。事实上，古巴当地的共产党——是智利以外拉丁美洲的唯一这类大党——不但与他们毫无渊源，一开始甚至不表同情，直到相当晚才有部分人参与卡斯特罗的活动。双方关系显然极为冷淡，害得美国外交人员及政策顾问常有争议，搞不清楚卡斯特罗这一股人马到底赞成还是反对共产党。如果的确是共产党，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竹在胸，很知道该怎么处置——它已经在1954年解决过一个危地马拉改革派的政府了——可是现在，却显然认定古巴这帮人不是共产党。
但是当时发生的各种状况，却在促使着卡斯特罗的运动一直往共产主义方向走。从那些倾向于拿起枪杆子打游击的人开始，他们所鼓吹的一般性社会革命理论，到麦卡锡参议员在美国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间，都使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起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较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战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权讨厌美国——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对美方投资造成威胁，保证可以得到美国头号大敌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罗经常在数百万民众前独白式的治理作风，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连任何一个小国或革命也不能长久。即使是民粹主义，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组织；而共产党则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并可以提供给他这种组织的团体。双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结为一体。不过，到1960年3月，早在卡斯特罗发现古巴必须走社会主义路线，自己也得变成共产党之前（但是他这个共产党，自有其别具一格的风格），美国便已经决定把他当作共产党来处置，中央情报局被授命进行推翻他的任务。1961年中央情报局策动古巴流亡人士进攻猪湾（the Bay of Pigs）失败，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古巴便在美国最南端小岛基韦斯特（Key West）的百余公里外存活下来，并在美国封锁之下，对苏联的依赖日深。
当保守主义的气焰在全球兴盛了10年之后，再也没有另一场革命能像古巴一样，令西半球及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了，也只有这场革命，为游击战做了最佳宣传。古巴革命里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学生出身的年轻领袖，贡献出他们青春岁月的慷慨无私——年纪最长者也仅过而立之年。一个快乐喜气的民族，在一个热带的旅游天堂，带着伦巴韵律的脉动气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为，可以被举世的左派人士欢呼。
事实上，古巴的成功，最可能向它欢呼的是批评莫斯科的人。长久以来，这些人对苏联决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为第一优先的政策极为不满。卡斯特罗的榜样，激励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战派的知识分子。这片大陆，一向充满了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以英勇无私为荣，更爱展现英雄作风的热血人物。一段时间过去，古巴开始鼓动南美大陆上的叛变行动，格瓦拉更不断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头号斗士，大力主张应该制造出“两个、三个、更多的越南”来。至于思想方面，则有一位年轻聪颖的法国左派（舍此其谁？）提供了合用的理论。他整理出一套理论，即在一个革命成熟的大陆上，唯一所缺的，就是将小队武装送入山区，据山为营，形成群众解放斗争的“中心焦点”（focus），便能水到渠成（Debray，1965）。
于是这股游击风遂席卷了拉丁美洲，一群群热情激昂的青年男子，纷纷在卡斯特罗、托洛茨基或毛泽东的旗帜之下发动了他们的游击战争。可是只有在中美洲及哥伦比亚，由于当地拥有农民支持武装斗争的基础是为例外之外，这些游击武装都同遭立即覆灭的下场，只遗下无名英雄及赫赫人物的尸骨遍地——包括格瓦拉本人死于玻利维亚，以及另一名与他同样英气勃发、教士出身的叛军领袖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死在哥伦比亚。这项战略的策划效果实在欠佳，尤其是如果条件得当，在这些国家进行持久并有效果的游击战其实不无可能。1964年以来，具有正式共产党身份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Armed Forces of the Columbian Revolution，FARC）一直延续至今，其活动到本书写作时仍在进行就是证明。80年代在秘鲁兴起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道路运动”，则是另一例证。
然而，虽然农民也走上了游击之路，游击战本身却绝非一个农民运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极为罕见的例外。游击运动进入第三世界的乡间，主要是年轻知识分子的作为，而这些年轻人的来源，先为本国已有身家基础的中产阶级，随后又有一批农村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女为新鲜血液（男性为主，女性较少）。日后当游击战由内陆的农村转到都市，例如60年代后期某些第三世界左派革命的做法（例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及欧洲），[2] 其成员也不外以上两种来源。事后的发展显示，在都市里，游击队反而比农村容易行动，因为前者（多为中产阶级）无须借助其他力量。这些“都市游击队”或“恐怖分子团体”发现，在都市中可以达到更震撼的宣传效果，杀伤力也更为惊人——例如1973年佛朗哥元帅指定继承人海军上将布兰科（Garrero Blanco）之死，即是分离运动组织巴斯克自由党所为；以及意大利总理莫罗（Aldo Moro）于1978年被刺，是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所为——而这些攻击行动的能力，更是不在话下。总之，在都市进行游击战，战果比在本国乡间推动革命辉煌多了。
即使在拉丁美洲，政局变化的主力也是来自文人政客以及军方。60年代，一个个右翼军政权席卷南美大部分地区，其原因其实并非针对武装叛乱——至于中美一带，军政府始终流行，只有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及小国哥斯达黎加是例外，后者甚至在1948年一场革命之后，一举将它的军队消灭了——阿根廷的军方推翻了民粹派首领庇隆，庇隆的势力，则来自工人组织及穷人的力量（1955年）。自此之后，阿根廷军人间歇执政，因为一方面庇隆派的群众运动始终难以摧毁，另一方面却再也没有稳定的文人政府起而代之。1973年庇隆自国外流亡返国，这一回，则有当地许多左派抓着他的裤脚助阵。庇隆之归，再度显示其支持者的实力。于是军队又一次发动流血行动，标榜爱国而夺回大权，一直到他们输掉了那场短暂、无谓却具有决定性的马岛之战（1982年），被赶下台为止。
