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我奶奶老爱跟我们谈大萧条的日子如何如何。书报杂志上也常有这一类的话题。
罗伊：他们老是喜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有饭吃，有这个那个的。因为说到30年代呀，他们总是爱跟我这么说，大家都快饿得活不下去了，又没有工作，又这个那个的老一套。
巴奇：我从来没有不景气过，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样呢。
罗伊：照我们听的那一套，你不会喜欢活在那个时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个时候。
——美国广播名人暨作家特克尔
（Studs 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乐将军）上台之际，全法国共有100万台电视机……到他退隐时，全法国已有1000万台电视机了。法国这个国家就好像在做娱乐事业一般；可是昨天的戏院之国，与今日的电视之国，却完全是两码子事。
——德布雷（Regis Debray，1994，p.34）
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历过的新事物时，虽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却往往搜索枯肠，想要为这未知的现象找出一个名目。就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词当中，都少不了一个“后”（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义字“后”（post）字出之。几代以来，用以厘定20世纪人类生活精神领域的各式各样的名词，便纷纷被冠上了一个“后”字。于是这个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关层面，成为后工业（post-industrial）、后帝国（post-imperial）、后现代（postmodern）、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后谷登堡（post-Gutenberg），后这后那，凡事皆“后”。这些加在字首的前缀，就像葬礼一般，正式承认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对于死后来生的性质，人们却不但缺乏共识，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富戏剧性、最迅速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进入了身历其境的当代人的意识深处。对这场变革转型的记录，即是本章的主旨。
综观这场社会转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与普遍性。诚然，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就实际意义而言即中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俨然世界骄子的少数富人——长久以来，便已生活在经常的变化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科技不断进步，文化不断更新。对这一类人而言，进一步的全球性大变革，不过是加速并加强他们原已熟悉的变化罢了。说起来，30年代中期的纽约客，不是已仰首瞻望着那座傲视全球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934）？帝国大厦稳坐世界第一楼的宝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战者的高度，也不过多出仅仅三十几米而已。因此，物质增长的量变，到底对生活造成何等质变的冲击，这个问题不但要经过好一段时间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别说如何去有效测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种迷茫现象，即使在前述的优越地区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层面上，这番变动却突如其来，宛如地震似的排山倒海。因为在50年代，地球上80%的人突然结束了中古时代的生活。更确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开始感受到中古时代的确寿终正寝了。
就许多层面看，亲身经历这种种蜕变的人，往往无法掌握其中变化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些经验对他们本身而言，仅仅属于渐进式片断性的变化，正如同在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但在变化发生的当时，却很少将其视为影响整个人生的大变革。一个乡下人决定进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里，比起从军，或与两次大战中战时经济生活对英德两国男女的影响比较，在变化上又有什么更持久的意义呢？他们进城时，不曾打算从此永远改变生活方式，虽然在事实上结果却是如此。当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时间重返前者生活的场景时，才能感受出其中变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东岸大城瓦伦西亚（Valencia）为例，笔者上一次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这方地面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50年代入狱的来自农村的囚犯，服刑数十年后出狱，重返巴勒莫。只见当年的乡间，已在房地产开发之下变得面目全非，真有着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园，现在全都变成堂皇的大建筑了。”这位老兄满脸迷茫，不敢相信地对我大摇其头。世界变化之快，连历史的时间长河，也得用更短的间隔来度量了。不到10年（1962—1971），远离城市的库斯科（Cuzco，位于秘鲁）地区已经变成两个世界：10年前，那里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着传统服饰，10年后却都已改穿西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镇市场上的众多摊贩，纷纷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计算机为客人结账，10年之前，根本还没有半个当地人听说过这个东西呢。
于是1950年以来，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变化的历史之中。如果你年纪不太大，并在各处经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动，便可以感到此中经验的独特。自60年代之后，西方年轻人更发现如今前往第三世界国家旅行，不但可行，更成为一种时尚。此时若欲观察全球的蜕变，只需睁大一双眼睛即可。然而作为史家，却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见闻为满足——不管这些印象见闻的意义多么重大——必须一一深入记录，并予厘清方可。
20世纪下半叶中变化最巨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首推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这一变化，永远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血脉联系。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绝大多数人都依土地或海洋为生，地上的禽畜、水里的鱼虾，供应了人类。即使在工业化的国家里，甚至进入20世纪，农牧业人口仍然在就业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只有英国一地除外。记得在笔者的学生时代，也就是30年代，小农阶级迟迟不去的现象，往往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认为小农阶级必将从地球消失。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农渔业人口低于总人口20%的国家，英国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个比利时而已。甚至连美国与德国这两大经济强国——当时世界上工业化最彻底的两个国家——其农业人口虽然已呈稳定性的下降，此时却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国、瑞典、奥地利三国的比例，更在35%—40%之间。至于其他落后的农业地区，以欧洲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例，每5名居民里，就约有4名依然靠土地为生。
现在再来看看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的年代，情况全然改观了。80年代初期，每100名英国人或比利时人当中，只有不到3名仍然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因此对一名普通的英国人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务农之人的机会，远比碰上曾在英国本土务农者的概率为高。这种情况实在不足为奇。而美国境内农牧业人口的数目，也不断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过由于长久以来，美国务农的人数本来就在急剧减少，此刻的超低数字自然也就无甚令人吃惊。相形之下，在劳动人口中占有如此低的比例的美国农民，却能够生产出难以估量的粮食，流往美国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惊诧不已的事实。回到40年代，没有人能预想到待到80年代初期，凡是在“铁幕”边界以西的国家，已经没有一国仍有10%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只有爱尔兰共和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除外（爱尔兰的比例也只比这个数字稍高而已）。但是即使在1950年农业人口约为半数的西班牙、葡萄牙，30年后的此刻，也分别降为14.5%和17.6%。此中意义，不言而喻。西班牙的农民人数，在1950年后的20年间减半；葡萄牙则在1960年后的20年间走上同一道路（ILO，1990，Table2A；FAO，1989）。
种种数字比率，实在令人咋舌。以日本为例，农业人口从1947年占总人口的52.4%，急速降为1985年的9%。换句话说，这段时间等于一名年轻士兵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归来，到他由普通职位退休时的长度。再看看芬兰的一位小姑娘——这是笔者亲闻的一个真实人生故事——生下来是农家之女，第一次结婚嫁作农人之妇，但是她从中年开始，却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一名世界都会的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回到1940年间，当她父亲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对苏战争中不幸牺牲，留下孤儿寡母无所依靠时，全芬兰还有57%的人口从事农林牧工作。待到她45岁时，这个比例却已经不到10%了。个人生涯与国家发展，两相对照，芬兰人由农牧始，终而却进入一个完全相异的生活环境，也就实在不足为奇了。
