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苏联依然使出浑身解数，意欲扩展其影响力，世界革命的目标却已不再在其议程上。即使连苏联本身的内部状况，也不容其恢复以往的革命传统。若比较当年德国与今日苏联的威胁性，我们一定得考虑……其中基本的不同之处。两相比较，苏联人突然给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可能性，绝对远比战前的德国为低。
——罗伯茨（Frank Roberts），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向英外务部报告书，
伦敦，1946年（Jensen，1991，p.56）
战争经济，为许多人创造了一份轻松稳定的好差事。其中有数以万计的文武官僚，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的工作内容，不外制造核武器及计划核战争。也有数百万的工人，他们养家糊口的职业，全在于这套核子恐怖行业的存在。还有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则是找出可以提供百分之百安全保证的决定性“科技突破”。此外，还有绝不轻言放弃其丰厚战争财的军火商，以及推销其恐怖理论，鼓吹战争之必要性的战争专家学者。
——巴尼特（Richard Barnet，1981，p.97）
从原子弹落地开始，到苏联解体的45年间，全球历史的走向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期。在以后数章的讨论里，我们可以看见45年的光阴，以70年代为分水岭划分为两大时期（参见第九章及第十四章）。不过由于国际上存在的一种特殊状况始终笼罩其间，这两大时期因此熔铸为同一种模式存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峙的所谓“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方熄，人类便又立即陷入了一场可以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局。正如大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战争，并不只限于战斗行为；事实上，只要战斗意愿明白可知，这段时间都可算作战争。”（Hobbes，chapter13.）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显然是“短20世纪”第二阶段的主调，正符合霍氏对战争的定义。一整个时代的人，都在全球核大战的阴影下成长，大家都相信这场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并将造成人类的大灾难。当然有些人以为，其实双方都无意发动攻击，但是连他们也不得不抱着悲观的想法，因为“墨菲定律”（Murphy’s Law）正是人类事务的最有力法则（“如果事情有变糟的可能，迟早一定会变糟的”）。更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政治上、科技上，一件又一件可能会出问题的事情纷纷出笼。核对抗的状况有增无减，演变成长期存在的对抗；基于“保证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MAD）的“疯狂”心理，“以核止核”变成防止任何一方摁下按钮造成人类文明自取灭亡的唯一途径。这种自杀动作，所幸并未发生；但是几乎有40年之久，人类每天都生活在其恐怖的阴影之中。
客观而论，冷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世界大战的威胁性其实并不存在。更进一步来看，尽管双方大言滔滔，尤其是美国一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却已默默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全球武力分布的事实；其分布状况虽然极不均衡，基本上却相当稳定，难以动摇。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在当时的红军占领区，以及其他共产党武装势力的占领地带，并从此不曾试用武力向外扩张半步。而美方的势力，则涵盖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并加上西半球及诸大洋，一手接收了前殖民势力旧帝国主义的霸权范围。同样，它也尊重苏联的霸权地盘，双方两不相犯，互不越雷池一步。
在欧洲地区，各国边界已在1943—1945年间划定。根据有二：一是基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多次高峰会议的协定；二是基于唯有红军才能击溃德国的政治事实。不过其中也有几处未定界，尤以德奥两国为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将东西两方占领的德国地界一分为二，同时将各国驻奥部队全数退出。于是从此奥地利成为瑞士第二——一个坚守中立的小国家，欣欣向荣，外人眼红之余，只有以“枯燥无聊”名之（倒也相当正确）。而西柏林则成为苏联在德国的地盘里的一座孤城，苏方虽不情愿，却也不打算坚持，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
至于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东西方势力的取向就没有这么泾渭分明了。其中只有日本一地例外，从一开始，便由美国一方独占，不但将苏联排除，其余大小各参战国也一律不得染指。至于其他地区，旧殖民帝国的殖民统治已濒临瓦解；1945年时，它们在亚洲大陆更已回天乏术。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旧的势力即将离去，但是在后殖民时期（postcolonial）新起的各个国家却属未定之数。如同我们在以后几章将看见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于是这一带便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必争之地，终冷战之日，明里暗里，冲突龃龉无时或止。双方在此处的地界始终模糊不定，跟欧洲的泾渭分明完全不同。共产党地盘向外扩张，发生什么很难预料，更别提事先协商予以划定了（即使是暂时性、含糊性的协定也难取得）。因此，虽说苏联并没有让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打算，[1] 事实上却发生了。
然而，即使在这些很快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里，不几年间，促成国际政局趋于稳定的条件也逐渐成形。因为态势越来越明显，后殖民时期的各个新兴国家，多数虽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共鸣，本身却也不是共产党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内政治的处理，多半还持有反共态度，在国际事务上则采取“不结盟”的立场（nonaligned，即不加入由苏联领导的军事集团）。简单地说，从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共产党中国早已不属于唯苏联马首是瞻的社会主义阵营了。
根据事实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便很快地稳定下来，并且一直维持到70年代国际形势进入另一个长期危机时期时，才开始变化。在此之前，两大超级强国都颇安于世界并不均分的现实，并竭力避免以公开的武力冲突去解决任何疆界上的争议，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正式开战。双方的行动准则，其实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战的词汇恰恰相反，都以为“长期和平共存”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紧要关头，尽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论上，两边好像快要甚至已经打起来了，事实上，彼此私下却依然相信对方必能自我约束，有所节制。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美国参战，苏联却不曾正式加入，虽然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共方面其实足足有150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Walker，1993，pp.75—77），可是这项情报却秘而不宣，因为美国估计得很准，莫斯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卷入战争。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其实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双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备战姿态被对方误以为真，以为己方真的在为开战做准备（Ball，1992；Ball，1993）。
这种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代“冷战”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还颇行得通。1953年，苏联智囊团正悄悄卷土重来，乘民主德国一场严重的工人暴动，开始重建共产党势力。当时苏联就已经知道（或可以说学到了），美国表面上要把共产党势力“席卷”倒转（roll back）回去，事实上这番呼吁，不过是在空中广播上的宣传战罢了。从此以后，凡在苏联地盘发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观；这种态度，从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即可证实。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这一口号的精神。于是，描绘谍报谋杀的间谍小说，便成了现实世界国际斗争影响下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副产品。而此类小说之中，始终又以英国作家的地位最高，例如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 Carré）笔下的甘苦英雄，两位主人翁都在英国特务机构供职，这些人物形象总算在笔下人间的世界里，为现实权力政治中日渐式微的英国人挽回一点颜面。不过，情报英雄的活动固然比实际的权力游戏具有戏剧性，若认真比较起来，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国之外，苏联秘密警察（KGB）、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机构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
在这么微妙的背景下，这段漫长的紧张对抗期里，到底有没有过真正危险至极，有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的一刻呢？当然，其中也会有过几回险路走得太多了，难免碰上意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作答。细想起来，最具爆炸性的时期，可能要从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他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国的政策，绝对是帮助那些起来对抗外侮的民族”）开始，一直到1951年4月，这同一位总统把在韩国的美军总司令，就是那位不听主帅调度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极为害怕欧亚大陆的非共区会爆发革命或濒临解体。而这份担忧，可说并非全属过虑——因为环顾现实，岂不见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大陆？反过来从苏联这一面看，也正面对着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垄断，以及其威胁性不断升高的反共叫嚣。1948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自行其是，成为破坏苏联共产党集团团结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由这样一个政府来领导，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心一意准备对付一场真正核大战的爆发。[2] 这一点，中国与其他国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态大异其趣。总而言之，形势诡谲，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原子弹在广岛投放后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国氢弹爆炸成功后的9个月（1953年），苏联也分别获得了这两种核武器的制造能力。从这一刻开始，两大超级强权便放弃了以战争对付对方的手段，因为一旦开战，无异为彼此签下一纸自杀协约。至于美苏曾否认认真考虑向第三世界采取核行动，例如1951年美国对朝鲜战争，1954年美国为援助法国之于越南，以及1969年苏联对中国等等，其意向并不分明，不过最后的事实是都不曾采用。但是其中有过几回，虽然双方都肯定没有真正诉诸核武器的用意，却都曾出言恫吓对方：例如美方为求加速朝鲜越南两处的和平谈判（1953年，1954年），以及1956年苏联要挟美法退出苏伊士运河，等等。可恶的是，正因为双方都深信对方无意打仗，自己也从不打算摁那致命的按钮，反而越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谈判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到政治企图（此乃美国）。事实证明，这种有十足把握的心理战效果果然不错，但却把整代的百姓给害惨了，天天心惊肉跳，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有理性了。[3]