巴西军方在1964年接管政权，赶走的也是类似敌人。巴西伟大的民粹领袖瓦加斯（1883—1954），他的传人在60年代初期开始左转，提倡民主化及土地改革，并对美国政策提出质疑。其实出现于60年代末期的小规模游击活动，对军政权根本不具威胁，却成为后者大肆无情镇压的借口。不过70年代初期以后，当局的铁腕渐有放松之势，到1985年，并将政权交还文人，这一点不可不提。至于智利军方的大敌，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进步派人士的左翼联盟——欧洲人（对此智利亦不例外）所称的“人民阵线”（参见第五章）。这个联合阵线，早于30年代便曾在智利赢得选举，当时华盛顿对此没有如今紧张，智利也被一般公认为文人执政的宪政体制。联合阵线的首脑，社会主义人士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于1970年当选总统，但是政权不稳，随即于1973年为一场背后有美国支持（恐怕是美方主谋）的军事政变推翻。智利从此又是1970年军政权的当家行为盛行——处决、屠杀（官方或半官方式），有系统地折磨虐待监狱犯人，政治反对人士相继大批流亡。军方首脑皮诺切特将军执政的17年里，在经济上却执行极端的自由主义。因此再度证明，别的不论，政治的自由民主，与经济的自由主义，在现实上并非绝对的天生伙伴。
1964年后，玻利维亚的革命政权被军方推翻，此举也许和美国担心古巴在玻利维亚的影响日盛有关。当年浪子英雄格瓦拉，便在一场时机不成熟的游击行动里于玻利维亚不幸身亡。可是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不管其统治者多么残忍，却不是一个能让任何当地军人长久统治的地方。于是在一连串将军上台下台更替执政之间，在他们对毒品贸易的暴利越来越眼红心动之际，玻利维亚军政权于15年后结束。至于乌拉圭的军队，则利用当地一场极为高明的“都市游击”运动为借口，进行司空见惯的残杀，可是最后在1972年造成军方夺权的最大原因，却是“广义左派”（Broad Left）人民共同阵线的兴起，直接与该国传统的两党政治相抗衡。但是这个可称为南美唯一民主政治最为悠久的国家，总算保住其一定的传统，最终毕竟否决了军事统治者赐予他们的那部戴着手铐脚镣的残缺宪法，并于1985年重由文人执政。
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非洲，游击战术堪称成就非凡，并且有可能再上一层楼。但是若将战场移到发达国家，游击之路则无甚意义。不过在第三世界农村与都市游击战双管齐下之际，第一世界年轻的叛逆者和革命者——或只是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的激励日深，自是无足惊讶。有关摇滚乐的报道，便将当年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音乐节（1969年），比作“一支和平的游击队”（Chapple and Garofalo，1977，p.144）。格瓦拉的画像，则被巴黎东京的示威学生当作偶像般举来抬去；他那头戴贝雷帽、满脸络腮胡、显然充满男性气息的模样，打动了每一颗心，甚至连“反文化”圈中最不具政治色彩的心灵，也因此为之跳跃不已。虽然第一世界的左派在实际示威活动之中，较常用的口号往往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名字，但是全球“新左派”在1968年曾有过一场极为完备的调查，格瓦拉的大名却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仅次于哲学家马尔库塞（Marcuse）。于是在对第三世界游击队的支持之下，以及1965年后，美国青年反抗被政府送去与第三世界游击队作战的抗议声中，左派因此产生了大联合的声浪；唯一能与这两股凝聚力相媲美者，只有反核一事。《地上的可怜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一书的作者，原是加勒比海地区一名心理学者，曾参与阿根廷的解放战争。书中讴歌暴力，认为它是被压迫者的一种精神解放形式。知识圈中的某些行动派阅此深受震撼，此书随之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经典，影响日大。
简而言之，身穿迷彩服出没于热带丛林的游击形象，成为60年代第一世界激进派的中心印象，甚至是他们最主要的灵感。“第三世界论”者相信，世界的解放，将由周边穷苦的农业地带发动完成，这些被剥削、被压榨、被众多文献称为“世界体系”里的“核心国家”所迫、沦于“依附地位”的广大地区，却要回头来解放全世界。这个理论，抓住了第一世界左派理论家的心。如果说，根据“世界体系”说，世上的烦恼之源，不是出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在于第三世界于16世纪陷于欧洲殖民主义之手，那么，只要在20世纪，将历史的过程反转过来，第一世界感到束手无策的革命人士，便能有突破之路，冲出这个无能为力的困境了。难怪有关这方面最有力的言论，往往来自美国的马克思派，因为想要靠美国的内部力量，产生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时至今日，在繁荣兴旺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度里，若以叛乱骚动，以及群众运动的古典模式引发社会革命，这种可能性如今根本没有人认真考虑了。然而就在西方繁荣的最巅峰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核心内，各国政府却忽然意外地——刚开始甚至大感不解地——发现自己竟面对着一种仿佛类似旧式革命的现象。此中现象，透露了貌似稳固却实有漏洞的政权的弱点。1968—1969年间，一股反叛狂飙，吹遍了三个世界（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暴动的浪头，为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各地学生——送往各个角落。此时甚至在中型的西方国家里，学生人数也已经数以十万计，不久更要高达以百万计（参见第十章）。更有甚者，学生除了人数众多，更有三项政治特征助其威风，愈增其政治要求的效力。其一，他们全部聚集在硕大无朋的知识工厂中，动员容易，比起社会真实大工厂里的工人，空间时间绰绰有余。其二，他们通常都在各国首都大城之内，随时在政客的耳目及媒体的照相机紧盯之下。其三，身为受教育的阶级，经常也是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后，而且更是供本国社会擢取统治新秀的来源（举世皆然，尤以第三世界为最），当局对他们自然多有容忍，不会像对付下等阶级般轻易开枪扫射。在欧洲，不论东西，甚至在1968年5月的巴黎，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暴乱及街头冲突当中，学生都不曾遭到严重的伤亡。有关当局小心谨慎，全力避免造成伤亡。至于在确有重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地方，如1968年的墨西哥城——在军队驱散一次公共集会的骚乱中，根据官方统计，共有28人死亡，200人受伤（González Casanova，1975，vol.Ⅱ，p.564）——墨西哥政治日后的轨道，因此而永久地改变了。
学生人数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由于以上缘故却极有影响。尤其在1968年的法国，以及1969年“炎热秋季”的意大利，学生暴动引发了巨大的工人罢工浪潮，甚至造成全国经济暂时瘫痪。然而，它们毕竟不是真的革命，也不可能发展成真正革命。对工人来说，他们加入这些行列，只是从中发现一个机会，原来自己在劳动力市场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这个议价实力，他们已经默默积聚了20年而不自觉。工人，不是革命者。至于第一世界的学生骄子，他们对推翻政府、夺取权力这类锱铢小事，更不看在眼里。不过1968年5月法国的一场学生大乱，却也差点使戴高乐将军跌下宝座；事实上，也的确缩短了他的统治生涯（戴高乐于一年后告老退休）。而同一年美国学生的反战示威，则将约翰逊总统（L.B.Johnson）拉下台来（第三世界的学生，对权力的现实面看得比较清楚；至于第二世界的学生，则深知自己对权位最好敬而远之）。西方学生的叛乱行动，文化革命的色彩较浓，是一种抗拒的表现，排斥社会上由“中产阶级父母”价值观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其中细节已在第十章和十一章内有所讨论。