于是在这些于工业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冲的国家里，马克思的预言似乎终于实现了，也就是工业化的结果，果然使得小农阶级一扫而空。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却发生在其他显然远远落后的国家里面，因为它们的农业人口，也同样出现空前的下降趋势。这些国家贫穷落后，联合国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出种种名目称呼，用以粉饰它们贫穷落后的状态。就在那些“前途光明远大”的左派年轻人口口声声引用毛泽东的策略，大事庆祝广大农民百姓终于围剿都市安于现状保守派的革命成功之际，这些广大的农民百姓，却一个个静悄悄地抛弃了他们的家园，前往城市谋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年间，哥伦比亚（1951—1973）、墨西哥（1960—1980），甚至包括巴西在内，农民人数急速减半。而多米尼加共和国（1960—1981）、委内瑞拉（1961—1981）、牙买加（1953—1981）三国变化更剧烈，锐减了三分之二。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除了委内瑞拉外，其农民人数都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半数，甚或绝大多数。但是很快地到了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全境除了中美一带的小国和海地外，没有一国的农民没有变成少数。西半球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30年间，阿尔及利亚的农民由75%锐减为20%，突尼斯从68%降为23%。摩洛哥的例子虽然没有如此戏剧性，其农业人口却也于10年（1971—1982）内失去原本的多数地位。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50年代中期仍有半数人口在土地上胼手胝足；可是20年间，前者的比例却已减半，后者也降为不到三分之一。伊朗则从50年代中期的55%左右，进入80年代中期降为29%。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业地区农民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80年代，甚至连东部及东南欧历史最古老、最悠久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区（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农民人口也减到不足全部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有的比例甚至更低，如保加利亚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1985年只占16.5%）。欧洲及中东一带，只剩下土耳其一个国家仍旧坚守着农业文化不放，土耳其的农业人口虽然也呈下降之势，可是进入1980年，却依然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
如此一来，全球只有三大地区，依旧被村庄和田地所占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以及中国。只有在这些地区，才可以找到那些不曾为农耕人口下降之势的裙角掠过的国家。这些地方，在举世风云变幻的几十年间，从事种植庄稼及饲养牲畜的人口，仍旧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尼泊尔为90%，利比里亚为70%左右，加纳约为60%。甚至印度——实在令人不得不有点惊讶——竟然在独立后的25年间，还维持着高达70%的比例；即使到了1981年，也不过稍微下降而已（66.4%）。无可否认，到“极端的年代”结束为止，这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仍占全人类人口的半数。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农业经济也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濒临破灭的边缘。以印度为例，它坚实的农业人口虽是中坚力量，如今都在周围国家农业人口快速流失的包围之下，例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三国的农民，早已经不再占有多数地位了。同样，自8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也已走上了同一途径。至于东亚新兴的工业地区例如中国台湾、韩国，当然更不例外——而就在1961年，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两地犹有60%以上的人口在田间操作。更有甚者，南部非洲一些国家以农业为主的现象，更属于种族隔离下的班图幻象［编者注：班图人（Bantu stan）为非洲中、南部黑人之总称］。以妇女为主的当地农业，实际上仅只是一个依赖大批外移男性劳动力的经济的表象；这些男性劳动人口，在白人城市及南部矿区里工作，他们的所得，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坚。
于是静悄悄地，世界上绝大多数大陆上的农业人口向外大量移出，农业岛屿的这种现象更为严重。[1] 但是这个现象中最显眼之处，便是这种农业上大变化的出现，只有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至少在这以前属于小农经济的地区如此。我们曾经在第九章中看到，发达国家已经摇身一变（只有一两个例子除外），成为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国；与此同时，它们实际的农业人口却持续下降，一减再减，其比例有时甚至减少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种现象，纯粹只是在资本密集下造成的单位人口生产量激增所致。其中最立即可见的因素，首推发达富有国家农民个人拥有的农耕机械。其数量之大，不但是其生产力激增的最大佐证，也是年轻苏联共和国的宣传图片里，那些袒胸露背驾驶着耕耘机械的农人的象征。不幸的是，苏联自己却在这方面一败涂地，彻底地失败了。至于另外一个表现虽然没有如此明显，意义却同样重大的因素，则属农业化学、选种育种，以及生化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种种背景之下，农家不但不再需要过去科技发展前农忙时不可或缺的大批帮手，甚至连农家本身及长工的数目也随之减少。若有需要，在进步的现代交通运输帮助之下，也无须将这些雇工长年留在乡间。于是在70年代苏格兰牧羊业的珀斯郡（Perthshire）里，短暂的剪毛季节中，最划算的方式莫过于由新西兰运来一批批剪毛的专业工人。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异，苏格兰与新西兰的剪毛季节正好错开，皆大欢喜。
至于世界上其他的贫苦地区，农业革命也同样如火如荼，虽然较为零星。事实上，若没有所谓“绿色革命”[2] 输入的灌溉技术改良和“科学”农业帮助——虽然其长期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南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势将无法供应当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从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各国，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属于社会主义或现仍为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在粮食上不但不能自给自足，更无法扮演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般而言粮食生产应该大量有余，足可用于出口的角色了。这一类的国家，最多也只能从事以出口为目的专门性的农产品生产，以供应发达国家的需要。至于本国人民的粮食所需，若不是来自北美粮食生产过剩的对外倾销，就只有在田间的泥泞里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继续以挥镐拉犁的劳力密集型的方式生产了。既然田里的劳动依旧需要他们，他们显然没有理由抛离这样一个农业环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渐稀少吧。但在事实上，许多小农外流的地区里，例如拉丁美洲，土地开垦的比例却往往很低，一大片未开拓的广阔地域里，只有屈指可数的乡人移往垦殖，哥伦比亚与秘鲁便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游击活动的根据地。反之，在亚洲农业依旧兴旺的土地上，却有着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带，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从250人至2000余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数仅为41.5人）。
农村的人口日渐稀少，城市却开始被人潮挤满。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1960—1980年间，肯尼亚的都市人口倍增，虽然1980年的都市总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该国每10名城市居民当中，却几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内罗毕（Nairobi），而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0∶4。在亚洲地区，人口动辄数百万的大都市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通常多为所在国的首都。例如汉城（首尔）、德黑兰、巴基斯坦旧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达、马尼拉、新德里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万，有的甚至高达850万。以此趋势估计，公元2000年时，将会分别增加到1000万至1350万之间。可是回到1950年时，除了雅加达外，以上诸城没有一地的人口数在150万以上（World 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拥向都市的现象，事实上确以第三世界为最：开罗、墨西哥城、圣保罗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过八位数字。矛盾的是，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程度，虽然仍旧远胜于贫穷地区（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外），它们内部超级大城的人口却开始纷纷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区逃散，向城外社区开始迁移之前，发达国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纪之初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时期。如今这些旧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间工作、购物、娱乐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当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后的30年间几乎暴增5倍之际，纽约、伦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却开始慢慢离开都市，向都市的外郊逐渐迁去。
然而，却在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况下，西方地区城乡之间的新旧两个世界，人潮却开始交融。发达国家所谓的标准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区性聚集点面相连而成。其间往往有工商业或行政中心，若从空中俯瞰，可以看见这里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仿佛一片山脉连绵，除非如巴黎等地，不准摩天大楼兴建是为例外。两地之间的连接，始自60年代开始在公共运输上发生的一场新的革命——或可视为在个人拥有汽车风气的压力之下，私有汽车交通文化面临的一大挫败。自从第一条市内电车路线和第一个地下铁路系统于19世纪后期兴建以来，都市人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如此之多的新地铁，如此众多的郊区大众运输系统，在如此之多的城市出现——从维也纳到旧金山、从汉城到墨西哥，新系统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都市中心向四郊分散的现象，也在各地持续进行，各地社区及郊区的新兴地带，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购物及娱乐设施，其中最有名、最显著的便是由美国首开风气之先，兴建于都市周边地带的室内型“购物中心”。
