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里，摩德纳（Modena）眼见大跃进的发生。从最早意大利统一（Italian Unification）之日起，一直到大跃进发生之前，人们始终陷在一个不断等待、长期等待的处境里，其间偶尔有些短暂的改进。但是猛然间，却开始了彻底的转型，于是一切都以闪电的速度开始进行。而现在一般人享受的生活，以前只限于一小批特殊阶层。
——穆基奥里（G.Muzzioli，1993，p.323）
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用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刮胡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一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成为另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1976，p.24）
世人观事探理，往往与史学家相似：只有在回顾往事时，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50年代时，众人开始意识到年头的确越来越好，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见其佳。持有这种想法者，尤以那些国势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最。1959年，英国某位保守党首相保住首相宝座，赢得大选的口号便是：“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这句话显然相当正确。但是一直要到这段欣欣向荣的美景过去，进入动荡不安的70年代，等待着的是伤痕累累的80年代，观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经济学家为首——恍然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束了一个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极为特殊的时期。众人搜索枯肠，想要为这个时期拟一个恰当的名称，于是法国有“光辉30年”，英美社会则有“四分之一世纪黄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种种说法。金色的光辉，在随之而来数十年黑暗的危机背景衬托之下，越发显得灿烂。
众人之所以如此迟钝，花这么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当年美景的特殊之处，其中原因有几个。对美国来说，繁荣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经济扩张的持续而已。自从大战时期开始，这个国家就受战争之赐而发达，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物质损失，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战争结束，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一跃几乎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为其架构之庞大及跃升之迅速，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表现，相对地也就不如其他国家在此时期增长率惊人，因为后者起步的基础远较美国差。1950—1973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均低于其他工业国家（英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其经济增长较其前期的活力也更见逊色。其他工业国家中，包括即使连增长远较他国迟缓的英国在内，均突破了本国过去的纪录（Maddison，1987，p.650）。事实上就美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非但没有进步，反呈相对性的倒退。美国人单位工时的生产力，与他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以1950年这一年为例，虽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法两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并超出英国一半，其他国家却急起直追，追赶之势，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欧洲各国战后的首要目标，自然一致以恢复在大战中损伤的元气为主。因此1945年后的头几年里，各国衡量本国成功的标准，不是以未来为尺码，而是完全建立在与过去水准接近的程度之上。对于非共产党国家而言，这项疗伤止痛的过程，也意味着必须将心中对战争及战时抵抗运动遗留的害怕心理，即对社会革命与共产党势力的恐惧感抛诸脑后。到1950年时，多数国家（德日两国除外）均已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早期的冷战，加上当时法意两国国内残存的强大共产党势力，却使当时众人不敢稍存安逸之心。总而言之，一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终于真正感受到增长在物质上带来的种种好处。以英国为例，这种感觉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在此之前，相信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选举当中，以前述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获得胜利。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区，所谓“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带来的惠泽，也要到60年代才变得逐渐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会上的全面就业现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欧洲失业率约为1.5%之际，才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在50年代，意大利还有8%的失业率。简言之，进入60年代，欧洲各国才理所当然地看待自己无比繁荣的现象。从此开始，“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经济大势从此只会永远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联合国某位职员曾在报告中写道：“60年代的增长趋势，无疑也将于70年代初期与中期继续进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会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外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随着60年代的发展，由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将它对未来增长的预估修正为更乐观的数字。到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依保守的中等估计”），更被设定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39），但是事实发展证明，结果全然不是这样。
如今回顾观察，30年的黄金岁月，基本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30年间，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总产值的75%，以及出口总值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当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使得这个繁荣时期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那就是在50年代，经济高潮的现象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区域无关。事实上刚一开始，新扩张地盘的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还占了上风。苏联在50年代的增长率，胜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而东欧各国经济增长之速，也几乎不下于苏联，尤以过去一向落后的国家最为快速，而已经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国家则较为缓慢（不过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德国却远远落在非共产党领导的联邦德国之后）。到了60年代，东欧集团的增长开始失去动力，但是它在黄金年代国民所得的增长，却稍高于（苏联则较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明显地领先于社会主义国家了。
然而，黄金年代毕竟仍不失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对世上绝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生活的国度贫穷落后，这繁荣富裕的景象始终不曾近在眼前（不过联合国有关专家却想方设法，要为这类国家粉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不断激增，1950年后，非洲、东亚、南亚三地的人口，35年之间足足增加了一倍有余；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为惊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饥荒频仍，哀鸿遍野。代表着这饥荒的标准形象，就是瘦骨嶙峋的异国儿童，频频出现于西方家庭晚餐后的电视屏幕上。可是回到黄金年代，却没有这种集体大饥荒的现象出现。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战争及政治原因造成的悲惨后果。事实上当时人口数目倍增，平均寿命也延长了7年，若将1960年的数字与1930年相比，更高达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胜过人口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及各个主要非工业地区均属事实。50年代，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平均国民粮食生产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为逊色，但亦呈增长之势，只不过速度不及他处辉煌而已。进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业地区的粮食生产依然保持增长，可是速度却异常缓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这一回它却一反落后姿态，领先其他各国）。总之，穷国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粮食生产总和，其增长均胜过发达国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属贫穷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若再将这些国家的数字混为一谈，便失去意义。如今某些地区，如远东和拉丁美洲，生产力增长之速，远超过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区则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后之势。到80年代，在南亚和东亚以外的世界贫困地区，国民粮食生产完全停止增长（即使在以上这两个地区，增长率也比70年代为差，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至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则比其70年代的水平减少甚多，甚至直线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亚洲近东为最（Van der Wee，1987，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2，pp.113—115）。