尽管如此，这一代反叛学生里面，毕竟有相当数目之人因而开始注意政治，他们自然都接受了激进革命及全面社会转型的教导，以他们的精神领袖为导师——非斯大林派的十月革命偶像马克思，以及毛泽东。自从反法西斯的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走出家门，不再限于莫斯科正统理论的禁锢，吸引了西方大批年轻的知识群众（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魅力自然从来没有停息）。这是一个奇怪的马克思学说现象，不以行动为战场，却在讨论会中、学术场上喋喋不休，再加上当时学术界流行的各类思潮，有时还凑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思想、国家主义、宗教学说。这一片大千世界的声音，完全从课堂上迸发而出，而非工人生活的实际体验。事实上，这些思想、讨论，与这一群马克思新门徒的实际政治行为毫不相干。他们大声疾呼，主张进行激进的战斗手段，而这种战斗行为，其实根本不需要任何研究分析。当初的乌托邦理想如泡沫破灭之后，许多人又回到——或可说转向——左派的老路上去（例如法国的社会党，即在此时重整，意大利共产党是另外一例），而如今的左翼党派，在年轻新鲜血液的注入后，也颇有部分振兴的气象。这既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自然也有许多成员被拉入学术圈的阵营，在美国的学术界里，便因此造成政治文化激进分子空前众多。另有部分人，则视自己为继承十月革命传统的革命者，遂纷纷参加或重建列宁式训练有素的小团体，最好是秘密性质的“先锋”型干部组织为佳，以向大型团体渗透，或以恐怖行动为目标。于是在这方面，西方与第三世界合而为一，后者也有数不尽的非法战将，摩拳擦掌准备以小团体的暴力，补偿前线大规模的败退。70年代的意大利，曾出现各种名目的“红色旅”，可能便属于布尔什维克一系在欧洲最重要的劲旅。于是一个奇特的秘密世界从此冒出，在这里，国家主义的行动团体，与社会革命意识的攻击部队，共同在国际密谋网中相结合。其中有“红军”（一般规模甚小）、有巴勒斯坦人、有西班牙巴斯克叛乱分子、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其余形形色色各路人马，并与其他非法地下网络相重叠，同时又为情报组织所渗透，受到阿拉伯与东方国家所保护，必要时甚至予以援助。
这是一个大千世界，是谍报小说恐怖故事作家笔下最好的素材，对后者来说，70年代真不啻黄金时光。这是西方历史上残暴与反恐怖行为并行的最黑暗时期，这也是现代残暴势力横行的黑色时代。死亡与绑架者的魔爪伸延，还有那标志不明、使人“神秘失踪”的汽车横行——可是人人都知道那些车辆来自军警，来自特务谍报单位，来自已经脱离政府掌握，更别说民主手段能控制的超级组织。这是一场难以启齿的“肮脏战争”。[3] 甚至在拥有深厚宪法程序传统的国家，例如英国，也可见到这种不堪手段的运用。北爱尔兰冲突初起的早年，便曾出现过相当严重的状况，引起“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关切，纳入其有关虐待状况的报告书中；而最恶劣的例子则来自拉丁美洲。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虽然并没有太多人予以注意，不过它们却并未受到这股邪恶风气的感染，它们的恐怖时代已经抛在背后，国境内也没有恐怖分子活动。只剩下一小群持不同政见者深知，在他们的处境之下，笔的力量远胜于剑。或者可以说，打字机的威力（再加上西方公众的抗议支援），远胜过炮弹的破坏力量。
60年代末期学生的反抗运动，是旧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欢呼。这个运动，从两方面看皆具有革命意义。其一，在于其古老的乌托邦理想追寻，意欲将现有价值观做永久性的翻转，追求一个完美的新社会。其二，在其诉之以行动的实际运作方式：走上街头，登上山头，架起防栅，爆炸袭击。这也是一股国际性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因为革命传统的意识思想，从1789—1917年，始终是普遍性国际性的追求——甚至连巴斯克主张分离运动的自由党，这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团体及60年代的标准产物，也宣称自己与马克思有些瓜葛。而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世界真正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社会——至少在那些高谈阔论思想意识的学生圈里，世界的确是一家了。同样的书刊，纷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汉堡各地的书店出现，而且几乎同时出现——1968年时，马尔库塞的著作，更是这些书店架上必备的一本——同样的一群革命者，穿过大陆，横渡大洋，从巴黎到哈瓦那、到圣保罗、到玻利维亚。60年代末期的学生，是将快速廉价的电传视为理所当然的第一代人。索邦（Sorbonne）、伯克利（Berkeley）、布拉格，无论何地有事，学生群都能毫无困难地立刻体会，因为这是同一个地球村发生的同一事件的一部分。而根据加拿大大师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60年代的又一时髦人物）的指示，我们都生活在这同一个地球村中啊！
然而这一场仿佛像是革命的运动，却不是1917年那一代革命者所认识的世界革命。它只是一个已逝的春梦，梦想的事物其实早已不存在了。其中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自欺的假象，好像只要我们假装战斗的壁垒已经筑起，它就真的筑起，在共鸣的魔力下自动筑起。难怪那位保守派的才子阿隆（Raymond Aron），会将巴黎的“1968年5月事件”打趣成一出街头大戏，或是一场心理实验剧罢了（psychodrama）。
再没有人指望西方世界会真的爆发社会革命了。多数的革命者，甚至不认为工人阶级——那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一群——在根本上属于革命的同路人；只有那些对正统教条依然忠心的人，才会抱着这个说法不放。在西半球，无论是拉丁美洲坚守理论的极左派，还是北美学生的实际行动派，旧有的“无产阶级大众”甚至被他们嗤之以鼻，被视为激进主义的大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者，如今若不是享有优惠待遇的工人阶层中的贵族，就是爱国心迷的越战拥护者。革命的前途，现在只在第三世界（人口正在迅速减少之中的）农民手里了。然而这些小农百姓，必须靠远处而来的武装福音使徒——在卡斯特罗、格瓦拉们的率领之下——才能觉醒，才能将他们从过去的被动服从中摇撼出来。这个事实，却显示旧有的信念似乎已露疲惫：所谓“地上被诅咒的一群”（damned of the earth）——那被《国际歌》颂扬的一群——必将“全靠我们自己”挣开他们的锁链的说法，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推论，显然不大说得通了。