然而在第三世界，城乡之间的交通连接却极不完善，虽然也有大众运输系统存在（多数是难担重任的过时系统），以及无数破旧不堪的私营老爷车充当长途汽车及“集体搭乘式”的计程车，运送着人潮来往。第三世界都市内部的发展，单看在突然之间，人口暴涨至1000万甚或2000万的疯狂事实，自然便难逃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的混乱现象。更何况在这些新兴都市里的各个社区，原本都是由七拼八凑临时搭盖的陋室起家，十之八九，是拣到空地便盖起来的违章建筑。这一类城市里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费数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和住家的地点（因为固定的差事难找，一旦找着必须紧紧抓住）。与此同时，为了一享难得的娱乐，他们也愿意花上同样长的时间，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几处稀少的公共场地朝圣。例如巴西旧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市内足可容纳20万名观众的玛拉卡那（Maracaná）球场便是一例，在那里，市民可以一睹各路足球英雄各显神技。事实上，在新旧世界里，交相融合的现象，已经不断地演变为一组又一组在表象上依旧独立自足的大小社区的连接，不过就西方国家而言，社区的独立自足性往往更为正式。此外，西方富裕社会的绿地空间——至少在市郊一带如此——也远比贫困拥挤的东方和南方世界为多。于是在都市贫民窟及违章建筑里面，人类与顽强的蟑螂、老鼠共居着。发达国家“内城”（inner city）残存的废墟之外，城市之间是一片广大无人区的奇异地面，如今则成了鼬鼠、狐狸、浣鼠等众生出没活跃的野生世界。
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共产党革命政权统治下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毕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三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三国加起来1.5亿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三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发达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例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速度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力量。1968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名校云集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联邦德国、爱尔兰、希腊三国，更有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让人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到70年代至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一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产生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教职人员。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官员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力量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家庭，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呢？但是也不见得他们全是出自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让子女跻身尊贵的学人之列（1975—1983年的8年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良苦用心？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层、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国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涌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尽快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国、日本，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3] 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极小的国家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兴力量。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科技的传播及运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远。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那一年，全球学生发起运动，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生运动浪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的学生运动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隆（Raymond Aron）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生运动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隆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算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共产党国家则对自由派共产主义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学生，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发出信号或引爆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生运动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这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地方，却是在彼此相距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例如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1968年的伟大梦想失败以后，某些激进学生确也曾诉诸小团体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以达革命目的。这一类的活动，虽然在宣传上形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至少也满足了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对实际政治发展，却少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若真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迹象，政府也说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场所谓的“肮脏战争”（dirty war）里，南美一些政府便曾无所不用其极，对学生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在意大利，也发生过幕后贿赂谈判的丑事。20世纪最后10年唯一能够逃过这种悲惨下场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团体自由党（ETA），以及在理论上属于共产党的秘鲁农民游击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 ），后者乃拜阿亚库乔（Ayacucho）的大学师生所赐方才问世成形，是他们送给该国人民的一项可怕礼物。
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反共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大的女学生。学生时期，是女性在短暂的青春及永远的性别之间一段暂停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探讨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不但将学生与其他他们同龄的族群相结合，也与新女性的意识息息相关——后者影响之广，甚至远在大学校园之外。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有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事实上，这种热情随着年龄退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国家，也许多数是大西洋两岸的拉丁系国家，甚至完全不把学生的好战习性放在心上，有时连年轻一辈武装游击的行动也轻描淡写。年轻的心是活泼的，是激动的。有个笑话说得好：（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从事与政治无关的中产阶级专业之前，必须先在一些激进的队伍“为革命服役”——不过这是在所谓正常生活还能在这个国家进行的年头（Lynch，1990）。墨西哥学生也学到两样功课：一是机关吸收新人的对象，往往来自大学生，而二是学生时代的革命表现愈激烈，毕业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连我们可敬可爱的法国，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激进分子在政府中出类拔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以上种种现象，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批天之骄子，这一群有着比其父母、比其非学生的同辈更好前途的年轻学子，竟然会受到政治激进路线的强烈吸引——只有极少数例外。[4] 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安心求学，他们对激进的政治路线毫无兴趣，专心一致，只求取得将来可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的学位。可是听话的多数学生，比起好闹事的少数，所受到的关注却远为逊色，不过，后者的比例虽低，论其绝对数字却也不可小觑。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借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活动，往往独霸了大学校园生活的焦点，他们在墙上贴满海报，信笔涂鸦乱画，又举办一连串的会议、游行、罢课，有声有色。