于是40年间，两个阵营不断增强军备以相抗衡。可是这种长期武装对峙的形势，却建立在一项不切实际而且毫无事实基础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界格局极其不稳，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只有永久地相互牵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战于万一。这种心理现象，究竟从何而来？首先，冷战之说纯系一种西方观点，如今回头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余震之下，却属自然反应。当时众人都认为人类的灾难时期尚未完结，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前车之鉴，此次战后也必有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连美国也难以幸免。某位在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便曾于1943年做此预测，警告美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和工业失序的经济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战胜利以前，华盛顿当局分身乏术，对经济事务自是无暇全神顾及。但是对于战后的国策方针，美国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场经济大萧条袭击所花费的心血，更胜于为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所做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
华盛顿之所以担心“战后将爆发大乱”，动摇“世界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heson，cited in Kolko，1969，p.485），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当时各参战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战后一片废墟。而且在美国人眼里，各国人民饥寒交迫，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投入社会革命的怀抱，走上与提倡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相反的道路。而美国及全世界却只有在贯彻自由精神的国际经济制度之下才有未来。更有甚者，战前的国际社会，此时已全面瓦解，广大的欧洲大陆之上，以及欧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国独力面对着声势日益浩大的苏联。全球政局的未来难卜，唯一可以确定的却是在这个紊乱不安、随时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况发生，资本主义及美国一方只会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政权却会更加强势。
至于那些重获解放的国家，战事刚停，对于各国中间派立场温和的政治人物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论在朝在野，这些人士都为共产党人的壮大而大伤脑筋，唯有向西方盟国可以求得一点支援。而共产党人却在战火中崛起，声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有时甚至一跃而为国内最大党派，拥有人数最多的选民。法国总理（社会党）便曾前往华盛顿提出警告，表示若无经济援助，他极有可能败于共产党之手。1946年全欧歉收，紧接着一场酷寒严冬，更令大洋两岸的欧美政坛同感心惊肉跳。
再意气相投的伙伴，战争一旦结束，往往也会分道扬镳。更何况原本就只是一时勉强的结合，一边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强国美国，另一边是在本身势力范围之内俨然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面对战后种种情况，两方势必非决裂不可。但是纵然如此，也无法充分解释美国政策之所以强烈恐共的理由——不过除了英国以外，美国其他友邦及羽翼对反共一事却没有这般热衷——美国的政策，至少在其公开表示的意见里，主要是针对莫斯科将发动全球征服行动这种最坏的打算而定。美国认为苏联心怀不轨，意欲导演一场无神论的“共产世界阴谋”行动，随时准备推翻自由国度。但是在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当时被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称为“我们现代的自由社会——新形态的资本主义”（Horne，1989，vol.Ⅱ，p.283），其实根本就不曾面对任何可以想见的危机。以此来观照肯尼迪（J.F.Kennedy）的竞选言论，就更令人费解了。[4]
为什么有人把“美国国务院专家”对局势的展望视作替天行道的“天启洞见”？（Hughes，1969，p.28.）为什么冷静镇定的英国驻苏外交人员，在拒绝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做任何比较之余，却也在报告中指出，世界“正面对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版的16世纪宗教危机，在这场现代宗教战争中，苏联的共产主义正与西方的社会民主政治以及美国版的资本主义为敌，共争世界霸权”？（Jensen，1991，pp.41，53—54，Roberts，1991.）如今回溯起来，事实上也极有可能。苏联在1945—1947年间显然毫无扩张之意，也不打算扩大它在1943—1945年间高峰会议为社会主义集团定下的地盘。事实上在莫斯科控制的国家及共产主义运动里面，各个政权往往刻意“不去”依苏联的模式建国，反而在多党制国会民主之下，实行混合性的经济制度。这种做法，不但跟“无产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却“更趋于”一党专政的事实。在共产党内部文件里面，甚至将无产阶级专政称为“既无用处又无意义的举措”（Spriano，1983，p.265）。（事实上唯一拒绝遵从这项新路线的共产党，却是如南斯拉夫一类脱离莫斯科的控制，并为斯大林极想搞垮的革命政权。）更有甚者，虽说苏联军队是其最大军事资产，可是苏联军队复员之速却不下于美国，红军人数由1945年最盛时期的1200万人，到1948年，已经骤降为300万人。这一点甚为外界所忽略（《纽约时报》，1946年10月24日；1948年10月24日）。
因此就任何理性的层面探讨，当时的苏联，其实对红军占领范围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眼前的威胁。当时，筋疲力尽的苏联正力图从战争的灰烬中振作起来，它的国民经济一片凋敝，政府的信用除了在苏联以外完全扫地，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至于西部边陲一带，更与乌克兰及其他各种民族主义的游击武装多年龃龉不断。它由斯大林独揽大权，而斯大林对外是力避冒险添乱，对内则残酷无情（参见第十三章）。苏联对外援是求之若渴的，因此在短时间之内去冒犯唯一有能力向它伸出援手的超级强权美国，自然无利可图。身为一名共产党人，斯大林当然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必将取资本主义而代之，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这个信仰出发，两大制度之间任何形式的共存必难长久。不过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斯大林手下的计划专家，却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危机。他们显然相信，在美国霸权撑腰之下，资本主义还有好长一段路可走，因为当时美国财富及势力的增幅之大，实在太明显（Loth，1988，pp.36—37）。这一点，其实正是苏联担心的要害。[5] 苏方在战后采取的姿态，与其说是野心勃勃的攻势，倒不如说是但求自保的守势更为贴切。
总之，尽管苏联自顾不暇，但是形势使然，双方却不得不都采取对抗的政策。一方是苏联，对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则是世界超级强国美国，对中欧和西欧瞬息万变的局势，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扑朔迷离的政局也同样不安。就算没有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对峙局面恐怕也难避免。1946年初，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e Kennan）首先提出并为华盛顿当局积极采纳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凯南本人，便不相信苏联真的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卖力，而他自己，更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战争的先锋，这一点从其日后职业生涯中可见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甚低，因此大加反对）。凯南其人，其实只不过是一名由旧式权力政治学派出身的苏联问题专家，美国驻欧人员之中不乏这号人物，在此类人眼中，沙皇俄国派，或是布尔什维克派，都属于一个落后野蛮的社会。而俄罗斯人向来便有一种“缺乏安全感的传统直觉”，其统治者更是一群充满了这种恐外心理的人。这个国家，总是自绝于外面的世界，一向为独裁者所统治，总是处心积虑地从事死亡斗争，很有耐性地等着对手彻底毁灭。既不合作也不让步，判断和行动，从不诉诸理性，只能听凭武力，硬碰硬地解决。在凯南眼里，共产主义无疑火上浇油，更大大地增加了旧俄帝国的危险性，因为它标榜着举世最最无情的乌托邦思想，即垄断全球的思想意识，为这个举世最最凶残的势力添翼。因此依照凯南这套理论实行起来，便意味着唯一能与苏联抗衡的强国美国绝对不能有半分妥协。无论苏联是否信仰共产主义，都得将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响渗透。