更有甚者，即使在革命已经成为事实，或极可能发生的地方，它还真能保有它的世界性吗？60年代革命者希望所寄的各种运动，事实上根本与传统革命的普遍性背道而驰。越南、巴勒斯坦，以及各式殖民地的游击解放运动，其关心焦点，都只集中在本国本民族。它们之所以与外面较大的天地有所关联，只是因为其领导人或许是共产党之故。而只有共产党人，才有较为世界性的任务在身。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冷战世界体系之下的两极结构，自动将它们归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旧有的普遍取向，如今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从中国即可明证。而目标超越国界的革命，只在某些区域性的行动中保存下来，例如泛非、泛阿拉伯，尤其是泛拉丁美洲等注过水的运动。这一类运动，倒也拥有某种普遍程度的真实性，至少对于讲同一种语言（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并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游走的好战派知识分子是如此，例如那些流亡者及叛变行动的策划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某些人的确具有国际性的色彩——尤以卡斯特罗一路为最。格瓦拉本人，便曾在刚果作战；而古巴也曾于70年代，派军队往非洲合恩角及安哥拉协助当地的革命政权。但是出了拉丁美洲左派的大门，到底有多少人真心期待社会主义的解放，能获得一场全非洲或全阿拉伯的胜利？由埃及、叙利亚，加上附带的也门，三角组成的短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1958—1961），不久即解体。叙利亚和伊拉克，虽由同样主张“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两国间却时起摩擦。岂不恰恰证明，超国家的革命主张的脆弱，及其在政治现实上的不实际吗？
世界革命已然褪色，最戏剧性的证据，却正来自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国际运动的解体。1956年后苏联以及在它领导之下的国际运动，开始失去独家控制，不再能一手掌握革命目标，及其目标背后具有团结效力的理论意识。如今已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几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连那少数于1956年后，依然在旗帜上保留斯大林肖像的共产党，也有了两三种的不同模式（中国、阿尔巴尼亚，以及与正统印度共产党分家的印度共产党）。
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运，在1956—1968年间瓦解。1958—1960年间，中国与苏联正式决裂，并呼吁其他各国效法，退出苏联集团，另行组织共产党派与之较劲（不过成果甚微）。而其他共产党派（以西方为主），则在意大利领头之下，公开表示与莫斯科保持距离。甚至连最初的1947年“社会主义阵营”，如今也开始分裂成对苏联效忠程度不一的各种队伍，从全面效忠的保加利亚起，[4] 一直到完全自己当家做主的南斯拉夫。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其目的在于以另外一套政策，取代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苏联此举，最终断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此之后，甚至连执行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派，也开始公开批评苏联，并采取与莫斯科意见相左的政策——例如“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种种唱反调的现象，便成为正常状况。国际共运的落幕，也是其他任何一种主张国际路线的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的尾声，因为这些异议分子与反莫斯科人士，除了各成一派之外，再也无法组成有效力的国际组织。唯一尚能模糊唤起全世界解放传统印象的机构，只剩下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1951）。这个组织，如今代表的却是已经正式放弃任何一种革命路线的政府和党派，其中多数在西方；更有甚者，多数甚至连对马克思思想的信仰也完全放弃了。
1917年10月的社会革命传统早已丧失——有人甚至认为，连革命的老祖宗，1793年法国雅各宾派一脉的传统也已完全失传——促成革命爆发的社会政治动荡却始终存在，社会不安的火山依然活跃。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告终，新的革命浪潮，开始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紧接着进入80年代，苏联共产党集团发生危机，最终导致它们在1989年间发生剧变。
70年代的革命事件，虽然大多数发生在第三世界，但事实上其地理分布及政治体制的牵涉范围极广。令人惊奇的是，序幕的揭起却首先发生于欧洲：1974年4月，欧洲大陆寿命最长的右派政权葡萄牙先被推翻；不久，相比之下极为短命的希腊极右翼军事独裁也宣告倒台。1975年，佛朗哥元帅总算尽享其天命谢世，西班牙政权在和平转移下由权威统治走上国会政治，这个南欧国家回归宪政民主的漫长之旅至此终于完成。以上这些转变，其实都可以看成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在欧洲留下的未了之账的最后清算。
葡萄牙革命政变中的激进军官，是在葡萄牙与非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游击部队的多年作战之下，徒劳无功的挫败感中产生。葡萄牙军队从6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那里征战不休，虽然葡军并未有重大战局，可是在小小的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却碰上了恐怕名列非洲解放领袖能干之首的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60年代末期，竟能打成了两军对峙、僵持不下的局面。刚果冲突之后，又有南非当局为加强“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火上浇油——划出一块黑人“家园”限其居住；以及沙佩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等——非洲游击运动在60年代遂迅速繁衍。不过一般而言却不甚见成效，加以部落互斗，中苏对抗，其势更形衰颓。进入70年代初期，苏联的援助大增，游击战又再度死灰复燃。可是，最后还是由于葡萄牙本国起了革命，各殖民地才于1975年获得独立。莫桑比克与安哥拉却马上投入了一场更为血腥残暴的内战，起因又是由于南非与美国从中介入之故。
正当葡萄牙帝国崩溃之际，另一个非洲独立资格最久的古老国家，也同时爆发重大革命。为饥荒所苦的埃塞俄比亚，老皇帝于1974年被赶下宝座，政权最终为一个与苏联密切合作的左派军人集团所把持。苏联因此也将它在这一地区的支持对象，由索马里的巴雷军事独裁政权身上转开，当时，后者正热情地对马列主义心向往之。而埃塞俄比亚的新政权在国内一直有人挑战，终于也在1991年被推翻，取而代之者，则是同样走马克思路线的地区性解放或分离运动。
这一类变化，为投效社会主义（至少在纸面上投效）的政权创造了新的流行。达荷美（Dahomey）宣布自己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虽然它还是在军人统治之下，同时也已将国名改为贝宁。同样在1975年，马达加斯加，即马拉加西（Malagasy），在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之后，宣布致力于社会主义。军人当政的刚果，更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特色——此小刚果非彼大刚果。后者是前者的巨大强邻，现已改名扎伊尔的比属刚果，执政者是贪婪出名的亲美军人蒙博托（Mobutu）。而南方的罗得西亚，即今津巴布韦（Zimbabwe），白人移民企图在此建立一个由白人统治的独立政权，11年尝试未果之后，终在两大游击运动日增的压力下于1976年画上句号。但是两股游击势力，则因部落认同及政治倾向有异而分裂不合（一方亲苏，一方亲中）。1980年津巴布韦在其中一名游击首领的统治之下宣告独立。
