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无书可读，夜来在他们（埃及）乡间大宅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一把舒服的椅子，一本好书在手，坐在凉快的阳台上，那才叫惬意生活。可是我有位朋友却提醒我道：“你确实以为，那些乡下大地主吃过晚饭，不会出来坐在阳台上，头上一盏大灯照着，是吗，而不是推测？”这一点，我倒从没想过。
——拉塞尔·帕夏（Russell Pasha，1949）
每回只要话锋转到互助的话题上面，提到以贷款帮助村民，大家就一定同声感叹，哀叹村民之间越来越不合作了……一面感叹，一面少不了提到另一种世风日下的现象，那就是村子里的人对金钱越来越计较。于是大家又异口同声，一起对“过去的好时光”思念不已：想当年那个时节，同村有难，众人随时都乐意相助。
——阿卜杜勒·拉希姆（M.b.Abdul Rahim，1973）
殖民地独立运动及各地的革命，将世界的政治地图全然改变。在亚洲一地，为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国家如今一下子跃增5倍。1939年时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非洲，此时也暴增为50国左右。甚至在19世纪第一次殖民解放风潮下出现了20多个拉丁共和国的美洲，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潮又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员。这些数字固然惊人，但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则不在此，却在这些新国家大量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所代表的分量和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附性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这项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之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也许是始自16世纪，人口增长的重点一向多以发达世界为主，即欧洲本地或源自欧洲的地区；其人口总数1750年不足全球20%，到了1900年已一跃几乎达到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虽在“大灾难时期”暂告中止，可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又再度以前所未有的三级跳大量增加，而这一回增加的来源，却集中在以前受少数帝国治理或征服的地区。我们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作为“发达世界”的代表，其人口总和到80年代，仅占全人类的15%而已；且其比例下降之势，已成无可避免之势（幸亏还有移民人口撑场面），因为其中好几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减到来不及补充其自然淘汰的速度了。
就算我们假定，世界人口最终将在21世纪某段时间于100亿大关（姑且按目前的推算估计）稳定下来，[1] 贫穷国家人口暴增的现象，也堪称20世纪最根本的一项改变，并在“黄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国际人士一片忧心。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于40年间激增两倍；而非洲一地的人口，更有可能在不到30年间便能倍增。如此高速的增长，实属空前现象，引起的实质问题，自然也无先例。试想，在一个60%人口均为15岁以下的国家里，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及经济状况，问题之棘手便可想而知了。
贫穷地区人口的暴增，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震动及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与“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如今穷国的人口增长率高出太多；二是一向以来保持人口稳定的死亡率，自40年代以来开始直线下降——比起19世纪的欧洲，减少百分之七八十（Kelley，1980，p.168）。当初欧洲地区死亡率降低甚缓，生活和环境逐步改善后方才变得快些；可是“黄金年代”则不然。现代科技像飓风一般扫及贫穷国家。在这股现代化药物及运输革命的浪潮之下，自40年代以来，医药上的种种创新突破开始挽回大批人命（比如滴滴涕及抗生素）。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力仿佛可以回天（过去唯一的成功案例，只有天花疫苗可以比拟）。出生率居高不下（经济繁荣时更持续上升），死亡率则直线下降（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在1944年后的25年之间减半），人口数字开始急剧增加，可是外在环境的条件、经济，以及各项制度，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相应改变。人口的暴增，同时更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尽管两处的经济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长。同样是比30年前增加两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一个人口稳定的国家来说，若与另一个人口同时也暴增两倍的国家如墨西哥相比，两者之间，国民分配所得自然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了。
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记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世界迟早也必将走上人口专家所谓的“人口组成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阶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双管齐下，达到人口数字的稳定；也就是进入子女数减少，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家庭模式。这种“人口组成转变”的趋势，果然如所料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尤以东亚地区为著。可是，到“短20世纪”告终为止，绝大多数贫穷国家却还不曾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只有前苏联集团国家例外——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贫穷迟迟不去的主因。某些国家人口负担之重，每年必须为新生的千万余张小口张罗粮食。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强制节育，或限制每家子女的人数（其中最著名者即数70年代印度的绝育政策）。可是，这种手段显然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国家的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固然头痛，可是当战火甫息，殖民的枷锁刚刚解除，贫穷国家首要考虑的却不是它们的人口问题。它们的心事，是自己该采取何种姿态立于世界？
有几分不出所料，它们多数都采取了或被迫采取了由旧殖民主子体系衍生出来的政治形式。而少数由社会革命或长期解放战争之中诞生的新政权（两者最后的效果相同），则多半遵循苏联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论而言，新世界里逐渐出现了无数实行国会制度并实行选举制的共和国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党制主导的所谓“人民民主共和国”（理论上说，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可是只有共产党国家及社会革命政权，还要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在其正式国名上再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头衔）。[2]
“民主”也好，“人民”也罢，可是就实质而言，这类名号却名不副实，最多只能表达新国家想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事实上，更如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般不切实际，其中原因如出一辙，即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帮助它们达到理想。这种情况，连社会主义形态的新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基本上属于极权政治，又有一党制的结构，事实上也较自由性质的共和国政体更适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国情。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便是（文人的）党高于军队。可是到了80年代，几个由革命党领导而诞生的政权，例如阿尔及利亚、贝宁（Benin）、缅甸、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以及索马里，再加上有几分古怪的利比亚，均是在政变的军人统治之下。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府治下一般，虽然两者版本不同、彼此敌对。