这是美方的观点。反之，从莫斯科的角度看来，为了保全进而利用本身在国际上刚建立却不堪一击的庞大势力，唯一的途径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样：绝不妥协。谁都没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这一手其实力量有多单薄。1943—1945年间，苏联还是对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将是击败日本的主力，罗斯福和丘吉尔即曾在数次峰会中，尤其是雅尔塔会议，许下诺言，答应给苏联许多好处。这些在苏联眼中经由历次会议讲定的地区，比如1945—1946年间议定的伊朗与土耳其国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绝不松口。除了这些要塞地区之外，苏联也许可以考虑撤离，但若妄想重开雅尔塔会议，门儿都没有。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斯大林的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无论出席大小国际会议，有名地专会祭出“不”字真诀。当时美国已拥有核武器，虽然才刚起步。直到1947年12月，虽然制造了12颗原子弹，却没有飞机可以运送，军中也没有够格的装配人员（Moisi，1981，pp.78—79）。至于苏联，却仍两手空空。除非苏联先让步，美国绝不会给它任何经济援助。然而这一点却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为了最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它也不能有半点示弱让步的表示。而美国呢，本来就不打算给苏联任何好处。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曾请求美国战后予以借款，可是美国声称这份文件已经“误置”，再也找不着了。
简单地说，正当美国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苏联世界霸权而担忧的同时，莫斯科却为了眼前美国在全球除了苏军占领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显示威风的事实而难以安枕。当时国力远比各国全部加起来还要强大的美国，轻而易举便可以将国疲民乏的苏联收入麾下。面对这种态势，坚持到底绝不妥协，自然是最合逻辑的应对之术。我们不妨称之为莫斯科的纸老虎计吧。
话虽如此，就算两强势不两立，长期对抗不肯妥协，也并不表示战争的危险便迫在眉睫。即使在19世纪，英国外交人员虽然同样认为防止沙皇俄国向外扩张的唯一途径，便是凯南式的“遏制”之法；但在事实上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公开对抗的机会甚少，至于开战的危险更微乎其微。相互之间的非妥协性，也不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殊死斗争，或宗教性质的大决战。不过其中有两项因素，却使双方相对抗的局势由理性层面变为情绪层面。跟苏联相同的是，美国也是世界上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大国，多数美国人都深信这种形态是举世皆应风从的典范。跟苏联相异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幸的是，美国这民主的特征，对世界局势来说却更具有危险性。
原因如下。虽说苏联政府，同样也得努力给自己在国际竞争场上的死对头美国抹黑，不过，它却大可不必费心争取本国国会的支持，也不用管本党是否能在国会和总统大选中赢得选票。可是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则不然。于是美国的大小政治人物，不管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滔滔不绝的反共辞藻，或是像杜鲁门总统的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el，1882—1949）一般，精神错乱，竟以为苏联人正从他医院的窗口爬进来而自杀；众人纷纷发现，反共预言的夸大口吻不但听起来义正词严，而且其妙用无限，简直难以拒而不用。对于正确认识到自己已经升任为世界级霸权的美国政府而言，国内“孤立主义”之风，或所谓国防上的防卫性主张仍然很盛。因此若外有强敌，不啻提供了打破这种孤立心态的工具，行动起来反而更能得心应手。因为如果连本身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么美国自然义无反顾，再不能像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独善其身，势必非负起世界领导地位的重任不可——当然连带也享受其中带来的好处。说得更实在一点，只有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恐惧心态下，美国总统方可名正言顺地向素来以抗税出名的美国民众大肆开征，以推行其对外政策。在这个以“个人主义”和“私有企业”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连“国家”本身的定义，都以跟“共产”针锋相对的两极意识字眼界定的国度里，即所谓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反共自然受到人民的真心欢迎和相信（我们也不可忽略那些来自苏维埃东欧国家移民选票的意义）。其实当年美国国内会发生那阵污鄙的白色恐怖迫害运动，那股无理性的反共风潮，始作俑者，并非美国政府，而是一小撮微不足道的煽动家。[6] 这一群人发现，对内部敌人的大量告发责难，可以在官场上获得极大的政治利益，例如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本人甚至并不特别反共。其中的好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更深谙个中三昧。也就是借反共之名，长保个人利益之实。在一手建立冷战模式的人当中，有一位甚至把共产党势力的威胁冠以“原始人发动的攻击”（the attack of the Primitive）之名（Acheson，1970，p.462）。在这种情绪煽动之下，迫使华盛顿当局的政策不得不加速走向极端，尤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为强烈。至于造成中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罪名，自然也都怪到莫斯科的头上。
与此同时，对选票极度敏感的美国政客们，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及友邦执行一种既能打退“共党野心”狂潮，又最经济实惠，对美国百姓优裕生活干扰最低的如意政策。这一套政策不但是指一种以“炮弹”，而不以“人员”取胜的核战略，也包括一项于1954年提出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全面策略。即一旦敌人来犯，即使对方仅采取传统型武器小规模攻击，我方也必须以核武器报复。简单地说，在政客多方钳制下，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动弹不得，被局限在一种攻击性的地位，最多只能在战术上找到一点变通的余地。
于是双方进入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最终目的显然只有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一条路。一切行动方针，唯以一群所谓核武器将领或核武器专家的意见是从。而这类人任职的首要条件，就是忽略其中不合理性的现象。行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原是老式的温和派军人，现在却眼见自己坐镇于这个步入混乱的时代。不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倒不曾被这个现象冲昏头脑，将之称为“军事和工业的大结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敌我双方，都投入艾森豪威尔所说的狂流，也就是人力物力大集合，夜以继日，以备战一事为生为谋。这段时期各国在国防工业上的投入胜过以往任何和平时期。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自然也鼓励本国的军事工业利用多余的生产力吸引国外客户，武装本国战友。更重要的是，争取利润可观的外销市场，同时却将最先进的军备及核武器留给自己使用。因此就实际而言，超级强国基本上还是有核武器的垄断地位。1952年英国人发展了自己的核技术，说来矛盾，同时也达到英国的另一目的，即减少对美国依赖的程度。接下来中法两国，也分别在60年代进入核国家之列（法国的核武器完全是独力完成，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终冷战时期，这些国家的核发展对大局都无足轻重。到70年代和80年代，其他许多国家也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其中以色列和南非（印度或也可以计入）最为引人注目。不过一直到1989年两极对立的世界秩序终结以前，核武器扩散不曾在国际上引发任何严重问题。
如此说来，到底该由谁为冷战的局面负责呢？这种辩论，就像一场你来我往始终难分胜负的意识形态网球赛一般，一方把过错全部推在苏联身上，另一方则将罪咎一股脑儿怪在美国头上（说来有趣，持此见解者却大多是美国的异议分子）。既然找不出结论，我们难免就想做和事佬居中调停，认为一切都是因双方彼此疑惧的误会造成。由于相持不下，结果越害怕越抗拒，最后才演变成“两大武装阵营，高举不同大旗，全力动员对抗”（Walker，1993，p.55）。这种说法完全正确，然而却不能道尽全部事实真相。它可以解释1947—1949年双方前线的“冻结”（congealing）现象；也可解释从1949—1961年柏林围墙建成，德国国土遭到的一步步划分。这项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各国的反共力量，不得不在军事上形成同盟，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其中只有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胆敢不理会美国的指使）；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西方思想分水岭另一边的东欧诸国，同样也无法逃脱向苏联全面臣服的命运（其中也只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可以不理睬莫斯科的号令）。可是这一套说辞，却无法说明冷战中带有替天行道意味的天启口吻。这道“天命”呼声，来自美国。而西欧各国的政府，无论国内共产党势力大小，却都一律井然风从，全心全意反共，誓死抵抗苏联的可能入侵。若要在美苏之间择一而事，无论哪一国都不会有片刻犹疑；甚至连那些向来在传统上、政策上，或经协商决定坚守中立者也不例外。奇怪的是，其实在这些号称民主政治的大小国家里面，所谓“共产世界阴谋论”，跟它们的国内政局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至少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内是如此。民主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总统是因以反共为号召而当选（例如1960年肯尼迪），但在实际上就国内政治而言，共产主义之于美国，正如同佛教之于爱尔兰般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若要论起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并让它在国际强权对抗的现实政治之中扮演一角，这扮演十字军大将者就是华盛顿当局。但是在事实上，肯尼迪的竞选辞藻固然雄辩滔滔，论其中关键深意，其实不在警告共产主义强权将支配全球的危言耸听，却在维系眼前美国独霸实权的呼吁。[7] 不过我们也得加上一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各成员国虽然对美国政策不完全赞同，但是只要那个实行恐怖政治制度的军事强权存在一天，就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自己的安全才有保障，因此也就心甘情愿地唯美国马首是瞻了。这些国家对苏联不信任的心态，绝不下于美国。总而言之，“遏制政策”固然合乎众人心意，彻底消灭共产主义一事则不尽然。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现象，便是双方的军事对抗，以及西方各国日盛一日的疯狂核竞赛。但是这两项却不是冷战造成的最大冲击。竞相制造储存的核武器，从来不曾启用，两个核大国，却曾加入三次战事（但彼此不曾亲自交手）。美国及其盟友（以联合国为其化身）深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震撼，于是在1950年介入朝鲜战争，企图阻挡北方的共产党政权向这个分裂国家的南部入侵。结果美方大占上风，得意之余，在越南战场上故技重施，可是这一回却吃了败仗。而苏联在军援亲苏的阿富汗政府，对抗有美国撑腰并由巴基斯坦提供人员的游击队8年之后，于1988年决定退出。简单地说，超级强国在军备竞赛上花费不赀，所得却很有限，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成果。战争阴影的不断威胁，反而推动了国际和平运动，但和平运动以核武器为最大的反对目标。在欧洲部分地区，反核风潮不时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却被冷战的推动者视为共产党的秘密武器。不过，解除核军备的成效也不甚明显，只有美国年轻一代的反战分子，在越战时期掀起的反征兵浪潮颇具功效（1965—1975）。但至冷战结束，种种运动的呼声，如今都成了崇高理想的记忆，只留下一点儿当年的新鲜枝节为今人所用，比如1968年后反文化小团体所用的反核符号，以及环保人士对任何核用途一律反对的偏颇态度，这些都是当年运动残留的产物。