同时，发达国家的问题却完全相反。它们的烦恼是粮食生产过剩，多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们的对策有二：一是大量减少生产，二是如欧洲国家的做法，因“奶油成山”“牛奶成河”，便将其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穷国倾销。穷国的生产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荷兰乳酪的价钱比在荷兰本地更低。说也奇怪，一边是粮食过剩，一边是饥肠辘辘，这种景象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经引起世人多少愤慨，如今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却少有人闻问。此中差异，衬托出60年代以来，贫富两个世界之间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进行，这种现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旧大陆的西方，西班牙和芬兰等地，发生了戏剧化的工业革命。而在“货真价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参见第十三章），也开始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部门。至于第三世界，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虽然在黄金年代之后才出现，但是其中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却急速减少，一些国家至少也不再偏重以农产品作为换取其他进口商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国仍靠农产品的出口换购半数的进口。除了新西兰之外，这些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11，pp.149—151）。
世界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进展之快，到60年代，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繁荣。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间，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总产量一跃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业品的贸易额则增长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间，全球的农产品总产量虽不及工业产品增幅惊人，竟也大量增加。这一回，农产量的增长，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积取得，而是由于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高。每单位公顷的谷物收获量，在1950—1952年和1980—1982年两个三年之间，增产达两倍，而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地，则更激增两倍以上。同时，全球的渔业产量于再度萎缩之前，也跃增了三倍（World 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却造成一项为当时众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却早已隐含着危险之势，即地球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除了热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资源的保护者之外，这两项问题于黄金年代极少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祟，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强，进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因此完全不顾生态后果，贸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就时代而言已属落后，以铁与煤为主的重型工业。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旧有19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所谓“哪儿有垃圾，哪儿就发财”之说（就是“污染即金钱”），也依然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对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筑路建屋的房地产界为主，再度在土地投机上发现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这条发财之路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挑对了一块地，然后静坐守株待兔，土地价格自然就会直线上升而达天价。只要地点好，地产投机商几乎无须任何成本，即可摇身一变而成百万富翁。因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来的建筑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只要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户或空房），还可以一路继续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后，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许多都市，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例如英国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毁灭。因为当时东西两方当局都同时发现了一个解决房荒的妙法，就是将大量生产的工厂手段，应用于平民住宅的兴建之上，不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于是各个都市的郊外，便充斥着这类面目呆板、缺乏变化、样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楼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将在人类都市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最具毁灭性十年的臭名。
事实上回顾当时的心理，众人不但对生态和环境毫无担忧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岂不见19世纪污染的后果，如今已臣服于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及生态良心之下吗？1953年起伦敦市内禁燃煤炭，区区一举，岂不已将狄更斯小说中熟悉的雾都景象，那时不时席卷伦敦城的茫茫深雾，从此一扫而空？几年之后，岂不见鳟鱼又游于一度曾在那里绝迹的泰晤士河上游？乡野四郊，过去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着浓烟的巨大工厂，如今岂不也为轻巧安静的新型厂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飞机场取火车站而代之，成为人类运输的典型建筑。随着乡间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户开始迁入，多数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涌向弃置的村庄农场，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更接近于大自然。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冲击极其深远，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只限于都市和工业；影响之深广，众人最后终于醒悟，即使农业活动也深受冲击。而这股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发显得明显。其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地层中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纪开始，就有人为这些能源的开采耗尽而担忧。事实上新能源却不断被发现，超过人类能够利用它们的速度。当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剧增加，如1950—1973年间，美国一地的用量甚至迅猛增加了两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黄金年代之所以金光灿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24年间，沙特阿拉伯所产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时间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趋走低之势。说来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终于决定提高油价，以反映汽车交通所能负荷的真正成本之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方式大量增长的后果，才开始受到生态观察家们的认真注意及对待。但是为时已晚，汽车保有量多的大都会的天空已经灰蒙蒙一片，尤以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首先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都市里含混着黑烟的浓雾。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1950—1973年之间足足增加2倍，这意味着这种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ources，TableⅡ.1，p.318；Ⅱ.4，p.319；V.Smil，1990，p.4，Fig.2）。至于破坏臭氧层（ozone）的化学物质氯氟烃（chlorofluorcarbons）的产量，更呈惊人的直线速度增加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氯氟烃的使用几乎等于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万吨以上的单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万吨以上的他种化合物被排入大气层（World Resources，TableⅡ.3，p.319）。制造这些污染的罪魁祸首，首推西方各个富国，然而苏联也难推其责任。苏联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尤重，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与美国旗鼓相当，1985年几乎达到1950年的5倍（就平均人口制造的污染而论，美国自然遥遥领先）。这段时间当中，只有英国一国，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Smil，1990，Table I，p.14）。
起初，黄金年代这股惊人的爆炸增长之势，似乎仅是过去增长的重复，只不过这一次幅度尤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国，即曾经历这股蓬勃的增长；如今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典范模式，正向全球各地蔓延。就某种层次而言，这个现象的确属于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比如汽车时代早已在北美降临，可是一直要到大战之后方在欧洲地区出现，并在更以后的时间，才以比较缓和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之中。与此同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们而言，卡车和公共汽车，则在低廉的油价之下成为大众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会的兴旺，可以以私有汽车的增长率衡量——以意大利为例，即由1938年的75万辆激增为1975年的1500万辆（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175，p.960）——那么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则可由观察其卡车数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就美国而言，是继续以往的增长趋势，就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则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产模式，跨洋越海，成为新兴汽车工业忠实遵循的不二法则。而在美国本土，福特式教条则延伸至其他生产和制造行业，从房屋兴建，以至快餐食物，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麦当劳的兴起，可谓战后一大成功范例）。过去仅为少数特殊阶层生产或服务的产品，如今开始大量生产，向广大的群众推出，带着大规模人潮涌向阳光海岸的旅游业即为一例。大战之前人次，北美地区前往中美及加勒比海的观光旅客，每年最多不超过15万人次；可是1950—1970年20年间，这个数字却从30万人次暴增为700万人次（US Historical Statistical，p.403）。至于前往欧洲地区旅游的数字，自然更为惊人。单以西班牙一地为例，该国直到50年代后期为止，毫无大规模旅游业可言，但是到80年代末期，每年却迎来540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Stat.Jahrbuch，1990，p.262）。以往被视为豪华奢侈的享受，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标准的生活舒适条件，至少在富国如此，如冰箱、家用洗衣机、电话等等。1971年时，全球已有2.7亿部电话机，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地区，而其扩展之势，更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10年之后，即已倍增。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两人便有一部以上的电话（UN World Situation，1985，Table19，p.63）。简言之，这些国家的居民，如今已经可享用他们父辈中只有极富之人才能拥有的种种享受，其中当然只有一事例外，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已由机械代替了仆役。