事实上，也正是军政府的泛滥或动辄便有陷入军政府的倾向，使得宪法也许不同、结盟地位各异的第三世界，表现出同一面貌。我们若不计第三世界的几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朝鲜、中国、中南半岛数国，以及古巴等等），并将墨西哥革命以来已经长久建立的墨西哥政权除外，1945年以来恐怕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出过几个军人政权的共和国来（至于其余少数君主国家，除了某些例外如泰国外，倒好像还安全一点）。只有印度，到本书写作为止，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国家。它不但始终如一，不曾打破民选政府主政的局面，而且其政府，也一直由经常性并具相当公正性的普选选出——不过印度是否便配称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则要看我们如何诠释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了。
世人对军事政变及军政权已经如此习以为常，即使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在此不得不提醒读者，其实就当时军政权甚嚣尘上的规模而言，实属一股前所少有、极为新奇的现象。1914年，全球的主权国家里，除了拉丁美洲外，没有一国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军事政变，在拉丁美洲诸国是传统的一部分，更何况其时其地，唯一不在文人政府治下的主要共和国家也只有墨西哥一国而已，而墨西哥则正在革命及内战的战火中鏖战不已。当时，好战黩武的政权固然不少，也有许多国家的军方拥有超过分内应有的政治影响，更有如法国军官般对其政府极为不满的国家，可是在一般正常稳定的国家里，军人还是坚守其服从天职，以及远离政治的传统。说得更精确一点，即或他们确有参政的事实，但也只像上层阶级妇女一般，于幕后暗施手腕，在表面上却无声无息。
因此军事政变性质的政治文化，完全是一种充满着不安定的政局与非法政府的新时代下的新产物。有关军事统治的认真探讨，首先出现于1931年，是由意大利记者马拉帕尔泰（Curzio Malaparte），援当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思维提出；他的大作《军事政变》（Coup d’État ）写出时，正值大灾难时期的中途。到20世纪下半阶段，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一时获得平衡，国际局势似乎转安，各国政权也同样近乎稳定，军方参与政治的现象便更普遍了。单单是因为全球新国林立，多数均缺乏合法传承政统，加上政治路线不定，政局经常不安，便可以解释这种强势军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队往往是环视国内唯一可以发动政治行动（或任何行动）的力量。更有甚者，由于超级大国在国际上进行的冷战，多数是由盟邦或附属政权的军队出面的，两强自然以金钱及武器多方补给己方帐下的成员。有的时候，更是你去我来，轮流供应，如索马里，便有美苏两强先后分别予以武装。如此一来，坦克开上了政治舞台，军人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空间就更多了。
共产主义的核心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在理论上，军方臣服于文人政府的治下。至于西方阵营里的核心国家，由于极少出现政局不稳的现象，加上国家具有充分控制军队的机制，军人参政的机会大受限制。因此佛朗哥将军谢世以后，西班牙在新国王的支持下，各方能协商成功，开始迈上一条自由民主政治的大道。与此同时，那批顽固守旧的佛朗哥派曾于1981年酝酿一场政变，也被立时平定，因为国王断然拒绝接受。在意大利，则有美国幕后支持的力量，如当地强大共产党势力组成政府，将随时准备起来推翻，因此意大利的文人政府始终得以保全。不过70年代时，该国军方、情报单位，及地下恐怖组织的重重黑幕后面，却出现过一连串各种无从解释的政治活动。遍数西方世界的军官，只有在老大帝国无法忍受殖民地纷纷脱离统治的心头恨之下（即惨败于殖民地之痛至巨至深），才会受到诱惑，对军事政变产生跃跃欲试之心，如50年代法国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两地的失守，以及70年代葡萄牙帝国在非洲地域的崩溃（不过葡萄牙之变带有左倾意味）。然而，法葡两国军方旋即又回到文人政府控制之下。欧洲地区唯一有美国做后盾（但可能是由当地主动发端）的军政权，事实上只有希腊一地，是于1967年由一群极右派上校军官发动建立。当时的希腊，仍陷于早年内战的阴影之下（1944—1949），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双方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依然未休。这个由一群蠢军官发动成立的政权恶名昭彰，专以残忍手段对付异己为能事，7年之后，便因其政治智商太低而倒台。
相反地，在第三世界的国度里，却存在着军人随时干政的诱因，其中尤以新成立的小国为最，它们国小势微，数百名武装军人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况枪杆子又有国外势力来支援，有时根本就由国外势力出马代劳。再加上政府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于是混乱腐败层出不穷，一片狼狈之象。其实，通常在多数非洲国家出现的典型军人统治者，往往是真心打算收拾这一乱七八糟局面的有心人，而非冀求个人飞黄腾达的独裁者。他们本身虽然一时掌权，却希望文人政府不久便可接手，可是这份心愿常常陷于惘然。最后，治国与文人当政的理想两皆落空，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军事头目的政权难以长久的原因。但是不管何人主政，只要当地政府有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可能，尽管机会极为微小，保证便有美国前来相助。
简单地说，军事政治正如军事情报一般，往往崛起于正常政治力量及情报系统出现真空的时间地点。这种政治形态往往并无一定名号标志，却出于周围环境不安定所致。然而，对这些出身于前殖民地或依附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它们致力的国策，往往需要本身有安定的政局并有有效率的政府机构才能成事。可是这却偏偏正是它们所缺乏的条件，因此军事统治便在第三世界成为政治主调。它们一心一意，追求经济的独立“发展”，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之后，在世界革命及全球殖民解放之下，过去建立在农产品原产地上的繁荣已经没有前途，再也不能专靠供应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市场为出路了。这一类旧有的经济楷模，有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的大牧场为先例，墨西哥的迪亚兹和秘鲁的莱古亚（Leguía），曾满怀希望地仿效。但是自从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不景气后，这类老路显然已经行不通。更何况在民族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呼声下，一国之政策自然是以脱离对前帝国势力的依附为当务之急。于是，便有苏联出头为新生国家的“发展”另辟蹊径，作为各国仿效的楷模。1945年后数年之间，正是苏联最为神气活现的时刻。
野心比较大者，便大声疾呼，意图进行有系统的工业化，以结束落后的农业经济体系，其手段或以中央计划式的苏联为师，或发展国内工业以取代进口。其间手法或许有异，却同样需要政府的行动与控制。野心较小者，虽然不似前者志向远大，例如梦想着建立起自己庞大的热带钢铁工厂，巨型水坝下筑起巨型水力发电设施，源源不绝带动工厂的巨轮运转，却同样一心一意打算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并开发本国资源。在过去，石油往往是由与帝国强权关系密切的西方私营企业一手把持，如今各国纷纷效法1938年墨西哥的先例，一律收归国有国营。至于那些避免国有化政策的国家，也发现国境之内，“一油一气在手”，不啻是与外国大公司谈判的最佳筹码——1950年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简称Saudi Aramco）首开先例，二一添作五答应与沙特阿拉伯平分收益，尤其让其开始尝到甜头——事实上到了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根本便以全球为目标，大幅提高原油价格。此事之成为可能，全是因为世界石油的所有权此时已由大公司手上移到为数甚少的几个产油国家所致。但是简单地说，即使是这些快活享受外来新旧资本家扶持的国度——所谓“新”者，是指当代左翼所指的“新殖民主义”——也是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下为之。终80年代，以此手法经营最为成功的国度首推法属科特迪瓦。
推动现代化最失败者，则数那些过分低估本身落后所造成的限制的国家。它们技术落后，经验不足；技术人才、行政人员、经济专家都缺乏；人口大多为文盲，对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方案既不熟悉又无回应。因此，理想定得愈高，失败相对愈惨。某些国家好高骛远至极，定下的目标连发达国家都难达到，比如由中央全面计划的工业化目标。与苏丹同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先获得独立的加纳，便在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下，企图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而浪费了自己积累的两亿美元家底（来自高涨的可可价格及战时收益。这个数字，甚至比独立印度的英镑库存还高）。恩克鲁玛一手倡导的“泛非联盟”，更是野心勃勃地高调。结果雄心不果，一败涂地。而60年代可可价格大幅滑落，雪上加霜。到1972年，加纳的宏图完全失败，这个小小国度内的工业，仅能靠各种保护手法如高关税、价格管制，及进口执照而苟存。黑市经济盛行，贪污腐败泛滥，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该国长存，成为无法根除的祸害。工薪阶层有四分之三都在国家单位就业，自给生存所依赖的基本农业却完全受到忽略（许多非洲国家亦然）。1966年，恩克鲁玛政权为第三世界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推翻，这个国家随之继续朝幻灭路上走去，途中但见此起彼落，军人上台下台如家常便饭，偶或有文人政府昙花一现地点缀其间。
