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曾有人问我对美国的竞争力有何看法。我答复道，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们NCR（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在国际上竞争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总部刚好设在美国而已。
——谢尔（Jonathan Schell，NY Newsday，1993）
特别令人感到痛楚的是，（大量失业的）后果之一，可能会造成年轻人与社会上其他部分人日渐疏远。根据当代的调查显示，年轻人还是愿意工作，不管工作多么难找，他们也依然希望建立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更广泛地说，如果未来这10年的社会，不但是一个“我们”与“他们”渐行渐远的世界（这他我之别，大致上代表着资方与劳动者一方之分），而且更将是一个多数群体本身也日趋分裂的世界。即工作人口之中，年轻及保障较不足的一群，与经验较多、保障较全的另一群人，彼此之间极为不合。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一定会有某种危险存在。
——经合组织秘书长（Investing，1983，p.15）
1973年后的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落入不安定的历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当年的基石已经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塌之后——实际“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东欧集团——这次危机的全球性方才为人认识。在此之前，发达的非共产党地区自然更不承认危机的存在，多年来，众人都仍将每一次的经济难题，称为过渡性的“景气萧条”（recessions）。半个世纪以来，令人联想起大灾难时期的“不景气”（depression）和“大萧条”（slump）二词，于是成为至今犹未完全解禁的禁语。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这个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栗，回想起当年那个恐怖的阴魂。甚至当说80年代的“景气萧条”是“5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时，连这句话也得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对照的时期，即30年代。（广告人的文字魔术，已经被人类文明提高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一环；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却陷落在它自己这个专长构筑幻境的机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开始承认（例如在芬兰），目前的经济难题，确实比30年代还要糟糕。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困惑不已。为什么世界经济变得不再稳定？正如经济学家的观察一般，各项有助经济稳定的因素其实比以前更强——虽然一些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例如美国的里根与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后继者，试图将其中几项因素的力量减弱（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0—11）。旧有的大量生产制度中的一大关键所在——难于控制的“存货周期”（inventory cycle）——在电脑化的存货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信传输下，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如今生产线上可以配合需求变化，随时调整产量：扩张期“刚好赶上”（just in time）大规模的生产，缩减期“原地不动”静待存货销清。这项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试行，并在70年代科技的帮助下成为事实。其宗旨是减少存货，只需生产足够数量，“刚好赶上”经销商的所需即可。总之，生产能力的弹性大幅度升高，随时根据需求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灵活调度。这不再是一个亨利·福特的时代，而是贝纳通（Benetton）的时代。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项目下的私人收入——社会福利金及救助金等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前述两项政府开支的总和，如今已高居国内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危机时代里有什么东西上涨的话，恐怕就数这两项了。单是失业救济金、养老金，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动它们的上涨。这个危机时代，一直延伸到“短20世纪”末期。我们大概得再等上数年，才能等到经济学家也拿起历史学家的最后武器——后见之明——为这个时期找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诚然，将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经济困难，拿来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难题相比，在方法上自然有其缺陷；虽然在这个新的20年里，另一场“经济大萧条”的恐惧时时萦绕人们心头。“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许多人都这样问。尤其是在1987年时，美国（及世界）股市一场极具戏剧化的大跌，以及1992年国际汇兑发生危机之后（Temin，1993，p.99），忧心之人更多了。1973年开始的数十年危机，其实并不比1873年后的数十年间更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意义（虽然1873年那段时期也被人视作大萧条），这一回，全球经济片刻也未崩溃——不过当黄金时代于1973—1975年结束时，的确有几分类似古典的循环性萧条。当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工业生产在短短一年之内骤降一成，国际贸易则跌落13%（Armstrong，Glyn，1991，p.225）。黄金时代过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虽然持续增长，可是比起之前的大好时光，速度显然缓慢许多，只有某些“新兴工业国家”（多数位于亚洲，参见第十二章）是例外，后者进行工业革命的历史甚短，自60年代才开始。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1991年，先进经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在增长，只有在景气萧条的1973—1975年和1981—1983年间，两度稍微受到短暂停滞的干扰（OECD，1993，pp.18—19）。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国际工业品贸易，也在继续增加之中，进入80年代的大发展时期，其加速增长之势甚至可与黄金年代媲美。到“短20世纪”的末期，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的富庶程度与生产力，总体来说，甚至远超过70年代初期，而依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全球经济，此时也比当年更为活跃。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另有一些角落的状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在非洲、西亚，以及拉丁美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完全停止增长，到了80年代，多数人反而变得比以前贫穷。这10年当中，非洲及西亚的产量多数时候都在走下坡路，而拉丁美洲则在最后几年也陷入同样境地（UN，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8，26）。对这些地区而言，80年代无疑是它们严重不景气的时代。至于在西方原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地区，80年代始终保持着差强人意的增长幅度，可是1989年后完全崩溃。它们陷入的危机险境，若以“大萧条”命名倒很合适。进入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的状况甚至更惨。从1990年开始到1993年4年之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年跌落，其跌幅分别为17%（1990—1991）、19%（1991—1992）、11%（1992—1993）。波兰经济到了90年代初期虽然开始多少转趋稳定，可是纵观1988—1992年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额总共锐减了21%以上。至于捷克，则减了20%；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更惨，损失高达三成甚至更多。综观这些国家在1992年中期的工业生产，只有1989年的半数到三分之二之间（Financial Times，1994年2月24日；EIB papers，November1992，p.10）。
焦点转向东方，情况则完全相反。就在苏联集团经济纷纷崩溃解体之际，中国经济却开始了惊人的增长跃升，对比之强烈，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称异的现象了。在中国，事实上再加上自70年代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地图上最充满活力的一个角落（东南亚及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在内，“萧条”一词，可谓毫无意义——说来奇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却不在这些幸运国家之列。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繁荣增长，其中的气氛却不轻松。凡是资本主义在战前世界最为人指责的缺陷，如“贫穷、大量失业、混乱、不稳定”等，本来在黄金时期已被扫除长达一代时间，1973年后却开始重现。经济增长，为严重的不景气一再打断，先后计有1974—1975年、1980—1982年，以及80年代结束时三次，规模之大，绝非“小小的景气萧条”所可形容。西欧地区的平均失业率由60年代的1.5%猛升为70年代的4.2%（Van der Wee，p.77）。在80年代末期景气繁荣的最高峰，欧共体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9.2%，1993年更爬升到11%。半数失业人口的赋闲时间甚至超过一年，更有三分之一长达两年以上（Human Development，1991，p.184）。问题是黄金年代的战后婴儿潮已经过去，潜在的就业人口本应不再继续膨胀，而且不论年头好坏，通常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都高于年纪较长者。在这种情况下，永久失业率若有任何变化，照常理应该呈缩减之势。[1]