这种左翼激进的程度，在落后国家虽不少见，在发达国家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因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西欧和北美三地的多数学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学生人数暴增一事的后果，也许可以为此事提供一个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学生人数不足10万。到1960年，已经暴涨一倍，超过20万人；10年之内，又再度呈三级跳升到65.1万余人（Flora，p.582；Deux Ans ；1990；p.4）（这10年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增加几乎3.5倍，学习社会科学者更增加4倍之多。）学生暴增之下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一批又一批涌入大学之门的学生，许多都是一家几代以来才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论在硬件设施、软件师资，以及治校观念上，都无法应付这一股暴涨的洪流。此外，随着这一年龄层继续求学人数的增加，如在法国一地1950年为4%，1970年则上涨为15.5%，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特权及奖赏，大学校规加在这些年轻（通常两袖也清风）“小大人”身上的约束便自然难以忍受了。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运动“超水准”（par excellence ）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再加上各个国家又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如在美国有反越战风潮（事实上即反兵役），在秘鲁则有种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过学生骚动不安的现象实在普遍，一一个别解释反显多余。
再从另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这一个学生新群体，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层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定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教育程度优良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体如此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越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便越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高潮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起运动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触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其出发点的群体。后者受学生运动启发，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
工人阶级，与徜徉于城郊校园或城中校园的大学学子不同，当时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一直迟至80年代，工人人数才开始呈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甚至早自50年代开始，人们高谈阔论、交口相谈的都是人类将如何进入一个“后工业的社会”。在这个后工业的社会里，革命性的科技更新转化，不但将使生产达到新的经济规模，而且完全无须人工操作。凡此种种对工人阶级的不利预言，自然使得以工人群众支持起家的政党及政治运动，在70年代以后开始大为恐慌。但是在事实上，这种普遍误以为工人阶级将逐渐凋零的现象，其实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误，至少从全球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
虽然自1965年开始，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开始下降，到1970年后，下降之势愈趋明显，但是除了美国外，整个黄金年代，全球各地的劳动工人阶级其实相当稳定，甚至连老牌工业国家也不例外，平均约占就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5] 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1国当中，有8国的工人人数，即8个最发达国家，在1960—1980年间继续增长。在新兴的非共产党欧洲工业国家里，工人自然更是有增无减，到1980年才进入稳定状态。日本的增长更为快速，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保持相当平稳的数字。至于那些全速工业化的共产党国家，尤以东欧为著，工人阶级的人数更以前所未有的倍数激增。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在第三世界全力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等等。简单地说，直到黄金年代结束，全世界的工人数字不但大增，在全球人口当中，制造业人口的比例也比这以前高出很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例如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等，1970年时各国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比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社会主义党派激增的19世纪90年代为高。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人阶级的数字才开始出现大量萎缩的现象。
在此之前，世人之所以会产生劳动阶级正日趋解体的错误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而非由于工人实际人数的大量减少。如今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的旧工业已经渐走下坡，当时这些工业是整个工业活动的代表，给人印象之深刻，更使其衰落的现象愈发引人注目。以煤矿工人为例，一度号称以数十万计，在英国更以百万计，如今却比大学生的人数更为稀少。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人数。而一些传统工业即使未曾消失，也由旧工业重镇移往新兴的工业国家，例如纺织、成衣、制鞋等工业均出现大量外迁的现象。联邦德国境内，纺织及制衣业的工人人数，在1960—1984年之间跌落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德国制衣业每雇100名德国工人，便在海外雇有34名，但是在不过14年前的1966年，每100名中却还不到3名。至于钢铁和造船工业，根本上便从早期工业国的土地上消失，纷纷转移地盘，改在巴西、韩国、西班牙、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旧有的工业带，如今变成了“生锈带”（rust belts）——这个名词首先发明于1970年的美国——而原本与旧工业如同一体的老工业国家，例如英国，多数却走了工业解体的道路，工厂旧地，不是变成现身说法的活博物馆，就是垂垂欲死，记录着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商场上的新兴冒险家借此招徕游客，生意还颇为兴隆。在南威尔士一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原有13万人以采煤为生，当最后一处煤矿在此地消失，硕果仅存的老煤矿工人开始充当导游，带着游客下矿井一窥他们当年工作的黑暗深渊。
于是新兴工兴取代了旧有工业，两者的面貌完全不同；不但出现的地点经常有异，在结构上也往往大异其趣。80年代的流行术语，例如“后福特时代”[6] ，便透露了其中玄机。由生产线连接的大量生产的自动工厂，整个城市或地区投入某一单一工业（例如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工业），工人阶级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紧密连接的力量——以上种种似乎均是古典工业的特征。虽然不尽正确，其中的真正意义却并不仅限于象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凡是旧工业结构复苏活跃的地方，例如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意追求“福特式作业”时，其与两次大战之间，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业世界相同之处往往极为明显——类似之处，还包括以汽车（例如巴西圣保罗）或造船［例如波兰格但斯克（Gdansk）］工人为主干的工人组织，在工业都市中心的兴起壮大——正如当年美国的汽车业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和钢铁业工会（Steel Workers’unions）的兴起，是由1937年的大罢工而发轫。于是旧工业进入90年代继续存活下来，只是如今均已进入自动化，并有其他一些改变。相反的，新型工业与旧工业却完全不同。在标准的“后福特”工业地带，如中北意大利一带的威尼托（Veneto）、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等地，均不见旧工业特有的大型工业城市特征，如独霸一方的厂家或巨大工厂的踪影。这些新工业地区，往往是由散布乡内及镇上的工厂组成，其网络从郊外的作坊到外表极不起眼（却属高科技）的工厂到处都是。某家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即曾问过博洛尼亚（Bologna）市长，可否愿意考虑让该公司一大工厂进驻该市。对此建议，市长很有礼貌，却断然地敬谢不敏。[7] 他表示，他的博洛尼亚，繁荣进步——刚巧也属共产党的治下——很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以农业性工业为主的社会及经济：还是让都灵、米兰这些大城，去担心它们这类工业大城必有的问题吧。
于是工人终于成为新科技之下的牺牲品，进入80年代尤其如此，生产线上缺乏特殊技术及半技术的男女工人，更难逃这个命运，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轻易便可取代他们的地位。随着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大繁荣进入尾声，70年代和80年代便成为世界普遍不景气的年代。回想当年极盛时，生产作业虽然愈来愈节省人力，工人人数却不断膨胀（参见第十四章），如今好景不再。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40年不见的大量失业状况重现人间，至少在欧洲尤为严重。