冷战效应之中，更为明显的一项则为其政治作用。冷战几乎立竿见影，将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下的世界，立即分成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当初欧洲各国国内政坛左右通力合作，反法西斯之战终获胜利，到了1947—1948年，却又立刻分为亲共与反共的两大阵营（其中只有三大主要交战国为显著例外，即英美苏三国）。在西方，共产党从此被逐出政坛，成为政治流浪儿。1948年意大利举行大选，如果当时共产党获得胜利，美国甚至计划出兵干预。而苏联也不甘示弱，将非共分子从麾下所谓的“多党制人民民主国家”内全部扫除，重新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专政。同时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情报局）以与美方抗衡，不过说来特别，这个新组织比其前身，不但权限大为缩减，对象也仅以欧洲为主。1956年国际局势的紧张局面渐趋和缓，共产党情报局也便悄然解散了。苏联的铁腕紧紧控制着东欧各国，奇特的是，只有芬兰一国得以逃过这个厄运。原来苏联大发慈悲，1948年竟然让芬兰政府将共产党从政府部门里除名。斯大林为什么放过这个小国，却不在那里建立卫星国政权，其中原因至今是谜。也许芬兰人的好战之气，把他给吓住了，怕他们再度拿起武器反抗吧。芬兰先后曾在1939—1940年与1941—1944年间起义，斯大林可不想再度卷进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大战。至于桀骜不驯的南斯拉夫，他也曾尝试收编，可是铁托不吃苏联那一套，南斯拉夫终于在1948年与莫斯科正式决裂，从此自行其是，哪一伙也不参加。
共产党集团国家的内部政治，可想而知，从此一党专政不容他人置喙，然而一党专政的脆弱性从1956年开始越发明显（参见第十六章）。至于与美国联盟的各个国家，内部政局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单一；不过大小党派，除了共产党外，对苏维埃制度都深恶痛绝，在这一点上大家倒是意见一致。因此就外交政策而言，无论由谁上台执政都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大战中的两个前共同敌国日本与意大利，美国一手替他们把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在这两国内建立了等于永久一党制的系统。在东京，美国鼓励自民党成立（Liberal Democratic Party，1955）。在意大利，美国则坚持将反对势力从台上扫除，因为这个反对党刚好正是共产党；意大利政权便交到天主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手中，另外则视情况需要，偶尔也拉其他党派进来凑数，例如自由党派、共和党派等等。60年代开始，意大利除上述党派之外其他唯一的重要党派社会党，自1956年跟有多年交情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之后，便同天主教民主党一同组织联合政府执政至今。如此安排之下的结果是，意大利共产党及日本社会党的势力从此均被镇住，成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大党。依此体制成立的政府，则贪污腐败至极，终于在1992—1993年间东窗事发，内情之丑陋连意日两国的民众都目瞪口呆。丑闻既经曝光，朝野党派跌入冰点，与当初为保持美苏全球势力平衡而支持他们的势力，同时陷入窘境。
一开始，罗斯福的顾问曾经在盟军占领下的德日两国试行过反独占性的政治革新。虽然不久美国即改弦更张，与这项设计反其道而行之，可是幸好还有一件事足可让美国的盟邦大感安慰，那便是一场大战已经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明目张胆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其他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右派组织或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从众人可以接受的政治舞台上一扫而空。因此在所谓的“自由”对“极权”的纷争中，以上诸般力量固然是对付共产党最有力的成分，如今既然销声匿迹，自然不可能像德国的大企业或日本的大商社大财阀一般，再度被动员为“反共大业”效力了。[8] 主力部队既去，西方冷战派政府的政治基础如今便只剩下战前的左派社会民主人士，以及非民族主义的温和右派。如此一来，与天主教会挂钩便变得格外有用，因为教会的反共立场及保守性格，自是舍我其谁、天下第一。更妙的是，教会出身的“基督教民主党派”（参见第四章）不但拥有可信赖的反法西斯记录，尚有一套（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1945年后，这些党派在西方政治上扮演了中心角色；在法国为时甚短，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诸国则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参见第九章）。
然而，冷战对欧洲各国内政的冲击，远不及其对欧洲国际政局影响为大。问题重重的“欧洲共同体”因冷战而生。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借着永久性的安排（至少是长久性的），进而统一各个主权国家经济活动、法律系统（就某种程度而言）。1957年初成立时，创始国有6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到1991年，正当其他各种冷战时期的产物也开始摇摇欲坠之时，已经又有另外6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希腊）加入。此时欧洲组织的设计，已倾向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上更进一步，形成更密切的组合，最终目的是在欧洲建立联邦或联邦式的永久政治联合体。
欧洲组织，跟1945年后欧洲出现的其他大小事物一样，原是由美国一手促成，却转而对抗美国。此中情由演变，证明美国势力之盛，同时也反映其模棱两可之处，以及其影响力毕竟有其限度的事实。更进一步，我们也可看出各国因顾忌苏联，竟愿放弃分歧，团结在一起。它们害怕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苏联，以法国为例，德国始终是它最大的顾忌。此外，各前参战国和被占领国家的担心程度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强烈，却也都不愿见到中欧地区重新兴起一个强大国家。现在大家却发现自己被套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与强大的美国，以及在经济军事上都再度复兴的德国结成盟友——所幸后者的国土已经大不如前，被截分成了两半。当然众人对美国也有顾虑。说起来美国是对抗苏联不可或缺的伙伴，可是这个伙伴却不甚可靠，更别提——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它总是把自己世界霸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连它盟友的利益也可以退居其次。大家可别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各种安排和设计决策，都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最高前提”（Maier，1987，p.125）。
但是对美国的盟友而言，幸好1946—1947年间的西欧形势太紧张，华盛顿当局不得不仔细斟酌。它决定当前的第一要务便是复兴欧洲，不久对日本经济也做出同样的结论。于是一个大规模帮助欧洲重整旗鼓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便在这种背景下于1947年6月正式开锣。这项新计划与以往野心式的经济外交不同，多数是以赠援的形式而非借款。根据美国原本设计的方案，是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自由汇兑以及自由市场的世界经济体系，并由美国当家做主全权支配。还好各国再度红运当头，单就一项因素而论，便使得美国的如意算盘完全不切实际。欧洲和日本资金紧张，对日益稀有的美元求之若渴，自由化的贸易与国际付款方式根本不可能立即实现。而美国一家之力，也无法强人所难，将自己对欧洲一厢情愿的理想强加于人，也就是全面实行单一的欧洲援助计划，依美国的模式，包括其美式政治及繁荣的自由企业经济制度，将欧洲各国塑造为一个单一的欧洲共同体。但美国这个政治理想根本行不通，首先，英国就还把自己视作世界级的大国，法国则日夜梦想跻身强国之列，并且一心一意，务必把德国压得抬不起头来，最好让德国陷于永久分裂。这两国对美国的构想当然咬牙切齿。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若要完全实行马歇尔计划的构想，欧洲在军事上必须结盟，才能共同对付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其结果。但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欧洲复兴，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公约组织，少不了强大的德国经济，而强大的德国经济，必须靠德国重整军备才能强化。如此一来，法国唯一的退路便是想法子跟德国纠缠不清，两家搞成一家，世仇死敌才能从此断绝冲突。于是法国便提出自己一套版本来搞欧洲联合，也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1950），进一步扩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或一般所称的“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也称Common Market，1957），最后简化为“欧共体”，1993年起，则改名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历来其总部均设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可是其核心却建立在法德两国的合作之上。欧洲组织，其实是针对美国构想另起炉灶的欧洲统一方案，然而冷战结束，原先欧洲组织及法德合作所依赖的基础便也随之消失。1990年德国统一，欧洲势力顿然失衡，但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困难重重，却也是事先不曾预料到的。种种演变，欧洲统一的前途愈发难卜。
美国虽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完全实现对欧洲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的细节，不过它的国力毕竟强大，不容许各国在国际政治上不与它同步。欧洲联合对苏是美国的主意，欧洲军事联盟也是它的构想。于是德国获准重新武装了，欧洲渴望中立的念头也被打消了，西欧各国在国际上的动作，都在美国的统一号令之下。只有过那么一次，它们打算自作主张独立行事，也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准备联手对埃及，可是此战最后也在美国压力之下流产。压在美国气焰之下的盟友或保护国，最了不起的伎俩也只是消极抵制，既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同时又拒绝充分合作（法国戴高乐正是此中高手）。