至于贫穷混乱，到了80年代，甚至连许多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发现如今自己“又开始”习惯于每日乞丐流连街头的景象了。更骇人的是，流浪者栖宿檐下、藏身硬纸板的镜头，大家也都变得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如果警察尚未干涉，把他们从众人视线之内移走的话。1993年，无论在哪一个夜晚，纽约市内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头或栖身收容所内。这个数字，实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从1993年开始倒数回去的5年之中，全纽约市更有3%的市民，头上一度没有片瓦遮盖（New York Times ，1993年11月16日）。在英国（1989年），则有40万人被正式列入“无家可归”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谁能预想到今天这般惨状？
无家可归贫民的重现，是新时代里社会及经济愈发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一环。其实根据世界性的标准，“发达市场经济”富有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实并不至于太不公平——至少尚未达到极为不公。在这些国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瑞士四国，20%居于最上层的家庭所得，平均为20%最下层的8—10倍。至于那高居顶尖的10%的家庭，他们带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达全国总收入的20%—25%。而瑞士、新西兰最顶端的天之骄子，以及新加坡与香港的富人，其所得比例更高。但是上述差距，若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秘鲁、牙买加或委内瑞拉的不平等状况相比，自然更属小巫见大巫，后者的富人收入，高达其本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上。至于危地马拉、墨西哥、斯里兰卡、博茨瓦纳（Botswana）等国，贫富差距之大，更是不在话下，有钱人收入的比例，占全国总收入四成之多。至于有着举世贫富悬殊冠军头衔的巴西，[2] 在这个社会不公达到极致堪称“社会不公纪念碑”的国度里，最下层的20%人口中，一共只得全国总收入的2.5%以供分用；而最上层的20%，却几乎享有三分之二。至于那居于顶端的10%，更掠去高达半数之多（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p.276—277；Human Development，1991，pp.152—153，186）。[3]
然而，在这“危机20年”里，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愈发严重。原本黄金时代众人都已习以为常的“自动加薪”（即几乎等于自动增加的实际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终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贫富两极的比例都开始增加，双方差距的鸿沟也随之扩大。1967—1990年间，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黑人人数都有增多之势，牺牲者自然是居于中间的一层（New York Times，1992年9月25日）。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富有国家的实力比以前更为雄厚，同时整体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黄金时代慷慨设置的社会安全福利系统垫底，因此社会不安的程度比原来可能为低。可是社会安全福利的负担太沉重，如今的经济增长却远较1973年前为低。在出快于进、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自然日见拮据。然而尽管百般努力，富国的政府——多数为民主国家——却始终无法削减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连有所抑制都感到极难，[4] 即使那些对社会福利救济最不存好感的国家亦然。
回到70年代，可没有半个人会预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后竟会一变至此。到90年代初期，一种缺乏安全感、愤恨的气氛开始弥漫，甚至连多数富国也无法幸免。我们将会看见，这种氛围，造成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形态的解体。到了1990—1993年间，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已经陷入不景气的事实。但是如何救治，却没有人敢认真地拍胸脯儿，只能暗暗希望霉头赶快过去。然而，有关危机20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如当初黄金年代灵光，问题却出在它的整体运作已经完全失控。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修理，也无人有仪表可以操纵。黄金时代所用的主要仪表，即由国家或国际上协调拟定的政府政策，现在已告失灵。危机20年，是一个国家政府失去其经济掌控力的时代。
这个现象，一时之间并不很明显，因为大多数的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企业人士，（照例）看不出时代经济已经走在永久性的转向关头。多数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对策，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他们以为，不消一两年的工夫，大局必会好转，重回往日繁荣增长的景象；已经灵验了一代之久的锦囊妙计，何必无事生非随便乱改？于是这10年的故事，事实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粮，举国向未来借光的故事——就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的政府而言，它们的对策便是对外大笔借债，希望短期之内即能归还——并祭起凯恩斯派经济管理的老方子来治新症。结果，在7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均是由社会民主政府登台（或在保守派失败之后，再度复出），如英国于1974年，美国于1976年。它们自然不可能放弃黄金时代的当家法宝。
当时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项对策，来自主张极端自由主义一派的经济神学。这一群长久以来属于孤立地位的少数，笃信绝对自由的市场制度，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对凯恩斯学派及其他主张国家计划的混合经济与全面就业的阵营展开攻击。这个长久以来因循套用的政策显然不再灵光，1973年后尤其严重，愈发使得这批个人主义门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热。新增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于1974年颁给了哈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风气在此后的盛行。两年后，这个荣衔再度归于另一位极端自由主义的名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5] 于是1974年后，自由市场一派的人士开始转守为攻——不过一直要到80年代，他们的论调才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调。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该国的恐怖军事独裁政权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后，曾让美国顾问替它建立起一个毫无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见在自由市场与政治民主之间，本质上并无真正关联（不过，在此得为哈耶克教授说句公道话，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战宣传家一般，硬说两者确有关联）。
凯恩斯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论其内容，并不是两派经济专家在纯粹学术上的对峙；论其动机，也不是为当前种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困境寻找答案。［比如说，当时有谁曾经考虑过，那种迫使70年代必须造出一个新经济名词“滞胀”（stagflation）来形容的现象——经济增长停滞，物价却一味上涨，两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组合？］根本上，这是一场两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识思想之战，双方都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凯恩斯派认为：多亏有优厚薪金、全面就业，以及福利国家三项特色，才创造了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经济扩张的能源。经济不景气，就该加入更多需求打气。新自由主义一派则反驳道，黄金时代的自由政治经济气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业不致采取控制通货膨胀和削减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也就是利润，得以不断上升。总而言之，他们主张，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自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必能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s）带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国内财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维持长久。这套说法，却完全为凯恩斯学派否定。两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可是双方的经济理论，却都将某种意识形态，即对人类社会持有某种先验性的看法，予以理性化了。比如说，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当年曾是20世纪一大经济成功典范，可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对它却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厌恶的原因，并非由于瑞典不久就会一头撞入危机20年——其实当时无论哪一类型的经济，都将不免于这个噩运——却因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于“瑞典著名的经济模式，以及其中集体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及合作论”上（Financial Times，1990年11月11日）。相反地，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即使在其经济颇获成功的年代，也为左派不喜，因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甚至反社会的自我中心观念之上。