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国家来说，一场工业大屠杀于此时开始。1980—1984年仅仅5年时光，英国制造工业损失了25%。欧洲六大老牌工业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从1973年到80年代后期之间，减少达700万之众，几乎等于四分之一；其中半数在1979—1983年间消失。到80年代末期，旧工业国的工人阶级更见减少，新工业国却日渐兴起。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平民就业总人口当中，从事制造业者只占四分之一；美国损失更重，已不到20%（Bairoch，1988）。原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里，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势必日趋工人阶级化，以至绝大多数都将成为（体力劳动）工人。这种臆想，与事实的发展变化相去甚远。其实除了英国是最显著的一大例外之外，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阶级始终在各国居于劳动人口的少数。然而，至此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危机已出现，在旧工业世界尤为严重。它的败象，远在其问题趋于严重、转向世界性之前便已出现。
这个危机不是阶级本身的危机，却属阶级意识的危机。在19世纪末叶（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的已开发国家中，各行各业工人大众在出卖自己的力气以求糊口之余，发现众人原来可以结成一个工人阶级组织。他们也发现，原来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他们生而为人、在社会上求生存奋斗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至少，他们当中有相当数目的人得出这个结论，便起而支持以工人为主体的党派及运动（这些党派及运动的意向宗旨，从其名称即可一览无遗，如工党等），数年之间，便成为声势浩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工人们不但结合在一双双为劳动弄脏的粗手及微薄的工资之下，他们绝大多数，更属于完全缺乏经济安全感的贫苦大众。虽然工人运动的主要人物并不至于穷到无立锥之地，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朴素的，离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远。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与耐用消费品的享用完全沾不上边，即使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也只有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地的工人享有这个福气。英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曾于战时被派往考文垂（Coventry）的兵工厂进行考察。只见考文垂军火生意兴隆，市场繁荣。这位同志回去之后，张大着嘴巴对伦敦友人——作者本人正在其中——惊讶地说道：“你想得到吗？在那里，连同志们也有小汽车！”
工人阶级之所以自成一体，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社会上其他阶级隔膜太多所致。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他们人生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与白领阶层相比，虽然后者在经济上也同样感到拮据，在社会的阶梯上却享有较大的流动性。工人子女从未想进入大学深造，事实上也鲜有人跻身学府，一旦达到停学的最低年龄（通常为14岁），多数便不打算继续求学。实行君主制的尼德兰，在战前10至19岁的年龄层中，过此年纪继续进入中等学校者只占4%。至于实行民主的瑞典和丹麦，比例甚至更低。工人的生活、工人的住家、工人的预期寿命，均与他人不同。当50年代工人阶级与众不同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之际，最早几位由（英国）工人家庭出身，有幸获得大学学位的少数幸运儿当中的一位，曾如此表示：“这一类人的住家往往有一定模式……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往往是租房子住。”（Hoggart，1958，p.8.）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项中心要素，也是他们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集体性的气质，一切都是多数的“我们”，支配取代个别的“我”。当年的工人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间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若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发现，凭一己之力，挣脱本身“阶级”网罗（在美国，则为其“阶级意识”网罗）的机会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是却不甚符合其阶级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们”支配“我”的现象并不仅出于功能性的理由，事实上，工人阶级私人的空间如此狭小，根本便无所逃遁于公众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悲苦的一生、狭小的生活范围局限于一家四壁之内，必须在市场上、街巷中、公园里与邻里共过公共生活。由于家中缺乏空间，孩子们必须在街头或公园嬉戏，年轻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约会，男人们则在大众酒馆（public house）里闲扯瞎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才彻底转变生活空间只能局限在家内的工人妇女生活——但也只有少数幸运国家的妇女有此福气。在此之前，除了私人性质的小聚会之外，各种形式的娱乐都是以公众的方式，甚至在某些贫穷国家里，早年连电视也放在公共场所供民众共同观赏。于是从足球大赛、政治集会，一直到假日出游，生活中的娱乐，往往均以众人“共襄盛举”的方式进行。
从各种层面综合来看，在较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凝聚一体的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到高峰。到黄金年代，由于造成工人意识的各种因素遭到破坏，便一路渐走下坡。市面的繁华，市面的就业，以及一个真正大量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且转变之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从当年他们父母的标准来看——如果年岁大一些，甚至与本身的记忆对照——他们实在不能再算穷人了。不论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处处可见水准的提高，远超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外的民众从前的想象。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有了电视，无须再亲临球场看比赛；有了录像机，不必再挤进电影院看电影；有了电话，不用上广场或市场也可以与朋友交流。在过去，工会会员或政党成员往往喜欢出席支部会议或政治集会，因为开会时除了讨论正事以外，也是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如今娱乐方式都变得平民化、私人化了，除了极端好勇斗狠者外，众人开始把时间转移到其他更有趣的事物上去（以往在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与民众面对面的接触，如今效果也不再突出。这种活动之所以继续实行，只是基于传统，并为了给愈来愈趋少有的党团活跃分子打气而已）。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
解体的缘由，并非出于工人阶级的面目难以辨别——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下一章将介绍的新兴青少年文化，其独特之处，不论服饰音乐，都是向工人阶级学的（参见第十一章第2节）。真正原因，在于富裕如今已是多数人能力可及之事。说起来，拥有一辆“甲壳虫”大众轿车，比拥有一辆奔驰轿车，两车车主的差异，显然远胜有车无车的分野，更何况就从理论上说，甚至连昂贵的轿车，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如今的工人，尤其在进入婚姻生活必须把开支全用在柴米油盐之前的最后单身阶段里，也可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面对这个现象，60年代兴起的时装和美容用品工业立刻做出反应，紧抓住这个趋势不放。于是在新开发出来的高科技奢侈品市场上，从最高价位到最低价位，其间的距离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如最贵的哈苏（Hasselblad）相机，与最便宜的奥林巴斯（Olympus）或尼康（Nikon）相机之间，两种都能拍出相片，不同处只在地位象征而已。总之，从电视开始，以往只有百万富翁才能享有的个人用品及服务，如今在最普通人家里也可见到。简单地说，全面就业及实质性大众消费社会的影响，已使旧有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至少就部分层面而言，远超过其父辈当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辈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
更有甚者，当时尚有其他几项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行业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现象，要到全面就业的黄金时代结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在新自由主义向福利政策及“统合主义”体系施压之际，方才转趋明显。此前工人阶级中较弱的一环，已经在福利政策的资助下得到极大的庇护。一旦经济景气转劣，工人阶级中的最上一层，即技术工人及管理阶层，往往比较容易适应现代化高科技的生产事业。[8] 他们所在的地位，事实上也可以帮助他们从自由化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利益——尽管另一群运气比较不佳的兄弟，却从此受挫而不支。因此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若将最下层五分之一工人群众的生活与其他工人比较，相去之远竟比一个世纪以前还要严重。英国的例子虽然极端，也可见其转变之一斑。而最上层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总值却高达最低层十分之一的3倍。这些位居顶层的工人阶级，沾沾自喜于本身境况蒸蒸日上之余，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作为国家及地方上的纳税人，自己等于在补助那些依赖社会福利维生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下层阶级这个带有恶意的名词，于80年代出现，于是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维生的人，便成为前者的眼中之钉；除了一时紧急的必要救济之外，对于长期性的补助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维多利亚时代贫穷即等于“无品无格”的老观念，此时又死灰复燃，而且壁垒分明远比前更甚。因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气的美好时光里，全面就业照顾绝大多数工人的物质所需，福利金额便也水涨船高。到了依赖救济人数大增的今日，比起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贱民“残渣”，这一大堆由“福利”供养的“无耻之徒”，日子舒适的程度比以前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在其他认真工作的纳税阶层眼里，这种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这些不劳而获者配得的待遇。