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一时期最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其中经济繁荣的最大动力，多是来自科技方面的种种突破与革命。科技不但将众多旧有产品改良，并且进而促成大量新产品的出现，其中许多是闻所未闻，在战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新发明。某些革命性的产品，如命名为“塑料”的合成物质，是于两次大战之间研发而成。有些则已经进入商业生产的阶段，如尼龙（nylon，1935）、聚苯乙烯（polystyrene）、聚乙烯（polythene）等。另外有些产品，如电视机，以及磁性录音带的技术，此时却才刚刚结束试验的阶段。此外大战时对高科技的需求，更为日后的平民用途开发了众多革命性的处理过程，例如雷达、喷气式引擎，以及为战后电子产品与信息科技奠定基础的各种重要观念与技术。这方面的发展，以英国表现为最强（后由美国接手延续），远胜一心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德国人。如果没有这些战时打下的研究基础，那么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以及1946年发明成功的第一部民用计算机，必将延后多年方能出现。也许是幸运，首次于战时为人类所开发，却使用于毁灭用途的核能源，就整体而言，始终停留在平民经济的范畴之外，唯一的最大功用，仅在全球电力生产方面略尽其能（至少到黄金年代为止均系如此）——1975年，核能发电约占全球发电量的5%。然而种种发明创新问世的年代与目的，无论是出于两次大战之间或之后的科学研究，或基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技术甚或商业开发，甚或来自1945年后突然猛进的“大跃进”时期，例如50年代发明的集成电路，60年代的激光技术，以及各项由太空火箭衍生的技术发明，就我们探讨的宗旨而言，其中先后分野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黄金年代的繁荣，对种种甚至常人难懂的先进科学研究倚重之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高深专业的科研技术，如今往往在数年之内，即可于应用领域找到实际用途。两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甚至包括农业在内，终于开始决定性地跨越了19世纪为我们设下的技术藩篱（参见第十八章）。
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这段科技大地震时期至少有三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它完全改变了富国居民日常生活的面貌（贫国亦然，只不过程度较轻）。有了晶体管及体积小而时效长的电池，如今即使在最遥远偏僻的村庄，也可以收听到无线电的广播。又有了“绿色革命”，为稻麦耕作带来了巨大转变（人人脚上一双塑料鞋，取代了以往的赤足）。任何一位欧洲读者，只要看一下自己身边各式各样的物品，即可证明这第一点所言不虚。冰箱里丰富的宝藏，满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之物（其实连冰箱本身，也是1945年前很少有家庭拥有的奢侈品）。冷冻处理的各式食品、工厂环境大量饲养生产的家禽产品、加了催生剂及其他各种化学物质以改变味道的肉类，有的甚至是“仿制的无骨上等好肉”（Considine，1982，pp.1164ff），还有那绕过半个地球空运而来的新鲜产品，在这个时代以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与1950年比较，各种自然的或传统的物质，如木材、以传统方式处理的金属制品、自然纤维或填充料，甚至包括陶瓷在内，种种材料在我们各家厨房、家用器具、个人衣物当中所占的比例，的确都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然而，在经营者大肆吹嘘推销下（经常是有系统地极尽夸张之能事），个人卫生美容用品的产量之大，及其花样名目之繁多，却往往使我们忽略其中到底含有几分真实性的创新。科技的翻新变化，使得商家认为只有新奇，才是促销的最好手段。这种诉诸新奇的推销手法，从合成清洁剂（是于50年代成形进而成为“一代产品”），到膝上的便携式电脑，应用面之广无所不包。这其中所持的假定是，“新”就是“好”。“新”，不单代表着更上一层楼，“新”，简直就意味着“革命”性的突破。
这一类假新奇之名的产品除外，其他代表真正新科技新突破的产品同样层出不穷：电视机、塑料唱片（1948年问世），其后的大盘录音带（卡式录音带于1960年推出）、磁片CD，以及取代以往那种大而笨重的便携式小型晶体管收音机等等——笔者的第一部携带式收音机，是60年代后期获赠于一位日籍友人。此外尚有数字型手表、袖珍计算器（其动力先为电池，后为日光能源），以及后来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摄影器材，及录像产品。种种新发明共有的一个最大现象及意义，在于这些新产品的体积不断缩小，越来越方便随身携带，其研制销售的范围及市场因而也越发扩大。然而科技革命的象征，在另外一些表面似乎毫无改变的产品上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比如个人休闲用的小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实已经从头到脚全部彻底更新。船上的各项设备，无论是桅杆还是船体，风帆还是索具，导航还是航行工具，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船只截然不同。唯一不曾改变的部分，只剩下它的外形和功用。
第二，各项发明突破涉及的科技越复杂，从发现或发明到商业生产的过程也同样地越复杂，其间必须经历的程序更是精细繁多，所费不赀。研究与开发（R＆D）于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市场经济体”超越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便也因此越发强化（我们在第十六章将会看见，科技创新并未在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国家出现）。70年代在这些“发达国家”里，每百万人口便有千名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孜孜不倦致力于科技研发项目。可是同样的人口，在巴西却只有250名科技人员，印度有130名，巴基斯坦60名，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更只有微不足道的30名左右（UNESCO，1985，Table5.18）。更有甚者，由于创新已成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以至于新产品的开发成本，也变为生产成本中庞大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而这项成本，更有与日俱增之势。即以极端的军火工业为例，区区金钱成本一事，已不再是考虑的问题。新研制成功的装备，往往还来不及应用到实际用途上，就得完全毁弃另起炉灶，因为比它更先进的发明已经出炉了（自然也更为昂贵）。这种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对生产厂商却有着极大的利益。至于其他比较以大规模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如化学制药而言，一项大众真正迫切需要的新药物的问世，在专利的保护之下，往往可以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中为厂家赚取丰厚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润，被制造商解释为从事进一步研究绝对不可或缺的资金。而其他比较不容易获得垄断性保护的行业，只有尽快大捞一笔，因为一旦类似产品进场竞争，价格势将一落千丈。
第三，种种新科技产品，绝大多数均属于资本密集，并具有减省人工劳动或取代人工劳动的一大特性（当然对于那些具有高层次技术的科学家及技师而言，他们贡献的劳动不在此限）。黄金年代的最大特色，因此便在于它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资本；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不需要人力，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剩下消费者一角。然而经济冲刺的力量太大、速度太快，终一代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发展现象。相反地，经济增长如此猛烈，一时之间，甚至在工业国家里面，工人阶级的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未曾改变，有时甚至呈上升之势。在美国以外的各个发达国家中，战前不景气及战后复员累积下来的劳动力，在大量需求之下很快干涸，各国只好不断由本国乡间及国外涌入的移民中，汲取新一批的就业人口。甚至连在此之前一直被隔离在就业市场以外的已婚妇女，也开始纷纷加入，而且数字不断增加。尽管如此，黄金年代追求的最高理想，虽然是在逐步实现之中，却是以“无人”方式进行生产，甚至提供劳务：自动化的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组装汽车；一排又一排安静无声的电脑，控制着能源生产；飞驰而过的火车，不见一人驾驶。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人类唯一的重要用途只有一项：就是扮演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可是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这里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这一切看来似乎犹在遥不可及的将来，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切，就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曾警告众人未来宇宙将在“熵”（entropy）之下，进入永久黑暗的死亡一般。
其实正好相反。所有那些大动乱时代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那可怕却无法避免的忽而繁荣、忽而萧条的周期，那在两次大战之间恶魔般撕裂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周期，如今均已飘然远去，只化作一连串轻微波动的痕迹留在人间。这一切，自然都多亏世人的智慧，开始聪颖地运作着总体经济管理的理论，至少那些如今身为政府智囊的凯恩斯学派专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大量失业，在60年代发达的国度里，真不知何处去寻。请看欧洲的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5%；日本更仅有1.3%。（Van der Wee，1987，p.77.）只有北美地区的大量失业现象还不曾完全抹去。贫穷？当然，绝大多数人类仍然陷于穷困之中，可是在工业劳动人口的旧心脏地带，《国际歌》里的那一段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尚有何意义可言？这些工业重地的劳动工人们，如今人人不久就可购得自己的汽车，每年还有带薪休假，可以在西班牙的海滨自在逍遥。就算日子难过，不幸陷入经济难关，不也有那一日比一日慷慨、越发无所不包的国家福利，一手接过他们的各项需要，例如生病、事故、灾难，提供在此之前连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各种保护，甚至连穷人最恐惧害怕的年老岁月，如今都有福利制度一肩担当。他们的收入，不但与年俱增，而且几乎呈自动理所当然的增加。谁说不是呢？难道他们的收入不会永远地升高下去？生产体系制造提供的种种产品和服务，使得以前视为奢侈的豪华享受，成为每日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消费项目。消费的幅度及广度，一年比一年更为扩张。从物质的角度而言，人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人们唯一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幸福国度的子民已然享受的种种好处，扩展至全人类，扩展至那些显然仍占世上绝大多数的不幸子民。他们至今甚至尚未进入“发展”“现代”的阶段呢。