这方面的潜在立场，基本上根本无法提出讨论。比如说，假定我们可以证明，医用血液最好的获取途径，乃是来自那些愿意以市场价格交易的自愿卖血者。像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驳倒拥护英国义务献血制度的正统言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蒂特马斯（R.M.Titmuss）在其《赠予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 ）一书中，即曾为献血制度慷慨陈词。他也同时指出，其实英国这种非商业性的献血方式，论效率并不比商业性差，安全度则更有过之。[6] 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社会成员若愿意慷慨伸手，帮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这样一个社会，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总比众人袖手旁观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于选民起来反抗当地猖獗的贪污现象，意大利政治体系为之崩溃——唯一不曾为这股正气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体制外的党派。选民的愤怒，并非因为许多人真正身受贪污之害，其实相当数目的人，甚至绝大多数，都从中受惠，而是出于道德立场。总而言之，挥舞绝对个人自由大旗的旗手们，面对着无限制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却能视若无睹（如80年代绝大多数时间里的巴西），甚至当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依然不改其坚持的主张。反之，相信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人（如笔者），却一有机会就表示，即使如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成就，也唯有在国民所得维持相当平衡的基础之上，才最能稳固，例如日本。[7] 同时，双方还将自己的基本信念，进一步转换成实用观点。比如说，以自由市场价格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合乎理想，或只应属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横飞之余，两边还是要提出实际处理“经济发展减缓”的适当办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从政策层面观之，“黄金时代经济学”支持者的表现并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们被自己的政治主张及意识倾向所束缚，即全面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战后的多数议会政治。进一步说，当黄金时代的增长再不能同时维持“企业利润”和“非企业所得”的增加时——两项目标中，势必非有一边牺牲不可——这批人士便被资本和劳动者两边的需要夹在中间了。以瑞典为例，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社会民主政治的楷模国家，靠着国家对工业的补助，并大量分配及扩张国家与公共的就业机会，于是全面就业获得相当成功，因此成为整体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业的政策，依然得依赖以下的手段才能维持：限制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高收入采取惩罚性的税率，以及庞大的财政赤字。一旦“大跃进”的年代一去不返，这些自然便都成为治得了一时、救不了永久的暂时手段。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切都颠倒过来，等到“短20世纪”之末，所谓“瑞典模式”，即使在原产国也黯然撤退了。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击，莫过于1970年后世界经济的趋于全球化，国际化浪潮所过之处，各国政府莫不在这个难于控制的“世界市场”之下低头——恐怕只有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不致受其摆布。（更有甚者，这个“世界市场”对左派政府的不信任，显然远超过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国，例如法国（当时在社会党政府领导之下），也发现仅凭自己单方面的手段，已经无法重振经济。在密特朗总统上台两年之内，法国便面临财政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机，法郎被迫贬值，凯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论也只好束之高阁，开始改弦更张，改用“带人情味儿的节约政策”。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人们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显。一旦黄金时代不断上涨的繁荣浪潮退去，那些原本在政府政策掩护之下的浪费、低效，自然一一暴露，新自由主义人士开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大加攻击。而许多“混合号”经济大船，确实也有不得不改头换面之处，它们生了锈的船体，经此“新自由”清洁剂大加刷洗之后，确实颇有一番焕然一新的姿态。最后，甚至连英国左派都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大刀阔斧所下的猛药可能有其必要。80年代时的人们，对国营事业及行政效率普遍感到失望，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一味把企业当成“好的”，政府看作“坏蛋”——根据里根之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就是问题的本身”——事实上不但对经济无济于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里根执政的年代，美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达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时期的欧共体国家，平均更达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庞大的开销，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观念进行企业化的经营（虽然事实上常常相反），但是它们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场”的方式运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识高调者硬要如此。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派的政府在现实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挥，同时却振振有词，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在刺激市场的活力罢了。更有甚者，国家在经济事务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根本不能减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性格最强的政权中，首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其执政14年后，英国人的税负反而远比当年工党时期为重便可知晓。
事实上遍观全球，并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之上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剧变之后的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一些西方“经济天才”的指点下，梦想一夜之间，便变成自由市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灾情惨重。反之，执新自由主义政权牛耳的里根时的美国，虽然表面的正式政策是全力看紧国库——预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并遵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实上，却是采用凯恩斯派的方法，以花钱为手段，通过惊人的赤字与军备支出，才从1979—1982年的不景气中脱身。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华盛顿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价值及市场的运作决定，反而自1984年后，重新通过外交压力刻意操纵（Kuttner，1991，pp.88—94）。种种事实证明，最坚持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骨子里，却往往是国家主义观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国家。里根治下的美国，及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便是其中两个最显著的例子，史家在此，无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处。总之，进入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再度受挫，新自由主义的凯歌也只有悄然中止。尤其在众人愕然发现，当苏联共产主义落幕之后，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长最快的经济，竟然是共产党中国。西方那一批专门在企业管理科系发表高论，写作“管理学新章”的所谓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丛书是现今出版最多的宠儿），于是都急忙浏览孔老夫子的教训，或许他老人家对此等成功的企业精神，有何秘密指示也未可知。
危机20年的经济困境，不但格外恼人，而且极具社会颠覆的危险，因为其荣衰起伏，恰好又碰上结构上的大变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问题，与黄金时期的问题完全不同，乃是当时的特殊产物。那时的生产体系，已经在科技革命下全然改观，而且更进一步，已然以相当程度的“全球化”（或所谓“跨国化”）获得惊人成果。此外，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有所讨论，黄金时期产生的革命性潮流，对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甚至早在70年代就已不容忽视。