这些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诸非洲新国的记录虽然不堪回首，但若论及其他地区的前殖民地及依附型国家，其发展成就却不容忽视。这些地区和国家，选择了一条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发展之路，因此自70年代以来，国际人士间便开始有了所谓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的流行用语，而除了中国香港之外，这些新工业国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国家领导的经济政策之上。但凡对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国情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政府插手的结果，往往是极端的官僚化，无比的腐败及浪费，可是与此同时，几十年来也为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创造了7%的年增长率。总而言之，尽管官僚腐败，两国却如愿地转型成功，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事实上，有一度巴西甚至高居非共产党世界中的第八大工业经济国家。此外，巴西和墨西哥两国人口众多，足以提供广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发展国内工业取代进口的政策，在此可以发挥作用，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巴西的国营事业，一度曾经达到该国国内生产总额的近半数，全国最大的20家公司里，国营单位即占19家。而墨西哥的国营事业人员，更为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公有单位的薪资账册总额，占了全国总工资的五分之二（Harris，1987，pp.84—85）。至于远东地区的国家，由国家直接经营的程度则较轻，多是由一些蒙政府许可的私人企业集团运作，但是信用和投资的控制则操纵在政府手上。因此表面的方式虽然不同，其经济发展对政府的依赖则如一。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各地可说都吹着计划及国家主导的经济风，在新兴工业国家地区里面，此风甚至一直吹到了90年代。至于风行之下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成败则要看个别状况及人为因素而有异。
可是增长的情况，不论是否由政府控制，对第三世界绝大多数自给自足的老百姓而言，都没有重大的利益可言。因为即使在某些靠一两样大宗出口商品为主要财源的殖民地或国家里（例如咖啡、香蕉、可可等），这些经济作物也往往集中于有限的几个地区。于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地方，连中国在内，广大的人口依然以农业为生。只有在西半球一带，以及西部伊斯兰世界的乡间，在几十年间，才戏剧性地由农业社会蜕变成为大都会（参见第十章）。其实只要土地肥沃，人口不致过度拥挤，如黑非洲，一般而言，老百姓多能自给自足，无须外求。这些土地的居民，多数根本不需要政府来帮倒忙，因为当地的政府多半力量太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官府势力变得苛扰太重，老百姓也可以不去惹它，或干脆退而采用自力更生的老法子。环顾各地，少有其他地方拥有像黑非洲这么好的优势，可以轻轻松松地走进独立年代。可惜不旋踵间，这个大好条件却被糟蹋掉了。与非洲相比，亚洲及伊斯兰世界农民的日子往往穷苦得多，至少在粮食等食物方面，贫穷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其境况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改善过，例如印度地狭人稠，生存的压力自然远比非洲为大。然而，对许多平民百姓而言，解决之道却是越少和那些倡导经济改革致富者接触越好。长久以来，他们的祖先，以及他们自己本人，都已经学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外头来的绝对没有好事”。一代又一代默默的思索中，他们领悟到了一个事实：与其多求利润，不如减少风险，才是上上之策。不过，这些老百姓并不因此便成为全球经济革命中的“化外之民”，因为这股革命浪潮泛滥四方，不论远近，连最偏僻与外界缺乏联系的地区，也难逃其浪头侵袭——塑料瓶、汽油桶、老古董的卡车——当然更少不了政府的机关衙门，而其功能便是制造公文。但是这个办公室写字间世界的出现，充其量不过将人口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族群：一边是一个生存行动于其间的统治阶层，另一边则是完全与其无涉的小民。因此在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里，最大的分野便在“沿海”与“内地”（或都市与边区）的区别。[3]
麻烦的事却正出在这里。现代化往往与政府携手而来，因此“内地”被“沿海”管辖，边区为都市治理，不识字者自然也只有受制于识字之人了。太初有“道”，“道”即“文字”。在加纳独立前不久成立的议会，其104名成员中，68名有某种程度的小学以上教育程度。南印度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106名的立法委员里，则有97人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并有50位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两地绝大多数的居民，当时却多属目不识丁的文盲（Hodgkin，1961，p.29；Gray，1970，p.135）。更有甚者，凡想在第三世界“国家级”政府出人头地者，只会当地通行的语言还很不够，还得通晓几种国际语言当中的一种（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中文），至少也必须懂得新政府将当地方言混合而成的“国语”才成，例如斯瓦希里语（Swahili，东非、刚果等地的语言）、印尼官话（Bahasa）、混杂语言等。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官方的书写文字与一般民众的通行语同属一种语言（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试观印度一地，1967年海得拉巴（Hyderabad）举行的公职选举中，34名候选人里只有3人不谙英语（Bernstorff，1970，p.146）。
因教育程度好而占的优势，甚至连最落后、最偏僻之民也逐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分占这个优势，尤其在他们享受不起这个条件的时候，更特别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不但具有象征意义，在事实上根本就是如此。在某些国家里，所谓政府，所谓国家，对其子民而言，无异于一部庞大的机器，其目的即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血汗，以供国家雇用的员工享用而已。因此知识即权力的意义，在这些国家愈发明显。有了教育，往往意味着有可能在国家机关谋得一份差事，有时甚至十拿九稳，保证可以得到一个职务，[4] 运气好的话，更可以变成一辈子的铁饭碗，从此吃喝不尽，招权纳贿，公物私用，将某些职位私下给家人或朋友。一个小村庄——比如说，姑且在中非吧——投资在村里一名年轻人身上，培养他受了教育，从此全村的指望便在这项教育投资所保证的回收之上，也就是公职的所得及公务员身份的保护。一份公务生涯如果经营得成功，收入极为可观，是一国当中待遇最好的职业。在60年代的乌干达（Uganda），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指其合法正当的收入），高达其国人平均收入的112倍（英国的比数则为10：1），其中意义可想而知（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70，p.66）。
凡是乡下穷人（或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可能受惠于教育的地方，便可见众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例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中以此地区与现代化距离最近，离殖民时代也最遥远）。“大家伙都想要学点什么东西。”1962年时，某位在马普切印第安族（Mapuche Indians）中搞活动的智利共产党人，便曾对笔者如此表示：“可是我本人并不是知识分子，没法子教他们书本上的玩意儿，便教他们踢踢足球。”求知若渴的欲望，自50年代起，是推动南美居民大量由乡村迁往都市的一大原因。迁徙的惊人结果，是乡间为之一空。各项调查都显示，都市生活的吸引力，极大成分在于可为子女的教育和训练提供更好的机会。在城里，他们“可以变得不同”。多种新机会中，首先自然是学校教育为未来提供了最佳的前景，可是退而求其次，即使如开车这种简单技术，到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可以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技能。驾驶技术成为成功之本，这是一位来自安第斯山脉克丘亚族（Quechua）村落的乡人的心得；也是他教导效法他的脚步进城、到现代世界打天下的表兄弟及侄儿外甥的第一课。岂不见他本人一份救护车司机的工作，正是一大家族迈向成功的基石吗（Julca，1992）？
至于拉丁美洲以外的农业人口，也许一直到了60年代，甚至更后的时期，才开始逐渐有系统地认识到现代文明代表着希望，而非威胁。不过在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改革政策当中，领导者可能对其中一事特别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对农民造成吸引力，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五分之三以上以农业维生的人口：即土地改革。这项概括性的政治口号，在农业国家里却包罗万象，从大规模土地所有权集中到重新分配给农民及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一直到封建领地及佃户制度的扫除，地租的减低，租耕制度的改良，以及革命性的土地国有化及集体化，等等。