于是，人世间还有什么问题尚待解决呢？一位极为聪颖杰出的英国社会政治学家，曾在1956年如此说道：
传统社会学家的思想往往为经济问题所霸占。这些经济问题，有的来自资本主义，有的来自贫穷，有的来自大量失业，有的来自污秽肮脏，有的来自不安定，有的甚至来自整个系统可能面临的完全崩溃……可是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除去偶发性的小型萧条之外，以及某些一时的账务平衡危机，全面就业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至少足以维持住某种可以控制的稳定度。而自动化的推行，相信更可以逐渐稳定并解决目前还存在的生产不足问题。前瞻眺望，若依我们目前的生产率继续下去，50年之内，我国全国的总产出即可增至目前的3倍。（Crosland，1957，p.517）
面对着这种异常繁荣，可谓人所未料的经济增长，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其中发生的原因？更何况在它的前半生里，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毁灭的死亡线上垂死挣扎。这一段长时间的经济扩张与富强康乐，是跟随在同样一段漫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无限烦恼的大灾难之后而来。此中的循环往复，毋庸我们在此解说。因为自从18世纪末期以来，此类高低往返，长达50年的长周期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调。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循环的经济现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却始终捉摸不清。长周期理论，一般是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之名传世。就长期角度而言，黄金时代不啻是康氏长周期上扬的又一例证，正如1850—1873年间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景气——说也奇怪，百年前这个景气岁月的年份，与百年之后的景气几乎完全吻合——以及维多利亚后期暨爱德华时期的另一景气一般。几次上扬的时期，其前后也都曾出现过长期的下沉阶段。因此，20世纪的黄金时代，不用在这方面另做解释，我们需要探讨的事物，却是这一次上扬的幅度与深度。因为其中所表现的程度，正好与其之前出现的危机与萧条恰成对比。
资本主义经济此番出现的大跃进，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冲击，幅度之广，实在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从表面看，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有着很大的空间可资发展，以求赶上堪称20世纪工业经济楷模的美国。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既不曾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未受战败或胜利的丝毫影响，只有那经济萧条的大恐慌时期，为它划下了一道短浅的伤痕。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确也全力以赴，有系统地企图仿效美国。这个全力仿美的过程，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脚步。模仿容易创新难，前去适应修正一个已存的科技体系，显然远比重起炉灶从头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拟仿效的基础，发明创新的能力日后便自然随之而来，这一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急起直追心态提供的动力，并不能全然解释大跃进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核心深处，尚兴起了一股重大的机制改革与重组，而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方面，同样也掀起了一个极为强大先进的发展浪潮。
资本主义本身的改变，促成了一种“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家更易进行现代化经济事务的计划与管理，同时也相对地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加。战后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往往是一连串由政府支持、监督、引导，有时甚而由政府主动计划、管理的工业化发展的故事。这一类由政府主导的成功事例涵盖全球，从欧洲的法国、西班牙，一直到远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皆是，例外情况少之又少（例如中国香港）。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于全面就业的形成，并设法尽量减少社会上生活的不平等，即全力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制度。经由以上这两项政治承诺，奢侈类产品打开了大众消费的市场，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通常越是贫穷的阶层，耗费在基本所需如食物一项开支的比例越高，这项极为合理的观察，是以“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而闻名。回到30年代，即使在富甲全球的美国，家计中三分之一的开销，依然是用在食物上面。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食物开支却一落而为13%，剩下的百分比，都花在其余用项之上。黄金年代来临，“市场”也变得民主化了。
国际化的进步，则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因为如今国际分工愈加精密成熟。刚一开始，这种精细分工的现象只限于所谓“发达国家”的领域，即归属美国阵营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仍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参见第十三章），而5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最为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则选择了一条隔离式的计划经济工业化之路，全力发展本身的工业生产，取代由国外厂家输入的工业产品。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却与海外其余世界进行贸易，而且往往占尽上风，因为交易的条件当然对它们极为有利，也就是它们可以极为廉价的代价，取得所需的原料和粮食。不过真正呈爆炸性增长的贸易项目却属工业产品，以工业化核心国家之间的交易为主。1953年后，20年之间，制造业产品的世界总贸易额跃增了10倍以上。19世纪以来，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始终占有着一个极为稳定、稍少于半数的比例，如今却直线上升，一跃而为60%以上（W.A.Lewis，1981）。此外，即使纯粹以数字而言，黄金年代也反映着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之频繁旺盛。1975年中，仅以资本主义阵营的7大国为例（7国为加拿大、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即占据全球汽车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不下于其电话机的占有比例（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pp.95ff，1018ff）。不过，尽管如此，新的工业革命的浪头，却不再仅限于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区了。
资本主义内部的重组，再加上经济事务的国际化，形成黄金时代的核心。至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其例虽多，但是否能解释黄金时代的缘由，却不及前面两项显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数十年间欣欣向荣的新工业化现象，多数是建立在旧有科技之上的旧有工业经济不断向外扩散于新兴国家的结果。比如社会主义国家，拾起了19世纪西欧各国的牙慧，即后者赖以起家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而欧洲各国，则向20世纪的美国学步，仿效其石油和内燃机的新兴工业。高级研究鼓励的科技生产，恐怕一直要到1973年后的危机年头开始，才对民间工业产生大规模的冲击。1973年后，几项在信息科技和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发展开始纷纷出现，与此同时，科技在其他未知领域也有了重大的进步。各项主要新发明之中，立即在战后发挥其改变世界力量者首推化学制药。它对第三世界人口的影响，可说是立竿见影的（参见第十二章）；它对人类文化的冲击，虽然没有这么迅速，在当时却也指日可待——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全靠抗生素出现才成为可能。抗生素的发明，使得滥交等的危险度大为降低，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性病轻松可治；其二从60年代开始，避孕药四处供应，唾手可得（但是性放纵的危险性，在80年代又随着艾滋病重回人间）。
总而言之，创新性的高科技发明，迅即成为经济大规模景气当中的一部分。单独来看，虽然不具决定性的力量，整体而言，我们却不可将它由黄金年代成因的解释理由中排除。
战后的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引克罗斯兰（Crosland）之语：“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所谓老店新貌，正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言，是一个旧系统的“新”版本。黄金年代的种种面貌，绝非只是由两次大战之间的错误中幡然回头，重归旧有世界的“正常”老路，维持住“高比例的就业率……并享有高层次的经济增长”而已（H.G.Johnson，1972，p.6）。从基本核心而言，此番繁荣再来，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政治的两大联姻（借用美国人的术语来看，即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其中向苏联借鉴之处甚多，而后者首开世界各国计划经济之先河。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当建立于这桩联姻体制的政策不复有经济上的成功保证之际，一批奉自由市场学说如神明的经济学者，开始对计划一词口诛笔伐，恨之如见蛇蝎。因此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等辈，从来就不属于实际派的人士，虽然我们可以在言辞上勉强说服他相信，一些有悖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手段也有其效力可言，但是这派人士会以他们高妙的辩词，全力主张在事实上这种效力根本属于乌有。他们是“自由市场即等于个人自由”的信徒，因此自然便如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书名所示，《通向奴役之路》（The Rood to Serfdom ），对任何有悖这项法则的手段大加挞伐。即使在经济恐慌大萧条的深谷之中，他们也坚守着市场理论最纯粹的原则。而随着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场制度及政体的相互促进影响，世界越发富庶，资本主义（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再度繁茂。这些人却继续坚持其书生之见，挞伐着种种使得黄金年代发光发亮的缘由。于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再也没有人倾听这些老信徒的喃喃呓语了。