以上种种现象，可以从工作场景及失业现象获得最好的了解。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最普遍的趋势，便是以机器技术替代人工技术，以机器“马力”取代人的体力，结果自然是把人赶出工作场所。它也“正确地”假定，在不断的工业革命下，经济增长规模庞大，必将自动产生足够的新工作，取代不再需要的旧行业——不过像这样一种经济运作，到底要多少人失业，才称得上是有效率，各方对此，却意见不一。黄金时期的发展，显然为这种乐观看法提供了实据。我们在第十章曾经看见，当时工业的增长之猛，甚至在最工业化的国家里，工人的数目和比例也未曾严重下降。然而进入危机20年，工人需求的减缩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即使连扩张程度平和的国家也不例外。1950—1970年，美国长途电话的通话次数增加5倍，接线员人数只减少了12%。可是到了1970—1980年，通话次数增加3倍，接线员却锐减四成（Technology，1986，p.328）。不管是相对地或绝对地，工人人数都在不断减少之中，而且速度极快。这数十年间日益升高的失业不仅是周期现象，而且更属结构性的失业。年头不佳时失去的工作，到了年头变好也不再见找回。而且，它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永久性的失业，并不只是由于工业大量转移，从旧工业国家及地区转向新生地带，将旧工业中心变成“生锈带”（rust-belts）而已——有时甚至仿佛彻底蜕皮一般，将原有的工业遗迹从都市景观中连根拔去——事实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本身的兴旺现象更可观。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内部就有7个这类国家，[8] 囊括了全球24%的钢铁消耗量，以及15%的产量（钢铁的产用量依然不失为工业化的极佳指数）。更有甚者，在经济潮流穿越国界，自由来去各国之间的世界里（劳工移民的流动却属例外，乃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劳动密集的工业自然只有向外发展，从高工资国家移向低工资地区，即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富国如美国，走向周边的穷国。若能以得克萨斯州工资十分之一的工钱，在对岸墨西哥的华雷斯市（Juárez）雇得人手，即使程度较差，也比留在河这一边的埃尔帕索（EI Paso）合算。
甚至在尚未工业化或刚起步的国家里，机械化的规律也成了最高原则。于是原本最为廉价的人工，由于迟早被机器取代，反而变成一项最昂贵的成本。这些国家，同样也难逃世界性自由贸易竞争规律的控制。以巴西为例，当地工人比起底特律或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虽低廉，可是圣保罗的汽车工业，却同样步上密歇根和下萨克森（Lower Saxony）的后尘，面对机械化之后劳动力过剩的难题（至少在1992年，作者即听当地工会领袖如此说）。就实际目的而言，机器的效率及生产力，可以经常地，甚至不断地靠科技更新提高，而它的成本却可以同时大幅度下降。可是人类则不然，将航空交通的万里高速，与短跑选手的百米纪录两相比较，即可一见端倪。总而言之，无论在任何一段长度的时间里，人工成本都不能减低到该社会所认可——或以任何标准衡量——足以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水准以下。人体的功能，在根本上就不是为了资本主义式的效率化生产而设计。科技越进步，人工成本与机械相比就越为昂贵。
这场危机20年的历史悲剧，即在于生产线上抛弃人工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经济为他们制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这个过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竞争，在政府（政府也直接或间接是最大的单一雇主）肩上日重的财政负担等因素作用之下越发加速。更严重的是，1980年后，更被当时那一批仍占上风的自由市场神学不断施压，要求将工作机会，移转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企业经营形式；其中尤以将就业市场转往私营公司一事，造成的影响最大。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集团，除了自己的金钱利益，当然天生就对其他一律不感兴趣。大势所趋之下，意味着政府及其他公营事业单位，不再扮演着一度被称为“最后可以投靠的雇主”角色（World Labour，1989，p.48）。而行业工会的力量，在经济不景气中及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敌视之下，也日渐衰落，越发促成人工淘汰趋势的演变，因为会员工作的保障，一向是工会最宝贵的任务之一。总之，世界经济在不断地扩张，可是扩张之中，原本可以为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特定条件的男女自动制造工作的机制，此时的运转却显然失灵了。
换句话说，当年农业革命来到，一向在人类历史记载上占有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成为多余的一群。在过去，这些不再为土地所需要的数百万劳动力，只要愿意工作，只要他们做惯农活的身手（如挖土筑墙）可以重新适应，只要有能力学习新技能，随时都可以被他处求人工若渴的职业所吸收。可是，当这些职业也不再被需要时，他们将何去何从？即使其中的某些人，可以经过再训练，转行至信息时代不断扩张的高层次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越来越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其数量却不足以吸收由旧生产线上淘汰下来的人潮（Technology，1986，pp.7—9，335）。就这个层面而言，那些仍在继续涌出乡间的第三世界农村人口，真不知下场将是如何？
至于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度失业者，如今都有福利制度可以依靠，然而，那些变成永久性寄生福利的一群，却被其他认为自己是靠自己工作糊口的人所憎恨鄙视。而穷国的失业人口，只好加入庞大却暧昧隐蔽的“非正式”或所谓“平行”（parallel）经济，男女老少，做小工、当小差、交易买卖、因利就便，也不知靠些什么法子生活着。这些人在富有的国度里则形成（或可说再度形成）愈发与主流社会隔离的“下层阶级”。他们的问题，被视为无法解决的“既成事实”，而且是无关紧要的次要问题，因为他们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数。于是美国本土黑人在自己国境内形成的“种族聚居社会”（ghetto），[9] 就是这种地下世界社会的教科书标准实例。其实“黑市经济”（black economy）现象，在第一世界也并非不存在，研究人员曾经惊讶地发现，90年代初期，英国的2200多万户人家，竟持有100亿英镑现金，平均每家460英镑。这个数字如此之高，听说是因为“黑市只以现金交易”（Financial Times，1993年10月18日）。
不景气的现象，再加上以排除人力为目的的经济结构重整，使得危机20年的时代充斥了一股阴霾的政治低压。一代人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全面就业的繁荣，就业市场上信心饱满，大家都相信找工作不难，自己所要的差事随时就在那一个角落等待。80年代初期的萧条乌云初起，也只有制造业工人的生活受到威胁。一直要到90年代初，这种工作不保、前途未卜的忧虑，才开始降临到如英国等国白领阶层与专业人员的心头。英国境内，最繁荣的行业中，有半数人担心丢掉工作。这是一个人们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年代，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更早已遭到破坏，纷纷崩溃粉碎（参见第十章及第十一章）。“美国史上十大谋杀案件……八件是于1980年后发生”，通常犯案者多是三四十岁的白人中年男子，“在长久孤寂之后，挫折已极，充满着愤怒感”，因而在遭到人生重大打击如失业或离婚之后，一触即发犯下滔天大案。[10] 这种现象，难道是巧合吗？或许，甚至连对其有推波助澜之“功”的“美国境内那种日益猖獗的仇恨文化”（Butterfield，1991），可能也不尽属偶然吧？这股恨意，在80年代开始通过流行歌曲歌词公然唱出来，更显露在电视、电影日益明显的暴力镜头中。
这股失落不安的感觉，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地层造成巨大的裂痕。甚至在冷战告终，西方几家国会民主政治赖以稳定的国际势力平衡状态也从此遭到破坏之前，即已出现。碰上经济不顺的年头，不管谁当政，选民自然会把罪过怪到他们头上，可是危机20年政治生态的最大特色，却在于当政者的受挫，不见得就能使在野者获利吃香。其中最大的输家，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它们借以赢取支持民众欢心的最好武器——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措施——如今一一失去了它的效力。而它们的选民基石——工人阶级——也一溃而成碎石片片（参见第十章）。在跨国性的经济世界里，国内工资暴露于外国竞争冽风之下的程度更甚以往，而政府插手庇护他们的能力也更趋减低。同时，萧条气氛下，人心涣散，传统集结在社会民主大旗下的各方人士开始离心离德：有人工作暂稳（相对地），有人饭碗不保，有人仍守住带有强烈工会色彩的老区和老企业，有人则迁移到比较不受威胁、不属于工会的新区和新企业去。至于那批在坏年头里到处不受欢迎的倒霉受害者，则一沉到底，沦落为“下层阶级”。更有甚者，自从70年代开始，许多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或中产阶级）离开了左派阵营，转向其他运动——其中尤以环保、女性运动，以及其他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为著——更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民主党派的力量。90年代初期，工人和社会民主性质的政府，再度成为如50年代般稀有的现象，因为甚至连那些由社会主义人士象征性领导的政府，不管是出于自愿或勉强，也放弃了它们的传统政策。
踏进这个政治真空的新力量，是一个各色掺杂混合的大拼盘，从右派的惧外症与种族主义开始，经过主张“分离主义”（secessionism）的大小党派，一直到比较左的各种名目“绿”党及其他种种“新社会运动”，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中有部分在本国建立了相当的地盘，有时甚至在一地一区成为一霸；不过到“短20世纪”之末，尚无一支新军，能够真正取代原有确立的旧政治势力。至于其他群体获得的支持，则强弱不定、波动甚大。然而，多数有影响力者，均放弃普遍性公民民主政治的标签，改投向某种个别群体性的认同，因此对于外国及外人，以及美法革命传统代表的全盘接收的民族国家体制，有着发自心底的敌意。我们在后面将讨论这类新“认同性政治”现象的兴起。
然而，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不光在其积极内容，而且在其对“旧政治”的驳斥。其中某些势力最庞大者的主要基础，便建立在这种否定性之上，例如意大利主张分离主义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以及1992年竟有两成的美国选民，在总统大选中将选票投给了党外怪胎——一名得克萨斯州富佬。1989年和1990年，巴西和秘鲁，甚至真的基于“此人名不见经传必然值得信任”的原因，分别选出了新的总统。而英国则全亏采取“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unrepresentative electoral system），才免于70年代以来不时有第三大党诞生的危机。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先后或是独立，或与由工党分出的社会民主派联合出击，或双方合并，一度获得足与其他两大党之一旗鼓相当的民众支持——甚或更胜一筹。自从30年代那前一个不景气的时期以来，发生于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那种具有悠久执政记录的老政党却大量流失支持基础的崩散状况，可谓闻所未闻——如法国的社会党（1990），加拿大的保守党（1993），意大利政府党派（1993）。简单地说，在危机20年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固有的稳定政治结构开始分崩离析。更有甚者，很多新兴的政治力量中，最有增长潜力的，往往属于以下成分的结合：民粹性质的煽动渲染，高度曝光的个人领导，以及对其他国家或人民的敌意心理。面对这种情景，活过两次世界大战之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有几个能不感到心灰意冷？