这一类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内风起云涌，是为行进步伐最为激烈紧凑的10年，因为政治光谱上不论左右及幅度，都可见向这个方向的行动。在1945—1950年间，世上半数人口居住的国家，都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在东欧，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进行的是共产主义式的土地改革；原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前印度，则是因为殖民解放而起的改革；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则是出于日本战败的结果，或可视为美国的占领政策所致。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土地改革之风开始吹进西方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纷纷先后跟上开罗的脚步。1952年玻利维亚掀起革命，南美地区从此也走上土地改革之路。不过墨西哥仍可算作首开风气之先的国家，自1910年革命以来，或者更为精确一点，自30年代革命在墨西哥再起以来，便已经大力鼓吹土地均分（agrarismo ）。不过，政治上的呼声虽然很多，学术上的统计研究尽管不断，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例毕竟不足，加之殖民岁月遥远，战败经验稀少，真正的土地改革终究难以兴起。一直要到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动革命（为古巴带来了土地改革），使土地改革进入了中南美洲的政治进程，情况才改观了。
对于主张现代化的人而言，土地改革的好处不止一个方面：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不论是革命政权，或正好相反的反革命政权，双方均可借此赢得农民支持），在思想上更为动听（例如“土地还给劳动人民”等口号），有时甚至还可以达到某些真正的经济目的，虽然绝大多数的革命人士或改革家，对于仅仅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的手段究竟能造成几分改善，并未抱着太大期望。事实上在玻利维亚和伊拉克两国分别于1952年和1958年实行土地重新分配之后，农业总产量反而急剧下降。不过为求公平起见，我们也得指出，在其他农业技术及生产力原本便已极高的地方，以前对土改诚意抱怀疑态度的农民，一旦获得自己的田地，很快便发挥极高的生产潜能。埃及、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便是最好的例子，其中又以中国台湾的成就最为惊人（Land Reform，1968，pp.570—575）。维持一个广大农民群体的存在，其动机其实与经济无关，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因为现代世界演变的历史证明，农业生产的大量提高，恰好与农业人口的减少成反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逆向增减的现象尤为明显。不过土地改革的意义，不可因此抹杀，因为它毕竟也证明了在自耕农制度下，尤其是以现代化手段经营农作物的较大型农家，其效率绝对可以与传统大地主佃户制度，或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农庄运作媲美，而且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比起其他某些半工业化集中经营的办法，例如1945年后，苏维埃式巨型的国营农场，以及英国在坦噶尼喀（Tanganyika，今坦桑尼亚）生产花生的手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咖啡之类的农作物，甚至连橡胶及糖在内，一向被认为只能以大规模农庄的方式栽植经营。这种手段，虽说如今比起某些缺乏技术的小农，依然占有极为明显的优势，却已绝非必要的经营方式了。不过归根结底，自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农业上获得了重大进展，所谓科学选种的“绿色革命”，毕竟还是由具有企业经营头脑的农家开始的，印巴边境的旁遮普即为一例。
尽管如此，土地改革的经济动机却绝非出自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着眼于平等的考虑。就长期并整体的观点而言，一开始，经济成本往往会扩大国民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但是最终必将缩短其间的距离。黄金时代末了，发达西方国家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达到的平等程度，高于第三世界，即可见其真实性的一斑。不过近年来由于经济衰退，以及一些人士对自由市场抱着近乎宗教神学的迷信，所得不均的现象又再度在某些地区出现。拉丁美洲的贫富不均最为严重，非洲居次，但是在一些亚洲国家里面，贫富的差距却相当接近。这几个地区，都曾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或直接经营之下，进行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土地改革，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Kakwani，1980）。贫富不均的现象少，自有其社会性及经济性的好处，往往被观察家们视为这些国家工业化成功的一大动力。观察家们也同时认为，巴西经济的发展忽冷忽热，几度前进却又跌倒，往往欲达“南半球美利坚”的经济宝座而不得。巴西人民的贫富严重不均，到底应为其欲进不得的挫败担负几分责任——贫富不均，可容国内工业增长的市场因此受限，自不可免。拉丁美洲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如此严重，各国又缺乏大规模组织性的土地改革，两者之间，实在很难说没有任何关联。
土地改革，当然为第三世界的小农阶级欢迎，至少在土改还未转变为集体或合作农场的形式之前是如此——这种转变，是共产党国家的常例。然而，欢迎归欢迎，在个体小农与倡导现代化的城市改革家之间，双方对土改的期待却南辕北辙。前者对总体性经济面对的问题毫无兴趣，与国家政治的观点不同，对土地的需求也非建立在一般性的大原则之上，而自有其个别特定的主张。秘鲁改革派将领组成的政府曾于1969年推动激进的土改，企图一举摧毁该国大地主的田产制度（haciendas），即因此而失败。原来秘鲁印第安高地的牧民，一向为安第斯山脉大农场提供劳力，双方共存的关系虽然不甚稳定，可是改革对这些牧民的意义，却仅仅意味着重返祖传的“本土”，回到这一直被大地主隔离的原有牧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牢记着祖先传下来的家园疆界，这份损失，他们永远也不曾忘怀（Hobsbawm，1974）。改革前旧有的生产运作方式，他们无意维护，事实上现在都归入合作社区（comunidades ）及原有员工的所有权下了；对于改革后合作式经营的实验，或其他任何新奇的农业制度，也都不感兴趣。他们急于保持的东西，乃是过去传统生活圈（虽不平等）中，所存有的传统互助手段。因此在改革进行之后，他们却回头“入侵”合作制下的共有田产（其实现在他们都具有共同经营者的身份），仿佛在大田庄与其族人社区之间（以及各个社区之间），土地的冲突纠纷犹存，一切都未改变（Gómez Rodríguez，pp.242—255）。对这些边区的牧民而言，改革与否，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仔细探讨起来，真正最接近小农理想的土地改革，恐怕要属30年代墨西哥的尝试，这场改革将共有土地的权利给各个村落，完全交由农民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土地共有方式（ejidos），究其立意，是假定小农均从事于自给性的生产耕作。这一措施在政治效果上获得极大成功，可是在经济上与墨西哥日后的农业发展却没有任何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前殖民地蜕变而成的数十个新国家，再加上一向也是依赖旧帝国主义工业世界生存的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很快发现自己被聚集在统称“第三世界”的名号之下，此事原不足为奇——有人认为这个称号是于1952年诞生（Harris，1987，p.18）——与第三世界相对，则有发达工业国家组成的“第一世界”，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成员的“第二世界”。虽说这种将埃及与加蓬（Gabon）、印度与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ew Guinea），一股脑儿归作同类社会的方式极为可笑，可是在情理上也非完全不通。因为这些国家都一穷二白（与“发达”世界相比），[5] 且无独立生存能力，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它们的政府也都一心一意想要“发展”，同时却也都不信任外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即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相对利益”结构），或在国内实行任由私有企业自行发展的政策，能够帮助它们达到发展的目标。且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场经济大萧条及大战本身的历史教训，就值得它们警惕，作为其后事之师。加上冷战的无情铁腕紧扼全球，只要还有任何自由可以掌握本身行动步调的国家，自然都小心翼翼，避免加入两大联盟的任何一方。总而言之，也就是极力避开人人闻之色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不向一边倒去，并不意味着“不结盟”国家便对冷战双方持有完全相同的反对立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1955年在印尼万隆（Bandung）首次国际大会之后，即开始采用此名——往往属于前殖民时代的激进革命人士，例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以及脱离共产党阵营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这几位人士，正如其他众多由前殖民地兴起的新政权中人一般，都将自己定位为具有自我特色的社会主义者（即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柬埔寨的王家佛教社会主义（Royal Buddhist Socialism）在内。