此外，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事实上是经过一批人的深思熟虑才实现的，尤其要靠大战最后几年那些身居要津的英美人士，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恶劣体验，尤其是经济大恐慌时期残留的恐怖回忆，其创痛巨深，使得没有一个人梦想着重返空袭警报响起之前的战前岁月。这种心态，和上一次大战之后政界人物急欲恢复当年景象的心理恰恰相反。拿着战后世界经济秩序蓝图规划大笔的政坛学界“诸公”（当时女性还不被容许踏入公共事业的门槛），都曾身历大萧条的低谷，例如凯恩斯，自1914年之前开始，他们便已在公共事业的舞台上演出。如果说单靠30年代经济低潮的惨痛记忆，还不足以磨砺他们亟待改革资本主义的欲望，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政治生死斗，这场与大萧条之子纳粹德国的殊死战，其致命之处，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更何况眼前还面对着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势力的西进浪潮，高大的浪头，正卷向失去了作用的资本主义，意欲吞噬这满地的残骸。
对这批决策人士而言，当时一共有四项事情非常明显。第一，两战之间的灾难动乱，绝对不可以让它再临人间。而动乱灾难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全球贸易和金融制度的崩溃，方使得世界分崩离析，落入奉行独裁的国家经济或帝国之手。第二，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确曾有过稳定的局面，而其主控力量则在英国经济的霸权——或至少由其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及其货币系统（即英镑）所维系。但是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月，英国及英镑均不复强大，再也不能挑起稳定世界经济的重担，这副担子，如今只剩下美国及美元可以承接了（这个结论自然使得美国人大为兴奋，其他国家人士则不尽然）。第三，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自由市场毫无约束地任意发展所致。因此，当今之计必须经由公共计划和经济管理的帮助，或借此从市场内部的架构着手，方可加强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第四，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着眼，绝不可再容许大量失业现象出现。
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决策者，他们对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制的重建自然毫无置喙之地，然而对于旧有市场制度自由主义的扬弃，众人却深有同感。本来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政策，从法国直到日本，在许多国家都非新鲜事，而某些工业甚至根本属于国有或国营，早是众人相当熟悉的安排，1945年后，也在西方国家更加普遍。国营的趋势完全与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议无关，不过战时种种地下抗敌的政治活动，自然有为这股风气造势之功，使其在战后一时甚为风行，1946—1947年间法国和意大利通过的新宪法，即为一例。反之，在社会主义政府执政15年后的挪威，不论在绝对数字上还是在比例上，国营企业的规模却都比联邦德国为小，而后者自然绝非再是一个向往专制主义的国家。
至于战后在欧洲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党派，以及各种工会势力，更在这股新兴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潮流中如鱼得水，因为就实质意义而言，它们并无自己的经济主张。只有共产党人例外，而他们的政策不外夺权上台，然后便一路跟着苏联老大哥的脚印走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左派人士相当实际，掌权后始终保持国内私有企业的部门原封不动。1945年的英国工党政府则不然，可是对于改革大计，却持袖手旁观的消极态度，对于经济计划一事，其漠不关心的程度更使人惊异不已。相形之下，当时非社会主义的法国政府，对计划性现代化大计表现得很积极，与英国政府恰成对比。事实上左派政府的主要心力，都花在改良工人阶级选民的生活条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改革之上。可是对于经济改革的大事，左派政府除了一味主张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之外，其实并无良方。事实上，就连铲除资本主义一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不知从何下手，更无一人进行尝试。因此，社会民主党只有依靠强大的资本经济，借着前者创造财富之余，才能进而帮助其达到本身的社会目的。事实上，也只有一个认识到工人及社会民主重要性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才能吻合此派政府的中心目标。
简单地说，各人的目的虽然有异，但是在战后的政客、官员，甚至许多企业家的心目中，重归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老路，却是断然不可行的。至于在众人眼中列为首要目标的基本政策，例如全面就业，遏制共产集团，使落后的甚或已遭毁灭的经济迅速现代化，等等，则不但具有列为当前第一要务的急迫性，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力量存在。在此先决条件之下，甚至连一向致力于经济政治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开始了种种治国手段，而这些手段若在以往施展，必定会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说起来，这种以国家为先导的经济政策，其实也正是英国甚至美国于战时实行的经济政策，于是人类的未来，便正好靠这种“混合式的经济制度”了。虽然旧式正统学说的主张，如财政的平衡、币制和物价的稳定，仍不时被考虑，但是这些说法的力量却大大不及从前。1933年以来，一向在经济田地里用以吓阻牵制通货膨胀与赤字财政的稻草人，如今再也不能赶走雀鸟，可是田地里的庄稼却似乎不受侵扰，依然继续蓬勃地生长着。
种种改变，实在非同小可；种种改变，甚至竟使美国资本主义政客阵营中一位顽固派人士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于1946年对国人做出以下表示：“美国的民众，如今对于‘计划’一类的字眼再也不会感到畏惧……民众已经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政策一如个人，一定非得计划不可。”（Maier，1987，p.129.）此外还有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他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拥护者，并对美国经济制度称羡不已，此时却变成法国经济计划的热情支持者。风气所及，原本力主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一度曾全力维护正统经济学说与凯恩斯派大战，并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与哈耶克一同主持讲座，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战时半社会主义式经济制度的领导人物。30年间，“西方”思想界与决策者中有着一种共识，尤以美国为著；这种共识，不但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该有的行动方针，更操控着它们不该从事的绝对禁忌。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个生产日增的世界，一个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世界，一个全面就业、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它们全力以赴，意欲实现这个经济大同的世界。如有必要，它们甚至愿意诉诸混合经济，以政府控制管理的手段，有系统地实现这个目标。它们也愿意与有组织的工会运动合作，只要后者不与共产党同路。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若无这个共识，势无可能成形。而这个共识，就是众人意识到“私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私有企业”另有一较受欢迎的名词，即“自由企业”[1] ）必须从它自己形成的困境中拔出，方才能够存活。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虽然进行了自我改革，但是在检讨这个以前不能想象的大变革的积极意愿的同时，这家经济新饭馆的大厨们开出来的新菜单到底效果如何，却值得我们慎思明辨。其中的分野线，实在很难判别。因为经济学家就像政治人物一般，往往善于将成功的案例归功于自己政策的聪明睿智，而在黄金年代的时期里，即使连当时最软弱的经济体如英国，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貌。如此一来，更使众人沾沾自喜，庆贺自己妙计成功。不过，其中虽然也许有几分表功的暧昧，我们却也不可因此便忽略其政策的精心设计之处，自有其足可骄傲的地方。以1945—1946年间的法国为例，即开始推动一连串有意设计的计划，将法国工业经济带上现代化的大道。这个将苏联式经济理想综合而成一个资本主义混合式经济制度的构想，必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因为在1950—1979年的20余年间，法国从原本代表着经济发展迟滞、饱受众人嘲笑的形象摇身一变，竟然在追赶美国生产力的经济竞赛里，取得远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国家为佳的优异表现，甚至比起德国也要更胜一筹（Maddison，1982，p.46）。但是归根结底，各个政府各个不同政策之间孰优孰劣（这些政策，往往与凯恩斯的大名有不解之缘，但是凯恩斯本人却早已于1946年谢世），这个话题我们还是留待经济学家辩论吧。要知道经济学家一族，素来就以好激辩、好争论而闻名。
宏观的立意与微观的应用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国际经济重整一事上特别显著。所谓从大萧条中得到的“教训”（这个名词在40年代经常被人挂在嘴边），成为战后国际经济制度改革的前事之师。美国的霸权当然已是既成的事实，有的时候，虽然改革的构想是来自英国，并由英国首先发起，但是要求众人付诸行动的政治压力却往往来自华盛顿。遇到意见相左时，例如凯恩斯与美国发言人怀特（Harry White）[2] ，即曾在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一事上各持己见，但占上风的也往往是美方的意见。在原始的构想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是属于国际新政治秩序的一部分，而国际新秩序的实现，乃是经由大战末期筹划成立的联合国。但是到冷战期间，联合国的原始模式开始崩溃，此时各国才依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约”（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正式成立“世界银行”（World Bank），又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组织，至今仍然存在，并在维持汇率稳定上发挥作用，同时也负责处理国际上债务支付平衡的问题（balance of payment）。除此之外，各国却不曾成立任何机构专管其他方面的国际经济事务（比如基本民生物资价格的控制，以及维持全面就业的国际性方针等等），即使有所拟议，往往也未能彻底实施。原本曾建议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最后却仅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形式出现，这个组织只能经由定期协商的手段降低各国之间关税的壁垒，比起当初构想的规模及范围均逊色许多。