但是随着冷战年月一天天地过去，华盛顿虽然在欧洲军事合作和政治动向上始终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可是美国对欧洲经济的控制却一日弱于一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如今渐渐由美国移往西欧和日本，而美国人则觉得，两者都是自己一手拯救并予重建的受惠者（参见第九章）。原本在1947年物以稀为贵的美元，多年来迅速流出美国。再加上美国自己，外则在全球各地用兵（主要的例子当推1965年后美军在越南的行动），内则雄心勃勃，大肆推行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此大的内外开支，却偏好用赤字预算方式贴补，于是美元向外逆流之势越发不可收拾，其中尤以1960年的情况最为恶劣，因此美国用以推动并保证战后世界经济的基石美元，日衰一日。在理论上，美元是由美国诺克斯堡（Fort Knox）金库积存的大量金条保证——诺克斯堡贮藏的金量几乎占全球四分之三——但是实际上，美元根本就只是成堆成打泛滥成灾的纸币及书面上的账目。美元的稳定性既然来自可以与一定黄金兑换的保证，于是行事谨慎的欧洲人，由作风超级谨慎、对黄金特别信任的法国人带头，在国际汇兑上便要求以可靠的黄金，兑换极有贬值可能的用纸印制的美元。如此一来，黄金便如决堤般涌离诺克斯堡。需求既多，金价自然大涨。其实在整个6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期，美元及国际货币偿付体系的稳定性，都不能再单靠美国本身的准备金为保障，其中也多亏欧洲各国中央银行的捧场——在美方压力之下——不要求以黄金兑换手中的美元，并参加“黄金总库”（Gold Pool）的运作，稳定市面上的黄金价格。可是这种权宜之计好景不长，1968年“黄金总库”干涸见底宣告解体。就事实而言，美元作为标准兑换货币的地位从此告终，并于1971年8月被正式放弃。国际偿付体系的稳定随之而去，美国或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经济力量，再也不能单方面控制全局。
冷战终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也所剩无几，连带之下，甚至连它维持军事霸权的费用，也再不能单靠自己的腰包独力支付。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对付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基本上依然以美国为主，可是这一回，掏腰包的却是其他支持华盛顿行动的国家——不管它们是主动慷慨解囊还是勉强被动捐献。这一仗打下来，参战的大国竟然还赚了几文，倒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怪事。所幸对众人而言，除了倒霉的伊拉克人民之外，战事不出几天就结束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某一段时期里，冷战似乎向恢复理智的方向走了几步。1947年以来直至朝鲜战争高潮的数个危险年头中，世界总算有惊无险，不曾发生任何爆炸性的事件。即使是斯大林之死（1953年），虽然也在苏联集团引发了一阵大地震，最终毕竟安全度过。西欧各国发现，自己不但不必在社会危机之中挣扎，反而开始进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时代。下一章将对这段时期做更进一步的讨论。老派的外交人士，专门有个行话用来形容紧张关系的缓和，也就是“缓和”（detente）。现在“缓和”一词已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了。
缓和现象首先出现于50年代的最后几年，当时正是赫鲁晓夫（N.S.Khrushchev）在斯大林死后的一片混乱中当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时候（1958—1964）。赫鲁晓夫外表看来似乎是一介莽夫，其实骨子里却很能干，令人钦佩。他相信改革，主张和平共处，将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中营清理一空，并在接下来几年里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领衔主角。他恐怕也是唯一由农村男儿出身，跃登世界大国领袖地位之人。赫鲁晓夫与肯尼迪——肯尼迪是美国20世纪最被称誉的总统（1961—1963任美国总统）——一个喜欢虚张声势，专以大声恫吓冲动行事为能事，另一个则善于故作姿态，喜欢玩弄手段。两人中间有过一段相当紧张对立的时期，“缓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这道难题。于是两个超级大国，由两名超级危险玩家负责掌舵；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充满着危机感，觉得自己在经济上节节败退，输给了50年代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今看来实在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人的眼里，苏联在卫星科技、太空领域上的惊人成就，岂不证明了它在科技上已经胜过美国（其实很短暂）？再看，社会主义岂不出乎众人意料，竟在距佛罗里达仅数十公里的古巴大获全胜（参见第十五章）？
反过来从苏联的角度看，它也同样焦虑不已。首先，华盛顿当局的言辞暧昧，不过其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绝对错不了。其次，苏联本身又与中国在基本路线上决裂，当时中国口口声声指责它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强硬。面对这项罪名，原本主和的赫鲁晓夫也只有板起面孔，被迫采取相对来说不与西方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各殖民地的解放进程，以及第三世界的革命行动，突然纷纷加速（参见第七、十二及十五章），形势似乎对苏联大为有利。于是美国提心吊胆，同时却又信心十足；苏联信心十足，同时却又提心吊胆。双方为了柏林，为了刚果，为了古巴，相互威胁恫吓，僵持得不可开交。
局势表面看起来惊险诡谲，事实上若为这段时期算一笔总账，却可以得出一个国际局势仍相当稳定的结论。两强之间，还保持着一种尽量不去吓倒对方和世人的默契，而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设立的热线电话，便是此默契的最佳象征（1963年）。柏林墙的设立（1961年），则确定了东西双方在欧洲最后一条不确定的界线。对于开在自家门前的共产主义小店古巴，美国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古巴革命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火花，分别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点起了星星之火，可是却不曾掀起燎原之势，最后甚至明灭不定奄奄将息（参见第十五章）。1963年肯尼迪被刺，1964年赫鲁晓夫被看不惯他鲁莽冲动作风的苏联当权派送回老家。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核武器的管制也大有进展：诸如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署（赞成国都是已经拥有核武器，或不打算取得核武器的国家；而反对者则是正在建立自己核军备的几国，例如中国、法国与以色列），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SALT）的签订，美苏甚至还针对双方的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s，ABMs）达成某些协议。更有意义的是，美苏两国之间的贸易，长久以来由于政治上的龃龉本已濒临停滞，随着60年代进入70年代，却开始欣欣向荣。世界局势一时之间情况大为看好，前途一片光明。
前途其实并不光明。70年代中期，世界开始进入所谓“二度冷战”的阶段（参见第十三章）。这段时间与世界经济的大变化相始终，也就是1973年起绵延20年之久的长期经济危机，于8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潮（参见第十四章）。然而超级强国竞赛中的双方，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经济气象起了变化，它们只察觉到一件事：在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功行动之下，能源价格出现了三级跳。现在看来，此事加上其他几项事件发展，似乎表示美国控制世界的地位逐渐有下降的迹象。可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毫无察觉，还对本身经济实力的稳固沾沾自喜。比起欧洲，经济发展的减速对美国影响显然小得多；而苏联呢——上帝若要毁灭谁必先令其踌躇满志——还以为自己一路顺风，一切都照着计划顺利进行呢。继赫鲁晓夫而起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权20年间，如今被苏联改革人士冠之以“停滞时期”（the era of stagnation）。可是当时在勃列日涅夫看来，世界形势确有几分值得他乐观的理由，单就其中一项，就可以令他理直气壮：苏联从6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请看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国际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已经暴涨4倍，便是明证。
经济事务除外，当时尚发生了另外两件关系密切的事件，以今观昔，似乎也使超级大国之间势力的平衡产生了波动。首先，美国纵身跃入一场主要战争，出现多种看来显示美国挫败及不稳定的迹象。越战一事，使美国全国人心颓丧，意见分歧，各地混乱的暴动示威反战游行，在电视上频频播映，一位美国总统因此下台。10年鏖战（1965—1975），美国如众所料，在大败之下无功而退。意义更深远的则是，越战道破了美国的孤立。因为遍数美国之众友邦，竟没有一国派兵前往与其并肩作战，甚至连象征性的助阵也不曾有。美国为什么要去蹚这一趟浑水，为什么不顾敌友的警告——美国盟邦、其他中立国家，甚至连苏联都劝美国不要介入——却要让自己卷入这场注定毁灭的战争呢？此中缘由，实在令人费解，只有把它当作一片扑朔迷离、令人困惑、充斥了偏执的历史浓雾。迷雾中，但闻冷战中众主角摸索的脚步声。
如果说，越战还不足以证明美国孤立，那么1973年发生在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的阿以之战，总可以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吧。多年来，美国已经让以色列发展为它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而这场战争，便发生在以色列与由苏联供应装备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以色列的飞机和弹药都不足，形势紧迫，只有求美国火速支援。然而欧洲各国友邦，除了依然坚持战前法西斯主义的葡萄牙外，竟然一律拒绝伸出援手，甚至不准美国飞机使用美国在其境内的基地进行援以行动，最后美国物资是经大西洋中部葡属的亚速尔群岛（Azores）才运抵以色列。美国政府认为，阿以之战与其利害攸关——外人实在很难悟出其中的道理——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还正式做出核战警告。这是古巴危机以来，此类警告首次再度出现。基辛格其人，干练狡诈，而此举正是他一向的标准作风（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白费力气苦战，想要避免不名誉的弹劾下场）。可是基辛格虽巧舌如簧，却并没有动摇友邦的立场，它们担心的是自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其重要性胜过对美国区域性策略的支持。美国说得再天花乱坠，唇焦舌燥，也不能说服大家相信它的区域性布局与对抗共产主义有何相关。阿拉伯国家经由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力量，已经发现了一种有力武器，即是用石油供应量的削减，以及石油禁运的恫吓，足可阻止各国不敢前来相助以色列。更进一步，它们还发现自己可以大幅提高世界石油的价格。世界各国的外长，也不得不注意到一向号称全能的美国，对此趋势全然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超级大国在全球势力上的平衡，以及冷战中双方在各个区域相互对抗的局面，虽然尚未因越南与中东两次事件的本身而改变，美国的力量及地位却因此大为削弱。不过在1974—1979年之间，全球很大一片地区再度吹起一股新的革命大风（参见第十五章），这是“短20世纪”当中的第三次革命浪潮。一时之间，仿佛超级大国间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局势似乎开始变得对苏联有利。亚非各地，甚至包括美洲本土，众多政权纷纷转向苏联——从实际的角度而言，不啻为被陆地包围苦无对外港口的苏联提供了军事尤其是海军的基地。第三次世界革命，适逢美国在国际上遭到挫败，两相激荡，二度冷战于此展开。其中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70年代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此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时期的冲突现象，主要由第三世界的大小战争构成，有越南前车之鉴，现在美国不敢再犯当年同样的错误，只在后面间接撑腰。此外，双方更疯狂地加速核军备竞赛。但是两相比较，各地烽火连天的厮杀，比起核竞赛更缺乏理性。