1970年起，类似的危机其实也开始侵蚀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世界”，只是这个趋势，一时尚未为人注意。病状开始时被极度缺乏弹性的政治制度所隐蔽，其病情随后却因同样原因而成沉疴，因此当变局来临时，其势更感突兀，例如70年代末期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以及1983—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参见第十六章）。经济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中央计划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已迫切需要改革；进入70年代，更处处出现退化迹象。此时此刻，也正是这个制度的经济——跟世上其他国家一般，即使程度不及——开始曝晒于跨国性世界经济烈日之下，饱受其难于控制的流动与无法预期的波动之苦。苏联大举进入国际谷物市场，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临终场景添上戏剧化的一笔。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东西两大阵营，不但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的跨国经济下奇妙地结合起来，冷战局势下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愈使其密不可分。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见，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夹在它们之间的世界，曾因此获得一个稳定的局面，因此当平衡不复之际，双方便都先后陷入混乱。而乱子不只在政治上出现，也包括经济层面。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展出的各区经济分工与网络，便也随之崩离零落。原有的队伍既散，其中的国家及地区，如今便只好一个个独自面对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应对的世界市场。同样，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将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大批游勇——旧共产主义“平行世界体系”（parallel world system）的残余——整编入自己的世界市场之中。而且就算后者有心加入，欧共体却拒不收纳。[11] 芬兰的经济，是战后欧洲最成功的实例之一，到苏联体系垮台，也随之陷入严重萧条。联邦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由于其政府完全低估了吸纳人口达1600余万的民主德国所需的经济实力及难度（其实，民主德国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比例相当小的一支），而为自己及欧洲全体带来了莫大的负荷及挫伤（应该强调的是，德国银行曾有警告，政府却一意孤行）。然而这一切，却是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事实上一直到苏联集团真正解体之前，事先谁都未料到此事竟会发生。
总而言之，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事情，如今在西方发生了，也在东方出现了；而过去隐而不现的问题，如今也开始一一浮现。于是无论东西方，环境保护运动成为70年代的重大议题，从鲸鱼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保护的对象五花八门。由于在苏联集团社会内，公共讨论受到限制，我们无法精确地寻索出其种种重大观念发展的过程，不过到1980年，这些政权内部一流的前改革派经济学者，例如匈牙利的科尔奈（Janos Kornai），就已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值得注目的负面分析，并对苏联式社会体系的缺陷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批评著作，在80年代开始对外发表，可是其酝酿却显然早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及其他的学术圈内进行多时，至于各共产党领导人物本身，到底在何时也真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时间表更难拟定。因为自从1989—1991年后，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家改宗的日期向前提早。经济上如此这般，政治上的发展更难逃此路，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即为一例，至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如此。不管它们对列宁的历史崇敬与历史感情多深多厚，若能从头再来，相信众多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士，都希望放弃列宁留下的政治遗产，虽然在表面上，少有人愿意如此公开承认（为改革派所赞赏的意大利共产党，却是例外）。
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家们，他们的希望是将社会主义转变成类似西方社会民主性质的制度。他们所欲效法的对象，乃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而非洛杉矶——在莫斯科或布达佩斯，可看不见多少私下仰慕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自由化学说的人。但是说起来，这些改革派的运气实在不佳，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正好碰上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危机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危急时刻。更倒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突然遭难，使得渐进的改革计划非但不受欢迎，事实上也难实行。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纯粹自由市场之流的激进意识（暂时），刚摆脱苏联阵营的各个政权，便不幸地误撞上这股理论大风，从中寻求灵感。殊不知在实际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不过，尽管东西两方的危机并行，而且同样都因政治、经济原因被卷入同一股国际危机风暴之中，其中却有两项极大的不同。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至少在苏联翼下的世界如此，它们的制度如此僵硬，这场危机就成了生死大事，结果是难逃一劫。可是经济存亡，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却始终不是疑问，其政治系统虽呈崩离之状，其体制的存活则不成问题（至少目前尚无问题）。这个事实，或许能解释——虽然却不能证实其正确性——美国某位作家何以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公然宣称，人类未来的历史将从此走上永远的自由民主之路。总之，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在一件事上出现不稳的状况：它们作为单一领土的国家开始受到动摇。不过在90年代初期，遭受分离主张威胁的西方民族国家中，还没有一国真正走上分裂之路。
回到当年大灾难的时代，资本主义反而似乎接近末日，那一场经济大萧条，当时一本书的名字曾将其形容为“这场最后的危机”（This Final Crisis ，Hutt，1935）。然而却少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任何末世预言。不过法国有位历史学家暨艺术经纪人，倒曾坚定预测西方文明将在1976年寿终正寝，因为以前一直肩负资本主义前进重担的美国经济，如今已经气衰力竭（Gimpel，1992）——这种说法，不无几分道理，他同时又表示，目前不景气的衰退现象，将“一直继续，进入下一个千年”。对此，我们只能公平地加上一句，其实直到80年代末期为止，也难得有人以为苏联已近末路。
然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流动性较强，同时较不易控制，西方社会所受的破坏，也因此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重，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机更显严重。而苏联与东欧社会的组织形态，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溃而告支离，却不是造成制度崩溃的原因。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这两个可以相比较的社会为例，传统德意志的习惯及价值观念，似乎在共产主义的密遮严盖之下，反而比在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里保存得较为完整。而由苏联移入以色列的犹太人，则让以色列出现了古典音乐复兴的场景，因为听现场演奏会的习惯，至今还是他们之前所在国家中再正常不过的文化生活之一，至少对犹太人是如此。事实上那里喜欢音乐的人，并未缩减成一小群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少数。[12] 莫斯科和华沙的居民，也较少有纽约或伦敦市民的心头烦恼：明显升高的犯罪率、公众的缺乏安全感，以及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例如青少年暴力等。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自然也少有人公然展示那些甚至连西方也会大感愕然，为保守人士怒斥为文明败坏的例证，并黯然叹息为“魏玛”的怪行为。
东西社会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几分可归因于西方社会巨大的财富以及东方严格的管制，答案很难料定。其实就某些方面而言，东西方进展的方向颇为一致。两方的家庭规模都变小了，婚姻的破裂更自由了，人口的增长也几乎趋于零（至少在都市和工业化地区如此）。西方传统宗教在两边的影响力也急剧减弱——不过上教堂的人数一时倒未减少——虽然调查显示，在前苏联的俄罗斯地方，宗教信仰似有复兴之象。1989年后，波兰妇女也显然开始像意大利女性一样，不再愿意让天主教会指定她们婚配的对象——虽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波兰人曾经基于民族主义及反苏心理，对教会拥有强烈的依恋之情。简单地说，在共产主义的政权里，可供形形色色次文化、反文化、地下文化生存的空间有限，不同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更何况在这些国家里，经历过真正无情的恐怖时期的人们，即使在统治之手变得比较宽松时，也倾向于保持顺从的姿态。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显现的相对平静，并非由于惧怕所致；它的人民，完全因体制而与外界隔绝，既不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种隔离状况自然也使其免受西方社会转型的全面冲击。他们经历的变化，都是经由国家行为或自身对国家行为的反应而来。但凡国家不打算进行改变的层面，通常便也维持着大致不改的旧观。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