在纸面上，这些运动都属于1917年革命世家的一员；在事实上，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支异类。这种变调是无可避免的后果，尤其因为当初马列主义者精心研究设计的社会，与今日撒哈拉沙漠以南后殖民世界的非洲国家之间，有着极大的分野。唯一符合他们分析条件的非洲国家，只有那个由移民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度，经济发达、工业发达的南非。于是一股跨越部落种族界限的真正群众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在南非出现；为其助一臂之力者，有当地另一股真正的群众工会运动，以及效能极高的共产党。到冷战结束，甚至连坚持种族隔离的政权也不得不向其低头。但是即使在此地，革命的运动力也非普遍存在，某些部落对革命的使命感特强，有些却相形甚弱——例如祖鲁族（Zulus）——这种状况，自然也为种族隔离政权从中利用某些力量，发挥了某些效用。至于非洲其他地区，除了一小群受过教育及西方化的都市知识分子之外，一般建立于所谓“国家民族”或别种因素之上的动员目标，根本上，其实只是基于向本部落效忠或部落之间的联合而已。于是愈发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鼓励其他部落向新政权发出挑战——安哥拉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像这一类国家，若与马列思想有任何关联，充其量也只是借用它的秘方，以组成训练有素的干部党团及权威体制罢了。
美国从中南半岛的撤退，更加强了共产主义的挺进。越南全境，如今已经在共产党政府独一无二的完全统治之下，类似政权也在老挝与柬埔寨出现。
70年代末期，则见革命的大浪直接扑向美国。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一带，原是华盛顿铁腕独断的禁脔，如今却似乎迤逦向左驰去。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推翻了这个小共和国内的首脑人物索摩查家族（Somoza）；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势力日益猖獗；坐镇在巴拿马运河旁的托里霍斯将军（Torrijos），更是一个问题人物。可是这些状况，对美国在此地的独霸其实都没有造成严重威胁，至少绝不比当年古巴革命的冲击为大。至于1983年发生在小岛格林纳达（Grenada）让里根总统动员全军一击的革命事件，更微不足道。但是这些成功的革命事例，却与60年代的失败恰成强烈对照，因此，一时之间，确让华盛顿在里根总统的年代（1980—1988），兴起了一小阵歇斯底里的恐慌。这些事件都属革命，自是毋庸置疑，不过其中却带有极为眼熟的拉丁美洲风情。最令传统老左派惶惑不解的新鲜事是其中竟有马克思派的天主教士支持，甚而领导叛乱行动。传统的左派，向来是反教士的世俗运动，看到这种新现象自是匪夷所思。这股风气的始作俑者，起于古巴革命，[5] 在哥伦比亚一场圣公会大会（1968年）支持的“解放神学”下，进而有了法理基础。这种趋势在最最意想不到的圈子当中——饱学的耶稣会教士——得到了有力支持。至于梵蒂冈的反对，自是意料中的事。
这些貌似与十月革命传统有裙带关系的70年代革命，事实上却与十月革命相去甚远。史家固然能看出这中间的差异，然而换在美国眼里，却难免把它们一律视为共产党强权的全球攻势。这种推理，一部分是出于冷战年代的游戏规则：一方所失，必为另一方所得。既然美国已经与第三世界的保守势力站在一边——进入70年代尤甚——自然愈发发现，如今自己站在革命的输家一方。更有甚者，华盛顿认为，应该对苏联核武器的进展提高警觉。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已经落幕了，黄金年代里美元扮演的主角也随之下台。在越南战场上，美国果然如世人早已料定般终告败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于1975年撤出越南，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遂大为动摇。自从巨人歌利亚（Goliath）被年轻大卫的弹弓击倒以来，人间还未见过这等大不敌小的败仗。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大搞石油政变，要是当时的美国信心强一点，说不定就不会如此不加抵抗，便轻易屈服了。看到1991年对伊拉克的海湾一战，更令人不得不有此一问。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啥玩意儿？不就只是一群阿拉伯的轻量级国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在军事上也尚未装备到家，只不过靠着它们的油井，向世人强索高价罢了。
美国眼看着自己在全球霸权的滑落，自然视这一切为向它的最大挑战，更认为这是苏联独霸世界野心的信号。70年代的革命，因此带来所谓的“二度冷战”（Halliday，1983）。这一回，跟以往也没有两样，是由双方的代理政权披挂上阵拼死斗活，主要战场便在非洲，后来又延伸到阿富汗——阿富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第一次亲自出马，派军队跨出自家地盘作战的战争。但是苏联自己，想必也看出新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对它极为有利——这个说法，我们也不能一概抹杀。至少，苏联一定觉得，眼前局势可以为自己的损失扳回一局。当时它在中国和埃及两地的影响力，由于华盛顿大拉交情从中作梗，遭到重大的外交挫败。此外，苏联虽然不曾去蹚拉丁美洲的浑水，可是却在别处大染其指，尤以非洲为最，其牵涉程度比以往都要为甚，且有相当程度的收获。单看苏联竟允许卡斯特罗的古巴派军队前赴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分别对抗美国在索马里新出炉的代理政权（1977年），以及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的叛军行动安哥拉全国独立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UNITA）与南非军队，即可看出个中蹊跷。于是在苏联发表的各项声明中，除了百分之百的共产党政权以外，现在也把“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在内。于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南也门和阿富汗等国，便都顶着这个称谓参加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这些革命政权并非由苏联起，也不控制在苏联手中，可是苏联无疑对它们大表欢迎。
然而接下来各个政权纷纷垮台，或被推翻，却证明不论是苏联的野心，或是“共产党的世界阴谋”，都与这些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扯不上真正关系。不看别的，就连苏联自己也难逃命运的掌握。1980年起，它也开始趋于不稳，到80年代结束更完全解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以及其瓦解本身有几分可以视为革命，均将在另一章有所讨论。不过在东欧各国出现危机之前，曾发生的另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对美国打击之重，比70年代其他任何变化更为深刻——然而却与冷战毫无关系。