简单地说，计划这一片美丽新世界的衮衮诸公，原本打算借着一系列的经济组织来实行他们远大的构想，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理想算是失败了。从战火中重新建设的世界，并未按他们所想的方式运作。这个世界，并没有形成井然有序的国际体系，环绕着多边自由贸易及偿付系统生生不息地运转。美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大战胜利后不到两年便告瓦解。然而，寄托于联合国的政治理想虽然失败了，国际贸易及兑付的制度却开始发生作用，虽然与原始预期的构想并不尽然吻合。事实上黄金年代的确不失为一个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及货币稳定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战时制订计划的人的理想总算获得实现。而这方面的成功，毫无疑问，主要得归功于美国及美元在国际经济上占有的压倒性支配地位。而美元的稳定，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却要靠其与黄金维持一定的兑换比例之赐——一直到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美元与黄金固定的关系宣告破灭为止。我们切切要记得一件事情：在50年代，美国一国，便分别独占全球发达国家资本总额及总产量的60%左右。即使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欣欣向荣的黄金年代高潮时期（1970年），美国也仍然持有发达国家资本额总数的50%，其产量也接近各国总产量的半数（Armstrong，Glyn，Harrison，1991，p.15）。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则是另外一大主要原因。与美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自由贸易资本经济的最大障碍其实并不在于其他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却在美国本身传统的关税制度，以及美国人一心一意，务必大量扩展本国出口额的心态所致。而华盛顿当局在战时的计划专家们，认为美国出口扩张，是“达到美国全面有效就业的必要手段”（Kolko，1969，p.13）。于是大战刚结束，制定美国政策的人们，便野心勃勃地打算开始大肆扩张。结果冷战开始，才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冷战改变了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发现唯有尽快帮助未来的竞争对手加速发展，才能对付眼前刻不容缓的政治需求。有人认为，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甚至可将冷战视为推动全球大繁荣的主要动力（Walker，1991）。虽说这种想法也许有失夸张之嫌，但是马歇尔计划巨额的慷慨援助，对于被援国的现代化显然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如奥地利和法国。美方的援助，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转型增长更有加速之功。当然，即使没有美国相助，德日两国迟早也将成为经济强国，其中关键所在，单看一个事实足矣：作为战败国家，它们既无法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自然便无须往军费的无底洞里倒钱，反而因此大占便宜。但是反过来看，美援在德日两国复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绝对不可忽略，我们只消问一句，如果德国的复兴必须仰欧洲的鼻息，德国经济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要知道欧洲各国就怕德国势力再起。同样，如果美国先不曾于朝鲜战争，后不曾在越战这两次战争时期将日本建成它在远东的工业基地，日本经济恢复之速度能与事实上发生的状况相比吗？日本生产总值于1949—1953年间（朝鲜战争时期）能够加倍，全靠美国资金资助；13年后的1966—1970年间（越战时期），日本再度进入增长巅峰，自然更非巧合——这段时间日本的年增长率不下于14.6%。因此，我们绝不可低估冷战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虽然就长期观点而言，各国将宝贵资源浪费于军备竞赛之中，对经济自然造成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而其中最极端的例子首推苏联，最终对该国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同理，即使是美国，也因为强化军事力量的需要而导致经济力量的萎缩。
总而言之，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运转的经济。从维多利亚中期以来，国际上各项生产因素自由移动所遭遇的阻碍，从未比现在更少过。其中只有一项例外，那就是国际上移民潮的恢复似乎异常缓慢，仍然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紧缩状况之中。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促成黄金年代大繁荣的动力，不仅来自原本失业如今重返就业市场的劳动人口，更包括内部移民的大洪流。这股洪流从乡村移向都市，从农业移向工业（尤其来自高地的贫瘠地带），从贫穷地区移向富庶地区。于是意大利南部居民涌入伦巴第（Lombardy）和皮德蒙特（Piedmont）两地的工厂；而意大利中西部的托斯卡纳（Tuscan），20年间，更有高达40万的佃农离弃了他们的田地。东欧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建立在大批移民之上的过程。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内部移民，其实从根本上可以列入国际性的迁移，因为当初这批外来人口初到此地，并非出于谋职求生的动机，却是1945年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被迫离乡背井远赴异地的结果。
然而，尽管存在着以上这种人口大量移动的事实，在这种经济迅速增长、劳动力急剧短缺的年代里，在这个西方世界致力于资源和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里，各国政府的政策却汲汲于抵制移民，全力反对人口的自由移动，此番现象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通常当这些政府发现自己在无形中允许移民流入时（例如加勒比海及其他英联邦地区的居民，因具有合法英国子民的身份有权在英国本土定居），便举起铁腕关上大门，断绝外来人口的移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一类的移民——多数来自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中海一带国度——往往只能获得有条件的暂时居留，以备一旦有事，可以轻易将其遣返。不过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日益增多，许多移出国也开始加入这个合作组织（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使得遣返工作日渐困难。总之，到70年代初期，约有750万人口流入发达的欧洲国家（Potts，1990，pp.146—147）。但是，即使在黄金年代的岁月里，移民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到了1973年后日子转为艰难的20年里，移民问题更在欧洲民众当中掀起一股公开仇外的心理。
尽管如此，黄金年代的世界经济，却一直停留在“国与国间”（international）而非“跨国”（transnational）的活动层次。世界各国相互贸易的活跃，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甚至连美国，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国家，此刻也开始伸出触角。1950—1970年间，美国向世界各地输出的总额不但一跃而增4倍；而且从50年代起，它也成为消费产品的一大进口国，到60年代末期，美国甚至开始从国外进口汽车（Block，1997，p.145）。然而，各个工业国家虽然彼此交易采购，它们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却仍然在本国之内。即使在黄金年代的最高潮期，美国的出口总值也不及国内生产总值的8%。更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其出口总值的比率也只比美国的比率略高而已（Marglin and Schor，p.43，Table2.2）。
然而，跨国性的经济活动，此时也开始崭露头角，这种趋势从60年代起尤其显著。在跨国性的经济活动里面，政治范畴的国家疆域，以及国与国的界线，不再能规范经济活动的范畴，最多只是跨国活动中错综复杂的因素之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所谓的“世界经济”开始成形，其中不但没有任何特定的国家地区与疆界领域，相反地，反而进一步为各国经济活动界定了所能施展的极限，甚至连最强盛的国家也无法逃出它的掌握。70年代中期的某段时间里，像这样一种超越国界的经济体，逐渐开始成为一股笼罩全球的强大势力。1973年后开始的危机20年里（Crisis Decades），这股势力不但继续发展，而且发展得愈发快速，事实上，说起这20年的重重问题，其实大可怪罪跨国经济的兴起。当然，跨国经济是与“国际化现象”的增长同时并进。1956—1990年间，全球产品的出口比率一跃增加两倍（World Development，1992，p.235）。
在这股跨国之风里，共有三个层面特别明显，即跨国性的公司（又称为“多国公司”）、国际性分工的新组合，以及所谓境外融资的兴起（offshore finance）。其中又以最后一个层面境外融资，不仅是跨国现象崛起的最早形式之一，也是最能生动展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逃避国家控制或其他任何控制的高明手法。
所谓“境外”一词，大约于60年代开始进入公众词汇，是用以描述企业钻法律漏洞，一种将总部在海外小国注册的逃税手段。这些大企业所在的境外小国或领地，往往异常大方，给予企业充分自由，允许它们不必受在本国境内必将面临的各项限制和税金等。因为到20世纪中叶，只要是正常的国家或领地，不论其立国宗旨如何致力于保护追逐个人利润的最大自由，此时为了全民整体利益着想，均已对合法企业的经营行为设下某种程度的控制及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大方的小国，例如库拉索岛（Curacao）、维尔京群岛（the Virgin Islands）、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等，便在其企业及劳动法上大玩法律漏洞的高招，这种复杂却高明的手法，正合大公司的口味，可以在后者的财产损益表上制造出惊人的奇迹。因为“境外性质的最高精神，即在于将众多的法律漏洞，一变而为生机蓬勃毫无管束的企业结构”（Raw，Page and Hodgson，1972，p.83）。当然，这种境外手法的运用，在金融交易方面可以发挥最大的功用。至于巴拿马和利比里亚两国，长久以来在船只注册上大发其财，因为其他国家商船的船主，觉得本国对工人及安全管制的规定太过烦琐，于是纷纷前来，巴拿马和利比里亚两国政客因此获得莫大的收入。
60年代中期，有人小小地动了一个脑筋，立刻便使国际金融旧中心的伦敦，摇身一变也成为全球境外活动的一大重地。这项手法，便是“欧洲货币”（Eurocurrency）——也就是“欧洲美元”（Euro dollars）——的发明。这些欧洲美元留在境外不归，存进美国境外的银行，主要目的是避免美国银行法的诸多限制。自由流动的所谓“欧洲美元”，成为一种可流通转让的金融工具。再加上美国在海外日渐增多的投资，以及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巨大开支，其数额开始大量累积，并开始形成一个毫无管制的全球性市场，其中主要是以短期借款为主。“欧洲美元”市场的净值，由1964年的140亿美元左右，到1973年增加到约为1600亿美元，5年之后，更几乎高达5000亿美元。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忽然发现自己的钱多得不知如何投资是好，欧洲美元市场便成为产油国家资本投注的游戏场地，大笔金钱宛如个人牌戏般，循环往返（参见第十六章第2节）。于是美国首先发现，自己成了这场国际金融游戏中任人摆布的牺牲者，只见一笔比一笔更盛的巨额独立资金，绕着地球一周又一周地由一种货币换成另外一种货币，一路追逐快速的利润回收。最终，各国政府都在这场游戏下牺牲，因为它们不但无法控制汇率，也无法管制全球货币的供应量。到90年代初期，各国中央银行联手出动，也无法起任何作用了。
总部设在一国，经营却遍布多国的公司，自然越发要扩展它们的业务。这一类“跨国公司”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美国便有很多，从1950年计有7500家，到1966年已增长为25000家，而它们的分公司绝大多数位于西欧及西半球（Spero，1977，p.92）。但是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跟进，比如德国的赫希斯特化学公司（Hoechst），在全球各地45个国家与117家工厂有直属或合伙的关系，其中除了6家工厂之外，其余均是1950年后才建立（Fröbel，Heinrichs，Kreye，1986，Table IIIA，p.281ff.）。跨国性企业的新鲜之处，在于其经营规模的庞大。80年代初期，美国跨国大公司的出口总值即占美国全国总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其进口总值也几达美国总进口的半数。英国境内的数字更为惊人（包括英国本国及外来的跨国企业在内），竟然占据英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UN Transnational，1988，p.90）。