因此，那些有技术在身的，“人格应得尊重的”人，便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开始右转。[9] 更何况传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团体，有鉴于急需公共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此刻更致力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福利，因此对上层工人的右倾更有火上浇油之势。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机，主要有赖技术工人脱离工人阶层所致。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量日渐离析，或可看作工人结合形式的转变，更促成了工人阶层的分崩解体。于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纷纷迁出都市内城，更有公司行号、大小企业向四郊及乡区迁移的助长，市内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户为中坚的老社区，或所谓的“红色地带”（red belt），不是一落而为特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装修更新变成中产阶级的新住处。而新起的卫星城镇及绿色城郊，其单一阶级集中的程度，则远逊以往都市里的状况。留在都市内城的平民住宅，过去原是为工人阶级的坚实核心所建，住户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却沦为社会边缘人、问题人，以及寄生于福利者的移居地。
与此同时，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带来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以来，一直局限于美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国的现象，即工人阶级种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种种后果和冲突。但是其中问题的症结，并不全在种族多元化本身，不过不同肤色者的移入（或肤色原为相同，却被硬分为不同的情况，如北非人在法国），则往往将人脑子里潜意识的种族歧视恶性激发出来；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种族主义具有免疫能力的国度，如意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力量的式微，愈使种族主义冒头；因为前者向来激烈反对此类歧视，往往极力阻止其群众内部出现带有种族主义心态的反社会言论。然而，除去纯粹的种族主义的因素不谈，传统上——甚至于19世纪——外来的劳动力很少引起工人阶级里不同族裔之间的直接冲突。因为各个特定的移民群在整个经济中都有其特有的专门行业，他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里进一步扩大势力，甚而有独霸之势。多数西方国家里的犹太移民，均大量从事于制衣业，却从来不曾进入其他行业，比如汽车制造业。再举遍及世界的印度菜为例，其从业人员来源集中特殊之处更为罕见。伦敦和纽约两地，以及全球各处印度餐馆里的人手，多数是聘自孟加拉某特定区域的移民圈锡尔赫特地区（Sylhet），这种现象，即使到了90年代依然不衰。即使不曾形成独霸的局面，移民群也往往聚居于一定地区，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厂作坊或行业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及行业。因此，在如此这般的“区隔化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套句时髦的流行行话），个别族裔工人内部便油然产生坚强的团结意识，并得以长期维系。既然族裔团体之间没有竞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10] 本身境况的好坏自然难以归罪于他族他群。
但是时过境迁，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加上战后西欧的移民政策多是由政府主导，以应付劳动力匮乏之需，新一批的移民开始进入移居国原居民从事的行业，并拥有同等同样的工作权益。不过例外的情况也有，如官方特意将外来工人与本国工人正式隔离，使前者自成一级，作为短期且地位也较低的“客工”（guest-worker）。但是无论哪一种处理方式，压力都因而升高。法定权利劣于他人的外来男女工人，对本身利益的看法自然与那些享有优惠待遇者截然不同。反之，英法两国的本地工人，一方面虽然不介意与摩洛哥工人、西印度群岛工人、葡萄牙工人，以及土耳其工人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并肩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绝不愿意看见这些外国佬，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认为集体上先天便属于劣等的国籍之人升级加薪，爬到自己的头上指手画脚。同理，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紧张存在，虽然他们都共同憎恨着移居国对外来者的态度。
简言之，回溯当年传统性质的工人政党与运动成形的年代，各行各业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样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变将同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如今不再自动发生。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三分之二的社会”的出现，“劳动性”与“非劳动性”工作之间日益模糊的分野，使得此前无产阶级大众分明可见的轮廓日渐模糊。
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另一影响工人阶级和发达国家社会的一大因素，其中尤以已婚妇女的角色为最，这不啻为革命性的新现象。这方面的改变实在惊人，1940年，全美女性工作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比例为有夫有家的已婚妇女。到1980年，却已超过半数，仅在1950—1970年间便已倍增。不过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日增的现象，自然绝非自今日起始。自19世纪末叶开始，女性便已大批进入办公室、店铺，以及其他某些服务业，如电话接线员、看护性职业等等。这一类工作形成所谓“第三产业”（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扩张，相对地便侵蚀到作为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农工业，并将对前两类产业造成绝对性的损害，事实上第三产业的兴起，正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趋势。至于女性就业人数在制造业方面的演变，则发展不一。在旧有的工业国家里，传统上女性就业人口大量集中的劳动密集工业，例如纺织及制衣业，此时已衰退。在新近变成“生锈带”的国家及地区里，那些向来由男性为主的机械工业，更别说充满着男性意象的其他行业，如矿业、钢铁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此时也同样步上衰途。反之，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增长的制造业里面，对女工求之若渴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则开始兴旺（女工在传统上不但工资较低，也较男工易于管理）。于是女性在当地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大增，不过非洲毛里求斯（Mauritius）由70年代初的20%到80年代一跃而超过60%的例子也是绝无仅有。至于在发达工业国家里的增减，则依各国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即使增加也多以服务业为主。事实上女性无论在制造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其工作性质并无多大分别，因为她们多数是充任次要的职位。而某些以女性为主的服务性行业，也有极为强大的工会组织，尤以公众及社会服务单位为主。
此外，女性也以极为惊人的比例追求更高的教育；因为时至今日，唯有教育，可能指引一条迈向高级专业之门的坦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在多数发达国家之中的女学生比例，仅为全体学生总数的15%—30%，只有芬兰这个女性解放的国度例外，当时该国女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3%。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学生在欧美两地从未超过半数，唯一的例外为保加利亚，这是另一个较不为人知的亲女性国度（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女性求学较为积极，例如民主德国的增长速度便胜过联邦德国）。可是除教育外，在其他增长女性福祉的项目上的成就则不甚精彩。然而，到1980年，在美国、加拿大及6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由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占鳌头——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学生已为女性。此时全欧只有4国的女性学生不及总数的四成（希腊、瑞士、土耳其和英国）。一言以蔽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现象，如今已与男子一样普遍。
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多数均兼母职，及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展，为60年代起女性主义运动的强力复苏（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此）提供了发展背景。事实上若不考虑这两大因素，妇女运动将无法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以来，女性已在欧洲北美一带众多的地区，争取到了投票权及平等民权等莫大成就（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八章）。可是从此之后，虽然法西斯及反动政权一时甚嚣尘上，也未破坏她们已有的成就，但女性运动却从阳光之下移入阴影之处。其后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以及东欧和东亚部分地区革命的成功，女性1917年以来争得的权利终于普及世上多数国家。其中尤以法国和意大利的妇女终获投票权一事最引人注目，事实上此时在所有的新兴共产党国家、拉丁美洲（战后10年），以及除了极为少数的前殖民地外，妇女均开始获得这项权利。到60年代时，但凡有选举之地，妇女们均已获得投票权利，只有某些伊斯兰国家，以及——说也奇怪——瑞士是个例外。但是，妇女运动却始终未从阴影中重新走出。