这就是发生在1979年的推翻了国王的伊朗革命，这是70年代最大的一次，也势必被历史记载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之一。革命发生，是针对当时伊朗国王急进激变的手段而爆发。伊朗国王一有美国坚定的撑腰，二有该国石油的财富做后盾（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闹油价革命之后，伊朗也因而暴富），还推动闪电式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建设（其大肆扩充军备，更是不在话下）。作为一名拥有强大恐怖秘密警察力量的绝对君主，该有的夸大狂特征伊朗国王都有了；除此而外，他显然也希望成为西亚地区的一方霸主。就他的观点而言，现代化即意味着农业改革，于是众多的小户佃农，被改变成众多缺乏经济规模的小农；或变成失业劳动力，只好往大都市另寻生计，德黑兰（Teheran）人口由180万（1960年）骤增为600万。而政府特别看重的资本密集高科技农业，却使得劳动力愈加过剩，对平均农业产值却毫无好处，于60年代和70年代间一直下降。到70年代末期，伊朗所需的粮食多需要依赖进口。
农业既然不行，国王遂愈发倚重靠石油收入养活的工业，而伊朗工业在世界无法竞争，只有靠国内保护推动。农业衰退，工业不行，巨额的进口——军火自是大宗——再加上高涨的油价，伊朗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对多数与现代经济部门或都市新兴工商阶级没有直接关系的伊朗人民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准，在革命前数年间极可能不升反降。
伊朗国王大力推动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也产生了反弹作用。国王伉俪确有心改善妇女的生活地位，可是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里，这种做法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后阿富汗共产党也会有同样发现。至于伊朗国王对教育的热情诚意，却为他自己制造出相当人数的革命学生与知识分子（不过伊朗半数人口仍为文盲）。而工业化则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战略地位，尤以石油工业为最。
伊朗国王得到王位，是于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重返宝座的一场返国政变，当时曾与极具规模的群众运动对抗，因此国王并没有太多的民意基础及合法地位可资倚仗。他本人出身的巴列维王朝（Pahlavis），其实也是源于早年发动的另一场政变，开朝始祖礼萨王（Reza Shah），原只是哥萨克旅的一名士兵，于1925年僭夺了皇室的头衔。不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旧有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都在秘密警察的铁掌下动弹不得，地方上及族群性运动遭到镇压，而左派的游击团体——无论正统的马克思派或伊斯兰式马克思主义——自然也难幸免。以上这些势力，都无法提供革命爆发的火花，因此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基本上属于都市性的群众运动——颇有回归1789年巴黎及1917年圣彼得堡古老传统的意味——而伊朗乡间，则始终一片沉寂。
那一朵火花，来自伊朗大地上的特殊风土，即素有组织并在政治上极为活跃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他们在公共政坛上占有的积极地位，是其他伊斯兰教世界所未有，即使在什叶教派（Shiite）内部也属少见。宗教导师，加上集市上的商人工匠，向来在伊朗政治中扮演着行动派的角色，现在又动员上新起的都市群众，后者人数庞大，有充分的理由起来反抗。
这一股综合大力量的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 Khomeini），年高望重，充满了报复心理。他曾在一处名为库姆（Qum）的圣地领导过多起示威，抗议一项就土地改革进行公民投票的提案，以及警察对宗教导师活动的镇压。于是60年代中期起他流亡国外，并公开抨击伊朗王朝违反伊斯兰教义真谛。进入70年代中期，他开始宣传一种完全采取伊斯兰形式的政府，鼓吹宗教导师有责任起来反抗暴政，甚至进一步取得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发起一场伊斯兰式的革命。这种观念，的确是一项极端的创新，即使对政治行动一向积极的什叶教派宗教导师也不例外。霍梅尼的教诲，通过后《古兰经》时代的新工具——录音机——传播给穆斯林大众，而大众也侧耳倾听。于是虔诚的年轻学生在1978年于圣城库姆付诸行动，发动示威，抗议据说是为秘密警察策划的一起暗杀。游行的学生惨遭枪杀。更多的示威，更多的游行，为牺牲的烈士举行哀悼。这类活动每四十天便重复一次；人数愈增愈多，到同年底，已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向当局抗议示威。游击队也开始采取行动，在一场极具成效的关键性罢工里，石油工人关掉油田，集市商人关上店门，全国陷入瘫痪，军队不是无法便是拒绝镇压暴动。最终，1979年1月16日国王逃亡，伊朗革命获得胜利成功。
这场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于其意识形态。世界各处的革命原本一直到此时为止都遵循同一种思想，在基本上，也都基于同一种词汇，即1789年以来的西方革命传统。更精确一点，始终在某一种世俗左派，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路线上。传统性的左派的确也曾在伊朗出现，并且极为活跃，而它在推翻国王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策动工人罢工——事实上也不容小觑。但是革命新政权一起，左派势力便立刻被扫除。伊朗革命，是第一次在激进主义旗帜下发起并获胜的革命，也是第一起靠民粹神权取代旧政权的革命。而这项民粹神权宣示的计划目标，乃是要返回公元7世纪的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它所要重返的乃是神圣的《古兰经》撰成之际，穆罕默德出奔（hijra）之后的社会环境。对老一派的革命者来说，这种新发展就如同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竟然起来领导1848年的罗马革命般不可思议。
伊朗革命虽然成功，然而这并不表示从此革命的大纛就将在宗教呼声之下挥舞。不过从70年代起，在人数日增的伊斯兰世界里，宗教运动的确也成为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大政治力量，并受到伊朗革命的激励而转趋公开叛乱。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教众，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当权的叙利亚起来反抗，被残酷地予以镇压；在虔诚的沙特阿拉伯，拥向那最神圣的神座之处；在埃及由一名电机工程师的领导，刺杀了该国总统；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1982年间。[6] 然而除此之外，毕竟没有任何革命教导能够取代1789年和1917年传下的革命传统；除了将旧政权推翻以外，毕竟没有任何主导计划，从事世界性的改造。