至于欧洲局势——虽有1974年葡萄牙革命，又有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结束——至此显示已经完全安定下来，双方楚河汉界，界线分明；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都把它们竞争的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欧洲的“缓和”局面，为尼克松（1968—1974年任美国总统）与基辛格时期的美国提供两大得分良机：一是将苏联势力由埃及逐出，一是非正式地使中国加入反苏联盟；其中后者代表的意义更为重大。而各地兴起的革命浪潮，却都具有对抗保守政权的态势。美国既一向借着这些保守政权自居为全球的保护人，如今形势逆转，正好为苏联提供了机会，一个可以采取主动的好机会。随着葡萄牙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崩溃瓦解，旧有地盘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几内亚—佛得角（Guinea-Cape Verde）等地，一一落入共产党手中。随着埃塞俄比亚国王被革命民众推翻，埃塞俄比亚政治风向转向苏联，苏联海军快速成长，在印度洋两岸获得一个又一个重要基地。随着伊朗国王狼狈下台出逃，美国人情绪大坏，所有舆论民意几达歇斯底里的地步。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美国一看见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就以为天下大乱将至，风声鹤唳，认为苏联势力不久即将挺进印度洋岸、波斯湾口？[9] （参见第十六章第3节。其中部分原因，恐怕可以归之于美国人对亚洲地理的惊人无知。）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毫无道理的扬扬得意心态，助长了美国人的抑郁忧心。其实远在美国宣传家大言不惭，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吹嘘如何一手赢得冷战，整垮死对头之前，勃列日涅夫政权就已经引导苏联走上败家破产的灭亡之路了。它在军备上投下大笔费用，使得苏联国防支出平均年增长4%—5%，从1964年开始长达20年之久（系根据真实数字统计）。这场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可言，唯一能够让苏联感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如今自己总算可以在导弹发射台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这是1971年。到1976年时，它的发射台数字更居于优势，以25%领先美国（不过苏联的实际弹头数目始终不及美国）。其实早在当年古巴危机之时，苏联微不足道的核弹头就已经把美国震慑得不敢轻举妄动，多年疯狂竞赛下来，双方储存的实力早就可以把对方毁灭多次了。苏联更不断努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全球海面争得立足之点（其实说成在海面以下取得一席之地更为恰当，因为其海军军力是以核潜艇为最重要的主力）。就战略观点而言，苏联此举并不实际，不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就有在世界各地扬旗示威的权利，因此借海军展现实力为一种政治手段，倒也情有可原。但是苏联不再端坐家中守其地盘的事实，却让美国各位冷战斗士感觉宛如遭到雷击，若不及时展现实力，再度号令天下，此中态势，岂不证明西方霸权时日无多？莫斯科踌躇满志，早将当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步步为营的那份谨慎抛到九霄云外。苏联信心不断上升的姿态，越发肯定了美国人的担心。
华盛顿当局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当然不是基于实际的理性考虑。虽然美国的声望大不如前，但就实质而言，其实美国实力较之苏联，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再以两大阵营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准相比较，西方（及日本）的优势更是无法估计，差距何止千里万里。粗糙僵化的苏联，也许可以凭它的无比蛮力，比谁都更有办法建造出一个19世纪80年代那种19世纪式的强大经济（Jowitt，1991，p.78），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算它的钢铁产量比美国多出80%，生铁产量比美国多出两倍，发动机产量比美国更胜5倍，如果它不能调整自己，适应并赶上这个建立在以硅晶与软件产业为基础的时代经济，就算传统重工业的产品再多，对它又有什么帮助（参见第十六章）？而当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苏联打算发动战争，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是跟中国开战），至于军事进攻西方，毫无实行的可能。所谓苏联发动核攻击之说，全都是80年代西方冷战人士的自我梦呓，以及西方政府的高调宣传。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苏联人大为恐慌，认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其中1983年某段时间，苏联甚至以为西方核弹随时便要打来（Walker，1993，chapter13）。美国的危言耸听，更在欧洲触发了冷战时期以来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极力反对在欧洲部署新一批的导弹。
未来21世纪的史学家，既远离了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亲身经历的记忆，对于这一时代的疯狂军备竞赛、政治预言，以及美国政府在国际上进行的怪诞行为，尤其是里根执政年代（1981—1989）初期发生的怪事必将感到大惑不解。这些史家若想了解其中真相，必须在主观性上从探讨美国人的心理入手。美国连遭大患，种种深刻的失败感、无力感、耻辱感，其痛之深，其耻之烈，实在令70年代美国政要们深感痛心疾首。尼克松为了没有价值的丑闻，名誉扫地黯然下台；继之而起者又是连着两任毫无分量的总统。总统人事的失序，越发使得美国人心上这些重创的痛楚加深。雪上加霜，伊朗人质事件中，美国外交人员竟然被当作人质并用以相胁，让其深感羞辱；中美洲数小国接连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提高油价，造成二度国际石油危机。种种事件，更使美国人的痛苦达到极点。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其主政时代的美国政策，完全是以扫除多年铭刻在心的羞辱感为出发点。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了解里根之所以大耍铁腕，拼命展示美国高高在上、绝不容任何挑战、绝不能动摇其称霸地位的作风。为了重振雄风，美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军事行动对付特定目标，例如1983年入侵加勒比海小岛格林那达（Grenada）；1986年发动大规模海空攻势袭击利比亚；至于1989年对巴拿马发动军事攻击，规模更大，但更无意义可言。里根显然摸准了人们的心理，看透了他们自尊受到的伤害之深。这份能耐，也许正和他是二流好莱坞影星出身有关吧。美国人心理的重创，最后在死对头突然暴毙之下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总算又只剩下自家是世界一霸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节，我们也可在1991年美国对付伊拉克的海湾行动中，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美国人是想借着教训伊拉克的机会，为1973年和1979年两度石油危机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找回一点迟来的心理补偿。想当年，堂堂地球上的最大强国，竟然奈何不了区区几个第三世界弱国凑合的组织，眼睁睁地被它们以断油的威吓要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里根所发动的那场“神圣”战争——至少在表面看来如此——其全力对抗那股“邪恶帝国”势力的种种行动，与其说是为了重建世界权力平衡的实际目的，不如看作帮助美国愈合创伤的心理治疗手段。因为重建世界平衡的这项工程，早在70年代末期，便已悄悄进行。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及英德两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政府领导之下已经开始重整军备。而且从一开始，非洲地区建立的左翼新政权，便受到美国支持的运动及国家的严密牵制。美国势力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一带，进展得颇为成功，并与那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俨然锐不可当的南非共和国共进退。在西非一带，美国的锋芒就没有那么锐利了［不过苏联势力在两地则有古巴派遣的远征部队给予重要帮助，证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忠心耿耿，一心以效命第三世界革命并与苏联联盟为职责］。里根对冷战的努力，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并不在平衡世界霸权。
里根的贡献不在实质意义，却在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西方世界对黄金时代之后（参见第十四章），世界总是在层出不穷的麻烦及不确定性中打转的一种反应。黄金时代进行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显然宣告失败，长久以来执政的走中间路线的党派及温和派社会民主党派，一一下台，现在换成一批致力于“企业至上”，坚持“完全放任”的右派政府上场。这是80年代发生在好几国的情况，其中又以美国的里根以及英国信心十足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Thatcher）最为突出。在这批右派新贵眼里，50年代和60年代由国家大力推动，但从1973年开始便不再有经济成就做后盾的福利式资本主义，根本上就是出自社会主义的一截枝丫，正如经济学家暨意识形态专家哈耶克所言，是所谓“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而苏联，也正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的最终产物。里根风格的冷战，不仅是针对外面的“邪恶帝国”而来，对内而言也是为针砭罗斯福的新政思想而发。总而言之，便是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以及国家以任何形式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里根政治的死敌就是共产主义及自由主义。
说来凑巧，苏联也正好在里根年代的末了瓦解，美国宣传家不免大吹法螺，认为这都是美国发动抗苏灭苏之功。美国发动了冷战并大获全胜，如今已经将敌人彻底击溃，令其毫无翻身余地。这是一批老战士对80年代演变所做的阐释，我们其实不必把他们的说法看得太认真。当时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政府预计到或看出来苏联即将解体。待到苏联真的垮台，也不见美方预先对此事做过任何准备。尽管它的确希望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可是美国自己的情报却显示苏联的体质还硬朗得很，绝对可以继续与美国进行长期军备竞赛。即使在80年代早期，美国还错估了苏联的境况，以为后者还在得意扬扬地从事全球侵略。事实上就连里根本人，不管他的讲稿代笔人替他撰写的言辞为何，不管他那经常显然不太灵光的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在他的心底深处，也相信美苏两国共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情况。但是他认为美苏共存的基础，不应该建立在相互以核恫吓的平衡点上，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刚好，另外有人与他共此清梦，那就是苏联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86年两强在秋意正浓的冰岛相会，在接近极地的萧瑟气氛里，一场奇特却热烈的高峰会议恰好展开。戈尔巴乔夫的心意，在此会中显示得清清楚楚。