因为以上种种改变，并非由于女性主义者的压力，对于妇女权利地位的伸张也无任何直接的重大影响，即使在投票确有其政治效果的少数国家之内也不例外。然而60年代起情况开始改观，首先由美国发难，紧接着便迅速普及西方其他富裕国家，并延伸入第三世界受过教育的高级妇女圈内——不过一开始，社会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却未受到影响——女性主义再度出现惊人的觉醒。这一类运动现象，虽然基本上属于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产阶层，但是进入70年代，尤其在80年代，一股空前的趋势却在酝酿进行之中，成就之大远非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所可比拟。新一波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较不具特定的形式，可是却遍及女性大众的全体。事实上作为一个族群，如今妇女已是一大政治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改变。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最早也是最惊人的范例，首推罗马天主教国家内传统上原本虔信不移的女性信徒的反抗。她们起来抗争以期打破教廷不再受人拥戴的教条的限制，最显著的事例即意大利公民投票赞成离婚（1974年）及较为开放的堕胎法（1981年）。其后又有虔诚的爱尔兰共和国选出一名女性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就任总统。罗宾逊原为律师，与罗马教会道德准则自由化（1990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到90年代初期，两性之间政治意见的分歧愈发显著，此事由多国举办的政治民意调查结果可见一斑。政客们开始追逐讨好这股新女性自然不足为奇，其中尤以左派为著，因为工人阶级意识的衰退，已经使左翼党派的传统选票大量流失。
女性新意识及其利益的影响甚广，单就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就业角色的改变一事并不足涵盖全部。这场社会革命造成的改变，不仅限于妇女本身在社会上活动的性质，更重要的变化，却包括她们扮演的角色，即传统对其角色的期待，尤其是她们在公众事业中的地位及成就。因为纵有众多重大的改变，如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却不一定会有预期中随之而来的其他转变，在苏联就是。在20年代初期革命乌托邦的热情理想幻灭之后，俄国已婚妇女发现自己一肩双挑，不但得负起负担家庭收入的新职责，还要照常操持原有的家务，可是公私两面的两性关系及地位却毫无改变。总之，妇女虽然大量涌入受薪工作，一般而言却与她们对本身社会地位及权利看法的改变并无一定关系。真正的推动原因，或许是出于贫穷，或许出于雇主对女工的偏好（因为她们不但比男工便宜，也比他们听话），又或许纯系由于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数目大量增加所致。本国及本地的男子大批移往外地求生，例如南非乡下人纷纷进城，亚非地区男性不断涌进海湾国家皆是。最后，不可避免留下女性单独持家，独力支撑一家支出所需费用。此外，我们也不可忘却几次大战造成男性大量惨遭杀戮的可怕后果，1945年后的俄罗斯一地，便因此变成五女对三男的不平衡局面。
然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确实也起了莫大的变化。她们对本身角色的期待，以及世界对她们的看法，都有了重大甚至革命性的改变，此中事实俱在无可否认。然而，某些妇女在政治上获得的新成就，固然有目共睹，不过这个现象却不能用来直接衡量该国妇女在整体上的地位。以由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拉丁美洲为例，80年代中，拉丁美洲妇女被选入各国国会的比例为11%，远胜于妇女地位更为“解放”的北美。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里，也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开始执掌国家及政府的领导职位，但是其权力来源，却袭自家庭中的男性，例如印度的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1984）、巴基斯坦的贝·布托（Benazir Bhutto，1988—1990；1994），以及要不是军方否决，将已出任缅甸领袖的昂山素季（Aung San Auu Kyi），她们都是因为大人物千金的身份，才有这份地位。至于以遗孀资格执掌国事的女性，则有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1960—1965；1970—1977）、菲律宾的克拉松·阿基诺（Corazon Acquino，1986—1992），以及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on，1974—1976）。这些新一代女强人的接班掌权，在意义上与多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玛丽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和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分别接管哈布斯堡王朝和大不列颠帝国的宝座并无二致。事实上在以上所述由女性治国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度里，女领袖高高在上的地位，与其国中妇女所受的压制正成鲜明对比，大大表现出女领袖的出现非属常态。
但是话虽如此，若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共和国里，由任何女性接任国家领导地位一事，在政治上皆属不可想象的。可是1945年后却开始全然改观，1960年，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成为全球第一位女总理，到1990年，先后已有16国由女性担任或曾经担任政治首脑（World’s Women，p.32）。90年代，非托父荫或夫荫之赐，却由自身努力通过常规政治途径跃登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女性，虽属少数，也开始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前后有以色列（1969年）、冰岛（1980年）、挪威（1981年）、立陶宛（1990年）、法国（1991年），英国更不在话下（1979年），此外更有与女性主义距离无比遥远的日本，竟然有女性出任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的党魁。虽然女性在政治团体中的地位仍多属象征性的（最多可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压力的群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内也不例外，但是世界政治的面目，的确在急速变化。
尽管有此改变，世界各地妇女变化的脚步却不一致。不论是公众生活，或是相关的妇女运动政治目标，在第三世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世界三者之间，仅可做勉强的比较。在第三世界里，犹如当年沙皇治下的俄国，纵然正在发展或已经造就出一批少数格外解放和“先进”的妇女（正如沙皇时代女性的知识分子及行动家，多数是固有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但是从西方的角度而言，低下阶层教育贫乏的妇女大众却依然被排斥在公众生活的门外。像前述这一类稀有的少数妇女精英阶层，即使在殖民帝国时代的印度便已存在，甚至在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势力再度将妇女推回不能抛头露面的地位之前，连几处宗教限制较不严的伊斯兰国家也有她们的踪影出现，其中尤以埃及、伊朗、黎巴嫩、西北部非洲阿特拉斯山地的马格里布一带为著。对这些获得解放的少数而言，本国的上层社会有一块可供她们活动的公众生活天地。在那里，她们可以悠然行动与感受，一如她们（或她们在西方的妇女姊妹）在欧洲北美的生活一般。唯一的不同，也许在她们对其文化中传统性别习俗及家庭义务方面，放弃的速度不及西方女性，至少不及西方非天主教的女性为快。[11]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化”第三世界里已经获得解放的妇女的条件，就远比非社会主义的远东国家为优越。远东国家传统力量深重，连上层的妇女也得依然屈从。日韩两国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旦在解放的西方生活一段时日，往往对回归故国后文化的拘束深感畏惧。在她们固有的文化里面，妇女隶从男子的社会意识此时方才稍有动摇。至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情况，则有诸多矛盾之处。就事实而言，东欧的妇女已一律进入领薪的就业人口，至少就业男女两性的数目相当（各为九成），远比世界其他地区为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一向视男女的地位平等及女性解放为己任，而其主张的层面更是无所不包[12] ——列宁及其妻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是少数几位特别赞成男女分担家务的革命者。更有甚者，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到马克思派的革命运动，始终热情洋溢欢迎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加入，更为她们提供了格外宽广的活动空间。这种现象，到70年代依然显著，由左派恐怖主义运动里妇女成员之多可见一斑。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例如罗莎·卢森堡、菲舍尔（Ruth Fischer）、波克尔（Anna Pauker）、拉帕修娜莉亚（La Pasionaria）、蒙塞妮（Federica Montseny）等，女性在党内最高层中却依旧无闻，有时甚至毫无踪影。在新成立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度里，她们的地位甚至更不显眼，[13] 事实上女性在领导班子中似乎于革命成功后完全失踪。虽然偶尔也有一两个国家，例如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确也为妇女同胞提供了高等教育等格外良好的机会，帮助其在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可是就整体而言，共产党国家妇女的地位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即或有一些重大改变，益处也不见得随之而来。每当妇女涌入某些对她们开放的行业之后，例如以苏联为例，在女医生成为多数之后，该行业的地位及收入却也同时降低。苏联妇女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一般，长久以来习惯于工作，如今却梦想回到家中，享受只需担负一项责任的“奢侈”生活。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原始的革命理念，是以转变两性关系为目标，希望能够从此改变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制度与习俗。可是这个理想一如沙滩上城堡般瞬间消散，甚至连认真追寻它的国度也不能幸免，例如早年的苏联。一般而言，1944年后成立的欧洲共产党新政权，根本从未朝此方向真正努力过。在落后国家里，事实上多数共产党政权都建立于落后国家之内，提升女性地位，改变两性关系的尝试，往往为传统人士以被动不合作的态度抵制。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些人都坚决认定女性的地位就该比男子低。不过女性解放活动中的种种英勇事迹，当然也非全然徒劳。法律及政治上的同等权利，教育及职业门径的开放，甚至包括揭开面纱随意出入公共场所的自由在内，种种解放妇女的成就绝非小可。此中差异之大，与激进主义者治国或复活的国家相比较，即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在某些妇女实际地位远不及理论允诺程度的共产党国家里，甚至在一些政府推行不道德的做法，打算重新将妇女定位为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时（30年代的苏联即是），单看新体制赐予她们个人的选择自由，包括性行为的选择自由在内，就已是空前未有的盛举，远比新政权成立以前为大。真正限制此中理想彻底体现的原因，不全在法律或风俗习惯的抵制，却出于物质上的短缺，例如避孕药物的不足。诸如此类的妇科需要，往往不是计划经济考虑的重点，其供应量往往微不足道甚至到稀有的地步。