伊朗革命的现象，甚至也不代表旧有的传统从政治场上消失，或就此失去了推翻政权的力量。不过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的确将传统革命的角色从世界极大部分抹去。但是在拉丁美洲，它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当地在80年代爆发的最大叛乱行动，秘鲁的所谓“光辉道路”，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帅旗。它在非洲，在印度，也还是生气勃勃。更有甚者，出乎冷战一代意料的是，苏维埃式的“先锋”统治党派，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犹存世间，尤以落后国家及第三世界为最。它们不但在巴尔干南部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在古巴，在尼加拉瓜，在安哥拉，甚至在苏联部队退出之后的喀布尔，它们也证实自己并非纯粹扮演苏联的傀儡。然而，就是在这些地方，旧革命传统的精神也遭侵蚀，而且常常从内部毁坏。例如在塞尔维亚，当地的共产党一改本来面目，变成主张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之党。又如在巴勒斯坦运动里，世俗左派的领导地位正不断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侵蚀。
20世纪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既有革命传统的萎缩，一是群众力量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二章），1917—1918年以来的革命，很少有建于基层群众基础之上者。多数由行动派的少数推动，全力投入，组织有素；或从上层发动，强制实施，如军事政变或军方占领——虽然这并不表示在适当的状况之下，它们就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当变动是来自外来的征服者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纪末期，“群众”再度回到舞台上，这一回，不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转身担纲演出。而少数人的行动主义，则以农村或都市游击队及恐怖分子的姿态出现，继续在发达世界活动，而且甚至成为当地固有的现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带，在伊斯兰教的区域，它们也是经常不断的景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国际恐怖事件已由1968年的125起，增加到1987年的831起，牺牲的人数则由241人增为2905人（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65）。
政治暗杀的名单也愈来愈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Anwar Sadat，1981）、印度的甘地母子（Indira Gandhi，1984；Rajiv Gandhi，1991）不过其中一二。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巴斯克自由党在西班牙，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也都属于典型的小群暴力行为。它们的优点是，可以凭很少的数百人，甚至数十人完成任务，因为有兴隆的国际军火贸易源源供应的爆炸力超强、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的武器炸药相助。这是三大世界日趋野蛮的一大征候，生活在20世纪末期的都市人群，愈发学会如何日日生活在为恐怖不安浸染的气氛之中。但是这些行动，对政治革命的真实贡献却极小。
但是群众的力量则不然。正如伊朗革命所显示的，数以百万的百姓，随时愿意走上街头，对革命有很大影响。10年后的民主德国亦然，民主德国的民众，打定了主意，用他们的双脚，用他们的汽车投票，纷纷向联邦德国方向出发，显示其反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决心。这一场大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自发性的现象——不过匈牙利决定大开门户，自然也有加速促成的作用。短短两个月内，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即有13万民主德国人踏上这条西奔之路（Umbruch，1990，pp.7—10）。还有罗马尼亚，是电视媒体第一次抓住革命那一刻镜头的地方。被政权召集来到公共广场上的民众，不但没有鼓掌喝彩，反而开始嘘声四起，独裁者松弛下垂的老脸，反照的正是群众显现的革命意志。更有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之处，掀起了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intifada），从1987年发起之时开始，便显明从今而后，以方只能用全力镇压，方能维持它的占领。按兵不动，默许接受，已经镇不住澎湃汹涌的巴勒斯坦民情。一向缺乏活力的迟钝黎民，到底是受到什么刺激忽然翻身采取行动？——现代传播科技，例如电视、录音机，使得即使最偏远隔离之人，也难自外于世局冲击——但是归根结底，群众蓄势待发准备上阵的态势，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
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曾也不能单靠自己便推翻政权。某些实例显示，这股力量，有时甚至立即被高压挡了回去。民众大规模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凸显出政权已经失去其合法的代表地位。在伊朗，以及在1917年的圣彼得堡，政权合法性的失去，是以最古典标准的形式展示，即军警拒绝继续听命于政权。在东欧，群众运动则让已经在苏联拒伸援手之下锐气大挫的旧政权认清事实，恍然之间自己的气数已尽。这真是列宁教科书的标准范例：人民用脚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选票更为有效。当然，单单靠老百姓不能成事，革命不会因此便成功。他们不是军队，只不过是一群民众而已，或是各个人在统计上的聚合。他们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政治上的结构或策略才能使革命奏效。伊朗民众之所以能够动员是出于一场反对国王政权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将这个运动转化成革命的关键，却在数百万人欣然从之。群众应上层政治号召，直接大规模地介入。众多先例，也都符合这同一类的模式——例如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国大党呼吁民众对英国采取不合作运动（参见第七章），以及阿根廷有名的“效忠日”（Day of Loyalty）上，庇隆总统的支持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广场（Plaza de Mayo）要求释放他们被捕的英雄（1945年）。更有甚者，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其人数，却在如此众多的人数可以在一个让他们高度发挥效果的状况下行动。
为什么用脚投票的现象，在20世纪最后10年当中成为政治场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还不甚了解。若试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于在这段时期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加大。不过在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全民一致丧失信心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在早已失去或从来不曾拥有合法基础的政权（例如以色列在其占领地），而在当权者极力掩饰事实真相的地方更为显著。[7] 但是即使在国会体制稳定的民主政体内部，大规模反抗现实政治或政党体系的示威活动也经常发生。如1992—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以及诸多国家出现的新选民力量。这股强大新趋势的共同现象，即在其对任何固有的政党都不予以“认同”。