冷战结束，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方或双方俱皆如此，认清了核竞赛邪恶无理性的本质，并且相信对方也真心诚意，愿意结束这场疯狂可笑的竞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建议可能比较容易由一位苏联领袖采取主动，因为莫斯科方面向来不像华盛顿，并不把冷战当作圣战似的一直挂在嘴边；也许是由于苏联不必把民情放在心上之故吧。但是反过来说，正因其言辞不像华盛顿那么激烈，事到如今，谋和之议若出自苏联领袖之口，其诚意恐怕很难取信于西方各国。因此之故，全世界欠下戈尔巴乔夫的情就更重了。因为他不但首倡此议，而且更凭一己之力，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政府及西方众人相信他心口如一，的确有此诚意。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里根总统所做的贡献，正因为他简单纯粹的理想主义心态，才能突破层层迷雾，冲出围绕在他身边形形色色的各种魔障，例如意识形态贩卖专家、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妄想升官发财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职业战士等，凭自己的单纯相信了戈尔巴乔夫的诚意。就实质而言，冷战可说在雷克雅未克（Reykiavik，1986年）和华盛顿（1987年）两次高峰会议之后便告结束。
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否是因冷战结束而导致的呢？这两大历史事件，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颇有关联，但在过程上却各有其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向自诩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另一选择。既然资本主义大限未到，而且看起来也丝毫没有将要离世的迹象，那么社会主义若要作为世界的另一种前途、希望，成功与否，就要看它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竞争实力的高下了——不过，如果1981年时所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债务国一起翻脸不认账，并拒绝履行向西方贷款的偿付责任，我们倒很想知道资本主义将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是后者多年来几度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当年经济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别有过一次鼎力革新。70年代时，又在传播和信息事业上经历了一场“后工业式”（post-industrial）的革命转型。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一路落后，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在1960年后变得极为明显，它的竞争能力已经完全失去。总而言之，只要两者之间的竞争，是以两大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强国对峙的形式出现，任何一方只要技不如人，必将遭到毁灭的下场。
此外，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开支之大，均远超出其经济能力负荷。到80年代，美国的债台已经高筑到3万亿美元之巨，其中绝大部分花在军事用途上，但是这个天文数字，幸好还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系统提供缓冲。苏联的压力同样也不轻，可是环顾内外，却没有人与之共同分担这个重荷。就比例而言，苏联军费之高，约占其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在80年代的战争支出虽也不低，可是却只占其数字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出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加上政策运用得当，原本依附于美国生存的各国经济增长壮大，甚至青出于蓝，比美国还要出色。到70年代结束，欧洲组织和日本两方的生产总和，已经超出美国60%。反过来看看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却始终无法自力更生，每年尚得耗费苏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款补助。从地理及人口分布来说，这些苏联希冀有朝一日可以通过革命压倒资本主义全球垄断的落后国家，总共占全世界总数的80%。可是就经济分量而言，却微不足道，居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至于科技的发展，西方更一日千里，以几何级数增长。双方差异之大，判若霄壤。总而言之，冷战从一开始，双方就是势不均、力不敌的。
可是，其原因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及超级强权对抗削弱了社会主义。造成它如此下场的原因有两层：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缺陷，经济结构失衡，超速扩展；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更有活力，更加先进，也更具优势。因为若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就像冷战中人，喜欢以“自由世界”对“极权世界”的词汇代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明壁垒，视两者为永远无法也不愿衔接的峡谷深渊之两壁，[10] 如果双方只是自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进行自杀性的核战争，其中一方就算再不济也可以支撑下去。因为只要能够一直躺在铁幕后面，就算中央计划式的经济效率再低、组织再松散，也可以勉强苟活，最坏也不过苟延残喘逐渐衰亡，也不至于猛然崩溃。[11]
可是，在60年代苏联式经济制度开始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互影响之际，便种下了社会主义被挫败的因子。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还不肯痛下决心，着手改革经济，反而贪图一时方便省事，追逐利用世界市场上出现的新资源（例如借油价上涨大发横财，或因借款得来容易便大量举债等等）；此举无异自掘坟墓（参见第十六章）。冷战中置苏联于死地者并非“对抗”，而是“缓和”。
就某种意义而言，华盛顿当局那批激进的冷战派的看法倒也不失正确。如今回望，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真正的冷战其实已经于1987年华盛顿高峰会议之际便告结束。但是一直要到众人亲见苏联霸势已去，或寿终正寝，全世界才肯承认冷战真的已经终结这一事实。40年来堆积的疑惧仇恨，40年来军事工业巨兽的耀武扬威，不是一夜之间就可消除扭转的印象。双方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情报机构也依然风声鹤唳，把对方的每一个动作，都当成企图勾引己方上当、松弛警觉的诡计。一直到1989年苏联开始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大家才不再能假装若无其事，更不能自欺欺人，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一般。
但是，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总的来说，国际舞台的面貌，因冷战产生了三方面彻底的改变。首先，冷战一举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种种冲突对立，往日的恩怨情仇，在非此即彼的美苏对立之下，全都黯然失色。有的完全消失了，因为帝国时代的大业已经不再，随之而去的自是殖民时期为争地盘的你争我夺。有的风卷云散了，因为除了两大真正“强国”之外，其余在过去称王称霸的“各大强国”，如今已经沦落为国际政治里的二三流角色。彼此之间的关系，非但不再具有自主性，而且更只限于地区性意义。1947年后，法德（联邦德国）两国之所以放下世仇深恨，不再刀兵相见，并不是因为法德从此不再翻脸，事实上法国时时想跟德国闹别扭，却由于两国同属美国阵营，一起在华盛顿帐下效命，何况有美国在西欧充当领导者角色，绝不会允许德国再有出轨的行动。但是即使如此，通常在传统上，大战之后各国必定心有疙瘩：胜方唯恐败方死灰复燃，恨不得它永世不得翻身；败方则希望可以重新振作，再世为人。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局势，则不是如此。这种胜负双方顾忌心理消失之速，实令人惊诧不已。对于联邦德国与日本迅速恢复战前强大地位并再度武装的事实——不过不是核武装——西方各国很少介意，只要在事实上，这两国都臣服在美国号令之下就行了。就连苏联及其臣属，虽然与德国有过极其痛苦的经验，但是它们对于德国再起造成的威胁，也只在表面上叫骂而已，而非出于真心的恐惧。令莫斯科不能安枕的眼中钉，不是德国军队，而是部署于德国国土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导弹。但是如今冷战时代过去，以前各大国间一直隐而不现的冲突，却极可能再起。
其次，冷战也“稳定”了国际局势，并因此使国际上许多未决事务或临时性的安排，呈现一时定格的稳定现象。德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46年中，德国始终陷于分裂状态，即使不属于法定状态，至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也属既成事实。它总共分为四大块：一是于1949年成立联邦共和国的西区；二是1954年变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中区；其余两地则是奥得河（Oder）和尼斯河（Neisse）以外的东区，此处的德国人尽遭驱逐，土地则被并入波兰和苏联两国。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靠西的两块德国国土重新统一；可是原东普鲁士被苏联并吞的地方却成孤立之势，向东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着现已独立的立陶宛遥遥相望。如此一来，只剩下波兰一国面对德国，指望它信守1945年的疆界约定，此事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冷战时期的稳定假象，并不代表着真和平；除了欧洲是个例外之外，冷战年代不表示战争已被忘怀。从1948—1989年，此起彼落，人世间难得有一年安静而没有重大冲突。不过，大小冲突多少都在控制之下，或被迅即扑灭，因为人人都害怕一发不可收拾，引发超级大国之间一场公开大战，即核战争。原属英国保护国的海湾石油富国科威特（1961年独立），多年来紧邻的伊拉克一再对其重申领土主张。可是这项多年宿怨，却一直要到海湾不复成为超级大国争权的焦点后，方才付诸行动，爆发成一场大战。回到1989年之前，作为伊拉克军火厂的苏联，一定会强烈反对巴格达（Baghdad）在此地区采取任何贸然行动吧。