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包括那些如今正走上工业化的地区），却没有一个概括性的词句可以完全形容。凡是可以从整体出发探讨的现象，笔者均已在第七章和第十章中有所交代。危机20年对第三世界地区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的，在不同地区具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我们怎可将韩国，这个在1970—1980年间电视机拥有率从总人口6.4%跃升为99.1%的国家（Jon，1993），与一个如秘鲁般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比1972年还要多——而且平均消费水平也在直线下降的国家相提并论（Anuario，1989）？更何况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非洲国家？浮现在印度次大陆上的不安定状况，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到了索马里、安哥拉和利比里亚等地，其紧张状态，却属于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一个少有人对其前途感到乐观的离乱大陆。
对于异多同少的第三世界，其中只有一种概括性的叙述还算恰当：这些国家几乎都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1990年，它们的巨额债务从国际债务国的三大巨头开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从600亿到1100亿美元不等），到各自欠下上百亿美元的28国，乃至欠有一二十亿的“小债务国”。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监察的96个“中”“低”收入经济地区之中，只有7国外债被列为显著低于10亿美元以下（世界银行职责所在，对此一定得打听清楚）。这7国名单，包括如莱索托（Lesotho）、乍得等国家，其实就连它们的外债，也比数十年前超出几倍。1970年时，外债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只有12国，在百亿以上的没有一国。但是到1980年时，以实际名目而言，却已有6国欠下的债务之高，几乎等于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甚或更高。到了1990年，更有24国的“所欠”多于他们的“所产”，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全部非洲地区。债务相对最高的国家，通常多位于非洲——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索马里、赞比亚（Zambia）、刚果、科特迪瓦——自然不足为奇，它们有些饱受战争摧残，有些则受到产品外销价格下跌的冲击。然而肩负这笔巨大债务最为沉重的地方，即外债高达全国总出口四分之一或以上的国家，却不只非洲一地，而是遍布于其他各大洲。事实上以全球的角度而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外债对出口比例，倒没有恶劣到以上所说的程度，比起南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以及中东地区，可算好得多了。
这笔惊人的庞大数字，事实上没有一文将予偿还，可是银行只要一直有利息可赚——1982年的平均年息为9.6%（UNCTAD，1989）——就不在乎是否拿得回本金。80年代初期，国际金融界确实出现过一阵恐慌，因为从墨西哥开始，拉丁美洲几个主要的债务国家一贫如洗，连利息钱也付不出来。西方银行体系几乎濒于崩溃，几大银行在70年代肆意放债（正当石油收入如洪水涌进，急于寻找投资去处时），如今利钱落空，就严格技术而言已经形同坏账。好在拉丁美洲的巨型债务国不曾共同采取行动，富国经济总算大难不死，经由个别安排，重新定下了还债的时间表。银行也在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支持之下喘过气来，逐步将坏债从账面勾销，在技术上维持住了偿付能力。债务危机虽未就此终止，至少不再有致命危险。当时，恐怕是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面临的最险关头。这一页故事，其实至今尚未终结。
债务高涨，这些贫穷国家的资产，或潜在的资产却并未增加。在危机年代里面，以利润或可能利润绝对挂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显然决定将第三世界的一大部分从投资地图上完全抹去。1970年时，在42个“低收入经济”的地区里，19国的外来净投资全部为零。到1990年，更有26国全然失去了争取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事实上在欧洲地区之外几乎达100个“低”“中”收入的国家里，只有14国有5亿美元以上的外来投资额，10亿以上者更只有8国，其中4国在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3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巴西）。[13] 不过愈发走向跨国整合的世界经济，也并没有完全忽略了那些境外之地，一些面积较小、风景较美的地区，都有成为旅游胜地，以及避开政府管辖的境外天堂潜力。此外，原本乏人问津的地方，如果忽然发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情况也会大为改观。然而就整体而言，世界上有极大部分地区完全从世界经济的队伍中退出；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从的里雅斯特（Trieste）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大地区，似乎也加入这个“化外”行列。1990年，吸引了任何外来净投资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UN World Development，1992，Tables21，23，24）。至于前苏联的广大地域之内，显然也有某些资源丰富的地区或共和国，引来像样儿的真正投资。同时，却另有一些运气不佳的地带，只能自己挣扎了。但是不管命运如何，前第二世界的多数国家，如今正一步步向第三世界的地位“看齐”。
因此危机20年的主要影响，即在于贫富国家之间的鸿沟日阔。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1960年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工业国家的14%，到1987年更跌落为8%。而那些“最不发达”（least developed）国家的境况更惨（包括非洲和非非洲的国家），竟由原来的9%，一降而至5%[14] （UN Human Development，1991，Table6.）。
随着跨国性经济控制世界的密网渐趋收紧，同时也严重地毁坏了人类社会的一大制度，即自从1945年来属于普遍性的一大制度：建立在领土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因为如今这些国家，对其事务控制掌握的范围日渐缩小，凡是其行动运作是立足于领土疆界之内的各类组织，如行业工会、国会、国家公共广播系统等等，从此失灵。反之，其行动运作不为领土疆界所局限的另一类组织，例如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市场，以及卫星时代的全球媒体传播事业，却开始高唱凯歌。过去可以操纵附庸政权一举一动的超级大国，例如今也失去踪影，更加强化了这种国界模糊化的趋势。甚至连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所创设的那个最无可取代的重大功能：经由社会福利、教育，或医疗以及其他各项资金分配的“转移性支付”手段，所达到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如今在理论上也无法于国界之内自足了——虽然在实际上多数会继续如此——不过，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目前已开始在某些方面予以补助。在自由市场神学家如日中天的时节，国家观念甚至更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其时兴起了一股大风，使得许多原本在原则上由公共事业从事的活动，均被分解“回归”于“市场”之手。
矛盾的是，或许无足惊讶的是，民族国家衰颓的现象，却与一股将旧有领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国的热潮并进。这些分割领土的主张，多数是基于某些群体对民族语言文化独立的要求。一开始，这股自治分离运动之风的兴起——主要自1970年后——多属于一种西方国家的现象，在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时，甚至瑞士、丹麦均可见到；70年代初期以来，更在中央集权色彩最淡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境内出现。共产主义的危机来临，遂将此风吹至东方，在那里，1991年后方才成立的名义上的新民族国家（new and nominally national states），较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为多。不过直到90年代，加拿大边境以南的西半球并未受到此风半点动摇。至于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国家瓦解的其他地区，例如阿富汗及非洲部分，取代旧有国家而起的新形态，却多是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而非分离成众多的新国家。
这种发展的确充满了矛盾，简单地说，这些新的小国面对的种种烦恼，论其源头，与旧国时代来自同一缺陷，而如今国小势弱，毛病却反而更大。但是它同时又无甚惊奇，因为时至20世纪末期，世上唯一现存的国家模式，只有划疆立界、拥有自主机制的一种类型——简而言之，即革命时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模式。更有甚者，自从1918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政权都在“民族自决”大原则的旗下，而其定义更日益局限在语言文化的种族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出发，列宁与威尔逊总统的看法不啻一致。《凡尔赛和约》之下的欧洲，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的广大地界，都建立在由民族国家形成的组合之上。以苏联为例（南斯拉夫日后也仿苏联前例），则由这一类民族国家联合而成，后者在理论上——然非实际——有从联合中分离的权利。[15] 这类联合体一旦解体，自然沿着事前划定的界限而分裂。