因此它们都对苏联具有某些同情认可，至少愿意接受苏联提供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这原不足为奇，因为冷战开始，在东西两个世界相分隔的一刻，美国便急忙放弃过去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开始在第三世界寻求其中最为保守政权的支持，动作极为明显。美方寻求的对象，包括（1958年革命前的）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国王治下的伊朗——此四国组成“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CENTO）——加上“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中的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三国。这两个组织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体以防堵苏联势力的军事体系（不过前两个组织却未曾发挥重要作用）。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原以非洲、亚洲为主的不结盟圈，至此形成三洲共同势力，其拉丁美洲的成员，自然来自西半球国家中对北半球苏联最不痛快的几国。不过万隆不结盟运动的非共产党国家，如实际加入西方联盟阵营的第三世界亲美国家一般，并没有任何实质亲苏的行动。它们并不想蹚超级大国在全球对峙的浑水，因为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例所呈现出来的，若有冲突发生，它们将永远是战火中倒霉的第一线。两大阵营之间的疆界（即在欧洲的界线）越稳定，一旦枪起炮落，弹头就越有可能落在亚洲某处的山头，或非洲某地的丛林里。
然而超级大国的对峙，虽然主导着世界各地国与国的关系，有时甚而有助于稳定国际形势，却始终无法完全操纵全局。第三世界中即有两个地区，当地固有的紧张关系，基本上与冷战本身毫不相干，但是其压力不但演变成长期的冲突，并导致该地间歇性的战火。这两个地区即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北区（两地冲突都非偶然，均源于帝国主义离去前故意将该区分割的安排）。印度北部的冲突局面，还比较容易独立于全球的冷战之外，虽然巴基斯坦一心一意想把美国卷进来——不过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的战争爆发，巴基斯坦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参见第八章及第十六章）。因此，该地区先后爆发的三场地区性战争，西方所知甚微，记忆更少：1962年中印两国为未定边界掀起的战火（中国获胜），1965年印巴之战（印度轻松大胜），以及1971年印巴两国再次的冲突——起因是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在印方支持下独立。在这几场战争中，美苏双方都扮演着友好的中立调停角色。可是中东局势却无法如此隔离，因为其中直接关系着很多美国盟邦：以色列、土耳其，及国王治下的伊朗。而当地接连不断的革命——1952年的埃及、50年代和60年代的伊拉克和叙利亚、60年代和70年代的南部阿拉伯，以及197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被推翻——不论是军人或文人政变，都证明该地区社会状况的不稳。
尽管如此，这些地区性的冲突，在基本上却与冷战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一批承认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国家中便包括苏联，可是以色列日后却定位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盟友。而阿拉伯世界或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其国际路线不分左右，对内则一致联合打击共产党。造成该地区分裂的原因，是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比英国蓝图设计为大的犹太人国家（Calvocoressi，1989，p.215）。以色列此举，使得70万名非犹太裔的巴勒斯坦居民被迫流离失所，这个人数，恐怕比1948年的犹太人口为多。以色列为达到开疆辟土的目的，每10年便打场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历史上与以色列强行建立国土的行动最接近的前例，便是18世纪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腓特烈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西里西亚（Silesia），从此连番作战，以求取得各方承认他对该地的所有权。多年战争下来，以色列将自己建设成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同时也取得了核国家的地位。可是它却与邻国永远交恶，不但无法与邻邦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居住于其延伸国境内或流亡于中东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更是心中疾愤，永难与其修好。苏联解体，虽使中东地区从此不再成为冷战前哨，可是其爆炸性的局势却一如从前。
另外三个次级的冲突中心，也使中东一地的冲突动力不断：东地中海，波斯湾，以及土耳其、两伊、叙利亚四国的边境地带。三者中最后一个地区的冲突之源，是几度寻求独立未果的库尔德人（Kurds）——1918年美国威尔逊总统曾经轻率提出建议，鼓励库尔德人争取国家独立。可是多年来库尔德族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国支持，结果只把自己跟该区各国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库尔德族人骁勇善战，向以山间游击作战能力闻名天下。它的邻人也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欲将其赶尽杀绝，包括80年代的毒气攻击。至于东地中海区的状况，由于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同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相比之下尚属宁静。不过希土两国也有冲突，二者的冲突甚至曾导致土耳其人1974年一度侵入并重新划分塞浦路斯（Cyprus）。可西方强国、伊朗、伊拉克三方在波斯湾称雄争霸的结果（伊朗此时已由革命政权当政），却造成8年残忍的血战（1980—1988），并于冷战结束之后，依然掀起了美国及其盟邦在1991年与伊拉克的一场闪电大战。
第三世界中却有一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全球及地区性的冲突可称距离甚远，这隔离的局面一直到古巴闹起革命为止。拉丁美洲，除了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和南美大陆上几小片地区外——如圭亚那，以及当时仍叫英属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的伯利兹（Belize）——一般脱离殖民的年代甚早。就文化和语言的层面而言，此地的居民属于西方人。甚至连其穷苦民众，也多为罗马天主教徒。除了安第斯山脉某些地区及中美一带，其居民也都能说或懂一种欧洲语言。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手中，拉丁美洲社会沿袭了一套复杂精细的种族等级制度；同时，却也因其以男性为主的征服历史，开始了一段种族杂婚的传统。中南美洲大地之上，鲜有纯正的白种血统，只有在原住民稀少的南美南端一带（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南部），由于拥有大量的欧洲移民是为例外。但是不论混血或纯种的社会，个人成就及社会地位的因素，都使种族区别不明显。早在1861年，墨西哥便选出了一位显然具有萨波特克印第安（Zapotec）血统的胡亚雷斯为总统。就在笔者写作本书之际，阿根廷和秘鲁两国，也分别由黎巴嫩伊斯兰教移民和日本移民出任总统。相比之下，这种选择在美国却依然无法想象。到今日为止，在其他各大洲饱受种族政治和种族建国主义荼毒之下，拉丁美洲始终能免于这种恶性循环。
更有甚者，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了然于自己身处所谓“新殖民”的依附地位，但是其所依附的唯一帝国美国，毕竟识时务，不曾以坚船利炮对付拉丁美洲的几个大国——不过对其他国微势弱的小国，美国却毫不犹豫立即动武，丝毫不曾假以辞色。而从美国南部边境的格兰特河开始，一直到南美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止，中南美洲各国也都相当识相，深谙向华盛顿看齐靠拢，方为立国上策的真谛。成立于1948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总部即设在华盛顿，向来对美国言听计从。于是当古巴竟敢起来革命时，美洲国家组织便连忙将它扫地出门。
然而，就在第三世界及基于其理念起家的各种思想意识正如日中天之际，第三世界这个观念本身却开始破碎瓦解。各国分野差距之大之巨，到了70年代愈加明显。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一名一词所能涵盖包括。虽说第三世界之名依然相当好用，足可以区分世界上众多穷国与富国。当时被称为“南”与“北”两大区域之间的贫富鸿沟，显然仍在日渐深阔之中，区别差异自不可免。“发达”世界（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6] 诸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落后国家（“低度”和“中度”经济发展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1970年，前者为后者的14.5倍；到1990年，更扩大到高于24倍（World Tables ，1991，Table1）。但是尽管如此，第三世界的成员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单一同种的属性了。