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这些进出口数字并无任何意义，因为所谓跨国企业的主要功能，即在“整合内化跨越国境的众多市场”，即独立于政治国家及国界限制之外的作业。一般有关进出口的统计数字（多数仍是由各国分别搜集统计），事实上等于跨国性企业内部的贸易数字，例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各地40个国家设有业务。跨国企业既然能够跨国经营，自然愈发强化了资本集中的趋势。这种现象，自马克思以来即为世人所熟悉。1960年时，据估计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200家公司的营业总额，等于非社会主义集团国民生产总值的17%；1984年更升高为26%。[3] 而这一类的跨国公司，多数是在“发达国家”设总部；事实上在名列所谓“两百最大”的公司当中，85%将总部设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4国，余下的15%则分布于其他11个国家。然而，这些超级巨型公司与本国政府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到黄金年代末期，除了日本公司及某些以军火为主的企业，它们简直可以被视同为本国政府及国家的利益。当年底特律某位介入美国政界的汽车大亨曾经对此有过一句名言：“凡是利于通用汽车的事，必然也利于美国。”可是随着时间过去，这种利益息息相关的联系也开始模糊。因为如今本国的市场、本国的业务，以“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为例，不过是该公司在全球上百个市场中的一个，再以德国奔驰汽车公司（Daimler-Benz）为例，更只是畅销全球170余国当中的一国而已。母国市场的地位，怎么可能再在跨国公司遍及全球的业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对一个国际性的石油公司而言，在其企业经营的策略逻辑里，无论是母国、沙特阿拉伯，还是委内瑞拉，在它经营的天平上必将一视同仁。即一方面计算利益得失，一方面比较公司本身与各个政府相对力量的大小，依此制定公司决策的方针。
企业的交易活动与企业的经营，逐渐脱离传统的国家界限，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少数几家巨型公司。随着工业生产逐渐由作为工业化资本化先锋的欧美地区向外迁出——迁出的速度一开始相当缓慢，后来越来越快——跨国性的生产经营方式也随之愈发显著。诚然，终黄金年代，欧美各国始终保持其主要经济引擎的地位。50年代的中期，工业国家制成品的出口总数中，有五分之三是在工业国家圈内相互销售，到70年代，比例更上升为四分之三。但是也就从此刻起，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发达国家向世界其余地区输出制成品的比例开始增加，而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第三世界也开始向发达工业国家输出工业成品，而且数额比例不低。随着落后地区传统的主要出口项目开始减弱（除了能源是一大例外，这还多亏石油输出国家起来闹了一场价格革命），它们开始向工业化的路途转进，虽然只是拼拼凑凑，速度却奇快无比。1970—1983年间，以前在全球工业品出口总值一直仅占5%的第三世界突飞猛进，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以上（Fröbel et al，1986，p.200）。
新的国际分工从此开始，旧秩序便难以维持。德国的大众公司（Volkswagen）在阿根廷、巴西（三家工厂）、加拿大、厄瓜多尔（Ecuador）、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南非及南斯拉夫各地设立了汽车工厂，这些海外工厂都是于6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建立的。第三世界的工业不但满足本地日渐增长的需求，同时也行销全球。它们的产品中，有的完全由本地生产（例如纺织产品，到1970年，其生产中心已由旧工业国纷纷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有的则成为跨国生产作业中的一环。
国际分工的新现象，可说是黄金年代特有的一项发明，不过这个趋势一直要到后来方才完全发展成熟；而交通运输传播方面兴起的革命，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唯有进步的交通运输，才能在符合经济效益之下，将一样产品的制造分在多地进行，比如说休斯敦、新加坡、泰国等，同时利用航空货运，将半成品转运于三处完成，并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控制整个流程的进行。60年代中期开始，各主要电子工业的厂家便投入这种国际化生产线的潮流。生产线上移动的路径，不再只限于单一地点的厂房之内，却环绕着地球进行，其中的某些生产线则终止于特设的“自由加工生产区”（free production zones），或一些境外工厂之内。这一类特殊的作业区，如今在各地纷纷兴起，尤以有大批廉价年轻妇女劳动力的穷国为最，而这也是跨国企业逃避单一国家管束的另一新手法。南美亚马孙丛林（Amazon）深处的马瑙斯（Manaus），便是此类“自由生产区”的先驱之一，为美国、荷兰、日本众多厂家生产纺织品、玩具、纸类制品、电子产品、电子表等各式各样的消费产品。
世界经济的政治层面，因此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改变。随着全球作业日益演变成一家，大国的国家经济体系逐渐拱手向境外中心让步，而境外中心的所在地却往往以小国甚或超级小国居多。旧殖民帝国的解体，自然促成这一类小国数字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到1991年结束时，全世界少于250万人口的经济体共有71个之多（其中18处的人口甚至不到10万）。这个数字表明，全球具有独立经济体身份的政治实体当中，有五分之二属这一类的超小单位（World Development，199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们的经济力量原本被世人当作取笑的对象，根本不将其当作真正的国家看待。[4] 事实上不论过去或现在，面对着现实面目狰狞的国际丛林，这些小国也不具任何足以捍卫自己名义上独立地位的实力。可是进入黄金年代，却开始出现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军事上它们虽不足自保，在经济上却毫不逊色，借着直接投入全球经济的生产行列，它们也可以像大国般欣欣向荣，有时其表现甚至比大国更佳。于是便有诸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一类的城市国家兴起，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这类政治体繁荣的时代，必须回溯到中古时期。还有海湾沙漠地带的一角小地，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的一大玩家（科威特）。更有那一处又一处的境外藏身之地纷纷出现，保护着众家公司逃避国家法律的约束。
如此一来，20世纪晚期在各地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便越发站不住脚。因为一个独立的科西嘉（Corsica）或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势必无法单独生存。它所能获得的唯一独立，只不过是在政治上脱离了原来的国家而已。在经济上，如此小国势必将对跨国性的经济实体依赖更重，而后者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对于这些巨大的跨国公司而言，一个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运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小国或根本不成其为国的世界。
任何一项工业，一旦其生产作业的转移在技术上实际可行，并在成本效益上得到肯定，势必由高成本地区迁至劳动力低廉的地带。与此同时，经营者也发现（其实并不意外），原来其他肤色种族的工人，在技术层次和教育水平上至少并不比白种工人逊色。这点发现，对于高科技的工业来说，自然是锦上添花，又一样绝妙好处。但是除此之外，黄金年代的景气之所以由旧工业地带的核心国家扩散至其他地带的原因，还有一项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是由“凯恩斯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特有的几项组合造成。即所谓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是建立于一个大众消费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劳动人口不但全面就业，工资也与日俱增，而且更受到越来越好的保障。
这种组合之所以成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纯系一种政治性的结构所致。其立足点在于多数“西方化”国家左右两派产生共识，因而形成一种极为有效的政策。法西斯极端国家主义的右派余孽，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政治舞台上一扫而光；共产主义左翼，也被冷战远远抛在后面。这个组合，同时也奠基于劳资双方某种有形无形的默契，双方同意，将工人方面的要求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免因成本过高导致利润的亏损。同时，众人也认为未来必可持续一定程度的高利润，因为唯有如此，方可解释不断投注巨大资金的必要性。若无这些庞大资金的投入，黄金年代的生产力不可能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事实为证，市场经济中最先进最工业化的16国里，其投资额每年以4.5%的比率增加，比起1870—1913年间，增长速度差不多是3倍。这个增长率，由于包括了增长较为缓慢的北美地区在内，不然还会更为惊人（Maddison，1982，Table5.1，p.96）。事实上，这种劳资关系的安排组合，是以三角关系呈现，由政府居间妥协，正式或非正式地帮助劳资双方进行制度化组织性的谈判活动。而在这个新时代里，工人一方已经被习惯性地称为资方的“社会伙伴”，至少在德国如此。但是黄金年代黯然结束，这类安排开始受到自由市场经济神学一派的肆意攻击，贴上了旧词新用的“统合主义”标签。不过这个莫须有的无稽之名，不但早已快被世人淡忘，而且跟两次大战年间的法西斯主义根本毫无关联（参见第四章第1节）。
回头再看黄金年代的劳资谈判安排，基本上是一种皆大欢喜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最佳状况。对当时的雇主而言，业务是如此兴隆，利润是如此丰厚，长期的景气繁荣之下，自然对谈判协商的方式大表欢迎，因为如此更有助于企业从事前瞻性的计划安排。至于工人方面，既有固定上涨的工资及公司福利可得，又有政府从旁不断扩充更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当然是何乐而不为。政府也有好处，首先，政治大为稳定，共产党元气大伤，失去了着力点（意大利则为例外）。其次，经济环境条件的可测性也因此增加，有利于如今各国开始奉行的总体经济管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确优良，单看其中一项因素足矣，那便是随着全面就业的实现，以及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再加上社会安全福利的推动（需要时自有国家财源支付），大众大量消费的时代终于第一次降临（至于北美地区则早已开始，大洋洲一带可能亦然）。更有甚者，在这个众人陶醉自得的60年代，某些政府甚至莽撞到保证提供失业者（当时很少有人失业）高达原收入80%的救济金的地步。
黄金年代的政策制定，直到60年代末期，仍然考虑以上的政策方针。大战后的各国政府，纷纷走上改革之路。美国有罗斯福主义者；西欧的各原交战国，则一片由社会主义主导或倾向社会民主路线的新气象。其中只有联邦德国例外，因为该国直至1949年才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及选举出现。1947年以前，甚至连共产党也在各国政府中插上一脚（参见第八章第3节）。而地下抗战的悠悠年月，更使得此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保守党派也难逃改革影响，如联邦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直至1949年，该党仍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不利于新生的德国（Leanman，1988）。但改革之风如此巨大，保守人士若想逆风而驶必然难上加难。英国的保守党，甚至将1945年工党政府的改革功劳归为己有。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改革的风潮虽然盛于一时，但是却迅速停息，不过各国的脚步并不一致。到了50年代的大景气时期，全球各地几乎均由温和保守派的政府所主导。美国（1952年起）、英国（1951年起）、法国（除了一段短期的联合政府时期之外）、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六国的政坛之上，左派完全偃旗息鼓。只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权，依然握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手中，至于其他小国，也有社会主义党派继续在联合政府中共同执政。左派撤退之势，明显可见，它们的退却，并非由于失去社会主义人士的支持，更不是出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衰退，共产党在法意两国仍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党派。[5] 它们的销声匿迹，更与冷战的兴起无关。极少的例外可能是在德国及意大利，前者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德国统一不靠谱儿，后者的社会民主党则依然与共产党同声出气。当时的每一个人，除了共产党以外，当然都坚决反苏。十年景气里，人们都一致反左，这实在不是一个进行任何重大变革的时刻。