然而群众运动的复苏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即全球的城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时代，从1789—1917年，旧政权都是在大都会中遭到推翻；可是后来新起的政权，却是在话都讲不清楚的乡村草民拥戴之下成为永久。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革命，其新奇之处，即在于革命是从乡间发动，一旦胜利之后，再进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几处实在落后的地区之外，革命又开始从城市发动，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这种趋向，势无可免，因为如今任何一个大国家的人民大多居于城市（至少看来如此），而且，也由于权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挡农村来的挑战（现代科技之功，自然绝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战争（1979—1988）即证明，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依然可以在农村反叛力量层出的典型游击战乡间继续生存。因为它有人撑腰，有人给资金，更有现代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甚至在它一度完全依赖的外国军队撤出之后，也依然可以不为所动。纳吉布拉（Najibullah）总统的政府，出乎众人意料，在苏联军队撤退数年之后依然残存。即使它最后终于垮台，也不是出于喀布尔不再能对付农村武力，而是因为他自己麾下的职业士兵倒戈。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也照样屹立于伊拉克而末倒，虽然军队元气大伤，却依旧能够南征北战，对付其国内的反叛势力，其中原因，即在他未曾失去巴格达市（Baghdad）。20世纪后期的革命，必须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这一都市革命会否继续进行？20世纪的四大起革命风云：1917—1920年、1944—1962年、1974—1978年、1989年至今，是否还会有另一波排山倒海的洪流？回头望去，世间不经过几场革命、武装反革命、军事政变、平民武装冲突，[8] 而能存在于今的政权屈指可数。看过了这样一个流血革命的百年，谁还敢下赌注，担保和平宪政式的转变，真能在普天之下胜利成功？——1989年时，某些深信自由民主宪政的人士欣喜若狂之余，便曾有此等空想预言。然而进入第三个千年阶段的世界，可并不是一个拥有安定国度与社会的世界。
不过，虽然世界肯定将继续充满狂乱不安——至少极大一部分地区将会如此——这些变乱的本质却依然不明。在“短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世界，是处于一种社会崩溃而非革命危机的状态，虽然其中难免也包括如70年代伊朗般的国家。在那里具备起来推翻已然失去合法性并为民众所憎恨的政权的条件，在足以取而代之的领导带动之下，民众掀起革命反抗；如本书写作时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在种族隔离政权下台之前的南非（不过，即使革命的条件潜在或已存在，革命也非必然成功）。然而在今天，像这样一鼓作气、集中焦点对现状不满的现象并不很多，一般较普遍的情形，多为分散式的排斥现有状况，或政治组织不存在，或对政治组织感到极端的不信任。总而言之，也许根本就属于一种解体的现象，各国的国内外政治也只有尽其所能，竭力地适应。
这个新现象也充满了暴力不安——罪恶之重，比前更甚——同样关键的是，并有各式武器横流。以希特勒夺得德奥两个政权之前的几年为例，当时种族之间的紧张与仇恨虽重，却很难想象他们会恶化到如同今天的新纳粹青少年光头党（neo-Nazi teenage skinheads）一样，纵火焚毁一户土耳其移民人家，烧死了其中6人。然而到了1993年，当这种激烈行动发生在德国的宁静深处，特别恰好又是在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传统最为深厚的索林根（Solingen）城内，却已是司空见惯、令人见怪不怪的常事了。
更有甚者，具有高度爆破力的武器弹药，如探囊取物，随手可得，以致一度为发达社会独霸的军备优势，也不再是世间的理所当然。前苏联集团境内，如今是一片贫穷不堪、贪欲横流的混乱现象。核武器的拥有甚至制造方法，极有可能流入政府以外的团体手中——这种骇人的可能性，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因此，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与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一股乱流，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1] 一位出色的波兰记者，当时从（理论上属于）卢蒙巴派的省份发回报道，对于刚果当地的无政府现象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Kapuszinski，1990）。
[2] 其中最大的例外要数所谓“隔离聚居”型（ghetto）的游击战争，如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为期短暂的美国黑人运动“黑豹党”（Black Panthers），以及由难民营中产生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它们的成员多为或全为街头之人，而非来自学术研讨会的殿堂，在隔离聚居处缺乏显著的中产阶级。
[3] 有关阿根廷“肮脏战争”（1976—1982年）中的“失踪”与被害人数，最正确的估计约为1万人左右（Las Cifras，1988，p.33）。
[4] 保加利亚好像还真的要求过苏联收它成为正式一员，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可是苏联却以国际外交为由拒绝。
[5] 作者记得曾在哈瓦那亲耳听见，卡斯特罗本人对此也感到惊异。在他又一次长篇大论的伟大独白演说里，对于这种新发展大表愕然，不过他敦促听众们张开双臂，对这一批新战友表示欢迎。
[6] 至于同时期显然也属于暴力型政治的宗教运动，则缺乏普遍性的取向目标（事实上根本刻意排除），因此通常应视为种族性质的动员较为恰当，例如斯里兰卡僧伽罗族的佛教好战派，以及印度境内的印度教及锡克教激进主义等。
[7] 即使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前的4个月，当地选举还依然给执政党高达98.85%的选票。
[8] 若除去那些人口不足50万的小国不计，世界上持续实行“宪政”政体的国家只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瑞典、瑞士，以及大不列颠（除去北爱尔兰不算）。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遭到占领的国家，则不被列入宪政连续未断之列。不过若真要计较起来，倒也有几处前殖民地或落后地区，从不知军事政变或国内武装挑衅为何物，因此也可视为“无革命”国家：如圭亚那、不丹（Bhutan）、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