造成这种“一种尺码”不再符合各家身量的最大原因，来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富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兰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0万名国民为例（1975年），在理论上，他们每人都拥有13000美元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为同一时期美国的两倍（World Tables ，1991，pp.595，604）。像这样一类国家，如何再与——比如说巴基斯坦，那种鸽子笼式的国家继续相提并论？穷困的巴基斯坦，国民平均生产总值仅有可怜的130美元。至于其他人口较多的产油国，自然无法达到如此暴富的程度。可是石油致富毕竟证明了一个新现象：这些只靠单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即使其他方面再落后不足，却可以因此变为极富。就算这些得来容易之财，千篇一律都被任意挥霍，[7] 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来得容易去得快，到90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已经把自己搞成债务国了）。
其次，众所共睹，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以韩国为例，该国工业建设的成果虽然惊人，其国民平均生产总值（1989年），却仅比欧共体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稍高而已（World Bank Atlas ，1990，p.7）。但是，即使不论质的差异，韩国也不可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提并论。两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于1969年完全相同，到70年代中期，依然相去不远，同属一个等级；但如今双方差距则已有5倍之遥（World Tables，pp.352，456）。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于是一个新类别，所谓“新兴工业国”的称号于此时诞生，上了国际术语的名册。这张榜，并没有一定的版本及定义，可是入榜者一定都包括了“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工业化突飞猛进，因此马来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曾经榜上有名。事实上这一类快速兴起的工业力量，跨越了三大世界的界限，因为若严格而论，原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西班牙和芬兰，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包括在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之内。至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自然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此前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跨国经济体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例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运输及通讯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有心人只要往北美任何一个购物中心，勘查一个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原产地，即可见经济全球化现象之一斑。这股趋势，自60年代起慢慢展开，1973年后，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20年中开始突飞猛进。其进展程度之快，可以再次以韩国为例佐证。50年代末期，该国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其四分之三的国家总收入，也由农业收入而来（Rado，1962，pp.740，742—743）。1962年，韩国开始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到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其国内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至此，韩国已经一跃而为非共产党国家当中第八大工业经济力量。
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统计数字的排行榜上却敬陪末座（有些甚至一落千丈），其落后的程度，甚至连国际盛行的委婉掩饰，所谓“发展中”一词，也难以为它们粉饰打扮。因为它们不但穷不堪言，而且还在不断退步落后之中。于是一批超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被分出来归为一类，用以涵盖1989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美元的30亿人口（这么点钱还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幸拿到手）。这个新归类法，是用以区别这些超级赤贫国家，与其他境况比较没有如此凄惨的第二类国家，以及境况更为宽裕的第三类国家作一区分。前者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第一类的3倍。后者包括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其生产数字则为第一类的8倍之多。至于世上最富裕的一群国家，其8亿人口在理论上平均每人可分得1828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为位居全球最底层的五分之三人口的55倍（World Bank Atlas，1990，p.10）。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在实质上越发趋向全球化——尤其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世界经济的性质转变得更为市场化及以赢利为取向——投资人及企业家纷纷发现，对他们的赢利目的而言，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其实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或许吧，他们可以靠贿赂的手段，诱使当地的政客及公务员，将后者从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公款，浪费在军备或无谓的虚名建设之上。[8]
上述这一类国家，许多都在非洲这块不幸的大陆上。冷战结束，外来的经济援助也告断绝。过去几十年间，这些多以军事援助形式出现的外援，却已经将它们其中某些国家例如索马里，变成了军营及永远的战场。
更有甚者，随着贫国之间的差距愈深，人类在地表上的移动，跨越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别，也出现了最频繁的全球性高潮。富国的观光客，以前所未有的人潮涌入第三世界。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例，80年代中期（1985年），16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每年接待300万名游客；700万人口的突尼斯，招待200万名；300万人口的约旦，有200万的游客（Din，1989，p.545）。反之，穷国的劳动者也源源不绝地向富国移去，只要客居国不曾筑坝阻挡，涓涓之水便汇成浩浩之流。到1968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数（突尼斯、摩洛哥，尤以阿尔及利亚为最），近达法国外来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75年5.5%的阿尔及利亚人口向外移出）；而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则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当时主要多来自中美洲国家（Population，1984，pp.109）。虽然这些工人多来自附近同一地区，但也有相当人口，由南亚甚至更远地方而来。不幸的是，在苦难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年月里，各地天灾人祸频仍，饥荒、族群清算、内战外患，造成了男女老少的大流亡，这股难民潮与劳工移民开始混淆不清。第一世界各国的态度，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策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因此除了美国真正允许甚或鼓励第三世界大量移民之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差强人意——其余各国，都屈服于本国国民日盛的惧外心理，采取了闭门拒纳的政策。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跃进”的成就惊人，再加上其日趋国际化的现象，不仅使得旧有的单一第三世界观点不再适用，更将第三世界的所有民众有意识地带进了现代世界。面对这个新世界，他们不见得喜欢，事实上如今风行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激进主义”团体——以伊斯兰地区为著，但也并不仅限于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在名义上属于传统派的运动主张，根本上便是向现代化挑战反抗的一种行动。（需要正名的是，并非所有激进主义派别都如此。