社会主义世界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上，纵有其成功、失败之处，却始终不曾造成特定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事实上仅看共产党国家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性，任何政治活动，若非由政府发起势不可能成气候的情况，即可得出女性主义自然也无法生存的结论。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将这项考虑除外，在此之前西方女性运动关心的话题，事实上也难以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认同与回应。
一开始，西方女性，尤其是开女性主义风气之先的美国妇女，她们关心的重点主要是与中产阶级女性息息相关的议题，至少是那些在形式上影响她们的事物，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显著。美国是女性主义者夺城破寨，首先施压获得突破性成功的第一站，美国女性的就业状况，便大大反映了这番努力的程度。1981年之前，美国女性不但将男子由非管理性质的办公室及白领工作中扫地出门（不过这些职务虽然受人尊重，地位甚低却是事实），同时更大举进攻房地产经纪人要塞（几乎达半数），以及约为40%的银行和财务经理的职衔。至于在知识性的专业方面，传统的医药行业和法律行业，则依然将女性限制于桥头堡一带活动，不过她们的收获虽然不尽理想，却也不容忽视。此外，尚有30%的大专院校教职员，25%以上的电脑专业人员，22%左右的自然科学从业人员，如今是由女性担任。然而在男性独霸的劳动性职业方面，无论技术性或非技术的工作，女性却始终没造成任何显著的突破：仅有2.7%的卡车司机、1.6%的电气工人，以及0.6%的汽车修理工是女性。这些行业对女性攻势的抗拒之强，不下于男医生和男律师的作风，后者仅挪出14%的空间让与女医生和律师。不过女性对这一类男性独占的行业攻势甚强，其全力以赴之势绝对不可小觑。
我们只消将几本有关60年代新女性主义先锋的著作随意浏览一下，即可发现女性问题背后潜存的阶级意味（Friedan，1963；Degler，1987）。这些问题主要围绕着同样一个议题，那就是“女性该如何兼顾事业与婚姻家庭”。但是只有拥有这种机会的女性，才会面临这种困扰，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妇女，以及所有的贫穷女子，却没有这种机遇。这一类议题的宗旨为男女平等，而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American Civil Rights Act）原意只为防止种族歧视，但从加入“性别”一词后，平等观念便成为促进提升西方妇女法律及制度地位的最佳武器。可是“平等”一词与“平等待遇”或“机会均等”不同，前者假定不论在社会或其他方面，男女之间毫无差异。可是从世界绝大多数妇女，尤其在贫穷女子的眼中看来，女人在社会上之所以居于劣势的理由，主要就是由于性别差异，即她们不是男子。因此，“性别的问题”要用“性别的手段”来解决，比如对怀孕和母职的特殊照顾及保障，或保护妇女不担心受到另一性的暴力攻击等等。然而，对于如产假一类与工人阶级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美国的女性主义却迟迟不曾顾及。虽然女性主义发展到后来阶段，也开始注意到“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两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女权运动者在强调带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抽象个人主义，并使用“权利平等”法律以为武器之余，一时之间，却难与“男女之间不必完全相同”的观念相协调。[14]
更有甚者，50年代和60年代女性要求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的呼声，事实上在经济状况良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已婚女性中间，还带有着一股极为强烈的意识动机，是其他阶层妇女所没有的。因为对于前者而言，其中的心理因素与经济动机无关。反之，贫穷人家或家计拮据的已婚妇女，在1945年后出外工作的原因没别的，残酷一点来说，则是因为如今儿童不再工作了。童工现象如今在西方几乎完全消失，相反的，让儿女接受教育，因而改善增加其人生发展机会的期望却给为人父母者带来比以前为重的财务负担。简单地说，“在过去，儿童必须工作，使母亲待在家中负起持家育儿的责任。而如今，当家中需要额外收入贴补家用之际，出外工作者则是母亲而非儿童。”（Tilly／Scott，1987，p.219.）新一代妇女虽有家用电器助一臂之力（洗衣机功劳尤大），并有各色现成食品解决炊事之苦，但出外工作一事，若非子女数减少势无实现可能。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而言，丈夫已有了适合其身份、地位的可观收入，妻子再出外工作，其实对家用并无太大助益。只看一项事实便知：在当时开放给女性从事的工作里面，女性所得的待遇往往比男人低许多。尤其当妻子出外之际，还得另雇人手代劳家务并照顾子女（例如清扫女工；在欧洲，则有帮忙做家务以交换食宿和学习语言的外籍女学生）。扣除这项开支之后，所余之数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在这些中产阶级圈子里面，妇女若依然出外工作，最大动机便出于自由及自立的需求了。已婚妇女要有自己的地位，她不要只做丈夫及家庭的附属品，她要世界将她当作一个个人看待，而非只是某一族类的一员（“只不过是人妻、人母而已”）。至于收入的重要性，则不在实质的经济意义，却在其中代表的独立精神：她可以自由花用这笔钱或将之储存，无须再请示丈夫。但是随着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增加，家中预算自然也开始建立在两份收入之上。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的现象日趋普遍，父母为子女提供财务帮助的时段也愈长，可能一直延长到25岁以上甚至更久。至此中产阶级已婚妇女的职业便不再是宣示独立的象征，转而与穷人的需求相同，成为一项贴补家用的经济来源。但是与此同时，工作代表的解放意义依然存在，从“通勤式婚姻”（commuting marriage）事例的增多即可见其中一斑。夫妻二人在遥远两地工作的代价甚高（不只是财务上的代价），但在交通和传播革命的帮助下，如今这种相隔两地的婚姻在专业界如学术圈中，自70年代始却日益普遍。在过去，中产阶级的妇女往往毫无二话，一定会随丈夫工作的调动而迁移（不过子女一旦超过某个年龄，却不见得跟随父亲搬家）。如今则不然，妻子的事业，妻子对自己事业地点的决定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至少在中产阶级的知识人士圈内如此。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男女之间，最后总算平等相对待了。[15]
在发达国家里，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以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对象的女权运动，最终开始向外扩散，成为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呼声，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至少是“妇女自我认定”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期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对象面纵然狭窄，有时并不能直触西方社会上其余女性关心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为所有女性提出了她们共同关心的议题。社会的动荡，触发了种种道德、文化上的大革命，促进了许多社会及个人行为习俗的大变革，妇女课题也随之变得日益紧急。在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革命中，妇女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着并标志着传统家庭形式定义的变化。而妇女，一向就是家庭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这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
[1] 农业人口向外大量移出的现象，除去无人的南极大陆不算之外，约占全球陆地的五分之一。
[2] 所谓绿色革命，是指有系统地将高收成作物的新品种引入第三世界地区，并配以专门适合这些新品种的方式耕作。这项革命主要于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
[3] 就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任何选民压力的问题需要考虑。
[4] 在这些极其少数的例子中，苏联是其一。苏联学生与东欧及中国学生不一样，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主义分崩离析的年代毫无分量。相反地，苏联的民主运动被认为是一场“四十来岁的革命”。年轻一代已经道德颓丧，士气低落，只在一旁扮演观众的角色。
[5] 这些老牌工业国家包括比利时、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瑞典和瑞士。
[6] 后福特时代，这个名词的兴起，是左派企图对工业社会重新思考而出现的，并由利比兹（Alain Lipietz）使之流行。他是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那里借得此语。
[7] 该市市长曾亲口对笔者转述此事。
[8]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国技术工人及工头的人数由就业总人口的16%降至13%。同一时期的“劳动工人”比例却由31%降为18%。
[9] 主张重新分配、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遭到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以及工资较高的工人阶层，便因此与民主社会主义这项选择分道扬镳，转而形成支持保守政府议案的新多数。（Programma2000，1990.）
[10]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便往往被有组织地排挤于技术工人行列之外，后者则日益发展为新教徒独霸的职业。
[11] 在几个天主教国家里，例如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80年代的离婚及再婚率远比西欧、北美其他国家为低。此事绝非偶然。这4国的离婚率为0.58‰，而其余9国（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美国）的平均则为0.25‰。至于再婚数字在全部婚姻中所占的比率，则前4国为2.4‰，后9国平均为18.6‰。
[12] 因此堕胎是德国共产党极为看重甚至可以因而起来反对的一项权利。民主德国的堕胎法令，因而远比深受基督教民主联盟影响的联邦德国为宽。德国于1990年统一，但是德国民法绝对禁止堕胎，进一步使得其中的法律问题愈发麻烦。
[13] 1929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3名正式或候补成员当中，只有6名女性，1924—1929年间，党内504名主要人物里，也只有7%是女性。
[14] 因此美国的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在某些社会资源及活动的取得上，给予某一群体优惠的待遇，只能在以下的假定下才能代表平等精神的真意义：这只是暂时的帮助手段，一旦在获取上建立了真实的平等，优惠待遇便应逐步解除，换言之，此种优惠的目的，应该旨在祛除于同一竞争手段之中加诸某些竞争者身上的不公平障碍因素，而反歧视行动有时确也在此假定上完成了任务。可是论到永久性的差异，反歧视的意义便不适用了。比如让男子拥有优先修习花腔女高音（coloratura）课程的权利；或坚持根据理论上的可取性，军队应该依照人口的比例，将50%的将领名额保留给女人担任。诸如此类的建议自是可笑已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论男女，只要他或她有意愿并有资格演唱歌剧《诺尔玛》（Norma）中的女角，或在军队中带兵，我们都不应剥夺他（她）们实现其愿望的机会。
[15] 另外一种情况虽然不大常见，出现频率却也在日益增加，那就是丈夫面临随妻子工作他迁的难题。90年代任何一位学术界的人，交往圈中应该都有人经历过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