然而在事实上，危机20年的分离民族主义，却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草创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属于三种现象的结合。其一，现有民族国家对本身降格为区域成员之事极力抗拒。这种现象，在80年代欧共体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努力保有自主权一事上愈发明显。这些国家的政治性格也许相去甚远——如挪威和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但是在与本国攸关重大的事务方面，它们却如出一辙，同样想在泛欧全体的标准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国的自主性。然而，传统上作为民族国家自卫的主要支柱，即保护主义，在危机20年里显然比当年大灾难时期脆弱许多。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此时依然是最高理想，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也不失为当代事实——在国家统一号令的经济制度崩溃之后，更是如此——虽然某些国家暗地保护自己对抗外来竞争，据闻日本与法国就是个中高手。不过意大利人竟然也有高招，始终能让自家汽车——菲亚特（Fiat）——占住国内市场大饼的特大一块，尤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些都只能算作后卫性的防守，虽说愈战愈烈而且有时颇为成功，但是最激烈的火线，往往是在经济以外并涉及文化认同之处。法国人——德国人在某些程度之内亦然——就拼命争取，意图保全为自家农民提供的高额补助。其中原因，不但是因为农家握有攸关的选票，同时也由于法国人真心相信，一旦小农式的农业不存在——不管这种方式多么不经济，多么缺乏竞争力——那田园风光，那悠久传统，那法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也将随之毁灭。而美国也一再要求法国，开放影片及视听产品的自由贸易，可是法国人却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为若应美国所请，美国娱乐事业挟着好莱坞的旧日雄风，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视霸权的气势之下，其产品必将泛滥法国的公私银（屏）幕（虽说这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娱乐事业，如今已为多国所有并控制）。但是真正原因还不止此一端，法国人还觉得——倒也不失正确——岂可让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化经营，导致法语影片生产的末日。不论经济的理由为何，人生当中，毕竟还有一些必须刻意保护的东西。如果说，就算我们可以证明，在原地兴建豪华旅馆、购物中心、会议厅堂，将为国民生产总值带来较原有观光旅游更大的增值，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难道便会因此认真考虑，竟把自己的沙特尔圣母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或泰姬陵（Tai Mahal）铲为平地吗？像这一类的问题，只需提出，答案便不言而喻了。
其二，最可以用富者的集体自我中心做一番描述，同时也反映了各个大陆之内，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内贫富差异愈大的现象。老式的各民族国家，不论是中央或联邦性质，以及如“欧盟”类的超国家联合实体，通常都负起开发其整体区域的责任，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平摊了它们之间总体的负担与利益。这种举动，意味着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可以从比较进步富有的地区获得补助（经由某种中央分配的机制体系），有时甚至予以优先投资，以求缩小差距。但是欧共体组织实际得很，它的成员资格，只授予贫穷落后程度不致造成其余成员国过度负担的国家。这种挑肥拣瘦的实际作风，却不见于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美国和加拿大（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万美元），只好挑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其八分之一的墨西哥这一重担。[16] 而一国之内，富区不愿意补助贫区的心态，一直为研究地方政府的学者所熟悉，美国就是最佳例证。美国的“都市内城”（inner city）贫民汇集，更由于原居民纷纷迁离，向郊区出奔，以致税收不足，其中的问题即多肇因于以上所述心理。谁愿意替穷人出钱？洛杉矶的富裕郊区，如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马利布（Malibu）两地，即因此选择退出洛杉矶市；90年代初期，东岸的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也出于同样理由投票主张脱离纽约。
危机20年里的分离立国运动，有一部分即起因于这种集体的自我中心心态。南斯拉夫的分离压力，来自“欧裔”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力量，源于大声叫嚣的位于“西部”的捷克共和国。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两地，是西班牙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拉丁美洲一带唯一最重大的分离运动，也出自巴西最最富庶的一州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而其中最可代表这种自扫门前雪心理的，当属80年代末期兴起的伦巴第联盟——日后改称北方联盟——其目标，乃是将以意大利“经济首都”米兰为中心的地区，自政治首都罗马的统治分离出来。该联盟不断提及过去中古时代的荣光，以及伦巴第当地的方言，这是民族主义者常用的煽动性辞藻。可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却在于富区不愿自家的肥水外流。
其三，或许主要是属于一种反应，一种对20世纪文化革命，即在传统社会常态、纹理即价值的解体之下，产生的回音。发达世界中有许多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社会文化变革中成为弃儿。“社群”（community）一词，在这数十年间被滥用得如此空洞抽象，不切实际——例如“公关族”“同性恋族”等等——因为原有社会学意义的所谓社群，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再难找到。于是所谓“认同群体”（identity group）兴起，即一个人可以毫无疑惑，确实肯定地“归属”于某种“族类”；这种现象，自60年代末期开始，即在一向擅长于自我观察的美国境内为人指出。其中绝大多数，自然都诉诸共同的“族群”背景，不过但凡以集合性分离主义为目标者，都喜欢借用类似的民族主义式语言，比如同性恋捍卫者即爱用酷儿族（the queer nation）一语。
这种“新族”现象，在最具有多族群结构的国家里也层出不穷，显示所谓认同群体的政治性质，与传统的“民族自决”大相径庭。后者追求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个拥有一定国土的国家，与特定的“人群”认同，基本上属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可是分离国土的要求，对于美国黑人，或意大利人而言，并不是他们“族群政治”的一环。同样，加拿大境内乌克兰裔的政治属性，也不属乌克兰而是属加拿大。[17] 事实上，在天生便属于异质社会的都市内部，其族群政治或类似政治的本质即在相互竞争，即不同的族群在一个非族群的国家里面，各自发挥效忠己群的心理为政治作嫁，共为分食那一块资源大饼而较劲。如纽约市政客操纵改划选区，以为拉丁裔、东方裔及同性恋团体选出代表，这种人一旦当选，所求于纽约市者自然更多。
族群认同政治，与世纪末的种族国家主义具有一项相同之处，即两者都坚称，在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里，包含着某种关系到生存和所谓与生俱来、不可更易而因此属于永久性的个人特质。而这些特质只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共有，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拥有。绝无仅有的排他性，便成了最高定义，因为各个人类社会之间的相异性，事实上已经极为稀薄。于是，美国的犹太年轻人迫切寻“根”，因为当年指认他们为犹太族的鲜明印记已经失去效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隔离歧视更不复见。加拿大的“魁北克”，虽然口口声声力主自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但是魁北克之在加拿大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却正在它褪下了直到60年代以前始终“截然不同”的鲜明色彩之后方才发生（Ignatieff，1993，pp.115—117）。都市社会中的种族成分变迁流动，若高举种族分辨群体的绝对依据，实有专断造作之嫌。以美国为例，除黑人、西班牙语裔，以及具有英国及德国血统者是为例外之外，在美国当地出生的各个民族女性，至少有六成是与外族通婚（Lieberson，Waters，1988，p.173），于是“个人的认同性”愈发需要建立在“他人的不同”之上。若非如此，我何以存？德国的新纳粹光头党，穿制服、理光头、踏着四海皆同的青少年文化的音乐起舞，若不痛打当地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何确立他们的德国属性？若不尽数剪除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又如何在那有史以来的多数时间里面，即为各民族、各宗教混居为邻的地面上，建立起我们克族（Croat），或塞族（Serb）的“特有”性格？
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认同政治，不论其终极目标为何，不论其是否要求建立独立国家，其悲剧性却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在表面上佯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布鲁克林（Brooklyn）的美籍意大利人，对本身的意大利特色极为强调（可能还日益强烈），他们喜欢用意大利语彼此对谈，为自己对本来应该是母语的语言不甚流利感到抱歉。[18] 可是他们生活工作的所在，明明是美国经济社会，意大利语除了对某些极小的特殊市场而言，根本无关紧要。至于所谓黑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或女性、或任何一种认同群体，自有其本身不可对外言喻、不可为外人了解的心理，这种说辞，只有在其唯一功能，即为鼓励这种观点的机制里，才能生存，一旦出外根本站不住脚。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研究的物理学，并不是伊斯兰物理学；以色列工程师学的工程学，也不是犹太哈西德派（Chassidic）专有的工程学。甚至连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最强烈的法德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身在科技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地球村里，势必需要一种类似中世纪拉丁文般的国际共通语言；而今世的国际语言，恰好是英语。也许在历代的种族屠杀、集体驱逐、“种族净化”之下，在理论上，这个世界已经依种族被分裂为许多同质性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工人、旅客、生意人、技术专家，等等），时尚的风行，以及全球性经济无孔不入的触角，而无可避免再度变成异质性的社会，此情此景，于中欧历历在目；而此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却曾遭过“种族净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将发生在一个日益都市化的世界里面。
因此，认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用来处理20世纪末期种种困境难题的方法，它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情绪反应。然而在20世纪接近尾声之际，解决这些难题的机制何在，方法何在，却显然越来越成问题。民族国家不再能挑起这个任务。可是谁能呢？
自从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以来，世人不知设立了多少机构以处理这类问题。联合国的创立，乃是建立于美苏两强继续肩负国际事务的假定上，可是这个美梦不久便破灭了。不过比起它的前身国际联盟，联合国毕竟还有一项成就差强人意。它总算历经了20世纪下半叶的时光而始终存在；而它的成员资格，也逐渐成为国际上正式承认一个国家独立主权的身份证明。然而根据其本身宪章所定，联合国的权力来源及资源全部来自成员国的授予，因此它并没有独立行动的权力。