各国内部的政治情况，自然不及国际情势那般暂时“稳定”，不过在大体上纵有变动，也不改其向超级大国之一靠拢的主要趋势。美国是绝不容许意大利、智利或危地马拉的政府内有任何共产党或亲共人士。同样，若有麾下国家不听指挥，苏联也绝不轻易放弃派兵教训的机会，看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遭遇便知。诚然，对于麾下友好国家的多元及多样性，苏联的容忍度远较美国为低，可是它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也同样逊于美国。甚至早在1970年之前，苏联对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三国就已经完全失控了。对于古巴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个人色彩极其强烈的作风，它也不能不退让三分。至于其他第三世界的大小国家，虽然由苏联供给武器，并与其一同憎恨美国，但舍此共同利益不谈，苏联也毫无任何真正的控制力量可言。各国之中，甚至没有几国愿意在国内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但是在两极对立及反帝国主义的逻辑下，再加上权力斗争、政治势力、贿赂收买等几项因素的相互运作，敌我双方阵营对峙的局面多少还保持着稳定的状态。除中国外，若非内部发生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重要国家曾经倒戈向敌方靠拢。而革命，依照美国在70年代的经验，往往非两个超级大国可左右。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虽然令诸友邦日感掣肘，并在政策上窒碍难行［1969年东进政策（Ostpolitik）事件，德国政府即深受其苦］，可是它们也始终不曾打过退堂鼓，脱离这个令人感到日益棘手的合作关系。因此一些力量薄弱、政局不安、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靠冷战之赐，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这些小国，置身于国际丛林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原本恐怕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红海与海湾间，便充斥着这一类的弱国小邦——原子弹蘑菇云的恐怖阴影，不但保障了西欧民主自由国家的生存，附带也使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之类的政权有了苟活的机会。小国存在的最佳时机，就是冷战年代，因为冷战过去，原本暂时获得解决或一时束之高阁的种种问题便立刻重新摆上台面，无可逃避了。
再次，多年不断的军备竞赛、冲突之下，世界因冷战贮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军火。40年来工业大国竞相加强军备，以防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40年来超级大国在全球拼命发放军火，争取同志、笼络友人；更何况40年来所谓“低强度”（Low Intensity）的战祸不断，偶尔更引发了几场规模较大的重要战争。军火充斥全球是当然后果。于是以军火工业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或国防工业在其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自然忙于军火外销的经营。因为此中不但有可观的经济利益，至少也可以让本国政府感到心安理得，证明其天文数字的军事预算并非全然浪费，毕竟也有其经济价值。全球各地突然兴起的一股军政府浪潮（参见第十二章），更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市场。加以自油价革命以来，地表底下的黑金，忽然为第三世界的苏丹酋长们带来以前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自此军火业不但有超级大国培植，更有因石油暴富国家的钞票喂食。于是不分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走下坡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纷纷投入军火出口。因为除此之外，它们实在没有任何足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重要产品。“死亡交易”的内容，不仅限于唯有政府才能负担的重型军火，随着游击战和恐怖行动猖獗时代的来临，便携式轻型武器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这些轻武器的重量轻，体积小，其杀伤力却不低。进入20世纪后期，活跃于都市丛林的黑社会地下活动，更为军火产品进一步提供了巨大的民间市场。在这种环境下，以色列制造的乌齐冲锋枪（Uzi）、苏联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以及捷克出品的西姆太可斯炸药（Semtex），竟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
于是在竞相购买、生产军火的马拉松竞赛中，冷战之火生生不息。超级大国扶持的当事者之间，继续着它们的零星小战。即使旧有的冲突已结束，即使战争的原始发动者想要罢手，战事却仍在当地继续下去。因此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同盟（UNITA）的叛军部队，始终留在战场上与该国政府作对。虽说始作俑者的南非与古巴，早已撤离了这个倒霉的国家，而美国和联合国组织，也已经否定游击部队的存在，转而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不过它们的武器供应，绝对不虞匮乏。以索马里为例，其军火武器供应，先有苏联（当年亲美的埃塞俄比亚皇帝还在位时），后有美国（埃塞俄比亚皇帝下台，换由亲莫斯科的革命政权当家）。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今日，索马里已成哀鸿遍野的饥馑之地，战祸连年，一片无政府部族相残的乱象。粮食生产一片荒芜，要什么缺什么，唯有枪炮弹药、地雷雷管、军用运输设备，源源供应不绝。虽有美国及联合国大量动员进行和平援助，但是粮食及和平的输送却比军火难多了。而在阿富汗一地，美国也曾将大批手持型毒刺（Stinger）防空导弹及发射器，给当地反共的部落游击队，以抵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制空权。美方估算果然正确，此举的确有效，最后苏联人撤出了阿富汗。可是美苏势力虽去，当地却战火依然，就像什么变化也不曾发生。唯一的改变是如今心腹大患苏联飞机既去，部族中人开始转售防空导弹发大财，因为国际市场对其需求日大。见此态势，美国大感不安，绝望之余，只有出以10万美元一枚的高价，意欲购回自家制造的武器，可是此计竟大大地失败了［见《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993年5月7日24版；《共和报》（Repubblica ），1994年6月4日版］。正如歌德（Goethe）笔下魔法师的学徒所叹：“请神容易送神难。”
冷战骤然结束，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只是对于第二项的变化，很多人尚未察觉。旧梁既去，剩下世界半塌半立，一片凌乱，因为能取而代之的新梁尚无踪影。美方的发言人一厢情愿，以为如今唯我独尊，气势必然更胜往昔，必将可以在旧有两极秩序的残墟废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这个想法，很快便被证明不切实际。世界再也不可能恢复冷战前的旧貌了，因为太多的人事已经改观，太多的面目已经消失。地表上所有地标，已然倾圮；旧日地图，尽已废去。巨变之下，向来习惯于某种一定世界观的政客和经济专家，如今发现自己毫无能力领会并掌握新问题、新事物的本质。1947年美国之所以能够一针见血，观察到必须大刀阔斧、迅速恢复西欧经济力量，是因为当时的危险之源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势力界定清楚，面目分明。比较起来，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世界的倒塌，其突然性及其对政治和经济的震撼效果，远超过当年西欧各国摇摇欲坠之势。而且早在80年代末期，这种趋势便已出现——可是各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完全不认为全球危机将至，更不知大家必须群策群力，研商紧急应对之计，原因正是其中的政治意义不明，不似当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对立般易于界定。因此各国的反应迟钝，只有联邦德国稍有例外，其实连德国人也完全看错并低估了问题的本质，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合并后的困难重重中即可看出。
冷战结束对世界的影响冲击非同小可。即使其他与冷战同时出现的种种因素不曾发生——如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遭遇大危机，以及苏联阵营最后瓦解前面临的重重险境——其惊险万状之处，依然不能减于万一。不过史家的任务，既只在描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就不必徒费笔墨，猜想不同情节的假设了。事实证明，冷战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国际冲突矛盾的结束。一个旧时代已经过去，不光是苏联及东欧，对全世界也是如此。这个过程中有几处代表一个时代结束的历史性关键时刻，连身在其中的当代人也可以清楚辨认：1990年前后，显然便是人世间一个如此的转折点。但是人们虽然都看出旧事已了，然而未来如何，是忧是喜，是好是坏，却充满着一片迷茫，无人能够料定。
迷茫之中，似乎只有一事确凿，再也无可逆转：那就是自冷战开始，世界经济遭遇的万般变化，连带着受其影响的人类社会，变化之深、之剧，史无前例。影响所及，彻底改变了世貌人情，再也不可能幡然回头了。种种变化在历史上的意义，在千年之后的历史书上应该占有更多更大的篇幅，其意义必定远比朝鲜战争、柏林事件、古巴危机、巡航导弹种种事件更重大深远。现在，便让我们看一看人类世界从冷战中脱胎换骨的面貌。
[1] 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Cominform）召开成立大会，其世界局势报告书中对中国形势几乎绝口不提——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可是却将印尼、越南列为“加入反帝阵营”的生力军，并把印度、埃及、叙利亚列为对反帝阵营“有好感”的国家（Spriano，1983，p.286）。迟至1949年4月间蒋介石弃守国都南京，各国驻华使节之中，也只有苏联大使一人随其撤往广州。6个月后，毛泽东便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Walker，1993，p.63）。
[2] 据说毛泽东曾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表示：“谁告诉你意大利定会幸存？（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人也将剩下3亿，但这足以使人类继续延续下去了。”毛泽东对核大战泰然处之，并且认为它还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好处。这种想法，真把他在1957年国外的同志吓得瞠目结舌（Walker，1993，p.126）。
[3] 当时美国已经在苏土边界的土耳其境内部署导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以牙还牙，决定如法炮制，打算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牵制美国（Burlatsky，1992）。美国以战争要挟，迫使赫鲁晓夫打消此意，同时美国也撤回自己在土耳其的导弹。其实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左右告诉他，苏联导弹是否进驻古巴，对双方的战略平衡毫无影响，倒是对总统本人的声望举足轻重（Ball，1992，p.18；Walker，1988）。当年美国由土耳其撤出的导弹，事实上已报废。
[4] 肯尼迪在竞选时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共产主义贪婪无度，一意孤行，独霸世界之心无日或止。……这不只是一场军备上的竞赛，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争霸战：也就是在属于天意的神圣自由，与逆天无神的残忍暴政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战。”
[5]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提出一项计划，建议于大战结束10周之内，在苏联境内20个主要城市投放原子弹。此时要是苏联获悉这项消息的活，恐怕更要担心害怕了。
[6] 在这批不名誉的迫害黑手之中，后来唯一有分量的政坛人物只有尼克松，他也是战后美国总统当中，最令人厌恶的一位（1968—1974年任美国总统）。
[7] “我们将重铸实力，再做天下第一，没有假如，没有但是，第一就是第一，没有任何条件。我不要世人去揣摩赫鲁晓夫先生的动向是什么，我要全世界都急于知道美国的动向是什么。”（Beschloss，1991，p.28.）
[8] 冷战刚开始，各个情报机构以及其他各种特务组织，就已经开始有系统地着手雇佣前法西斯分子。
[9] 美国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也放心不下。美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试想，得克萨斯州边界仅在卡车数天行程之外，因此尼加拉瓜造成的威胁性岂不更大？这种看法是美国无知浅陋的又一佐证，也是美国幼稚的课堂地图教育带来的标准政治地理观念。
[10] 例如美国人把“芬兰化”（Finlandzation）一词（意指向苏联寻求中立的地位），用作反面“滥用”的意思。