[9] ）不过反对尽管反对，他们却都知道，如今自己身处的世界已经跟其父辈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了。这个新世界，是随尘土满天的乡间小路上的巴士及卡车，以及石油泵和装电池的晶体管收音机来到他们面前的。晶体管收音机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到他们眼前——对那些不识字的人来说，传入耳中的广播电波，有时甚至还是以他们没有文字的方言形式出现——虽然收听广播是移居都市者才能享有的特权。可是在这里基本上每个人都曾在都市工作过，即便自己不曾在城里打过工，几乎也都有三亲四友住在大城市，在那儿讨生活打天下。因为乡间人口以百万计地拥向都市，甚至在以农村为主的非洲，动辄人口达三四十万的都市如今也不少见，例如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加纳、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共和国、加蓬、贝宁、赞比亚、刚果、索马里、利比里亚等。于是村镇与城市密不可分，紧紧连接在一起。甚至连最偏远的地方，如今也生活在塑料板、可乐瓶、廉价电子表、合成纤维的世界中了。而在奇妙的历史逆向反转之下，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竟然也开始在第一世界国家里推销它们本土的技能或物品。于是欧洲城市的街头，可以见到一小群一小群南美安第斯山脉来的印第安游民，吹弄着他们的感伤的笛乐。纽约、巴黎、罗马的人行道上，则有西非的黑人小贩，售卖各色小玩意儿给西方大城里的居民；正如这些大城市居民的先祖，曾前往非洲大陆经商一般。
凡是大城市，自然便成了变化汇集的中心点，别的姑且不论，大城市照定义天生便代表着现代。一位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移民，便经常指教子女道：“利马更先进，诱惑也多。”（Julca，1992.）也许进城之后，乡下人还是用老家带来的工具为自己建立起遮风避雨之地，盖起一片片跟在种田的家乡无异的破屋茅舍。可是城里毕竟太新奇了，充满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物，眼前的一切，都与过去如此地不同与矛盾。在年轻女人身上，这种变化的感受尤其显著。于是从非洲到秘鲁，都对女人进城之后行为就变了样的现象发出同声悲叹。一位由乡下进城的男孩子，便借用利马一种老歌（huayno ）唱出了抱怨之声：
当年你由家乡来，是个乡下小姑娘；
如今你住在利马，秀发梳得像个城里妞；
你甚至还说“请”等等，我要去跳个扭扭舞；
别再装模作样，别再自以为神气，
你我眉梢发际，其实半斤八两。[10]
（Mangin，1970，pp.31—32.）
其实就连乡间，也挡不住这股现代意识之流（即使连尚未被新品种、新科技、新企业组织及营销方式改变的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因为从60年代起，亚洲部分地区，已有因科学选种而兴起的谷物耕植“绿色革命”，稍后，又有为世界市场研发成功的新外销农产品。大宗商品航空货运的兴起，以及“发达”世界消费者的新口味，是这一类易腐坏产品（热带水果、鲜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为外销农作物新宠儿的两大原因。农村因此所受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新旧两面的冲击，在哥伦比亚亚马孙河边区一带最为强烈。70年代，该地成为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大麻的中继站，大麻在此炼制成可卡因。这一新天地的出现不过几年工夫，它是由不堪国家及地主控制而迁移至此的拓荒者所开辟的。他们的保护神，则是一向以小农生活捍卫者自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这个无情残酷的新市场，自然与向来以一枪、一狗、一网即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试想一小片丝兰（yucca）地、香蕉田，怎能与那虽不稳定但一本万利的新作物相抗衡？这个暴利的诱惑怎能抗拒？旧式的生活又怎能抵挡那毒贩横行、酒吧歌厅充斥的新兴城市？
于是乡间的面貌也改变了，可是其转变却完全依赖城市文明及城市工业的动向。乡间的经济状况，更常视本乡人在城里所能挣得的收入而定。如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谓“黑人家园”的经济，即建立在这种模式之上。当地10%—15%的经济来源，来自留守原地者的收入，其余则完全依靠外出打工者在白人地域工作所得（Ripken and Wellmer，1978，p.196）。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最基本的糊口之资。在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十室九空，只剩老人独守。与此同时，以南美高地的村庄为例，村人虽然纷纷进城谋生，在大都市里觅得生存之道，如售卖水果（或更确切一点，在利马贩卖草莓），家乡村庄的牧野风光，却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为综合外出户与留居户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转为非农业性质（Smith，1989，chapter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三世界里，社会变革的媒介，极可能便是这一群由外出人组成，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挣钱的中层及中低层新兴阶级。而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贫穷的国家为最，就是上述往往官方无法统计的非正式经济活动。
因此，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转变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行业从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层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沉寂，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否则，除此之外，我们又如何解释，在那死气沉沉的50年代，该地却兴起了一种于60年代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Manuel，1988，pp.86，97—101）？讲到这里，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个一直到当时为止，不但对当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对任何内部政治活动也厌恶有加的殖民地；这个在外人眼中，无异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闭关自守，对外界敬谢不敏”的刚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会在1960年，突然政治觉醒，使得比利时人赶紧拱手让出，任其独立？
不管50年代多么纷乱，到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已经明显，在西半球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情势确凿，在南亚及东南亚几处主要国家也是。矛盾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区里，即苏联的中亚及高加索区，改变的迹象却最为微妙。其实世人往往不知，共产党革命也是一种保守动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的层面为目标，如国家的权力、财产的关系、经济的结构及类似的项目等等。除此而外，却将其他事务冻结在革命以前的状态，至少也严防谨守，绝不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渗透，倾覆动摇其半分。共产党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国家权力，其实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力，远不及吹捧或批评它的正反两面辞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相对的“极权暴政”）想象的厉害。一般以为，居住在苏联与阿富汗边境之北的乌兹别克（Uzbeks）和塔吉克（Tadjiks）两族，其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显然要比他们居于南方的族人要高出许多。其实不然，居于南部的族人并不比居于北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70年的族人差到哪里去。同样道理，1930年以来，民族之间的流血斗争似乎也已式微，而且可能从来就不曾需要共产党统治当局烦恼操心（不过在这数十年的集体社会生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却仍难免：苏联法律年鉴中，就曾记载过一起因集体农庄上打谷机意外绞死人而引发的仇杀事件）。但是时光流转，到了90年代初期，往日旧观再现，使得观察家必须提出警告，认为“车臣地区（Chechnia）大有自我灭族之虞，因为绝大多数的车臣家庭，都卷入了某种家族仇杀或复仇的纠纷之中。”（Trofimov／Djangava，1993.）
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有待未来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们尚无法细究。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在传统性极强的社会里，过去用以维系向心力的相互义务与习俗关系，如今都面对着日愈增加的压力。学者发现：“加纳以及非洲各地固有的家族关系，在巨大的负荷之下勉力支撑运作。就好像一道旧桥，多年来在高速往来的交通重压之下，年深日久，桥基已经崩裂……农村的老一代，与都市中的年轻人，相隔着数百英里破旧难行的道路，以及数百年来的新发展，彼此深深地隔离着。”（Harden，1990，p.67.）