国际间对协调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机20年里，新国际组织纷纷出现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个官方的国际组织，而非官方的不少于4615家，比70年代初期增加两倍有余（Held，1988，p.15）。更有甚者，对于诸如环境生态保护等重大事宜，人们也愈发认识到有立即采取国际共同行动的必要。可惜唯一能够达成以上目标的程序，却旷日废时，拖泥带水，因为国际协定必须经过各个国家分别签字认可方能生效。在保护南极大陆及永久禁止猎鲸二事上，其效率之迟缓即可见一斑。而80年代的伊拉克政府，竟然将毒气用在自己国民身上，等于从此打破了世界上少有几项真诚的协定之一，即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更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国际手段的效力。
幸好除此之外，国际行动的保证还有两条路子可走，而这两项方法在危机20年里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强化。其一，许多中型国家纷纷将国家权力交出，自动让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掌握，因为它们感到本身的力量不足，无法继续单独在世上屹立。80年代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再于90年代改为“欧洲联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70年代成员加倍；进入90年代，也极有再度扩张的可能，同时并不断强化它对成员国事务的决定权力。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盟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成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权力规模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盟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成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产生）。欧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需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联合国际行动的另外一项武器，同样是在免除主权国家及民主政治的牵制之下运作，其程度或无过之，但起码旗鼓相当，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最为重要（参见第九章第4节）。这两家机构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寡头垄断支持之下，于危机20年里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决定权力——这几大国是以“七大工业国”（Group of Seven）的模糊头衔命名，而“七大工业国”的寡头势力，自70年代以来，渐有成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实。国际汇兑的风云变幻，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1989年后苏联集团经济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仰赖富国鼻息，倚仗后者是否同意出借贷款的意愿行事。而种种借款，更日益走上一个先决条件，即债务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合于国际金融组织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经济神学意气风发之际，其主张表现为政策是有系统地走向私营化，以及实行自由化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两项政策，被强行加诸那些已经倾家荡产，根本没有丝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能否产生直接影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个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做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然而，这项疑问纵然有趣，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社会的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20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局不安定的最大来源。
[1] 1960—1975年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15到20岁之间的人口暴增约有2900万之多。但是到1970—1990年间，却只增加了600万人左右。附带说一句，80年代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惊人地高，只有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和联邦德国例外。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差幅度很大（1982—1988），从英国的20%以上，到西班牙的40%以上，以至挪威的46%（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5—16）。
[2] 真正的冠军，也就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高于0.6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但是也同样位于美洲。所谓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贫富不均程度极为方便的指标，其量表刻度，由代表收入分配均等的0.0开始，一直到极端不平等的1.0为止。洪都拉斯在1967—1985年的系数为0.62，牙买加为0.66（UN Human Development，1990，pp.158—159）。
[3] 某些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往往缺乏相应的比较数据，这些国家，自然也少不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土耳其和尼泊尔。
[4] 1972年，14个名列这些富国行列国家的政府年度支出，平均约有48%是用在平价住宅、社会安全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费用上，1990年时更增加为51%。这14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丹麦、芬兰、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依据UN World Development，1992，Table II计算而得）。
[5]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设立，一直到1974年以前，获奖者显然都不属于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派。
[6] 90年代初期，部分国家的输血单位就发现（当然不是英国），某些接受商业来源输血的病人，不幸被带有免疫失调／艾滋病毒（HIV／Aids virus）的血所感染，蒂特马斯这项立论便获得实证。
[7] 80年代，日本最富有的20%人口的总收入，是为最贫穷的20%的4.3倍。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都低，包括瑞典在内。反观欧共体内工业最发达的8个国家，其贫富收入的比例平均则为6倍，美国更高达8.9倍（Kidron/Segal，1991，pp.36—37）。换个角度来看，即1990年的美国，拥有93名10亿级富豪，欧共体有59位——这还不包括寓居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33人——日本则仅有9名（出处同上）。
[8] 这7国分别是中国、韩国、印度、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Piel，1992，pp.286—289）。
[9] 至于由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移往美国的黑人移民，基本上则与其他移民社区没什么不同，也不似美国本土黑人，如此自外于劳动力市场的门槛。
[10] “对于数百万迈进中年，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的人来说……尤其真切。他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又忽然失去工作，真是无人可以投靠。”
[11] 作者还记得1993年某次国际讨论会上一位保加利亚人的痛苦呐喊：“你们要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我们出口的东西，欧共体又不要。作为联合国的忠实成员国为了配合对波斯尼亚的封锁，我们也不能把东西卖给塞尔维亚。我们无路可走，到底还有何处可去？”
[12] 在世界两大音乐都会之一的纽约，据说90年代初期前往观赏古典音乐的观众，只占城市全部人口1000万中的2万——3万。
[13] 8国中剩下的另一个引起投资者兴趣的国家，说来有些奇怪，竟是埃及。
[14] “最不发达国家”这一类别是由联合国确定，多数仅有300美元以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则是另一种衡量方式，根据“国际购买力平价”（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量表而定，显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在当地所购之值，而非单以官方汇率为准。
[15] 这一点它们与美国联邦大不相同。自从1865年南北内战结束以来，美国各州即无单方面退出联邦的权利——或许，得克萨斯州是一例外吧。
[16] 欧盟中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其199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欧共体会员平均数的三分之一。
[17] 通常当地的移民社区，至多只能形成某种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以代表它们的来源或所选择的国家，不过这一类行动都属相当极端的民族主义政治倾向。北美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是这一派的开山始祖。但是随着国际上移民带来的离乡背井现象日渐增多，这一类组织大有愈发衍增之势，如来自印度的锡克教移民圈即是一例。远距离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更有蒸蒸日上的气象。
[18] 作者曾在纽约百货公司无意听到这类对话。其实他们当初移民来美的父母或祖父母辈，讲的多半是那不勒斯语、西西里语，或卡拉布里亚语（Calabrian），而根本不是意大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