但是到了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例如比利时和联邦德国，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这些曾经照管过资本主义一代稳定复兴的前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生于1890年）、德国的阿登纳于1965年（Konrad Adenauer，生于1876年）、英国的麦克米伦于1964年（生于1894年），甚至连伟大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生于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这段时期一一告别政坛。一时间，世界政坛上一片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之象。事实上对温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与他们是如此不投机，而黄金年代的巅峰时期则与他们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时，只见他们再度在西欧各国的政府中活跃起来。这股又开始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来自选票方向的转移，如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选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其势更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均于此时达到他们的最盛时期。不过就一般而言，各地选举结果多半仍极稳定——选举的方式，往往过分夸大了规模其实很小的转变。
然而，在政治风气向左转的同时，这十年间的公众生活也出现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即在实质意义上完全符合“福利国家”字眼的国家开始正式出现。在这些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里，社会福利开支的项目，包括收入水准的维护、民众医疗和教育的提供，成为国家总开支的最主要部分；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人数，也是国家机构里人数最多的。以70年代的英国为例，社会福利人员占全国公务员的40%，瑞典更高，达47%（Therborn，1983）。以此为大致衡量标准出发，第一批真正的福利国家约在1970年出现。在冷战缓和的年代里，军费开支的降低，当然也自动促成了其他方面比例的提高，其中尤以美国的例子，最能显示出这项改变的真实性。1970年越战最高峰时，美国学校教职员的人数却首次开始大量多于“国防人员”（Statistical History，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结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真正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
当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生活，如果还不算沉寂到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起码也似乎是一片宁静祥和。说来也是，除了共产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海外争权夺利造成的危机与核威胁之外（1956年有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冒险，1954—1961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掀起战火，1965年后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鏖战多年），还有什么让人提起精神的事呢？正因为如此安静的背景，1968年间全球突然冒起的激进学生运动，才会让政客及老一派知识分子大感吃惊，一时之间措手不及。
学生运动的突如其来，显示出黄金年代的平衡稳定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在经济上，生产力和工资不断增长，其间的平衡全赖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住稳定的利润。但如今生产力不再持续增加，工资却依旧不成比例地继续上升，无可避免，自然会导致不稳定的失衡后果。黄金年代的出现，全凭生产力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两者同在增长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可说完全不曾存在过的奇妙现象。工资增加的比例，必须快到使市场上始终保持活力的气象，可是却不能快到对企业的利润造成损害。然而，在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年代，该如何控制工资？更概括地来看，需求如此活跃，市场如此繁荣，如何控制物价也是一门学问。换句话说，到底该如何驾驭通货膨胀这匹难驯的野马，或至少将之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此外，黄金年代的存在，也靠美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高高在上的地位。美国主控世界——虽然有时并无意义——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剂及保证人。
60年代时，黄金时代的各个环节都开始露出疲态。美国霸权的地位衰退，以黄金美元为基准的世界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在一些国家里，劳动生产力增长开始减缓，而以前推动着工业大景气的内部移民——这个提供劳动力来源的贮水槽——更有干涸见底的迹象。20年时光流转，新一代已经长成，对这些成年男女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悲惨经验，如大量失业、没有安全感、稳定不变甚或直线下落的物价等，都只是历史书上的文字，而非他们切身经历。这群人对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完全根据自己这个年龄层的实际经验及感受，即全面的就业，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Friedman，1968，p.11）。60年代，全球爆发起一阵工资猛涨的狂潮，不论引发这股风暴的原因为何——劳动力短缺、雇主努力压住实际工资上涨的幅度，或如法意两国的例子，因学生反抗的大浪潮引发，但关键所在，是这一代已经习惯于不愁没有工作的工人们突然发现，长久以来，虽有工会为他们定期谈判谋得固定的加薪，但是实际的上涨幅度，却远比他们自己在外面市场上议价所取得的为少。市场性供需的真相披露——在此，我们或可察觉到一股向劳资斗争回归的古典趋势（1968年后“新左派”即据此振振有词）。然而无论如何，1968年前那温和冷静的谈判场面，至此已不复存，黄金年代末期的人心的确大有改变了。
劳动人口的心理现象，与经济事务的动作有着极为密切直接的关系。因此工人心理一旦变化，震撼力远比学生风潮为大——虽然后者的运动风潮为媒体提供了更有戏剧性的素材，也为唾沫横飞的评论家提供了更多的话题。学生的反抗运动，实质上是属于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现象，动员的对象只是人口中极小的一群。这群天之骄子，甚至不被视为公众领域中的特定群体，而且既然他们多数仍在就学，根本就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之外，唯一可以沾得上边的角色，只是作为摇滚唱片的购买者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群（中产阶级的）青少年，他们的文化意义远胜于政治意义。西方学生运动展现的政治意义，倏忽而逝，与第三世界和极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参见第十一章第3节和第十五章第3节）。但是反过来说，却也具有一种象征性的警告意味，向那些以为已经将西方社会问题永远解决了的成人，提出一个“记得你终将一死”的警告。因为黄金年代改革派大家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途》（The Future Socialism ），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达尔的《超越福利国家》（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以及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均出版于1956—1960年之间。他们的立论，也都一律建立于同样的假定，即在如今这个基本上差强人意的社会里面，靠着不断的改进，内部必将愈发和谐。总而言之，他们都对组织性的社会共识深具信心。然而，事实发展证明，这种协调共识局面的寿命，并没有活过60年代。
因此，1968年并非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非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只是一个信号。它与工资暴涨不同，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不同，与1972—1973年间的谷物大景气，1973年石油输出国家掀起的石油危机更相径庭。而在经济史家搜索枯肠，企图为黄金年代的倏然结束找出一个理由的努力里面，也不占有任何重要的地位。黄金年代的结束，其实并不完全在学者的意料之外。70年代初期，在急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影响下，又有全球货币供应不断增加，及美国赤字大量上升，经济扩张的脚步疯狂加速。情况开始变得不可收拾，借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世界经济体系有“过热”（overheat）的危险。1972年7月起的12个月之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额跃增了7.5%，而实质工业生产力则增长了10%。对那些犹未忘记维多利亚大景气年代是如何结束的历史学家而言，当时很可能都在担心，眼前的疯狂景气不久就要进入直线下落的时期。他们的顾虑也许不无道理——不过作者非常怀疑，当时可有何人曾预见到1974年的大崩溃。而且即使在它发生之后，恐怕也没有人把它当作真正的危机处理。因为当时先进工业国的国民生产总额虽然的确出现大幅度的滑落——这是大战以来从未发生的现象——可是在人们心里，只把它类比为1929年的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也并未出现任何真正大动乱的征兆。一如往常，当时的人震惊之余，连忙从过去旧景气崩溃的原因中寻找答案，把它解释为“一时不幸的混乱所致，未来即使重复，规模也将小得多。目前的种种冲击，主要是因某些可避免的错误造成”。以上是引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McCracken，1977，p.14）。头脑简单的人，更把一切罪过都怪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小酋长的贪婪头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徒然把世界经济结构里发生的重大变化，归于运气不佳，或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这种想法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而这一回，世界经济结构的确面对着一个大变化，崩溃之后，再也无法恢复过去大步前进的姿态了。一个时代宣告结束，1973年以后的10年，世界再度进入一个危机的时代。
于是黄金年代的光彩尽失。然而在它发光发亮的日子里，黄金年代却为人类带来了有史以来变化最富戏剧性、最迅速、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下面，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革命。
[1] “资本主义”一词，正如“帝国主义”一样，往往在公开讨论中回避使用，因为在公众心目中，此词原本带有着反面印象。一直要到70年代，政治人物及宣传家才开始骄傲地公开宣称自己为“资本主义者”（capitalist）。开此新风气之先者，首推企业杂志《福布斯》（Forbes ）。该杂志于1965年开始，即在其出版宗旨中以“资本家的工具”自居——这句话原出于美国共产党的用语，《福布斯》杂志却故意将其取来反其义用之。
[2] 矛盾的是，日后怀特本人却遭到迫害，成为美国白色恐怖事件的牺牲者，被人带上共产党秘密同路人的帽子。
[3] 这一类估计数字的使用必须尽量小心，最好的方法是只将其看作大致的参考。
[4] 欧洲地区历史悠久的几个小国，例如安道尔（Andorra）、列支敦士登、摩纳哥（Monaco）、圣马力诺（San Marino）等，直到1990年初才为联合国同意未来有可能成为成员国。
[5] 但是从整体而言，左派终究是小党小派，甚至连其中大党也不例外。它们最高的得票记录，是由英国工党于1941年创下的48.8%。可笑的是，在这场左派最光荣的一役里，胜利的果实实际上却由保守党以微弱优势夺走；这得怪英国特有的奇特选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