至于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容易厘清。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涌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创造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化精英阶层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的建国章程、思想意识，以及公共事务言论使用的词汇、语法。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都市或都市化的新居民，尽管受过极好的教育，但单就人数众多一点而言，他们毕竟不是旧有的精英阶层。后者来往的对象，是外来的殖民者，或自己留洋归来的同类。多数时候，尤以在南亚为最，前者对后者极为忌恨。总而言之，贫苦大众对西方19世纪追求世俗成功的人生观不表同感，在西方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在原有的非宗教领袖与穆斯林民众的新兴力量之间，冲突日显，而且爆炸性愈为严重。从阿尔及利亚到土耳其，凡是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有关宪政法治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其捍卫者多属领导该国由殖民政权解放出来的世俗政权，或其一脉相传的继承者（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因此，政府以军事力量，与民意相抗衡着。
这类冲突发生的地区，并非仅限伊斯兰教国家；与进步观念敌对的人士，也不只是贫苦大众。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徒的强烈排他性，即获得新兴的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80年代，一股意外的种族宗教国家主义潮流，更将原本平静繁荣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一转而成杀戮战场，其野蛮程度，只有萨尔瓦多可以相比。其争端植因于两个社会转变的因素：一是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群体（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得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们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例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然兴起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的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
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爆炸的社会的政治百态。而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使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如哥伦比亚人，生来都有一丁点儿这类意识，不是自由派便是保守党，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印度的国大党亦然，印度独立以来半个世纪之间，该党几度分裂、改革，但是一直到90年代，除去少数几次短暂例外，印度大选的得胜者，始终属于那些以该党历史目标及传统为对象的人。同样，共产主义在他处也许宣告解体，可是在印度教派的西孟加拉地区，左派传统根深蒂固，加上良好的政绩，使得共产党在该区几乎等于永远执政。在那里，抵抗英国争取国权的象征及代表，不是甘地，也不是尼赫鲁，却是恐怖分子及武装抗英领袖博斯。
更有甚者，基本结构本身的改变，则使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走上同样为第一世界熟悉的老路。例如工人阶级的兴起，争取工人权利及组织工会，即在“新兴工业国家”重现，巴西、韩国，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就是证明。虽说并不一定成为1914年前出现在欧洲的大规模社会民主运动的翻版，也不见得可以成立政治性的工人党派；可是80年代的巴西，毕竟也成功地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全国性政党，即工人党（Workers’Party，PT）。不过在巴西工人运动的总部，圣保罗的汽车工业里，其政治传统则由民粹劳动法及共产党好战派组合而成。支持其运动的知识分子，也持坚定的左派立场。而帮助工人运动站稳脚跟功不可没的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样也属于左派传统。[11]
同理，工业的快速增长，也造就了大批接受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的颠覆性虽然较小，却也对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原有权威统治阶层走上平民化的道路表示欢迎。他们对开放的渴望之切，可以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远东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以及苏联集团的国家里窥得一斑。其争取开放的背景成果或有不同，其心意则如出一辙。
然而在第三世界里，依然有着广大地区前途未卜。社会变化究竟将对它们产生何种政治影响，仍是未知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必将继续存在。
下面，我们就得转过头来看看另外一个世界。这一部分的世界，对于殖民地独立以后形成的第三世界而言，似乎提供了一个较西方模式合宜，激励性也较强的典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系，所谓的“第二世界”。
[1] 如果20世纪人口暴增的趋势继续持续，人类一场大难必不可免。200年前，人口数字首次突破第一个10亿大关，第二个10亿花了130年，第三个10亿35年，第四个10亿15年。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总数已达52亿。
[2] 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前，下列国家均在国名上缀以“人民”（people’s）、“民众”（popular）、“民主”，或“社会主义”的称号：阿尔巴尼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孟加拉、贝宁、缅甸、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刚果、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朝鲜、老挝、利比亚、马达加斯加、蒙古、莫桑比克、波兰、罗马尼亚、索马里、斯里兰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越南、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PDR Yemen）、南斯拉夫。圭亚那（Guyana）则独树一帜，自称为“合作共和国”（cooperative republic）。
[3]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类似的城乡对比同样可循，例如苏联境内哈萨克的原住民，便坚守着祖传的畜牧业不肯放弃，以致工业化及城市生活几乎为俄罗斯裔移民所独占。
[4] 举例来说，到80年代中期为止，例如贝宁、刚果、几内亚、索马里、苏丹、马里（Mali）、卢旺达（Rwanda）、中非共和国等国都是如此（World Labour，1989，p.49）。
[5] 只有极少数几个例外，例如阿根廷。不过，阿根廷虽然在大英帝国的荫庇之下，一直到1929年间都得以食品出口国的身份夸富，可是自英国势力衰微后，元气始终不得恢复。
[6] OECD由大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包括：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爱尔兰、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后又容纳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及土耳其。
[7] 浪掷石油收入的现象，却绝非仅限于第三世界国家。法国某位政界人士闻悉英国北海发现石油，即曾预言性挖苦道：“他们一定会把它胡乱花掉，最后搞得一塌糊涂。”
[8] 一般而言，以下标准大概八九不离十。一项20万美元的交易额，用其中5%，可以买得一位高级事务官员的帮助。交易额提高到200万时，同样的比例，可以有常务副部长为你卖力。进入2000万之级，部长或高级幕僚可以为你出力。达到2亿时，便可得到国家元首的关照了。（Holman，1993.）
[9] 拉丁美洲常有改宗皈向的“激进主义派别”出现。它其实是当地教徒反对天主教会的古老不变状况的一种“现代派”运动。另一种“激进主义”则带有“种族国家主义”的味道，如印度。
[10] 尼日利亚的奥尼夏市井文学又对非洲女子有了新形象的描绘：“女孩子如今再也不是依偎在父母膝下那样传统的安静、乖巧、朴实的好宝宝了。她们开始写情书、忸怩作态，向男朋友要礼物，甚至会欺骗男人了。她们再也不是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小姑娘了。”（Nwoga，1965，pp.178—179.）
[11] 巴西的工人党与波兰的团结工会，除了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一个反对社会主义之外，两者相似之处颇为惊人。两党都拥有极具诚意的领袖人物（前者是造船厂的电气工人，后者是汽车厂的技术工人），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囊团，并拥有社会的强烈支持。甚至，巴西工人党也打算取代反对它的共产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